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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 动 上海知青唐德华原创 在职时我曾多次调动工作，其中，从黑龙江调回上海最为难忘。 1990年夏，已调回上海工作的好友赵国防来信，告诉我闵行恢复建区后需要干部，问我是否有意。我当时在位于佳木斯的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工作。说实话，从1968年下乡到黑龙江，20多年早已习惯这里的生活。故回复说，暂无此打算，过段时间再说。 1991年春，国家出台政策：知青子女年满16周岁，可将其户口迁回父母下乡前所在城市。当时女儿已15周岁，她幼时在上海生活过4年，对上海有印象。同学中也有不少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杭州等地的知青子女，孩子们之间也有议论。征求女儿意见时，她竟脱口而出：“我要回上海！”这时我才意识到该认真考虑这个问题了。父母和岳父母都年近古稀，需要儿女照顾。再则，中国人讲“叶落归根”，我们夫妻都是知青，在这里无亲无故，待我们百年之后，不是把女儿孤零零留在北大荒了吗？思虑再三，我提笔给国防写信，托他帮忙联系调动之事。 我和国防相识于省农场总局组织部。我比他早半年入职，又年长他3岁，他尊称我为“老大哥”。共事2年多，我们相处得很好。他回信说：“你夫妇都是上海人，回沪心情更迫切。我会尽力！”我清楚，上海是大城市，户口金贵，要从黑龙江调回上海工作不是简单的事。好友愿意相助，我心里热乎乎的。 我把随信寄来的干部调动表填好寄回。不久，国防来信问我，是否发表过文章或著作。我长期在机关做干部工作，写得最多的是干部考核材料，还有就是年度工作计划、工作总结等，没有像样的文章。正一筹莫展时，国防又来信提醒：“记得你曾负责编写过《总局组织史》？”我想起在组织部时，曾主编过《黑龙江农垦组织史（1947～1987）》，有20多万字。这不就是著作吗？我马上去邮局寄回这本书。 办理调动不是一朝一夕的事。8月，国防来信说，“调动之事进展正常，如顺利，年底前能收到调令”。我暗自欣喜，事情总算有点眉目。上海那边办得顺风顺水，但总局这边“八字没一撇”，能否放我们走还是未知数。9月初我还要到省委党校培训3个月，万一调令下来可耽误不了那么久。 说来奇怪，不想调动时倒也没觉得什么，一旦动了这个脑筋，恨不得马上就能办好。我分别找了书记和局长，他俩像商量过一样，口径几乎一致。既没说反对，也不说同意，就是书记让我找局长说，局长说这事得找书记谈，没人表态，没个结果。再说，农场总局摊子大、事情多，两个领导不是到省里开会，就是下农场调研，偶尔在办公室也总有人在谈事，想抓空档找领导绝非易事。 一来二去，事情一点进展也没有。我想，我的调动要上党委会议讨论，可先找其他领导谈，取得他们的理解。几位刚从管理局调来总局任职的领导因为还没来得及搬家，彼时住在将军楼的集体宿舍里，日常生活由行政处负责。作为行政处长，我三天两头到将军楼找老领导们闲聊。过去在组织部工作时，我与这几位老领导就熟悉，有的还是我填写考核材料的，所以与他们唠嗑比较轻松，没什么顾虑。功夫不负有心人，几个老领导都对我的情况表示同情，觉得我为垦区服务了24年，也该回上海与父母团聚、承欢膝下了。 1991年11月初，上海市人事局的调令来了，同意我和妻子两人调回上海工作。但总局这边还是没有说法，真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时间一天天过去，我心急如焚，度日如年。众所周知，调令是有期限的，过时不报到就作废了。此时党校培训班已近尾声，主要课程已学完，我决定请假回佳木斯。到家后，我吩咐妻子整理行李，该打包的打包，该送人的送人。自己再去找局长书记说明情况，请求他们高抬贵手。谁知他们还是你推我、我推你，谁也不松口。 我在煎熬中度过了一个星期，几乎有点绝望。谁知“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事情突然峰回路转。一天，总局党委开会，议程没有讨论我调动的事，居然通过了我的调动。原来是会议行将结束时，书记照例问了声：“大家看看还有什么事没有？”话音刚落，组织部镇部长提出：“小唐调动的事是否议一下？”书记马上沉了脸：“你们看怎么办吧？”“小唐在垦区工作了24年，两口子都是上海知青，现在双方父母岁数大了，需要照顾。上海方面也同意接收，我看就让他们走吧。”“是啊！79年知青大返城时他俩没走，现在有机会调回去也不容易，我同意他们走。”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最后，刘局长发话：“让他们两口子走吧！”书记看大多数同志都同意，就说了声：“就这么地吧！” 党委会一结束，镇部长打电话让我马上过去。我猜想，现在让我去组织部，十有八九与调动有关，赶紧三步并两步跑到三楼。看到我喘着粗气敲门，镇部长笑了：“小唐，你调动的事总局党委同意了，赶紧把关系都办了。”“好！谢谢部长！”我当即办好行政关系、党员关系、工资关系等，下午和爱人又去派出所办好户口迁移手续。 调动手续办妥，就忙着和大家告别。黑龙江人热情豪爽重感情，临回上海前的一个星期，几乎天天两顿酒。直到临行那天早上，大学同窗、组织部同事小李还非得请我们一家吃饺子，说是东北习惯“上车饺子下车面”，图个吉利。 我在总局机关工作了10年，从一名大学毕业生到国家干部，从科员到处长，每一点进步都离不开总局领导的培养。我和妻子挨家挨户与领导们告辞。党委书记王锡祿很是感慨：“当初，我和文举局长不同意你们走，是因为你们在垦区锻炼得不错。今后的路还很长，有了北大荒的历练，相信你们定会走得更远更好！”临别时，书记赠我一本纪念册，扉页题字“千锤百炼已成钢，万水千山再登攀”。局长刘文举语重心长与我握手告别：“行政处摊子大，这个家不好当。你去了管得不错，机关财务把得紧，我很放心。以后常回来看看，这里也是你们的家。”党委副书记邓灿赠我一幅裱好的条幅，上书“鹏举轻千里”。这时，我才恍然大悟，领导不同意我们离开垦区，是舍不得，是一种爱。 1991年11月20日，我们启程回沪。小小的佳木斯火车站挤满送行的人群，足足有一百多人。我想起24年前，上海北火车站也是人山人海欢送我们下乡。不同的是，当时是欢送一列车人，如今是来送别我一家人。眼前的一幕深深地感动着我，我的眼睛湿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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