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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拐点 从东安卸煤归来，经过麦收豆收，盖房打马草，脱坯等一系列体力劳动，休闲下来就转入了政治学习。每天天天读和每晚的读报讨论，雷打不动。 政治夜校开办了，指导员让我讲第一课“劳动创造了人”，我积极备课，在那个特定的条件下，哪有备课材料，只凭想当然，马克思有篇文章，题目相同，还有有一本小册子，我就照本宣科，加上比别人多看些书都装在脑袋里了。还好那晚全连集中在女排宿舍，我来讲，甭管讲的好坏，总算完成了这一课。因为在河北队时候经常和战友、干部子弟们讨论，争论，交流，所以有些知识还是能够多知道些的。 进入农闲修水利阶段。一天晚上，指导员找到我，说四营营部现在组建过程中，需要借调你去帮助教导员工作，你的意见如何？ 想不到的事情，当然高兴。在河北队时经常与营部打交道，那是开讲用会，调讲会，文体活动等。这次是借调，就是住在营部，在教导员身边工作，真是好极了。不单是脱离了基层的繁重劳动，而且有机会多读书，多学习，多接触上级领导的新精神，新知识。我非常爽快地答应了。 第二天，有拖拉机去营部，拉上我的行李，去找教导员报到。借住8连一间家属房作为临时营部，我和教导员，营长同住一条大炕上。之前，教导员睡在炕尾 ，营长睡炕头，靠火墙。统计小陈睡在厨房。书记娄淑琴和电话员金凤娟分别住在八连女宿舍。交换台设在营部厨房，我和小陈共用一张桌子，在旁边的一个小屋。 我们住房里有两张办公桌对摆着。一张是营长的，靠炕沿；另一张靠窗户，有一把旧椅子，供教导员使用。教导员让我在他这里办公写字。吃饭在八连食堂，营长教导员和大家一起，没有另开小灶。 我的任务就是帮助教导员做四营的政治工作，给教导员抄抄写写，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统计下属连队的“抓革命”情况，天天统计数字，开会、写心得体会，学习毛著文章，理论学习小组活动次数……参加团里、营里的会议。代表教导员下基层了解情况，反映连队的政治需求（不解决问题），和教导员一起下基层，上团部开会，做些事务性政治工作。 两位营首长都不是初中生，最高学历也可能高小，还是后来补习的。因此有关的文化知识，写文章，语文方面字词句等我还算能略知一二。 经过一段时间与上上下下的交流，接触逐渐了解全营情况，也知道了与团部联系渠道，联系人。我的对口单位上是团政治处有关部门。下面对连队各位指导员。直接最多的是宣传股，组织股，干部股，和司令部、后勤处几乎没有往来。团部经常召集各营部干事开会，因此也结识了其他营的人员，记忆中一营的姓李，哈市人，三营的小姚，上海人，二营不熟。因为四营是在三营有关连队基础上又加新建连队组成，所以和三营的人熟悉些。 从他们嘴里听到一些消息，说我们的政委很正派，是个书生似的军人，简朴，个性。不吃肉，素食为本。我曾经在团部开会，早上看见政委吃早点就是一个馒头，一碗玉米粥。中午就餐吃大头菜，土豆等蔬菜。曾经和他一起开会，会议桌上，摆着一盒“握手”牌的香烟，一个盛着白水的茶缸，还有一支钢笔和笔记本。据说，当初组建兵团时政委最先来24团的，就是一个背包和一只小木箱，不带家眷，也没有其他物品。这些都潜移默化地教育和影响着我们，在年轻人的心中威信很高。从兵团建制改回农场时，穿军装的现役领导们或脱下军装留在农场，或是返回部队转业回自己的家乡。他们大箱小箱满载而归，真与他们来时形成巨大的反差，衣锦还乡。而政委呢，他是最先来的，改回农场也是最后走的。据说政委走时依然如故，一个背包、一只小木箱。这事儿至今还被大家传颂 政治处的人们也很好（比较司令部的人而言。参谋长因为奸污女知青被锒铛入狱，影响了人们对他领导的下属的看法）朴实，正直，有求必应。比如我很喜欢买书，当时没有公开发行的书，在书店有，是供领导参考读物，只有团政治处或者宣传股同意，新华书店才出售。 1973年秋冬，我已经到四营部工作。因为开会或办事经常去团部。那时的团部就是我们最向往热闹的地方了。秋天的24团部，四周青山环抱，蓝天白云映衬下，闲来没事就在大街上散步，也没得去处，沙石路不太宽阔但很平整，而且是全团里最好的路，临街商店、饭馆、邮局、招待所、照相馆等。 团部那条老街是一条狭窄的沙石路，十字路口南边的一排平房是医院、邮局，路东面是一个小商店，只有一间房里面有很少的一点日用品，这还是全团最大的商店。那时我们用的很多东西靠家里寄，信和包裹往往要一个多月才能到，报纸更是很难看到。路的北面是俱乐部和团部办公的房屋，俱乐部当时是团里最高大的房子，有团里唯一的照像馆，当年我们曾在这拍了荣获全团篮球比赛亚军的照片寄回家，团部办公是简陋的平房。 一天逛商店发现有卖书的于是就要买，但是不卖，要团宣传股开证明。于是找到王股长也许是王丽霞或施向东，就办了，买了《红楼梦》。这本《红楼梦》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三年出版的。李希凡写的前言。我理解应该是洁本之洁本了，共四册，当时定价3.80元。1957年10月北京第1版，1959年11月北京第2版，1964年2月北京第3版，1973年11月湖北第11次印刷。没写印多少册，新华书店发行，市面上不公开。 第二次在1974年一月批林批孔时，展架上有《古老非洲的再发现》外国人考证写出的。找到刘环峰教导员，他跟商店的指导员一说，就卖给我了。现在还在我手中。据说书店还卖过内部参考书小说《你到底要什么》，是前苏联作者阿·切克托夫所著。高级干部中发行如《赫鲁晓夫回忆录》（赫鲁晓夫著）《第三帝国的兴亡》（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苏军总参谋长什捷缅科著）等。是上级配发到团部的，由宣传股掌握出售。 1974年1月18日，毛泽东批发中共中央1号文件，转发了由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全国开始了“批林批孔”运动。毛泽东认为林彪的右倾与林彪私下推崇孔孟之道有关，想借助“批林批孔”来统一全党的认识。江青等人接过这个口号，指使迟群、谢静宜在清华和北大成立“大批判组”，编辑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 全团开大会，批判林彪在东北战场时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罪行。我代表四营在俱乐部大会发言，全团实况转播。后来在全团有线广播里反复播放，教导员听了特别高兴，走在团部的砂石大道上喜气洋洋的，逢人便说发言者是我们营的小王。在批孔方面，仗着我那点孤陋寡闻，和在初中上学时及文革中自学的汉语言文学，古代汉语知识，辅导了我们四营的连队干部。我那时也有了点小名气。那是学问比较大的应该属宣传股的施向东，他是文革前的老三届高中，但是他给团营首长和我们这些干事们讲课。 后来整个农闲期间，我和教导员顶风冒雪去二十九连、十一连、八连、三十七连、三十八连、三十九连、四十连辅导各个连队，受到各连队好评。为了整党建党，下基层解决问题，开展工作。二十九连黄指导员和伍副连长有矛盾，教导员带我去解决。有时没有交通工具，教导员就迈开双脚，大步开拔。那阵儿他也是五十开外的人了，还有哮喘病，经常咳嗽不断。有这样的老革命在身边，我学习很多优秀品质。 1974年春天搬到八连新建的宿舍，我和教导员住在一起。 在营部做干事，相对学习时间多些，我在首长们休息睡觉时间通读了《毛选》四卷，读杨国荣“简明中国哲学史”“中国古代思想史”“欧洲简明哲学史”艾思奇的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前苏联著名哲学家政治家尤金和罗森塔尔合著的“简明哲学词典”等。写读书笔记，厚厚的一个日记本至今好保存着。还堂而皇之地看了“红楼梦”和一些其他书籍，曾经和战友们争论“真理的阶级性”和学习“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那段时间大涨知识，无论是政治理论方面还是文学知识，可谓收获颇丰。业余时间拿本从家带来的什么“世界通史”“中国通史”看看，当然也有时看看中学的语文、数学和物理课本，读报听广播，关注国家的政治走向、前途、命运。总之那段时间除了读书学习之外，没有干别的。我经常废寝忘食，刻苦学习，教导员看在眼里，记在心中，也正因为这样，教导员几次对我表扬。 我一直积极靠拢党组织，组织也重点培养我。入党是奋斗目标也为了工作便利。有一天，在教导员跟我说回三十八连填表。我顶风冒雪，等到了连队，是参加党员学习。后来听说，在我去三十八连的路上，教导员接到团组织股电话，说我政审有问题，电话又打到三十八连，结果改变了计划，填表变成了组织大家学习。在四营部做政治工作而不是党员，很麻烦。八连指导员经常给我出难题。教导员让我看杜亚桐档案，石指就不让看。还有几次，指导员以我是非党员说事。 入党无望，我对刘教导员说，让我回连队吧，别给您添麻烦，他不同意。鉴于我那时很愿意学习，后来他征求我意见，推荐我上大学，去天津体育学院。我不愿意学体育，才报考了天津第一机械工业学校。 那年秋天我离开了二十四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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