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范学新 于 2020-3-21 12:19 编辑
我看《方方日记》 近一段时间，原湖北作协主席方方的《武汉封城日记》广泛传播，闹得沸沸扬扬。她自己自鸣得意地说，武汉市民每天宅在家里看电视，然后就等着看《方方日记》，“每天看了我的武汉日记他们才安心”。这种结果，连她自己都没有想到。“我也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这样喜欢”。 曾采访过方方的老同学、中国新闻社副总编夏春平说，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封城”中的武汉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受世人关注，著名作家方方每天一篇的“武汉日记”也因此走红网络。其平实的语言、生动的叙事、真切的情感、敢言直言的风格感染着每一位读者，被网民争睹为快。 对于《方方日记》的评说褒贬不一，莫衷一是。我也好奇，从头到尾仔细看了个遍，一探究竟。 的确，《方方日记》的语言平实，叙事生动，情感真切，敢言直言是不错的，对于一位著名作家述说这些疫情琐事显然小菜一碟，手到擒来。但在这些日记中我们到底看到了什么“情感”，什么“敢言直言”，究竟要表达怎样的诉求,倒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依我看，其主要表现为“人祸论”、“常识论”、“拥护政府论”的三论。下边，不妨逐层剥开看看。
一、关于“人祸论” 打开日记，每个人都不难发现，日记从头到尾都充斥着苦难、郁闷、无奈、恐惧、悲伤、死亡，武汉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且以她作家犀利尖刻的笔触尽力渲染。“而更让我心碎的，是我的医生朋友传来一张图片。这让前些天的悲怆感，再度狠狠袭来。照片上，是殡葬馆扔得满地的无主手机，而他们的主人全已化为灰烬。不说了。”“我基本是在汉口长大，现在不太敢与汉口的朋友联系。一联系，就可能听到一本人生挣扎的血泪账。”“这一次疫情，医护人员的牺牲太惨烈。而江医生之死，我听说背后有着无法言说的故事，这是悲哀的故事。不只是生命逝去的悲哀，更有不准说出来的悲哀。我也不说。（3月1日）”方方还说，“检验一个国家的文明尺度，……，检验你的只有一条：就是你对弱势人群的态度。”“弱者们，却经常拿小说当了自己生命中的一盏灯，水中的一根救命稻草，垂死时的救命恩人。”多么文明的尺度，多么伟大的“小说”，多么高尚的情怀啊！她悲天悯人的日记，正是“弱势群体”的护花使者、代言人、救世主。在这场灾难中，好像只有她最关心弱势人群，最能表达他们的心声,最能代表他们的利益，真乃咄咄怪事。请问，那些舍生忘死日夜奋战在抗疫一线的白衣天使、解放军官兵、社区干部、志愿者代表谁、为了谁？在这些叙事的背后，一次次的“不说了”“我也不说”的“不准说”“无法言说”，欲言又止，犹抱琵琶半遮面，作者到底想说什么？想必“你懂的”，不言自明了！ 其实，作者并非“不说”，有的没说，有的则说的很彻底，其选择性非常明确。在这些洋洋洒洒的日记中，她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渲染苦难悲情，其中心目的在于定论这场疫情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她说，“我一直跟朋友们说，走到今天，可以清晰地看到人祸的比重。”“我记录下这些细碎，是要告诉那些有罪的人们：不是只有死者和病人承受了灾难，我们所有的普通人，都在为这场人祸付出代价。”看来，方方从“看到人祸的比重”到“这场人祸”的认定是经过认真考量的。她在引用一位朋友的“如果因染疫而死，那无异于‘他杀’，我是于心不甘的！”话后说“这该是多少武汉人的想法？！”在这种语境下，“这场人祸”瞬间又升级为“无异于‘他杀’”，太恐怖了！而且，做出这个重大定论，不需多加论证，只要几个“细碎”的事例就可轻松搞定，太科学了！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这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疫情到底是天灾还说是人祸，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是绝不允许混淆和颠倒的，而方方大概是说出“人祸”“他杀”的国内第一人。新冠病毒疫情是天灾，这是毋庸置疑的基本事实。现在，我们同“天灾”进行殊死搏斗，打响没有硝烟的人民战争，肯定会付出巨大代价和牺牲，犯下这样那样的错误，需要疫后深刻反思，总结经验教训，甚至追责法办。但这些是两种不同性质的问题，决不能成为“天灾”变“人祸”的理由。 按照方方的逻辑顺序，既然是人祸，就要遵循中国的俗语“秋后算账”。“对于武汉人民来说，所有主推手和帮凶者，一个也不会饶恕！两千多（甚至更多不在名册上的死者们）“他杀”的亡灵和他们的家人，日日夜夜拼命救人的所有医护人员，900万苦熬日子的武汉人民，500万难以回家的流浪者，都会要一个说法，要一个结果。（2月27日）”在这里，所有的死难者、医护人员、武汉人民、流浪者都无一例外地成了“人祸”的受害者，方方则自居成为了所有人合法诉求的代言人，自命不凡的救世主。这种拉大旗作虎皮、大言不惭、“被代言”“被代表”的民意逻辑多么的荒唐可笑，不堪一击啊！ 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这场人祸”的祸主是谁呢？在这细碎日记的字里行间，遭到方方怨恨、谴责的人是谁呢？这里，不妨摘录几段方方日记就可以一目了然了。她在2月16日写道：“湖北电影制片场常凯一家因冠性肺炎惨遭灭门之灾，今天，他同学写的纪念文章刷屏。常凯的临终留言，凄然而悲痛，读起来撕心裂肺。不知道那些只看央视新闻和人民日报的人，会不会又认为这又是在制造恐慌？而官方无脑，还容易偏信你们，我自是不会让朋友们无端受到伤害。”2月18日她又写道：“今天，特别想说一句放在心里很久的话：中国的那些极左分子，基本上是祸国殃民式的存在。他们太想回到文革，太仇视改革开放。一切与他们观点不同的人，都是他们的敌人。他们成派结帮，对不与他们合作的人进行各种攻击，一轮又一轮。用那种‘洒向人间都是恨’的粗暴语言，甚至还有更为卑劣手段，低级到不可思议。只是我特别不明白的是：任他们怎么在网上胡说八道，颠倒黑白，却从来没有人会删掉他们的帖子，也没有人阻止他们的行为。难道他们中有人跟网管官员是亲戚?” “我非常想提醒一下我的湖北同行，以后你们多半会被要求写颂文颂诗，但请你们在下笔时，思考几秒，你们要歌颂的对象应该是谁。如要谄媚，也请守个度。我虽然人老了，但我批评的气力从来不老。” 1月26日她写道：“ 湖北官员的表现其实是中国官员平均水平的表现。并不是他们比其他官员更差，而是他们的运气更差。官员们历来按文件做事，一但没有文件，他们就六神无主。这次事件如在同一时间落在别的省里，那些官员的表现，不会比湖北的更好。官场逆淘汰的恶果、空讲政治正确而不实事求是的恶果、不让人讲真话不准媒体报导真相的恶果，我们都会一一品尝到。武汉抢前争先，只不过先吃了一个大的而已。”以上被作者点名批评、批判、鞭挞的对象依次有“那些只看央视新闻和人民日报的人”、“中国的那些极左分子、网管官员”、“要歌颂谄媚的对象”、官场的“中国官员”。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虽然作者列举了几种不同的人，冠以不同的称谓，但在她的眼里同属于一类人群，这是毫无疑问的，正是这一类人群“成派结帮”、“颠倒黑白”、“歌颂献媚”、能力低下，“基本上是祸国殃民式的存在”，无疑是“这场人祸”“他杀”的罪魁祸首。 既然方方日记的诉求目的这般突出、明晰，但她还是要既立牌坊又做婊子，将自己包裹掩饰一番。他在2月14日写道：“网上有人说，你成天就会记录这些琐细，为什么不记录解放军进城，不记录全国人民的关心和支持，不记录火神山雷神山的伟大成就，不记录英勇无畏前来援助的人们等等。其实，这话要我怎么说呢?说记录也是各有分工，他们听不听?吃菜也分大菜和小菜，不是吗?全国那么多官方媒体，那么多网络自媒体，他们每天都在记录人们要求的这些。宏观视角、疫情走向，英雄气概、青春热血等等，这样的文章业已多如牛毛。而我是一个个体写作者，我只有小的视角。我能关注到能体会到的，只有身边一些碎事，以及一个个具体的人。所以，我只能作一点琐事记录，写一点即时感想，为自己留下一份存活过程的纪念。”好一个“分工”、“小菜”、“小的视角”、“具体的人”“为自己”……，轻描淡写，合情合理，似乎只是无关“大菜”、宏观的拾遗补缺、闲来之笔。但她也曾明确地表示：无数个个体片段的琐事记录拼接在一起，就可以复原历史的全貌。所以，作者写作日记的目的绝非那样简单。“一场疫情，暴露出无数众生相，暴露出中国各地官员的基本水准，更暴露出我们的社会疾病。这是比冠状病毒更为恶劣更为持久的疾病。而且看不到治愈期。因为没有医生，也无人愿治。”看看，这些话指向什么、内涵什么，难道真的是“一点琐事记录”“一点反思而已”吗？ 其文中确实不乏一笔带过的“正能量”呈现，但那只是她的遮丑布、烟幕弹，她另辟蹊径的真正目的是要“以小见大”、“以小搏大”，事实证明了这一点。难道将这场疫情定性为“人祸”“无异于他杀”“比冠状病毒更为恶劣更为持久、没有医生，也无人愿治的社会疾病”还不够宏观、宏大吗？！
二、关于“常识论” 作者在日记中反复强调常识的重要，并强调“常识是深刻中的深刻”。她说：“我是一个喜欢讲常识的人。这一阵对常识二字，提得也多。” 她用自编“恶狗、群狗”狂吠袭人的生动桥段解释常识，这似乎无可厚非，至于“大狗、群狗”何指不敢妄加猜测，看来方方无疑是最懂得并模范践行“常识”的人了。真是这样吗？ 作者认为，写日记完全是自己的权利，是自己的生活记录和随感，“这还不行吗？”，别人无权干涉，横加指责。常识告诉我们，日记是个人的隐私，想什么、写什么、怎样写，完全是个人的自由，受法律保护。你不公开，谁也无权让你公开。现在的问题是，你以日记的形式发表在网络微博、自媒体公众号等公众空间，并接受中新社的采访和公开推介，你的“日记”已经不是“常识”意义上的“日记”，而是具有著作权、一定社会责任的文学作品，公众对作品的文艺评论和批评再“常识”不过了，如同你对疫情的报道、评论、对别人的反驳一样享有平等的自由。这也是常识，作者作为著名作家、前任省作协主席不会不懂。作者将两种不同性质的事物混为一谈，拒绝、反驳甚至污名化公众的批评和质疑，这显然有悖于“常识”，在常识面前玩弄双重标准，或者故意混淆概念，装疯卖傻，抵制批评，犯了“深刻中的深刻”错误。 还有一件作者要请律师诉讼的“悬案”值得一说。“……我的医生朋友传来一张图片。……照片上，是殡葬馆扔得满地的无主手机，而他们的主人全已化为灰烬。”“……新微博名为“飞象网项立刚”的人，居然在我的记录文字旁，配一张二手市场的手机照片，然后发微博认定这照片是我自己配发，判定我在造谣。我的记录一直是纯文字记录，从没有配过任何一张图片。……这样狂妄自大地构陷人的事情还真少见。”这里，“殡葬馆扔得满地的无主手机，而他们的主人全已化为灰烬”,这种照片确实令人“心碎”。照片的真伪尚无法认定，作者就信以为真，以文字记录发了出来，这是一种什么心态，会产生什么社会效果，是负责任的态度吗？这些“常识”性的问题作者考虑过吗？亦或如获至宝，迫不及待地纳入日记？再说，别人在你的“记录文字旁，配一张二手市场的手机照片”，构陷你造谣，你只要将“医生朋友传来一张图片”发上来加以比对不就真相大白，清者自清了吗？“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事实胜于雄辩”，这些“常识”你不会不懂，将图片拿出来晒晒，见见阳光，走两步。问题是：你的图片呢？更何况事实证明，你的“文字记录”内容和照片均属谣言啊！ 这场没有硝烟的抗疫战争来得如此突然，如此凶险，成为当前全党全国的头等大事，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在国难面前，全国人民识大体，顾大局，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团结一致，同舟共济，共克时艰。武汉是这场战争的重心，武汉赢则湖北赢，湖北赢则中国赢，这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武汉人民是英雄的人民，团结一致，与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表现了坚强的意志和必胜的信心。在这特殊的艰难时刻，“两军相遇勇者胜”，“气可鼓不可泄也”，还不到“反思”、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就是要“算账”也要等到“秋后”。正在与死神搏斗、在抗疫一线鏖战的人们是真正的战士，有的赴汤蹈火，有的跌倒了再爬起来，有的带病出征，有的知耻后勇，有的戴罪立功，他们无一例外都是战士！在冲锋号角中，他们最需要的是鼓劲支持、呵护帮助、理解包容。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这也是常识。但是很可惜，一个口口声声自祤为“喜欢讲常识的人”此时究竟做了些什么，她的常识跑到哪里去了？她急不可耐地要“反思”、“算账”、展示灾难、散布阴暗戾气，就像战场上空翻飞乱舞的蚊蝇，吸吮着战士的鲜血，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在错误的时间做错误的事情，这不仅违背常识，而且居心叵测。有良知的人们不禁要问，方方们到底想要干什么？
三、关于“拥护政府论” 《方方日记》中曾多次表白自己拥护政府的决心和赤诚。“我写‘武汉日记’的基调始终秉持与政府绝对保持一致，绝对配合政府的每一项举动，并且努力帮助政府说服不理解的人们，帮助政府安抚焦虑的人们。只是我们在方式上各有同……”。“两绝对”“ 一努力”，多么虔诚自觉的好公民啊！但是常识告诉我们，看一个人不仅看他怎样说，重要的是看他怎么做，看他是否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打开《方方日记》，固然能看到上面这样信誓旦旦的表态，但看到更多的是对政府的不满、指责、怨恨、贬斥，甚至公开站在政府的对立面叫板、冷嘲热讽、挑拨离间。从头到尾，喋喋不休，不胜枚举。我完全赞成公民对政府善意的监督、批评、举报包括依法对严重错误、违法乱纪的斗争，但是不赞成肆意散布制造对政府的不信任，甚至恶意攻击、抹黑政府，制造对立和混乱，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更反对在危难时刻的隔岸观火、公开拆台、落井下石。2月26日她写道：“我们都还被关在家里，足不能出户。而另有一些人却已在大唱颂歌，连胜利的书都看到了封面（如果不是恶搞的话）。武汉人有什么话可说？焦躁也好，烦乱也好，我们都得忍下来，是不是？胜利也是你们的胜利。今天看到一个段子：在听到有人说‘我们不惜一切代价’这句话时，不要以为你是那个‘我们’，你只是那个‘代价’。”她还说：“未亡的人们，要去骂谁？看到一个作家在与记者访谈中还提到‘完胜’二字。简直不知说什么好。武汉都这样了！全国都这样了！千千万万的有如惊弓之鸟，更有人命悬一线躺在医院，无数家庭业已支离破碎。胜在何处？完在哪里？都是同行，真不好意思破口。你说有人说话不过脑吗？不是。为讨上面欢心，他们是很过脑的。”“朋友们，千万不要跟我谈胜利。记住，没有胜利，而是结束。”“其实，哭的人，又何止是他们的家人朋友？整个武汉人都需要一场大哭。”“我虽然人老了，但我批评的气力从来不老。”看看吧，她就是这样不遗余力“努力帮助政府说服不理解的人们，帮助政府安抚焦虑的人们”的，她就是这样“始终秉持与政府绝对保持一致，绝对配合政府的每一项举动”的，更不要说她自己对这场疫情的“人祸、无异于他杀”的结论，又是哪家政府的结论，是跟谁“绝对保持一致”？口是心非，打肿脸充胖子，是典型的十足的“两面人”，真好意思说出口！ 还记得她用自编“大狗、群狗和疯狗狂吠袭人”的生动桥段解释常识吗？他说：“常识到底是什么？举个例子，比如一只狗跑来咬你，你拿起打狗棒，打狗。狗逃回去，叫了一群狗过来咬你，其中还有大狗和疯狗。这时候，常识会告诉你：闪人！把地盘留给狗。让它们自己狂吠，过不多久，它们就会因为吠声高低不同骨头分配不同，而相互自咬。而你呢，在家喝茶看书下馆子。像隔离病毒一样，与会咬人的群狗隔离，这就是常识。”原以为这还真是一个挺生动寻常的故事，纵观日记的前因后果、内在联系、中心主题，可以想见这是作者煞费苦心、精心设计独撰的一个恶毒隐喻，假借解释“常识”之名，影射现实，贩卖“毒品”，暗藏杀机。其中的每一种狗、每一个场景设计都有特定指向，作者就是那个“闪人！把地盘留给狗”，然后“在家喝茶看书下馆子，像隔离病毒一样，与会咬人的群狗隔离”，坐山观“狗斗”的那个“你”。俗话说，杀猪何用宰牛刀？日月交替、四季轮回都是“常识”，通俗易懂，老少皆宜，作者何必费心独撰这样隐晦复杂的故事、故弄玄虚来解释“常识”呢？这显然有悖“常识”，除了别有用心还能作何解释呢？如果你看不懂，岂不枉费了作者的一片心机？ 在作者看来，疫情的磨难、时局的混乱正是“乱中取胜”的最佳时机，所以将“放在心里很久的话”孤注一掷，一吐为快。作者在日记里充分发挥了作为职业作家舞文弄墨、玩弄语言文字游戏的专长优势，采用听说、转述、想象、假设、归纳、比喻等各种手法，道听途说，“集思广益、海纳百川”，语不惊人誓不休，唯恐天下不乱，恶语相向，其心可诛，已经达到了目空一切、毫无顾忌、登峰造极的地步。特别是在全国抗疫的特殊危难关头更具杀伤力、破坏力，其负面效应绝不亚于“新冠病毒”。有人说她的语言风格具有鲁迅先生的风骨，只可惜她用错了地方，搞错了对象，高估了自己，错误估计了形势，站到了全国人民及武汉人民、政府的对立面，是对鲁迅先生不折不扣地背叛。 《方方日记》在全民抗疫最吃紧的关头恶毒地泡制“人祸论”，企图转移抗疫的正确方向，涣散民心，瓦解斗志，制造对立，栽赃诬陷，用心十分险恶；她用所谓“常识论”作为武器，打着批评、反思、为民请命的正义旗号，含沙射影，挑拨离间，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妖言惑众，恶毒攻击，彻底暴露了她的两面派嘴脸，造成了十分恶劣的政治影响和破坏作用；他的所谓“拥护政府论”，无非是块掩护自己向党和政府进攻的遮丑布，但也无情地撕下了她伪善、无耻的真面目。《方方日记》具有很强的欺骗性、杀伤力，是比新冠病毒更隐蔽、更凶险的社会病毒，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 方方在全民抗疫期间的恶劣表演和丑恶嘴脸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各方面的严厉谴责和正义批判，她似乎觉得很不理解、很委屈、很郁闷。“我与他们素不相识，对我为什么如此仇恨？”其实，这怨不得别人，正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是你自己跳出来站在国家和人民的对立面，挑战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你自己拉大旗作虎皮，侵犯别人的人权和尊严，妄图做你的“炮灰”、“殉葬品”；是你自己“洒向人间都是恨”，惹起众怒；是你自己在抗疫人民战争即将胜利之际不屑于与胜利者为伍，公开划清界限；是你自己亲手“洒下跳蚤”，岂能指望收获“龙种”？希望那些善良的人们千万要擦亮眼睛，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清醒头脑，不要上方方们这些跳梁小丑的当。 现在，中国的抗疫战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全国人民特别是湖北人民、武汉人民无不欢欣鼓舞，满怀信心地迎接更大的胜利。这是中国的胜利，是湖北、武汉人民的胜利。当然，这不属于方方们的胜利，他们没有做出任何有益的贡献，也无权分享胜利的成果，对于他们来说，“只有结束”、失败和沮丧，他们的丑恶表演也该收场结束了！只可惜，一场疫情，方方们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晚节不保了！ 最后，用毛主席诗词《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的话作为结语： “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写于2020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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