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范学新 于 2020-2-29 10:36 编辑
多磨的调转 1981年11月总局组织处曾借我去北京农垦部参加全国农垦厅局长会筹备一个多月，与崔耀臣科长一起修改典型材料。1982年6月，调讲全省党建经验交流会典型材料期间，孙勇才科长曾对我说：“小范啊，愿不愿意到总局来啊？”我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愿意，调到北京才好呢！” 果然，转年3月北安局组织处就收到了总局组织处的商调函，调我去总局工作。时任北安组织处长王希辰说什么也不同意，多次找我谈话说，北安局需要你，你熟悉党建业务，再调人也没有合适的，就安心在这干吧。再说，总局只是商调，我们可以给也可以不给。我说，个人服从组织，我听从组织安排。这样，调转就拖了下来。其实，我这个人在领导眼里有“反骨”，不大好摆弄，这个时候卡你一下也合情合理，“哑巴吃黄连”，有话说不出。 总局组织处听说北安不放人，就准备直接下调令要人，这样北安局按照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必须放人。可时任总局组织处长的滕善杰却不同意下调令：我是从北安局出来的，只要我在这儿当领导，就不能从北安调一个人！态度非常坚决。老藤头是个老革命，是“66.3”转业官兵中最大的官——正师职干部，出了名的“老倔头”，虽然没有架子，但却说一不二。 一边不放人，一边不收人。事情至此，似乎打上了“死结”。 孙科长没有放弃，而是想办法做藤处长的工作，他用古人举贤任能“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的道理说服他，从北安局调人符合组织原则，并不是徇私枉法，走后门。并说组织处、组织科急需一个“笔杆子”，这对整个组织工作都非常重要。功夫不负有心人，一番工作下来，“老藤头”终于松了口，“好吧，这事我不管了，你们看着办吧！” 好事多磨。就这样，总局组织处于4月底发出了正式调令，北安局的王处长没有理由再不执行，虽不情愿但只好放行。 五一后，我交接了工作，到佳木斯省农场总局组织处组织科报到，开始了新的工作历程。 （写于2020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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