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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香兰农场得名于香兰镇，香兰镇历史悠久，镇内有元代桃温万户府、陶家湾、女真墓等历史遗迹。 也许就在元代万户府内就大量种植兰花，兰花香气飘逸，故名香兰。 兰花的花色淡雅，兰花的香气，清而不浊，一盆在室，清香四溢。 “手培兰蕊两三栽，日暖风和次第开；坐久不知香在室，推窗时有蝶飞来。” 古人这首诗将兰花的幽香表现得淋漓尽致。 1969年4月我大概勉强算是初中二年级毕业，实际上文革开始后，就没有念过书。 同学们都分散到各个工厂劳动，有教学仪器厂，杭州手表厂，电影机械厂等。 实际上68年底上山下乡的高潮后，学校里隔三差五就派人来动员上山下乡。 那一阵子，我家门口的环城西路，几乎每隔几天就有敲锣打鼓红旗招展的卡车开过，上面满载着准备去往各地上山下乡的学生。 车载扩音器连续播放“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口号，尖厉的歌声震耳欲聋。 我家的成份天然不好，我的一个哥哥65年高中毕业。 因为这个倒霉的出身成份，当时还不让考大学，在城市里根本不可能找工作，最终只能到宁夏插队落户。 64年，我小学毕业也是因为出身成份，不能上好一点的公立初中。 最后，上了一个民办的杭州之江工读学校。 一般冠名“工读”的学校，都是让那些不良少年就读的，因为不到刑事犯罪判刑的年龄，所以强制在工读学校进行教育改造。 而我们却因为出身的原因，没得选择来读这个学校。
02 所以，至今我们有些同学几乎羞于提起自己当年所读的学校。 一旦不得已提起学校的名称，就不得不加上一番冗长的解释，来说明自己并非曾是不良少年。 当然同学们出身成份不好这是无疑的，我们当年就读的这个学校就是专门为我们这些成份不好的学生成立的。 而且，学校里的教师也是本人成份不好，不少也是在中华民国的党政军里任过职的。 最近，我们当年的同学聚会，言谈之间，发现几乎所有同学的父辈都曾在中华民国的党政军里任过职。 据说一位同学的父亲，还当过陈诚的私人秘书。 我们兄妹三人，大哥已经去了宁夏。69年春节过后，弟弟也到浙江的农村插队落户。 此时，我母亲还在自己的学校里接受文革的审查。家里就剩下身体不好的老父亲和我。 在一片红的政策下，学校和街道不停来人催促。没有别的选择，也只能上山下乡。 那段时间黑龙江香兰农场正好来招农工。 考虑到黑龙江的农场虽然路途遥远，条件艰苦，气候苦寒，但好歹算是国营农场职工。 那么，当一个农场职工，除了自己养活自己，可能还多少能给经济不宽裕的家带来点帮助。 要知道哥哥和弟弟插队落户是养不活自己的，每年还需要家里补贴。 作为城市贫民的一户家庭，有两个子女去插队落户已经太多了，三个更是不可想像。 就这样，我与父亲商量后定下来去香兰农场。报名后我跑到学校同母亲讲了我要去黑龙江了。 出发的前几天，学校允许母亲回家一趟，就在家中告别，没有去车站送行。
03 69年4月14日，本校26位同学从位于仙林桥的学校乘坐一辆公交大客车，前往杭州白塔岭火车调车场。 大约到黑龙江去的杭州知青，包括萧山，富阳一些周边县市的知青，都是从这地方搭乘火车前往。 现在，这个地方建立了一个知青纪念馆，来纪念那个非常年代的非常事件，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抽空去看看。 我们乘坐的大客车到达白塔岭时，这里已经一片人山人海。 那是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高音喇叭不停地播放革命歌曲。 但是，火车上的人与送别的人群却是泪眼相对。 当火车缓缓起动，汽笛一声长长的鸣亮时，车上车下人们哭成一片。 我没哭，一滴眼泪也没有。大概是那天我家没人来送或是之前文革多次对家庭冲击造成感情麻木。 四天五夜后，我们到达香兰火车站。 杭州的四月天已经是春暖花开，草长莺飞，苏堤上桃红柳绿，艳阳高照。 可香兰镇还是一片冰天雪地，1969年4月17日这天早晨八点左右，本列专车到达香兰火车站，共计959名杭州知青。 我被分到二分场，当时也叫二大队，分到二分场的杭州知青有142名。 其中男生97名，女生55名。 从最近的统计表上看，杭州知青当时年纪最大的有一位1944年出生的老高三毕业生。 最小的是1953年8月出生的新二届69届初中生，这个人就一小毛孩，而且是我家附近的邻居，是还没毕业就主动要求到边疆去的。 后来，他的母亲曾多次与我妈打招呼，要我在可能的情况下多多关照他。
04 九百多人下车后，香兰火车站上闹哄哄一片。今日天气晴好，气温在两度左右，仿佛杭城最冷的冬日。 因为在火车上长久不动，再加天气寒冷，许多人手脚僵硬，下车后几乎都站不住了。 香兰各分场的红旗飘扬，大喇叭呼叫分到各分场的人员分别集中分场红旗周围。 车站广场已经停了不少卡车，另外还有不少马车，这是准备装运知青们以及行李到各个分场。 农场考虑的很周到，因为当时条件有限，所以远的分场用卡车，近一点的就享受马车了。 我分配到二分场距离场部比较近，大约只有十几里地，所以就只能有马车来接了。 这可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乘坐马车，还是有些新鲜感。 当我们把行李装好，马车夫关照我们坐稳。一声“驾，走喽！”紧跟大鞭儿一甩啪啪地响。 一溜马车颠簸地行走在三江平原的土路上，我坐在马车上随车摇晃，心情忐忑不安，前途未卜一片迷茫。 到后来我才知道，我乘坐的这辆马车由东北农学院的英语老师孙成春驾驭。当时他如臂使指地驾驭马车，谁能想到这是一位高校的英语老师。 东北农学院在一年前已经搬迁到香兰农场，应该说这些农学院的老师给我们打了一个不错的基础。 否则，我们初来乍到人地生疏的日子会更艰辛。 东北农学院与香兰农场有很深的渊源，当然这些都是以后陆续听农场老职工与东北农学院的老师们讲述的。 在以后的日子，我与农场老职工及东北农学院一些老师们在共同的生活与工作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至今已有五十年了还常有信息往来。 最早香兰农场徽章 05 据各种资料的回忆，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东北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政治部解放二团于1949年3月在汤原县香兰建场。 几乎是同一时期，汤原县境内先后建立起5个国营农场： 莲江口农场、香兰农场、梧桐河农场、伏尔基河农场(即新华农场)、鹤立河农场，另外还建有汤原军垦农场。 当初建立农场时雄心勃勃，大概是要向苏联学习，本意是建立大型化机械农场。 大概与汤原县内的鹤立河农场差不多，1952年在建团的解放二团撤走后，农场归属黑龙江省公安厅管理。 也就是说，香兰农场从此时改变为关押、改造罪犯，性质是劳改农场。 以后的若干年陆续有各种犯人在此关押改造，大约到1966年因为中苏关系紧张。 因备战要求，在押劳改犯人被全部迁出。1967农场被军管。 与其他农场不一样的一点就是，到了1968年的中期，东北农学院全体人员搬过来了。 于是，香兰农场成为全省乃至全国平均学历最高的农场。
据东北农学院教师说，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高层就有“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么？要统统搬到农村去！”这一说法。 在东北农学院里经常刮风，学院要搬到农村去了。省级领导多次指示：东北农学院要到农村去办学。 但当时的东北农学院领导认为这是个很明显对办学不利决定。但又不能硬抗，于是也搞过一个下迁选址调查组。 对海伦县、笔架山农场、勃利种马场等地进行一番调查，也向省里递送了选址调查报告。后来不了了之，农学院迁址事情也就拖下来了。
到了文化大革命爆发后。 1968年中期，由造反派成立的学校革命委员会及哈尔滨电机厂派驻学校的工宣队、军宣队按省革委会指示，决定让全校所有人员立即下迁香兰劳改农场。
06 这么一来，东北农学院全部搬迁到香兰农场。 香兰农场有七个自然村，就是后来的七个分场，总共约5400公顷可种植土地。 农学院的农机系到一分场，据说一分场最大有1200公顷。 基础部到二分场和良种场，牧医系在三分场，农学系到四分场，规划系在五分场； 六分场成为学院的“五七干校”，容纳了马列教研室、机关干部、各系的政治辅导员、教师等等。 另外还有木材加工厂，粮油加工厂和砖瓦厂。 我们杭州知青到达二分场时，农学院的老师们已经将基础打好了。 我们学校的几个女同学当时分在一间小房子住，一个同学由于旅途劳累，水土不服，发了高烧。 经医生确诊为肺炎，高烧一直不退。当时有提出退回原籍一说，急得这位同学哭喊说不要回去。 现在想起来可笑，若退回了杭州又不知是怎么样的人生旅程。 南北语言不通，杭普笑话在初期真是到现在还是笑料。 开水房是一个佳木斯青年在管理，我们叫他小于子。我们去打开水，一个同学问了一声水滚没滚？ 他就目瞪口呆，没有理我们。哈哈，他就是没听懂，不明白啦。其实杭州话说水开了，就是说水滚了。试着打开水锅一看，这非常形象生动。 老兄等弄明白了，说了一句开水怎么能滚呢？你们要问水开了吗？ 生活用水是马车拉一车水送到宿舍门口的一个大缸里。 有一天这个小于子马车没赶好，在倒车时把缸撞破了，我们一个同学拚命在后面叫缸怕了！缸怕了！ 小于子缓过神来说：缸会怕啥？破了就破了 。还有一次就是我们一起来的年纪最小的这个小毛孩子，因为不愿意起床上班。 和连长争起来说了一句神扬舞蹈（杭州话，怎么翻译成普通话呢）大约与飞扬跋扈很接近，但通常对小辈人说这话。 这个连长气了好几天，逢人就问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在骂人？我们怎么说不是骂人他都不信，哈哈哈哈！ 可惜听说这个小于子现在佳木斯，中风了，恢复中，但是语言有困难，不然的话一定和他通个电话聊聊天。
文中部份史料从网上获取。（香兰农场杭州知青 余晓梅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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