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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小成子 于 2014-11-10 06:25 编辑
杨以明、国昌两位朋友：你们好！
近来忙于写点东西很少上网，你们的帖子我近日才看到。首先感谢你们对我的关注。坦诚地说，你们看问题很深刻，许多地方不无道理。
社会是很复杂的，各个时期的背景不一样，一个人的思想言行、对事物的认知，无不受当时环境影响。有些事情今天看觉得很幼稚，但在当时却不是这样看。而且，每个人的经历、所在的位置不同，对同一个问题的看法和所采取的行动也不会相同。你们没处在我的位置，没有我的那样的切身感受，所以对我过去和今天的所作所为不能完全理解。
关于我的经历，《苦成子》一书中已经讲了，近日哈尔滨出版社还要再版（已更名为《永不沉沦》），你们如有兴趣不妨看看。
在那个动荡乱年代，一夜之间我的父亲被打成“黑帮”，当时我只有14岁，正在读初中，不得不辍学跟随父亲一起被发配到北大荒插队务农。从一个自幼生长在首都，有着无比幸福和优越感的少年，一下子变成处处遭人白眼，任人歧视唾骂、欺辱的“狗崽子”，身心所受的伤害有多大，没有切身体验是难以想象的。我插队的地方有个外号叫“埋汰刘”的小伙子，仅仅因为家庭成分是“地主”屡遭批斗，最后受不了皮肉之苦和屈辱服毒自杀了。与这个人相比，我是幸运的。那时我整天生活在压抑、痛苦和提心吊胆之中，害怕哪句话说错，哪件事做错惹来灾祸。
诚然，在学生时代我是崇拜英雄的，记得当年看过《英雄儿女》《上甘岭》等电影之后曾激动得整夜睡不着觉，幻想自己将来也能成为英雄。但成为“狗崽子”之后，便不再有这样的梦，但愿能得到一个做普通人的“人”的待遇。
18岁我有幸参加了民兵，被派去修筑战备工程——在非常隐蔽的深山老林里盖房子，一旦中苏战争全面爆发，敌人入侵，县直机关、一些重要部门和群众将转移到这里。当时形势非常紧张，我插队的地方与苏联接壤，中华民国和二战期间，苏联军队都是从这里进入东北的，可见此地战略之重要。
施工期间，由于条件恶劣，许多人开小差悄悄溜走了。当时有人劝我一起走，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我留了下来——参加施工的人中，我是年龄最小的，而且一直坚持到最后。这不是我想表现自己，是因为我生在北京，自幼受到的教育就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还有一个原因，我是“狗崽子”，与贫下中农子弟不同，他们 “开小差”当“逃兵”没什么，而我这样的人就不同了，队里有个叫李XX富农子弟，是个木匠，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队里派他到百里外的深山去烧木炭，半年后才能回来，他想等老婆生完孩子再走，结果队里以“竟敢对抗革命委员会”为由要开大会批判他，吓得他连夜打起行李，进了深山。尽管如此，他的父亲还是挨了批斗……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每做一件事都得为关在“牛棚”里的父亲考虑。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当时我不知道这种病的可怕后果，而且天真地想，回去以后国家能不给我治疗吗？
我没想到的是，病倒后没人管我，缺衣少食，无医无药，我在山村的小茅屋里整整躺了七年，双腿和后背烂得露出了骨头……我绝望过，曾三次自杀！
文革后期，毛主席他老人家还活着的时候，我父亲的问题得到平反落实，因他已到退休年龄，单位让他在当地享受退休待遇。文革前我和我的哥哥都是中学生，一起辍学随父亲来到北大荒务农，后来又都得到北京有关部门按照中央文件给我倆发来的知青手续。不料，当地只落实了我哥哥的知青待遇，安排他进厂当了工人，却将我拒之门外，袖手不管。为了得到知青待遇（有了这个待遇我就是好人，可以治病），我仰面躺在土炕上，花了三年时间，先后给党中央和国家领导人写了300多封上访信—— 一双好端端的眼睛成了600度近视，最后在敬爱的邓颖超委员长的帮助和国务院领导的亲自督办下，当地才不得不落实我的知青待遇，将我送到哈尔滨、北京治疗。无奈为时已晚，医生们已经无能为力了。
在土炕上苦苦煎熬了10年，从一个活蹦乱跳、有理想有抱负的小伙子，变成一具石人见了也下泪的“木乃伊”，我哭过、喊过、也绝望过……最后我渐渐平静下来，恢复理智，决心直面人生，为自己，也为为我操劳了一辈子已是风烛残年的老父亲活下去。
磨难虽多心无瑕。我毕竟从小受党的教育，是个不愿无所作为的人，衣食问题解决后，我想做点力所能及的事。于是，我长年义务为村里的孩子补习功课，当党报的通讯员，画漫画……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它笑他就对你笑，你对它哭他也对你哭”。我这样做，即帮助了别人，也有益于社会，反过来自己也从中受益。家里有了困难，孩子们的家长都来帮忙，家里的针线活，洗洗涮涮、缝缝补补也都是学生家长抢着帮着做，甚至连我家的口粮田、责任田，都无偿地替我耕种收割，家里的房子坏了，他们都来替我维修。
我为社会做好事，帮助了别人，也救了我自己。
我们村里先后有两位孤身独居老人，不能动了，默默地死在了自家的土炕上，几天才被人们发现……
至于后来得到了那么多那么高的荣誉，我事先没有料到，也从未想过。
生活给我的感悟是，无论社会怎么发展变化，任何时候都应多做好事，人心向善，好人终会得到好报。正如古语所说“行善自有天加佑，作恶自有天不容”。当初如果我无所事事，浑浑噩噩地混吃等死，后来绝不会有姑娘心甘情愿地做我的妻子，为我奉献终生，我也不会有今天这个幸福的家。
我没有想到的是，我搬到省城居住，20年以后，当地竟然无视国家文件，剥夺了我应享有的待遇。使我再次陷入绝境。。
为了生存，我起诉维权。不料一审败诉，上诉到省高院，竟然超期不下判决。
为了得到判决，我不得不让生病的妻子和失学的七岁女儿推着我三次进京上访。此间，李素梅大姐和哈市众多知友、北京及全国各地众多知青给了我异乎寻常的帮助，一位被当地人称为活佛的西藏高僧也将电话达到我家，说：“高歌我会天天为你诵经，保佑你的官司打赢；也天天为你的妻子诵经，保佑她平安。”后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信访局、全国人大信访办、中残联和中纪委联合办案，责成当地政府重新落实了我应享有的待遇。
试想，如果我是个只知索取享乐，不为他人和社会奉献的人，会有这么多的人竭力支持帮助我吗？国家有关部门能对我的问题这样高度重视吗？
人们形容重症类风湿是“不死的癌症，活着的僵尸”。作为这样的一个人活在世上是非常艰难的，需要有坚强的意志，足够的勇气，乐观的精神，和对未来对生活满怀信心。卧床几十年来，我遇到过无数困难，多次陷入绝境，如果不是社会上好心的人们一次次向我伸出热情之手，恐怕我早就“驾鹤西游”了。
我有勇气活下去，而且能乐观活下去，是我觉得我活得不仅有意义，而且有价值。我在近日出版的《永不沉沦》的后记中写了这样一段话——
“写作过程中，我也曾在困难面前动摇过，几乎败下阵来，幸亏这时有许多相识和不相识的朋友来看我。他们中间有工人、有干部、有大学生；有的为下岗找不到工作而苦恼，有的为身患顽疾而沮丧……当他们了解到我的人生经历，看到全身僵直的我，长年困在高楼之上，囚于四面水泥墙壁的斗室之中，终日见不到一缕阳光，忍受着无休无止的病痛还在顽强拼搏，无不深受感动。仿佛我是一面镜子，对照我，他们忽然发现自己原来是多么幸福：可以到室外去呼吸新鲜空气，可以自由自在欣赏大自然四季更迭的美景，可以到浪花飞溅的江河湖海里去荡舟游泳垂钓，甚至披一身雪花、淋一场暴雨、滚一身泥巴、拔一株小草、闻一闻花香都是一种享受！只要有可以活动的身体，只要有勤劳的双手，只要心中永远燃烧着热爱生活的火焰，下岗、困难、挫折、失意又算得了什么？花儿谢了明年还会开，月亮落了明晚还出来，曾经拥有的东西失去了，我们还可以从头来！
来访的朋友，从我身上找回了失去的勇气和信心；而我从他们来去不同的心态变化中，受到鼓舞，增添了要把这本书写下去的力量。”
我们的社会好，好就好在任何时候善良正直，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的人永远是多数，是主流。这些普通的平民百姓，地位低下，收入不高。但他们宁可自己节俭，也要帮助别人。在这些人身上，人们看到了一种真情大爱，她感天动地，是无论用多少金钱都无法得到的，她远远超越了高山大海、超越了骨肉亲情，像一束瑰丽的奇葩散发着醉人的芳香，像金灿灿的太阳闪耀着无尽的光芒。
一双鞋、一袋米、一桶油、一件寒衣……会使身处困境的人感到温暖，甚至会重新唤起他们对生活的热望。
这些好人乐此不疲地帮助他人，不是为了得到回报，不是为了出名得到荣誉，完全是发自于内心。达到这种精神境界的人，是真正的人、高尚的人——我们哈尔滨北大荒知青网内，大鹏哥、李再林大哥、李军、李素梅、刘书芳、邓天舒、茶茶、过程是美丽的、雨荷，刘晓霞大姐等等，还有我曾见过面和没有见过面的姐妹们、兄长们、秦桂萍、房继华、王金平、迟淑俊、夏梦、冯喜杰、尹艳杰、徐亚军、朱燕、吕晓莉、张新国、张中杰、张海燕、尹立珠、李芳、曾一智、王力、于鸿茹、李兰茹、徐平、肖连群、穆传庆、徐秀茹、刘桂芝、潘月华、商建民、徐湘君、方萍萍、孙红敏、姜丽英、兰冬云、陈凤英、李淑良、谷林平、张桂兰、胡鑫喜、栾秀祥、赵民茹、姜淑华、陶祥、刘树生、井桂琴、赵盛莲、张敬华、陈亚力、陶桂香、马井太、方连众、王政素、李桂珍、韩颖华等等，还有知青一组的毕大姐所在的全组人员……就是这样的人！正是由于我们的社会中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明天才有希望。
朋友们对我的帮助是实实在在的，我从未感觉到自己生活在虚幻中，而且始终把朋友们对我的关爱赞美当做动力，不仅现在如此，将来也会如此。我在床上已经躺了近半个世纪，许多人说我是“铁人”，活下来是“奇迹”，这奇迹是由社会上那些善良的帮助过我的人和有一颗上进心的我共同创造的。
请杨以明、国昌两位朋友放心，我会一直满怀信心、快快乐乐地活下去（尽管我每天忍受着病痛的折磨）。同时，我也希望团结互助这种风气继续发扬光大，因为这是社会的正能量，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握手
（高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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