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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华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除了面对面沟通，也离不开通信联系。古时即有烽火狼烟、天灯传讯、鸿雁传书等远距离信息传递手段。其中“鸿雁传书”即书信往来沿用至今，除此之外，我们现在还有了电话、电报、手机……1968年我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务农后，与家人联系主要靠写信。一封平信从黑龙江到上海大约要一个星期，来回就是半个月。那时年纪小，知青们个个想家，每次收到家信简直比食堂加餐吃肉还开心。我把每封信都理得整整齐齐收在匣子里，想家时便取出来一遍一遍地读。摩挲着薄薄的信笺，仿佛见到千里之外的父母亲。离开家乡后，我深切理解了“见字如面”和“家书抵万金”。知青们虽然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盼家信，却最害怕收到电报。电报分特急、加急和普通三种。电报速度快，普通电报一般数小时就能送到收报人手中。但电报是按字计费的，普通电报一个字3分钱，加急、特急电报则要翻倍计价。一封普通电报往往要几毛甚至一元钱，对经济条件一般的家庭，除非遇到紧急状况，都是用8分钱一封的平信和我们联系。电报中的紧急事情一般都不是好事，很多都是这五个字：“父（母）病危，速回”，最是让人揪心。知青们也只有好不容易回家探次亲，才会到镇上邮局拍封电报，让家人到时去接站。拍电报有艺术，既要字数少，又要信息表达清楚，每个字都要仔细斟酌。 上世纪80年代的一个春节，我和妻女回上海探亲。大年初二清早，邮递员骑着摩托车开到我家楼下，扯着嗓子喊：“201室有电报！”这喊声惊醒一众街坊，邻居纷纷伸出窗户张望。我也大吃一惊，不祥的预感掠过脑海：“大过年的谁来电报啊？是不是黑龙江的家里出什么事了？”匆匆下楼打开电报，才发现是虚惊一场。原来是我们总局基建处的一名干部因病在上海嘉定的家中去世，因我正在上海探亲，总局领导让我代表总局党委组织部去处理这位干部的后事。我立即与总局驻上海联络处联系，上门走访和安抚家属，商定追悼会等事宜。 在上海探亲时要联系亲朋好友，只能使用公用电话。大一点的弄堂口一般都设有公用电话，有一个阿姨看着。桌上放两部电话以提高使用效率，一部只能接听不能往外拨打，另一部则能打能听。那时家庭电话很少，打公用电话人多到常需排队。你排在前面通话，后面排队的人听得一清二楚，完全没有隐私可言。后来上海街头陆续安装了公用电话亭，人进去把门关上，投一元硬币就能通话，这样就不怕悄悄话被别人听到了。 80年代中期，家庭电话业务开始发展，但僧多粥少，供不应求，从登记到安装需要等待数月。尤其印象深刻的是初装费很贵，一门电话初装费少则一二千元，多则四五千元。后来，才知道其内情。原来为了改善城市通信，满足百姓需求，解决装电话难问题，上海市政府经中央同意，扩大利用外资规模，向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外金融机构贷款，购买了20万门程控电话。因要“自借自还”，上海学习国外“使用者付费”的经验，收取电话初装费。用这种方式滚动发展，解决了困扰上海多年的装电话难问题。家庭电话逐渐普及，大家开始关注选择电话号码，所谓吉祥号码成了香饽饽，“6”、“8”因为谐音“顺”、“发”最受欢迎。1997年，我搬家申请电话移机时，也想办法弄了个后4位数字是“8898”的号码，谐音“发发就发”，讨个好口彩。90年代末，手机开始普及。我们现在把当时的手机称为“功能机”，它基本只能打电话和发短信。过年时，流行短信拜年。除夕之夜，各种拜年短信铺天盖地，连网络都会出现短时堵塞。如今人们用的大多是智能手机了，相当于一台小型电脑，功能大大增加：能拍照、发微信、听音乐、学唱歌、看天气、查地图……还能装支付宝、翻译君、识花君、百度等数不胜数的各种软件，功能就更丰富强大了。 我参加春申晚霞网宣团后，开始学习在手机上写博文，感觉非常高效。先在纸上打个草稿，然后使用手机的语音输入功能，按住绿色的话筒键后朗读文章，手机就能自动把语音转化成文字。读完后发送并收藏，就能在收藏栏中点击“编辑内容”进行文章修改，改好点一下右上角的“完成”就能定稿了。回顾建国7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神州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改变着老百姓的生活。人们的通信手段也实现了鸿雁传书到智能手机的颠覆性变化。如今，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发展，5G时代已经来临，一波新的科技浪潮正朝我们涌来。让我们张开双臂迎接科技革命新时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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