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小常识

      4444.《三寸金莲》作者
     《三寸金莲》是冯骥才的作品，小说中的一种意图，即用大量充分的历史细节——实物照片，复原那曾经活着的奇异的历史，再现三寸金莲那一方匪夷所思的天地，给这中国文化中最隐秘、最闭锁、最黑暗的死角以雪亮曝光。历史的幽灵总是躲在某种遮蔽之下不肯离去，暗暗作崇；所以，当历史的一幕过去，我们应该做的是把那沉重的大幕拉开。

      4445.冯骥才
   　 冯骥才，浙江宁波人。中国当代作家和画家。1942年生于天津。文革间饱受磨难，做过工人、业务推销员、教9币等，是文革后崛起的“伤痕文学运动”代表作家。八五年后以“文化反思小说”对文坛产生深远影响。
      已出版各种作品集近百种，其中《啊》《雕花烟斗》《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神鞭》《三寸金莲》《珍珠鸟》《俗世奇人》等均获全国文学奖。《感谢生活》获法国“女巫奖”和“青年读物奖”，并获瑞士“蓝眼镜蛇奖”。由《炮打双灯》改编的同名电影获“夏威夷电影节”和 “西班牙电影节”奖。
      作品被译成英、法、德、意、日、俄、荷、西等十余种文字，在海外出版各种译本四十种。
      现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小说学会学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并任国际民间艺术组织（IOV）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等职。

      4446.冯骥才
      冯骥才小说《三寸金莲》以犀利沉雄的笔锋，深刻展示了中国妇女的悲剧命运和华夏民族的心灵苦难，生动体现了当代人文学者对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注，1987年面世以来，在海内外引起极大反响，有多种版本和译本出版，被称作“当代中国小说的一部奇书”。这次呈现给读者的是以图文本方式的重新再版，书中有150幅精美插图，作品给人感觉焕然一新，更具历史气息与珍贵性。

      4447.冯骥才
      冯骥才《三寸金莲》是带血的记号
      多年以前，一部以小脚见大历史的《三寸金莲》一出版即引起很大争议，近日，该小说又以图文形式卷土重来，无疑又将该小说作者、天津著名作家冯骥才提到舆论的风口浪尖上。
      昨天，冯骥才在接受金陵晚报记者采访时对此大喊无奈，他坚持该小说只是试图让更多已遗忘小脚历史的读者重新认识这个“带血的记号”。与此同时，冯骥才对评论界也是颇有微词，“评论家们根本就没看懂。”
      不是迎合读者
      历史上明清以来，纤纤小脚变成那个时代男人们最热衷的女性“性感区域”，甚至演变成古代缠足女子的第三性特征。
     《三寸金莲》以图文形式再版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也打着复古噱头迎合了某些读者压抑的变态性心理，冯骥才对此表示很无奈，“像《红楼梦》这样的巨著，还会有人专门看其中贾宝玉初试云雨，多姑娘和贾琏淫乱等章节，对读者的口味，我顾不了那么全。”“莲学”已成为一门研究，并慢慢形成一定的气候，更有很多民间收藏家以收藏形形色色的三寸金莲为癖好，该书呈现出的各式各样美轮美奂的三寸金莲照片在让读者满足了猎奇心理之后，会不会反而忽略了图片之外的文字，以及文字后面更深沉的东西，冯骥才则坚持认为，“图文结合是为了让读者有直观的认识。”
      研究三寸金莲
      冯骥才一直致力于民俗文化的研究和抢救，曾经创作过《神鞭》、文革心灵史《一百个人的十年》等作品的他对小脚的历史也可谓“兴趣盎然”，他告诉记者，“能把一双自然的脚，转变成文化的脚，再沦落到一个性器官，这绝对是不正常的，由小脚的历史就能看到中国的大历史。我们不应该认为这是国耻就回避它。”
      有人在小说中看到了冯骥才对小脚的一意玩味，冯骥才对此很是痛心疾首，他说，“我在该书前序里就说过，存在于现实的是一种生活，销匿于历史的便是一种文化。作为生活，可以赞成，也可以拒绝；但作为文化研究对象，则不能有任何禁区。我只是尽可能真实地再现那段历史。”
      借古喻今
     《三寸金莲》描述了清末民初裹足女戈金莲痛苦、坎坷的一生。书中展现了大量形式各一的三寸金莲，缠足用的工具，以及和缠足相关的历史资料照片。
      而冯骥才继小说《三寸金莲》之后还将专门写就一部文化史《带血的记号》，希望能以另外一种形式介绍三寸金莲，他很痛彻地告诉记者，“这是一段不应该被遗忘的历史，我们要记住它。我要不做这项工作，若干年之后，还会有谁来告诉我们的后人，三寸金莲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哭泣千年之久呢？”
      冯骥才说，“我们的评论家应该看到，借三寸金莲缠缠放放的历史，我在说明现在虽然不裹小脚了，但是我们还在裹耳朵，裹脑袋。所以，小说写的决不止一双三寸金莲这么简单。”

      4448.当代文学作品推荐《大墙下的红玉兰》
     《大墙下的红玉兰》，刊于《收获》1979年第2期，是中国当代作家从维熙的代表作品。在新时期文学发展史上，它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这部壮美的悲剧作品以其震撼人心的艺术真实，以其突破题材禁区的勇敢，开辟了新时期文学创作一个新的领域，并成为新时期中篇小说崛起的开端。

      4449.《大墙下的红玉兰》内容概要
      这是发生于大墙下面的一个悲恸故事：1976年的早春，大地冰铺雪盖，位于黄河之滨的河滨劳改农场又增添了一位新犯人葛翎，不久前，他还是省劳改局劳改处处长，如今成了“走资派”、“还乡团”、“现行反革命”，他是一名既无刑期、又无法律手续的囚犯。葛翎刚到牢房，犯人班长马玉麟就逼他上水利工地。这个马玉麟是名由“死缓”减为“有期”的老犯人。解放初，葛翎是威震冀东的土改工作团团长，马玉麟的父亲、大恶霸地主马百寿就是被葛翎带领的工作队镇压的。马玉麟为报父仇，勾结土匪偷袭工作队，打伤过葛翎。他万没想到30年后，共产党的劳改处长竟成了他的“猎物”。他牢记造反派头头、农场政委章龙喜给他的指令，要将葛翎往死里整。到了工地，他指使曾被葛翎审讯过的流氓头子俞大龙同葛翎抬泥。俞大龙故意堆尖装满大泥兜，让葛翎抬重头。葛翎忍受腿上的枪伤疼痛，将泥土抬上了大堤。刚到堤上，扁担压断了，泥兜砸在葛翎腿上的枪伤处，鲜血滴滴淌下。俞大龙还想继续作恶，这时一个瘦瘦的犯人将他摔到堤坡底下。这个犯人叫高欣，是刚入狱不久的体院学生。1975年秋，他因扔铁饼失手，砸死一个小女孩，省公安局的秦副局长正想找一名代表体育界发表“批邓”讲话的发言人，见高欣是个破全国记录的著名运动员，便决定不给他任何处分，条件是让他“批邓”。高欣拒绝了秦副局长的“恩典”，把自己准备结婚的一点积蓄给了女孩家里，并给未婚妻周莉写了一封信，让她重选伴侣，然后背着行李进了法院。这下触怒了秦副局长，高欣由“无罪”一下被判为无期徒刑。来到河滨农场后，场长路威特别照顾他当了工地的统计员。
      俞大龙准备爬上来与高欣拼命，路威骑马过来了。他是葛翎的老战友，他怎么也不相信这位抗战入党的老党员，转眼间会成为“现行反革命”，但眼前站着的葛翎使他惊呆了。马玉麟见场长到来，马上恶人先告状。但路威一眼就看穿了这场“格斗”的实质，他掏出手铐命令高欣：“把马玉麟、俞大龙铐起来，送禁闭室！”路威又令一个犯人将受伤的葛翎背到工地旁的一个帐篷里。两位战友感慨万分，葛翎向路威讲述了自己变成囚犯的经过。靠血洗省“公、检、法”单位起家的武斗专家秦副局长，早就对葛翎这样的“民主派”耿耿于怀，林彪事件前，他就指使自己的秘书章龙喜整过葛翎的“反党”材料。1976年初，他非法撬开葛翎的抽屉，在一个笔记本上发现这样一段话：“不要把毛泽东看成神秘的，或者是无法学习的领袖．．”他把这段周总理在第一次全国青代会上的讲话作为葛翎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证，定葛翎为“现行反革命”。路威听完葛翎的陈述，怒火满腔。路威用他的枣红马送葛翎去医务所治疗腿伤，途中遇到了从北京专程来看高欣的周莉。路威带她去看望高欣。刚到监狱门口，马玉麟、俞大龙正走出大门，原来章龙喜将他们放了，反将高欣关进禁闭室。路威命令他们滚回监房，接着去狱政科拿走了禁闭室的钥匙，然后去河滨农场党总支，汇报了工地上发生的情况，请求总支讨论高欣与马王麟、俞大龙谁该关禁闭的问题。会上，多数委员同意禁闭马王麟、俞大龙。散会后，路威赶到禁闭室，安排高欣与周莉秘密会面。半夜，高欣回到监房，他向葛翎报告了周莉从北京带来的首都人民自发悼念周总理的消息，并拿出周莉从天安门广场上摄下的照片。他俩商议，在后天的清明节为总理献个花圈。他们的交谈，被伪装酣睡的马玉麟偷听。第二天一早，章龙喜从检举箱里发现了马玉麟的小报告。正当路威宣布禁闭马玉麟、俞大龙的决定时，章龙喜突然宣布搜查高欣身上的照片，幸亏路威早将照片藏在自己身上，使章龙喜扑空。但葛翎和高欣准备扎花圈的纸张、棉花都搜走了。马玉麟见章龙喜扑了空，便再献毒计。制花圈的材料被搜走后，葛翎打算摘几朵从大墙外伸到墙内的几枝洁白的玉兰花来代替，恰好发现两个电工在修理大墙上的电网，他正准备请犯人电工帮忙摘几朵，但远处的章龙喜正朝他这边盯着，他只好作罢。傍晚，高欣报告说，两个电工由于电网没修完，梯子还留在大墙根下，他准备半夜里用梯子摘几朵玉兰花。葛翎深知这样做十分危险，因为这有越狱嫌疑，哨兵发现后是可以开枪的，便劝阻高欣不能莽撞。
      他走到岗楼下与放哨的小战士说明摘花的意图，小战士默许了。半夜时分，葛翎一出门就发现高欣已在大墙下竖梯子，葛翎脑子里突然闪现一个念头：电工怎么会如此疏忽？这里一定有鬼。于是坚决阻止高欣上梯子，宁愿自己担风险。此时，章龙喜正在岗楼上监视大墙下的一切，这梯子是他听取马玉麟的毒计后故意留下的。当葛翎爬上梯子摘下伸到大墙内的两枝玉兰花时，章龙喜一把夺过小战士手中的步枪，瞄准葛翎扣动了枪机。葛翎从大墙梯子上摔下来了，热血染红了手中的洁白玉兰花．．两天后，秦副局长亲临河滨农场，处理这起“反革命事件”。于是，大墙内外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大墙外的河滨农场党总支改组，章龙喜当上了总支书记；大墙内的高欣被重新关进禁闭室，而马玉麟则提前8年释放出狱，俞大龙当上了犯人班长。当秦副局长赶到路威家对他强行逮捕时，路威已怀揣那两枝鲜血染红的玉兰花，上了列车去北京告状。列车在前进，天快亮了……

      4450.《大墙下的红玉兰》作品鉴赏
      这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情节：一个抗日战争时期入党的老共产党员、省劳改局的处长，竞被投进了他自己多次视察过的共产党的牢房，他既无刑期、又无法律手续就变成了囚犯，而同居一间牢房的老犯人竟恰恰是30年前被他镇压的对头冤家、一个手中有血债的土匪和“还乡团”。当年的阶下囚，今天是“犯人班长”，也可以对他发号施令、实行“专政”了。
      这类充满戏剧性的情节在那个天地混沌、人妖颠倒、鬼魅横行的“日蚀”年代，那个林彪、“四人帮”一伙张牙舞爪的“文革”岁月，却有着极其准确和深刻的艺术真实，因为，在那个年代里，国家主席、元帅将军、部长省长一夜之间都会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投入监狱、沦为囚犯。作者在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中，就是以这个情节为框架，叙述了主人公葛翎在“日蚀”年代同林彪、“四人帮”一伙的倒行逆施英勇抗争、血洒大墙的悲剧故事。虽然小说的情节充满了悲剧色彩，然而，通篇小说却洋溢着激奋、慷慨、壮美的情调。这主要得力于作者在揭露林彪、“四人帮”一伙及其爪牙喽罗们制造冤狱、迫害人民的同时，着力反映了真正的共产党员们和革命人民的反抗和斗争。寒冬的大渠堤上，葛翎拖着疲惫、伤疼之躯，硬是将沉重的泥兜抬上了高坡，这个“宁叫扁担折，不能腰弓曲”的烈火冶炼的金子般的汉子，不仅赢得了良心未混的劳改罪犯们真诚的欢呼，也深深震憾了读者的心灵，使人们从中感受到了勇士的不屈不挠；扔铁饼失手砸死了一个小女孩的运动员高欣，是一个因拒绝当“批邓”发言代表，触怒了“四人帮”的爪牙，被判了无期徒刑的囚犯，他正气凛然地将迫害葛翎、进行赤裸裸阶级报复的流氓头子从大渠堤上扔进渠底，变成了一个泥猪，充分显示了正义的力量；而葛翎为了悼念周总理，不惜牺牲，鲜血染红洁白玉兰花的壮举，更显示了这名老共产党员的强烈爱憎和斗争意志，也显示了这名老共产党员反抗邪恶的英勇气概。作者在反映大墙内正义同邪恶英勇斗争的同时，也反映了人民在大墙外同邪恶的英勇斗争。劳改场场长路威是一个正直而刚烈的汉子，有着火一般热烈的情怀，为了保护如葛翎、高欣这类身陷囹圄的同志，他无所畏惧地与“四人帮”的爪牙们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体操运动员周莉，冒着风险探监，坚贞不渝向大墙之内的高欣献上了纯洁的爱情，给高欣以莫大的激励。就是小说中没有正面描写的清明时节首都人民在天安门广场上悼念周总理、怒斥“四人帮”的活动，农场党总支多数委员顶着“四人帮”小爪牙章龙喜的淫威，同意禁闭迫害葛翎的罪犯马玉麟、俞大龙等情节，也显示了大墙外真正的共产党员和广大革命人民同邪恶的斗争。大墙内外的这些斗争使读者感受到，正义终将战胜邪恶，浮云终将遮不住太阳，“日蚀”一旦过去，大地一定还会沐浴着灿烂辉煌的阳光！

      4451.《大墙下的红玉兰》地位
      在新时期文学发展史上，《大墙下的红玉兰》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这部壮美的悲剧作品以其震撼人心的艺术真实，以其突破题材禁区的勇敢，开辟了新时期文学创作一个新的领域，并成为新时期中篇小说崛起的开端。文学作品中触及法庭、牢狱生活的领域，非自从维熙始，古今中外也曾有不少伟大作家涉足这个领域并产生了不朽的传世之作，但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中，把艺术笔触伸社会主义国家牢狱的大墙之内，写法制而涉及冤狱，开先河者，则是从维熙，他自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之后，一发而不可收，陆续发表了大量这个题材的文艺作品，因而当之无愧地获得了新时期“大墙文学之父”的美称。从维熙独辟蹊径，开创“大墙文学”，这与他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之后，20余年劳改、劳教的坎坷、曲折生活道路是分不开的，这也算是应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古训吧。

      4452.《大墙下的红玉兰》作者
      从维熙（1933年－），当代作家。曾任小学教师，报社记者。1956年开始专业创作。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到劳改农场、矿山做工。1978年重返文坛。曾任北京市文联专业作家、作家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1950年发表处女作《战场上》。1955年出版第一部散文小说集《七月雨》。1978年恢复创作活动后发表和出版的重要作品有《大墙下的红玉兰》、《远去的白帆》、《北国草》、《风泪眼》、《走向混沌》等中、短篇小说和散文。其作品注重描写当代中国曾经经历过的历史曲折，展示“左”的错误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情节起伏动人，多具有浓郁的悲剧色彩。

      4453.从维熙个人概述
      从维熙，1933年出生于河北玉田县城北代官屯。195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年轻时曾任教师，后任北京日报记者、编辑。18岁开始发表作品。1955年出版小说散文集《七月雨》。1956年至1957年，出版短篇小说集<曙光升起的早晨>和长篇小说《南河春晓》。1957年反右期间，因其直言被打成右派分子，历经生活磨难，长达二十年。1979年重返北京文坛。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远去的白帆》、《风泪眼》获全国一、二、四届中篇小说奖；电影《第十个弹孔》获文化部全国第一届优秀电影奖。之后，作者先后出版了长篇小说《北国草》、《断桥》、《酒魂西行》、《逃犯》、《裸雪》、《龟碑》，以及中篇小说集《驿路折花》、《雪落黄河静无声》、《祭红》、《牵骆驼的人》、《鼻子备忘录》；同时作者以火山喷发之势，发表了大量的散文、随笔、文学短论等作品。1995年《从维熙八卷文集》问世，2000年作者回眸右派劳改生活的长篇纪实文学《走向混沌》三部曲出版，引起社会强烈反响。《逃犯》由《风泪眼》，《阴阳界》和《石草儿》三部分组成。又名《亡命天涯》，小说描写知识分子右派逃犯索泓一浪迹天涯的生活。劳改农场、喧嚣城市、煤窑洞里、荒村野庙……索泓一一次次被缉拿又一次次逃亡、流浪。从六十年代初到"文革"之中在险象环生的境遇里，他又先后结了刘翠翠、蔡桂凤、石草儿三位性格、遭遇迥异的女性。种种交欢，遣倦中孕育着无限悲情，世态炎凉，促成了他独特的生活方式和处事哲学。他时而心灵圣洁，时而人鬼难分，他像一只勇敢顽强的不死鸟，在社会的最底层搏击人生。以丰硕的创作成就被编入《世界名人录》和《国际名人传》；小说以其深沉雄健的笔触，描绘出中国广阔的生活画卷，展现了种种灵魂与肉体扭曲的图景，悲情中蕴藏着多彩的人生。

4454.从维熙著作书目
七月雨（小说、散文集）1955，新文艺
曙光升起的早晨（短篇小说集）1956，新文艺
南河春晓（长篇小说）1957，新文艺
第十个弹孔（中、短篇小说集）1979，群众
泥泞（中篇小说）1980，广东人民
从维熙中篇小说集1980，中青
从维熙小说选，1980，北京
遗落在上海滩的脚印（中、短篇小说集）1982，花城
洁白的睡莲花（短篇小说集）1982，春风
远去的白帆（中篇小说）1983，四川人民
燃烧的记忆（中、短篇小说集）1983，群众
北国草（长篇小说）1984，十月
雪落黄河静无声（中篇小说集）1984，文联
驿路折花（中篇小说集）1985，人文
文学的梦（文论）1985，江西人民
从维熙集（中篇小说集）1986，海峡
断桥（长篇小说）1986，作家
从维熙代表作 王之望编，1987，黄河
从维熙小说特写选）1986，群众
德意志思考（散文集）1989，中国华桥出版公司

      4455.从维熙写作生涯
      从维熙曾用笔名碧征、从缨。初中毕业后，当过小学教师，后任《北京日报》编辑、记者。50年**始发表作品，艺术上师法孙犁。1957年之前曾出版《七月雨》、《曙光升起的早晨》两本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南河春晓》，是“荷花淀派”的代表性作家之一。遭遇政治坎坷和磨难二十多年，对监狱生活有较多的了解和体会。新时期作品很多，其中主要有长篇小说《北国草》、《裸雪》，中篇小说集《从维熙中篇小说集》、《遗落在海滩的脚印》、《远去的白帆》、《雪落黄河静无声》、《驿路折花》，短篇小说集《从维熙小说选》、《洁白的睡莲花》。另外还有文艺论集《文学的梦》。 从维熙一九三三年生于河北省玉田县城北小山村。一九五○年考入北京师范学校，并于同年开始发表作品。毕业后，当过教师以及报社记者、文艺编辑。一九五六年参加中国作家协会。先后出版了两个短篇小说集和一部长篇小说。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中被划成右派。
      一九七九年他重返文坛之后，率先发表了《大墙下的红玉兰》等十几部描写劳改营生活的中篇小说，因而被文坛誉为“大墙文学”之父。作品曾多次获奖。一九八四年后，他将主要精力转移到长篇小说的创作上。一九八五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北国草》曾在全国和北京市先后四次获得优秀文学奖。一九八六年出版的长篇力
      作《断桥》获优秀文学畅销奖。一九八九年出版了反右回忆录《走向混沌》，引起强烈反响。以后，他又完成了《裸雪》、《酒魂西行》、《逃犯》三部长篇小说的创作。此外，还发表了相当数量的短篇小说、散文和文学评论等类作品，是一位刻苦耕耘的作家。有些作品已被译成英、法、德、日以及塞尔维亚文。八十年代后期，
      他被载入英国剑桥编撰的《世界名人录》和《国际名人传》。
      从维熙作品大都是描写1957年以来风云变幻的政治生活，其中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是代表作。小说选取独特的角度，从“文革”时期的一个监狱里发生的故事入手，正气凛然地揭露了十年浩劫时期是非颠倒，鬼蜮横行的黑暗现实。作者不是一般地揭露黑暗，事件的发展紧紧地与悼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联系在一起，因此，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不仅有黑暗与邪恶， 更有光明与正义。整个作品具有邪不压正的震撼人心的力量。这部中篇影响很大，此后评论界把揭露“四人帮”横行时期监狱生活的小说称为“大墙文学”，从维熙自然成了这一文学最有代表性的作家。由于生活环境的巨变和创作题材的转移，从维熙新时期的小说创作已经与“荷花淀派”分道扬镳。不过，近年出版的自传体小说《裸雪》，又让人们看到，早年“荷花淀派”文学的影响，在从维熙的心灵深处和笔下的字里行间，仍然生气勃勃地存在着。

      4456.从维熙创作历程
      18岁开始发表作品。 1955年出版小说散文集《七月雨》。
      1956年至1957年，出版短篇小说集《曙光升起的早晨》和长篇小说《南河春晓》。
      1957年反右期间，因其直言被打成右派分子，历经生活磨难，长达二十年。
      1979年重返北京文坛。
      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远去的白帆》、《风泪眼》获全国一、二、四届中篇小说奖；电影《第十个弹孔》获文化部全国第一届优秀电影奖。
      之后，作者先后出版了长篇小说《北国草》、《断桥》、《酒魂西行》、《逃犯》、《裸雪》、《龟碑》，以及中篇小说集《驿路折花》、《雪落黄河静无声》、《祭红》、《牵骆驼的人》、《鼻子备忘录》；同时作者以火山喷发之势，发表了大量的散文、随笔、文学短论等作品。
      1995年《从维熙八卷文集》问世，2000年作者回眸右派劳改生活的长篇纪实文学《走向混沌》三部曲出版，引起社会强烈反响。
      195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曾任小学教师，报社记者。
      1956年开始专业创作。
      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到劳改农场、矿山做工。
      1978年重返文坛。曾任北京市文联专业作家、作家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1950年发表处女作《战场上》。
      1955年出版第一部散文小说集《七月雨》。
      1978年恢复创作活动后发表和出版的重要作品有《大墙下的红玉兰》、《远去的白帆》、《北国草》、《风泪眼》、《白云飘落天幕》《走向混沌》等中、短篇小说和散文。
      其作品注重描写当代中国曾经经历过的历史曲折，展示“左”的错误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情节起伏动人，多具有浓郁的悲剧色彩。
      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远去的白帆》、《风泪眼》曾获全国第一、二、四届优秀中篇小说奖，《雪落黄河静无声》和《风泪眼》分别获《中篇小说选刊》第一、三届优秀中篇小说奖和荣誉奖。
     《逃犯》由《风泪眼》，《阴阳界》和《石草儿》三部分组成。
      又名《亡命天涯》，小说描写知识分子右派逃犯索泓一浪迹天涯的生活。
      劳改农场、喧嚣城市、煤窑洞里、荒村野庙……索泓一一次次被缉拿又一次次逃亡、流浪。
      从六十年代初到"文革"之中在险象环生的境遇里，他又先后结了刘翠翠、蔡桂凤、石草儿三位性格、遭遇迥异的女性。
      以丰硕的创作成就被编入《世界名人录》和《国际名人传》。

      4457.从维熙经典作品
     《亡命天涯》是我国作家从维熙潜心创作的又一部长篇力作。小说描写知识分子右派逃犯索泓一浪迹天涯的生活。劳改农场、喧嚣城市、煤窑洞里、荒村野庙……索泓一一次次被缉拿又一次次逃亡、流浪。
      从六十年代初到"文革"之中在险象环生的境遇里，他又先后结了刘翠翠、蔡桂凤、石草儿三位性格、遭遇迥异的女性。种种交欢，遣倦中孕育着无限悲情，世态炎凉，促成了他独特的生活方式和处事哲学。他时而心灵圣洁，时而人鬼难分，他像一只勇敢顽强的不死鸟，在社会的最底层搏击人生。
      小说以其深沉雄健的笔触，描绘出中国广阔的生活画卷，展现了种种灵魂与肉体扭曲的图景，悲情中蕴藏着多彩的人生。
    《裸雪》 从维熙的自传体长篇小说《裸雪》，以独特的视角，童话般世界的创造，散文诗的叙述方式，别具一格。
      小说以四十年代冀东大地为背景，回顾了“我”从四、五岁到十二岁的童年生活，记录了掩埋在雪国、富有摇篮诗情的一个个银色的梦幻，同时贯串全书的，还有以童贞的眼光，体察到的现实人生种种世相和景观。作者采用抒情化的叙事话语，替代单一的情节结构，重构了表面平淡无奇，内蕴深厚意味的感觉世界。小芹和丫头（和尚）自小青梅竹马，他们曾两小无猜地涂指甲草、玩过家家、钻秫秸垛、拜城隍庙、埋香枣花、捉蝈蝈、与大山对话，这种满载童贞、童趣的嬉戏，是人生最本真、也最美妙的一页，“它像冬天的晶莹雪花，像夏天清澈的露珠；像秋天的一片枫叶，像春天一尖嫩的柳芽”，清新透明，又新异耀眼。他们不知道男女有别相互看尿尿，使小芹遭受打肿屁股之罚，从不打我的母亲也打了我一拨火棍；不知道侵略者凶恶捡拾洋铁盒，小芹差点被扔到碾磨上碾死；瞎表姐和石瘸子恋爱，他们误以为是藏猫儿玩。在懵懵懂懂中，他们对变化莫测的世界，充满了惊奇，又充满了疑惧。
      然而，正如书中所感叹的：“人间的经纬像一把剪刀，不断削减着童年的无忧无虑，增加着小小心灵上愁楚的负荷。”在古老的中国农村，历史传承的重负，始终是毒害人性、侵蚀精神的鸦片。童年的旅途，有莹洁的童贞，也有沉郁的情愫；有纯真无邪的美梦，也有令人胆颤的恶梦。天真烂漫的梦想，沉积着辛酸的泪痕。日本鬼子的侵略，使许多小伙伴家破人亡，使自己家里困顿压抑，更重要的，封建主义的“孝经”，又像瘟疫一样到处流行。聪明可爱的小芹，只因她是个女的，母女俩倍受虐待、凌辱，直至被赶出家门，四处飘泊；她幼小的心灵上，蒙上厚厚的阴影，烙下深深的创痛。这一切，都暗含在诗意的描写之中。在小说结尾处，我们看到小芹站在瞎表姐的坟头，为和尚送行，看到她头上开放着的两朵“红花”，不禁隐约感觉传统教义繁衍下，女人命运的轮回，萌生无限的怅惘之情。
     《伴听》 当女研究生见到他时，他已是一个脾气暴躁的老人。他永远活在对过去的记忆里，活在枪林弹丽的年代，时间无法改变他对信仰的执着，但面对而今物欲横流的社会，他也无能为力。他无法理解他的子女，也得不到子女的理解。老人终于在孤独中死去。《野浮萍》讲的是一位志愿军战士在朝鲜战场上不幸被俘，从此战俘的屈辱就一直笼罩在他的头顶，带给他无数的厄运。最终还是进了劳改农场。他不懈地同命运抗争，但毫无结果。几十年后，他却摇身一变，成了名噪一时的算命先生，成了腰缠万贯的富翁。此时此刻，他依然没有忘记那些曾经和他共命运的战友……
     《伴听》通过一个女研究生的视角，描写了一位有着传奇经历的退休将军。当女研究生见到他时，他已是一个脾气暴躁的老人。他永远活在对过去的记忆里，活在枪林弹丽的年代，时间无法改变他对信仰的执着，但面对而今物欲横流的社会，他也无能为力。他无法理解他的子女，也得不到子女的理解。老人终于在孤独中死去。《野浮萍》讲的是一位志愿军战士在朝鲜战场上不幸被俘，从此战俘的屈辱就一直笼罩在他的头顶，带给他无数的厄运。最终还是进了劳改农场。他不懈地同命运抗争，但毫无结果。几十年后，他却摇身一变，成了名噪一时的算命先生，成了腰缠万贯的富翁。此时此刻，他依然没有忘记那些曾经和他共命运的战友……

      4458.从维熙的书房
      一个作家，应该看到什么、想到什么、感到什么就能写出什么吗？已经出版了60多本书和大量散文、随笔的从维熙，作品题材就涉猎了人生所能经历的方方面面。
      拜访了这位驰名文坛的高产作家。普通的居民楼，书房里一圈深棕色书柜，连玻璃也是茶色的，显得屋里很庄重。东面墙书柜中都是些文史类、文集、工具书等书籍；西面墙书柜中自己的作品占了多数；北面的书柜则是木门。从先生笑着说：“里面不光是书，还放了好多酒，玻璃门就不好看了。其实，酒与读书、写作还是关系密切的。”记者想起从先生关于酒的宏论：酒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酒是有情物。
      南面阳台，窗户半掩着苇帘，上面挂着一只大风筝。窗台上几盆不很名贵的小花，长得很茂盛。桌上的电脑打开着，屏幕上是从先生几年前去美国时与在那里生活学习的儿子和两个孙子的合影照，旁边还摆着儿子从众的著名雕塑“少女读书”作品小样。看得出一位长者对儿孙的牵挂与爱念。
      从先生还是一如既往，刚刚从陕西回来便发表了一篇《秦坑儒谷的深思》，几年前去台湾没有看到日出，便写了《阿里山看云》。

      4459.当代文学作品推荐《绿化树》
      大车载着章永璘等前往就业的农场。正值饥荒的年月，看来牲畜的境况也并不比人强多少，三匹瘦骨嶙峋的马走起路来东倒西歪，其中一匹的嘴角正被缰绳勒得流下了鲜红的血，一滴滴地落在黄色的尘土里。车把式无视这一切，冷漠得似乎不近人情，他忧郁的目光落在了遥远的前方。太阳暖融融的，裸露的原野黄得耀眼。章永璘的身上酥酥地痒起来，虱子开始从衣缝里爬出来，令他感到一种茫然的抚慰。
      车上的人熬不住饥饿，纷纷去田里寻找吃的东西。运道不好，章永璘一无所获。但章永璘的情绪还是非常好：毕竟已经离开了劳改大队，毕竟开始了一种“自食其力”的新生活。一个充满蛊惑的未来正在前边不远的地方等待着他。可是，他又分明地感到一种不安，在潜意识里，没有管教与呵叱的生活对他已经不习惯了。
      大车碾踏着寂寥的土路，一路沉默的车把式突然嘹开嗓子唱起了情歌，有力的尾音在苍凉辽阔的黄土高原上空回荡，显得压抑雄浑而又忧伤。歌声惊起了章永璘久废不置的想象力，唤起了蛰伏心底的情感，面对着神奇而又不可思议的黄土高原，他的眼里突然溢满了泪水。后来知道这个车把式叫海喜喜。新的“家”令章永璘沮丧：干草代替了火炕，窗户一无遮饰，屋子里缭绕着彻骨的寒意。凑合了一夜后，第二天他们开始正式出工。章永璘的任务是打炉子糊窗户。他干得相当卖力也相当顺利，两小时以后一个既简便又科学的炉子里便燃起来呼呼的火苗，于是他开始享受以稗子面浆糊烙成的煎饼。体内充满了热量和活力之后，章永璘来到了正在翻肥的人群前，因为没有准备工具，遭到了一贯认真的谢队长的训斥，正在尴尬的时候，一位年青的妇女主动借与了他工具，替他解了围。章永璘心里很感激，活也干得分外细致。收工时他主动向这位妇女道谢，妇女一时竟有些腼腆和不习惯。
      新的生活是开始了，但饥饿却依旧缠身，如何打发肚子，依旧是章永璘最关心的问题。发工资的当天，他便去了集市镇南堡，不失时机地骗过了一个憨厚的老乡，以三斤土豆换了五斤黄萝卜。可是运气仍旧不济，回途中，当他得意于自己的狡黠中时，却意外地摔进了一条冰河，萝卜被水冲了个精光。这一得一失的遭遇，令章永璘诚惶诚恐，他甚至相信起宿命的因果报应，晚上在被窝里，暗自对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品性展开了诚恳的批判。
      第二天，当他继续抱着《资本论》忏悔自己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那位曾主动借与他工具的年青妇女踏着雪找上门来，点名让他去给她家打炉子。章永璘只有从命。可到了她家以后才知道这只是一个借口是一个年轻女性邀请落难男人的一种特殊方式，目的只是让他来坐一坐，享受一个白面馍馍。这是一个印有美丽的中指指纹的馍馍，抚摸着它，章永璘辛酸难抑，落下了晶莹的眼泪。这位妇女叫马缨花。马缨花的出现，使章水璘的生活开始有了根本的转机，她的善良、她的纯洁和热情可以让章永璘放松地以一个落难流浪人的身分来承受一碗香喷喷的杂合饭，承受一个家庭的温暖。他觉得自己越来越像一个人了。
      但是，一直爱恋着马缨花的海喜喜却因此益发地恼怒起来，以至终于无法忍受章永璘在马缨花心中的优越地位，开始和章永璘暗暗较劲儿，并主动挑起了一场殴斗。没想到目睹了这一切的马缨花从此却对章永璘流露了进一步的热情，这使章永璘感到了幸福的恐惧，他开始意识到了马缨花在他生活中的重要性，意识到了一个美好又残酷的事实：他爱上了马缨花。这个事实令他无法回避，可他的与生俱来的自卑感却使他无力承受这个事实，于是他开始营造自我防护之墙，阻拦自己同时也超越自己。但是，这一切的努力都是徒劳的，马缨花一句轻声慢语平静自然的质问会使这种努力顷刻间瓦解。
      经过短暂的思想斗争，章永璘决定不再自寻烦恼，他又开始平静下来。与此同时，生命深处的思想也慢慢浮升起来，这个思想迫使他主动积极地去关怀世界，关怀那些永恒的存在，这使他与《资本论》的距离大大缩短了。心胸的扩大和思想的提升，使章永璘更清醒地认识到，他所有的变化，都和马缨花有关，他对自我对世界的了解和掌握，都无一例外地始于马缨花质朴无华的心灵感召。于是，在一个特殊场合，再次面对着马缨花美丽的眼睛和醇美的女性气息，章永璘再也无法抑制感情的冲动，当他把马缨花抱在怀里的时候听见了马缨花毫无抗拒的幸福的呻吟。他终于证实了眼前这个现实。而同样也证实了现实的海喜喜却陷入了失望之中，决定逃离农场。他主动找到章永璘，向他敞开了心扉，告诉他马缨花值得爱，劝章永璘珍惜现有的一切。暗地里保护了海喜喜出逃的谢队长也劝章永璘不要再犹豫不决，马上和马缨花结婚。但是，马缨花的态度却异常地平静而现实，对于未来，似乎比章永璘更有把握也更有信心，她要求章永璘先安心读书（《资本论》），等条件好了再成家。看到章永璘的迟疑和不安，马缨花表示：就是头断了，她的血身子也将永远地随着他！
      马缨花朴素至极的语言和思想又一次使章永璘失去了内心平衡，面对马缨花伟大的人格，他又开始迅速地全新估价一切，娶马缨花的决心也更加坚定和迫切。可是，未待把最后的决定告诉马缨花，章永?就被召到场部，根据新的政治精神，他又被重新管教起来。章永璘又一次失去了人身自由，同时也永远地失去了马缨花。只是在失去自由几年后的一个偶然机会里，他从辞海上得知，“马缨花”原来还是一种植物，又名“绿化树”。二十年后，章永璘再返农场时，一切都已面目全非了，经过多方探听才知道马缨花早已跟着哥哥走了青海，这令他感慨万千。漫步在静静的雪夜中追怀往事，不知不觉中，一颗清凉的泪水，从章永璘久已干涸的眼眶中流了出来。

      4460.《绿化树》作者
     《绿化树》是张贤亮1984年发表的中篇小说，获中国作家协会第3 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及1984年《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中篇小说奖。作者声称《绿化树》是作者拟写的《唯物论者启示录》中的一部，小说写一位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章永麟，被打成右派，备受迫害。但他出于生存的本能，想方设法填饱肚子。

      4461.《绿化树》概述
    《绿化树》是张贤亮1984年发表的中篇小说，获中国作家协会第3 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及1984年《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中篇小说奖。
      1961年12月1日，章永璘劳改释放，被分配到与劳改农场仅一渠之隔的农场就业。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在中国的土地上席卷着来势凶猛的饥饿浪潮。章永璘用废罐头盒盛稀饭，利用炊事员的视觉误差，每次可以多得一些稀饭。当时的人们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千方百计地设法活下去。
      一次章永璘去镇南堡赶集，用在劳改农场惯用的狡黠办法愚弄老农，用3斤土豆去换5斤黄萝卜。有一天下雨不出工，章永璘在家继续读《资本论》，他的灵魂得到了净化，他想“我怎么会成了这个样子，竟然用这种手段去骗一个老农”。
    饥饿残酷的折磨着人们，正当章永璘饥不可耐时，乡民妇女马缨花叫他去她家帮着打炉子，把他从饥饿的困境中解救出来。她爽快地拿出白面馍馍、土豆让他吃。他感动得热泪盈眶。从这以后，马缨花经常找借口叫他上她家去，“我”每天如约前往。照例是在忸怩中先饱餐一顿，吃完后聊天、念诗、讲故事。
      章永璘和车把式海喜喜几乎天天在马缨花家见面。海喜喜对章永璘怀有敌意，以致在运肥时他们打了一架。打那以后，海喜喜再也没有进过马缨花的门，而章永璘则赢得了马缨花的爱情。当章永璘清醒地意识到他与马缨花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与马缨花结婚的念头退缩了。但章永璘还是天天到她家去，几乎把那儿当成自己的家。
    一天，海喜喜来找章永璘，告诉他说自己是盲流，无家无业的，现在他要离开农场到内蒙古去，他还说马缨花是个好女人，建议章永璘跟马缨花结婚。还把章永璘那时看来是非常机密的党内消息告诉他，他们之间的隔膜消除了。
     章永璘来到马缨花家，把海喜喜、谢队长的建议告诉她，要她嫁给他。可马缨花拒绝和他结婚，她准备利用瘸腿保管对她的好感获得食物，供章永璘读书。章永璘觉得依了她的办法，就失去了一个男人的尊严，所以仍坚持马上结婚。可她把章永璘急于要结婚的原因领会错了，误以为他不相信她，她对章永璘发誓：“你放心吧！就是钢刀把我头砍断，我血身子还陪着你呢！”
      队里发现海喜喜逃跑了，让一大家去追。回来后，章永璘被调到山根下那个大队。后来章永璘才知道，马缨花曾夹着小包来找过他，被队上的干部训了回去。不久，章永璘因“书写反动笔记”的罪名被判处三年管制，再后来连遭厄运。
      多少年以后，他在《辞海》上看到：马缨花又名绿化树，喜光，耐干旱瘠薄。这条目上解释的文字没有一点不和马缨花相似。这一夜章永璘失眠了。“绿化树！绿化树！……”章永璘时时闪现一株株绿化树。

      4462.《绿化树》赏析
     《绿化树》是张贤亮的《感情的历程――唯物论者启示录》系列小说中的第一部，发表于1984年2月，它是“右派”小说的代表作之一，无疑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作品之一。
     《绿化树》（《十月》，1984年第2期）作为张贤亮最重要的作品，显然把"灵与肉"的对立统一处理得炉火纯青。作者声称《绿化树》是作者拟写的《唯物论者启示录》中的一部，小说写一位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章永麟，被打成右派，备受迫害。但他出于生存的本能，想方设法填饱肚子。他意识到自己的卑劣，他在思考提高思想觉悟的途径。章永麟经受思想改造的痛苦过程，但他却并不怀疑这种改造的荒谬性，而是自责自己离马克思主义还有很大距离，于是通过学习《资本论》，他的思想产生了飞跃，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相连在一起"，探寻到了"超脱自己"的真谛，开始踏上真正共产主义的"净土"。在灵魂升华的同时，肉体也在升华，一个"梦中洛神"出现了，美丽善良的女人马缨花对章关爱备至，她的所谓的"美国饭店"是章永麟的温柔之乡。只要看一看那里的欢乐，就可以看到在艰难困苦的年代，这里的情况还不算太坏。一切都因为有马缨花的存在，生活才格外有意义。马缨花有过不幸的经历，也没有多高的文化，但她向往知识，追求美好的事物，她的爱给章的生命注入热烈的活力和希望。现在，苦难已经退隐到幕后，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动人的情爱故事。马缨花甚至有贞女节妇般的勇敢，当章永麟还试图怀疑马缨花的忠贞时，马的执着令人动容："就是钢刀把我头割断，我血身子还陪着你哩！"这就是朴实的人民，朴实的爱情。有这样的爱情，还有什么"伤痕"不能抹平呢？事实上，在小说的叙事中，那些苦难早已为爱情的温馨所遮蔽，也就是说，伤痕太美了，以至于在美的光辉映照下，根本看不到伤痕了。这就是张贤亮书写的伤痕史，他把知识分子的受难史写成崇高史，把受虐史改变成自慰史，通过灵与肉的二元对立统一，现在，中国知识分子可以骄傲地宣称，他们历经的磨难包含着丰富的痛苦，他们的历史从过去到现在都是充实而美好的。通过抹去主体的苦难伤痕，从而也抹去了历史非理性，抹去了历史总体性的非法性。主体在任何给定的磨难中，都能感受到爱与美，主体并没有蒙受历史异化，而是在特殊的历史情境中，与历史达成了一致。

      4463.《绿化树》简介
     《绿化树》发表于1984年。作者以第一人称“我”为主线，叙写了文革中的知识分子被流放到西北地区后的经历。作品通过人物的一系列忏悔、内疚、自责、自省等内心活动的描写，对饥饿、性饥渴和精神世界的困顿等问题进行了思考与解读，展现了特定年代知识分子的苦难遭遇。
      小说使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兼具浪漫主义诗情，真实、艺术地再现了生活。当年发表之后曾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4464.《绿化树》作者简介
      张贤亮，1936年12月生于南京，祖籍江苏盱眙县。1955年从北京移民到宁夏，先当农民后任教员，1957年因发表长诗《大风歌》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劳动改造”22年之久。1979年平反，重新执笔。代表作有：短篇小说《灵与肉》、《邢老汉和狗的故事》、《肖尔布拉克》、《初吻》等；中篇小说《河的子孙》、《浪漫的黑炮》、《绿化树》、《青春期》、《中国文人的另一种思路》等；长篇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我的菩提树》、《壹亿陆》以及文学性政论随笔《小说中国》等。曾三次获得国家级小说奖，多次获得全国性文学刊物奖，有9部小说被拍成电影和电视剧，作品被译成32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出版发行。 1993年9月21日创办宁夏华夏西部影视城有限公司。 曾担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宁夏文联主席兼宁夏作家协会主席。从1983年开始，连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4465.张贤亮
      张贤亮（1936年12月－2014年9月27日），江苏省盱眙县人，生于南京，中国作家，全国政协委员，企业家。张贤亮14岁开始文学创作。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坛，张贤亮率先突破了若干禁区，例如描写性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张贤亮的作品被译成30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发行，在国际上有广泛影响。1992年，他创办宁夏华夏西部影视城公司。2014年9月27日下午2点，因重病医治无效在宁夏银川去世，享年78岁。

      4466.张贤亮人物简介
      张贤亮的父亲曾留学美国，后为国民政府官僚，1949年被关押，后死于狱中。1936年12月张贤亮出生于南京。1937年12月，日军攻占南京前夕，随家人逃离，幸免于难。1954年，18岁的张贤亮从北京的高中肄业，前往宁夏贺兰县插队，不久任宁夏省委干部文化学校教员。张贤亮14岁开始文学创作；1957年因在《延河》文学月刊上发表长诗《大风歌》而被打为右派，接受劳改、管制、监禁达22年，其间曾外逃流浪，1979年9月获平反。
      1980年任宁夏《朔方》文学杂志编辑，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并重新执笔；曾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文联主席；1992年在宁夏银川市郊创办镇北堡西部影城，曾为其董事长。并任六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在1980年代的中国文坛，张贤亮率先突破了若干禁区，例如描写性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4467.张贤亮人物轶事
      转行经商，牵头创办西部影城
      张贤亮的成功，并不仅仅体现在文学创作上。1988年，张艺谋执导的电影《红高粱》斩获国际大奖，其主要外景地银川西郊的镇北堡也逐渐进入人们视线。1992年，记者在《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上分别发表了题为《红高粱“红”了镇北堡》《影视界看好宁夏“外景地”》的文章。
      两篇报道吸引了镇北堡所在地贺兰山林草试验场时任场长袁进琳（现任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的关注，他不仅将这两篇报道大量复印，广为散发，而且就此率先提出恢复外景地、发展旅游事业的初步设想，得到各方的热烈响应。在具体筹划时，大家一致认为此事应该由张贤亮牵头，借助他的名望和号召力促成此事。
      张贤亮不仅扛起了这杆大旗，而且不断完善、提升，使这个昔日废弃多年的古城堡，逐步发展成为今天的“镇北堡西部影城”和5A级旅游景区。张贤亮曾对记者说：“如果说，我创作的小说是‘平面文学’的话，那么，西部影城就是我创作的‘立体文学’。”现在的西部影城，集观光、娱乐、休闲、餐饮、购物、体验于一体，曾是《大话西游》《新龙门客栈》等作品拍摄基地。
      江苏曾经想出版他的文集
      得知张贤亮去世消息后，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退休老编辑张昌华告诉记者，80年代，张贤亮火起来的时候，他就开始与张贤亮约稿，准备出版他的书籍，“我比较关注江苏本土出生的作家，先后与他通过4封书信。”
      电话中，张昌华找出了保存至今的信件，“第一封信是张贤亮于1986年5月29日写来的，当时我们正在筹备《东方记事》杂志，想和他约稿，他在信中非常客气，说自己是个‘刑余之人，不可言勇’，在文坛不过是个跑龙套的人，面对江苏父老乡亲，也只能敲敲边鼓，如有合适之作一定奉上。”张昌华回忆说，当时，社里为了拉住张贤亮，想和他签订一份出版协议，但他始终不愿意，说自己写作很随性。
      第二封信则是写于1987年，张贤亮在回信中夹带了22元钱，让张昌华代买两本江苏文艺社出版的图书，一本是《古文鉴赏字典》，一本是《二十世纪外国文学》。“记得我给他寄过杂志，可能页面上刊登有这两本书的广告吧。”
      后两封信是到了1998年，当时江苏文艺社推出了一批名作家的文集丛书，包括叶兆言、苏童等，“我们也打算出版张贤亮的文集，他也表示愿意合作，并且寄来了文集的目录。但是很遗憾，最后因为其他原因没有出成。”

      4468.张贤亮人物成就
      张贤亮是中国文学界久享盛名的文学家。不但他的文学代表作被译成30种文字在世界30多个国家发行，而且在中国特有的书法艺术上也建树良多。张贤亮并不是要当书法家，所以使他不刻意地游离“书法圈”外，如贺兰山的野花任自开放，在这个喧躁的时代留给人们的是一份清雅的墨韵和思索，其书法本身的创造力在深厚的文化品格中绽放。“书法家”应首先是学问家，应具备必须的文学，文字学与历史学的修养，否则“书法家”再超生的多，对我们的时代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故而张贤亮先生的文学史和书法造诣不是非要每个书法家都把他的作品作为“参照系”，而是让一些有志于书法收藏和研究的人们明白：人品、学识与书法密不可分！作为当代红遍大江南北，名扬长城内外的著名学者型书法家，张贤亮少爱诗书，其母贤敏博学，思想开拓宏深，使先生从小就有了很好的起点，在书法艺术方面下过苦功，后来历经沧桑，世事变迁，先生又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他的书法造诣和书艺境界是特殊天赋与漫长研悟的合成物。但他没有以书名世的念头，胸怀淡泊，学养渊雅，是铸成先生书法品格的重要因素。在充分肯定先生临悟参半的功夫外，我们不得不同时认同他的学养、天赋对形成“张体”的重要作用。张贤亮书法秀润遒媚，俊逸多姿，尤擅行书，他对各体笔法均有广泛涉猎，他读过和临习北碑南帖，如唐人褚遂良，晋王右军，苏东坡，明董其昌等。但其书法更富南帖之韵，字的点画则时见北碑风骨，结体的欹斜及个别点画的舒张纵遗颇类米芾、东坡和董其昌的风神。
      他创办了宁夏西部影视城 《大话西游》《新龙门客栈》《东邪西毒》都在这拍的。
      因为众多作品，张贤亮的名字广为人知。但是事实上，除了是知名作家，张贤亮还有一重身份不能不提，那就是宁夏西部影视城的“堡主”。而这也是众多影视圈名人纷纷悼念他的原因，据悉有50多部知名电影都是在这里拍摄的。
      据悉，1961年冬天，25岁的张贤亮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从宁夏贺兰县的一个农场被释放出来。到距银川市20公里的镇北堡集市买盐时，他发现在荒滩上耸立着的两座古堡废墟有特殊的视觉形象。20年后的1981年，他将当时已成破羊圈的废城堡推荐给谢晋做由他的小说《灵与肉》改编成的电影《牧马人》的外景地，于是这个荒凉了几百年的古堡开始热闹了起来。1993年9月，宁夏西部影视城在镇北堡开业，张贤亮放弃了铁饭碗，把这个荒凉的地方打造成了4A级景区，成为中国西部题材和古代题材电影电视的外景拍摄基地。《牧马人》《红高粱》《黄河谣》《边走边唱》《黄河绝恋》《老人与狗》《大话西游》《新龙门客栈》《书剑恩仇录》《东邪西毒》等50多部电影都是在这里诞生的。

      4469.张贤亮人物评价
      —著名导演王家卫
      拍《东邪西毒》，他给了很大支持
     “我进内地第一部电影《东邪西毒》就是在西部影视城拍的。当时因为张国荣演西毒，于是我们要到西部拍，当时张贤亮老师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现在张国荣不在了，张贤亮老师今天也去世了，我觉得非常遗憾。”
      张贤亮身上有关“第一”的故事很多
      —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王久辛
      张贤亮曾经说，他是中国第一个写性的，第一个写饥饿的，第一个写城市改革的，第一个写中学生早恋的，第一个写劳改队的……发生在张贤亮身上，有关“第一”的故事很多。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作家王久辛说，张贤亮是新时期文学界的扛鼎作家，“如果没有他的《绿化树》《灵与肉》《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新时期文学界会像天缺一角。”
      王久辛说，张贤亮的作品中，人性并不都是灰暗的，他的身上有一股浩然之气。在小说《肖尔布拉克》里有一句话，“在碱水湖里泡过的，都是国家的宝贝疙瘩。”这说明，他虽然经历了磨难，但人特别坚强。后来，他又去办了影视城，“影视城也是他自己的一部伟大作品，他是一个做文化品质的人，把产业和事业理解得非常清楚。可以说，张贤亮前三分之一的人生有些磨难，中间创造了一生辉煌的作品，晚年的三分之一又创造了影视城。是一个伟大的人生。他是了不起的人，学到老用到老，创造到老。”
      当代文学史绕不过他；他重情义，有一颗童心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高洪波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高洪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张贤亮在很多领域都有一种特殊的才能，形成了“张贤亮现象”，对这样一位当代文学史绕不开的作家的离世，他表示非常痛惜。
      高洪波表示，2014年年3月份，罹患癌症的张贤亮来北京看病，“我们几个作家老朋友，包括张抗抗等，在北京相聚了一次，张贤亮半开玩笑地说：“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了，但文学史是绕不过我的。”当时他吃中药过敏，身上痒得难受，但他很坚强，脸上依然有笑容，依然充满着对病的蔑视。高洪波说道，张贤亮很重情义，他有一颗童心、喜欢热闹，好交际，人经历比较大的磨难之后，很多事情看得比较淡，也比较透。
      他的作品影响了一代人
      —南京作家鲁敏
     “我以前都不知道，张贤亮就出生在南京，老家是盱眙。”南京作家鲁敏告诉记者，“张贤亮是妈妈他们那辈人特别喜欢的作家，尤其是根据他作品《灵与肉》拍成的《牧马人》，哎呀特别迷。”在鲁敏看来，张贤亮是他那一代作家中对人性、性意识的独立与唤醒最有突出贡献的人。

      4470.当代文学作品推荐《北京人在纽约》
    《北京人在纽约》是一个经典的、关于北京人在纽约奋斗与挣扎的生存故事。在婚外情的发生和发展中，在移民子女的教育及两代人的观念冲突中，这群怀着美国梦的北京人，事业与情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4471.《北京人在纽约》简介
      美国，一个淘金的梦。
      这是一个经典的、关于北京人在纽约奋斗与挣扎的生存故事。东西文化的碰撞引起的不只是疼痛、无助与彷徨。在家庭的分解与重组中，在婚外情的发生和发展中，在移民子女的教育及两代人的观念冲突中，这群怀着美国梦的北京人，事业与情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是第一部全面描写赴美移民浪潮中北京人的故事。北京音乐家王启明与妻子郭燕，怀着对美好生活的渴望。终于来到了神往以久的美国。然而，一切并不完全象他们想象中的一样美好。通过奋斗，王启明终于成为一位富翁，但却付出了巨大代价。妻子郭燕成为外国商人大卫的妻子，大卫却是王启明最大的竞争对手。情感与来在复杂而微妙的冲突中发展，王启明也找到了聪慧美貌的红颜知己阿春，但是矛盾并不能得以很好的解决，女儿宁宁的到来，又在几个人的生活中掀起轩然大波。宁宁不能理解父亲王启明与母亲郭燕，更不能接受阿春。处身于美国的社会环境，她变得任性和反叛，以放纵自己的方式表达对父母的怨恨。
     《北京人在纽约》折射出东西文化的差异，全景式展现北京人在纽约生存状态，早在十年前就引起轰动，成为描写第一批赴美淘金的中国人事业与情感历程的经典之作。

      4472.“流浪文学”的人物与主题
      从《沉沦》到《北京人在纽约》董炳月
      1991年下半年，旅美华人曹桂林的长篇小说《北京人在纽约》在大陆轰动一时。这“轰动”当然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诸如特定的社会心理背景（许多中国人都关心“出国”），小说题材的独特性，小说题目的新闻性，某些人有意识的宣传（为了扩大书的销路多赚钱或者出于某种政治目的），等等。但是，这“轰动”本身也显然嘲笑着人们的“孤陋寡闻”或者“记忆力衰退”。如果人们读过旅美华人女作家於梨华的长篇小说《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并且留下了一点点印象，那么他们是不应当对《北京人在纽约》感到十分新奇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和《北京人在纽约》一样描写了中国人离开祖国去美国以后的生活和奋斗，甚至两部小说主人公在美国的经历具有相同的时间长度（十年）。实际上，如果我们把眼界放得更宽一些，就会发现，表现这类题材的文学作品在本世纪初就已经出现，并且一直延续下来。“五四”时期郁达夫的短篇小说《沉沦》、《空虚》和二十年代闻一多留学美国时创作的《洗衣歌》、《孤雁》、《太阳吟》等等，都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并且曾经引起较大的反响。聂华苓创作于1970年的中篇小说《桑情与桃红》和吴民民创作于1988年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留日学生心态录》，亦可划归此列。这类作品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构成了一个具有内在稳定性和持续性的系列，由于其题材和蕴含的独特性，我们必须用一个新的名称来命名它。本文将这类作品称之为“流浪文学”。

      4473.“流浪”作为生存形式与精神形式
      将这类作品称之为“流浪文学”，是因为它们提供了“真正的流浪者”形象。“真正的流浪者”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不仅人物的形体（身）在流浪——远离祖国和家人、身处异邦，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精神（心）在流浪——特定的生活道路和生存环境改变了他们，使他们既不容于异国，又很难与祖国完全认同，于是精神失去了归依。这样，“流浪”不仅成为他们的生存形式，而且成为他们的精神形式，他们是形体与精神（身与心）的双重流浪者。典型地体现这种双重流浪特征的人物形象是《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中的牟天磊。天磊从台湾去美国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并在大学里谋得教职，生活富裕、有保障，但他认为中国人不可能在美国安家落户，“参加美国人的宴会，或是和几个美国朋友一起玩，他总觉得他自己是陌生人、局外人，不属于他们的国家、他们的团体以及他们的欢笑的圈外人”。因此，他思念台湾，盼望回到那个属于自己的地方去。但真的回到台湾的时候，他仍然觉得自己是“站在漩涡之外的陌生客”。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常常使他感到不适应，他甚至起了回美国的念头。因此他自称“没有根的一代”。“没有根”——这个词揭示的正是他的精神特征。无独有偶，牟天磊深刻体验到的这种孤独感与放逐感同样被聂华苓和曹桂林小说中的人物深刻地体验着。聂华苓《桑青与桃红》中的桑青，历尽磨难到了美国，成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受到美国移民局官员的调查。在被问及出生地时，她的回答是：“我是开天辟地在山谷里生出来的。……我到哪儿都是个外乡人”。被捕后将要被递解出境时，美国移民局官员问她将要去哪里，她的回答却是：“不知道”。这种回答揭示的也是桑青精神主体的流浪特征和茫然无路的绝望情绪。《北京人在纽约》中的中国移民们，同样清醒而又悲哀地意识到自身的两难处境：“既做不了美国人，又不再是中国人”。
       这类人物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品中独有的、具有“类型性”的人物形象。他们不同于美国海明威之类“失落的一代”（“失落的一代”是主动与传统道德绝缘、自甘堕落，以反抗美国的商业文明），不同于俄国文学中的“多余的人”（“多余的人”是徒有改造社会的热情但屈服于黑暗现实、脱离人民从而幻想破灭、自甘沉沦的贵族知识分子），也不同于“五四”文学中的“零余者”（“零余者”是因为觉醒之后与愚昧的社会不相容而痛苦、困感乃至绝望的知识分子）。正是这种具有双重流浪特征的人物形象，决定着“流浪文学”的独特品格。
       结合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方文学来看，“流浪文学”确实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特有的文学现象。中国古典文学中并不缺少取材于流落他乡者生活的作品。仅就唐诗而言，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中所谓的“宦遊人”、孟郊《遊子吟》中所谓的“遊子”、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中的“征人”，都可以看作“流浪者”。但是，他们作为“流浪者”与流浪文学中的“流浪者”并不是一回事，因为他们只是“身”在流浪，而“心”并未流浪，故乡仍然像一个美丽的“精神家园”，像一个温馨的梦，召唤着他们，抚慰他们寂寞孤独的心灵。因此才有“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不知何处吹羌管，一夜征人尽望乡”这种虽然凄凉但却还痴迷的情调，才有“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鬃毛衰”一诗中那种淡淡的惆怅掩饰不住的欣慰和归属感。这类作品也许可以称为“遊子文学”，但称不上“流浪文学”。其中的痴迷、欣慰和归属感在流浪文学作品中很难发现。西方曾经有过所谓的“流亡文学”——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经惊诧主流》中把十九世纪初叶法国作家（包括少数其他国籍的作家）的创作称之为“流亡文学”，但实际上，对于那些作家来说，“流亡”只是他们逃避专制政府、获取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一种生存方式，“流亡”这种生存方式本身并没有作为题材或主题进入作品。夏多布里安的《阿达拉》与斯塔尔夫人的《苔尔芬》作为“流亡文学”的主要作品，表现的都是与“流亡”无关的内容。在勃兰兑斯这里，“流亡”一词描述的是作家的生存状态，而非作品中人物的生存状态。尽管他认为“正是这些流亡的知识分子对整个法国传播了有关别国特点和文化的知识。如果要给这时期的文学活动一个总的名称，恐怕没有什么比‘流亡文学’更适合的了。”但仅仅从作家的生存状态出发来给某类文学作品命名，显然有损于文学分类的逻辑性与科学性。文学的本质并不等同于作家的生存状态。

      4474.文化意识：从认同到背离
       从“文化”的角度看，流浪者作为走进异国的中国人，实质上是从一种文化环境进入另一种文化环境。他们是生活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中——即两种文化的冲突中。那么，在这种冲突中，流浪者持怎样的文化价值观念？
       特定的生活境遇，决定着流浪者文化意识的觉醒首先是从向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开始的。
       流浪者最深刻的生命体验是伴随着弱国子民屈辱感的寂寞与孤独。这种感觉不仅被本世纪初的流浪者体验着，而且被本世纪中叶乃至八十年代的流浪者体验着；不仅被放逐在日本的流浪者体验着，而且被放逐在美国的流浪者体验着。它是一种具有历史性和普遍性的“流浪者情绪”。郁达夫《沉沦》中的“他”，“虽然坐在全班学生的中间，然而总觉得孤独得很；在稠人广众之中，感得的这种孤独，倒比一个人在冷清的地方，感得的那种孤独，还更难受”。因此“他”十分仇视那些视中国人为猪狗的日本人，安慰自己说：“他们都是日本人，他们都是我的仇敌，我总有一天来复仇，我总要复他们的仇”。《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中的牟天磊，从美国回到台湾之后感到：“十年来在国外所受到的不能避免的种族歧视，自己的辛苦，以及读文科所受的种种生活与学业的挫折以及无穷无尽，比雾还迷朦、比海还洗瀚、比冰还要寒心的寂寞！这份空洞他是没有办法向人解释的，没有人能懂的”。
       这种屈辱感、孤独感和寂寞感，使流浪者们不自觉地将异国作为异己力量进行抗拒，与此同时传统文化观念在他们心中复话，并表现出强大生命力。留学美国的闻一多感受到了《沉沦》中的“他”在日本所感受的那种“支那人”的屈辱和悲酸（有《洗衣歌》为证），便把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作为精神支柱，来抗拒屈辱与悲酸的重压。《祈祷》、《一个观念》就典型地表现了这种文化归属感和文化爱国主义精神：“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谁的心里有尧舜的心，/谁的血是荆轲聂政的血，/谁是神农皇帝的遗孽”（《祈祷》），“五千多年的记忆，你不要动，/如今我只问怎样抱得紧你……/你是那样横蛮，那样美丽！”（《一个观念》）。在对古老文化的爱戴与拥抱中，闻一多“流浪者的心”获得了暂时的欣慰与安宁[xvii]。牟天磊同样是把中国传统文化作为“疗伤止痛”的良药。在疲倦于美国的生活、并发现自己在台湾也是“站在漩涡之外的陌生客”的时候，他向往的是“平静的乡居生活”：“回到台湾长居。在哪一个学校教教书，住在乡间，种点花，种点菜，与世无争地过一辈子……”；或者住到山里，“晚上钻进棉被里，或是生了一个炭盆，在盆上烤玉蜀黍或板栗吃，再喝点茶，看看书，听山涧的流水，早上一清早就起来，把粥炖着，到外面去散步一个小时，再回来喝稀饭，然后就看看书，写写东西，如果下雨了，撑着雨伞在雨里走走”。从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是中国传统文人的生活方式，是淡雅、温馨的乡村情调。这种生存方式曾经属于两晋的陶渊明，属于唐代的孟浩然、王维等山水田园诗人。可见，仍然是具有独特韵味的中国传统文化慰籍着牟天磊这个流浪者寂寞、痛苦的心灵。
       勿庸置疑，传统文化的这种“拯救”作用只能是暂时的、心灵性的，而不可能为流浪者提供根本的、现实性的出路。原因有三：其一，直接决定个体生命的价值、意义与存在方式的不是历史与文化，而是现实社会中的各种政治经济关系。流浪者们一旦从精神世界回到现实世界，其传统文化优越感就会受到无情的嘲弄，从而陷入困境。文化的虚幻性将被强有力的现实所粉碎。渴望把五千年的记忆抱得更紧的闻一多，从美国回到动乱、衰朽的中国的时候，却痛心地喊道：“我来了，我喊一声，迸着血泪，‘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发现》）这一方面标志着闻一多那种文化优越感、文化爱国热情的脆弱，同时表明那种文化优越感和文化归属感实际上只是他抗拒流浪者的痛苦和寂寞的一种形式，其本质“精神胜利”——就像贫穷的阿Q说“我们先前比你们阔得多啦”从而获得心理平衡一样。其二，从审美的角度看，雅致、恬淡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富于魅力，但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它的乏进取、安土重迁与现代文明相冲突。以牟天磊为例，他对传统文人生活方式的向往最多只能作为一种幻想而存在，而且，这幻想不仅使他难以与美国的生活方式达成和谐，而且将使他将走向现代的台湾生活所抛弃，因为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已经接受了美国文化。回台湾后朋友请他去第一饭店的喜临门跳舞，他听见柜台上的人及管电梯的仆欧都讲英文，侍者穿着笔挺的白色制服，开口闭口都是洋礼节，“除了所有的面孔都是黄皮肤之外，他几乎以为自己踏进了芝加哥勒虚街的舞厅”。显然，即使在台湾他也已经不可能找到向往已久的那种生活方式，他得到的只能是失望与痛苦。其三，时间是生命的存在形式之一，时间的运动是单向性的。在时间的长河里生命不可能静止更不可能被重复。人一旦把自己投入一个新的文化环境，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都将被改造，而不可能固守原有的文化观念、保持原来的生存状态。古人之所以能够完整地“回到故乡”，是因为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处于相同的文化环境之中。而天磊走出了国界，置身于全新的文化环境，所以虽然怀恋祖国，但仍不自觉地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美国文化观念，所以回台湾后厌恶中国人的“面子”、多礼和虚伪。
       无论是闻一多，还是牟天磊，当他们恪守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时候，他们是作为面向过去、面对幻想的人，而不是作为面向未来、面对现实的人而存在的。因此他们终将被时代列车抛弃。虽然忧伤却是必然。除非他们改变自己。
       但在《北京人在纠约》中，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文化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是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背离完成的，具体体现在湘院楼女老板阿春这一形象上。阿春本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工作后因为受不了洋人的气，便改行做生意、开餐馆。她和《沉沦》中的“他”、《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中的牟天磊一样深刻地体验着流浪者的孤独与寂寞。一次从赌城大洋城回来，在轿车里，她对另一位移民、有妇之夫王起明说：“你有太太，你有家，我呢？什么也没有，永远是孤独的、孤独的一个人”，“咱们两个人，只不过是两颗难耐寂寞的心的结合，两个移民孤独灵魂的相交，不全是真爱，最多的成份是需要”。但是，她既没有像闻一多那样把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作为对抗痛苦的工具，也没有象牟天磊那样向往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相反，她勇敢地承受了作为流浪者必然遭遇的寂寞与痛苦，主动背离中国传统文化观念，自觉地与美国文化认同。当王起明因为女儿宁宁独自离家出走而痛苦的时候，她告诫王起明：“要记住，你现在是生活在美国。美国，……它有它的规律，它有它的法则，它有它的——游戏规则——这都很严格。它的道德观念也只在这规则内起作用。你不可能生活在真空里，你怎么能要求你的女儿既生活在美国，又持一个中国的传统观念呢？那不成了畸形了吗？”当王起明生意上陷入困境、难以自拔的时候，她建议王起明根据美国法律宣布合法破产，以保护自己。王起明认为那样做太坑人，她斥责道：“你不忍心去坑人，就在这儿坐着等人来坑你吧！别抱着你那种中国人的道德观念不放了。这是美国，这是纽约”。这种自觉的文化认同意识决定着她的人生观，也决定着她对自己生活道路的安排：她毅然和“意志薄弱”的丈夫离婚，独自在社会上奋斗；她不象王起明夫人郭燕那样在失意的时候念叨“回老家”，而是坦然、决然地说：“中国有句俗话，儿孙自有儿孙福；哪儿的黄土不埋人！我倒是觉得，东半球，西半球，哪儿的土都是土。人死了，埋在哪儿都一样”。显然，阿春已经摆脱了传统的重负，具有全新的文化心态。和闻一多、牟天磊相比，她是一个面向未来的人，更有生存能力，更能适应这个崭新的世界。
       如果说闻一多、牟天磊的文化价值观具有比较浓的情绪色彩的话，那么阿春的文化心态则富于理性精神。作品中人物（闻一多作为诗的抒情主人公也可以看作作品中人物）具有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固然与不同作者思想状况的差异有关，但从闻一多、牟天磊到阿春文化心态的改变，大约也可以折射出二十世纪中国人世界意识和理性精神的觉醒过程。结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现实来看，阿春这种形象的出现具有某种必然性。《北京人在纽约》的作者曹桂林如果不是作为“新时期”（1978年以后）的中国人出国，大约创造不出阿春这一“文化形象”。

      4475.想你，怨你——祖国！
      流浪者虽然远离了祖国，但祖国并没有在他们心中消失。相反，他们常常表现出自觉、强烈的“祖国意识”，因为他们的许多烦恼与痛苦都是从远离祖国开始的。对于安土重迁、乡土意识极强的中国人来说，“祖国母亲永远不会被遗忘。但从总体上看，流浪者的“祖国意识”主要表现为两种情绪：一是思念，二是哀怨。
      和寂寞、孤独、屈辱是一种具有历史性和普遍性的“流浪者情绪”一样，对祖国的思念同样是一种具有历史性和普遍性的“流浪者情绪”。实质上孤独、寂寞与屈辱正是思念祖国的原因，这两种情绪互为因果，生生不息。《沉沦》中的“他”悲悲切切准备自沉于夜幕笼罩下的大海的时候，遥望西天黯然神伤：“那一颗摇摇不定的明星的底下，就是我的故国，也就是我的生地”。在《太阳吟》中，留学美国的诗人闻一多热切地喊道：“太阳啊——神速的金鸟——太阳！/让我骑着你每日绕行地球一周，/也便能天天望见一次家乡！”在《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中，牟天磊之所以觉得自己是“没有根的一代”，是因为“大陆不能回去，台湾面积太小，美国又不是自己的国家”[xxii]。对大陆的渴望本质上也是对祖国的渴望。所以，当台湾当局请从美国回到台湾的华人学者到金门岛参观时，他在瞭望台上看着对岸大陆的厦门，百感交集，浮想联翩……“想着想着，祖国变成了一个没有实质而仅有回忆的梦境”。在《北京人在纽约》中，郭燕因为生活的挫折、因为丈夫有外遇，把家里的狗当作自己的孩子，哽咽着和狗交谈了一夜：“妈妈想家了，想老家”；宁宁在被绑票者枪击、将要离开人世的时候，对爸爸说： “送我……回老家吧……”。这母女二人所谓的“老家”，就是“祖国”。
      不过，在流浪文学作品中，“思念”并不是流浪者“祖国意识”的全部。相反，对祖国的另一种情感同样存在着——哀怨。这哀怨常常具体表现为对某种既定社会现实的不满。郁达夫的《沉沦》、《空虚》，吴民民的《中国留日学生心态录》，以及聂华苓的《桑青与桃红》，都包含这方面的内容。在《沉沦》中，“他”在决定自沉于大海的时候，悲哭道：“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在这里，郁达夫实际上是把“他”毁灭的责任推给祖国，让人们意识到，正是祖国的落后、贫弱，才使国人在异国为人所轻蔑，饱受白眼和冷脸。在《空虚》中，郁达夫则把这种“怨国情绪”具体化为对黑暗现实的批判。小说主人公质夫在日本学有所成，本想回到日夜思念的祖国去，但回国后看到的却是社会黑暗、政治腐败。“中国的社会不但不知道学问是什么，简直把学校里出身的人看得同野马尘埃一般的小”。一位姓M的在日本留学时终日看电影、吃大菜、逛妓院，回国后却当了洋行经理，出尽风头，不可一世。失望之后，质夫终于借了三百元钱，仍回日本做闲住的寓公，并且“觉得自家的这无聊的爱国心没有什么意思”。显然，质夫作为流浪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黑暗的社会现实造成的。《中国留学生心态录》中亦有类似的描写：那个名叫夏雨的上海青年女律师水平高，能力强，却因论资排辈的重压和对不尊重法律的社会现实的不满，愤而出走日本；才华横溢的汪芜生受到图片社领导和公安部门的无理非难与迫害，也不得不远走他乡，到日本去寻找自己的梦。作者吴民民深刻地认识到“皮已不存，毛将焉附”，进而谴责那种把优秀的祖国儿女“逼”到流浪者的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呼喊道：“少一些，再少一些政治运动；少一些，再少一些假话和空话；少一些，再少一些官僚主义裙带作风；少一些，再少一些你争我斗，尔虞我诈……”。这种从祖国的命运和现实出发对流浪者产生原因的反省在聂华苓的《桑青与桃红》中获得了更为丰富的历史、社会、政治内容，因为它的主人公桑青是在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台湾的悲惨遭遇等一系列生活变故之后，流落到美国成为“永远在路上”的流浪者。她的命运实际上是由几十年间中国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造成的，是由中国命运的个体化显现。
      应当注意的是，“祖国”历来是一个内涵复杂的概念。它可以指一个国家的土地、历史、文化、风土民情，也可以指一个国家的社会形态和政权形式。因此，任何一种对祖国的情感（无论是爱还是怨）都是相对于“祖国”内容的不同方面而言的。流浪者的“祖国意识”也是这样。当他们思念祖国的时候，祖国主要是指土地、历史、文化、风土民情。所以，《沉沦》中的“他”感到孤独与痛苦的时候在日记中写道：“故乡岂有不明媚的山河？故乡岂有不如花的美女？我何苦要到这东海的岛国来！”闻一多在美国留学的时候给国内的朋友写信说：“我所想的是中国的山川，中国的草木，中国的鸟兽，中国的屋宇——中国的人”。牟天磊站在金门的堡垒边怅望祖国的土地的时候，想起的是“战前小镇里的宁静得单调的、没有柏油的大街；街边的杂货店；杂货店的柜台上排着的玻璃瓶，瓶里的橄榄、冰糖、生姜糖、粘在一起的牛皮糖”，想起的是“重庆的热闹”和“战后回乡西北道的宝鸡潼关洛阳的荒凉”。而当流浪者“哀怨”祖国的时候，祖国主要是指一种社会形态、一种某种政治力量统治下的社会现实。严格来说这里的“祖国”应当称之为“国家”。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国家”是一种“社会权力机构”，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从前文的引述中不难发现，流浪者的“哀怨”实际上已经进入社会批判和历史批判的层次。如果说流浪者的“思念”主要是一种情绪，那么“哀怨”则凝聚着较多的理性意识。
      关于人与国家的关系，有这样两种不同的观点：柏拉图认为“人的本性是以大写字母写在国家的本性上的”；而卡西尔反对柏拉图的观点，认为“政治生活并不就是公共的人类存在的唯一形式。在人类历史中，国家的现有形式乃是文明进程中一个较晚的产物。<略>国家无论怎样重要，并不就是一切。它不可能表达或囊括人的其他活动”。这两种观点都有其合理性，但比较而言柏拉图的观点更接近二十世纪中国人的本质。在一个具有专制传统的国家里，特别是在社会动荡不安的历史条件下，人很难作为自为的主体而存在，更多的时候是作为自在的客体而存在。从前文的论述可以看到，旧中国的衰朽不仅赶走了质夫那种有爱国心的人，而且粉碎了从美国归来的闻一多对祖国的幻想和思念。牟天磊有国难回的悲剧也是国内两种政治势力的冲突造成的。这种冲突的双方虽然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但天磊作为两种政治势力之外的个体生命，得到的仅仅是流浪者的寂寞与痛苦以及“没有根”的烦恼。再者，在共产主义的大同社会没有到来之前，“国家”仍然是构成个体生命本质的重要伦理内容。缺少了这项内容，人很难再是完整的人。所以，汪芜生虽然不得不离国而去，但仍幻想有一天能回到祖国来；阿春虽然抛弃“国家”这项生命内容，但那是以自觉承受流浪者的孤独与痛苦为代价的。
      从根本上说，双重流浪者乃至流浪文学的产生，都根源于中国近百年来特定的社会现实。国家的落伍不仅是许多人“流浪”的重要原因，而且是中国人在异国地位低的原因。

      4476.自我寻找与自我迷失
      对于许多流浪者来说，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他们之所以离开祖国去流浪，常常是为了寻找一种理想的生存方式，是为了建立“新自我”——例如牟天磊、汪芜生试图通过事业的成功实现自己的价值，《中国留日学生心态录》中许多东渡日本的“淘金者”试图通过的财富的积累实现自己的价值。漫长的流浪历程的起点，就是他们自我寻找的开始。
      不过，这种寻找却是以青春、生命乃至人格的付出为代价的。在流浪者的自我寻找中，我们更多看到的却是人的被“扭曲”。这种扭曲主要表现为三种情形。一是人生最美好的年华被廉价付出，生命本身受到无情摧残。天磊为了完成在美国的学业，曾经去打扫女厕所，曾经忍受着老板的冷脸在餐馆当侍者，曾经在深夜独自开着运冰的大卡车在山里跑。某一年圣诞节，美国人狂欢的时候，他却一个人孤独地躲在医院的洗手间里，看着窗外飘落的雪，想着自己飘落无定的生活和前途，让悲伤的泪水流下来。十年之后怀着一颗过早地苍老的心回到台湾、旧地重游的时候，他心痛欲裂，从灵魂深处发出呼喊：“还我少年，还我少年！”分别十年的妹妹看到他与三十岁的年龄不相称的历尽沧桑的样子，也不禁泪如雨下。《中国留日学生心态录》中的王小玲到日本留学，却在品味了生活的艰辛和人间的冷酷之后撞火车自杀，把自己年青美丽的生命抛在了异国的土地上。在《北京人在纽约》中，新移民王起明不仅付出了自己，而且付出了女儿纯真的年代。他自己终日疲于奔命，体重锐减，以至于牛仔裤大号换中号，中号换小号，女儿宁宁在国内因为失去了正常的家庭环境、失去了母爱、父爱而陷于孤独、寂寞之中，曾经在冬天的大雪中一个人跑到香山去哭，后来又被坏人引诱，十六岁即怀孕流产。生命被扭曲的第二种情形是人格被金钱锈蚀，这集中体现在《中国留日学生心态录》中淘金者那句“当两年狗，换来终生富贵”的自白中。“狗”是被扭曲的人格的形象化显现，而“人”之所以变为“狗”，是为了获取能保证终生“富贵”的金钱。在这部报告文学中我们还看到，对金钱的贪欲不仅使人变成“狗”，甚至使人走向罪恶的深渊。那个从上海来到东京的个体户陈阿金，为了发财不惜去做留学掮客，丧尽天良地坑害自己的同胞。金钱和物质本是构成人的价值的重要的、合理的内容，但在这些人身上，它却被无限夸大，成为异化人，使人不成其为人的力量。流浪者被扭曲的第三种情形，就是那种具有虚无主义色彩的人生体验的形成——天磊在付出了全部青春的活力与梦想之后，感觉到的只是一个“空”；王起明在相隔十年第一次回国的时候已经是大富翁，但他感觉自己得到的只是一个“破碎的梦”，“精神上是个零”。这种种扭曲无疑都是悲剧性的，但对于流浪者们来说它却是主动的、自觉的追求。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流浪者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都陷于混乱之中。他们试图通过流浪寻找自我，但“扭曲”却成为他们的主要收获。他们作为自我寻找的人，实质上已经迷失了自我。所以，宁宁来到美国后要摆脱父母独自去社会上闯荡，王起明甚至弄不清究竟是阔好还是穷好，王小玲只能通过自我毁灭使自己摆脱困境。从自我寻找转变为自我迷失，是流浪者最大的人格悲剧和精神悲剧。
      耐人寻味的是，自我迷失的悲剧并非只属于流浪者，而且属于许多尚未流浪的中国人。具体表现在自我迷失的流浪者成为许多中国人力图效仿的对象。牟天磊怀着一颗伤痕累累的心回到台湾的时候，人们却把他看作衣锦荣归的大人物，给予过多的钦羡与赞美。他不禁哀叹道：“上到大学生，下到厨子，都想往美国跑；去读博士，去赚钱，去讨洋太太，反正是要离开这个地方，真叫人想不通”。天磊在台湾受到的“礼遇”同样被八十年代在美国的王起明所领受：王起明为了生存凄凄惶惶在街上奔走、妻子险些被老板奸污的时候，老朋友邓卫却从北京寄信来，说：“你们富有、幸福、自由；……宁宁这孩子真可爱，……她现在是个名副其实的小公主，邻居的孩子、学校里的同学都羡慕她”。真诚的赞扬变成了绝妙的讽刺，王起明只有苦笑：“羡慕？哥儿们，你可真是傻帽儿喽！”天磊和王起明的羡慕者们是希望自己能够走出国门，像天磊、王起明那样去生活，但他们不知道自己羡慕的是一种被扭曲的人，这“羡慕”实质上证明着他们的盲目和自我迷失。也许他们有一天能够走出国门，和天磊、王起明一样去生活，但他们也许会和天磊、王起明一样被扭曲，得到一个“空”或者“破碎的梦”。
      《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年青美丽的意珊为了离开台湾去美国，想嫁给留美博士，便以通信的方式和牟天磊建立了恋爱关系。天磊回到台湾在夏夜和意珊亲吻的时候，脑海里却“闪过一个清晰而残酷的问号：她的吻，是对他，还是迎接留美归来的博士？”在这个细节中，双方不仅是自我迷失者，而且是人格分裂者：天磊本应作为一个完整和谐的男人而存在，但在意珊眼里博士头衔却是他最大的价值，于是“人”和“博士”在一定程度上分裂开来。意珊追求“分裂的人”，也说明她不是作为具有内在完整性的女性存在的。天磊和意珊的这种关系具有“模式”意义，众多“流浪者”和“流浪者的羡慕者”的关系都可以纳入这个模式。假如说天磊可以代表迷失的流浪者，意珊则可以代表台湾羡慕天磊的人和大陆羡慕王起明的人。把这双方统一起来看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整个中华民族中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精神悲剧和人格悲剧。更大的悲剧在于，不仅流浪者的自我迷失具有必然性，许多人对流浪者的羡慕并试图去流浪也具有必然性与合理性。也许，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来说，由于社会、历史和文化因素的制约，个体生命很难获得人格的独立与内在生命的和谐统一。
      本世纪以来取材于“流浪者”生活的文学作品，确实建立了一种新的文学形态。这类作品中的主人公是一种新型的人物形象，其认识价值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品中任何一类形象所难以比拟的，因为他们把文化冲突、国家冲突、种族冲突、社会冲突、金钱与人性的冲突乃至价值观、伦理观等多种冲突集中在一起了。这些形象本身为中国人在“世界”这一大背景上认识自身提供了最佳标本，而当我们把不同历史时期流浪文学作品中的形象作为一个“时间序列”来观察的时候，又可以发现本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历史变迁和中国人自我认识的轨迹。不过，由于诸种现实因素的制约，流浪文学的价值难以被今天的研究者全部发现。也许只有在历史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某种必要的距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更深刻、更全面地认识流浪文学的价值。

      4477.“如果你爱他，请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请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请读曹桂林小说《北京人在纽约》。

      4478.当代文学作品推荐《茶人三部曲》
     《茶人三部曲》以绿茶之都杭州的忘忧茶庄主人杭九斋家族四代人起伏跌宕的命运变化为主线，塑造了杭天醉、杭嘉和、赵寄客、沈绿爱等各具不同社会意义和艺术光彩的人物形象，展现了在忧患深重的人生道路上坚忍负重、荡污涤垢、流血牺牲仍挣扎前行的杭州茶人的气质和风神，寄寓着中华民族求生存、求发展的坚毅精神和酷爱自由、向往光明的理想倾向。

      4479.《茶人三部曲》内容提要
     《茶人三部曲》以绿茶之都杭州的忘忧茶庄主人杭九斋家族四代人起伏跌宕的命运变化为主线，塑造了杭天醉、杭嘉和、赵寄客、沈绿爱等各具不同社会意义和艺术光彩的人物形象，展现了在忧患深重的人生道路上坚忍负重、荡污涤垢、流血牺牲仍挣扎前行的杭州茶人的气质和风神，寄寓着中华民族求生存、求发展的坚毅精神和酷爱自由、向往光明的理想倾向。茶的青烟、血的蒸气、心的碰撞、爱的纠缠，在作者清丽柔婉而劲力内敛的笔下交织；世纪风云、杭城史影、茶业兴衰、茶人情致，相互映带，熔于一炉，显示了作者在当前尤为难得的严谨明达的史识和大规模描写社会现象的腕力。
      故事发生在绿茶之都的杭州，忘忧茶庄的传人杭九斋是清末江南的一位茶商，风流儒雅，却不好理财治业，最终死在烟花女子的烟榻上。下一代茶人叫杭天醉，生长在封建王朝彻底崩溃与民国诞生的时代，他身上始终交错着颓唐与奋发的矛盾。有学问，有才气，有激情，也有抱负，但却优柔寡断，爱男友，爱妻子，爱小妾，爱子女……最终“爱”得茫然若失，不得已向佛门逃遁。杭天醉所生的三子二女，经历的是一个更加广阔的时代，他们以各种身份和不同方式参与了华茶的兴衰起落的全过程。其间，民族，家族及其个人命运，错综复杂，跌宕起伏，茶庄兴衰又和百年来华茶的兴衰紧密相联，小说因此勾画出一部近、现代史上的中国茶人的命运长卷。

      4480.《茶人三部曲》作者
      王旭烽获得了本届茅盾文学奖，她的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开始为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这部有着作家10年写作史的小说以绿茶为道具，以清末民初的历史为背景，描写了一个茶人世家日趋“下世”的光景。既大气磅礴，又灵秀其间。它还有着一段传奇的故事，当初，在第一部《南方有嘉木》诞生之时，王旭烽喜结良缘，这部小说还获得了1995年度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八五”计划优秀长篇小说奖，浙江省第二届鲁迅文艺奖，台湾的商务印书馆也出版了此书，真是喜上添喜；之后第二部《不夜之侯》问世时，同时降生的还有女儿，又是双喜临门；记得在第三部《筑草为城》作为“浙江省现实主义精品工程”成果之一进京研讨之际，当时的评论界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茶人三部曲》从1990年开始动笔，到1999年底改定，整整用了10年的工夫。全书以江南杭姓茶叶家庭六代人的命运沉浮为主线，将中国茶文化史和中国近代史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从1863年太平天国撤出杭州城写起，一直写到1998年由全世界茶人捐资修建的杭州国际和平馆揭幕为止，共130万字，写了60多个主要人物，堪称是中国第一部反映茶文化的长篇小说。小说出版后，得到了相当的好评，其中《南方有嘉木》已重印四次。 "王旭烽是十年心血一杯茶，果然是杯龙井极品。"一位评论家这样称赞王旭烽和她的《茶人三部曲》，《茶人三部曲》中杭氏忘忧茶楼上的那幅出自《诗经》的对联倒似乎恰好可以做这句话、也做王旭烽和她的写作的注脚：谁为荼苦，其甘如荠。
      小说展现了在忧患深重的人生道路上坚忍负重、流血牺牲仍挣扎前行的杭州茶人的气质和精神。

      4481.王旭烽简介
      王旭烽，1955年生于杭州，198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历史系，分配至《浙江工人报》任编辑，后调至中国茶叶博物馆。
      1998年调入浙江省作家协会，专业写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理事。
      1979年发表第一部独幕话剧《承认不承认》至今，已创作近400万字。主要作品有《春天系列》、《西湖十景系列》《茶人三部曲》、《饮茶说茶》、《杭州史话》，大型电视片《浙江七千年》、《话说茶文化》（主撰稿）等。其中《南方有嘉木》曾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

      4482.王旭烽作品分部
     《南方有嘉木》
      公元1793年，东方中国，一位被称为乾隆的皇帝已在位五十八年。9月，是他八十三岁诞辰，万寿无疆的颂歌，在他的王士与庙堂响彻云霄。此前整整一年，西方大英帝国以祝寿为名，派遣由前驻俄大使马嘎尔尼率领的外交使团出使中国，以图真正意义上的近代首次东西方大帝国相会。
      公元1600年成立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于1664年把从中国进口的一筒两磅两盎司的茶叶，作为贵重礼品献给英王——英国直接进口中国茶叶的历史自此开始。
      一百余年以后的1785年，英国进口华茶已达一千零五十磅。 英国文学家迪斯拉利评之曰：茶颇似真理的发现，始则被怀疑，……最后乃获胜利。东方神秘绿叶在英伦三岛的传奇，启发了东印度公司的思路。这是一个既拥有军队又贩卖茶叶的公司，它一手握着剑，一手拿着帐簿。此时，它产生了一种两全其美的梦想，将华茶移植殖民地印度。
      正是这种关于茶的梦想，把东印度公司和马嘎尔尼，送上了同一条驶向大清王朝国土的舰船。
     《不夜之侯》
      忘忧茶庄的传人杭九斋是清末江南的一位茶商，风流儒雅，却不好理财治业，最终死在烟花女子的烟榻上。下一代茶人叫杭天醉，生长在封建王朝彻底崩溃与民国诞生的时代，他身上始终交错着颓唐与奋发的矛盾。有学问，有才气，有激情，也有抱负，但却优柔寡断，爱男友，爱妻子，爱小妾，爱子女……最终“爱”得茫然若失，不得已向佛门逃遁。
     《筑草为城》
      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深深冲击了茶叶世家的生活。世界很大又很小，兩個有著深厚歷史淵源的家族後代又撞到了一起，善良與愚昧，天真與邪惡，都以革命的面孔、狂熱的姿態投入運動。在面臨浩劫、蒙受災難的年代裡，茶人保持了他們的堅忍品格，並仍繼以對茶業的追求。茶支撐他們走過漫漫長夜，迎向一個新的時代。
      那年春夏之交，正值新茶上市，城裡人買茶雖然還要憑票限量，但沿街茶店終於出現一些好茶，郊外山坡茶蓬，也重新有鳥兒鑽入茶心啼鳴。看來，茶事終於從八年前的元氣大傷中走出。人們開始暗暗渴望，在四清和社教之餘，能有自己的點滴時間，用於品飲生活。須知，一些古老的傳統依舊潛在地左右著中國人隱藏很深的生活習性，誠如茶聖陸羽所言：飛禽、走獸和人類，都生活在天地之間，依靠飲食維持生命活動，飲的現實意義是多麼深遠啊！
      一場狂颶般曠日持久的運動，就在這時醞釀爆……

      4483.王旭烽书评
      一九八一年春，茅盾先生遗嘱将自己的二十五万元稿费损献给中国作家协会，作为基金，设立一个长篇小说奖，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是为茅盾文学奖的缘起。其后二十多年中，这一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高奖项一直备受关注，影响甚巨。
      茅盾文学奖已历五届，二十二部长篇小说获奖（另有两部作品获荣誉奖）。我社自一九九八年春出版“茅盾文学奖获奖书系”，先后收入在我社出版并获奖的十一部作品。其后不断有作者、读者及有关人士表示，希望看到整体推出的茅盾文学奖全部获奖作品；认为完整地体现中国当代文学最高奖项的成果，是必要而有益的。在作者、作者亲属和有关出版单位的大力支持下，“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终于问世。
      此次编辑出版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对所有作品进行了文字校勘；一些以部分卷册获奖的多卷本作品，此次将整部收入。《茶人三部曲》（共3册）也被收入其中。

      4484.王旭烽作品意义
      第一、该作品是杭州历史名片。
      看本书，不仅能增加对杭州故乡的感情，而且遇到老乡也有谈资。
      第二、这是一本关于茶叶的专著。
    （1）在这本书里，可以知道，在中国茶文化历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的王褒的《僮约》，在书中有清楚的描写：“烹荼净具”和“武阳买茶”。还有，被后人尊为“茶圣”的唐朝陆羽的《茶经》。
    （2）绍兴平水出产“珠茶”，最初的英文竟然叫“Hgson”──贡熙，意思是专门进贡给康熙皇帝的茶叶，后来的英文名字叫“Gunpowdergreen”，意思是“绿色弹药”，专指其喝来时的棱棱金石之气。
    （3）西湖龙井茶其实有四个品种：狮峰、龙井、云栖、虎跑。其中又尤以狮峰为最，乾隆皇帝册封的十八株御茶龙井，是属于“狮峰”龙井。我们还可以学到，茶叶的第二名到第九名依此是：第二武夷山大红袍、第三庐山云雾、第四江苏太湖洞庭山碧螺春茶、第五湖南洞庭湖君山岛的君山银针、第六安徽大别山六安的六安瓜片、第七祈门红茶、第八河南信阳毛尖、第九安徽太平猴魁。
    （4）“茶”的含义：古人云：茶者，娇美意也。《诗经》曰：有女如荼。荼，同“茶”也。还有，可以从这本书上知道泡茶的水，也是有讲究的，有二十个等级。
    （5）茶壶的名牌──“曼生壶”的历史。历史上著名的篆刻“西泠八家”之一的钱塘人士陈鸿寿，号曼生，在江苏凓阳知县任上，在宜兴制壶名家杨彭年兄妹那里，定做了十八种茶壶，并撰铭题刻，世称“曼生十八式”。从中可以知道茶座和茶舫的一些趣闻轶事。等等。
    （6）读通了这套书，基本上就拿到了“茶叶的历史知识方向的硕士学位”。
      第三，是一套描写一家中国茶叶公司──忘忧茶庄的近代商业史的书。
      忘忧茶庄是一个家族企业，奉行“前店后厂”生产销售一条龙模式，原材料茶叶则是从附近的茶农手中采购。第一任董事长杭九斋游手好闲，抽大烟，结果管理大权就“内落”到了少夫人林藕初手里，而太平天国勇士吴茶清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职业经理人，他的职务是常务副总经理。后来家庭和茶庄一起败落，就卖给了杭州的另外一个富商万福良，公司名字也改名为“隆兴馆”。名字虽然叫了“隆兴馆”，但是，并没有隆兴起来，最后是，物归原主，重新回到杭家，名字又改了回来叫“忘忧茶庄”。后来，经历了市场动荡，于是，在常务副总经理茶清伯的领导下，开展了“罢市斗争”，等等。后来，传给了第二代掌门人行天醉，后来，日本人来了，后来，解放了，后来公私合营了。于是，又有新的故事……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最应该和最需要读这本书的人，一是茶叶公司的员工，二是中国粮油集团公司（原来的中国粮油进出口公司）下属的中国土畜进出口公司（原来是和中国粮油同一个级别的国家级进出口公司，后来被国务院国资委划拨给了中国粮油，成为她的一个二级子公司）从事茶叶业务的经营管理人员。
     《茶人三部曲》是中国第一部写茶文化的系列长篇小说，获得了中国长篇小说的顶级大奖──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评委会的评语是这样写的：“茶的清香、血的蒸气、新的碰撞、爱的纠缠，在作者清丽柔婉而劲力内敛的笔下交织；世纪风云、杭城史影、茶叶兴衰、茶人情致，相互映带，融于一炉，显示了作者在当前尤为难得的严谨明达的史识和大规模描写社会现象的腕力。”是为实，故予荐。
      历史文化名城杭州，以西湖著名，被世人称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但毕竟是名列苏州之后。杭州盛产丝绸，也盛产茶叶。杭州现在正在努力成为中国的旅游名城、休闲之都。这在没有这套书以前，都是可以理解的。现在有了这套书，我觉得杭州人应该从中得到启发，杭州最应该以“茶都”闻名于世界。因为，茶叶是中国人的，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4485.王旭烽精句收集
    《南方有嘉木》
    （1）他认为世上只有两种人——生意人和非生意人。这两者的区别，仅仅在于生意人看得见每个人身后的利益的影子，而非生意人看不见。他们的生活，就像盲人瞎马一样地受制于不可知的命运。
    （2）自己软弱无能，却道他人强盗；自己贪生怕死，却道沧浪之水；自己自暴自弃，却忌他人图强；这就是你们华人！
    （3）“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
    （4）嘉和注视世界的方式是沉默，其中有着深藏的惊讶，以及因为孤独而带来的忧郁和无穷无尽的思考。他趴在栏杆上的样子少年老成，他那一双酷似父亲的长眼睛，目光疑疑惑惑地痴吸着大海。有这样目光的少年，注定将会有心路崎岖的命运。他们的智慧总会伴随着怀疑成长，导致性格的多重性。因此他们的一生注定将无法摆脱不平凡。他们竭力想摆脱这一与众不同的生涯的努力，到头来只呈现出一种做人的克制。这种克制作为手段在巨大的命定面前完全无能为力，只不过使他们保持了灵魂的某种高贵的均衡和常人难以隐忍的隐忍罢了。由于这样的气质日积月累，沉积堆砌，他们的脸上，便有了受难者才有的神情。
    （5）小茶的两行浊泪就下来了。眼泪使骨瘦如柴的女人重新楚楚动人，女人说：“走吧，不要管我了。”女人的话使天醉热泪盈眶，原来堕落也会产生相依为命的情爱，不是谁都能够伴着他进入这么深的深渊的。
     《不夜之侯》
    （1）嘉和仿佛是在自言自语地说：“你现在知道了吧，我才是那种最喜欢女人的男人呢。我喜欢那个足够让我终生去爱的天长地久的女人：喜欢她年轻时的美貌，她年老时的眼角的皱纹；我喜欢她从前是我的，现在是我的，将来也是我的。等我有一天死去了，如果有另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她还是我的……一想到这些，我就会，我就会——”嘉和一时想不出什么样的词汇来表达他的心情，就开始激动，紧紧地搂住坐在他对面的叶子，说：“我就会想和她在一起，在一起……”他们两人的脚依旧还叠在脚盆里呢，嘉和的激情甚至使晕晕然的叶子惊讶，谁也不会想到，这个男人原来是可以这样的……
     《筑草为城》
    （1）从此以后，他再也不唱反调了。不用他唱，因为毛主席已经发现了问题，毛主席还是伟大啊，他不会因为五七年大鸣大放之后就对党内的严重问题视而不见。这次他不再依靠知识分子了，他依靠青年学生，依靠工农兵群众。群众和知识分子风格是不同的，群众什么也不怕，他们不但要触及人的灵魂，还要触及人的皮肉。从前那些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这下确实有他们的好看了。群众的怒火不是无缘无故就那么点起来的，他乐观地想。
    （2）然而他太年轻了，世事太瞬息万变了，造反太突然了。总而言之一句话，革命太伟大了，大出了一切年轻人的梦想。
    （3）大塔儿巷啊，旁边就是杭七中，他的中学母校。他人中学那一天，还是义父嘉和亲自送来的。报完到，义父带着走过这条巷，告诉他说，这是戴望舒的撑着油纸伞的雨巷啊，是走过结着紫丁香般愁怨的江南姑娘的雨巷啊……从那时候开始，他知道了戴望舒。然而知道了又怎么样，紫丁香的雨巷通向爱情，流浪者的雨巷通向流浪，他这么茫然地想着从前的伤感诗人，茫然地往前走，有一滴水落在他的鼻梁上，是露水，还是雨水？方越突发奇想：如果戴望舒还活着并且依旧住在这里，那么紫丁香般愁怨的姑娘肯定是隔壁母校杭七中的女学生，而且她肯定不愁怨了，说不定此刻她正上房揭瓦，在抄戴诗人的家呢！那么戴望舒将怎么办呢？诗是肯定写不出来了，只有两条出路：要么吐血，要么上吊！五七年他们那一批右派中，好几个人就是这样死掉的。
    （4）纵有千般才华，不要处处占先，有所为有所不为，舍弃也不是明哲保身，更有为众人、为亲朋好友的一片玉壶冰心。
    （5）男人受难之际，也是女人挺身而出之时，这是从祖上传下来的传统。这在别人也许是不能想像的，但对他们抗家的女人而言，却恰恰是天经地义的。

      4486.王旭烽创作风格
     《茶人三部曲》从1990年开始动笔，到1999年底改定，整整用了10年的工夫。全书以江南杭姓茶叶家庭六代人的命运沉浮为主线，将中国茶文化史和中国近代史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从1863年太平天国撤出杭州城写起，一直写到1998年由全世界茶人捐资修建的杭州国际和平馆揭幕为止，共130万字，写了60多个主要人物，堪称是中国第一部反映茶文化的长篇小说。小说出版后，得到了相当的好评，“王旭烽是十年心血一杯茶，果然是杯龙井极品。”一位评论家这样称赞王旭烽和她的《茶人三部曲》，《茶人三部曲》中杭氏忘忧茶楼上的那幅出自《诗经》的对联倒似乎恰好可以做这句话、也做王旭烽和她的写作的注脚：谁为荼苦，其甘如荠。
      小说以1966年6月至1976年清明期间的“文革”为小说创作的时代背景，杭家的第四、第五代传人在这个特殊的历史年代登上人生舞台。世界很大又很小，杭、吴两个有着深厚历史渊源的家族后代又撞到了一起，善良与愚昧、天具与邪恶都以革命的面孔、狂热的姿态自觉不自觉地投入了运动。杭嘉和这位世纪老人，目睹了浩劫的全过程，在家庭蒙受巨大灾难的年代里，保持了一个中华茶人的优秀品格。杭汉、罗力等茶业工作者在备受煎熬的苦难中从未停止过对事业的追求，茶支撑他们走过漫漫长夜，终于迎来了一个昌盛的科学时代。

      4487.王旭烽走上讲台
      2006年冬学期，王旭烽应邀在浙大开授“文学经典与创作”一课，受到了同学们的欢迎。王旭烽的开课主旨是思考永恒命题、提炼地域文化、践行文本实验。希望听课者在互相的文学启迪中，感官如同鲜花一样开放。她认为一部好作品不单单需要作者对知识的积累、对文本的创造，还需要对人类生存关注的深度与广度以及对生命、生活的体现。在文本创造中要去追求本质的真实，而不是满足于表现单纯的现实。地域文化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尤其深刻，但是要系统地看待文学的文化性与历史性、写实性与虚构性、思想性与风情性。
      虽然课程比较专业，但是王旭烽结合了自己的创作经历和文本分析使抽象的理论变得丰富生动，根据讲解需要介绍历史人物以及一些很重大却往往被忽视的历史事件。有时还会和同学们探讨一些哲学上的问题，坦诚地表明自己的历史观和哲学思想，让同学们从一个比较高的层面上来理解文学作品。她认为，文学作品应当适当地透露给读者作者的思想，从而便于读者理解，不应写得过于隐晦。
      选修这门课的同学来自各个学院不同专业，还有很多同学旁听。同学们普遍反映通过这门课不仅更加热爱文学了，也学会了尝试用一种历史的眼光，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待文学作品。有一位同学说：“听过王老师的课，懂得了如何从一滴水中发现太阳的光芒。”这门课还激发了同学们的文学创作实践。同学们都希望王老师能再次开课，也希望她能创作出更多优秀的作品。

      4488.王旭烽品饮中国
      2007年4月4日下午，王旭烽教授在浙江林学院茶文化学院为30位学生开始了她正式当老师后的第一堂课——品饮中国。大多数人认识王旭烽也是从她的书开始。卸下“省作协专职副主席”职务的王旭烽一再强调，自己由作家转行做老师，属于正常的“归队”，自己一直以来都是“茶人”，从事着茶文化的研究，现在到大学教授茶文化知识，还是做回自己的老本行。她说，外人看来她的身份是作家，其实，她从来没有当过一天的专业作家，所有的文学创作都属于业余完成的。即使《茶人三部曲》也是她在中国茶叶博物馆工作时所写的，其实要搞创作，到哪里都可以，现在做老师了，一样可以创作。
      王旭烽说，在大学这个神圣、安静的环境里，她只想做一名普普通通的老师。为此，王旭烽在来林学院之前，专门和学校约法三章，不担任任何行政职务，目前的她头衔是浙江林学院茶文化学院学科带头人。王旭烽刚走上讲台，台下的学生就立刻为她递上一杯刚泡好的明前茶。班长夏天告诉记者，这是茶文化专业学生一直以来的传统，每堂课前，都会有一位同学轮值，值日的任务就是为老师递上一杯热茶，这也算是茶文化专业课的一大特色。
      这个传统正是在王旭烽的建议下开始的。那还是2006年的时候，王旭烽为林学院学生做茶文化讲座时说，希望茶文化专业的学生在课堂里能做一些事情，以显示茶文化专业的特殊性。于是，同学们一起讨论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也算是茶人之间的礼节。王旭烽也在上课前，为30位同学送上了一份礼物，一块用茶叶做成的“茶人”牌匾，用的茶叶正是同学们送给她的礼物。她说，以后每堂课都会为同学们带来一份礼物，一本茶书，或是一把茶壶，表示“茶人”投桃报李的关怀。
      王旭烽上的这门课叫《茶文化通论》，这也是林学院茶文化学院今年刚刚新开的课程，为了上好课，王旭烽做了充足的准备，上课的教材都是王旭烽自己编写的。现在她每周上6节课，剩下的时间就用来编写上课的教材，课程的内容不免打上了一些王旭烽自身的文化烙印。茶文化学院学生夏天说，听王老师的课，能吸收特别多的知识，她把自己多年来从事茶文化研究的经历结合在课堂教学当中，又和文学挂钩，非常有吸引力。王旭烽说，希望自己的学生通过茶文化的学习，可以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使者，他们以后并不一定要从事茶叶方面的工作，文化的范围是很广泛的。

      4489.当代外国文学作品推荐
      有些书是经典的，你可以不看，但你绝不能一无所知，抛掉19世纪那些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例如托尔斯泰、福楼拜、狄更斯等老大师。即便是《尤利西斯》、《喧哗与骚动》等艰深的意识流小说，相信多半读者除了偶尔翻翻，是很难真正接近的。另一种现象是纷繁众多的外国流行小说起到了鱼目混珠的坏作用，让一般读者无法辨别优劣。泥沙俱下，我们有责任让经典作品在当代尽早焕发青春，而非束之高阁，或者一味地拜倒在古典作家的脚下，只有远眺，没有近瞻。
      那么，当务之急是给读者开列一张书单，理清头绪。此书单只是为了读者按图索骥，而不是纯正的文学标准。考虑到当代外国小说的整体面貌在一般文学爱好者的知识版图上只有一些模糊的轮廓，因此，我的评选划定遵循了以下几条原则。
      一、“当代”的概念总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现代和古典，因此，有必要设立一道分界线，1945年作为二战的结束，到2008年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将1945年以后发表的小说视为当代文学作品，大致不会差太多。这样划分的遗憾是错失了鲁迅、康拉德、托马斯·曼、乌纳穆诺、黑塞等各大语种的文学巨擘，他们因为生平卒年和主要作品的问世稍微早了几十年，而和这份经典清单擦肩而过。
      二、奉行“好作品主义”和“一本书入选”的办法，那些声名显赫的作家如果在1945年之后没有更杰作的小说发表，那么只好弃之不取，宁缺勿滥。每个优秀作家只选取其一本书存照，实在是为了公平起见而作出的牺牲割爱，这样确保了这份经典清单的覆盖面。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梅勒的《刽子手之歌》和罗伯·格里耶的《窥视者》都是没有上榜的经典之作，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几位作家的翘楚地位。
      三、“百部”极言小说经典的数量之多，并非实指，我说的大于100部。这份文学清单依照作品问世的年代先后，分国别而记录，虽有近百位作家赫然在列，却不搞榜眼探花之类的排行座次，仅是顺带标注上了我手头拥有的该小说的中文出版情况。
      四、这份清单只考虑中长篇小说入选，并非对一些短篇小说的大师心存偏见，而是觉得经典作品应该厚重。如此一来，我只能对自己喜欢的、博尔赫斯、艾萨克·辛格、约翰·契弗、雷蒙德·卡佛等精准的艺术巧匠说声抱歉了。此外，我对一些大部头的系列小说的连续性，抱着审慎的态度，因此舍弃了卡尔维诺的《我们的祖先》三部曲、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鲍威尔《伴着时光之曲而舞》（共12部）、三岛由纪夫的《丰饶之海》（四卷本）等长篇巨制。
      五、诺贝尔文学奖、塞万提斯文学奖都是表彰一个作家的整体创作成就和社会活动贡献，因此，何塞·塞拉、马哈福兹、卡彭铁尔等一批老前辈遭到淘汰；而美国的普利策小说奖、英国的布克奖和法国的龚古尔文学奖更多是着眼于推荐某一年度产生的最佳作品，具有不可忽略的参照价值。 芥川奖侧重奖掖新人，常有惊喜。
      六、本清单的入围作品尚有少数未见中文译本面世，令人稍感遗憾。但是有一点不容置疑，那就是评选始终把小说本身的质量放在首位，不受其他因素干扰。
      这份一个人裁定的文学清单虽然避免了众口扰攘和专家们的合谋行为，却也难以尽善尽美。我的最大心愿就是给那些对当代世界文学感到陌生的读者提供一些必备书目。

      4490.日本（8部）
      芥川必须看，川端康成、谷崎润一郎以及三岛由纪夫，在小说中弥漫着一种淫糜的语言气氛，病态的“美”简直就成了受难和功能障碍的代名词。安部公房和大江健三郎则可以视为荒诞派或者存在主义的作家，这二人和远藤周作被认为是二战后日本文坛的三驾车；而两位“村上”是属于丢弃了本民族传统的后现代小说家，他们的笔下充斥着西方文化的各种影响，吸毒，群居，甲克虫乐队和长途旅行。川端康成《雪国》（创作期：1935—1947）谷崎润一郎《细雪》（1948）三岛由纪夫《金阁寺》（1956）安部公房《砂女》（1962）大江健三郎《性的人》（1963）村上龙《近似无限透明的蓝色》（1976）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1987） 村上春树的《舞舞舞》（1996）女作家我也提俩个吧，就是川上弘美的《沉溺》和吉本芭娜娜的《厨房》。

      4491.土耳其（1部）
      帕穆克《我的名字叫红》

      4492.印度（2部）
      大胡子拉什迪和妖艳迷人的罗易，他们以魔幻或诗意的描述相继获得英国布克奖，似乎表明了后殖民时期的南亚大陆，是奈保尔和翁达杰等移民小说家取之不竭的写作源泉。萨尔曼·拉什迪《午夜的孩子》（1981）阿伦德哈蒂·罗易《卑微的神灵》（1997）

      4493.以色列（1部）
      阿摩司·奥兹《我的米海尔》（1968）
      西亚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充满了灵性。奥兹为我们讲述了家庭生活的无所意义和爱情的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