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小常识

      4399.当代文学作品推荐《那五》
      这是一部讲述旧北京市井故事的京味民俗小说，塑造了一个混了半辈子，一事无成的八旗子弟形象。
      小说惟妙惟肖刻画出满清八旗的后裔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颓废，自恃清高，骨子里又软如面条的人物典型，那五属于那种不屑于干、没干过、也干不了的八旗堂官的后代，那五究竟靠什么本事混了几十年日子呢？小说展现了那五几十年坎坷生涯中许多荒唐、可笑又可悲的故事。使人们从这一出出令人捧腹的喜剧中体味精到作者所揭示的生活真谛，或受到些裨益。

      4400.《那五》内容：
     “房新画不古，必是内务府。”那五的祖父作过内务府堂官，所以到他爸爸福大爷卖府的时候，那房子卖的钱还足够折腾几年。福大爷刚7岁就受封了“乾清宫五吕挎刀侍卫”。他连杀鸡都不敢看，怎敢挎刀？辛亥革命成全了他。没等他到挎刀的年纪，就把大清朝推翻了。 福大爷有产业时，门上不缺清客相公。所以他会玩鸽子，能走马。洋玩意能捅台球，还会糊风筝。最上心的是唱京戏，拍昆曲。给涛贝勒配过戏，跟溥侗全作过“珠帘寨”。有名的琴师胡大头是他家常客。他不光给福大爷说戏、吊嗓还有义务给他喊好。……

      4401.《那五》评价
      吴祖光评介《那五》的文章里，曾引用周总理告诫干部子弟的话，要求他们吸取八旗子弟的历史教训，不要躺在父辈的功劳簿上，做不劳而食的寄生者。这的确点出了那五形象的教育作用。然而，这一艺术典型主要在于它有着多方面的认识价值和美学价值。他混杂于三教九流，什么都干过，但正如他的学艺师傅胡宝林说的，他“什么也没干过！”浪迹半生，一事无成。作者用真切。幽默以至带点揶揄的笔调，撕开了这个贵胄王孙的寄生性。但是，那五的人生悲剧不仅仅是由于他的寄生性，我们还要特别注意到他性格中所蕴含的传统的国民性的某些致命的弱点，同样是构成那五悲剧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五本来有两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可以使他独立谋生，变成一个体面的自食其力劳动者。一次过大夫劝他“放下架子”，跟他学医。当医生，即使在旧社会也是养家糊口的相当光彩的职业，但那五说什么：“我一看《汤头歌》、《药性赋》脑壳仁就疼！”一口拒绝了学医正道，反而想学医道所不齿的给“大宅门小姐”“打胎”的偏方。另一次，武存忠（他在《那五》里体现了一个旗人依靠劳动。自谋生计的正面人物）劝他学打草绳，同样也被他拒绝了。那五自认为：“我这金枝玉叶，再落魄也不能卖苦大力呀！”这无疑是他的寄生性格的大暴露。值得探究的是，他为什么好话听不进去，反而轻易地听从黄色小报《紫罗兰》主笔马森，“整趸零售”的小说商人“醉寝斋主”，拿艺人当摇钱树的贾凤楼之流的旁门邪道的诱唆呢？当然，这是那五“耐不住寂寞、受不了贫寒”的寄生性人生观的反映，但还有他性格的另一面，即恶劣的国民性使他热衷于此门之道。他所以干小报记者，买稿发表以充当小说家，因为他从中“过过当名人的瘾”，甚至还有一种“重振家声”的“晕乎乎热腾腾”的自我感觉。贾凤楼叫当“量活”的，合伙“架秧子”骗钱，这不能说是那五的本意，但是他在“清音茶社”场上佯装阔“经理”，大把大把地甩钞票（其实是贾凤楼提供的），点戏，捧角，那种得意忘形之态，竟然“感到自己又回到了家族声势赫赫的时代”。这是典型的“精神胜利法”！当然，那五不是阿Q，一个贵族后裔，一个贫穷农民，然而，内中空虚、外表尊大的大清帝国的那种没落的腐朽的社会风气，污染了不同阶级。阶层的国民精神。那五本是个清贫如洗的破落子弟，但他并没有从家世中衰，由富变穷的挫折中正视现实，不能自谋生路，反而在“混”和“骗”中梦想恢复过去的荣华富贵。根生于没落王朝和腐朽阶级的国民性，在那五身上有其独特的表现，用作者的话来概括，那五是“倒驴不倒架”，它同“精神胜利法”有其相似的意思。他以往昔的“家族声势”来安慰自己，用虚造的幻影来麻醉现实中的穷困无聊的自我。寄生性与国民性在他身上往往是互为因果的。那五这种植根于腐朽没落阶级的“倒驴不倒架”的国民性的弱点，使他在寄生的泥潭里越陷越深，不能自拔；过惯了寄生生活的那五，又常常情不自禁地在“精神胜利法”里讨生活。所以说，寄生性与国民性的某些特质相混合，乃是那五悲剧的性格之因。那五作为一个不可多得的艺术典型，概括了相当深广的历史生活和社会内容。“倒驴不倒架”的那种腐败无能而又妄自尊大的国民性，那种坐吃山空。好逸恶劳。玩世混世的寄生性，害了那五，也是由盛而衰的满清贵族阶级的致命伤。旧中国的寄生的剥削阶级已经被扫进历史的垃圾箱，但是寄生性，特别是腐朽没落阶级的某种国民性的余毒，仍然在今天的生活中发散着臭味，在某些角落里仍然依稀可见那五的影子。那五典型形象的认识价值和美学价值是多方面的，它的现实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那五》的结尾，作者用章回小说的笔法写了这样几句意味深长的话：“正是：错用一颗怜才心，招来多少为难事！此后那五在新中国又演出些荒唐故事，只得在另一篇故事中再作交代。”至今，我们尚未看到《那五》续篇的问世，那五在新中国的“演义”，我们还得耐心地等待作者。

      4402.《那五》作者
      邓友梅，1931年生于天津市。现代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1942年，在其故乡山东参加八路军，做小交通员。
      1943年，因部队精简，赴天津务工。在被某工厂招收之後，被强行押送至日本山口县的一个化工厂做苦工。
      1944年，返回中国，并重新参加八路军，先做通讯员，之後一直在文工团工作。
      1949年，在新华社某军队分社做见习记者。之後转业，担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和北京市文联创作员。
      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後进入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
      1955年，中央文学讲习所毕业之後，为体验生活，在一个建筑公司担任基层领导。
      1957年，在反右倾运动中，被打成右派。
      1962年，在辽宁省鞍山文联工作。
      1976年，返回北京。
      1984年，当选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常务委员会委员、书记处书记。

      4403.邓友梅主要作品
     《在悬崖上》
     《别了，濑户内海》
     《我们的军长》
     《话说陶然亭》
     《那五》
     《烟壶》
     《寻访"画儿韩"》
     《追赶队伍的女兵们》
     《凉山月》
     《京城内外》
     《“猎产星座”行动》
     《樱花·孔雀·葡萄》
     《邵氏兄弟》
     《“四海居”轶话》
     《索七的后人》
     《中国人，上车！》

      4404.邓友梅部分获奖作品
     《在悬崖上》1956年获“处女地文学奖”一等奖 《我们的军长》1980年获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一等奖）
     《话说陶然亭》1981年获第二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此后不分一二等）
     《追赶队伍的女兵们》1982年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那五》1983年获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4年获北京市优秀文学作品奖
     《烟壶》1984年获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5年获中篇小说选刊奖
     《邓友梅中篇小说选集》1994年获全国优秀图书奖（海峡出版社）
     《中国人，上车！》1992年海峡情征文特别奖

      4405.邓友梅健康心得
      邓友梅旺盛的创作精力，得益于他健康的体魄。他对运动健身，有一套自己独特的理解和方法。 数年前，邓友梅老来发福。行动的不便与血糖的升高，引起他的重视。经向有关医学专家咨询后，他为自己制定了一套节食降糖、控制体重的饮食计划，以少食优选为原则，即少吃或不吃主食，多吃富含多种营养成分的蔬菜、豆制品及少量瘦肉。因为这些食物中的蛋白质和维生素能够满足人体的需要。邓友梅非常赞成中医的理论观点，吃饱与身体的需要不是同步的，“饱”只是胃的感觉而已。人有饱胀感后，其实已经过量了。因此，他每天的主食不超过三两，认定“少餐必定神安”。
      从青春年少至今，邓友梅一直坚持锻炼身体。上世纪50年代初，他练太极拳，挥收有度，如醉如痴。几年下来，他编创了一套力度适中、动作连贯、姿态优雅的“邓氏太极”，引得不少人向他讨教学习。“养生不如养性。”邓友梅认为生活规律也是保证身体健康的重要因素。一时兴起，昼夜颠倒，无所顾忌，都是对健康有害而无益的。步入老年后，他越发坚守固定的作息时间：早上6点钟起床锻炼，8点钟左右开始工作，晚饭后进行1小时散步，晚上10—11点上床休息。
      邓友梅早在1989年就使用电脑写作。他把电脑视为健身器，长期敲击键盘使他的手关节活动自如，反应敏捷。在各种会议差旅的间隙，都能见到他敲字的身影。
      为陶冶情趣，全身心地融入生活，邓友梅又热衷起钓鱼活动，并荣任“中华名人垂钓俱乐部”的副主席。偶得闲暇，兴致所至，三五鱼友，垂钓岸边，其乐融融。可谓‘益莫大焉’。”

      4406.邓友梅编导手记
      命运是一条路，左手是悲苦，右手是幸福……两界。
      这是2004年冬天一个寒风肃杀的黄昏，一位76岁的老人在临沂烈士陵园的一座墓碑前庄严的敬了一个军礼，然后默默的转身离去。
      老人叫邓友梅，是著名的小说《那五》、《烟壶》的作者，"京味小说"的代表人物。
      陵园里弥散的是呼啸的风声和寂寥的鸟鸣，忽然想到了米兰.昆德拉的那本传世之作《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人的生命在命运的面前是那么的渺小和孱弱。生存或死亡，悲苦或幸运，我们没的选择。
      一座墓碑阻隔了阴阳两界，墓里葬着的是为邓友梅深深爱戴的罗炳辉副军长，59年前牺牲在这里，为他送葬的队伍里有当时是还是个孩子的邓友梅。59年后，邓友梅又站在了这里，逝者已矣，当年的少年却已白头。
      1931年，邓友梅出生在天津海河边的一个普通家庭，幼年的生活，虽然拮据却也充实，他像所有当时的孩子一样每天上学、回家，感受父母的关爱和家庭的温馨。然而1937年的"七七事变"却将这份平和与宁静打成了碎片，日军占领天津后，在火车站工作的父亲因为受到日军的殴打，随后失业。这个本来靠着父亲微薄收入勉强维持的家庭在天津再也无法继续生存，只好离开这片让邓友梅眷恋的土地，举家迁回山东老家。
      但令邓友梅没有想到的是，几年之后他又会回到了这块曾在离别时让他百般不舍的地方，而且是以那样的一种方式回来。回到山东时的邓友梅12岁，当他慢慢习惯了在山东的生活，并成为了当时山东军区渤海军分区通讯站的一个小通讯员时，部队"精兵简政"的政策又把他这个孩子编出了队伍，为了躲避日伪军的搜索，他不得不再次背井离乡，离开山东，返回天津，去投奔在那里的亲戚。
      事隔60多年，我们追随老人生命的痕迹再次回到了天津，老人寻觅而匆忙的脚步，热切又有些凄惶的眼神让我们深深感受着命运在他心中那深深的烙印。当年的住处已经变成了一个大院，老人在院子里一圈一圈的走，虽已没有了当年点滴的痕迹，但脚下的土地却还是那块土地。当老人擦掉眼泪要一步一步向门口走去，我们以为他会沉沉的离去，可老人却蓦的转身，伴随着一生叹息向着着片土地高高的举起双臂，挥舞……
      我们不知道老人动作的意思，告别？或者别的什么。也许天津带给了邓友梅太多的伤痛与悲苦。当邓友梅从山东回到天津后，为了谋生而四处找工作的他被骗上了一条几乎死亡的道路——去日本作劳工。一条运送矾土矿石的船载满了一船的劳工从青岛港出发直奔日本，这段海上的航程，不断有病号或伤者莫名其妙的失踪，到了日本，十几岁的邓友梅是劳工中年龄最小的，每天面对的是饥饿、恐惧、殴打和死亡。
      时至今日当老人找到当年招工的地方时，那里已经是一片废墟，背后，就是天津繁华热闹的街道，车水马龙川流不息，一段历史就这样揭过，沉痛也好，慨叹也罢。 传奇的命运注定纠葛着悲苦与幸福。在一路火车的颠簸后我们慢慢靠近了那个被老人称为"新生"的城市——临沂。老人一路注视着窗外飞速掠过的景物，或许，也在注视着时间？
      从日本历经九死一生回国后，邓友梅在临沂重新参军。自谓"新生在这里开始"。
      在临沂的几天，一直有一种莫名的情愫在我们心里激荡，无论是邓友梅谈及在陈毅军长身边的日子，还是在沂水边追忆往昔的岁月，抑或在陈家白庄找到当年的老战友那激动的情绪都让这种情愫在我们心里益发滋长，直到老人在烈士陵园中痛哭失声，我们忽然明白，一个7旬的老人几十年后重新回首那些人，那些事，这段烽火岁月在他的生命中被打上的是一种交错，一种诉说，一段苦辣甘甜，是"幸存"，又决不仅仅是"幸存"。
      当年邓友梅参加的是文工团，在这里他最早开始接触文艺，在这里他认识了在他生命转折中一个重要的人——茹志娟。她给邓友梅带来的，是走上文学之路和重回文学之路人生两个最重大的转折。
      解放后，邓友梅定居北京，进入鲁迅讲习所学习，并在1957年发表了《在悬崖上》，瞬间满目是刺眼夺目的光环。
      然而流星在刹那璀璨后陨灭，铺底盖地而来的反右和文革让邓友梅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父亲去世，妻子被迫和他离婚，而此时，他却正远在东北进行劳动改造。曾视文学如生命的他被强迫停笔，22年不许写作。 当我们问及老人22年岁月的"空白"对老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时？老人却转开了话题。这令我们忽然想到的，邓友梅的诸多作品，几乎记录了他人生每个阶段的故事，惟独缺了两个部分：童年和这22年。
      令所有人惊异的是，文革风波刚过没多久，邓友梅的作品《我们的军长》就发表出来，并获了当年当年的全国优秀小说一等奖，随后的优秀作品《那五》《话说陶然亭》、《寻访"画儿韩"》、《烟壶》等等优秀作品也雨后春笋般相继面世。
      可以说，是《我们的军长》把邓友梅重又推上了人生的顶峰，但在因为写作因为文学而经历了非人的灾难后他何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重又写作发表作品？茹志娟。在听完老人的解释后，我想我明白了为什么他对茹志娟感情那么深厚，这个在战火中结识的阿姐竟然带给了老人一生的转折。
      1998年，茹志娟在上海去世。当邓友梅讲到那段故事的时候，他哽咽了。
      现在的邓友梅有一个合美的家庭，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气氛自然的透着一种温馨。当我们要求老人为我们这次的回家写下点什么时，老人竟然提笔踌躇，最后留个我们的也仅仅是一片"回家"的题目。
      看着那一纸空白，我的脑海里忽然浮现出徐志摩的一句话——"得之我幸，不得我命"。

      4407.邓友梅代表作品《烟壶》
     《烟壶》的故事发生在19世纪90年代，八旗子弟乌世保出身于武职世家，虽为游手好闲却不失善良和爱国之心。他被恶奴徐焕章所害，陷于牢中，结识身怀绝技的聂小轩，因缘际会学会了烟壶的内画技术与“古月轩”瓷器的烧制技术。出狱后因家破人亡被聂小轩父女收留，聂氏父女有意招赘他以继承家传绝技。但一个有权有势的“洋务派”贵族九爷为了向日本人讨好，逼聂小轩烧制绘有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后行乐图的烟壶，聂小轩毅然断手自戕，以示反抗。小说的结尾，乌世保与聂氏父女一起从北京城逃亡。邓友梅的《烟壶》采用的是双线交错的结构手法，一条线索是写没落八旗子弟乌世保被陷害入狱，在狱中结识汉族烟壶艺人聂小轩，学会了烟壶的内画、“古月轩”的技艺，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另一条线索是写聂小轩宁肯手骨折断，也不绘制为八国联军歌功颂德的烟壶的传奇故事。

      4408.当代文学作品推荐《晚霞消失的时候》
     《晚霞消失的时候》是中国的文学作品，发表于《十月》杂志1981年第1期，讲述的是李淮平和南珊从红卫兵年代到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扭曲的精神恋爱，虽然他们见过仅仅四面，却代表了作者的人生历程。

      4409.《晚霞消失的时候》
      这篇发表于1981年1月《十月》上的中篇小说，以其浓重的思辨色彩与对人生价值的探索性，而在当时引起强烈争论。不管它是否如有人所说，只是给“深刻的问题”以一个“肤浅的答案”，需要承认，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能够对爱情与人生进行这样的反思，已经难能可贵。

      4410.《晚霞消失的时候》相关资料
     《晚霞消失的时候》（以下简称《晚霞》）是“文革”后期的手抄本小说。该书初稿于1976年11月，1980年5月定稿，在《十月》第一期发表并引起争论已是1981年。与刘心武的《班主任》（“伤痕文学”代表作，发表于《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一样，《晚霞》遭遇过同样的“强烈反响”和相似的“冷遇”，但《班主任》最终以“正典”地位进入了文学史，《晚霞》则被打入了“冷宫”。该现象关涉到的文学史写作权力机制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参差龃龉，程光炜《文学“成规”的建立》一文已做了出色的阐发。不过该文重在解文学史等级之迷，对《晚霞》的考察局限在了与《班主任》比较而提出的几个相关“问题”上，尚缺乏对“这一个”（“this one”）文本的细部探究。从某种程度上说，《晚霞》是一个“理念大于形式”的文本，其中过多地充斥着诸如“野蛮”“文明”“科学”“艺术”“宗教”“世俗”等命题的争辩与玄思；不过“新时期”伊始诞生的《晚霞》，虽裹胁着时代感伤气质，但其对“战争”“革命”“青春”“信仰”等现当代文学“关键词”的反思力度却不容小觑。

      4411.《晚霞消失的时候》内容概要
      故事是通过小说主人公李淮平的口用第一人称叙述出来的。
      1966年春天的一个早晨，18岁的中学生李淮平和往常一样，在去学校上课之前到公园里的一片树林里温习功课。他爬上那个废弃的石筑高台，坐在汉白王石栏杆上吃完点心，准备念那他并不喜欢的俄语。这时高台下面却传来了读书声，他悄悄探头一看，一个文静的少女正横坐在一尊张牙舞爪的青灰色石兽上读一本厚厚的外文书。李淮平有些不高兴了，这个每天早晨都属于他的领地居然出现了“入侵者”！他想开口读自己的书，却又怕人听到他那蹩脚的俄语；想溜走，而女孩子就坐在这个石台有台阶的那一面，挡住了他的路。最后他决定将那女孩轰走，于是打开俄文课本，突然爆发出一连串的大叫。不料那女孩却大大方方地走上来，纠正他读错的地方。两个人交谈起来，谈得很投机，居然讨论起文明和野蛮与人类的关系这样的大题目。
      在交谈中他们忘记了时间，想起看手表的时候离上课只差七分钟了，两个人匆匆分手各自去自己的学校。女孩离去的时候回头看了李淮平一眼，李淮平在她回首的一瞬间看到她眼睛里闪动了一个明亮的火花。他们没有通姓名，没有留地址，甚至连个约会也没有。李淮平只是从女孩借给他的那本英文版莎士比亚戏剧集上，知道她的名字叫南珊。三个月后是炎热的夏天，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开始了……

      4412.《晚霞消失的时候》作品鉴赏
      这部中篇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结构也很简单，但它的思想蕴含极其丰富。小说主人公李淮平和南珊虽然是两个年轻人，但小说不仅写了他们不同的命运，而且写了他们痛苦的心灵历程；不仅写了他们真纯的、一闪即逝的爱情，而且写了他们对人生、社会、历史乃至人类文明史的认识。
      多重背景
      尤其重要的是，在进行这种描写的时候，小说为他们提供了多重背景：
      一是与中国现代史密切相关的家庭背景。对于李淮平来说，父亲是担任要职的共产党高级将领，家庭意味着幸福、光荣与自豪；而对于南珊来说，父母都客居国外，外祖父又是曾经有过那种经历的国民党将领，因此家庭带给她许多自卑与屈辱，成为她心灵的重负。
      二是特定的社会环境，即主人公生活的那个年代。“文革”，“上山下乡”，东奔西走，曲曲折折，李淮平和南珊有各自不同的人生经历。这个环境对于李淮平来说很温暖、充满阳光，他造反、参军、提干，而对于南珊来说则意味着摧残与压抑。
      三是宗教背景。对于南珊来说，存在着“圣经”、“耶和华”，对于李淮平来说，存在着那个知识渊博、气度不凡的长老。正是在多重背景上对人物命运、情感历程、精神世界的多角度展示，使这部中篇小说真正具有了“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
      人物形象
      它涉及的问题都是耐人寻味、发人深省的，在小说问世的80年代初尤其如此。那重压着南珊幼小心灵的痛苦和悲哀，揭露了封建“血统论”的罪恶和那个疯狂年代的残酷。李淮平曾经有过的狂妄，则引起人们对青年命运与价值的思索。他曾经激动过南珊，而后来又使南珊失望，一方面是受了狂热时代的愚弄，一方面是因为他自己人格上有缺点。
      李聚兴和楚轩吾这两个高级将领分别属于两个敌对的政治营垒，但在具有高深的修养和崇高的道德这方面二人却具有一致性。结合波西宁上尉对中国人天然禀赋的赞美来看，这两个形象体现的是对超越政治局面的、永远具有生命力的传统道德的肯定。小说对南珊信仰耶和华的描写，对长老形象的塑造，也并非简单地肯定宗教信仰，而是把宗教世俗化了。因为相信耶和华的南珊并没有去做基督徒，而是把耶和华作为“公正”的化身。她的人生态度是积极进取的，她赞赏“中国人那种乐天知命的自信和生死浮沉的豁达态度”.长老作为出家人，也是把宗教抽象为一个字--“善”。总之，这篇小说既为人们理解、塑造自身提供了多方面的启示，又为人们认识、评价历史提供了另外一种尺度--不同于一般的政治评价或简单区分好坏的价值尺度。
      艺术方面
      这篇小说不仅以其思想蕴含的丰富性与深刻性吸引人，在艺术方面亦独具魅力。
      从结构来看，小说的结构简洁而又富于象征意味。小说只写了李淮平与南珊的四次相遇，由于相遇的时间和空间不同，因而每次相遇都具有不同的意义。
      四部分的标题分别是：“春”、“夏”、“冬”、“秋”。这种标题既给小说带来了富于诗意的自然气息，又具有某种暗示性：“春”暗喻纯洁与美好；“夏” 暗喻狂热与迷乱，“冬”暗喻艰难与悲凉，“秋”则暗喻人生的成熟。每个标题与那一部分的内容都具有深刻的一致性。
      从风格来看，小说成功地把富于哲学意味的思辩和感伤、忧郁的情调统一起来。小说讨论了人生的价值、宗教与科学及艺术的关系、文明的起源、中华民族的天然禀赋等高深的问题，但这种讨论非常符合那些性格鲜明的讨论者的身分。这方面的描写使小说具有了哲学品格。
      小说的感伤情调是从“晚霞消失的时侯”这个题目开始的，这个题目本身就是一幅具有感伤色彩的风景画。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也有一定程度的悲剧性：南珊这个纯洁的少女在孤独、自卑与痛苦中求助于耶和华；她在春天的早晨对18岁的李淮平萌发了纯真的爱情，但这爱情一闪而逝；李淮平十五年来一直珍藏着春天的早晨少女借给他的那本书，并将永远珍藏着；楚轩吾由一位将军落魄到回乡种田；所有这些都给作品蒙上了一层淡淡的感伤色彩。小说对李淮平在春天的早晨做的那个梦的描写，对泰山上的云海、晚霞的描写，都非常生动，极富于诗情画意。

      4413.《晚霞消失的时候》作者
      礼平原名刘辉宣、刘辉煊。四川人。中共党员。1948年9月生于战争中的张家口，1951年随部队进驻北京。1965年考入北京四中，在这里经历了“文革”初期的红卫兵运动。1969年入伍，当过炮手、侦察兵、炊事兵、报道员，历任班长、排长，宣传干事。1980年在北海舰队某部任职期间发表中篇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引起争论与批评，翌年因之转业，离开了军队。回到北京后，先后在市政府、工人日报社、光明日报社工作，当过教员、编辑、主编，获副编审职称。陆续发表中篇小说《走过群山》《小站的黄昏》《无风的山谷》《海龟的崖》及电影文学剧本《含风殿》。《无风的山谷》与《含风殿》获“昆仑”、“十月”杂志年度奖。198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2008年在鲁迅文学院退休。
     《晚霞消失的时候》有英、德文译本。其代表作《晚霞消失的时候》发表于《十月》杂志1981年第1期，曾被王朔提及。

      4414.当代文学作品推荐《人啊，人！》
      女主人公孙悦是C城大学中文系总支书记，她美丽、善良、正直，沉稳中蕴含着热情。但她的生活历程并不一帆风顺、幸福安宁，相反，却充满了痛苦和不幸，无论是个人情感还是精神追求。50年代，当她和青梅竹马的朋友赵振环一同跨入C城大学的时候，她还是个极其单纯的女孩。一学期不到，她就显示出多方面的才能：学习成绩优秀，不断在校刊上发表散文和诗歌，周末舞会上的活跃分子（除赵振环外，不接受别人的邀请），校体操队队员，系话剧团团员。各个年级的男同学都注意她。何荆夫是在迎新生时第一次见到孙悦的，当时就被她深深地吸引住了。以后他一直关注着孙悦，并引导她读书，他们成了朋友。一次在学校演出话剧《放下你的鞭子》，荆夫与孙悦扮演一对父女。在台上，荆夫抑制不住对孙悦的爱情，突然失态。这时，孙悦才意识到他对自己的真情。但是，她不能接受荆大的爱情，她不愿背弃自己过去对赵振环的誓言，担负忘恩负义、朝秦暮楚之名，虽然她清楚地知道自己更爱荆夫。她向所有的人公布自己与赵振环的恋爱关系，用赵的出众美貌和温柔体贴安慰自己。荆夫尊重了她的选择，但无法放弃他的爱情，每天在日记上对她倾吐心曲。1957年，校党委书记奚流以鸣放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为由，不许华侨学生小谢出国探望生病的母亲。荆夫贴出大字报批评奚流缺乏人情味，为小谢鸣不平，在校园里引起很大反响，孙悦也在大字报上签了名。不久，孙悦受到组织批评，为签名一事作了检讨。荆夫被打成右派，开除学籍，日记也被摘抄公布。
      这使孙悦受到极大的震动。1962年，学校通知荆夫复学。但他已习惯农村生活，并偷偷地研究哲学，而且得知孙悦已与赵振环结婚，潜伏在心底的希望破灭，加之父母均过世，妹妹出嫁，他孤身一人，便远走他乡，过着流浪者的生活。大学毕业时，孙悦留了校，赵振环却被分配到A省日报当记者，为免除赵的顾虑，一毕业孙悦即与他结了婚。他们两地分居。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孙悦就被当作“铁杆老保”揪斗，以后帽子越来越大，越来越脏，直到“C城大学党委书记的姘头”。赵振环埋怨她不该对政治那么积极，认为她不在身边没有尽到妻子的职责，而且感到独自生活难以忍耐。
      这时，他被王胖子拉进了风流人物冯兰香的活动圈子，很快他就丧失理智，抛弃了孙悦和女儿，与冯结婚。然而，他发现冯只是一个庸俗可鄙的“ 女人”，孙悦才是他名副其实的“爱人”。他遭到良心的谴责。文革以后，他坚决要与冯离婚，想得到孙悦的宽恕。“四人帮”垮台后，孙悦被奚流从中学调回大学。随后荆夫也被召回。当他得知孙悦早与赵离婚，独自带着女儿憾憾生活，心中重新燃起爱情的希望。这时，中年丧妻的许恒忠也正苦苦追求孙悦，但孙悦对许只有同情，没有爱情。荆夫的归来，扰乱了她平静的生活。经历了十几年流浪生活的荆夫，比原来变得更深沉，敏锐。他的深邃的哲学思想以及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精辟见解，给思想陷入迷惘中的孙悦带来了一颗启明星。她无时无刻不感到荆夫对自己的强大吸引力，她渴望与他结合，但又对他有一种负罪感，自尊心难以平衡。女儿憾憾非常喜欢荆夫，但当她得知生父赵振环欲悔过思改，又不忍心割舍亲生父亲。这一切都使孙悦矛盾重重。由于何荆夫的《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一书的出版遭到奚流等人的压制与阻挠，孙悦越来越看清了奚流的真面目。过去她把他当做党的化身，道德的楷模，现在终于认清他不过是一个思想僵化、心胸狭隘的人，奚流的思想再也不能主宰她的思维。同时，孙悦与荆夫的接触也增多。她越了解他，越感到自己不能再失去荆夫，不能让他一个人在风浪中搏斗，她应该与他并肩抵抗浊流。终于，他们之间的堤坝溃决了。憾憾也懂事地表示，她不愿意母亲为自己而牺牲了爱情。赵振环也完全明白了，他失去了应该失去的，他不能再重新得到孙悦的爱情。但他找回了应该找回的，他终于得到女儿的爱和孙悦的宽恕。
      这是一部具有鲜明风格和独特个性的作品。作者以C城大学为背景，通过对几个大学同学各自的坎坷命运以及他们彼此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的描写，控诉了“左”倾路线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揭示了人为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在人们心灵上造成的巨大伤害和人性的扭曲变形。又以孙悦和何荆夫的曲折多磨的爱情故事，表现了作者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历尽坎坷，遭受不公正的待遇，但他们依然热爱祖国，不懈地追求真理，能以正确的态度去总结历史教训，把历史交付给未来。

      4415.《人啊，人！》作者
      戴厚英（1938年3月－1996年8月25日），安徽颍上县南照镇人，中国作家。1938年出生，1960年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后进入上海作协工作。历任上海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组助理研究员，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大学文学院副教授。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人啊，人！》、《诗人之死》、《谷中的足音》、《往事难忘》，中短篇小说集《锁链，是柔软的》，散文集《戴厚英随笔》等。1996年8月25日遇害身亡。

      4416.戴厚英人物简介
      戴厚英生于1938年3月，安徽颖上县人。1956年，考进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文革中曾与著名诗人闻捷相恋，并因此受到迫害，后者愤而自杀。文革后调入上海大学文学院任教，并在此完成第一部长篇小说《诗人之死》（1982年出版）、第二部小说：《人啊，人！》（1980年年底出版）。
      戴厚英曾经是一位文坛上有争议的人物，对她的大规模批判有两次：第一次开始于《人啊，人！》出书之后的1981年，第二次是在“清污”运动的1983年。但在不同于文革的新环境中，批判反而使作家的创作更加受人关注。她的《人啊，人！》曾重印10次，总印数不下于百万册；而且被译成了英、法、德、俄、意、日、韩等许多语种。《诗人之死》也翻译到国外。与此同时，她知识分子三部曲的第三部：《空中的足音》及《流泪的淮河》三部曲的前两部：《往事难忘》和《风水轮流》等作品也先后问世。从40岁开始写《诗人之死》到58岁遇害，短短18年创作生涯中，她一共出版了7部长篇小说，两部短篇小说集，两部散文随笔集，半部自传，还有一些未出版的遗稿。
     1996年8月25日，戴厚英于家中被求助于她的乡人杀害。

      4417.戴厚英个人作品
      著有长篇小说《人啊，人！》、《诗人之死》、《谷中的足音》、《往事难忘》，中短篇小说集《锁链，是柔软的》，散文集《戴厚英随笔》等。

      4418.戴厚英遇害经历
      1996年8月25日，著名女作家戴厚英和她的侄女在上海凉城新村寓所遇害，噩耗传出，上海为之震惊。海内外新闻传媒关注这一重大命案。上海市公安局成立了一百七十多人组成的“八二五特大凶杀案”侦察专案组。经过对两千人的调查访问，最后终于侦破疑案……
      她的死是悲惨的。凶手是她曾经接济过的一个年轻人，是戴老师的同乡，一位亲戚的熟人，戴老师多次在钱物上帮助过他，那时，戴老师并不宽裕，写作的稿费也不高。这个年轻人鬼魂附体了，在潜入戴老师家中偷窃时，被戴老师在家的侄女发觉，那人将她的侄女打得昏死过去。戴老师是买菜回来碰见他的。据说，戴老师连连怒斥他：你会后悔的！你会后悔的！这个人还是疯狂地杀害了她。然后，还杀了苏醒过来的她的侄女。现场是恐怖的。犯罪者交代，他杀了戴老师之后向戴老师鞠了三鞠躬说：对不起，戴老师。这是个凶残而愚蠢的傢伙！一代才女，就这么死于非命。

      4418.戴厚英成名作品
     许多人对戴厚英的了解是从她的两本书《人啊，人！》和《诗人之死》开始的。1964年，有一天戴厚英在马路上碰到一位熟人，熟人的身边站着一位高大英俊的中年汉子，那个汉子就是诗人闻捷，戴厚英和闻捷就这样认识了。不久，戴厚英和闻捷相恋并订婚了。后来，闻捷因为历史问题接受“文革领导小组”的“第四把手”戴厚英的审查。正因为这样的“跨阶级”恋爱，闻捷不久就自杀了。闻捷的死对于戴厚英的打击之大可想而知，《人啊，人！》和《诗人之死》因此成文。
      两本著作
      许多人对戴厚英的了解是从她的两本书《人啊，人！》和《诗人之死》开始的。1964年，有一天戴厚英在马路上碰到一位熟人，熟人的身边站着一位高大英俊的中年汉子，那个汉子就是诗人闻捷，戴厚英和闻捷就这样认识了。不久，戴厚英和闻捷相恋并订婚了。后来，闻捷因为历史问题接受“文革领导小组”的“第四把手”戴厚英的审查。正因为这样的“跨阶级”恋爱，闻捷不久就自杀了。闻捷的死对于戴厚英的打击之大可想而知，《人啊，人！》和《诗人之死》因此成文。

      4419.戴厚英人物回忆
      戴厚英性格刚强，而且对待一切事物都观点明确，有时甚至难免走极端。不怕，因为她一旦醒悟后，就绝不文过饰非，而且会坦诚地纠正自己。例如在人道主义问题上，她极左过，而且出于真诚。但当她认识自己的失误时，她有勇气并且毫不犹豫地公开否定自己，从而在八十年代初写出了影响深远的《人啊，人！》。
      说起戴厚英，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她在自我认识上的坦率。她在批评旁人时不留情面，她对自己也更是这样。
      戴厚英是一个诚实的人。她对旁人认真，对自己也丁是丁，卯是卯，绝不马虎。这说来容易，实践起来却很难。恰如其分地批评旁人不易，准确的自我批评难度更大。
      论年龄，我和厚英是隔代人。我们之间可说是忘年交。1949-1979年间，神州大地接连发生几次大折腾，把人心都搞乱了。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她才只有十一岁。厚英基本上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她积极向上，敢打敢冲，因而在动荡的年月里，也做过日后反悔的事。问题不在于她那个时期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而在于她的动机：她是出于真诚。后来她在认识上起了变化，那也是反思的结果。
      前年八月她在家中惨遭杀害一事，在国内外曾引起强烈反响。这样卓越的作家，竟死于一个愚昧凶残的歹徒之手，这真是难以想象的。
      厚英住在上海，心却总依恋着生她养她的安徽。她多次为家乡赈灾而解囊，且计划退休后回乡去振兴教育，济老扶贫。她总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厚英为人光明磊落，性格直爽坦率，是非分明，作品富有强烈的使命感，1987年初，我和洁若曾在香港与她同看改编成话剧、用粤语演出的《人啊，人！》。我一面听着男主角讴歌人道主义思想的大段独白，一面对作者敢于探讨人性，呼唤人性的胆量由衷地感到钦佩。
      厚英是位深深地扎根于家乡的乡土作家。她具有丰富的人生经历，深厚的文学理论根底和旺盛的创作力。如假以天年，本可大有作为。不幸竟遭到这样的惨死。这是当代中国文学史上的巨大损失！
      感谢安徽文艺出版社及时印出这八卷厚英的遗作。这里是淮河女儿戴厚英毕生的爱与恨，她的信念与期望。厚英的鲜明形象必将永远留在千千万万读者的心中。

      4420.戴厚英小说曾受批判
     “文化大革命”后，戴厚英以自己的生活为素材，写出了《诗人之死》。上海文艺出版社决定出版。上海某些人闻讯，视为猛兽———因为闻捷之死与那些人有关。此书停了下来。不久，上海文艺出版社还是决定转印，打了纸型。这时，上海某人又借用夏衍之口，压此书。终于此书无法在上海印，转到福建人民出版社，上海又派人追到福建。关键时刻，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给予支持，使此书问世。上海新华书店原订六万册。印成后，受到某些人干涉，上海退书，一本也不让进。后来，总算进了一点点。有人看了，说：“写一个专案组长跟专案对象的恋爱？！”
     《人啊，人！》出版之后，戴受到了“密集性”的“批判”。她知道原因何在。可是，声势浩大的“批判”，反而使这本书一下子引起注意。美国出了烫金精装本，香港出了两种版本，法国出了译本，日本、联邦德国也在翻译出版……可是，她不仅得不到版税，连样书也没拿到。
      戴厚英还告诉我，外国出版社编辑来沪，要求会见作者。复旦大学党委请示上海市委宣传部，未予同意。德国波恩大学马丁教授求见，也遭拒绝。里根总统访问复旦大学时，复旦大学有关的接待文件上，专为戴厚英写了一条：“如果外国记者问起戴厚英，就说不知道。”
      上海某人要把戴打成“三种人”。戴说，那人明明知道她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属“三种人”，为什么强往这上面套？据说，上海市委一位书记在一次会议上，曾提及戴是“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市委写作组成员”。戴说，这显然不符合事实。
      戴说，对《人啊，人！》的“批判”，是她一生中蒙受的第二次打击。
      打击，反而磨炼了她。她说，一旦看透了，反而很冷静。她无心于功名利禄，唯一的追求就是要在文学上有所建树。迄今她还不是中国作协会员。但是，她说，她在读者中的广泛影响，已无愧于是一位中国作家。最近，中国作协要她写申请。她说，她不写。她不愿打着白旗进入中国作协。

      4421.戴厚英的“任性斋”
      上世纪80年代，因为探讨人性、人道主义的长篇小说《人啊，人！》，而蜚声文坛的已故女作家戴厚英在沪上复旦大学居所的书斋，有一个很新奇的名称：“任性斋”。虽然它的布置风格非常传统，可以说与“时代潮流”颇不协调——既没有什么豪华摆设，也不见值钱的古玩艺术品。房间内放着满满的四个书橱，一张宽大的写字台，一只老式的三人沙发。也许，只有那部当时尚不多见的台式电脑，彰显着主人公思想状态的“先锋”与“前卫”。为什么给书斋取这样的名称呢？戴厚英说：自己“原本是性情中人，生活在性情之中，颜色、式样对我都是毫不重要的外壳，不值得注重的。”有一位爱好书法的青年朋友，专门为她的斋名书写了匾额，白纸、黑字、木框，质朴而大气。戴厚英在闲暇时刻，仔细品味那雄浑厚拙的字形，确乎能感到不随外界风雨飘摇、锈蚀之性情的魅力——丰富、深邃、坚韧，生机勃勃。进而联想到，只要怀抱这样的性情，世界上什么样的苦酒、辣酒不敢开怀畅饮？什么样的孤独寂寞不能甘之如饴？但时间久了，她还是感觉，那三个字写得有些过于庄重和沉重了。特别是那个“斋”字，右边一竖直直地伸下来，墨迹似乎被厚厚的泥土掩埋了。如此站久了，岂不太累？戴厚英想，应该让它轻松、休息下来。于是，到黄山旅游买回的五只陶猴派上了用场。戴厚英虽然属相是虎，但她对猴子却一直情有独钟，她认为，猴上下攀缘所依附的，无非树木山峦，不贵不贱，却披戴着常青的枝叶，吸取山峦的灵气。它没有雄踞山头的威严，却享受嬉笑揶揄的情趣。何况，“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小小美猴王，也敢于置豺狼虎豹的威胁于不顾，幻想自成一统，自由自在。虽不免成为大人们的笑柄，但终究算得上一种迷人的艺术境界。想到就做，她叮叮当当一阵敲打，五只猴子便跳到墙上“任性斋”匾额的旁边，有的打拳，有的踢腿，嬉笑打闹，似乎已经帮助那个“斋”字拔出了沉重的腿脚。平实的书房顿时变得灵动活泼起来。

      4422.当代文学作品推荐《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遥远的清平湾，读了令人感到，清平湾并不遥远，它就在作者的心里，在读者的眼前。那一道道的黄土高坡，那一群群慢慢行进的牛群，那一孔孔窑洞中住着的婆姨娃娃，那整天唱个不停的破老汉，都让人觉得那么亲近，甚至嗅到了那里的黄土味。破老汉是个为新中国的建立出过力的人，他曾跟着队伍一直打到广州，若不是恋着家乡的窑洞，他就不是现在这个拿一根树枝赶着牛，走一路唱一路的破老汉了，也不会让他的留小儿吃不上白肉，穿不上绒袄了。这些当年老革命根据地的乡亲们仍过着穷日子，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一股劲儿吃白馍馍了。老汉儿家、老婆儿家都睡一口好棺材。”留小儿羡慕城里人啥时想吃肉就吃，不明白为什么北京人不爱吃白肉。太多的太多都令现下青年费解···佩服当时放弃城里无忧虑的生活，争先的到荒芜的农村。肚子填不饱却不停的自由回荡的民歌。读《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总是不知不觉地被那字里行间的脉脉温情而深深打动，也常常勾起我童年时农村生活的美好回忆；偶尔能会心一笑，偶尔也忍不住要流出泪水,直到读完它，合上书页，它才像一杯悠远的苦味茶一样：喝的过程里是淡淡的苦涩，回味的过程里是丝丝的甜味，尽管茶水已尽，却余味无穷。不知道究竟该不该埋怨上帝的不公平，陕北黄土高原上的清平湾，没有几棵树，没有多少野物生灵，有的却是受不完的苦，唱不完的愁。一股劲儿地吃上白馍馍，老汉儿家、老婆儿家都睡上一口好棺材，这都是一个遥远的梦。信天游里唱着的是“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受苦人过得好光景”，而穷山穷水，这好光景永远也只能是受苦人的一种盼望。然而，受苦的也不仅仅是受苦人，同样受苦的，还有那些为这片黄土地竭力耕耘、默默奉献，争着抢着添地上渗出的盐碱的可怜可敬的老牛。清平湾是苦的，穷的，回味清平湾，回味的也就是对苦涩的感觉。清平湾却又是可爱的，是温情的，是甜美的。在这个偏远的穷困的陕北农村，没有大城市的繁华，也没有大城市的冷漠，却有着对苦难的坚忍的承受，对生命的顽强的追求，对生活的淳朴的向往，以及赤诚动人的美好的人性温情。白老汉对“我”处处关照，对揽工人儿和瞎子说书人同情帮助，对留小儿爷孙情深，甚至对老黑牛也心怀感恩。受苦人虽苦，受苦人却能够乐观地面对这苦难，甚至顾不了自己的苦难也要帮人。人性是美好的，这美好的人性在苦难中散发出人性的善和美，让这苦涩也变淡了，让这苦涩也充满了丝丝甜美。清平湾是一处苦地，然而清平湾也有着自己的纯美，有着自己的温情，有着自己的顽强。这里的人是纯美的，留小儿攒积着自己对北京的憧憬，老黑牛奉献着对牛不老的慈爱，崖上的野鸡，春天的燕儿，还有这片深厚的黄土地，这条流淌着的清平河，都有着自己的生命，都让清平湾不仅被穷苦充满，也被这顽强的生命充满，被这美好的人性，淳朴的温情所充满。清平湾继续着生命的顽强，人性的美好，红犍牛老了，白老汉也还唱着那歌，但“我”的清平湾却离我越来越远了。遥远的“清平湾”，永远在十年之前，永远在我们的心里，永远，是一杯悠远的苦味茶，苦涩中含着淡淡的甜味，悠远，悠远……

4423.《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作者
      史铁生，中国著名小说家，散文家。曾任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驻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残疾人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职称。
      史铁生生前数十年与疾病顽强抗争，在病榻上创作出了大量优秀的、广为人知的文学作品。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说集《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礼拜日》《舞台效果》《命若琴弦》等，散文集《病隙碎笔》《我与地坛》等，长篇小说《务虚笔记》等。曾先后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鲁迅文学奖以及多种全国文学刊物奖，一些作品被译成英、法、日等文字，单篇或结集在海外出版。

      4424.史铁生生平经历
      史铁生，1951年1月4日出生于北京，河北涿县（今涿州市）人，是中国电影编剧，著名小说家，文学家。生前曾任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驻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残疾人作家协会副主席。1958年入北京东城区王大人胡同小学读书，1967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1969年到陕西延川插队落户。1972年回北京，1974—1981年在北京新桥街道工厂做工，后因瘫痪而停薪留职，回家养病。
      1979年发表第一篇小说《法学教授及其夫人》，以后陆续发表中、短篇小说多篇，1983年他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从1986年起，即为北京作家协会合同制作家，后为北京作家协会驻会作家，一级作家职称。1996年11月，短篇小说《老屋小记》获得《东海》文学月刊“三十万东海文学巨奖”金奖。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奶奶的星星》分获1983、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作品风格清新，温馨，富有哲理和幽默感，在表现方法上追求现实主义和象征手法的结合，在真实反映生活的基础上注意吸收现代小说的表现技巧，从成名作《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到《插队的故事》，作品从内容到形式技巧都显出异乎寻常平淡而拙朴，属意蕴深沉的“散文化”作品。
      另外，他还创作了电影剧本《多梦时节》《与人合作》、《死神与少女》等，《死神与少女》属于一种新的电影类型——诗电影，这为电影类型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这两部影片都由林洪洞执导，《多梦时节》以其新颖的视角获第九届金鸡奖最佳儿童片奖，广电部1988年优秀影片奖，第三届儿童电影童牛奖艺术追求特别奖，《死神与少女》以其对人生价值的探索于1989年获保加利亚第十三届瓦尔纳国际红十字会与健康电影节荣誉奖。　
      史铁生著有短篇小说《午餐半小时》、《我们的角落》、《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奶奶的星星》、《命若琴弦》《第一人称》、《别人》、《老屋小记》；中篇小说《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插队的故事》、《礼拜日》、《原罪·宿命》、《一个谜语的几种简单的猜法》、《小说三篇》、《中篇1或短篇4》等；散文《好运设计》、《我与地坛》、《墙下短记》、《足球内外》；长篇小说《务虚笔记》、《我的丁一之旅》。曾先后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鲁迅文学奖，以及多种全国文学刊物奖。一些作品被译成英、法、日等文字，单篇或结集在海外出版。已出版作品散文集《一个人的记忆》、《灵魂的事》、《答自己问》、《我与地坛》、《病隙碎笔》、《扶轮问路》长篇小说《务虚笔记》,《秋天的怀念》被选入冀教版小学六年级课本
      史铁生多年来与疾病顽强抗争，在病榻上创作出了大量优秀的、广为人知的文学作品。他的作品多次获得国内外重要文学奖项，多部作品被译为日、英、法、德等文字在海外出版。他为人低调，严于律己，品德高尚，是作家中的楷模。
      史铁生在2010年12月30日凌晨3点46分，史铁生因突发脑溢血在北京宣武医院抢救无效去世。根据其生前遗愿，他的脊椎、大脑将捐给医学研究；他的肝脏将捐给需要的患者。

      4425.史铁生作品特点
      初期有的小说，如《午餐半小时》等，带有暴露“阴暗面”文学的特征。发表于1983年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既是史铁生一生中的一份重要之作，也是当时小说创作的重要作品。它在多个层面上被阐释：或说它拓展了“知青文学”的视野，或称它在文学“寻根”上的意义。在“寻根”问题上，作者表达了这样的见解，“‘根’和‘寻根’又是绝不相同的两回事。一个仅仅是，我们从何处来以及为什么要来。另一个还为了：我们往何处去，并且怎么去”。关于后者，他认为“这是看出了生活的荒诞，去为精神找一个可靠的根据”（《礼拜日·代后记》，华夏出版社1983年版）。
      史铁生肉体残疾的切身体验，使他的部分小说写到伤残者的生活困境和精神困境。但他超越了伤残者对命运的哀怜和自叹，由此上升为对普遍性生存，特别是精神“伤残”现象的关切。和另外的小说家不同，他并无对民族、地域的感性生活特征的执著，他把写作当做个人精神历程的叙述和探索。“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炼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计”（史铁生《我与地坛》）。这种对于“残疾人”（在史铁生看来，所有的人都是残疾的，有缺陷的）的生存的持续关注，使他的小说有着浓重的哲理意味。他的叙述由于有着亲历的体验而贯穿一种温情、然而宿命的感伤；但又有对于荒诞和宿命的抗争。《命若琴弦》就是一个抗争荒诞以获取生存意义的寓言故事。
      用自己的心灵去写作！

      4426.史铁生经典语录
      永恒的距离，才能引导永恒的追寻。永恒孤独的现实才能承载此岸永远是残缺的，否则彼岸就要坍塌。
      但是太阳，他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他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他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辉之时。
      那一天，我也将沉静着走下山去，扶着我的拐杖。
      有一天，在某一处山洼里，势必会跑上来一个欢蹦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
      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炼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计。
      如果爱情就被这身后的喧嚣湮灭，就被这近前的寂静囚禁，这个世界又与我何干，我甚至现在就能清楚地看见，一旦有一天我不得不长久地离开它，我会怎样想念它，我会怎样想念它并且见它，我会怎样因为不敢想念它而梦也梦不到它。
      摇着轮椅在园中慢慢走，又是雾罩的清晨，又是骄阳高悬的白昼，我只想着一件事：母亲已经不在了。在老柏树旁停下，在草地上在颓墙边停下，又是处处虫鸣的午后，又是鸟儿归巢的傍晚，我心里只默念着一句话：可是母亲已经不在了。把椅背放倒，躺下，似睡非睡挨到日没，坐起来，心神恍惚，呆呆地直坐到古祭坛上落满黑暗然后再渐渐浮起月光，心里才有点明白，母亲不能再来这园中找我了。
      要求一切都实际且明晰，岂止是在扼杀文学，那是在消灭理想和进步。
      亲吻，依偎，抚慰，阳光下由衷的坦露，月光中油然地嘶喊，一次又一次，呻吟和颤抖，鲁莽与温存，心荡神驰但终至，束手无策......
      肉体已无禁区。但禁果也已不在那里。　
      春风强劲，春风无所不至，但肉体是一条边界——你还能走进哪里，还能走进哪里？肉体是一条边界因而，一次次心荡神驰，一次次束手无策。一次又一次，那一条边界更其昭彰。　
      无奈的春天，肉体是一条边界，你我是两座囚笼。　
      倘禁果已被肉体保释--“我拿什么献给你，我的爱人？”
      所有的词汇都已苍白。所有的动作都已枯槁。所有的进入，无不进入荒茫。　

      4427.我看史铁生
      陈村
      我在新年的头上专程去一次北京，为的是和史铁生做个谈话，用在《收获》的专栏上。本来早该去了，因为年底忙乱，因为他和我的身体都要挑一个恰当的时候，还因为我说的等2001年再去飞机栽下来也是21世纪的作家啦。反正我是去了，谈了，回来了。我和史铁生谈的话题是"生存还是不生存"，也就是"爱与死是永恒主题"中的那个"死"。我相信我俩对死的心得要比别人多一些。去的那天正好是他生日，本来要打开的话头因客人的来访未能展开。那样也好，死总是排在生的后面的，明天再谈。当日晚上我们去一个叫孔乙己的饭店吃饭。来接他的是《人有病，天知否》的作者陈徒手等哥们，到了那里还有我热爱的姜文和他的朋友。反正就是一桌子的人吧，在中国式的环境中，祝贺一声他的50大寿就开始吃了。他那天抽烟，喝一点点酒，说一点点话。他说一上午不敢动弹，把精力攒下来了。他说座山雕也是50岁。他说要健康不说长寿了吧。
      这些年，我到北京必去望望史铁生。在他那里坐两三个小时，吃顿饭。他们夫妇邀我住他们家，我总推辞了。我来去匆匆，住下本可以多说话，可是他的身体禁不住客人的打扰。他的截瘫，他的肾脏萎缩，用他的话说，发动机和轮子都坏了，维持身体的运行很累。每周两到三次的肾脏透析，不由分说地打断他的生活和思维。
      除了他的体力精力，除了同情他不能多抽烟，我和他的谈话与常人无异。谈得很快乐。残疾其实并不缺少什么，只是不能实现罢了。他常常想得比人们深入透彻，他有自己的理由和节律。他是小说家，我喜欢读他作品的一个最大的理由是，他的想法和文字明净，不曾神神鬼鬼牵丝攀藤。他的手总是温暖的，宽厚的。他是能超越智和愚的。他不作状，而是常常省察自己的内心。他把自己看轻了，才能去爱自己，爱世界。
      史铁生通常并不抱怨，他知道感恩，知道在生的命题下诸多奥义。别人用腿走路，丈量大地。他从腿开始思想，体察心灵。他常常纠缠在那些排遣不开的命题，时间长了，成为习惯和乐趣。他的想法都是经过推理论证的，有明晰的线索可寻。可是，听他说话的人，因为自己的好腿好肾，常常哼哼哈哈的，懒得跟从他的思维。他更多被阅读的是《遥远的清平湾》，《我与地坛》，《命若琴弦》。那样的故事只有他能写。读时候想，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
      读史铁生的文章，和他谈话，都不会越读越狭隘。他肾亏却没有阴湿之气。他很艰难地从生存的窄缝里走出来，带着豁然开朗的喜悦。我常是站到自己之外，有一种嘲弄自己之流的快乐。他不是，他完整地保存自己，依然快乐。经过那道窄缝之后，快乐肯定不再张扬，应该称为喜悦了。他是用喜悦平衡困苦的人，不容易破灭。许多游戏和他无缘，他不再迷失，可以观赏自己，观赏上帝的手艺。
      我最后想说的是陈希米，他的妻子。她是"我们上海人"，在北方久矣。我永不能忘记的是她的笑，那是天使的笑容。天使的笑，是那种忘忧的笑，忘我的笑，来去自由的笑，让看见的人也喜悦的笑。没人比她笑得更美好。我看资料，孩子一天笑上150次，成人可以一天不笑一次。她常常笑着，灿烂又本分地笑着。有了她的笑，那个凝重的50岁的史铁生再没有装扮殉道者的理由和必要了。生活就是这样，一会儿笑盈盈一会儿沉甸甸。
      我这次去北京，是由妻子陪同护送。也许下次到北京去见史铁生，我也要坐个轮椅了。我们将讨论轮椅的牌子，谈论足球的伟大，言说一些好笑的事情。我可以负责地说，本人即便已经坐上轮椅，依然可以春心荡漾，可以不依不饶，可以尖酸刻薄。当然，更可以在一个个深夜，摆放好自己，默读史铁生的文字，感受生的气息。
      他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非常有影响的一个作家，同时也是一位十分令人敬佩的作家。他生于1 951年，是北京人，汉族。1967年从清华附中初中毕业，两年后，也就是1969年响应号召下乡插队务农，他插队的地方就是延安地区的清平湾。1972年一场大病导致史铁生的双腿瘫痪，回到北京也治疗无效。在21岁生日这一天，他住进医院，从此再也没有站起来。1974年他被安排进了北京北新桥街道工厂工作，一直到1981年因为急性肾损伤而停止工作回家疗养。在街道工厂的七年间，史铁生就开始了文学创作。1979年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法学教授及其夫人》，1983年发表了回忆知青生活的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获得了当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从这篇小说开始，史铁生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坛上一位重要的作家。1984年，小说《奶奶的星星》再次为他带回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殊荣。他的短篇小说《老屋小记》和《务虚笔记》也获得了《作家报》评选的1996年十佳小说奖。同时《老屋小记》也获得了首届鲁迅文学奖。1998年他的病情恶化，不得不进行透析。他的243则写于重病中的人生笔记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结集为《病隙碎笔》出版发行。一些作品被译成英、法、日等文字，单篇或结集在海外出版。2002年，荣获华语文学传播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同年，《病隙碎笔》（之六）获首届“老舍散文奖”一等奖。2005年，完成长篇小说《我的丁一笔记》，再次成为文坛关注的焦点。代表作品有：小说《我遥远的清平湾》、小说《命若琴弦》、小说《务虚笔记》、小说《插队的故事》、小说《夏日的玫瑰》、散文《我与地坛》、散文《合欢树》、散文集《记忆与印象》、散文集《病隙随笔》、散文集《灵魂的事》、最新散文集《我的丁一之旅》。他的作品比较突出地表现出对于残疾人命运的关注，同时还兼有对知青生活的回忆。有的作品反映了他对于社会与人生的某些带有哲理性的思考，语言优美，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在小说创作上，他的作品大多都呈现出以小说合并哲学的倾向，表现了对于生活哲学化的思索。
     “他的写作与他的生命完全同构在了一起，在自己的《写作之夜》，史铁生用残缺的身体，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他体验到的是生命的苦难，表达出的却是存在的明朗和欢乐；他睿智的言辞，照亮的反而是我们日益幽暗的心……当多数作家在消费主义时代里放弃面对人的基本状况时，史铁生却居住在自己的内心，仍旧苦苦追索人之为人的价值和光辉，仍旧坚定地向存在的荒凉地带进发，坚定地与未明事物作斗争，这种勇气和执着，深地唤起了我们对自身所处境遇的警醒和关怀。”——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得主史铁生授奖词。
     “宁静是一种规格很高的品质。真正获得了宁静的人非但不是麻木的生硬的，反而是极其敏感极其温厚也是极其丰富极其坚韧的。他可能为草的凋零或者树叶的飘落而伤感，也可能替一位素不相识的弱智小女孩而担忧，他思考过怎样生也思考过怎样死，说到生的时候，他有那么多山重水复的烦恼和柳暗花明的喜悦，讲到死的时候他事无巨细从心态、方式到装裹和墓地，全都娓娓道来更谈笑风生……

      4428.宁静的史铁生
      蒋子丹
      史铁生是经常能给我们以惊异的那种作家。也许因为他特殊的身体状况给了他人所不及的感悟力。
      史铁生的出语惊人并不表现为壮怀激烈与慷慨陈词，他总是很平静甚至很低调地写一些平实的文字，然后让你大吃一惊。这有点像有人用近乎耳语的声音，宣布与大伙性命相关的消息，并不因为其音量小而被忽视。比如，他在《我与地坛》里对我们说：“死是一件无须乎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了的事，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史铁生的苦难是显而易见的，不仅因为他有一具残疾的身体，更因为他有一个聪慧过人的大脑。这么多年了，他在轮椅上年复一年地沉思默想，度过绝望而狂躁的青年时光，也成熟了他中年的深厚思想。思想本来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一切思想必定是忧郁的，何况如史铁生这样，从第一天得知自己将永远不能再站立起来的时候起，就一刻也不能停顿地冥思苦想着的人。这时候，我们忘了，在人的生命活动中，惟沉思的时刻，才是敏锐、富有，也是最强大的时刻。这大约是我们每个人都能体验到的，只是由于肢体的完整，由于行动的灵便，由于俗务的纠缠，更由于欲望的循循善诱，沉思的机会于我们正变得越来越稀少。史铁生不然，他有的是机会让自己强大，尽管他被迫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惟其强大，才可能这样平实地谈论死亡，既不夸张对它的向往，也不回避它的到来，就像一个操心家务的农夫，安排惊蛰开犁清明下种的农事，也预告秋季的收成一样寻常。
      史铁生当然算得上是经历过绝境了，绝境从来是这样，要么把人彻底击垮，要么使人归于宁静。
      宁静是一种规格很高的品质。庄子说：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意思是要对一个人作出判断，观其动不如视其静。自古以来，心如止水、宠辱不惊、以不变应万变等等说法，都表现了对宁静心态的某种崇敬。

      4429.史铁生个人荣誉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奶奶的星星》分获1983、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电影剧本：《死神与少女》以其对人生价值的探索于1989年获保加利亚第十三届瓦尔纳国际红十字会与健康电影节荣誉奖； 《多梦时节》以其新颖的视角获第九届金鸡奖最佳儿童片奖，广电部1988年优秀影片奖，第三届儿童电影童牛奖艺术追求特别奖
      1996年11月，史铁生的短篇小说《老屋小记》获得浙江《东海》文学月刊“三十万东海文学巨奖”金奖（五万元），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2002年，史铁生荣获华语文学传播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同年，《病隙碎笔》（之六）获首届“老舍散文奖”一等奖。

      4430.史铁生社会评价
      史铁生是当代中国最令人敬佩的作家之一。他的写作与他的生命完全同构在了一起，在自己的“写作之夜”，史铁生用残缺的身体，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他体验到的是生命的苦难，表达出的却是存在的明朗和欢乐，他睿智的言辞，照亮的反而是我们日益幽暗的内心。
      他的《病隙碎笔》作为2002年度中国文学最为重要的收获，一如既往地思考着生与死、残缺与爱情、苦难与信仰、写作与艺术等重大问题，并解答了“我”如何在场、如何活出意义来这些普遍性的精神难题。当多数作家在消费主义时代里放弃面对人的基本状况时，史铁生却居住在自己的内心，仍旧苦苦追索人之为人的价值和光辉，仍旧坚定地向存在的荒凉地带进发，坚定地与未明事物作斗争，这种勇气和执着，深深地唤起了我们对自身所处境遇的警醒和关怀。
      史铁生肉体残疾的切身体验，使他的部分小说写到伤残者的生活困境和精神困境。但他超越了伤残者对命运的哀怜和自叹，由此上升为对普遍性生存，特别是精神“伤残”现象的关切。和另外的小说家不同，他并无对民族、地域的感性生活特征的执著，他把写作当作个人精神历程的叙述和探索。“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炼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计”（史铁生《我与地坛》）。这种对于“残疾人”（在史铁生看来，所有的人都是残疾的，有缺陷的）的生存的持续关注，使他的散文有着浓重的哲理意味。他的叙述由于有着亲历的体验而贯穿一种温情、然而宿命的感伤；但又有对于荒诞和宿命的抗争。《命若琴弦》就是一个抗争荒诞以获取生存意义的寓言故事。

老顽童宋晓华 发表于 2014-11-23 06:50
4430.史铁生社会评价
      史铁生是当代中国最令人敬佩的作家之一。他的写作与他的生命完全同构在了 ...

拜读，欣赏，学习你的佳作！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学习到老，活到老！向老顽童学习了！祝你永远健康快乐！

秋兰 发表于 2014-11-23 09:09
拜读，欣赏，学习你的佳作！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学习到老，活到老！向老顽童学习了！祝你永远健康快乐！

      感谢知青战友的鼓励，祝秋兰健康快乐！

秋兰 发表于 2014-11-23 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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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知青战友的鼓励，祝秋兰健康快乐！

      4431.当代文学作品推荐《古船》
     《古船》以胶东小镇洼狸镇自土改至改革开放40余年的历史作背景，讲述了隋、赵、李三个家族之间的恩怨情仇，真实地再现了那个特殊年代里人性的扭曲与异化以及在改革大潮的冲击下那片土地的变迁。
      作品通过家庭的沧桑抒写了灵魂的困境与挣扎，以一个古镇的历史折射了整个中国的历史进程，是“民族心史的一块厚重碑石”。

      4432.《古船》创作背景
      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文坛上兴起了一股“文化寻根”的热潮，作家们开始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他们的创作被称为“寻根文学”。文化寻根意识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在文学上美学意义上对民族文化资料的重新认识和阐释，发掘其积极向上的文化内核；第二，以现代人感受世界的方式去领略古代文化遗风，寻找激发生命能量的源泉；第三，对当代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的丑陋的文化因素的继续批判，如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的深入挖掘。但这些方面并非绝对分开，许多作品是综合表达了“寻根”的意义。综合来看，“寻根派”的文学主张是希望能立足于我国自己的民族土壤中，挖掘分析国民的劣质，发扬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成分，从文化背景来把握我们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理想、价值标准，努力创造出具有真正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文学。虽然打出了“文化寻根”的旗号，但对于什么是“文化”，这些寻根作家们却莫衷一是。大多数作家选取了自己最为熟悉的某个地域做为切入文化层面的基点。而张炜，则选择了自己所熟悉的农村为背景，进行了一次乡野文化寻根之旅。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每一次社会变化的时期同时也是人的思想变迁、保守与疑虑迸发的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一次社会转型或动荡都会引起知识分子新的精神觉醒和价值重铸。正如雅斯贝尔斯所描绘的“一战”后人们的精神状态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仅欧洲到了日薄西山之时。而且地球上的一切文化均处于在暮霭沉沉之中，人类的末日，任何一个民族和任何一个人均不能逃脱的一次重新铸造——不论是毁灭也罢，新生也罢——都已经被人们预感到了”，处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同样面临社会改革的震荡——当然，这种震荡主要指的是文化和精神方面。当社会的中心价值和标准已经解体，面对“无名”的时代，很多人不可避免地陷入到无可自拔的虚无与苦痛中去。作为文化精英的知识分子，尤其比其他人有切入肌肤的痛感。他们或固守传统以求灵魂的安妥，或以新的勇气寻求新的信仰和价值，或以绝望的心态去哀叹魂灵之死。
      随着社会转型时期的到来，在社会生活中充满了荒诞，惟利是图、道德沦丧的情况愈演愈烈，人的各种物欲在经济发展的历史前提下越来越肆虐，人的价值追求和理想信仰变得淡漠而陌生，普遍意义上的精神危机日益凸现——对于深受中国民间传统精神浸润的张炜来说，这对他心目中的道德原则构成的巨大冲击是不言而喻且长久地挥之不去的。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儒家文化的民本思想至今仍为理想价值，主要表现在对当权者、对民众不同态度的两方面现实意义。面对广大平民百姓的生存状态，山东作家群的思想共通性是传统文化中‘泛爱众’的合理内核”，对新的理想的塑造与坚持，是张炜作品中的重要主题，而这种主题是在追求民间文化中蕴涵的积极的传统理想而得以实现的。张炜深受民间文化的熏陶，他的这种道德精神尤其深厚，也因此他对时代主题的变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诸多困惑感受更为敏锐，他曾这样表述自己的愤怒：“历史，将一些常年辛劳众受到严重磨损的极度衰弱者，将一些由于某种原因而养得强健肥壮的人，一同推到了今天的起跑线上。但是——如果那些强健肥壮的人进而在跑道上向本来就衰弱无力的人挥拳动手，甚至是坐上车子让他们去拉，那就让人愤怒了”。正是这种衍生于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巨大的落差，促使张炜将他的精神建构放在了传统理想这一催生价值、信念的广阔空间。

      4433.《古船》写作特色
      倾诉性：“倾诉”展现了抱朴充满矛盾冲突的复杂的内心世界：家族和自我的忏悔与审判、文化的传承与走向、个体家族的兴衰与世界历史的发展、道德的自我约束与本能的欲望、朴素的善恶观念与崇高的个人信仰、科技主义的兴起与全球化的浪潮……可以说，正是通过“倾诉”，抱朴的“思想者”形象至此方得圆满，思想有了依托，有了内容，亦有了深度。正因为此，人物形象才得以丰满生动。《古船》共计二十七章，第十六、十七章的“倾诉”处于全书中部，对于抱朴人物形象的塑造恰起了承前启后之作用。正是通过这样庞大的“倾诉”，抱朴的内心世界得以展现，许多令人不解的行为也有了合理性解释。无论从情节架构还是人物塑造上来说，“倾诉”都是《古船》中不可或缺的篇章，同时也是《古船》中最精彩的篇章。由此可见张炜从一开始就对“倾诉”的倚重。
      事实上《古船》并非早期“倾诉”文本的唯一案例。与《古船》写作时间相应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倾诉”的发生期。之所以称为“发生期”，是因为此时期“倾诉”仅仅在张炜作品中露出端倪，还不是特别强大。大段的倾泻式的对话开始在文本中出现，“倾诉”对象已基本设定，具有类的特征（后文将详细论述），但“倾诉”还多由于对话形式而依附于人物和故事情节，尚不具备独立性。《古船》中的十六、十七章，全是抱朴对见素的倾诉。但这样的倾诉必须联系前后文，不能独立成篇。
     《古船》既不太注重形式的别致，也不愿以特别好看的故事哗众取宠，很本色，很真，追求的只是心灵的表达，是力求清晰的陈述和思辨，是恳切的诉说，是忘情的自吟。在张炜的写作中，这一切常常到了固执的、无暇他顾的程度，所以在许多人看来，就有些不可理喻。

      4434.《古船》思想价值
      当代文学在1985年前后开始自觉地以文化视角对人的生存状态作理性的审视。这一视角的确立，使文学呈现出一种强烈的整体意识和民族（地域）意识。作品的历史纵深感强化，对各种文化的特殊性的认识也较以往的阶级学、社会学的表现更贴近人的深层内容。在民族因袭负荷被指出之后，新时期之初特有的那种意识到人性尊严的觉醒和精神独立的乐观情绪，便被忧郁、严峻的神色所取代。作家们不无担忧地发现：摆脱根深蒂固的文化羁绊，要比根治政策环境、经济环境的变化艰难得多。对这种共识的表述各异，张炜的《古船》是当时较重要的作品之一。中国知识分子自鲁迅起就已掘出民族痼疾的根源所在，而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再次证明：在历史长河中，知识分子的呼声往往是那么的一相情愿，无助无奈，也于世无补。
      反映改革时期，却是从历史、文化与人性的角度与深度同时推进：一个仅有二十多岁的青年作者，一个有沉重的道德感，忧患意识和理想主义色彩的作家，在《古船》中，以对历史血腥的真实还原与对现实苦难的直面相结合，在主人公抱朴的最终抉择中寓含了自己的期望：改革时期的民族文化人格亟待整合，民族发展要想避免重蹈覆辙，民族要振兴，必须作出新的文化选择。
     《古船》以胶东小镇洼狸镇自土改至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历史作背景，展开了镇上隋、赵、李三家族间的恩怨。这是一段刚刚逝去的历史，带着几千年的深刻印痕，与现实紧紧交织。这段历史中，三家族间的恩怨与历次政治运动相互纠葛：老隋、老赵、老李家人们的命运浮浮沉沉，仁厚的、刚毅的、怨毒的、痴狂的、伪善的、怪诞的灵魂不断地轮回和重现。而其中，作者最想凸出的，是历史进程中两股相互盘结较量的力：一股能够顺应和推动历史与人类的脚步，另一股则会死死地拽住历史的行进步伐。历史在这种盘结中艰难行进，有时会停滞，也有时甚至会反复，会出现历史洄流，这才是作者真正为民族忧虑的。那又是一段荒诞的历史。与人类自由要求的悖反，是这荒诞的根源：为着改变农民命运的土地革命，在这儿被简化成了报复和杀戮；对剥削阶级特权的剥夺，被改造成了对个体生命的剥夺；从“文革”中的夺权、绝食、致敬电，一直到洼狸镇的承包大会，历史不断地上演着荒诞戏。人类最基本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都失去了保障，饥饿、寒冷、杀戮、冷酷吞噬着人们的生命。理性的丧失带来兽性的膨胀，洼狸镇上血流成河。对历史的拷问中，作者直逼人性深处的扭曲与异化。那段历史同样充满了耻辱与苦难。人的尊严遭到肆无忌惮的践踏，隋家三兄妹苦难挣扎的焦灼沉重得令人窒息。现实承载着历史的重负，死人紧紧地拖曳着活人，《古船》中每一声沉重的叹息、痛苦的呐喊都扣击着人们的心弦。把笔触探及作为传统文化心理的母体与原型的农民文化意识、农村人际结构的深层，张炜的思考已提升到人类文化意识的哲学高度。
     《古船》之所以震撼人心，关键在于它毫不讳饰地、充满道德义愤地拷问着历史，拷问着苦难、拷问着人性。对于极左路线、封建糟粕是怎样地与人性恶结合，干扰着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土改复查中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的冲突、流血，张炜不惮于作真实的揭示。赵炳形象当代形态上的典型意义因而生成。当代农村，封建阶级已被消灭，旧的所有制形式已不存在，它们会不会死灰复燃？还有没有有继承人？会不会借其他面目继续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还会不会有赵炳第二，赵炳第三？鬼影似的二槐——赵多多第二，不是已经开始作恶了吗？洼狸人什么时候才能不迷信那些貌似权威的东西？压在民族身上的历史因袭何时能够摆脱？走向未来的坚实的起点在哪里？追问中，《古船》沉郁厚重因而产生。
      胶东改革开放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日里夜里牵扯着一个胶东青年的心灵，基于深切的关注产生的思考不能不深刻，贯穿其中的故土情怀也不可能不强烈。《古船》中所描写的粉丝大厂，在胶东半岛上的招远、，作者的故乡龙口及莱阳几乎每个镇子上都有一两处。它们每年为当地经济创造的效益使之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之一。而每一个粉丝厂都有一片白沙地上，竖立着一排排的木桩，木桩之间的铁丝上晾晒的雪白粉丝在阳光下白得耀眼，晾粉女工穿梭在木桩间，愉快的歌声感染着过往的行人。粉坊万一发生倒缸，全村都会慌乱。《古船》中的晒粉场位于海边，蓝天碧海白沙，一排排白亮亮的粉丝与蓝天上的白云有何不同？真正是作者记忆中美丽的故乡的写生画。地域色彩也成为《古船》的一个鲜明特征。这一切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的生活图景的真实再现，及小说中对粉丝产业对当地人们的意义的充分书写，源于张炜对故乡人民的深切真情，对故土风情的真切了解。而《古船》也因而成为作者最具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八十年代经典的现实主义作品。
      与前期短篇小说相比，《古船》沉郁厚重，冷静的理性叙述与剖析代替了单纯的诗性发言，而又少有后来创作中的长篇心灵倾诉的说教嫌疑，所以，《古船》一直以来被许多评论认为是张炜最好的作品。

      4435.《古船》相关评价
     《古船》是民族心史的一块厚重基石。
     《古船》是十年来大陆小说中的极品。
      经过十年的苦想冥思和残酷修炼，终于获得了灵魂的超越和升华，成为了一种强大的精神存在，成为了某种人文价值和情怀的化身。在近一个世纪的‘新文学’史上，有如此强大的精神力量的人物形象，这可能是第一个。（摩罗评价《古船》主角隋抱朴）

      4436.《古船》作者
      张炜，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1955年11月－），出生于山东省龙口市，祖籍山东栖霞。原烟台师范专科学校（即现在山东师范大学烟台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专业作家；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现任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山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4437.张炜人物经历
      张炜1976年高中毕业，1978年考入山东烟台师专中文系。1978年后曾历任山东省作协专业作家、创作室副主任，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万松浦书院院长。
      1980年张炜开始发表小说、散文、文论等。
      1987年，第一部长篇小说《古船》，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现已出版单行本近百部（含境内外各种版本），大型文集五套，译为英、法、日、德等多种文字。
      自1999年起，《古船》一书还被法国教育部和巴黎科学中心列入“法国高等考试教材及必考书目”。
      2007年6月，张炜获得了由美国总统亚太顾问委员会颁发的杰出成就奖；成为目前亚洲地区获得此奖项的唯一一位代表性作家，也是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此外，被评为“世界华语小说百年百强”的长篇代表作《古船》和沈从文的中篇小说《边城》、老舍名著《骆驼祥子》同时入选美国哈柏·柯林斯出版集团“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的翻译项目。
      2011年8月20日，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奖名单公布，张炜历时20余年完成的450万字、十卷本鸿篇巨著《你在高原》，通过实名投票获得了61位评委中的58票，位居第一。授奖词说：《你在高原》是“长长的行走之书”，在广袤大地上，在现实与历史之间，诚挚凝视中国人的生活和命运，不懈求索理想的“高原”。张炜沉静、坚韧的写作，以巨大的规模和整体性视野展现人与世界的关系，在长达十部的篇幅中，他保持着饱满的诗情和充沛的叙事力量，为理想主义者绘制了气象万千的精神图谱。《你在高原》恢宏壮阔的浪漫品格，对生命意义的探寻和追问，有力地彰显了文学对人生崇高境界的信念和向往。

4438.张炜主要作品
长篇小说
《古船》 《当代》1986年第5期；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8月
《我的田园（上卷）》 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12月
《我的田园》 作家出版社1996年2月
《我的田园》（《你在高原──一个地质工作者的手记/我的田园》） 漓江出版社2002年5月
《九月寓言》 《收获》1992年第3期；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5月
《柏慧》 《收获》1995年第2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年12月
《家族》 《当代》1995年第5期；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9月
《家族（增订完整版）》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1月
《怀念与追记》 作家出版社1996年2月
《怀念与追记（修订本）》 花城出版社2004年5月
《远河远山》 明天出版社1997年6月
《远河远山（续写完整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2005年5月
《外省书》 《收获》2000年第5期；作家出版社2000年10月
《能不忆蜀葵》 《当代》2001年第6期；华夏出版社2001年10月
《你在高原·西郊》 《芙蓉》2003年第1期；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1月
《丑行或浪漫》 《大家》2003年第2期；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3月
《刺猬歌》 《当代》2007年第1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1月
《你在高原》（1家族、2橡树路、3海客谈瀛洲、4鹿眼、5忆阿雅、6我的田园、7人的杂志、8曙光与暮色、9荒原纪事、10无边的游荡） 作家出版社2010年3月；其中《荒原纪事》 《中国作家》文学版2010年第3、4期
中篇小说
《秋天的思索》 《青年文学》1984年第10期
《童眸》 《中国作家》1985年第5期
《秋天的愤怒》 《当代》1985年第4期
《请挽救艺术家》 《上海文学》1988年第10期
《蘑菇七种》 《十月》1988年第6期
《远行之嘱》 《人民文学》1989年第7期
《瀛州思絮录》
《你好！本林同志》
《黄沙》
《海边的风》
《金米》
《护秋之夜》
《葡萄园》
中短篇小说集
《芦青河告诉我》 小说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浪漫的秋夜》 小说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
《秋天的愤怒》 小说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秋夜》 小说集，中原农民出版社1987年版
《张炜中篇集》 小说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版
《童眸》 小说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版
《他的琴》 小说集，明天出版社1990年版
《美妙雨夜》 小说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张炜小说集》 小说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秋天的思索》 小说集，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2年版
《散文与随笔》 散文集，山东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如花似玉的原野》 小说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
《张炜小说精选》 小说集，太白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远行之嘱》 小说集，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激动》 小说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
《张炜自选集》 小说散文集，漓江出版社1996年版
《致不孝之子》 小说集，山东友谊出版社1997年版
《东巡》 小说集，山东友谊出版社1996年版
《瀛洲思絮录》 小说集，华夏出版社1997年版 ，台湾印刻出版公司2003年出版
《芦青河纪事》 小说集，山东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张炜小说选》 小说集，美国Blue Diamond Publishing Corp 1998年版
《逝去的人和岁月》 小说集，法国Bleu de Chine1999年版 ，台湾联合出版公司2001年出版
《怀念黑潭中的黑鱼》　小说集，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蘑菇七种》小说集，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版，台湾印刻出版公司2002年出版
《鱼的故事》 小说集，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
《庄周的逃亡》 小说集，江苏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
散文、随笔、文论集
《生命的呼吸》 散文集，珠海出版社1995年版
《纯美的注视》 散文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
《激情的延续》 散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精神的魅力》 散文集， 群众出版社1995年版
《凝望》 散文集，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年版
《齐鲁安泰》 随笔集，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
《流浪的荒原之草》 散文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张炜散文》 散文集, 华夏出版社1999年出版
《楚辞笔记》 随笔集，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流动的短章》散文集，2000年作家出版社出版
《最美的笑容》 散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心仪》 随笔集，山东画报出版社1996年版
《远逝的风景》 散文集，学林出版社2002年出版
《纸与笔的温情》 演讲集，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出版
《我跋涉的莽野》 散文集，春风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
《世界和你的角落》 随笔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
《心灵的飞翔》 随笔集，学苑出版社1999年出版
《人的魅力》 随笔集，文汇出版社2002年出版
《张炜读本》 随笔集，花山文艺出版社2002年出版
《守望于风中》 随笔集，上海三联出版公司2003年出版
《忧愤的归途》 文论集，华艺出版社1995年版
《精神的丝绺》 文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期待回答的声音》 文论集，明天出版社1995年版
《时代：阅读与仿制》 文论集，中国对外翻译公司1996年版
《午夜来獾》[2-3] 演讲集，作家出版社2011年4月版 《小说坊八讲：香港浸会大学授课录》 小说创作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9月版
儿童文学
《半岛哈里哈气》系列：《美少年》、《长跑神童》、《海边歌手》、《养兔记》、《抽烟和捉鱼》，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12年1月版
诗集
《皈依之路》 诗集，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
《家住万松浦》 诗集，时代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文集
《张炜作品集（五卷）》 山东友谊书社1993年版
《张炜自选集（六卷）》 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
《张炜文集（六卷）》 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张炜散文集（四卷）》 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
《张炜选集（十卷）》　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4439.张炜获奖情况
      短篇小说《声音》、《一潭清水》分别获1982年全国短篇小说奖、1984年全国短篇小说奖；
      长篇小说《古船》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1986年长篇小说奖，被评为“世界华语小说百年百强”（亚洲周刊）和“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图书大厦），入选北京大学的《百年中国文学经典》（建国后长篇小说入选总数为五部），并被法国科学中心确定为法国高等考试教材；
      长篇小说《九月寓言》获上海第二届中长篇小说大奖一等奖、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入选北京大学的《百年中国文学经典》（建国后长篇小说入选总数为五部），并被评为“九十年代最具影响力十作家十作品”（位列五）；
      《九月寓言》修订版“八五期间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
      2000年被评为“中国十大最受欢迎作家”；
      长篇小说《外省书》获得第一届齐鲁文学奖首奖；
      短篇小说《东莱五记》获第七届人民文学奖；
     《丑行或浪漫》获“中国畅销书奖”、“中国最美的书奖”。
     《能不忆蜀葵》、《鱼的故事》等作品分别获“当代奖”、“中国环境文学奖”、台湾“好书奖” 、“金石堂选票最受读者欢迎图书奖”。
     《你在高原》获《亚洲周刊》评选的“2010年全球华文十大小说”榜首。
      2010年凭借《你在高原》获第九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10年年度作家”。
      2011年8月，长篇小说《你在高原》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4440.张炜个人影响
      早期的创作描写两性之间淡淡的朦胧的柔情，显得纤巧柔美。后转入对农村现实的揭示，表达对人性的深入思考。自“秋天三部曲”直至《古船》，他彻底从原来的纤细敏感走向深厚沉郁，这或许就是他从土地中所得。
      从《九月寓言》开始的三部长篇，显示了他对知识分子精神理想和民间立场的坚持。他更多地在思考中国文化的命运和出路的问题，包括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改造问题和知识分子的精神自救问题，“融入野地”是他设计的一条理想之路。
      数十年来，张炜的作品始终是文学评论界关注点。《古船》、《外省书》、《丑行或浪漫》、《家族》、《我的田园》、《西郊》、《怀念与追记》等，就像一个个长短高低的乐音，考验着人们品读的智慧。每一声都是山崩水响，却又莫衷一是。言及文学创作，张炜说它“像是在写一封长信，它没有地址，没有规定的里程，只有遥远的投递、叩问和寻找。”引　在他的史诗般的作品中，感情的勃发，诗性的潺潺流动，展现了他的作品与其他写“史”的小说的不同之处，显示着他对纯文学的执着追求。
      张炜的文章被一些省份用作高考题，如2008年《歌德之勺》（山东卷等）。2009年《耕作的诗人》（广东卷）、《木车的激情》（江西卷）。

      4441.张炜自述
      从《古船》到《九月寓言》，再到现在的《刺猬歌》《你在高原》，在张炜所有的作品中，都弥漫着一种新鲜的海风的气息。包括现在的《刺猬歌》，地点选在滨海，里边的风土人情都有胶东浓郁的海边气息。　
      把这种印象讲给张炜听，他说你有这种感觉就对了，“虽然我是一个山东作家，受齐鲁文化滋养，但我主要的还是受齐文化的影响比较大，我出生的地方古代的时候应该属于东夷，那是一个面向大海、民风开放的地方。相应地，我的文字如果有大海那种虚无缥缈的感觉，有许多幻想与浪漫的色彩，那才是正常的。”
      张炜说，自己这些年来最爱看的两本书就是王献唐的《山东古国考》、李白凤的《东夷杂考》，无论到哪里出差，都要带着这两本书，“因为我对这片乡土是如此沉醉。”

      4442.张炜相关评论
      张炜：是谁把他逼成了古怪和孤愤？
      张炜在写作小说的途中为何突然花费巨大的精力开始散文的创作，他的心理的图式和思索是一种什么状态？
      整个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张炜的散文作品非常少，且没有引人注目的篇章，在八十年代的后期，在那个动人心魄的夏季过后的郁闷中，张炜的散文开始增加，而到了九十年代，整个世界市声喧嚣，变成了一片莽野，落红狼藉。一点也不隐讳，张炜对市场这只螃蟹是害怕的，对飞速发展的商业帝国心怀恐惧，张炜的话”是心怀仇视的”。这有点象海德格尔，当年海德格尔看到美国登月的画面，失声痛哭。别尔嘉耶夫在《论人的奴役与自由在》中说“人发明了强有力的技术，这个强有力的技术可能成为改变生活的工具，但也奴役他，让人的生活的一切方面都服从自己。”人成了自己创造工具的奴役，人发明强有力的技术本来是解放自己，却异化了自己，这是人始料不及的。张炜在《我跋涉的莽野“》中也说：
     “没有对于物质主义的自觉反抗，没有一种不合作精神，现代科技的加入就会使人类变得更加愚蠢和危险。没有清醒的人类，电脑和网络，克隆技术，基因和纳米技术，这一切现代科技就统统成了最坏最可怕的东西。今天的人类无权拥有这些高技术，因为他们的伦理高度不够。我们今后，还有过去，一直要为获得类似的权力而斗争，那就是走进诗意的人生，并有能力保持这诗意。”
      张炜与现代物质社会有点“隔膜”，他心怀恐惧，张炜既忧生，又忧世。他开始张扬非功利的诗性人生与新的伦理，以期超越现世生存的苦痛，其实，这也是传统儒生大多数走的路子，文学是一种“无用之用”，但又必须找出文学的“用”，于是张炜的散文不是大多数所谓的美文，而是“不用粉饰之字”多为美刺篇章。但我们这里还必须探察一下人的恐惧与慰藉的问题。身外世界的偶在和不确定，是产生恐惧的原因，英国神学家詹姆士·里德的说，“许多恐惧都是来自我们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不理解，来自这个世界对我们的控制。”“为了实现完满的人生，需要我们做的第一事情就是去获得控制恐惧的力量。”张炜走向了一种反抗恐惧与寻找慰藉的路途，无论是现实空间的还是心理，抑或一种表达。
      张炜有篇《一辈子的寻找》谈到寻找是难的，目标幻化，只有寻找是确定的，有点象鲁迅笔下的过客，过客只是走，一直走。但目标有时又是充满诱惑力，象精灵，张炜说是魅人的狐狸：
     “──狐狸有一个故事。它在深夜伪装成一个姑娘泣哭，哀惋动人。有人从床上起来，到窗外去寻找哭声。可他进一步，哭声就远了一步，永远在前方的黑暗里，似乎顷刻可至，实则无边无际。那人明白过来，骂一声狐狸便上床了。我想自己苦苦寻找的东西就好比幻化的精灵，它游动跳跃在空中，可望而不可及。它是一个存在，以我们无法明了的方式存在着。它的周围有一股神秘的力量支撑，变化多端。比如它的远离，竟然是因为我们的逼近。这多么让人费解！难道寻找是错误的吗？难道人类不该前进吗？可它又明明因此而愈加遥远。”
      寻找的意义，就是在找一种精神的支撑点，就是面对绝境而不绝望，一种保持灵魂高洁的真诚。因为人面对恐惧，总想缓解，在童年时有母亲守护，而成年被抛到了社会的虚空里，个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人是脆弱的，总想寻找一种关怀和慰藉，于是人们开始反抗这种恐惧，在恐惧中受难等待，在恐惧中注入意义，抵挡恐惧。
      人们抵挡恐惧的路数是不一的，幼小时受到伤害和恐惧，有母亲给予消解，而长大后呢？张炜虽然在生理成人，但他的心理却要找一个母亲的替代来慰藉，张炜找到了一块称为“野地”（故地）的母亲的替代。在散文《融入野地》有这样一句话“这里处于大地的中央。这里与母亲心理的距离最近。”
      在野地，张炜发现感悟了什么？故地之外的伤害和故地的慰藉，“语言和图画携来的讯息堆积如山，现代传递技术可以让人蹲在一隅遥视世界。谬误与真理掺拌一起抛撒，人类像挨了一场陨石雨。它损伤的是人的感知器官。
      失去了辨析的基本权力，剩下的只是一种苦熬。一个现代人即便大睁双目，还是拨不开无形的眼障。错觉总是缠住你，最终使你臣服。传统的“知”与“见”给予了我们，也蒙蔽了我们。于是我们要寻找新的知觉方式，警惕自己的视听。我站在大地中央，发现它正在生长躯体，它负载了江河和城市，让各色人种和动植物在腹背生息。令人无限感激的是，它把正中的一块留给了我的故地。我身背行囊，朝行夜宿，有时翻山越岭，有时顺河而行；走不尽的一方土，寸土寸金。有个异国师长说它像邮票一般大。我走近了你、挨上了你吗？一种模模糊糊的幸运飘过心头。 ”
      如果一个人的感知器官受到了损伤，那后果呢？目不辨山川星辰日月，耳塞听自然籁声，人沉入万古如长夜的沉渊，张炜在这里有个表达和福克纳在《喧哗与骚动》的结尾用了同样的令人震惊和沉思的文字“他们在苦熬”。是的，在二十世纪，人的所谓的理想乌托邦、理性被二次世界大战和无边的谎言、大饥荒、大清洗、奥斯威辛击得粉碎。人们象陷在黑暗的冰窟，失去了护持，人们第一次感到了生存的恐惧。苦熬是一种受难，但没有放弃的生存的状态，还存在着一种面对绝望的希望。
      张炜在故地重新缝合上被剪断的肚脐，肚脐是一输送养料的管道，他用了一个词“融入”。“泥土滋生一切；在那儿，人将得到所需的全部，特别是百求不得的那个安慰。野地是万物的生母，她子孙满堂却不会衰老。她的乳汁汇流成河，涌入海洋，滋润了万千生灵。 ”故地连接了人的血脉，人在故地长出第一缕根须。在故地就象在母亲的怀抱，你可以诉说昨日的流浪，你的感知变得敏锐，只轻轻一瞥就看透世俗，在这里你可以寻求和你一样朴素、安静、纯真的同类，因为你可以凭着饮用同样的乳汁散发的奶腥识别的。这里就象童年的暖炕，“在这里我弄懂一个切近的事实，对于我们而言，山脉土地，是千万年不曾更移的背景；我们正被一种永恒所衬托。与之相依，尽可以沉入梦呓，黎明时总会被久长悠远的呼鸣给唤醒。 ”
      这是一种诗意，对世界悲观并非意味着绝望，正视生命的悲怆和人生的无意义也非意味着逃避人生，悲观不等于厌世，真正的悲观是视苦难为生命的应有之义，把苦难转为生命振作之力。
      张炜的寻找是沉入底层，他寻找的慰藉也非虚幻。从写作的层面，张炜的小说创作使他的生命紧张，而他把一部分经历转向散文，有他内在的必然，小说的文体的限制，使作者在文本中虚化，而散文在最终的意义上，是和作者等一的，散文的高度，就是作者精神的高度，张炜说散文非作文“一个人只要有较好的文化素养，都应该能够写出一手好散文。它可以是言论、书信、日记、回忆，也可以是一个人在特定时刻里的自吟自语。后者之所以也可以是好的散文，就因为它所具有的‘实用性’：安顿自己的灵魂。这时，它产生的过程也是自然而然的。”
      张炜的散文观念不是把散文当成寻章嚼句的美文，他强调的是实用，是安顿人的灵魂。散文的写作，就是慰藉的发生。在散文中他获得了宁定。虽然他走在寻找的路上，但他的心已经沉实，路上的野花草不会转移他，他走，只有走，在《融入野地》的末尾，就是这最好的注脚：
     “就因为那个瞬间的吸引，我出发了。我的希求简明而又模糊：寻找野地。我首先踏上故地，并在那里迈出了一步。我试图抚摸它的边缘，望穿雾幔；我舍弃所有奔向它，为了融入其间。跋涉、追赶、寻问——野地到底是什么？它在何方？
      野地是否也包括了我浑然苍茫的感觉世界？
      无法停止寻求…… ”

      4443.当代文学作品推荐《三寸金莲》
      人说，小脚里头，藏着一部中国历史，这话玄了！三寸大小脚丫子，比烟卷长点有限，成年论辈子，给裹却布裹得不透气，除去那股子味儿，里头还能有嘛？历史一段一段，一朝兴，一朝亡，亡中兴，兴中亡，兴兴亡亡，扰得小百姓不得安生，碍吃碍喝，碍穿碍戴，可就碍不着小脚的事儿。打李后主到宣统爷，女人裹却兴了一千年，中间换了多少朝代，改了多少年号，小脚不一直裹？历史干它嘛了？上起太后妃子，下至渔女村姑，文的李清照，武的梁红玉，谁不裹？猴不裹，我信，大清入关时，下一道令，旗人不准裹脚，还要汉人放足。那阵子大清正凶，可凶也凶不过小脚，再说凶不凶，不看一时，到头来，汉人照裹不误，旗人女子反倒瞒爹瞒妈拿布悄悄打起“瓜条儿”来，这一说，小脚里别有魔法吧！魔不魔，且不说。要论这东西的规矩，能耐，讲究，修行，花招，手段，绝招，隐秘，少说也得三两天。这也是整整一套学问，我可不想蒙哪位，这些东西，后边书里全有，您要是没研究过它，可千万别乱插嘴，您说小脚它裹得苦，它裹得也挺美呢？你骂小脚它丑，嘿，它还骂您丑呢！要不大清一亡，何止有器有笑要死要活，缠了放放了缠，再缠再放再放再缠，那时候人，真拿脚丫子比脑袋当事儿。您还别以为，如今小脚绝了，万事大吉，不裹脚还能裹手，裹眼，裹耳朵，裹脑袋，裹舌头，照样有哭有笑要死要活，缠缠放放放放缠缠，放放缠缠缠缠放放。这话要再说下去，可就扯远了。这儿，只说一个小脚的故事。故事原带着四句话，说假全是假，说真全是真，看到上劲时，真假两不。您自管酽酽沏一壶茉莉花茶，就着紫心萝卜芝麻糖，边吃边喝，翻一篇看一篇，当玩意儿，要是忽一拍脑门子，自以为悟到嘛，别胡乱说，说不定您脑袋走火，想岔了。

      4443.《三寸金莲》读后感
      冯骥才的乡土小说让人看得过瘾。快人快嘴，能人能耐，雅人雅好，这些人聚集在当时的军事重镇和漕粮转运中心——天津卫。
      这部中篇小说《三寸金莲》很好的体现了他的文字风格。故事的发生地也是天津卫这个各色人等掺杂的闹市，在当时，妇女得小脚者得天下。于是故事的主人公戈香莲因为自己裹着一双举世无双的小脚嫁到了当地大户因卖假古董发家的佟家，然后写香莲如何用自己一双小脚渐渐控制佟家，然后随着封建社会衰落，小脚文化逐渐被唾弃，香莲掌控的佟家所代表的封建传统与新观念新社会不断斗争而最终走向衰败的过程。
      读完之后，对于冯骥才的语言风格我并没有什么更深入的体会，因为之前读过他的《俗世奇人》，相比较没有多大的区别。小说的情节设计也没有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不算精巧。而显然这篇小说的重点全然在于一种从中国封建陋习——裹脚中衍生出来的一种畸形文化——“莲”文化。
      小说中有个情节，在佟家举行的“赛脚会”上，各路“莲癖”互相炫耀自己对“莲”文化的了解，以此来表明自己的学识渊博。其中一段写“莲”的来历颇妙，“听说您家大少奶奶一双脚，盖世绝伦，是不是名唤香莲？大名还是乳名？妙极妙极！是啊，古来称小脚为金莲。以‘香’字换‘金’字，听起来更入耳入心，还不妙！‘金莲’一说由来，不知您考过没有？都说南唐后主有宫嫔窅娘，人俊，善舞，后主命制金台，取莲花状，四周挂满珠宝，命窅娘使帛裹足，在金莲台上跳舞。自始，宫内外妇女都拿帛裹足，为美为贵为娇为雅，渐渐成风，也就把裹足小脚称作‘金莲’。可还有一说，齐东昏侯，命宫人使金箔剪成莲花贴在地上，令潘妃在上边走，一步一姿，千娇百媚，所谓‘步步生莲花’，妇女也就称小脚为‘金莲’了。您信哪种说法？我信前种，都说窅娘用帛缠足，可没人说潘妃缠足。不缠足不算小脚！”这话时当时一个自号“爱莲居士”的山西名士吕显卿对佟家老爷佟忍安说的，火药味十足。由此可见当时莲文化之繁盛，裹足风气之浓。
      我想说的是，女子小脚也许只是时代的审美观所决定的，现代人也许觉得脚的大小与否与一个女人的魅力没多大关系，更不可能理解当时的所谓莲文化。然而女子裹足不仅仅只是审美观的问题，这是一个中华名族众多陋习中最严重的一个，因为这是违反人生长的生理规律的，对人的身体极度有害的行为，这也是最不能让人接受不让人理解的地方，现代人都认为这绝对是应该革除的风俗。
      但是反观现代社会，这样的现象不也是随处可见吗？许多人像修改程序一样肆意在自己的身体上动刀子。有的是为了事业，有的是为了虚荣，那这和裹足又有什么差别呢？为事业者，如戈香莲等佟家各少奶奶，为虚荣者，如当时各百姓家中女性，因为她们不裹脚就无法上街，怕被人耻笑。于是我们发现，随着审美观的改变，陋习看似消失，实质只是以另一种形式出现，而且随着科技和文明的进步不断发展壮大，以前有令人痛苦的裹足布，现在有麻药加手术刀，以前有莲文化，现在有整个整形美容行业。但是现代人往往对这些东西视而不见，自愿被伤害者，趋之若鹜，利用现代裹脚布延续着前人的悲哀；如吕显卿、佟家老爷等闲人，把这些东西作为饭后谈资，而不觉有任何不妥，甚至颇有心得体会。
      陋习，只是我们对于能清醒认识错误行为的一种鄙夷。风尚，可能也只是我们尚未认识的陋习。后人看前人，总是无法理解的，甚至总要带一点嘲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