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小常识

4255.《长恨歌》目录
第一部
弄堂 流言 闺阁　鸽子 王琦瑶
片厂 开麦拉　照片 沪上淑缓
上海小姐　三小姐　程先生 李主任
爱丽丝公寓　爱丽丝的告别
第二部
邬桥 外婆 阿二 阿二的心 上海
平安里 熟客 牌友 下午茶 围炉夜话
康明逊 萨沙 还有一个程先生 分娩
昔人已乘黄鹤去 此地空余黄鹤楼
第三部
薇薇 薇薇的时代 薇薇的女朋友
薇薇的男朋友 舞会 旅游
圣诞节 婚礼 去美国 老克腊
长脚 祸起萧墙 碧落黄泉

      4256.《长恨歌》作者简介
      王安忆，1954年出生于南京，1955年随母到沪。1970年赴安徽插队落户，1972年考入徐州地区文工团，1978年调回上海，任《儿童时代》小说编辑，1987年进上海作家协会专业创作至今。自1976年发表第一篇散文，至今出版发表有小说《雨，沙沙沙》、《本次列车终点站》、《流逝》、《小鲍庄》、《叔叔的故事》、《69届初中生》、《长恨歌》等短、中、长篇，约有400万字，以及若干散文、文学理论。其中一度获全国短篇小说奖，二度获全国中篇小说奖。翻译为外国语的有英、法、荷、德、日、捷、韩等文字。

      4257.当代文学作品推荐《爱，是不能忘记的》
      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文坛一位引人注目的女作家张洁的作品。该小说叙说了“我”（姗姗）的母亲钟雨，爱上了一位已婚且有着和睦家庭的老干部而倍受心灵折磨，只能在笔记本上独白使情感得到慰藉的一则伤感而又凄楚的故事。

      4257.当代文学作品推荐《爱，是不能忘记的》
      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文坛一位引人注目的女作家张洁的作品。该小说叙说了“我”（姗姗）的母亲钟雨，爱上了一位已婚且有着和睦家庭的老干部而倍受心灵折磨，只能在笔记本上独白使情感得到慰藉的一则伤感而又凄楚的故事。

      4258.《爱，是不能忘记的》写作特色
    《爱，是不能忘记的》的开头叙述三十岁的自己就要结婚了，三十岁正是人生的大好时光，但是对于女人来说，却有嫁不出去的危险，而文中的“我”已经有了一个酷似希腊雕塑家米伦所创造的“掷铁饼者”的求婚者，他说不出“我”的好处，却仅仅觉得“我”好，“我”的寂寞并没有因为他的话而空白，反而更加满了。于是，“我”就想到了这种自然而然的婚姻是一种伦理的义务，是用法律和道义来承担彼此的责任和义务，“我”悲哀，难道就没有一种比此更牢固、更坚实的东西把两个人联系在一起吗？如果两个相爱的人，就按照历行了二千年的习惯，如大多数家庭那样结婚、生儿育女、厮守在一起，把婚姻当成一种传宗接代的工具，一种交换与买卖，把婚姻和爱情分离开来，就不会有这样的烦恼了，可是“我”却做不到，因为“我”从小就是下不了决心的人，是个“贼风入耳”不让自己，同时也不让别人安宁的人。

      4259.《爱，是不能忘记的》艺术性
      小说中一些细节很精彩，如在家里有两套相同的契诃夫全集，一套一母亲的，一套是“我”的，母亲钟雨每逢出差都会带上自己的那一套，每年天天都要读一读它，就是有人爱好契诃夫，将她的那套拿走了一本，她都会心急火燎地将“我”的那套里的拿去换回来。又如“有时，她写东西写累了，便会端着一杯浓茶，坐在书橱对面，瞧着那套契诃夫小说选集出神。要是这个时候我突然走进了她的房间，她便会显得慌乱不安，不是把茶水泼了自己，便是像初恋的女孩子、头一次和情人约会便让人撞见似地羞红了脸。”可是最终这些都随着母亲一同火葬了，那套书从生到死，一直陪着她。再如在母亲的笔记本里的内容让“我”记起一次和母亲去听音乐会，在路上遇到的一个“满头白发、穿着一套黑色毛呢中山装的、上了年纪的男人”的情景，在他给母亲打招呼的时候，母亲的“牵着我的那只手突然变得冰凉，而且轻轻地颤抖着。”；当那个上了年纪的男人因停车和母亲说话，被民警训斥的时候，“我看见她怎样的窘迫呀！就像小学校里一个一年级的小女孩，姜姜惶惶地站在那严厉的校长面前一样，好象民警训斥的是她。”……
      钟雨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笔记本里写满了她对那个她深爱着的人的话语，“那个人占据着她全部的情感，可是她却得不到他。她只有把这些笔记本当做是他的替身，在这上面和他倾心交谈。每时，每天，每月，每年。”直到她离开这个世界，带着爱。笔记里记载了母亲所有的感情，体现了母亲对爱的执着与真挚，她的心被自己的爱填满了，容不下别人，她会去走他们曾经走过的小径，会想方设法地去寻找看到他（哪怕只是一眼的机会）、能遇上他的地方，去听他的演讲，去……可是他们又在极力地回避对方，好不容易见了面，却无法开口说什么，她会为这样的感情神志不清，会做出些莫明的行为。当他死于非难的时候，她为他戴孝，为他披麻，让自己的灵性的一部分随之而去。她从来不让“我”去接出差的她，写完东西的她，往往会一个人呆呆地去那条他们曾经走过且是唯一的柏油小径上走一走，来回地走……母亲把所有与他有关的都当成对自己的一种爱的安慰，却从来没有在现实里要求过什么，她把自己的爱倾注在对他的无尽的思念之中。于是“我”终于明白了母亲的内心，明白了她爱得那么沉重，爱到了极限，却没有半点的遗憾，这就是所谓的不朽的爱了，是一种比死亡更为强大的力量，刻骨铭心。“我”为此已无法去用普通意义上的道德观念去谴责他们应该爱或是不爱，却要问：为什么他们不互相等待着那个呼唤自己的灵魂？

      4260.《爱，是不能忘记的》作品简介
     《爱，是不能忘记的》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描写母亲钟雨的经历与心情，用一种事实来说明二十世纪的爱情观与婚姻观，用母亲的这两种观的理想，来叙述这种爱情观和婚姻观是否先进、现代，亦或是落后、陈腐。张洁最终目的却是以批判将爱情和婚姻分离，把婚姻当作一种传宗接代的工具，一种交换、买卖的庸俗观念，提倡以真正的爱情为内容的结合。
      小说描写了一位女作家和一名老干部之间“凄凉而悲惨”、但又“镂骨铭心”的爱情“大悲剧”。造成这场悲剧的原因，仅仅是因为老干部有一个共患难几十年的妻子——一个工人的女儿。他们几十年“风里来，雨里去”，已经“互为左膀右臂”。

      4261.《爱，是不能忘记的》作者简介
      张洁，原籍辽宁抚顺，1937 年出生于北京，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过着贫苦而孤独的流浪生活。 1956 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学统计学，毕业后到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1978 年发表处女作《从森林里来的孩子》，作品讲述了一个音乐家在“文革”中身受迫害却依然坚持真理、热爱艺术的故事，该篇获1979 年度全国短篇小说奖，翌年《谁生活的更美好》又获此项奖。1980年调到北京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任编剧，1982 年成为中国作家协会北京分会专业作家。 探索当代知识妇女的命运是她创作的一个重要内容，短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及中篇小说《方舟》、《祖母绿》、《七巧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经济改革则是她前期创作的另一个热点，1981 年她创作了新时期第一部反映工业经济改革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深刻地表现了改革过程中的斗争，作品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至今已有十二种外文译本。 张洁的前期创作几乎都是对社会和人的心灵的探索，她为多年来所失去的人性中美好的东西而不安，她矢意透过平凡的事物，寻出那种不平凡的美的所在。 1986年以《他有什么病》为标志创作风格和题材有所变化，往往以虚幻、荒诞的艺术场景和辛辣犀利的语言鞭笤社会弊端及丑陋的国民性。1989年起任中国作家协会北京分会副主席职务，1989年5月曾到美国康州威斯林大学当客座教授一年，讲授中国当代文学。1989年9月获意大利马拉巴特文学奖。

      4262.《爱，是不能忘记的》评论
      这篇小说是“积郁在心的渴求”，“渴求摆脱镌刻着私有制度烙印的一切习惯、情感、规范和传统，渴求摆脱那散发着市侩气息的、庸俗的婚姻关系……”。
     “这篇小说并不是一般的爱情故事，它所写的是人类在感情生活上一种难以弥补的缺陷，作者企图探讨和提出的，并不是什么恋爱观的问题，而是社会学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道德、法律、舆论、社会风气……等等加于我们身上和心灵上的精神枷锁是那么多，把我们自己束缚得那么痛苦？”

      4263.《爱，是不能忘记的》评价
     《爱，是不能忘记的》是新时期最早正面表现爱情题材的作品之一，它是张洁前期的代表作。小说揭示了婚姻必须以爱情为基础，否则，迟早会给人们带来痛苦。小说提出了婚姻与爱情的关系这样一个长久影响着人类生活的社会问题，由于婚姻与爱情的离异，使得世上多少人处于爱其所不爱、不得其所爱、而又不能忘其所爱的痛苦之中。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在一生中一边尝着各自不成熟的婚姻苦果，一边又都沉入到不能实现而又不能忘却的爱的痛苦之中。
      小说的中心是一颗被不能忘记的爱煎熬着的女性心灵的搏动，在爱的追求与不可摆脱的现存道德规范的二者矛盾中痛苦呻吟。作者透过艺术形象的塑造，表达了自己对婚姻与爱的观念，对理想的爱情的追求。小说笔致优雅、流畅；风格深沉委婉，整篇小说宛如一部扣人心弦的散文诗。

      4264.《爱，是不能忘记的》影响
      作品发表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时人们的思维尚停留在新与旧的交界处，因而这篇小说给许多人带来的震撼是可想而知的，一时间它在读者和评论界引起热烈的反响和争论。
      首先，老作家黄秋耘在1980年第1期《文艺报》上发表《关于张洁作品断想》一文指出：《爱，是不能忘记的》并不是一般的爱情故事，它所写的是人类在感情生活上一种难以弥补的缺陷，作者企图探讨和提出的，并不是什么恋爱观的问题，而是社会学的问题，它能让我们思索一下：为什么我们的道德、法律、舆论、社会风习等等加于我们身上和心灵上的枷锁是那么多，把我们自己束缚得那么痛苦？而这当中又究竟有多少合理的成分？等到什么时候，人们才有可能按照自己的理想和意愿去安排自己的生活？《北京文艺》1980 年第2 期刊载谢冕、陈素琰《在新的生活中思考》则充分肯定了这篇小说，该文认为：现今社会中没有爱情而只有金钱与权势的婚姻的泛滥，引起了作家的优虑。该文赞扬张洁执拗地宣传一种似乎是“傻里傻气”的爱，它超越了婚姻，但却是真正的爱，这是一个严肃的命题，而且，凡是从生活实际出发，走在生活前面思考的努力，都应得到支持。    1980 年第5 期的《文艺报》推出了着名评论家李希凡《“倘若真的有这样的天国”》和《光明日报》1980 年5 月14 日上发表的肖林《试谈（爱，是不能忘记的）格调问题》两文对这篇小说持否定意见，引起文坛哗然。李文指出，被作者表现为给男女主人公带来爱情痛苦的传统道德标准，不仅不是我们社会在人类情感生活上所造成的难以弥补的缺陷，而且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必应具备的精神道德和思想情感境界。  再说，老干部和他的妻子既然生活得那么“和睦、融洽”,能说相互间没有爱情吗？可是，忽然有人来“呼唤”他的“爱情”了，他本来也可以用钟雨这样的知识妇女来代替那工人的女儿，可他却考虑到不能这样背弃患难夫妻，而宁愿痛苦地割舍自己的爱情。这样的道德就是“精神枷锁”吗？就是没有“合理的成分”吗？
      与其观点相近的肖文则认为，这篇小说格调不高，在思想上存在弱点，离开充满浓厚的抒情气息的语言外壳，小说的思想本质是极为贫弱和渺小的，我们应该警惕和剔除小资产阶级思想和情调的浸染。李、肖两文发表后，引起了另外一些批评家和读者的反批评，读者中也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作者对所谓“天国”的希冀乃是对人间悲剧的质疑和批判，写上一辈人是为了促进新一代的思考。希望年轻人摆脱旧习俗、旧意识的影响，正确处理婚姻与爱情的关系。绝大部分读者和评论者对钟雨和老干部怀有深切的同情，认为这两个人物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和积极的进步意义，但也有的读者认为，作品宣扬男人背弃妻子另觅新欢，女人企图占有有妇之夫，这种凌辱社会道德的暖昧关系是今天一代青年所不齿的。钟雨和老干部的爱，是应该忘记的。并向作者提出质问：到底要把我们青年引导到什么道路上去呢？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再也不会纠缠于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是否道德了，越来越多的人肯定它是人类更上一层楼的对更高境界的追求。张洁自己曾说：“这不是爱情小说，而是一篇探索社会学问题的小说。”王蒙也认为，小说写的是“人的感情，人的心灵中的追求、希冀、向往、缺憾、懊悔和比死还强烈的幸福与痛苦。”这些话都能帮助我们更深切更公允地理解和把握这篇小说的主题及它对文坛的影响。

      4265.当代文学作品推荐《人到中年》
      1979年秋，北京某医院眼科女医生陆文婷因突发心肌梗塞入院抢救，眼科主任孙逸民十分感慨地回忆起往事。陆文婷自分配到医院工作十八年来，为使千百双眼睛重见光明而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如今人到中年，虽已是眼科业务骨干，却仍是只有五十六块半工资的住院医生。陆文婷的爱人傅家杰是被她治愈的患者从事金属力学的研究工作。家中四口人挤在十二平方米的小屋里，过着清贫的生活。
      繁重的业务和生活的重担压垮了陆文婷孱弱的身躯。就在她病倒的当天上午，她还连续做了三个手术，其中一个是焦成思副部长的白内障摘除手术。部长夫人秦波对既不是主任级大夫又不是主治医生更不是党员的陆文婷很不放心，却不知道“十年动乱”中正是陆文婷不畏红卫兵的威胁，为焦部长的另一只眼睛做的白内障摘除手术。待看完病人赶到托儿所时，床上只剩下发着高烧的小女儿了。在医务人员的抢救下，陆文婷从昏迷中醒来。她深感不堪生活的重负，为不能给丈夫傅家杰创造写作论文的良好环境，没有时间为儿子买白球鞋和为女儿扎小辫而感到内疚，认为自己是个不称职的妻子和母亲。她忏悔自己没有尽到妻子和母亲的责任，嘱咐丈夫照顾好孩子。傅家杰听了心如刀割。
      这时，曾经对中年人的作用和甘苦大发感慨、对党中央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缺乏信心的刘学尧、姜亚芬夫妇终于取得了出国护照，前来医院向陆文婷告别。临上飞机前，二人却又给她写来一封充满对祖国依恋之情的信，希望她相信他们一定会回来。不久，经过医院的精心治疗，陆文婷病体渐愈。在傅家杰的搀扶下，她迎着朝阳和寒风走出了医院。

      4266.《人到中年》
     《人到中年》以陆文婷躺在病床上的意识流动为主要情节线索，同时穿插周围人物如眼科主任孙逸民、陆文婷的丈夫傅家杰、同学兼同事姜亚芬等人为视点参与叙述，展现了近二十年知识分子的生活场景。作品塑造了陆文婷光辉的艺术典型。作为医院眼科的中年技术骨干，她以高尚的人生理想和奉献精神全心全意救治病人，服务社会，就如文中刘学尧所言“身居陋室，任劳任怨，不计名位，不计报酬，一心苦干”，数十年如一日直到像“一茎瘦草”般倒下。  陆文婷是中国中年知识分子的缩影，他们一方面承受工作的“超负荷运转”，另一方面却面临着收入低下，难以晋升，住房狭小的窘境。文本还写了以姜亚芬夫妇为代表的部分知识分子不满现实状况选择出国的现象，显示出中国社会知识分子问题的严重和社会价值观念的分化。

      4267.《人到中年》
     《人到中年》发表以来，评论者大都指出，作者通过陆文婷光辉形象的塑造，讴歌了知识分子的无私奉献精神，并尖锐地指出了社会普遍存在的知识分子的艰难处境，及造成这一问题的社会根源和现实因素。小说以人道主义笔触发出真切的呼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人权和人性，改变社会现状，为知识分子报效祖国创造更好的社会环境。其实，这只是作品的表层意蕴。它的深层意蕴则展示出当时的社会价值观念正在悄然发生移位、变迁，主流意识形态特别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念在人们心目中已不再是铁板一块，个人主义已经觉醒并潜在的支配着他们心灵的变化。知识分子要求个人价值的实现，他们在为社会服务时需要得到个人利益的满足。文本正反映出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与当时社会现状的矛盾。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由于政治和道德伦理的禁锢缺乏自我意识及独立人格，直到近代社会出现以西方精神为武器的思想解放潮流，特别是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形成巨大影响力，“人的觉醒”、个性解放成为时代主题。但是伴随着重建民主国家的追求及军事政治的严峻形势，促使知识分子自愿或被迫纳入到群体性的行动之中。

      4268.《人到中年》
     《人到中年》里的陆文婷是近乎完美的体现集体主义价值观念的奉献者形象。她承受工作的沉重压力和生活的困顿，作为医院眼科技术骨干长期无法晋升，她在文革期间因为给焦成思做手术而背负种种“罪名”，她遭受秦波的百般刁难和一些人的不体谅，所有这些她都能以超人的胸怀坦然面对，几乎没有任何怨言，她一心想着集体和事业而没有时间没有心情考虑个人得失。她身上几乎没有任何缺点，即使和“十七年”文学里的英雄形象相比也毫不逊色。
      事实上，在陆文婷敞开感情世界的时候，作者的感情世界也敞开了，作家非常关心的是个人的一切：生活的改善，家庭的幸福，孩子的快乐……纯粹的大公无私只是被规训的神话。
      陆文婷夫妇和姜亚芬夫妇在文本中作为两个相对照的叙事序列，他们的思想观念和现实选择都有很大的不同。相对于陆文婷、傅家杰的无私奉献，任劳任怨，姜亚芬夫妇选择了出国寻求更好的生活。但是他们这种体现个人主义价值取向、逃避“历史责任”的行为并没有受到作者的严厉谴责，而是被赋予一种理解和同情。

      4269.《人到中年》
     《人到中年》是作者敏锐把握现实勇于揭示矛盾的“问题小说”，文本通过刻画以陆文婷为典型的中年知识分子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心竭力无私奉献，却承受着异乎寻常的生活困窘，身心处于崩溃边缘，提出了亟待解决的知识分子待遇问题。文本并不仅止于问题的提出，只有解决和引起解决才有可能带来知识分子被拯救。文本提供了两种可能的拯救方式：一种是自我拯救，即出国；另一种是“他者”拯救，即依靠官僚、政府部门。“作者所塑造的秦波形象具有极高的认知价值和典型意义，她形象生动，呼之欲出，和陆文婷一样是文本中最令人难忘的人物。而焦副部长给人的总体印象是沉默的、形象模糊不清的。尽管在文本中作者总是将其置于情节发展的有利位置，如他纠正秦波对陆文婷的过度刁难，他联想起陆文婷十年前给他治病的情节而处于感恩者位置。但我们从他身上感受不到太多的光明，也看不到鲜明的个性，他更像一个缺乏自己行动和脸谱的政治符号。由于政治和权力的因素，文本呈现出微妙的叙事修辞。可以认为，秦波和焦副部长是同一根系分蘖出来的。秦波是作者批判指向及情绪发泄的承接者，作者感情的丰沛和真挚造就秦波生动可信的形象；而虚构的焦副部长由于缺少作家的真情实感流于呆板和平面化。应当指出，秦波固然是作者批判指向的替罪羊，而作者对焦副部长的爱护、光明化的叙事控制也并不仅仅是在权力面前的话语策略，这也许是文本的内在叙事结构所决定的。

      4270.《人到中年》
     《人到中年》充满了很强的个人主义观念和经济意识。这从一些知识分子纷纷出国的动机和行为，从文中“告别晚宴”上傅家杰自我调侃时对“报酬面议”的强调，从作者对中年知识分子生活维艰待遇差的着重渲染都可以透露出来。正是在这种文本氛围的营造中，知识分子问题才显得异常严峻、尖锐，秦波的形象变得异常鲜明、生动，她本人操持的政治术语才显得异常刺耳、不合时宜。
      这一切都反映了社会观念的移位、变迁，知识分子的角色认同、价值标准、思想资源已不像以前那样“纯粹”了。主流意识形态丧失了一贯的控制力，知识分子不再满足于做所谓历史车轮上的齿轮与螺丝钉，而是逐步成长为以个体为本位，有自己独立意识和价值判断的个人主体。还应看到，作为建国后新中国所培养的知识分子的一员，谌容的思想意识具有那一代知识分子共有的情结，主流意识形态早已内化为她的自觉认同，尽管个人主义价值观念已经嵌入其思想内核，并带来价值观念的转变，但它还没有完全取代主流意识形态的支配地位。正缘于此，作者并没有让陆文婷死去。与姜亚芬全家出国个人狂欢的情形相比，文本结尾“陆文婷大夫靠在丈夫臂上，艰难地一步步朝门外走去……”的叙述成为意味深长地隐喻。

      4271.《人到中年》
     《人到中年》是谌容最为成功的作品，在1980年春发表后产生了很强的轰动效应，并在全国首届中篇小说评奖中一举夺魁，由作者自己改编的电影剧本播映后也是大受欢迎，连续荣获多种奖项。其实这部作品能够得以发表及之所以产生重大影响，主要是由于文本所揭示的社会问题是大家所感同身受的，且迎合了社会价值观念变化的集体无意识。但时过境迁，曾经没有合法地位的个人主义观念、个性人性的追求早已被社会所接纳，这就致使《人到中年》较早揭示社会价值观念移位、个人主义觉醒的事实成为今天人们解读这部作品的盲点。加之文本强烈的问题意识冲淡了审美意蕴，且作家写作的启蒙姿态更与现今的叙事语境格格不入，种种原因造成《人到中年》逐渐被文学史摒弃出经典的行列。然而，这部曾经产生重大社会效应的作品毕竟在艺术上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且较早较真切的反映出当时社会价值观念的移位、变迁的状况，低估和漠视《人到中年》的价值无疑是值得商榷的。

      4272.《人到中年》作者
      谌容于1936年10月3日在湖北省汉口出生后刚满九个月，就被中国历史上的"七七"事变卷进了动荡的生活。在从武汉到成都，到重庆乡下，到北平，又返回重庆的颠沛流离中，她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她生命的航程中重大的转折点是重庆解放后的1951年。她要摆脱的那个家庭，曾给她起过很典雅、很封建的名字：德容；那个家庭还有一个毕业于中国大学法律系、当过国民党法官的父亲。她先后考取了部队文工团和西南工人出版社，家庭的熏陶令她在歌舞和书籍之间更钟情于后者，于是这个出版社门市部的小小营业员，便常常背着书沿着嘉陵江走向工厂矿山去卖书，从此同书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2年在西南工人日报社读者来信组工作，白天分发来稿来信、夜里记录广播新闻之余拼命读书的谌容，并不曾有过当作家的自我设计，但她自修了俄语和全部高中课程，广泛涉猎了解放区文学和苏联文学，于1954年考上了当时的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即后来的北京俄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今日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成为新中国第一批调干大学生，实际是为日后登上文学殿堂奠定了基础。起初她似乎很顺利地走上了另一条道路：读书，入团，结婚（丈夫是《人民日报》的范荣康），1957年毕业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先当音乐编辑后任俄文翻译，家庭、事业美满，真像“幸福的生活万年长”的样子。
      然而，命运之神或说是义乙女神却不能容忍在二十世纪的女作家中没有谌容。他们让神经官能症之类的多种疾病把她击倒在打字机旁，在1962年逐（精简）出中央机关。为了寻找精神寄托，她读书，集邮，习画，听戏，操持家务，这一切都丰富了日后她写作的小说的细节，却没能使她的灵魂得到解脱。她八十年代写完《人到中年》便累得大病一场，但还写了散文<病中>为证，而九十年代她在病中编完一本自选集后竟感到从来没有过的累，累得连写一篇不足千字的杂文的力气都没有。
     “四清运动”的声浪打破了乡间小路的宁静，作为国家干部，谌容被动员参加四清工作队的工作。回到北京两年后，在她创作的三个多幕话剧中《万年青》和《今儿选队长》被宣告失败，《焦裕禄在兰考》被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选中，她已经同剧组一起去兰考体验过生活时，一场空前猛烈的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风暴席卷了中国大地上的每一个角落，她同“旧市委”的干部一起下放到北京通县马驹桥公社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972年冬天，她开始动用自己近十年间的全部生活积累，写作第一部长篇小说《万年青》，描写1962年万年青大队在支书江春旺的带领下，同县委副书记黄光推行“包产到户”试点工作进行斗争的故事。第一个读者是李希凡，后来便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严文井、韦君宜诸前辈。真要出书的时候，躲不过的“批林批孔”运动却给了她致命的打击：给谌容出书竟成为造反派们揭发严文井“举逸民”“兴灭国”的“钢鞭材料”。她给把持着文艺界最高领导权的江青（通过邮局）写了信，保卫自己出书的资格和生存的权利。五十天后，上面有了批示，1975年9月，《万年青》出版。
      她1976年2月回到吕梁山下，住在乡宁小县城的县委机关里，雄心勃勃地开始写作长达九卷的鸿篇巨制《光明与黑暗》（这本书只在1978年7月出版了第一部）。茅盾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对她于1979年5月发表在<收获>上的中篇《永远是春天》的赞扬，直到《人到中年》一举成名，谌容离开教育口成为北京作家协会驻会作家。
      谌容成为名人是在1980年，那时她已四十四岁。《人到中年》的小说和电影都受到过“有严重缺陷”、“给生活蒙上阴影”等等指责，但此时自有广大读者和评论家们去应付这些笔墨官司，无须她自己上阵，然而她的痛苦未能就此结束。蜚声丈坛后她要应邀到全国各地世界各地参观访问，她要担任很多机构的理事或委员，要更富创造性地写作。
      她成名后多次对采访者说过“我没有牧歌式的童年”，她给自己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陆文婷们或惠莲们安排了孤苦寂寞的童年，大概就是在表达她自己对“童年”二字的理解和感受吧？当然，她的“根”是在四川，祖籍是她从未去过的巫山。所以她让《永远是春天》里的男主人公李梦而用川菜为女儿山妮饯行。但她的很多作品里回旋着的是纯正的京腔京韵，她甚至以北方人的耳朵和心理，感觉出拖长的川腔里风趣幽默的成分，她把这口音给了研究外国文学的沈志业，使他得以借此在小说《真真假假》中的政治学习会上严肃地扮演一个令人捧腹的角色，达到她对“文革遗风”调侃的目的。看来，浪迹天涯的人生旅程把这个川妹子改变得颇有些忘本了。

      4273.谌容写作历程
      谌容1964年开始创作，1980年因发表中篇小说《人到中年》而蜚声中外，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一等奖，由她改编的同名电影曾先后获金鸡奖、文化部优秀影片奖和百花奖。她的作品曾多次获奖。出版有长篇小说《万年青》、《光明与黑暗》，小说集《永远是春天》、《赞歌》、《真真假假》、《太子村的秘密》、《谌容小说选》、《谌容中篇小说集》，以及《谌容集》等。中篇小说《人到中年》、《太子村的秘密》分别获全国第二、三届优秀中篇小说奖。她还发表过一些散文。谌容善于在日常家庭生活中开掘出重大的社会主题，追求小说的诗意美和艺术表现的新颖独到，格调清新明丽、委婉细腻、朴实深沉。
      她生命的航程中重大的转折点是重庆解放后的1951年。当时这个梳着两条小辫于的大眼睛初中学生“立志脱离家庭，参加工作”。她要摆脱的那个家庭，曾给她起过很典雅、很封建的名字：德容；那个家庭还有一个毕业于中国大学法律系、当过国民党法官的父亲。中断学业，自食其力，不知她当时是否感到过痛苦，但这样的政治抉择对一个十五岁的小姑娘来说是够严峻、够沉重的。她先后考取了部队文工团和西南工人出版社，家庭的熏陶令她在歌舞和书籍之间更钟情于后者，于是这个出版社门市部的小小营业员，便常常背着书沿着嘉陵江走向工厂矿山去卖书，从此同书结下了不解之缘。以至过了三十年她成名后，人们得以借“从卖书到写书”之题大作文章。也许1952年在西南工人日报社读者来信组工作，白天分发来稿来信、夜里记录广播新闻之余拼命读书的谌容，并不曾有过当作家的自我设计，但她自修了俄语和全部高中课程，广泛涉猎了解放区文学和苏联文学，于1954年考上了当时的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即后来的北京俄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今日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成为新中国第一批调干大学生，实际是为日后登上文学殿堂奠定了基础。起初她似乎很顺利地走上了另一条道路：读书，入团，结婚（丈夫是《人民日报》的范荣康），1957年毕业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先当音乐编辑后任俄文翻译，家庭、事业美满，真像“幸福的生活万年长”的样子。
      然而，命运之神或说是义乙女神却不能容忍在二十世纪的女作家中没有谌容。他们让神经官能症之类的多种疾病把她击倒在打字机旁，在1962年逐（精简）出中央机关，而北京市的中学也不敢接纳一次次晕倒在讲台上的病号，她只好回到北京市教育局，吃“劳保”，待分配。疾病的折磨，生活的孤独，“闲”的惨痛，成为她人生舞台上最不堪回首的黑暗一幕。为了寻找精神寄托，她读书，集邮，习画，听戏，操持家务，这一切都丰富了日后她写作的小说的细节，却没能使她的灵魂得到解脱。虽然拿着“劳保”在家中做贤妻良母的，无论是六十年代还是九十年代都大有人在；虽然在《真真假假》里谌容写过“烹调是通向家庭幸福的桥梁”；虽然她多次让自己笔下的陆文婷们、阿璋们抒发对丈夫、儿女和家庭的歉疚、负债的感情，但为一个有知识、有理想的新中国女性看来，“烹调蒸煮、缝纫洗涤”“只是家庭的需要，并不是社会所需要的。我毕竟还是一个对社会没有用处的人！”在谌容式的词典里，安于对社会没用即是“沉沦”。看来“自扰”的未必都是庸人。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价值观念中社会责任感或使命感或义务感这些“自寻烦脑”、“自讨苦吃”的信念和感情，在谌容这一代人身上更被革命激情强化得执拗而狂热，她心无宁日，苦苦求索，终于在各种尝试中豁然开朗：“病体不能坚持八小时上班，有一小时的健康还不能写点什么？”于是她走上了文学之路。古今中外的作家们进行文学创作的动因是多种多样的。愤怒出诗人，病痛也可以出诗人。谌容视文学为生命，倒不是以文学谋稻粱，而是谋生存的高质量，高品位，寻求自身生命存在的最佳形态。她称文学是自己在“痛苦中的抉择”，殊不知，这一抉择给她带来的是更多更深的痛苦，这大概就是“人生识字痛苦始”吧。
      当然，这痛苦主要不是指所有作家都体味到的文学创作的艰辛。虽然她八十年代写完《人到中年》便累得大病一场，但还写了散文《病中》为证，而九十年代她在病中编完一本自选集后竟感到从来没有过的累，累得连写一篇不足千字的杂文的力气都没有。作为新中国培养的大学生，无疑会本能地认定文学要为工农兵服务。六十年代的谌容不可能描写舞会剧院中的生活，更“不屑为自己的病痛呻吟”，她要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为自己在小学生时代有所接触的农民服务。于是她自讨苦吃地拆散了自己的家庭：把两个儿子送到上海，把丈夫丢在城里，1963年7月她孤身一人自掏路费来到吕梁山下汾阳县内一个叫万年青生产队的小村。大自然的清新有力和农民的纯朴真诚，使她的身心如鱼得水般地得到调治抚慰和愉悦。可惜好景不长，
     “四清运动”的声浪打破了乡间小路的宁静，作为国家干部，谌容被动员参加四清工作队的工作。出于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她不愿干伤害他们的事情。左右为难的结果，是一走了之。然而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就在她回到北京两年后，在她创作的三个多幕话剧中《万年青》和《今儿选队长》被宣告失败，《焦裕禄在兰考》被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选中，她已经同剧组一起去兰考体验过生活时，一场空前猛烈的大革文化命的政治风暴席卷了中国大地上的每一个角落。排练停止，百业俱废，人人争当那“95％”又人人被打成过“5％”，改造别人又被别人改造，被别人伤害又伤害别人，谁也没能躲过那长达十年的混战。幸而谌容是“编外”人员，得以保持住“逍遥派”的身份，但最终还是同“旧市委”的干部一起下放到北京通县马驹桥公社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这种“下放”似乎含有“变相劳改”的意味，但对谌容来说无异于放虎归山。她插秧耪地挖河喂猪地劳动了一年，又作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成员在群众和干部中工作；她既可以参加县、社、队各级干部会议，又能和大妈二婶子们盘腿坐在坑上纳鞋底拉家常。到了1972年冬天，她开始动用自己近十年间的全部生活积累，写作第一部长篇小说《万年青》，描写1962年万年青大队在支书江春旺的带领下，同县委副书记黄光推行“包产到户”试点工作进行斗争的故事。虽然业余创作被视为“不守本分”、“想入非非”的“个人主义”而不得不进入“地下”状态，但写书过程还是顺手的，1973年回北京做了五中的俄语教员后，书稿也完成了。第一个读者是李希凡，后来便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严文井、韦君宜诸前辈。真要出书的时候，躲不过的“批林批孔”运动却给了她致命的打击：给谌容出书竟成为造反派们揭发严文井“举逸民”“兴灭国”的“钢鞭材料”。原来她十五岁便立志脱离的那个家庭二十多年后还把她罩在自己的阴影里：那个早已被结论为“一般历史问题”的父亲此时却背上了“七条人命”的黑锅！书稿退回来了，在“没法活下去了”的心情中，她给把持着文艺界最高领导权的江青（通过邮局）写了信，保卫自己出书的资格和生存的权利。五十天后，上面有了批示，1975年9月，《万年青》出版。
      于是这位“持重武器（指长篇小说）崭露头角”的女作家得到了学校和教育局给予的创作假，在1976年2月回到吕梁山下，住在乡宁小县城的县委机关里，雄心勃勃地开始写作长达九卷的鸿篇巨制《光明与黑暗》（这本书只在1978年7月出版了第一部）。  然而，十月里的一声春雷让中国人在这个月的下旬欢度了不是国庆日的国庆，本该和全国人民一道获得解放的谌容却因为那封信又和出版社一起受到了清查。追查送信的“线”。书中的人起名“江春旺”和“邓万举”便是吹捧江青攻击邓小平。取消创作假，限期上班，最终在1977年4月停发工资。陆文婷啃凉烧饼喝白开水的细节，便是她生活拮据借贷度日的体验。上书中宣部后得到的两次批示，茅盾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对她于1979年5月发表在《收获》上的中篇《永远是春天》的赞扬，都未能帮她脱离困境。直到《人到中年》一举成名，谌容离开教育口成为北京作家协会驻会作家的1980年9月，她才得到了补发的工资。风息浪止。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回顾坎坷的文学生涯，谌容的感觉是“累，真累”，她甚至难以相信自己当年竟然有那样的勇气和精力去应付无休无止的纷争。她表示再遇到类似前述的“大战”，“情愿不战而降”，因为“人生毕竟是短促的。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只要“还能写下去，我实在舍不得时间去打那些无头的笔墨官司了”（见《并非有趣的自述》）。然而，这一代人在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上颠簸了几十年，他们的命运，他们的灵魂，都是被政治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化”过了的，在一些难逃的“劫数”面前，她能退避三舍么？围绕着《万年青》的出版展开的两次“大战”结束了，但对《万年青》、对《光明与黑暗》的评价虽大有文章可做却并没有真正开始。一向不爱谈自己的经历和创作的谌容竟也按捺不住某种情绪地写道：《万年青》、《光明与黑暗》不会再出版了，因为它们“不符合现行政策”，但“我不能说我的处女作是《永远是春天》而不是《万年青》”。她不同意说自己是“脱离生活”写出了这样的作品，因为“生活同政治分不开”，“多年来我们的生活被‘左’的政治扭曲了，反映生活的文学作品只能反映那个被扭曲了的生活”，对这“特有的文学现象”“主要不能从作者个人身上去找原因”。我不打算针对这些看法占用本文有限的篇幅，因为《万年青》和《光明与黑暗》不是谌容的代表作或成名作，它们在谌容的创作中不能占据多么重要的地位，谌容不属于当代文学的“十七年”或“十年”，她是被称作“新时期”的那个时代的代表作家；而在中国当代文学两大传统题材之一的农村题材作品中，《万年青》的艺术成就也未能使它们出类拔萃占住显赫地位。若想理论作家反映生活与评价生活的问题，现实主义的“真伪”问题，人们多半会以《艳阳天》之类为例证，而不借《万年青》之题去发挥。

      4274.谌容作品特点
      谌容的《太子村的秘密》简直是发表在1982年下半年的又一部《真真假假》，它尖锐而又及时地揭示了在政治运动反反复复、颠颠倒倒，上边儿脱离实际、唱高调、瞎指挥的年代里，农村基层干部只好通过弄虚作假、“糊弄”一切来坚持实事求是、“三不糊弄”的既不正常又被习以为常的社会现象。小说留给我们的，是大队支书李万举信奉的“不糊弄肚子”、“不糊弄庄稼”和“不糊弄社员”的质朴而又深刻的原则，而李万举的性格，却被匿名信造成的悬念及其引发的曲折故事淹没了，以至令读者找错了感觉，以为是在读一部侦破小说。小说的构思也十分巧妙：匿名信，座谈会记录，日记，为烘托李万举而迂回包抄；结尾处真相大白，写匿名信者也是假揭发，真褒扬，假批判，真学习，更加重了那“真真假假”的氛围，但始终未能逼深入到李万举的内心世界。同晚一年发表的张贤亮的《河的子孙》比，《太子村的秘密》就显得单薄了。两部小说在题材、主题和人物性格方面都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张贤亮不但让我们看到了魏天贵为保护农民的根本利益而耍弄的阳奉阴违的手段，更让我们看到了这“半个鬼”作为农村干部特有的忠厚与权力欲、善良与自私、智慧与狡黠的丰富而复杂的性格，看到了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复杂的现实矛盾汇成的“景深”；《河的子孙》的立意，已经从对农村基层干部忠心耿耿实事求是精神的赞美，扩展升华为对支撑我们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得以生存发展下去的那种“健康的本能”的沤歌。用恩格斯的话来说，这部小说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用今天时髦的字眼评价，它比《太子村的秘密》有着更为深厚的“文化内涵”。
     《人到中年》主要是通过身心交瘁的陆文婷昏迷中的幻觉，回顾她那艰辛的生活道路，特别尽情地渲染了她内心深处的感情。凡能真切赳表达人之常情的作品，都能触动读者的心弦，从而取得良好的效果，这在今天看来是不足挂齿的常识问题。但在当代文学史上，敢于在文学作品中毫无顾忌地宣泄人之常情只是在七十年代末才出现的现象。
      这里似乎还应顺便提及《人到中年》的结构问题。这是因为谌容写小说时大爱在结构上“大作文章”，而《人到中年》的结构又备受称赞：新颖，精巧，严密，和谐，几近于完美。可能就在王蒙抛出他的“集束手榴弹”的同时，谌容也开始吸收西方现代派文学技巧中的精华来营造自己的《人到中年》，她摆脱了传统的讲故事思路的束缚，打乱时间顺序，以病危的陆文婷那时而清醒，时而朦胧的意识流动过程为主要线索，舒卷自如，跳跃性强，在两天之间、病房之内的现实生活中凝炼地展示她十八年的人生旅程，表露那颗为他人操劳半生、积劳成疾，停跳前的一刹还要把牵挂和深情献给自己的病人与亲人的苦难的心，令人信服地强化了陆文婷性格的崇高感和悲剧色彩。这以后谌容的很多中篇或长篇小说都要在叙事方法上花样翻新，往往贯之以两条甚至三条平行的线索，以便在有限的篇幅内加大容量，增强密度，衬托对比，深化内涵。《散淡的人》和《人到老年》是把描述现实的章节和追述历史的章节交叉着写，《散淡的人》尤其有规律，单数章节写现实（田家宴会），双数章节按时间顺序写杨子丰历史中几个重要片断。 《杨月月与萨特之研究》由阿漳、阿维夫妇的通信组成，阿漳讲杨月月的故事，阿维写他读萨特的心得（很多论者都试图弄明白这种设置的内在统一性又都感到难圆其说）；而《懒得离婚》里贯穿着三条线：一条是青年记者方芳对刘述怀家庭婚姻状况的采访，再一条是方芳与同宿舍神秘兮兮的李索玲的对话，第三条则是没名没姓的夫妻间的怄气，拌嘴及离婚的艰难。孤立地看，每一篇的写法都有些“意思”；整体上看，便因手法的重复而冲淡了新鲜感，倒是《人到中年》先入为主地让人牢记着作者运用新手法的老到娴熟而“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不管从哪方面看都能当之无愧地成为谌容的代表作。难怪巴金说“我多么希望我能够写一部像《人到中年》那样的小说！”
      也许陆文婷是个技术型的知识分子，或许因为她是个女性抽象思辨能力较弱，要么就是作者的疏漏，她的理念世界（即卢卡契所说“人物的智慧风貌”）逊于她的感情世界，以致影响了陆文婷形象的丰满厚实。而在《真真假假》里，我们看到了各具情态的学者型知识分子群像。这部小说不过写了某省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室的“大研究员”们奉命举行了三天的政治学习会的里里外外，却十分敏锐辛辣地描绘了极左路线的回光近照对一群惊弓之鸟的骚扰，既使人忍俊不禁，又使人慨叹不已；但历史留给新生活的阴影，毕竟遮不住新时代的曙光。开会，曾是中国人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和极富特色的场景，而停工停产连续几日开会务虚，更是文化界知识分子的家常便饭。但在谌容之前，很少有哪位作家把开会写得如此引人入胜。走过极左政治冲击一切的年代、身经百会、出口成章又素请各种政策条文套话术语的知识分子们虽总结出一整套“人生在世，开会发言，真假并举，以真为主，以假为辅”的经验，但当省委赵部长点名批评他们的同仁那篇对西方现代派文学寓评于介的文章是拜倒在西方资产阶级脚下的立场态度问题，院党办吉主任敦促“学习讨论”赵部长讲话时，他们又一次面临在讲真话与讲假话之间抉择的痛苦。这种痛苦，看来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历史悠久的课题。一边是“左”的压力，一边是科学的真理，不讲话不行，讲真话不敢，说违心的话不情愿，于是除了决心“唤回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霞光”的支部书记杨昌明，和当年为右派鸣不平而“自投罗网”的右派室主任吴天湘光明磊落、仗义执言外，大多数与会者都采取了“前王朔”式的态度，或“批评青年奇装异服、痛斥电影胡编乱造”；或大谈访日见闻以证明资本主义的腐朽；或批判重庆灯会的崇洋媚外，避实就虚，避近就远地抵制、应付三天的会议，来保护自己，保护同志，保护学术研究的科学性。谌容用了“字斟句酌的表态”，“离题万里的表白”，“不着边际的联系实际”，“故作小心的检讨”，“貌似真诚的坦率”，“眉飞色舞的谎言”和“热烈的废话”这些相反相成的词构成的词组，高度概括、惟妙惟肖地表达了知识分子式的狡黠，准确地刻画出中国知识分子“外圆内方”的传统特征。“方”固然是可敬的，这使吉子宽未能真正达到预期目的；但谌容也通过吴天湘的言行对世俗所认可的“适度的变通”、“无伤大雅的圆滑”的消极面进行了批判，这对知识分子乃至全体国民的文化性格的改造，至今仍有着强烈的警省作用。
      如今这部“问题小说”中的主要“问题”对处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氛围中的读者可能已失去了政治的震撼力，但它的可读性并没有减弱，我看到一些1982年时还是幼儿园小儿的青年仍能把它当作一出喜剧玩味欣赏。书中的人物没有完整的性格和命运，但他们的举手投足，一颦一笑，都强烈鲜明，潜台词丰富，令人过目难忘。因被打成“特嫌”而变得唯唯诺诺的张维，每次会上都要第一个结结巴巴艰苦地发言，两膝紧并，身子前倾，瘦骨嶙磷，粤味普通话，即使他说出要“自己整自己的风”，“自己搞自己的运动”这样的话来，全室同仁念他的“老实巴脚”，又提到“党员标准”等等“严肃”的事情，也暗自感激他的长篇发言“救了”大家的“驾”，所以全部都有教养地“正襟危坐”，“有礼貌地聆听”。而张维再紧张也不失学者的严谨，十分注意“英明领袖华主席”和“党中央、华主席”云云提法的区分。而会议冷场时吴天湘埋下眼吞云吐雾，叶菲研究秦童童毛衣的编结技法，西服革履、风度翩翩的“江南才子”朱盛以少有的殷勤给大家提壶续水，都受各自性格的支配以不同的方式表现了回避和掩饰的心理。当事人许明辉被迫说出自己的文章“有错误”时的脸上一红，“不觉朝”刚正不阿的吴天湘投去的“一瞥”没能逃过谌容的眼睛；而结在脑后的长发一甩一甩的秦童童，嬉笑怒骂，童言无忌，被作者赋予“高干”出身、“知青”资历的背景和依据。我由衷钦佩作者对生活观察、感受和表达的非凡能力，特别是她驾驭语言的功力。
      书中人物的语言（和行为）是充分个性化的，而作者自己的叙述语言，也都在词汇、句型、语气、风格上同她所描绘对象的情味完全吻合。
      谌容发表于1985年第三期《收获》上的《散淡的人》中的杨子丰，同吴天湘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他的刚正不阿，他的光明磊落，他的襟怀坦荡，以及被社会溢之为“恃才做物”、“孤芳自赏”的那些知识分子的特征，比吴天湘表现得更充分、强烈、鲜明；而且也许是因为他没有被打成右派妻离子散的遭遇，或者更因为他是除了真理别无他求的散淡的人，他比吴天湘少了些深思熟虑而锋芒毕露、落拓不羁。

      4275.谌容作品评价
      谌容成为名人是在1980年，那时她已四十四岁。《人到中年》的小说和电影都受到过“有严重缺陷”、“给生活蒙上阴影”等等指责，但此时自有广大读者和评论家们去应付这些笔墨官司，无须她自己上阵，然而她的痛苦未能就此结束。蜚声文坛后她要应邀到全国各地世界各地参观访问，她要担任很多机构的理事或委员，要更富创造性地写作。她曾构思了一组关于童年生活的散文，其中《童年的记忆》已经写完，此外还要写《卖豆腐的女人》、《背柴的小女孩》、《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和《美人儿》等多篇。谁知1983年初她去上海参加全国电影故事片创作座谈会，看了影片《城南旧事》，感到自己那几篇作品的手法同林海音的有几分相同，都是用一个小女孩的眼睛看人生。既然林海音的作品先于自己为观众和读者所知，自己就要退让，因为自己的作品不能雷同于自己，更不能雷同于别人。在“上天”“赐”她以新的写法之前，我们是无缘同那“小女孩”、“美人儿”们谋面了。这就叫“不以创作丰富自娱”，这就是自讨苦吃。对自己的作品如此苛刻，她就别想“著作等身”了。
      早在1949年8月，上海《文汇报》上就讨论过小资产阶级（即知识分子）是否可以作文艺作品的主角而且结论是否定的，所以在1949年至 1976年的中国文学史上，以知识分子为主角的小说屈指对数，长篇里大概也就《青春之歌》、《小城春秋》那么两三部吧？而新时期描写知识分子的小说数不胜数，但艺术成就较高的知识分子形象也屈指可数。公认成功的陆文婷形象，就是谌容创造的。读了她的第二部写知识分子的中篇小说《真真假假》（发表于1982年《收获》第一期），拍案叫绝的同时让人们心中便下了个结论：谌容是写知识分子的有可多得的高手！虽然她凭着写农民的长篇《万年青》和《光明与黑暗》登上文坛，虽然她的西坡奶奶（《白雪》）和《关于仔猪过冬问题》受到好评，虽然她的《太子村的秘密》在《人到中年后又第二次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虽然她忘不了在农村的岁月，自己觉得和农民结下了不解之缘，但同她自己比，同别人比，这些作品给人的感觉是：写农民，不是谌容的强项。

      4276.谌容个人作品
      创作作品
      先后出版长篇小说《万年青》、《光明与黑暗》（第一部）、《永远是春天》，小说集《谌容小说选》、《赞歌》、《太子村的秘密》、《谌容中篇小说集》等。
      著作书目
      万年青（长篇小说）1975，人文出版社
      光明与黑暗（长篇小说）1978，人文出版社
      永远是春天（中篇小说）1980，人文出版社
      人到中年（中篇小说）1980，百花文艺出版社
      谌容小说选 1981，北京出版社
      赞歌（中篇小说集）1983，四川人民出版社
      真真假假（中篇小说）1983，上海文艺出版社
      太子村的秘密（中、短篇小说集）1983，人文 出版社
      谌容中篇小说集 1983，湖南人民出版社
      杨月月与萨特之研究（中篇小说）1984，中国 文联出版社
      错、错、错！（中、短篇小说集）1986，花城出版社
      谌容集（中篇小说集）1986，海峡文艺出版社
      研究资料书目 谌容研究专集（何火任编）1984，贵州人民出版社
      人到中年—从小说到电影1986，中国电影出版社

      4277.谌容所获奖项
      谌容1964年开始创作，1980年因发表中篇小说《人到中年》而蜚声中外，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一等奖，由她改编的同名电影曾先后获金鸡奖、文化部优秀影片奖和百花奖。她的作品曾多次获奖。出版有长篇小说《万年青》、《光明与黑暗》，小说集《永远是春天》、《赞歌》、《真真假假》、《太子村的秘密》、《谌容小说选》、《谌容中篇小说集》，以及《谌容集》等。中篇小说《人到中年》、《太子村的秘密》分别获全国第二、三届优秀中篇小说奖。

      4278.谌容个人评价
      作为一位富有个性的优秀女作家，谌容的创作成就，主要体现在作家以其对现实的敏锐的感受力，紧紧抓住人们关心的热点，力图“把人间的悲喜剧放在一定的历史范畴，探索决定人物命运的渊源，写出更深刻、更本质地反映历史面貌的作品”。（谌容《奔向未来》）因此，作品大多蕴含着深刻的社会内容，闪现出现实主义的批判锋芒。同时，对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敢于探索，勇于创新。或继承我国传统，融入新机，或借助外国良规，加以生发，显得写法灵活，形式多样。其格调端庄、凝重、洒脱，既不失女性委婉、细腻的情愫，又兼有开阔、恢宏、雄健的笔力。

      4279.当代文学作品推荐《蒲柳人家》
     《蒲柳人家》是中国当代作家刘绍棠的代表作。它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的许多表现技巧和艺术手法，透过几户普通农家的故事，表现了京东北运河边农民的独特风貌，充满浓郁的民族风格和审美情趣。语文课本节选的是小说的前两节。它浓墨重彩描写了三个主要人物：机灵顽皮、充满稚气的六岁男孩何满子是小说的主要线索人物，奶奶一丈青大娘和爷爷何大学问是小说的两个主要描写对象。

      4280.《蒲柳人家》作者简介
      刘绍棠，通州儒林村人，1936年2月生，1997年3月病逝，终年61岁。 刘绍棠1948年参加革命，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幼年成材，13岁开始发表作品，20岁成为中国作家协会最年轻的会员，是50年代中国文坛的"神童作家"。曾多次载入《世界名人录》、《世界作家名人录》和《中国共产党名人录》。1991年获国务院颁发的"为我国文化艺术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家证书。曾任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刘绍棠四十余年文学生涯，历经坎坷，矢志不渝。长期致力于"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地方特色，乡土气"的创作思想，是当代乡土文学的举旗人。著有《刘绍棠文集·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12卷（现已出版5卷）。长篇小说《京门脸子》获北京优秀长篇小说奖。《敬柳亭说书》获首届中国大众文学奖。《蒲柳人家》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蛾眉》获全国短篇小说奖，《黄花闺女池塘》获90年代优秀小说奖。中、短篇小说多种被译成英、法、德、俄、日、西班牙、泰国、孟加拉、阿尔巴尼亚文出版。
      刘绍棠生在通州，长在通州，写的也是通州，堪称"铁心务农"的乡土文学大师。他创作形成的大量书稿、资料，充满乡土气息，既是刘绍棠几十年创作生涯的真实写照，也艺术地再现了通州不同历史时期的风土人情和社会风貌，有很高的文学欣赏价值，是不可多得的具有浓厚通州地方特色的档案珍品。
      刘绍棠对家乡怀有深厚的感情，他曾在著作中写道："我要以我的全部心血和笔墨，描绘京东北运河农村的二十世纪风貌，为二十一世纪的北运河儿女留下一幅二十世纪家乡的历史、景观、民俗和社会学的多彩画卷，这便是我今生的最大心愿"。他已将全部文学档案捐赠给通州档案馆。目前通州档案馆建有"刘绍棠文库"，收藏他的著作、手稿、书信、剪报、藏书、证章、证书、照片、实物等全部文学资料约1600余卷（件），这些资料是刘结棠留下的一笔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是开展爱家乡、爱祖国教育的生动素材。

      4281.《蒲柳人家》作品简介
     《蒲柳人家》是当代作家刘绍棠的代表作，发表于1980年，曾以其独特的创作风格引起当时文坛的广泛关注，并获首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小说人物众多，但主线情节并不复杂。故事背景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花鞋杜四家的童养媳望日莲与周檎相爱，可阴险邪恶的杜四夫妇另有打算。半路又杀出巡警麻雷子，勾结杜四，要把望日莲卖给董太师做小，并要以“抗日”的罪名把周檎抓走。于是，矛盾激化，以何大学问、一丈青大娘、柳罐斗、吉老秤等为首的父老乡亲一齐出面，挫败麻、杜阴谋，檎、莲顺利完婚。全篇小说共分12节，但这个主线故事只占不到2节的篇幅，其余10节随意分杈，记述了运河边十来个乡间人物的逸闻趣事。由此可以看出，作品的重心在于放笔为古运河边的民俗风情和父老乡亲画像，为他们的多情重义、锄奸助良、扶危济困的美德立碑。

      4282.《蒲柳人家》作品评价
      这是一篇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的小说。它就像一幅幅风俗画，将20世纪30年代京东北运河一带农村的风景习俗、世态人情展现在读者面前。无论是何满子的光葫芦头木梳背儿，还是一丈青大娘专门为他准备的大红肚兜、长命锁；无论洗三、百家衣，还是何大学问的走西口，都别具魅力，强烈地吸引着读者的兴趣。可以说，大量的乡土风俗已经成为这部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浓郁的地方色彩又增加了作品的民族气息，构成了刘绍棠作品独特的魅力。

      4283.《蒲柳人家》作品原文开头
      一
      七月天，中伏大晌午，热得像天上下火。何满子被爷爷拴在葡萄架的立柱上，系的是拴贼扣儿。
      那一年是1936年。何满子六岁，剃个光葫芦头，天灵盖上留着个木梳背儿；一交立夏就光屁股，晒得两道眉毛只剩下淡淡的痕影，鼻梁子裂了皮，全身上下就像刚从烟囱里爬出来，连眼珠都比立夏之前乌黑。
      奶奶叫东隔壁的望日莲姑姑给何满子做了一条大红兜肚，兜肚上还用五彩细线绣了一大堆花草。人配衣裳马配鞍，何满子穿上这条花红兜肚，一定会在小伙伴们中间出人头地。可是，何满子一天也不穿。
      满子整天在运河滩上野跑，头顶着毒热的阳光，身上再裹起兜肚，一不风凉，二又窝汗，穿不了一天，就得起大半身痱子。再有，全村跟他一般大的小姑娘，谁的兜肚也没有这么花儿草儿的鲜艳，他穿在身上，男不男，女不女，小姑娘们要用手指刮破脸蛋儿，臊得他得找个田鼠窝钻进去；小小子儿们也要敲起锣鼓似的叫他小丫头儿，管叫他一辈子抬不起头。
      何满子不穿花红兜肚，奶奶气得咬牙切齿地骂他，手握着擀面杖要梆他，还威吓要三天不给他饭吃。原来，这条兜肚大有讲究。何满子是个娇哥儿，奶奶老是怕阎王爷打发白无常把他勾走；听说阎王爷非常重男轻女，何满子穿上花红兜肚，男扮女妆，阎王爷老眼昏花的看不真切，也就起不了勾魂索命的恶念。
      何满子的奶奶，人人都管她叫一丈青大娘；大高个儿，一双大脚，青铜肤色，嗓门也亮堂，骂起人来，方圆二三十里，敢说找不出能够招架几个回合的敌手。一丈青大娘骂人，就像雨打芭蕉，长短句，四六体，鼓点似的骂一天，一气呵成，也不倒嗓子。她也能打架，动起手来，别看五六十岁了，三五个大小伙子不够她打一锅的。
      她家坐落在北运河岸上，门口外就是大河。有一回，一只外江大帆船打门口路过，也正是歇晌时分。 一丈青大娘站在篱笆外的伞柳阴下放鸭子，一见几个纤夫赤身露体，只系着一条围腰，裤子卷起来盘在头上，便断喝一声：“站住！”这几个纤夫头顶着火盆子，拉了百八十里路，顶水又逆风，还没有歇脚打尖，个顶个窝着一肚子饿火。一丈青大娘的这一声断喝，他们只当耳旁风。一丈青大娘见他们头也不抬，理也不理，气更大了，又吆喝了一声：“都给我穿上裤子！”有个年轻不知好歹的纤夫，白瞪了一丈青大娘一眼，没好气地说：“一大把岁数儿，什么没见过；不爱看合上眼，掉过脸去！”一丈青大娘火了起来，挽了挽袖口，手腕子上露出两只叮叮当当响的黄铜镯子，一阵风冲下河坡，阻挡在这几个纤夫的面前，手戳着他们的鼻子说：“不能叫你们腌臜了我们大姑娘小媳妇的眼睛！”那个不知好歹的年轻纤夫，是个生楞儿，用手一推一丈青大娘，说：“好狗不挡道！”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一丈青大娘勃然大怒，老大一个耳刮子抡圆了扇过去，那个年轻的纤夫就像风吹乍蓬，转了三转，拧了三圈儿，满脸开花，口鼻出血，一头栽倒在滚烫的白沙滩上，紧一口慢一口捯气，高一声低一声呻吟。几个纤夫见他们的伙伴挨了打，唿哨而上；只听咯吧一声，一丈青大娘折断了一棵茶碗口粗细的河柳，带着呼呼风声挥舞起来，把这几个纤夫扫下河去，就像正月十五煮元宵，纷纷落水。一丈青大娘不依不饶，站在河边大骂不住声，还不许那几个纤夫爬上岸来；大帆船失去了纤力，掌舵的绽裂了虎口，也驾驭不住，在河上转开了磨。最后，还是船老板请出了摆渡船的柳罐斗，钉掌铺的吉老秤，老木匠郑端午，开小店的花鞋杜四，说和了两三个时辰，一丈青大娘才算开恩放行。
      一丈青大娘有一双长满老茧的大手，种地、撑船、打鱼都是行家。她还会扎针、拔罐子、接生、接骨、看红伤。这个小村大人小孩有个头疼脑热，都来找她妙手回春；全村三十岁以下的人，都是她那一双粗大的手给接来了人间。
      不过，别看一丈青大娘能镇八方，她可管不了何满子。何家世代单传，辈辈一棵苗，何满子的爷爷就是老生儿，他父亲也是在一丈青大娘将近四十岁时才落生的；偏是何满子不同凡响，是他母亲头一胎生下来的贵子。一丈青大娘一听见孙子呱呱坠地的啼声，喜泪如雨，又烧香又上供，又拜佛又许愿。洗三那天，亲手杀了一只羊和三只鸡，摆了个小宴；满月那天，更杀了一口猪和六只鸭，大宴乡亲。她又跑遍沿河几个村落，挨门挨户乞讨零碎布头儿，给何满子缝了一件五光十色的百家衣；百日那天，给何满子穿上，抱出来见客，博得一片彩声。到一周岁生日，还打造了一个分量不小的包铜镀金长命锁，金光闪闪，差一点把何满子勒断了气。
      何满子是一丈青大娘的心尖子，肺叶子，眼珠子，命根子。这一来，一丈青大娘可就跟儿媳妇发生了尖锐的矛盾。
      何满子的父亲，十三岁到通州城里一家书铺学徒，学的是石印。他学会一笔好字，也学会一笔好画，人又长得清秀，性情十分温顺，掌柜的很中意，就把女儿许配给他。何满子的爷爷虚荣心强，好攀高枝儿，眉开眼笑地答应了这门亲事。一丈青大娘却不大乐意，她不喜欢城里人，想给儿子找个农家或船家姑娘做妻子，能帮她干活，也能支撑门户。可是，她拗不过老头子，也怕伤了儿子的心，不乐意也只得同意了。何满子的母亲不能算是小姐出身，她家那个小书铺一年也只能赚个温饱；可是，她到底是文墨小康之家出身，虽没上过学，却也熏陶得一身书香，识文断字。她又长得好看，身子单薄，言谈举止非常斯文，在一丈青大娘的眼里，就是一朵中看而无用的纸花，心里不喜爱。何满子的母亲更看不上婆婆的粗野，在乡下又住不惯，一住娘家就不想回来。等生下了何满子，何满子的父亲就想在城里另立个家。一丈青大娘是个爱面子的人，分家丢脸，可是一家子鸡吵鹅斗，也惹人笑话；老人家左右为难，偷偷掉了好几回眼泪。但是，前思后想，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到了儿点了头。不过，却有个条件，那就是儿媳妇不能把何满子带走。孩子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何满子的母亲哭得死去活来。最后，还是请来摆渡船的柳罐斗，钉掌铺的吉老秤，老木匠郑端午，开小店的花鞋杜四，说和三天三夜，婆媳俩才算讲定，何满子上学之前，留在奶奶身边；该上学了，再接到城里跟父母团聚。
      何满子在奶奶身边长大，要天上的星星，奶奶也赶快搬梯子去摘。长到四五岁，就像野鸟不入笼，一天不着家，整日在河滩野跑。奶奶八样不放心，怕让狗咬了，怕让鹰抓了，怕掉在土井子里，怕给拍花子的拐走。老人家提心吊胆，就像丢了魂儿，出来进去团团转，扯着一条亮堂嗓门儿，村前村后，河滩野地，喊哑了嗓子。何满子却隐匿在柳棵子地里，深藏到芦苇丛中，潜伏在青纱帐内的豆棵下，跟奶奶捉迷藏，暗暗发笑。等到天黑回家去，奶奶抄起顶门杠子，要敲碎何满子的光葫芦头；何满子一动不动，眼皮眨也不眨，奶奶只得把顶门杠子一扔，叫了声：“小祖宗儿！”回到屋里给孙子做好吃的去了。不是煮鸡蛋，就是烙白面饼。
      这一天，何满子的爷爷回来了。一丈青大娘跟老头子叨唠这个，嘟哝那个，老头子阴沉着脸，哼哼哈哈，一脑门子官司；一丈青大娘气不打一处来，跟老头子叫起了苦，顺口就给何满子告了状。爷爷是个风火性儿，一怒之下，就把何满子拴在了葡萄架的立柱上，系的是拴贼扣儿，跑不了更飞不了。而且，在他面前扔下一个纸盒，盒子里有一百个方块字码，还有一块石板和一支石笔，勒令他在这一个歇晌的工夫，把这一百个字写下来。
      这倒难不住何满子。可是，他有生以来头一回失去自由，心里委屈而又憋闷，两眼直呆呆，双手懒洋洋，一点也没有写字的兴致。

      4284.《蒲柳人家》小说赏析
      乡土文学
      刘绍棠是乡土文学的积极倡导者。《蒲柳人家》比较典型地体现了他的乡土小说多方面的特点。和20年代台静农、许杰创作的乡土小说一样，《蒲柳人家》对特定地域乡村社会的风土人情作了精心描摹。
它写的是30年代京郊大运河边的乡村生活：何家那个杨、柳、榆、槐围绕着，篱笆上爬满豆角秧、房顶上长满大南瓜的小院；开着五颜六色花朵，长满芦苇、柳棵子的运河滩：七夕之夜的乞巧；周檎、望日莲、郑整儿、荷妞童年时代的“拜花堂”游戏；柳罐斗为了养活姐姐和外甥终身不娶；何大学问夫妇不怕刁难、不惜财产慷慨救助孤女望日莲；……这种描写生动展示了北方农村的人文地理风貌和古朴善良的民性。
      牧歌情调和喜剧色彩
      但是，和20年代的许多乡土小说较多隐含着“乡愁”不同，《蒲柳人家》具有鲜明的牧歌情调和喜剧色彩。这主要的是由于作家把传奇小说的因素带入乡土小说，并自觉表现时代精神给乡村生活的巨大影响。小说叙述的故事，以及柳罐斗、一丈青等人物，都具有很大程度的传奇性。柳罐斗被何大学问称作活赵云、赛平贵，他与董太师女儿的恋情，他的逃走与练就百发百中的枪法后的还乡，他对蒋团长的忠诚，他与鼓书艺人云遮月的浪漫故事，他在7月15鬼节设美人计诱杀麻雷子等等，都是地地道道的民间传奇。在对一丈青等人物的描写中，作家则对其性格进行了具有喜剧色彩的夸张。一丈青大高个儿，大脚板，青铜肤色，嗓门亮堂，骂起人来不倒嗓子，打起架来三五个小伙子也不是对手。这很容易使人联想起《水浒传》中的女英雄，实际上“一丈青”本来就是《水浒传》中扈家庄武艺高强的扈三娘的绰号。《蒲柳人家》对时代精神的注重集中体现在对周檎父子的描写上。20年代周方舟领导农民搞暴动，9年后其子周檎又投身抗日。这类描写揭示了乡村社会的觉醒，使作品具有了昂扬的时代精神。
      结构巧妙
     《蒲柳人家》的结构也非常巧妙。故事从何满子被爷爷拴在葡萄架下那个中午开始。何大学问、柳罐斗、望日莲等许多人生动有趣的往事被用穿插的方式回述出来。这样一来小说实际在叙述着两个故事：正在进行的周檎的抗日活动，何大学问、柳罐斗的设计除奸；过去发生的具有鲜明地方色彩的故事和几个年轻主人公的童年生活。这二者交织起来，不仅扩大了小说的容量，而且把富有地方特色的风土人情与正在进行的斗争统一起来，互相映衬，既照顾到乡土性，又照顾到时代性。此外，《蒲柳人家》也体现了刘绍棠小说特有的语言风格。比如：“何满子是一丈青大娘的心尖子，肺叶子，眼珠子，命根子”；“何满子最喜欢到河滩上玩耍。光着屁股浸入河汊，捞虾米，掏螃蟹，摸小鱼儿；钻进苇塘里，搜寻红脖水鸡儿，驱赶红蜻蜓满天飞舞，更是有趣”。通俗流畅而又生动传神。

      4285.《蒲柳人家》人物特点
      一丈青大娘：泼辣大胆，刚直不阿，危急相扶，性格豪爽，口苦心甜，好打抱不平。
      何大学问：侠肝义胆，仗义轻财，慷慨豁达好戴高帽，好脸面。
      何满子：机灵顽皮，纯真稚气，聪慧灵秀，伶俐可爱，疼爱爷爷。

      4286.当代文学作品推荐《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
      中篇小说《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1980年9月发表在新创刊的《芙蓉》杂志上。小说一经发表，便好评如潮1981年4月，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首届全国中篇小说评奖委员会评定：《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获得一等奖第二名。

      4287.《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简介
      中篇小说《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发表在1980年第3期《芙蓉》杂志。它描写文革期间一个青年去省城读大学，乘木排顺流而下的所见所闻，展现了“四人帮”时期混乱破败的景象，但是船工们及两岸农民又为生活带来了景色。大学生亲历了放排工生活两昼夜的故事。
      木排流到哪里，作品的故事就写到哪里。其中有石牯和改改的爱情纠葛，有老区长徐鸣鹤的悲惨遭遇，有打鱼人老魏头的辛酸泪水，有讨饭的吴爱花挨批斗场面，有双河街李家栋、刘大苟们的胡作非为，有老放排工盘老五坚强乐观和舍己为人的精神。
     “这些人物，在当时那个地方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被叶蔚林巧妙地组装在了一个精彩的篇幅里。”（唐晓君《叶蔚林的“瑶山情结”》，中国永州新闻网）小说发表后，它成功的风景描写，曾受到许多人赞赏。叶蔚林在（题外的话——关于《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一文中说：这主要“在于渗透了我自己的真情实感”。他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在潇水两岸整整生活了十年，这里的山川无比富饶、美丽，而这里人民的生活却十分贫困、压抑。这种矛盾沉重地、痛苦地折磨着我的心灵。面对历史悠久的潇水，我常常渴望倾诉一点什么。这大概就是我写《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最初的动机吧。1972年的夏天，我曾经随一只木排在潇水、湘水飘流了二十四天。我的具体感受就是在这个时候获得的。当时我被剥夺了工作权力，完全是个普通劳动者。我心情抑郁、愤懑、不平，但又渴望着自由与光明。于是我对河道上的景色非常敏感，浮想联翩。看见潇水曲折的河道，便联想起舜帝南巡的古老传说，想起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看见暮色中两岸模糊的景物，便联想起光明与黑暗交替的最后时刻；看见夕照中温柔的河水，便联想起慈祥的、宽大为怀的母亲；看见远方的一抹幽蓝时，甚至涌出了泪水，我觉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在前面召唤着人们……八年后，当我执笔写《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时，潇水两岸的景物，便很自然地带着感情色彩，从笔底奔涌而来。”叶蔚林说，“主题的多义性，思想感情的丰富性，正是我在《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所追求的。”当然，“初稿写出，一些同志看过之后，大多对盘老五当众脱裤子这一细节有异议。 ……我只讲了一句话：‘穿上裤子就不是盘老五了！’”由此可见，创作这部小说，一是“有生活根据，另外还须要一点艺术上的勇气。”（《新时期作家谈创作》，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10月）唐晓君《叶蔚林的“瑶山情结”》一文也说：千里瑶山，给了叶蔚林充足的“养分”、“肥沃”的土壤。于是，他的作品便有了山林、山路、放排工、瑶歌、山溪、常青藤、小木屋……一阵阵来自千里瑶山清新奇丽的风，吹向了沉寂的文坛。

      4288.《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作者简介
      叶蔚林，广东惠阳县秋长乡周田村人。1934年8月8日生。父亲是中学教师。1950年念高中时，家乡解放，便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1955年之前，曾在四野文工团、中南公安军文工团当演员。1956年以后，在广州军区边防34团、26团、广东惠阳军分区等部队，历任俱乐部主任、文化干事、宣传干事。1960年，转业到湖南省民间歌舞团任创作员。文化大革命期间，下放山区劳动。1978年底，任湖南省零陵地区文联副主席。次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音乐家协会，开始定居省城长沙。1988年以前，他成为作协湖南分会副主席（其中1985年到基层体验生活，兼任省航运局航运公司副经理）。1987年底调海南省工作。在1989年8月召开的海南第一次文代会上，当选为海南省文联副主席。

      4289.《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创作背景
      1976年夏天，作家叶蔚林终于结束长达12年的下放生活，从零陵地区文化局调回省会，临时安排到省戏曲研究所工作。戏研所刚恢复，没事干，写书，中篇小说《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1980年9月发表在新创刊的《芙蓉》杂志上。小说一经发表，便好评如潮1981年4月，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首届全国中篇小说评奖委员会评定：《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获得一等奖第二名，5月中旬举行授奖大会，在北京，住进京西宾馆，临散会头一天，突然门被推开，闯进来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吴天明他先来个自我介绍，接下来没有一句套话，直奔主题。他说他准备将《没有航标的河流》搬上银幕，并请叶蔚林执笔改编电影剧本。

      4290.《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作品评价
      小说发表后，受到了文学界的高度评价。作家李国文毫不掩饰说：“我喜欢老叶这篇最早的成名作，就是因为他笔下的没有航标的河流，问世以后，曾经扰得我心神不安过。”又说，“这是新时期文学最早的一篇生活流的小说。一路航行过去，故事和人物也随着发展下来，这一路上，让你领略湖光山色之美，让你欣赏水上航程之美，让你品味民风民俗之美，更让你体验具有执著情感，深沉胸怀，甚至还有点粗犷偏拗性格的土地之美，普通人之美。真是一篇美不胜收的小说。也许因为我曾经在那充满革命激情、积淀人文历史的土地上，劳动改造过一阵的缘故，便对老叶的作品，有了格外的亲切感。”“老叶太熟悉他这条心中的水流，所以，在这篇小说中，他追求一种从容不迫的叙述风格，把有时喧闹、躁动，有时多情、妩媚，有时又静谧、柔曼的河流写得活灵活现。”（《印象的断片》，《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叶蔚林》序）正如李国文所言，小说中描写的风光，成了这部作品成功的标志。评论家谢望新就说：小说的成功在于它用了“抒情的、散文式的表现形式。”“小说把人物活动的环境，安排在潇水河的一块木排上，并随着木排的行进，变迁，把木排上的人物（情绪、行为）与两岸的人情物态交织起来，从而构成一幅完整的生活画面。小说有意识地通过‘我’——一个在潇水河上漂泊两昼夜的大学生的眼睛，将周围的自然景色包容于人物的主观感受之中，或烘托，或反衬，或象征，以此来寄托、传达人物和某种感性、情绪和愿望。既有哀怨之曲的唱和，美好祈求的萌生，又有反抗火焰的升腾。奔流不息的潇水河上，有民族的呻吟，人民的呐喊呵！”（《在对生活思考中的探求——读1979、1980年的中篇小说》）

      4291.《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作品研究
      评论界还对小说取得的成绩，作了进一步的探讨和总结。丁宏新、张守仁、王纪人、唐挚、舒其惠等评论家都发表了文章。其中刘锡诚对《在没有船标的河流上》的总结很有代表性：“第一，作者努力探索而且找到了与所要表现的内容十分和谐的艺术形式；”“第二，成功地塑造了盘老五的形象以及其他一系列各有特色的人物形象；”“第三，作者以充满爱国主义感情的笔调描绘了祖国大自然的景色。小说里的诗情画意和民情世态风俗画，唤起人们一种强烈的自豪感。”（《找到了自己——评叶蔚林的小说》，见《小说创作漫谈》一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11月）而其中最后一点，在新时期初的伤痕文学中是极为少见的。除此之外，小说中的盘老五形象，也是评论家津津乐道的话题。谢望新这样评价：“盘老五的性格和精神世界是复杂的，矛盾的。他有时显得粗野，鄙俗，但深藏于他心灵中的美好人性，却始终没有泯灭和消亡。他富于同情心、正义感、打抱不平、锄强扶弱的品格，体现了中国农民的优良美德，很有历史感。”（《在对生活思考中的探求——读1979、1980年的中篇小说》）由于小说引起了广泛共鸣，获得了巨大成功，不久被评为1981年全国第一届优秀中篇小说的一等奖（名列五个一等奖中的第二名）

      4292.《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特色
      小说以“我”在潇水上游航行为线索，以流动变幻的画面生动地再现了潇水流域在动乱岁月里的社会生活。整部作品作者浓墨重彩地描绘了普通人的精神风貌。
      首先作者写了放排人的爱情生活，通过对他们爱情的描写，从一个极富人情味的角度展示了他们的追求、痛苦和欢乐，刻画了他们慷慨粗犷的性格。小说中讲述了石牯和盘老五两个排工的爱情故事。作为排工他们的爱情有着相同之处，即放排人苦命，天做帐水做床，一根篙子闯江河，吉凶难卜，所以他们的爱情也和上游的潇水一样曲折，充满苦难。
      然而，在爱情生活中屡遭不幸的排工对爱情又那么执着坚贞；另外，石牯和盘老五生活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他们同是一波三折的爱情又具有不同的社会含义。盘老五年轻时曾热恋上一位姑娘，他答应放排到省城后给她买戒子和镯子，买苏州的纺绸衫。而她也答应他从清明到端阳，天天穿红衣裳在渡口等他。 可是，拖驳的洋船夺去盘老五爱的权利，他不但没有挣到钱，反而背上“磨盘债”，使他与柳荫下的红衣女子只能隔河相望，他清醒地意识到不能害了她。另一次，盘老五喜欢上一个财主家的丫头爱花，而爱花又被财主许给一个长工。盘老五不忍心让三十大几的长工鸡飞蛋打，便没有娶她。
      几十年后他们再相逢时，她是一个沿街乞讨的老婆子。他没有嫌弃，送她钱和粮票。盘老五在爱情面前的选择，充分体现了他的爱纯朴真实，表现出他作为一个排工一个男人的独特气质。
      与此相比，石牯面对爱情他几乎没有选择的自由，以掌握“革命”大权的区委书记李家栋和公社组委刘大苟为代表的恶的势力残酷无情地夺去了他的玫玫。然而，这新的一代越没有爱的选择权利，他们的爱就越强烈越坚贞：石牯敢去杀人，玫玫敢于不顾持枪者的追赶跑到木排上与石牯相会。两代排工的爱情互补互衬，相映生辉。可以说，年轻一代的爱情生活是父辈排工的爱情生活的继续。这不仅仅是一种苦难的重复，而且还是一种情操的发扬光大。

      4293.《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艺术性
      小说中对爱情的描写不是“单义”的，在写爱情的同时作者还有意展示了排工的友爱精神和他们对温馨、纯净生活的向往。如玫玫上木排之后，盘老五拉着石牯和玫玫，把他们送进排上唯一的棚子里。盘老五一夜未眠，而又不肯弄出声响，免得打扰棚里的那对恋人。
      玫玫走后，木排上的人顿时和睦起来，心灵似乎在一夜之间净化了许多。爱情使生活和谐纯净，也激活了老排工内心深处早已沉死的激情和幻想。另外，小说在爱情的描写中还表现了喧嚣动荡的政治时局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抨击了生活的丑恶。
      其次，作品还写了普通人的爱和憎。这集中表现在抢救原区长徐鸣鹤的情节上。小说中徐鸣鹤作为一个艺术形象是比较单薄的，他的人物语言也显得直白，没有个性，但他作为平民百姓某种意愿的代表，由他而生发出的故事却是感人的：排工们不怕风险把他从危难中救到木排上，又偷偷地隐藏起来；一听说是救老徐，软弱的老魏头也变得硬朗，脚步蹒跚的爱花也变得灵活敏捷了。放排人以及老魏头、爱花对徐鸣鹤的爱戴实际上是平民百姓对真与善的渴望。
      这些在辗转挣扎中的普通人，现实生活给他们的压力越重，他们越敢于为真理为美好的东西献出一切。总而言之，这部小说中的放排人乃至于所有出场的普通人都有一种精神，那是一种带有原始蛮力的坚韧不拔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他们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才能突破艰难险阻，一往无前。此外，还要指出，这部作品深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特别是借鉴了契诃夫等人的经验，在对潇水及两岸自然景色、风情的描写上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4294.当代文学作品推荐《高山下的花环》
      反映部队生活的优秀小说《高山下的花环》，围绕着一个普通边防连队，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战前、战中和战后的生活进程，塑造了众多的丰富的艺术形象，并展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用比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来再现对越自卫还击这一历史事件，从而受到了广大读者的赞赏。

      4295.《高山下的花环》梗概
      70年代末，在中国西南边疆，某部9 连官兵们正在度周末。一群朝气蓬勃的小伙子在河边尽情的嬉闹着，欢笑声回荡在空旷的原野。通信员金小柱跑来，找到正在河里游泳的连长梁三喜，告诉他团里批准了他的探亲的报告，梁三喜沉浸在幸福中。
      第二天，新任指导员赵蒙生来到连队。他的精神状态和工作态度让梁三喜放心不下，赵蒙生不愿在下层连队工作，一心要走后门调到机关去，对工作不负责任。看到这些，梁三喜推迟探亲，排长靳开来对此十分恼火，忍不住旁敲侧击。
      梁三喜看到妻子玉秀的信，记忆的闸门又被打开了：去年玉秀来队探亲，玉秀是个勤劳善良的女子，她很能干。在山东老家，家里的活都是她一个人干，来到部队她也不闲着，整天为战士们洗洗涮涮，因此战士们对她也很尊敬。她和三喜在一起渡过了一段愉快的日子。
      这时越南开始大举进攻我南部边境，形势严峻，部队接到上级命令，要开赴云南前线，参加自卫反击战。梁三喜放弃了探亲，准备参战，这时，赵蒙生也接到了调令，一向宽厚的三喜狠狠地批评了他。出发前，梁三喜给玉秀回了信，告诉给孩子起的名子叫盼盼，这盼字也包含着自己对生活企盼的心情，也包含着盼望战争能尽快取得胜利。
      临战时，靳开来被任命为9连副连长。他向全连同志表示要在这个位置上干出个样子来。得空他就拿出妻子和儿子的照片，合家欢乐的情景浮现在脑海中，感情的热流在这些刚强的汉子们心中涌动。
      赵蒙生的母亲、军区卫生部副部长吴爽，想通过雷军长为儿子搞曲线调动，电话打到前线指挥部，雷军长大怒，在战前军人大会上说：这是前线指挥部，有一位神通广大的婆娘竟把电话打到我的指挥部来，为她的儿子搞曲线调动，我就让他第一个冲向战场。 赵蒙生羞愧得无地自容，发誓要在战场上与敌人刺刀见红。
      自卫反击战打响了，战士们义无反顾地杀上了战场。在艰苦的环境里，炎热的天气使战士们严重脱水，干渴难耐，有的战士渴得晕了过去。靳开来为了保证生源，保存战斗力，到老乡的田里去偷甘蔗，被地雷炸死。炮手“小北京”雷凯华，因为一发批林批孔年代生产的臭弹误了战机，被敌人的枪弹击中而牺牲。通信员金小柱被炸断了双腿。梁三喜为掩护战友赵蒙生中了敌人的冷弹倒在山坡上。愤怒的赵蒙生抱起炸药包冲进敌人山洞，为赢得胜利立了大功。
      战斗结束了，高山下的烈士陵园里堆起了一座座新坟，在花环的掩映下，是那样庄严肃穆。烈士的家属们陆续来到部队。靳开来的妻子杨改花带着孩子来到部队，但她却没有领到靳开来的军功章。原因是靳开来爱发骚，又违反纪律去偷老乡的甘蔗。雷军长盛怒之下摔了军帽：“不给靳开来立功，天理难容。”
      梁三喜的母亲梁大娘和玉秀也千里迢迢从沂蒙山区赶到连队。她们用抚恤金和借来的钱为梁三喜还清欠债，珍藏起三喜留给她们的一件舍不得穿的军大衣。
      夜色降临在山坡上一座座坟头上，使这里显得更加庄严肃穆。梁大娘在梁三喜墓前痛哭不已，忍了好久的玉秀也终于打开感情的闸门，大放悲声。在另一座坟前，她们与雷军长相遇，才知道了“小北京”就是雷军长的儿子，也埋葬在这高山下，她们从心里敬佩雷军长。雷军长庄重地举起手为她们行个军礼，他深感人民的伟大。

      4296.《高山下的花环》作者简介
      李存葆（1946—），作家、诗人。山东五莲人。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少将军衔。曾用笔名茅山。初中毕业回乡务农两年后，于1964年参军，先后当战士、班长、排长，后调团政治处任新闻干事。1970年调济南部队政治部宣传队任创作员。任济南军区创作室主任。后到济南部队前卫歌舞团工作至今。1984年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97年任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1994年5月在山东省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山东省作协副主席，是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中国报告文学会副会长。
      新时期以来，发表了二百余万字的文学作品，多次获全国、全军文学奖。
      主要作品有：《高山下的花环》，该作品被50多家报刊转载，获1981-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舞剧《火中凤凰》（合著）获文化部1979年国庆文艺会演创作一等奖；
      报告文学《将门虎子》获总政治部颁发的对越自卫还击征文一等奖；
      长篇报告文学《大王魂》获“中国潮”文学奖；
      中篇小说《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在全国第三届中篇小说评奖中夺冠；
      报告文学《沂蒙九章》（合著）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散文《我为捕虎者说》获首届韩愈杯散文大赛一等奖；
      散文《鲸殇》在首届孔子杯散文竞赛中从容折桂；
      参加了电影《高山下的花环》的改编，在全国第五届电影“金鸡奖”中获最佳编剧奖；
      1993年创作的电影剧本《百年老屋》获全国优秀电影剧本奖。
      其它还有长诗《不尽的怀念》等。

      4297.《高山下的花环》作品鉴赏
      在80年代初大量涌现的取材于自卫还击战的文学作品中，《高山下的花环》引起了最强烈的反响。 这首先是因为作品写出了那些平凡的人们崇高而伟大的心灵。最有代表性的，当然是梁三喜和他70岁的老母亲。梁三喜这个来自革命老区的连长，在极度贫困的生活中，默默为部队建设、为国家尊严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临死前他留下的不是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而是一纸染上鲜血的欠帐单。梁大浪战争年代已经为革命献出了第一个儿子，二儿子和丈夫也在“文革”中死去，但她独自用苍老的双肩支撑着那个只有女性的家庭，把唯一的儿子交给部队。为了偿还儿子欠下的债，她拿出全部的抚恤金还不够。为了省下一点车票钱，竟和儿媳抱着出生3个月的盼盼翻山越岭走了4天。他们太平凡了，他们在艰难的生活中挣扎着，然而他们的心灵却是那样崇高，那样圣洁。小说对读者所具有的震撼力量和净化力量，主要来源于此。从平凡中写出伟大，是小说的一大成功。
      铁面无私、高风亮节的雷军长使人感受到的是老革命家的坦荡襟怀和凛然正气，他与梁家人相映生辉，增强了小说的感染力。但作家并没有因此把社会生活简单化、理想化。相反，他自觉地、大胆地表现了特定社会环境中部队生活的复杂性乃至阴暗面。吴爽及其儿子赵蒙生在战斗打响之前的种种表现就是最好的例证。靳开来那种“打起仗来还得靠咱这些庄户孙”的愤激之辞，不是没有道理的。对这种复杂性与阴暗面的揭示一方面丰富了小说的内容，同时也反衬出梁家人和雷军长的崇高。
      在人物塑造方面，小说没有简单地把那些兵写成清一色服从纪律、认真训练、板着同一副面孔的好战士，而是注意写出他们不同的个性，哪怕是通过缺点体现出来的个性：赵蒙生自备高级香烟和点心，养尊处优，生活懒散；段雨国留着长头发，做着作家梦，想着利用父母的工作之便买外国货拉关系：靳开来心地纯正但脾气暴躁，说话肆无忌惮有时还带些脏字。 小说也没有仅仅写官兵们英勇杀敌、为国捐躯的壮烈行动，而是写出他们丰富、复杂的情感世界。以靳开来这个嫉恶如仇、看起来有些粗鲁的汉子为例，他那样体贴梁三喜，劝梁三喜在妻子生孩子之前赶回家。 面临死亡，他断然把带尖刀排的任务留给自己，说自己兄弟4人，死一个不怕，而梁家只有三喜一个了，必须留下续香火。置身于激烈的战斗中，他随身带着全家的合影，并且记得儿子的生日。正是这种描写使解放军官兵成为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人，增强了小说的真实感。
      在对生活深度的揭示方面，小说也有其独到处。它直接取材于对越自卫反击战，但并未局限于这场战争。相反，它通过某些人或物，把现实生活同历史联系起来。比如通过梁大娘、雷军长、吴爽等人，把抗日战争的生活片断引入作品；通过梁二喜、梁大爷，写出“文革”中沂蒙山乡村生活的某些侧面；通过致薛凯华于死命的两发臭弹，写出“文革”中军工厂的生产状况。这种写法不仅强化了作品的历史纵深感，更主要的是它包含了对历史和现实的某种理解与评价。这种理解和评价早已超出了战争生活的范围，使作品具有了更丰富的思想内容。比如：当年的革命者如何才能保持革命本色、不转变为新的革命对象？为革命做出巨大贡献的老区人民为什么仍然生活在极度贫困中？“文革”之类的政治运动造成怎样的后果？梁大娘、梁三喜与吴爽、赵蒙生的距离是怎样产生的？靳开来富于正义感的牢骚说明了什么？等等。这种思想和历史内容的丰富性将《高山下的花环》和一般的军事文学作品区别开来。或者说这部小说已经不仅仅是军事文学作品，战争生活只是其理解历史与现实的一种参照物。在艺术方面应注意的是这篇小说的叙述方式。小说从李干事对作品主人公之一的赵蒙生的采访开始，然后从赵蒙主的角度用第一人称来叙述。这样不仅使小说具有了朴素自然的语言风格，而且给人以强烈的真实感，增强了小说的感染力。

      4298.《高山下的花环》评论撷萃
      一部已被改编成多种艺术形式的小说再想“出新”，谁都知道，那是很困难的。任何一个成功的艺术作品，都是要对其创作的素材经过严格的取舍，而舞剧《高山下的花环》在这点上可说是剪裁得当，独运匠心。它舍去了原作中赵蒙生的爱情这条副线，舞台上同时出现蒙生和母亲、“小北京”和雷军长告别的两组平行画面。强烈的对比，使人一眼看出他们之间，在革命情操上的天渊之别。它还舍去了原作中赵蒙生的母亲和梁大娘“认亲”及向老部下雷军长痛悔自己错误的情节，集中力量用大篇幅的舞蹈，描写玉秀在梁三喜坟上月夜思亲的感人场面。丰富的舞蹈语汇，伴着揪心裂肺的板胡，似梦非梦，真情实感地再现了一段难得的“人间天上”的夫妻情，使全剧紧紧围绕着几代人对自卫战争的态度和行动的主线而发展，寓爱国主义教育于艺术作品之中。
     《高山下的花环》在表现手法上克服了只见动作不见人的那种用舞蹈解释情节的弊病。编导、演员在塑造舞蹈形象时，运用对比、铺垫、陪衬和呼应的手法，着重刻划了人物的性格和矛盾，表现人物不同的命运。在第一场“激战前夜”中，梁三喜和赵蒙生的内心思想是用形象的对比来表现的。梁三喜精神昂扬，整装待发；赵蒙生贪图安逸，眷恋后方。这时在赵蒙生的身旁又幻出了四个吴爽、八个战士的形象。这个舞蹈场面细腻地描写了赵蒙生激烈的思想斗争。第四场“情牵碧水”中，一对年青的傣族夫妇相依过场，玉秀触景生情、怀念丈夫，在这里动作虽少，感情深刻。
      这部舞剧的音乐优美、动听、流畅、通俗、易懂，真正起到了舞剧的灵魂的作用。一、民族乐队表现时代精神、部队气质是很难的，但舞剧的作曲家并不完全拘泥于一些民族音调，而是大胆创新，吸取了现代革命歌曲的音调又不生硬，旋律写得十分成功，既有民族风格，又有时代气息，也体现了部队气质。二、作曲家有丰厚的民族音乐的底子，运用民间音调时不是七拼八凑，而是从剧情出发，把它们糅成一体，恰如其分地刻划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三、在创作手法上，运用西洋的创作方法与民族音乐的发展手法有机地结合，特别在配器上，独奏乐器与大乐队齐奏造成强烈的艺术效果，用独奏乐器表现人物细腻的内心活动十分成功。
      舞剧《高山下的花环》第一场“激战前夜”的大幕拉开时，人们看到天幕的前面，从上到下并排悬挂着三面薄薄的纱幕。在朦胧的视觉中，人们看到九连的战士似乎是从遥远的山峦中列队走来；当这支威武的连队走出纱幕时，又真实地感到他们已经远涉重山来到面前了。真是奇妙的设想。三张纱幕解决了舞台空间的局限。而当舞剧中的人物产生回忆和想象时，若隐若现在薄纱之后的表演区，又很自然地让观众随着剧中人来到了渴念着的故乡山水。在第二场“浴血疆场”的尾声中，九连战士们的悲愤迸发了。他们挺枪出击，越过战壕，冲向敌阵。这时舞台的照明灯光都暗下去了，只有快速闪烁着的灯光，连连映射着这支猛虎下山般的队伍。由于人们视觉的误差，灯光一闪即逝的瞬间，给观众的眼前留下了一座座生动的英雄塑像。这种类似电影跳格的表现手法所产生的心理作用，使人们感到，面前正在奔涌着势不可挡的千军万马。用最简易的方法，取得这样成功的舞台效果，是很难得的。

      4299.当代文学作品推荐《人生》
     《人生》是作家路遥的同名中篇小说，原载《收获》1982年第三期，获1981——1982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是路遥的成名作。

      4300.《人生》内容梗概
      小说以改革时期陕北高原的城乡生活为时空背景。描写了高中毕业生高加林回到土地又离开土地，再离开土地，再回到土地这样人生的变化过程构成了其故事构架。高加林同农村姑娘刘巧珍、城市姑娘黄亚萍之间的感情纠葛构成了故事发展的矛盾，也正是体现那种艰难选择的悲剧。

      4301.《人生》人物介绍
      高加林正是作者着力塑造的复杂的人物。他身上既体现了现代青年那种不断向命运挑战，自信坚毅的品质，又同时具有辛勤、朴实的传统美德。他热爱生活，心性极高，有着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关心国际问题，爱好打篮球，并融入时代的潮流。他不像他的父亲那样忍气吞声、安守本分，而是有更高的精神追求，但是他的现实与他心中的理想总是相差极远，正是这样反差构成了他的复杂的性格特征。当他高中毕业回到村里后当上了民办小学的教师时，他很满足这个既能体现他的才能而又对他充满希望的职业，但是好景不长，他就被有权有势的大队书记高明楼的儿子顶替了，他重新回到了土地。正当他失意无奈，甚至有些绝望的时候，善良美丽的农村姑娘刘巧珍闯进了他的生活，刘巧珍虽然没有文化，但是却真心真意地爱上了高加林这个“文化人”，她的爱质朴纯真，她以她的那种充满激情而又实际的作法表白了她的炽烈的爱。而实际上她所得到的爱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高加林在她的眼中是完美的，而她对于高加林来说只是在他失意时找到了精神上的慰籍。当机遇再次降临到了高加林身上，他终于抓住了这次机会，重新回到了城市。
      城市生活给了高加林大显身手的机会，又让他重新遇到了他的同学黄亚萍。与巧珍相比，黄亚萍无疑是位现代女性，她开朗活泼，却又任性专横，她对高加林的爱炽烈大胆又有一种征服欲。高加林的确与她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他们有相同的知识背景，又有许多感兴趣的话题，当他们俩口若悬河、侃侃而谈时，高加林已经进入了一种艰难的选择之中。当高加林隐隐地有了这种想法时，他的念头很快便被另一种感情压下去了，他想起了巧珍那亲切可爱的脸庞，想起了巧珍那种无私而温柔的爱。当巧珍带着狗皮褥子来看他时，他的那种难以言说的复杂的感情一下子表现了出来。在经过反复考虑后，他接受了黄亚萍的爱，可同时意味着这种选择会无情地伤害巧珍，当他委婉地对巧珍表达了他的这种选择后，巧珍含泪接受了，但她却并没有过多地责怪高加林，反而更担心高加林以后的生活，劝他到外地多操心。但是泪水却在脸上刷刷地淌着。
      但是好梦难圆，高加林通过关系得到城内工作这件事终于被人告发了，他要面对的是重新回到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他的所有的理想和抱负如同过眼云烟难以挽留了。难以承受的是这份打击更难以面对的是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他本以为村里人都等着看他的笑话呢！可他万万没想到，当他灰头土脸地出现在家乡人面前的时候，家乡人给他的是各种安慰的话语，他感动的不知说什么了，只是拿出他随身带着的烟散给乡亲们。而此时他也得知巧珍已嫁作他人妇，即便如此，她依然去求她姐姐的公公，村支书——高明楼，求他给高加林安排去教学，因为据说家乡的那所学校因为学生增多要新添一个老师，德顺爷爷感慨地说道：“多好的娃娃啊！”此时的高加林已经泣不成声，趴在热情的乡土上大声痛苦......）他褪去了骄傲，认清了现实，接受了德顺爷爷的一翻话，而后懊悔的扑倒在了地上。

      4302.《人生》创作历程
      真正奠定路遥创作基础的作品是《人生》。当路遥年轻时不停地奔波在城市与乡村时，他最为熟悉的生活即是“城市交叉地带”，充满生气和机遇的城市生活对于像他那样的身处封闭而又贫困的农村知识青年构成了一种双重的刺激，不论在物质还是在精神上。 路遥思考并理解了这一现象，在城市化的浪潮汹涌而来的种种冲击中，他提出了农村知识青年该如何做出选择。
      早在大学读书时，路遥阅读了大量的经典名著，并对新中国的文学成就进行了一翻巡视。他发现以前的小说带有某种脸谱化的倾向，正如儿童眼中将电影中的人物形象简单分为“好人”和“坏蛋“，而人的思想是复杂的、多变的，绝对不能将复杂的人性这样简单的划分，这种思考体现在《人生》的主人公高加林身上。

      4303.《人生》点评鉴赏
      路遥的追求与成功，他的忧思与矛盾，都同他的心理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他被称为“土著”作家，主要受到的是农民文化的影响，作为农民的儿子，他深深地爱着他的故乡，承袭和接受了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农民生活作为他取之不尽的源泉。但他又是一名“文明”的作家，他立意高远，广纳博取，时时瞻望世界文化，他喜欢《红楼梦》、鲁迅的作品，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肖洛霍夫的作品他更是百读不厌。各种报纸期刊他也经常翻阅，勤奋大量的阅读，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再参之以他独特的生活体验，使他的创作博大宏阔却又情深意长。
     《人生》没有《平凡的世界》篇幅长，矛盾冲突更加激烈，唯一觉得遗憾的是，路遥对于高加林在巧珍和黄亚萍之间选择的挣扎刻画的不够，他也许本来并不想让读者斥责痛恨高加林的，但是我的确对于他的见异思迁和爱慕虚荣感到有点愤怒。
      不过人生也的确是矛盾的，换做是其他任何人处在高加林当时的位置，也难免不做出相同的选择。如果不是后来的变故也许高加林和亚萍之间也的确比和他和巧珍能够更加和谐。
      巧珍很善良，有金子般的心，可是同样是金子，在乞丐面前绝对比在国王面前更耀眼，关键是看获得金子的人是贫穷还是富贵。
      抛开感情不谈，真正值得敬佩的是巧珍的坚强和豁达，即使在遭遇情感变故的时候并没有像一般女性一样任由自己软弱消沉，觅死觅活，反而是高加林在最后埋怨活着没有意思。
      巧珍没有文化而高加林是村里的才子，但是这种优劣的对比却在需要坚韧的意志力时候颠倒了，也许正是因为巧珍的没有文化，从小在乡野山间长大才让她对于世事无常的得意失意没有过多计较和苛求，往往是一些自命不凡，自负清高的文化人才对于生活百般挑剔。
      对于繁华未知的大城市，高加林的憧憬和向往是可以理解，无可指责的，实际上他缺乏的是自己对于自己选择负责的勇气，放弃巧珍的同时是告别粗俗底下的农民生活，接受亚萍意味着对于事业和未来的开阔前景，我们并不应该苛责哪个是正确哪个是错误。而要看一个人自身的个性会让他作出怎么样的选择，高加林如果留下和巧珍一同生活也绝对不是他躁动的个性所能安于接受的。他只是缺乏了对于突如其来的变故的应变能力和敢于承担后果的决心。
      人生，其实无非是矛盾与选择的综合体，无关对错，仅仅在于我们能否有勇气在矛盾中作出选择并勇敢承担一切后果。路遥的这个故事没有时间空间的局限性，他仅仅是纷繁复杂的人生游戏在某个人某个地方的缩影。我认为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我已经能够完全领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