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小常识

      3962.廖沫沙养生之道
      廖沫沙老人在迈过人生的第83个春秋之后，于1990年12月逝世。1988年元月16日，廖老81岁寿辰，在湖南同乡向他祝寿时，介绍了自己的养生之道。
      廖沫沙曾是冤案“三家村”的成员之一，几乎人人皆知。其他两个成员邓拓、吴晗已在“文革”中先后罹难。因此，他的养生之道是从当时批判“三家村”那场劫难讲起的。“我的养生之道的第一点就是凡事不着急，遇事想得开，有点阿Q精神。”在十年浩劫中，廖老常“自嘲”解闷：“我本是一个小人物，林彪、‘四人帮’那么一搞，竟使我‘举世闻名’了。”
      一次他和吴晗一起被揪到某矿区批斗，他看到吴啥愁眉苦脸，低垂着头。为解两人的烦恼，他低声对吴啥说：“咱们现在成了‘名角’了，当年北京‘四大名旦’出场，还没看我们‘唱戏’的人多咧。”吴晗高兴起来，问：“那我们唱什么戏呢?”廖老说：“我们唱的是《五斗米折腰》。”本是历史学家的吴晗当然知道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两人会心地笑了。批斗会结束后，廖老提出要吃了饭才回去，还风趣地说：“不让我们吃饱饭，你们就没有‘活靶子’了。”在回程的火车上，廖老在默想中作成《嘲吴晗并自嘲》的诗：“书生自喜投文网，高士于今爱折腰。扭臂栽头喷气舞，满场争看头风骚。”
      以后他在江西芳山林场劳动时，常自我排忧，冬天偶然买到点柑橘，他即用手指或用一根大头针，把橘皮柑皮刻成一朵朵橘花柑花，放在桌上以供欣赏。面对这些别具一格的“工艺品”，他还作诗一首：“一株清翠赠湘云，力畹贞风寄素心。不畏严寒和酷暑，幽岩之下度黄昏。”养成了冷静沉着、胸怀宽广的性格，这正是他养生保健的基础。
      廖老养生之道的第二点是坚持有益的生活习惯，从抗战时期到解放后进北京城，他都坚持早睡早起。每天早晨五点半起床，即在床上从头顶至脚心进行按摩，再穿衣，上厕，洗漱，喝一杯凉开水。天暖时每天都要跑步，入冬后，是打开门窗，在书房里锻炼。锻炼的程序是：抡胳膊，甩腿，将腿架在书桌上压压。随后揉腹部，上下左右，顺时针，逆时针，做180下，边揉边做深呼吸，廖老说，揉腹可使六气补于合谷，能镇痛通络，祛病延年。
      老的早点是一个鸡蛋、一杯牛奶、一碗玉米粥。午饭后，廖老按例睡上一觉，晚上用温水擦洗全身，晚上11时准时睡觉。据廖老夫人说，这种有规律的生活和饮食习惯，廖老一直坚持到走完一生最后的旅程。

      3963.廖沫沙人物轶事
      廖沫沙不仅是一位老革命家，而且还是著名的杂文作家。他一生与“书”打交道，廖老曾说“书是老师，是朋友。一个刻苦奋进、顽强求知的年轻人，如果与书结成血肉般的联系，就会变得聪明、博学、有道德、有修养。随着知识的积累，视野的开阔，越学越想学，各方面的知识便相互补充，不可穷尽”。
      这确是廖老积一生实践的经验之谈。他从小酷爱读书，尤其喜欢文学书籍。从小学三年级起，就开始读《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中国古典小说，并读了冰心、茅盾、郑振铎等人创作或编写的大量作品和书刊，以及许多外国作品。1927年，廖老从长沙师范毕业，辗转到上海当了一年大学旁听生，从此踏上了自学道路。这期间，他与同学合租一间破旧的房子，白天去图书馆读书，晚上在“斗室”整理笔记练习写作。
      读了鲁迅先生的杂文后，廖老萌生了对杂文的兴趣，以后便开始在《自由谈》上发表杂文。由于杂文之“杂”，要求作者有广泛的知识面，他的读书从此突破了文学的界限，进入到天文、地理、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廖老自1932年起先后在《云中日报》《抗战日报》《救亡报》《新华日报》等新闻机构做编辑，工作要求于他的不仅是敏捷的才思，还要有广博的知识。抗战爆发后，报上的战况报道剧增，廖老便埋下头来学军事，从中国古代的兵书《孙子兵法》，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军事著作，到德国军事家克芬维茨的《战争论》、鲁登道夫的《全民战争》，他了解和懂得了许多军事学中的名词、术语，并很快运用这些概念和理论来分析、综合战争形势，探索战争发展规律，为自己的学习和工作开辟了新途径。
      廖老曾深有感触地说：“学习要勤奋，贵以恒。任何一门知识都是无限的，人不可能在有限的生命内达到路路通。”

      3964.廖沫沙人物寓所
      东四四条属东城区东四地区，是东四北大街路东从南往北数的第四条胡同，自西向东沟通东四北大街与朝阳门南小街，全长500多米，南侧有支巷通东四三条，北侧有两条支巷通东四五条。
      明代，称“东四牌楼四条胡同”，简称“四条胡同”，因排列顺序得名，即：东四牌楼北面路东的第四条胡同。“东四牌楼”系指明代在朝阳门内大街与崇文门内大街交会处的十字路口，建有四座四柱三楼式的跨街木质牌楼，南、北路口的两座牌楼额书“大市街”，东边路口的牌楼额书“履仁”，西边路口的牌楼额书“行义”。此地遂称“四牌楼”。又因宣武门内大街与阜成门内大街交会处的十字路口亦建有四座牌楼，为了便于区分，彼“四牌楼”称“西四牌楼”，简称“西四”；此“四牌楼”称“东四牌楼”，简称“东四”。建于明代的东四牌楼在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的火灾中被毁，后复建；1954年，因拓宽道路将“东四牌楼”拆除。
      1949年，“四条胡同”改称“东四四条”；1965年整顿地名时，将“东水车胡同”和“西水车胡同”并入；“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称“红日路四条”，后复称“东四四条”。
      东四四条85号在胡同西段北侧，是一座坐北朝南的东、西两路四进宅院，院门虽为如意门，但高大精致，院内房屋也颇为讲究，且东、西两路之间有长廊作为分隔与联系，东路二、三进院落有回廊环绕。据此分析，此宅应为清代所建，其主人虽非高官显贵，但家境殷实。如果说皇城以西近山临水是致仕高官择居之地，皇城以东有“大市街”乃富商巨贾置业之区，并由此衍生的“东富西贵”之说成立的话，那么，此宅便可作为一个佐证。
      东四四条85号现为民居。廖沫沙先生在此居住过。

      3965.《三家村札记》
     《三家村札记》，是1961年9月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为“丰富刊物内容”、“活跃气氛”、“提高质量”而开辟的一个专栏。其“三家村”一词出自苏东坡《用旧韵送鲁元翰知洛州》一诗，其本意为偏僻的小山村，虽是自谦之词，但亦有《汉书.艺文志》所言的“一言可采···不废刍言狂夫之议”。不想文革初被姚文元、关锋等人批判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成为“文革”序幕中的标志性事件。文革结束后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杂文集《三家村札记》。

       3966.《三家村札记》基本简介
     “三家村札记”是1961年9月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为「丰富刊物内容」、「活跃气氛」、「提高质量」而开辟的一个专栏。文革初被姚文元、关锋等人批判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成为“文革”序幕中的标志性事件。文革结束后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杂文集《三家村札记》。收杂文_六十五篇。
     《三家村札记》介绍古人读书治学、作事做人、从政打仗等方面的历史知识，以针砭现实生活中的弊病，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文章短小精悍，深入浅出，富于启迪性，对当时一些“左”的错误和不良作风有所批评和讽刺，深受读者欢迎。

      3967.《三家村札记》文革批判
      1966年5月《三家村札记》遭到批判，被姚文元、关锋等人批判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又称该专栏是“有指挥、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为复辟资本主义、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作舆论准备的”。一般人认为，他们的真实动机意在指向这三人身后的北京市党政系统。
      1966年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同康生等人谈话中点名批评了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的《燕山夜话》，于是《北京日报》被迫对“三家村”进行批判。1966年4月16日，《北京日报》以三个版的篇幅，发表了一批判《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的文章。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诬蔑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号召要“彻底挖掉‘三家村’的根子，彻底肃清‘三家村’的流毒”。一时间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围攻、声讨“三家村”的浪潮，成为“文革”序幕中的标志性事件。
      文革结束后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杂文集《三家村札记》 。收杂文六十五篇。

      3968.《三家村札记》主要作者
     《三家村札记》作者邓拓、吴晗、廖沫沙。该专栏邀请邓拓、吴晗、廖沫沙合写，三人其时皆为北京政府各机构官员。他们约定，文章以一千字左右为限，每期刊登一篇，三人轮流写稿。作者由三人取一个共同的笔名：吴晗出“吴”字，邓拓出“南”字（笔名“马南邨”），廖沫沙出“星”（笔名“繁星”），合称“吴南星”。从1961年10月到1964年7月，《三家村札记》共发表了60多篇文章。

      3969.《三家村札记》序言
     《三家村札记》，被林彪、"四人帮"诬为毒草，打入十八层地狱，已经十多个年头。今天，它又重新回到人间，显示出它的倔强的生命，决不是几个流氓痞子的谎言咒语能将它绞杀的。
      现在，这本书摆在我们面前，每一个有头脑的心地正常的读者都可以看到：这里面无非是三位作者用杂文的形式，介绍了一些古人读书、治学、做事做人、从政打仗等各方面的经验得失；针砭了现实生活中一些不良倾向和作风；赞扬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新人新事；还介绍了一些可供借鉴的各种知识……这样的书，虽然不是巨火熊焰，却有着智慧的闪光，能帮助读者开扩眼界，增长知识，提高识别事物的能力。一句话，使人变得聪明一些而已。但正因此就触怒了黑暗和愚昧的制造者们，他们动员了自己的一伙，施用栽赃、歪曲、断章取义、指白为黑等手法来围攻这本书，而姚文元则集一切鬼蜮伎俩之大成。只有最卑鄙最无耻的文痞恶棍，才有本事把一些毫不相关的东西生拉硬扯在一起，穿凿附会地给这本书扣上那么多莫须有的罪名。从围剿《海瑞罢官》和"三家村"开始，黑暗就笼罩了整个文坛，林彪、"四人帮"制造的文字狱遍于国中，正直的作家和进步的作品几乎无一幸免地被打进了他们张设的网罗。
      古人有言：尧舜无权，管不了三户人；桀纣有权，却可以乱天下。林彪、"四人帮"是深得此中三昧的，所以，他们拚命地抓权。他们做梦也喊着：权、权、权，有了权就有一切!围攻《海瑞罢官》和围攻"三家村"，正是这伙野心家整个篡党夺权计划中的一个重要步骤，听听姚文元是怎么叫喊的："不管是'大师'，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多少人吹捧，全部揭露出来，批判他们，踏倒他们"，还要挖出什么"最深的根子"。他们的矛头指向什么人，不是很清楚吗?他们的气焰何等嚣张啊!从此以后，林彪、"四人帮"就展开了全面夺权的疯狂活动，真正大乱了天下，把我们的国家拖到几乎毁灭的边缘。
      但是，这些人被野心弄昏了头脑，他们竟不知道权能夺得，也能失掉。要不然，一切专制王朝真可以万世长存，桀纣就用不着"出奔"和"自焚"了；人类社会也永远不会前进了。曾几何时，那些曾在他们制造的黑暗里发出狂笑的鬼蜮们，或者折戟沉沙，或者死有遗臭，或者只落得向隅而泣。这是人民和历史给予他们的应得的"报应"。而被他们打下地狱的《三家村札记》却终于复活，并将长期存在下去，因为它不仅对当时有益处，对今天有益处，对将来也还有益处，为千千万万读者所需要。
     《三家村札记》的三位作者，都是我所认识和尊敬的。他们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他们的功绩是抹煞不了的。在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下，邓拓、吴晗同志早已饮恨死去，剩下廖沫沙同志也受到严重的摧残，我永远不能忘记，在一九六六年五月的一次会上，宣布邓拓同志的死耗时我心头感到的伤痛，而林彪、陈伯达和那个"顾问"脸上，却露出了冷酷的狞笑。解放以前，我和沫沙同志曾在重庆、香港等地一起工作过，在十分艰难的生活中，他的虽遭严酷打击而坚韧不拔的精神，谁也不能不感动。前几年，我们被"四人帮"放逐到一个地方，相距咫尺，却无法见面，只能在心里暗祝他身体健康。感谢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我们才有可能活着重逢。令人高兴的，是他刚毅倔强的性格依然如昔。我们相约：要追回被"四人帮"糟踏的光阴，更加勤奋地工作，以报答党和人民对我们的关怀和期望。当然，这也是对"四人帮"的一种报复。
     （原载《作品》1979年第4期）《三家村札记》序。

      3970.《寂寞的十七岁》
      家境优渥的17岁高中女生唐丹美品学兼优，是父母老师眼中的乖乖女，但她对终日呆在家里啃书本的生活早已厌烦透顶，渴望能像姐姐唐丹萍一样随父母出入社交场合。此外，爱情的种子也已在她心中萌芽，虽然明知表哥冯泽会是自己未来的姐夫，她仍止不住将他思念。
　　冯泽出国在即，丹美父亲为他设下的饯行晚宴上，被困在家中的丹美打来急电，要冯泽立刻见她。与此同时，冯泽接到旧情人林雪的威胁电话，匆忙驾车赶到林雪家中，两人发生争执，林雪失手打伤冯泽头部，一时血流如注，冯泽独自奔赴医院的路上不幸身亡。丹美听闻噩耗，以为错在自己，自责一日重比一日，精神终至恍惚。林雪亦开始自我折磨。

      3971.《寂寞的十七岁》剧情
      品学兼优的高中女学生唐丹美生活在一个富裕的家庭里，但因父母经常外出，对她的成长漠不关心，使她感到空虚和寂寞。她暗恋着表哥冯泽，曾为他准备了一个“祝你永远幸福”的小信物，但却始终没有勇气送到他手里。冯泽出国前夕，丹美的父亲设宴为他饯行。席间，冯接到丹美的电话，要他立刻去接她。同时又接到旧情人林雪的电话，要他即刻与她会面。冯泽驾车到林雪家，两人发生争执，冯泽表明要与丹美的姐姐丹苹结婚，林雪一怒之下用器皿打破冯泽头部，血流如注，在赴医院途中，不幸车毁人亡。丹美以为表哥是应她的约而死，自责甚深，踽踽徘徊台北街头，甚至进教堂寻求救赎之道。最后终于患了精神分裂症，住院诊治。林雪也因内咎服毒，被送到同一家医院治疗。当丹美知道表哥之死并非她的过失后，经过一段疗养，逐渐恢复了健康。

      3972.《寂寞的十七岁》花絮
      影片是台湾文艺片大导演白景瑞在六十年代期间的代表作，影片虽说成本较小，却胜在清新的情节与朴实的气质，并糅合进了当时文艺作品中最为流行的三角恋情以及分分合合的繁复风波，较为迎合当年的商业氛围。由于唐宝云等偶像明星担纲主演，影片很快成为年轻人陆续追捧的青春文艺片典范。本片于1967年获第六届金马奖最佳导演奖、最佳彩色片摄影奖、最佳彩色美术设计奖（李季）、最佳剪辑奖（沈业康）、最佳录音奖（洪瑞庭）、最佳摄制技术特别奖，同年获第十四届亚洲影展最佳男主角奖（柯俊雄）等多项荣誉，可谓是在商业与艺术领域均获得了大满贯。

      3972.《寂寞的十七岁》作者
      白先勇（1937年7月11日－），回族，台湾当代著名作家，生于广西桂林。中国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之子。白先勇7岁时，经医诊断患有肺结核，不能就学。1956年在建国中学毕业，1965年，取得爱荷华大学硕士学位后，白先勇到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教授中国语文及文学，并从此在那里定居。他在1994年退休。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散文集《蓦然回首》，长篇小说《孽子》等。

3973.白先勇主要著作
《树犹如此－－纪念亡友王国祥君》－－一九九九年一月廿六日《联合报》
《夜曲》－－刊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一九七九年。
《孽子》－－长篇小说“孽子”开始连载于《现代文学》复刊号第一期，一九七七年。
《秋思》－－刊中国时报，一九七一年。
《国葬》－－刊现代文学第四十三期，一九七一年。
《花桥荣记》－－刊现代文学第四十二期，一九七○年。
《冬夜》－－刊现代文学第四十一期，一九七○年。
《孤恋花》－－刊现代文学第四十期，一九七○年。
《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刊现代文学第三十八期，一九六九年。
《思旧赋》－－刊现代文学第三十七期，一九六九年。
《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刊现代文学第三十六期，一九六九年。
《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刊现代文学第三十四期，一九六八年。
《梁父吟》－－刊现代文学第三十三期，一九六七年。
《岁除》－－刊现代文学第三十二期，一九六七年。
《游园惊梦》－－刊现代文学第三十期，一九六六年。
《一把青》－－刊现代文学第二十九期，一九六六年。
《谪仙记》－－“纽约客”首篇，刊现代文学第二十五期。
《火岛之行》－－刊现代文学第二十三期，一九六五年。
《永远的尹雪艳》－－“台北人”首篇，刊现代文学第二十四期，一九六五年。
《安乐乡的一日》－－刊现代文学第二十二期，一九六四年。
《香港:一九六〇》－－刊现代文学第二十一期，一九六四年。
《上摩天楼去》－－刊现代文学第二十期，一九六四年。
《芝加哥之死》－－刊现代文学第十九期，一九六四年。
《那晚的月光》－－又名“毕业”，刊现代文学第十二期，一九六二年。
《寂寞的十七岁》－－刊现代文学第十一期，一九六一年。
《藏在裤袋里的手》－－刊现代文学第八期，一九六一年。
《青春》－－刊现代文学第七期，一九六一年。
《小阳春》－－刊现代文学第六期，一九六一年。
《黑虹》－－刊现代文学第二期，一九六○年。
《玉卿嫂》－－刊现代文学第一期，一九六○年。
《月梦》－－刊现代文学第一期，一九六○年。
《闷雷》－－刊笔汇革新号一卷六期，一九五九年。
《骨灰》－－收录于《纽约客》。
《等》
《谪仙怨》－－收录于《纽约客》。
《我们看菊花去》
《Danny Boy》──收录于《纽约客》
《tea of two》──收录于《纽约客》

3974.白先勇编著主编的昆曲推广读物
《白先勇说昆曲》（2004年）《姹紫嫣红牡丹亭：四百年青春之梦》（2004年）《牡丹还魂》（2004年）《姹紫嫣红开遍：青春版牡丹亭巡演纪实》（2005年）《曲高和众：青春版牡丹亭的文化现象》（2005年）《色胆包天玉簪记：琴曲书画昆曲新美学》（2009年）
2.2 昆曲大型舞台公演制作
《青春版牡丹亭》（2004年4月29日世界首演，台湾公视录制全程实况多次转播，巡回公演已超过200场，涵盖英国、美国等全球多国）《新版玉簪记》（2008年11月8日世界首演）《昆曲走进校园2009台湾行》（《西厢记》、《烂柯山》、《长生殿》、新版《玉簪记》2009年台湾首演）   
2.3 出版履历
2011年，《Tea for two（白先勇小说卷）》，作家出版社。《姹紫嫣红开遍（白先勇散文卷）》，作家出版社。
2008年，《白先勇作品集》，天下文化出版。全套12大册，随书附《青春版牡丹亭－牡丹一百DVD》。
2008年，《白先勇书话》，隐地编，尔雅出版。
2007年七月二十日，《纽约客》在台湾出版。
2004年，《说昆曲》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2004年，《姹紫嫣红牡丹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2002年，《树犹如此》由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出版。
2001年，《台北人》出版30周年纪念典藏版。
1995年，《第六只手指》。尔雅出版。
1984年，《明星咖啡馆》散文集出版。
1983年，出版长篇小说《孽子》。
1982年，《白先勇短篇小说选》出版。
1980年，《白先勇小说选》出版。
1978年，《蓦然回首》散文集出版。
1976年，出版《寂寞的十七岁》小说集。
1971年，作品开始被译成英文（第一篇为《谪仙记》），其作品陆续被译成英文、韩文、德文等语言。同年，出版《台北人》短篇小说集。
1968年，出版《游园惊梦》短篇小说集。《台北人》小说集。
1967年，出版《谪仙记》，短篇小说集。文星书店。文星丛刊。

      3975.白先勇相关经历
     白先勇生于中国广西桂林，父亲白崇禧是中国国民党桂系将领，母亲名马佩璋；白先勇排第八，另有九名兄弟姊妹（只五人还在生），电台名人白韵琴则为他的堂妹，而家族大多仍居住在台湾。白先勇7岁时，经医诊断患有肺结核，不能就学，因此他的童年时间多半独自度过。抗日战争时他与家人到过重庆，上海和南京，后来于1948年迁居香港，就读于喇沙书院。不久之后在1952年移居台湾。
      1956年在建国中学毕业后，由于他梦想参与兴建三峡大坝工程，以第一志愿考取台湾省立成功大学（今“国立”成功大学）水利工程学系。翌年发现兴趣不合，转学“国立”台湾大学外国文学系，改读英国文学。1958年，他在《文学杂志》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金大奶奶》。两年后，他与台大的同学欧阳子，陈若曦，王文兴等共同创办了《现代文学》杂志，并在此发表了《月梦》、《玉卿嫂》、《毕业》等小说多篇。
      1962年，白先勇的母亲马佩璋去世。据他自传文章《蓦然回首》提及，“母亲下葬后，按回教仪式我走了四十天的坟，第四十一天，便出国飞美了。”母亲去世后，他飞往美国爱荷华大学的爱阿华作家工作室(Iowa Writer's Workshop)学习文学理论和创作研究，当时父亲白崇禧也来送行，也是白与父亲最后一次会面。
关于母亲的去世，他感受到“母亲一向为白马两家支柱，遽然长逝，两家人同感天崩地裂，栋毁梁摧。
      出殡那天，入土一刻，我觉得埋葬的不是母亲的遗体，也是我自己生命一部份”《蓦然回首》，以致初到美国时，无法下笔写作。直至同年圣诞节于芝加哥度假，心里感触良多，因而再次执笔，写成《芝加哥之死》，于1964年发表。论者以为，这是他的转型之作。夏志清称此文“在文体上表现的是两年中潜心修读西洋小说后的惊人进步”，而“象征方法的运用，和主题命意的扩大，表示白先勇已进入了新的成熟境界”。
      1965年，取得爱荷华大学硕士学位后，白先勇到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教授中国语文及文学，并从此在那里定居。他在1994年退休。1999年11月1日发表《养虎贻患-父亲的憾恨（一九四六年春夏间国共第一次“四平街会战”之前因后果及其重大影响》）（台北《当代》第147期）一文，为父亲白崇禧立传。今天白先勇的家族大多居住在台湾。
      白先勇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散文集《蓦然回首》，长篇小说《孽子》等。白先勇吸收了西洋现代文学的写作技巧，融合到中国传统的表现方式之中，描写新旧交替时代人物的故事和生活，富于历史兴衰和人世沧桑感。
      2004年，由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一部作品集《青春·念想－－白先勇自选集》，以及新作《姹紫嫣红牡丹亭》。白先勇喜爱中国地方戏曲昆曲如《牡丹亭》，对于其保存及传承，亦不遗余力。

      3976.白先勇创作经历
      贯通中西
      白先勇从小就喜爱中国的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阅读了大量的中国民间故事和古典作品。如《薛仁贵征东》、《樊梨花征西》、《说唐》、《蜀山剑侠传》、《啼笑姻缘》；巴金的《家》、《春》、《秋》；《三国》、《水浒》、《西游记》，特别是《红楼梦》，都是他所喜爱熟读的作品。在大学时代，由于受西方现代文学思潮的影响，白先勇开始阅读和介绍西方现代派作家的作品，在创作上也开始模仿西方文学。但是毕业后入美国爱荷华创作班学习班，作者又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对中国民间故事和中国古典文学的喜爱，使他具有比较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学的素养，这就是为什么自先勇长期生活在台湾和美国，沐浴在欧风美雨之中，而他的大部分作品却仍能保持着比较鲜明的民族风格的原因。白先勇从小热爱祖国的锦绣山河，对祖国和民族有较深厚的感情。
      巴蜀情结
      作者少年时代曾在天府之国的重庆生活，当他回忆起幼年时见到的巴山蜀水时，至今还非常神往。高中毕业时，由于热爱祖国的锦绣山河，白先勇放弃了保送台大的有利条件，入了台湾水利学院。后因发现自己对水利没有兴趣，才转入台大外文系。他对祖国大陆的印象极其深刻。非常怀念。他所日夜思念的所谓总合性的“家”不是别的，就是自己的“祖国”，自己的“民族”。正是这种对民族和祖国的深沉感情，使这位远离祖国的游子在作品中散发出漠漠的“乡愁”。
      同情底层劳动者
      白先勇虽然生长于官宦之家，生活条件比一般人优越，但他从小对他所接触到的下层劳动者，却颇为同情。作者在《孤恋花》、《金大班的最后一夜》、《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中充满同情地描写出了娟娟、朱凤、王华这一类下层人物的形象和他们的悲惨命运，当然不是偶然的。他对自己的家庭身世感慨颇多。据作者自己说，1963年出国前夕，母亲去世，等到学成归来，“父亲先已归真”。这件事情对他的心灵震撼较大。作者曾写道：“别人出国留学，大概不免满怀兴奋，我却没有。我，只感到心慌意乱，四顾茫然。头一年在美国，心境是苍凉的”，“我到美国后，第一次深深感到国破家亡的访惶。”这些思想情绪都是相当消极的，后来作者写的《芝加哥之死》、《谪仙记》中的吴汉魂、李彤等一个个投水自杀，大概与作者这一时期的悲凉心境不无关系。白先勇于50年代末期开始从事创作活动。从1958年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金大奶奶》，到1979年8月在香港《八方》文艺丛刊发表《夜曲》为止，共发表了30多个短篇小说。1960年，他在台湾与欧阳子、王文兴等人共同创办了《现代文学》杂志，他的大部分作品都先在这个杂志发表，然后陆续汇编成《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谪仙记》等几个短篇小说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孽子》，从1977年开始在《现代文学》上连载，今年3月，已由台湾远景出版社结集出版。这些作品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早期作品，主要是描写作者少年时代所接触的生活，或模拟西洋文学的作品，如《寂寞的十七岁》中的大部分作品；二是描写台湾上层社会生活的作品，如《台北人》；三是描写旅美知识分子生活的作品，如《纽约客》；四是描写台湾下层人物的作品，如长篇小说《孽子》。
      小说分期
      白先勇的小说可分为前期和后期。一般以1964年在美国发表的《芝加哥之死》为界线，在这篇小说之前所有在台湾写的小说称为前期作品，在这之后所有在美国写的小说称为后期作品。前期作品，受西方文学影响较重，较多个人色彩和幻想成份，思想上和艺术上尚未成熟。后期作品，继承中国民族文学传统较多，将传统熔入现代，作品的现实性和历史感较强，艺术上也日臻成熟。白先勇是台湾现代派中现实主义精神较强的作家。他曾生活在中国大陆、台湾和美国等几个不同的时代和社会环境，这给他的思想和创作带来深刻的影响。他的少年时代是在国民党的官僚家庭度过的，先辈们的“显赫”和上流社会的“气派”，在他童年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台湾后，又目睹了国民党旧官僚的没落，以及许多离乡背井、流落台湾的下层人民的痛苦挣扎，他们的思乡和怀旧情绪，都影响著作者；在美国，旅美中国人对美国物质文明的向往和对西方文化腐朽一面的厌恶，对祖国文化传统的执着和飘泊海外而无根的痛苦感觉，同时涌入他的心胸。这些丰富的生活内容和复杂的思想感情，在他的作品中都得到不同程度的真实的反映。
      情系昆曲
      一种集合歌、舞、诗、戏的精致优美表演形式，一种抒情、写意、象征、诗化的艺术，一出爱得死去活来的爱情悲喜剧，白先勇先生集合两岸三地一流的创意设计家，联手打造文化工程青春版《牡丹亭》先后在台湾、香港和苏州、北京、上海等地上演，场场爆满，而且吸引了许多年轻人，被称为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盛事。
     《牡丹亭》上承“西厢”，下启“红楼”，是中国浪漫文学传统中一座巍巍高峰。其以曲调优雅，唱腔悠扬，唱词华丽，四百年来一直是昆曲传统经典曲目。《牡丹亭》的火热、使久已低迷的昆曲舞台骤然升温,这和白先勇的努力密不可分。曾笑称自己是昆曲义工的白先勇，为了昆曲的发展，为了让更多的人欣赏昆曲的魅力，不惜暂停自己的本行，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精心打造《牡丹亭》，并在校园进行公益演出，为昆曲争取了更多的年轻观众，这是昆曲艺术存续的肥沃土壤。白先勇说，"希望看过这些（昆曲）的年轻人，在他们心中播下那么一个种子，有一天他们可能也来制作昆曲，也成为昆曲的推广人，或者是至少成为昆曲的忠实观众"。
      白先勇于1961年大学毕业，1963年赴美国，到衣阿华大学作家工作室研究创作，1965年获硕士学位后旅居美国，任教于加州大学。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散文集《蓦然回首》，长篇小说《孽子》等。白先勇吸收了西洋现代文学的写作技巧，融合到中国传统的表现方式之中，描写新旧交替时代人物的故事和生活，富于历史兴衰和人世沧桑感。
      自小与昆剧结下不解缘，其小说《游园惊梦》即受昆剧《牡丹亭》启发。他对昆剧艺术一往情深，作了二十年推广昆剧的'义工'。近年更热心向年轻一代介绍昆剧，经常在港、台地区与昆剧艺术家合作，做公开演讲。制作青春版《牡丹亭》是他多年的梦想，这个梦想终于在2004年得以实现。
      桂林情节
      白先勇不建党的经历和不同于常人的情感世界，铸就了他特殊的性格。懂得中国当代文学概况的人，一定会懂得白先勇在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对台湾当代文学中的地位。而白先勇的文学作品，白先勇的兴趣爱好，甚至白先勇的语言和思维，都离不开桂林这块生他养他的山水宝地，离不开勤劳智慧的桂林人。白先勇的一生，有一个永远也解不开的情绪：那便是对桂林故土的眷恋。
      其实，他在桂林只生活了7年，12岁时去了台湾，25岁远赴美国，但一口桂林话却说得十分正宗。白先勇在他的小说中，运用了许多桂林方言。例如“蚂捞车”、“鸡猫鬼叫”等等，桂林方言在他的怀旧小说中灵活而恰到好处的运用，使作品增添了一层独特的色彩。老桂林也许会有一个感觉，"金大奶奶"这个题目，本身就极富桂林味。当然，《金大奶奶》中不乏白先勇童年听来的故事，那些人物生活的背景，有桂林的影子。
      白先勇不仅能说一口正宗流利的桂林话，还酷爱桂林米粉。据白先勇说，他父亲白崇禧以前打仗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喊隔壁婶娘过来熬卤水做冒热米粉吃。白家四十年代末在南京、上海生活，还常常请人做桂林米粉吃，后来到了台北，很少能吃到桂林米粉，白先勇很是怀念这种特殊的地方风味。在他的名篇《花桥荣记》中，就津津有味地讲起桂林米粉的故事。1993年9月，白先勇回桂林时住在榕湖饭店，见餐厅服务员就问“有没有桂林冒热米粉？”当服务员回答有时，他便啧啧嘴，大喊“先来两碗”。白先勇对笔者说，桂林米粉可谓“天下第一味”，好吃得不得了。
2000年元月，白先勇再次回到桂林时，与上次回桂林一样，白先勇一进饭店便问“有没有桂林米粉”，得到肯定回答后又连来两碗，还直说，多来些芫荽、酥豆，好吃好吃！白先勇吃米粉，那动作也是"训之有素"的。尽管米粉堆得高，那双筷子可以上下自如地在碗里打翻而不让佐料掉出来。这大概是桂林人的饮食本事。除了桂话桂林米粉，白先勇十分喜欢桂林的传统艺术桂剧。在7岁离开桂林前的日子里，白先勇常在母亲的怀里抱着看桂剧，所以即使是57岁回桂林时，白先勇仍然对桂剧如此钟情神往。
      推广昆曲
      白先勇幼年时与家人在上海听了梅兰芳复出演唱的昆曲《游园惊梦》（俞振飞、言慧珠等合演），21世纪在全世界做了大量工作推广昆曲，自许为昆曲义工。

      3977.白先勇人物评价
      旅美学人夏志清教授曾说：“旅美的作家中，最有毅力，潜心自己艺术进步，想为当今文坛留下几篇值得给后世朗诵的作品的，有两位：于梨华和白先勇。”他甚至赞誉白氏为“当代中国短篇小说家中的奇才，五四以来，艺术成就上能与他匹敌的，从鲁迅到张爱玲，五六人而已。”也因如此，白先勇2008年获聘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文学院荣誉院长职务。
欧阳子认为，“白先勇才气纵横，不甘受拘；他尝试过各种不同样式的小说，处理过各种不同类式的题材。而难得的是，他不仅尝试写，而且写出来的作品，差不多都非常成功。白先勇讲述故事的方式很多。他的小说情节，有从人物对话中引出的《我们看菊花去》，有以传统直叙法讲述的《玉卿嫂》，有以简单的倒叙法 (flashback)叙说的《寂寞的十七岁》，有用复杂的“意识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 )表白的《香港－－一九六0》，更有用“直叙”与“意识流”两法交插并用以显示给读者的《游园惊梦》。他的人物对话，一如日常讲话，非常自然。除此之外，他也能用色调浓厚，一如油画的文字，《香港－－一九六零》便是个好例子。而在《玉卿嫂》里，他采用广西桂林地区的口语，使该篇小说染上很浓的地方色彩。他的头几篇小说，即他在台湾时写的作品，文字比较简易朴素。从第五篇《上摩天楼去》起，他开始非常注重文字的效果，常藉着文句适当的选择与排列，配合各种恰当‘象征’（symbolism）的运用，而将各种各样的‘印象’（impressions），很有效地传达给了读者。”

      3978.白先勇同性恋
      白先勇曾在香港公开表示自己为同性恋者，但在台湾公开场合极少提及自己的性倾向。白先勇曾说，他相信乃父知道其同性恋倾向，但并没有真正和他谈论过此事。
      白先勇唯一的长篇小说《孽子》（1983年）除骨肉亲情外，书中对于台北部分男同性恋社群的次文化，以及同性性交易等情节不避讳的描写，格外引人注意。《孽子》以一名因其同性性倾向遭乃父逐出家门的少男“李青”的视角，讲述一群以1970年代台北新公园为集散地，不为主流社会所接纳的男同性恋者的故事；而作者对于父子亲情的描写，亦为本书之主题。2003年，台湾公共电视台将其改编拍摄为同名电视剧，引起社会上各种关于同性恋议题的谈论。
      在2002年的《扬起彩虹旗》新书发表会上，台湾同性恋权益运动者陈俊志指责白先勇与舞蹈家林怀民对台湾同志运动没有尽心尽力。然而，关于出柜名人在同志权益运动中之社会义务，各方看法殊异。

      3979.白先勇个人信仰
      外界曾广泛流传白先勇信仰佛教，而2013年3月30日在西安签名售书时，白先勇公开称以前有关该信佛教是以讹传讹，自己并未抛弃伊斯兰教信仰，自己只是只是作为一名学者对佛教的一些常识尤其哲学常识予以了专门的学习和了解。
      问：您撰写父亲传记已经发表了三篇专文，如何以文学家进行历史功过评断？
      答：我父亲从参加辛亥革命、北伐、抗战、国共内战到台湾，与中华民国、国民党有长达半世纪的关系，在民国史扮演关键角色。台儿庄大捷让全国士气大振，我父亲发挥了广西将领作战的优良传统，八年抗战才能持续下去。
      父台儿庄大捷 抗战史仅三页
      台儿庄大捷等于是民族存亡的一仗，如果在美国、日本、欧洲，像这一仗有多少专书会出来？但到今天还没有一本台儿庄专书，实在不负责任。我看到国防部之前出的七百多页抗战史，台儿庄大概只有三页，难怪中共说国民党没有抗日、日本说没有南京屠杀，因为你连自己的历史你都不记录。我希望唤醒大家对历史的重视，一切政治因素应该撇掉，现在应该是写信史的时候。我不是军事史专家，只是参考父亲与李宗仁的回忆录，及听父亲口述，按理讲应该访问所有参与的人、收集所有资料，从台湾、大陆、日本各种角度好好写，国民党应该好好写一本民国史而不是党史，这是当务之急。
      问：父亲传记何时可以完成？最困难地方是什么？
      答：这个一直拖，因为我自己去做昆曲了，影响我的进度。而且我不是学历史的，对于历史宏观的因素，的确满困难的。我现在可能要以重点为主，我了解父亲非常在意的那些事情，我把这些事情写出来。
心脏病发猝死 驳斥下毒传闻
      问：白将军的死因众说纷云，还有一说是特工下毒，您会如何记述？
      答：传说很多，我们的判断，父亲的死因没有任何外在、急迫的原因，所以“特工说”、“下毒酒”等说法都是传闻，没人会那么笨的，除非那天有档案出来。我父亲有心脏病（编按：白家有此病史，白先勇也动过心脏手术），医生说父亲是心脏病猝发，这是最有可能的，否则想不出任何问题的。

      3980.《家变》
      小说《家变》以父与子两代人的冲突为主线，揭示了台湾小公务员的贫苦，以及在金钱观念、西化意识影响下，人们在精神生活及心理上的畸形发展。
     《家变》描写父子之间的矛盾、相克和冲突，在资本主义生活方式裡的家庭的瓦解…不过这篇小说带来的最大刺激，在于那“文学创新”。为了表现小说中设定的情况，反映那微妙的心理起伏，作者不惜用自创一体的文具，已完全否弃传统文字秩序的文字去描写。

      3981.《家变》作品特色
     《家变》的特色有三：文字的精确；笔触的细腻；细节抉择的妥恰。
     《家变》就是“真”。家庭中的四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全书的经纬。其结构建筑於两个不同时间的发展，一是用阿拉伯数字标明的过去时间，描述著范曄的成长，家庭的变迁，变迁中的家人之间的关系。这个发展其实是故事的主流。用英文字母标示的现在寻父经过，著墨不多，可说是副流。

      3982.《家变》内容概要
      故事是讲一个多风的下午，一位满面愁容的老人将一扇篱门轻轻掩上后，向篱后的屋宅投了最后一眼，便转身放步离去。他一直未再转头，直走到巷底后转弯不见。这个老人是范晔的父亲——范闽贤，因不堪自己一手养大的儿子在自己晚年时所加的诸般虐待而离家出走的。范晔在报上登了寻人广告，两年后他父亲仍没回来。故事情节在两条依年代顺序发展的平行线上进行：一条是现在，以英文字母分段，叙述父亲之离家出走，主人公范晔的寻父经过；一条是过去，以阿拉伯数字编排，叙述范晔的成长过程。在这两条以父亲出走为衔接点，分别在不同时空向前发展的平行线之间，不断出现的寻父启事有如诗歌中的重复句，作为连接两条叙述线的转折，推动了故事的进展。启事刊登的频繁性，也与主人公的心理状态密切相关。从以数字为序的情节线上，我们得知，父亲范闽贤原来是来自厦门的大陆去台人员。主人公范晔的祖父曾任清朝巡抚，叔祖是福建道台，外祖也做过广东知县，父亲还去法国留过学；他们是这代才从福州迁居到厦门的。主人公范晔的童年便是在厦门度过的。从学龄前的5岁写到上小学，也写尽了父母对他的钟爱。后来，他随父母和同父异母的哥哥渡海去了台湾。他们开始住在南部，但他父亲混得并不怎么好，于是又去台北找他的老首长谋差，于是他们全家又搬到了台北。他父亲在一个机关里当小职员。他原先任秘书，后却降为辅导，工资平空降低两百多元，所以他们的经济状况愈来愈差，入不敷出，靠借贷度日。
      他逐渐长大后，对自家家境的贫穷，很感到羞耻，他都不好意思请自己的朋友到家中来。即使他们来找他，他也都把他们阻拦在墙外谈话，不让他们进屋。他也憎恶他家周遭的环境，为此，他不肯去公用自来水龙头那里去给家中运水。他对自身贫穷的耻辱感还胜过于他对父母的孝心，宁可叫父母二老去运水。他最不能忍受的是他家用的是又脏又臭的公共厕所，以及他家没有浴室，只能在厨房用大盆洗澡，而且他的父母在冬季很少洗澡，也使他不堪忍受。一日，他的父亲兴奋地回来对家人说，他偶然见到一个大陆时期的老朋友陈伯启，陈伯启说他认识一个华侨，最近要来台湾做生意，要他在台湾当经理，目下他正寻觅人手帮忙，问他父亲愿不愿意帮他忙，每月薪金最少也有三千元。全家听了都十分高兴，尤其是范晔，他梦想从此就可以改变目前这种贫穷的家境。他为此骑车走在街上都心旷神怡，觉得天空比平常蓝，云朵也比平常更白。他甚至比他父亲还要急，每隔些时日便催他父亲去一次陈伯启处。但他父亲每次回来都有推词。有一天，他父亲突然接到一封素白丧帖。原来那陈伯启突然患心脏病逝世了。范晔的父亲去参加陈伯启的葬礼，还从微薄的薪金中拿出二百元作为奠金。经过这一次的波折起伏之后，范晔就改以卑夷的眼光去看他父亲。范晔的同父异母哥哥终于要结婚了。他回家来，要求父亲给他主持婚礼，因为女家不答应对方家长不同意的婚事。但是，父亲坚决不同意。哥哥宣称：父亲不同意，是因为对方是台湾本省人，曾经做过酒家女，云云。但哥哥指摘父亲偏狭的地域观念顽固、腐朽、荒谬，远不如对方台湾人；她做酒女完全是为了帮助生病的父亲，她不惜牺牲自己养活别人，比起他父亲滥意破坏儿子的终身幸福，也比不上她。父亲认为儿子是“反了”，哥哥抓起墙上挂的一把铁鎯头，挥划着说：“父都不贤，难怪子不孝嘞！”眼看一幕溅血弑父惨剧就要发生，在母亲高声喝喊之后，哥哥才把铁掷下，离开了家。事后，范晔对父亲说：“假定那时二哥要真地动手的话，那我就一定拿刀子刺了他。”范晔19岁时考取了大学的历史系。范晔蓦然发现他父亲原来是个个子奇矮的矮个子，并且他一生以来首次查觉他的父亲原来是个拐了只脚的残疾人。他惊讶于自己竟然这么久没有发现。他还发现他的两个双亲许多过失和缺点。他甚至怀疑过自己到底是不是他的父母生下的。因为许多人都说他长得不像他们。不久，他的父亲忽然被单位的某一个人告密了，那人控告他一年来虚报一名三轮车夫的名额，侵吞了这个三轮车夫的饷额。
      他父亲很不善于处理这件事。范晔出面帮助父亲处理，到头来还是被父亲搞砸了。父亲终于办理了退休手续，这对他们一家的经济影响很大。幸好范晔这时已经大学毕业，留校担任助教，业余还搞些翻译和写些稿，以贴补家用。自从父亲退休以后，父子更加多了在家相聚的时间，也因此使范晔更加看见他父亲的种种可恼、可憎、可恨复可笑的言谈举止。这时，范晔又发现父亲许多不可原谅的生活习惯，两代人的消费观念也相差甚远。范晔买来一台电扇，父亲却舍不得用，怕费电。他独自读书时，父亲经常发出各种声音侵害他。父亲还经常说谎，平日喜欢夸大，做势扮演的戏剧化。父子两人互相扭打成一团。父亲甚至亮出来雪亮的小刀，并掼过一只酒瓶，正好砸中击碎在他的脸上。父亲说：“我生了你，养了你，我就有权可以毁掉你。”警方闻讯赶来，警察没有发现什么，随即离去。范晔则抓起地上那把钢刀，向他父亲刺去。父亲沥血闯起来狂奔。一天晚上，在他和父亲争吵完了之后，却在日记上愤怒地写道：“家是什么？家大概是世界上最不合理的一种制度！它也是最最残忍，最不人道的一种组织！……为什么要有家庭制？这个制度最初到底是谁无端端发明出来的？……事实上如果我们开眼看一看人家其他的异种西方国家文明，看看其他的高等文明，就会知道根本就不认为什么‘孝’不‘孝’是重要的东西，在他们的观念里边好像完全历来就没有注意过是有这样的一个需要。”但是，每当宁静的夜晚，他有时又感到极度的懊悔，自己实实对不起父亲，他对待父亲未免太凶暴了一点。他反问自己：我自己真地不爱我的父亲吗？我其实是于心里面深深地爱着他的。
      如此想着时，他感到轻松，便会安详甘美地落入梦乡。这一天，父亲过生日，由于父亲在饭桌上有些不雅的表现，范晔便申斥父亲，甚而不顾母亲说情而喝令父亲不许吃饭：“你马上给我下去！”又有一次，他父亲给他一位侨居美国的远房姑姑偷偷写信诉苦，向人家要钱，那位几十年与他家没有联系的远房姑姑居然汇一笔钱来。范晔认为父亲犯了大错——给他家丢人了。于是，他严严地、重重地惩罚了父亲：禁闭三天。接着，父亲偶感风寒，病了几天。又过了没两天，父亲就神秘地，任谁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离开家门出走了。时间过去了两年，父亲仍然没有回来。 关于继续寻找父亲的安排和计划，范晔也几乎可以说都要忘记掉了。现在，家中只有母亲和他两个人生活在一起，仿佛比过去还要愉快一些。

      3983.《家变》作品鉴赏
      长篇小说《家变》，1972年在《中外文学》发表之后，因为它从内容到形式、情节结构，甚至语言文字，都是“离经叛道”的“异端”，在台湾文坛立即引起轰动，为这部作品，开了多次座谈会、发表过多篇文章进行讨论。本书主人公范晔和他父亲之间的问题，绝非恋母恨父的心理问题，也不是简单的“代沟”问题，而是真实地反映了60年代台湾社会处在转型期，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念，受到西方文化观念的冲击的一个缩影。旅居美国的一位台湾评论家认为：“《家变》是中国传统文化日渐崩溃的象征，礼运大同理想的破灭。‘固有文化’若能维系人心，就不可能有范晔式的家变出现。因为即使他对这位养育他长大成人的老人深恶痛绝，他也该想到这是他的父亲，五伦之一。……作者面对人心真相之勇气，为二十年来台湾文学之仅见。这种‘真相’，生活在我们这个仍在表面上讲究传统道德的社会的人，是不敢也不忍迫视的。台湾和香港相信有不少做儿子的，在他们的浮光掠影中，也许会有过范晔的想法，但未必敢有他的做法。……《家变》使我们害怕，不敢一读再读，理由可能是这本书揭发了不少做人儿子的连对自己也不敢承认的隐私。……《家变》的内容既是离经叛道，那么文字之乖异，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写喜剧有喜剧的文字，抒作者情有抒情的文字，讽刺小说有讽刺小说的文字。处理一个令人看了会感到不快的题材，因此他创造了一种与此配合得令人看了不起快感之文字。《家变》文字读来有点诘屈赘牙，如果我猜想得不错，可能是这个题目，连作者写起来都觉得有点寒心，因此嗫嚅起来。”（刘绍铭：《十年来台湾小说》）在台湾，有人说：“我认为《家变》在文字之创新，临即感之强劲，人情刻画之真实，细节抉择之精审，笔触之细腻含蓄等方面，使它成为中国近代小说少数的杰作之一。总而言之，最后一句话：《家变》，就是‘真’。”（颜元叔：《苦读细品谈《家变》）台湾另一位作家认为：“如果说读《家变》不习惯，这是很自然的现象。但是，读者应该试着去习惯王文兴，而不应该要求作者来习惯读者。”（朱西宁：在《家变》座谈会上的发言》）
      欧阳子在《论〈家变〉之结构形式与文字句法》中则说：“作者重组范晔童年时，很成功地钻入幼童之意识……逼真动人，使读者隐约忆起早已忘怀、但确曾有过的某些类似之童年经验。”台湾著名诗人罗门也说：“采取近乎电影的写实镜头，灵活，精致，而真挚，有时更美得迷人，且能引起那种潜向内心的感动……结构形态新颖，精巧，优美，《家变》确是一部对现代美学与现代精神有所探索与发现的小说。”（在《家变》座谈会上的发言）在同一个座谈会上，旅美的著名台湾小说家张系国说：“这一部小说在我自己感觉中有其象征的价值，写出年青一代对老一辈的心理变化，较同夹型的小说来得深刻得多”。海峡两岸的文学都是用汉语写作的中国文学。两岸作家在文学创作活动中，对汉语的运用能具有开拓性的创新，都是值得肯定和欢迎的。《家变》中对汉语语言文字的创造性的运用，应给予鼓励，也值得赞赏。

      3984.《家变》作者简介
      王文兴，福建省福州市人。1939年生。他入学较晚，一入学就是三年级。他从高中三年级开始写小说，他的第一篇小说，曾在亚洲杂志举办的学生组小说比赛中得到第三名。台北师大附中毕业后，考取台湾大学外文系。1960年和同班同学白先勇、欧阳子、陈若曦等人创办《现代文学》杂志。早期的《现代文学》编辑事务多由他负责。台湾大学毕业后，他去美国依阿华大学的作家工作室从事研究，并获硕士学位。
      返回台湾后，在台湾大学外文系任教授，并担任中文系的课程。他专心教书和写作，极少参加社会上的活动。但1978年台湾乡土文学大论战时，他却多次表态，对台湾的乡土文学持否定态度。他的作品不多，但大都以儿童或青少年为主人公或为背景，以儿童的悲伤和恐惧刻画人生。他的小说中表现得最沉着有力的主题是：命运。著有短篇小说集《龙天楼》、《玩具手枪》，长篇小说《家变》、《背梅的人》。

      3985.《家变》名家点评
     “我认为《家变》在文字之创新，临即感之强劲，人情刻划之真实，细节抉择之精审，笔触之细腻含蓄等方面，使它成为中国近代小说少数的杰作之一。总而言之。最后一句话：《家变》，就是《真》。”
      ——颜元叔“苦读细品谈《家变》”
     “为了参加这个座谈会，当然要重新看一遍（第三遍），重新挑一挑毛病啦！再仔细一读。还是很喜爱它，甚至于要我再读一遍依然兴致不衰。”
      ——林海音“《家变》座谈会”
     “如果说读《家变》不习惯，这是很自然的现象。但是，读者应该试着去习惯王文兴，而不应该要求王文兴来习惯读者。”
      ——朱西宁“《家变》座谈会”
     “王文兴重组范晔童年时，很成功地钻入幼童之意识……逼真动人，使读者隐约忆起早已忘怀，但确曾有过的某些类似之童年经验。”
      ——欧阳子“论《家变》之结构形式与文字句法”
     “采取近乎电影的写实镜头，灵活，精微，而真挚，有时更美得迷人．且能引起那种潜向内心的感动……结构形态新颖，精巧，优美……《家变》确是一部对现代美学与现代精神有所探索与发现的小说。”   
      ——罗门“《家变》座谈会”
     “这一部小说在我自己感觉中有其象征的价值，写出年青一代对老一辈的心理变化，较同类型的小说来得深刻得多。”
      ——张系国“《家变》座谈会”
     “我认为《家变》最成功的地方便是文字的应用……第一，作者更新了语言，恢复了已死的文字，使它产生新生命，进而充分发挥文字的力量；第二，他把中国象形文字的特性发扬光大，第三，为了求语言的精确性（主要是听觉上的），他创造了许多字词。”
      ——张汉良“浅谈《家变》的文字”

      3986.《家变》评价
      在台湾文学史上，王文兴的《家变》是一本非常具有争议性的长篇小说。王文兴从1966年开始写作《家变》，在1973年出版，发表后造成轩然大波。这是因为《家》从内容到形式、情节、结构，语言文字，在当时的台湾文坛都是创新的，甚至创新到被某些人认为是“离经叛道”的“异端”，为了这部作品，台湾文学界曾经开过多次座谈会，发表过多篇文章来讨论。
      作家张系国指出：“《家变》写出年轻一代对老一辈的心理变化，要比同类型的小说深刻得多。”台大外文系教授颜元叔则说：“《家变》在文字之创新，临即感之强劲，人情刻画之真实，细节抉择之精审，笔触之细腻含蓄等方面，使它成为中国近代小说少数的杰作之一。总而言之，最后一句话：《家变》，就是‘真’。”

      3987.《闲话王文兴》
      台湾名小说家王文兴去年得到的“花踪文学奖”，可谓是海外华人世界的最高文学荣誉。但王文兴的名声在香港和中国大陆并不响，为什么王文兴的《家变》在台湾是畅销书，最近他又得到台湾的“国家文艺奖”，研究和评论的文章车载斗量，但在香港和中国大陆却如此沉寂，找不到知音？
      我想主要的原因是语言问题。王文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现代主义作家，以独特的文学语言呈现现代主义的现实，特别是内心生活，这种语言必须把日常生活中的习惯用语或表达方式“陌生化”，营造一个小说中的世界。总而言之，王文兴的小说是语言的产物，而不是直接反映现实的照相机，所以他艰涩难懂，甚至是曲高和寡。
      然而这一套学院“形式主义”的说法，也太过笼统，未免忽略了王文兴作品演变的过程。为了写这篇文章，我重新翻阅王文兴的早期短篇小说（收在他的《十五篇小说》一书，台北洪范书店），读来饶有兴味，内中有些作品都是他在台湾大学外文系做学生时写的，因此我也可以作个见证。
      王文兴在初入台大时已经读完英译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从这本名著中他领悟到小说的“写实艺术必须内外兼具：小说人物外在的行为出自内心的动机，而内心的世界永远较外在的更复杂”。因此他从开始就不注重情节的铺陈，而专注于捕捉人物本身的瞬间感受。但他并没有用“意识流”的手法，而是用一种源自福楼拜——他认为是法国最好的小说家——的客观描述。王文兴在大学二年级已经读了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这位法国作家的写实风格极度客观，毫不伤感，也最忌伤感。想当年大家还在“情窦初开”的人生阶段，同学还在读《简爱》、《咆哮山庄》之类的浪漫小说，王文兴已经写出短篇《最快乐的事》，以不到一页的篇幅描述一个青年人在第一次性经验后的幻灭，他自言自语说：“他们都说，这是最快乐的事，but how loathsome and ugly it was!”然后自杀。
      这篇小说的文字简洁，十分易懂，触到一个文学上的大主题：“成长小说”中的“initiation”，但却一反其道，青年在尝禁果之后没有长大成人，反而更孤独绝望。我认为王文兴的所有作品，都隐含了一种孤独，这种孤独不但使得小说中的人物和外在的现实疏离，而且为王文兴的“客观”文体加上一层干涩的味道，记得我用了一个英文字形容它“arid”，他颇同意。我还记得他非常用功，非但勤读西洋小说（在此期间他又读了卡夫卡、卡缪、海明威和福克纳等不少其他欧美现代作家的作品），而且勤作笔记，把不同的文体和词语抄下来，反复琢磨，为的是提炼他自己的文体，所以称他为“stylist”，并不为过。
      王文兴的文体，逐渐演变到《家变》时期，又添加了一层词句肌理的浓度和节奏感。《家变》在当时台湾文坛造成极大的震撼和争论，但一般读者多批评其内容大逆不道，作者竟敢挑战中国自古以来的儒家孝道伦理！但我们如果放宽视野，在西方现代文学中，这种叛逆态度早已司空见惯，至少《家变》中还没有明写乱伦，也没有“人吃人”的隐喻。记得当时乡土文学论战正方兴未艾，王文兴被围攻，他在道德批评的众目睽睽之下毫不畏惧，甚至在一场大会中，还故意说出一句妙语：文学的目的就是“愉悦”——创作和阅读文本的愉悦，此言一出，全场哗然！如今时过境迁后思之，这不就是罗兰巴特的那句名言吗？当时的文评家还不知道罗兰巴特是谁？
      其实《家变》的文字不难懂，只不过内中缺少一个能令人同情和同掬一把泪的人物，而最后的结局更是一反“情节剧”的高潮；出走的父亲（这个情节本身也一反“五?四”的模式）没有回来，儿子和母亲反而相安无事，过得很快活。殊不知王文兴最反对的就是这种通俗伦理的“大团圆”结局，他宁愿视“欠缺”（他另一篇小说的题目）为常态，这也是现代人的命运。
      到了《背海的人》，才确实是对读者最大的挑战，这个长篇小说分上、下两集，初读时实在诘屈聱牙，开头第一句就是一连串的“粗口”，几乎把读者骂出小说世界之外。这本小说非但难懂，而且难读。但他的愉悦性偏偏要读出来才能完全领略得到。
      记得多年前在台北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有人责难王文兴，说《背海的人》非常难读，而且根本读不出来，不料王文兴不慌不忙地站起来，用他的男中音嗓子，把全书的第一段从头念到尾，毫不费力。我在现场第一次体验到他的文字的节奏感，然而这种节奏感是不规律的，如果打起拍子来更难，犹如荀贝格的音乐。《背海的人》从头到尾也是独白，主角在演一场独角戏，全书最后一句是：“喂，救命，救命，……”这位自称“爷”的中年人最终被杀了，不能发声。不知台湾是否有人把它改编为舞台剧或广播剧？这又令我想起另外一位现代主义的大师——剧作家贝克特，王文兴当然熟悉他的作品。
      这篇小说以南方澳为背景，但在我的心目中根本没有这个地方背景，小说的舞台是抽象的，空无一物，就是一个“说话的头”（talking head）作长篇的独白，它可能打破台湾文学有史以来所有独白的长度。演起来却需要有戏剧性，甚至故作夸张，带点荒谬喜剧的意味。在印出来的小说文本中，作者早已把各种读法仔细地标志出来，一清二楚：空白处要停顿，涂黑字体的词语要念得重一点，注音符号照念，取其声韵，还有某些文字旁边划的竖线，我还是搞不清用何种读法。这出戏如译成外文，最好是德文，因为德国的“表现主义”喜剧和电影提供了不少先例（更遑论荀贝格的“说话”乐剧《Pierrot Lunaire》）。
     《背海的人》说的是什么口音？王文兴用国语（普通话）读，但偶然也夹有其他方言口音——四川话？福州话？小说中提到：“爷还表演苏州、扬州、兰州跟福州的方言土音”，可见“独白”中的口音应该是混杂的，当然还带有台湾口音的国语。但我觉得王文兴自己读得稍显文雅，不够粗犷；台湾诗人管管曾经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以略带北方方言的口音朗诵一首诗，听来却恰似我心目中的“背海的人”。
      以上这些观点，除了个人阅读心得外，还得自台湾发行的一部关于王文兴的纪录片《寻找背海的人》（林靖杰导演），内中作者现身说法，读了不少自己的文章，极为珍贵。最后还有一段是作者和三位乐师合作的“读奏”小说中的片段，甚为精彩，音乐颇为新潮，也甚有荀贝格味。
     （作者系学者、作家，现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

3988.《祝酒歌》   
三伏天下雨哟，
雷对雷，
朱仙镇交战哟，
锤对锤；
今儿晚上哟，
咱们杯对杯！

舒心的酒，
千杯不醉；
知心的话，
万言不赘；
今儿晚上啊，
咱这是瑞雪丰年祝捷的会！

酗酒作乐的
是浪荡鬼；
醉酒哭天的
是窝囊废；
饮酒赞前程的
是咱们社会主义新人这一辈！

财主醉了，
因为心黑；
衙役醉了，
因为受贿；
咱们就是醉了，
也只因为生活的酒太浓太美！

山中的老虎呀，
美在背；
树上的百灵呀，
美在嘴；
咱们林区的工人啊，
美在内。

斟满酒，
高举杯！
一杯酒，
开心扉；
豪情，美酒，
自古长相随。

祖国是一座花园，
北方就是园中的腊梅；
森林就是花中的蕊。
花香呀，
沁满咱们的肺。

祖国情呀，
春风一般往这儿吹；
同志爱呀，
河流一般往这儿汇。
党是太阳，
咱是向日葵。

广厦亿万间，
等这儿的木材做门楣；
铁路千百条，
等这儿的枕木铺钢轨。
国家的任务是大旗，
咱是旗下的突击队。
骏马哟，
不用鞭催；
好鼓哟，
不用重锤；
咱们林区工人哟，
知道怎样答对！

且饮酒，
莫停杯！
三杯酒，
三杯欢喜泪；
五杯酒，
豪情胜似长江水。

雪片呀，
恰似群群仙鹤天外归；
松树林呀，
犹如寿星老儿来赴会。
老寿星啊，
白须、白发、白眼眉。

雪花呀，
恰似繁星从天坠；
桦树林呀，
犹如古代兵将守边陲。
好兵将啊，
白旗、白甲、白头盔。

草原上的骏马哟，
最快的乌骓；
深山里的好汉哟，
最勇的是李逵；
天上地下的英雄啊，
最风流的是咱们这一辈！

目标远，
大步追。
雪上走，
就象云里飞；
人在山，
就象鱼在水。

重活儿，
甜滋味。
锯大树，
就象割麦穗；
扛木头，
就象举酒杯。

一声呼，
千声回；
林荫道上。
机器如乐队；
森林铁路上，
火车似滚雷。

一声令下，
万树来归；
冰雪滑道上，
木材如流水；
贮木场上，
枕木似山堆。

且饮酒，
莫停杯！
七杯酒，
豪情与大雪齐飞；
十杯酒，
红心和朝日同辉！

小兴安岭的山哟，
雷打不碎；
汤旺河的水哟，
百折不回。
林区的工人啊，
专爱在这儿跟困难作对！

一天歇工，
三天累；
三天歇工，
十天不能安生睡；
十天歇工，
简直觉得犯了罪。

要出山，
茶饭没有了味；
快出山，
一时三刻拉不动腿；
出了山，
夜夜梦中回。
旧话说；
当一天的乌龟，
驮一天的石碑；
咱们说：
占三尺地位，
放万丈光辉！

旧话说：
跑一天的腿，
张一天的嘴；
咱们说；
喝三瓢雪水，
放万朵花蕾！

人在山里，
木材走遍东西南北；
身在林中，
志在千山万水。
祖国叫咱怎样答对，
咱就怎样答对！

想昨天；
百炼千锤；
看明朝：
千娇百媚；
谁不想干它百岁！
活它百岁！

舒心的酒，
千杯不醉；
知心的话，
万言不赘；
今儿晚上啊，
咱这是瑞雪丰年宣誓的会。

      3989.《祝酒歌》作者
      郭小川（1919－1976），我国文学界一位富有才华的诗人。原名郭恩大，出生在河北省丰宁县凤山镇（原属热河省）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33年，日寇侵占热河，他随全家逃难北平。少年时代，他就“过早地同我们的祖国在一起负担着巨大的忧患”（《向困难进军》）。“一二·九”运动后，他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是党领导下的民族解放先锋队文艺青年联合会的活跃成员，开始用诗歌作武器，参加了民族解放的斗争。

      3990.郭小川人生经历
      郭小川凭着一腔热血和豪情，创作了许多充满革命激情、脍炙人口的诗篇。郭小川，在我国文学界是一位富有才华的诗人。抗日战争期间，他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投笔从戎，成为王震领导的三五九旅的一名战士。新中国成立后，他继续奋笔写诗，热情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光辉成就，很快成为新中国文艺界一颗光彩照人的明星。然而，在随后共和国的政治风云里，郭小川的命运却跌宕起伏。在短暂的人生征途中，他先后经历了三起三落的坎坷之路，57岁时，便英年早逝，令人惋惜和痛心。

      3991.郭小川被迫承认错误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特地选调了一批经过革命战争考验的文艺创作骨干，先后到中央宣传部加强文艺创作的领导工作，繁荣文学事业，著名作家丁玲奉命担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林默涵、郭小川等人也被选调到该处担任负责人。1955年，我国文艺界开展文艺思想大讨论，大家积极发言，各抒己见。丁玲、陈企霞等在大讨论中畅所欲言，大胆陈述个人观点，结果被上纲上线，错误地定为“丁、陈反党集团”。当时，郭小川年仅35岁，政治热情很高，组织纪律观念很强。在一次批判丁、陈大会上，他积极响应领导号召，踊跃发言。由于发言慷慨激昂，言辞尖锐，很受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欣赏，他赞扬郭小川的发言很有战斗力。周扬、林默涵等也认为郭小川有朝气、有才干。事后，经过党组织研究，决定将郭小川从中宣部文艺处调往作家协会担任秘书长，以加强作协的领导力量。第二年，郭小川晋升为作协党组副书记。郭小川一年来在作协机关通过工作实践，深感文艺界历史上有许多错综复杂的恩恩怨怨，也发现丁玲等的实际情况并不像当年批斗大会上说的那么严重。此时此刻，他开始冷静、理智地思考问题，认为必须接受历史的沉痛教训，慎重处理丁、陈二人的问题。 1959年，庐山会议掀起阶级斗争新风暴。作协党组竟然把郭小川同彭德怀挂上了钩，开展重点批判。罪名是：在复查“丁、陈反党集团”中“经不起考验”，“形势发生变化时，由摇摆不定走向右倾”。郭小川有口难辩。1959年11月底，他被迫在作协12级以上党员干部会上作检查。

      3992.郭小川有为记者遭遇“文革”厄运
      1960年春，中央要求全党加强调查研究，纠正错误。党内原先紧张的政治气氛开始缓和。当时有人曾把诗人郭小川受批判一事传到了毛泽东耳边。他表示“应给这个善于思索、富于幻想、热爱祖国的诗人、公民、党员、老战士以绝对的自由”。1962年10月，在胡乔木的帮助下，郭小川离开作家协会，到人民日报社当了一名普通的记者。不久，他的老领导、农垦部部长王震邀其随行，先后赴东北林区和北大荒垦区考察。随后，王震又带他南下福州、泉州、厦门、漳州。这期间，郭小川还专门深入上海警备区南京路上好八连，采访他们的先进事迹。事后，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长篇通讯报道《崇高的革命品质》，热情歌颂南京路上好八连。郭小川随同王震部长走南闯北，大大开阔了视野，处处感受到广大工农兵群众战天斗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涨热情。工农兵群众火热的战斗生活，让他激情满怀，大大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他曾先后发表了《东北林区》、《厦门风姿》、《昆仑行》等优秀通讯、诗歌、散文。作为一名战士诗人和著名记者，郭小川当时在写作生涯上开始进入另一个辉煌时期。大型歌舞《东方红》剧组热情借他参加写部分解说词；八一电影制片厂也不甘落后，特地邀请他撰写《军垦战歌》影片的解说词。顿时，他成了新闻界和文化界的大忙人、大红人。他曾随《人民日报》副总编安岗到大庆油田采访，撰写了大庆油田《怎样突出政治》等著名通讯，影响很大。1965年，他又深入采访了中国乒乓球队庄则栋等运动健儿，写了另一篇著名的通讯报道——《小将们在挑战》，《人民日报》和《体育报》同时在显著位置发表。不久，“文革”的风浪骤然而起。随着政治运动向纵深发展，他被隔离审查，遭到了无情的批斗、抄家，责令写交代材料。然后，被作协机关造反派揪回去监督劳动，被勒令打扫厕所。随后，他被送往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继续接受审查。郭小川毕竟是有社会影响的知名诗人和记者，名声在外。他在咸宁“五七”干校劳动的消息，很快就传到武汉军区，引起军区政治部的莫大兴趣。1971年，武汉军区政治部派人到咸宁“五七”干校，提出借郭小川到军区帮助写《前进在五七道路上》影片的解说词。他没有辜负武汉军区的殷切希望。影片放映后，解说词一炮打响，轰动军内外。各大军区羡慕不已，都从“借调”经验中获得了启发，争相效仿，纷纷派人到文化部“五七”干校借调郭小川。1971年的一天，江青要看电影，工作人员不敢怠慢，赶紧为她放映各大军区新拍制的纪录片。她看着看着，突然发现银屏上出现了郭小川的名字，不禁勃然大怒，尖声责问：“郭小川到处乱窜，有没有人管他？！”这句话一传出，各大军区都惊慌失措。从此，对郭小川的态度立刻大大改变。郭小川只好返回湖北咸宁“五七”干校，继续埋头劳动，接受审查。1974年底，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的大部分人回北京分配工作。但郭小川例外，他被从咸宁“五七”干校直接转移到天津静海县干校继续审查，行动受到监控。于是，他在天津静海县团泊洼干校整天满腔愁云，过着一种孤寂、忧伤的日子。

      3993.郭小川在烟雾中窒息身亡
      1975年国庆节后，中央专案组突然派人到干校，向他宣布审查结论：经审查一切没有问题。郭小川一身轻松，愉快地返回北京。第二天，他立刻匆匆去见老首长王震。时任副总理的王震，看到老部下终于获得自由，大大松了一口气。“四人帮”尽管受到毛泽东的连续批评，但他们并不收敛，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不容乐观。因此，纪登奎、王震安排郭小川尽快离京，到外地避风，免得引来不必要的麻烦。1976年10月，一向关注时局变化的郭小川，此时远在河南林县，虽然不知道中南海出现的新情况，但凭着诗人惯有的政治敏锐感，仍能从收音机、广播的用语和语气里，微微感受到一些新变化。他决定去一趟北京，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计划先到安阳探亲访友，再去郑州与省委书记刘建勋话别。10月13日，他刚到安阳招待所，就耳闻“四人帮”被捕的喜讯。他左盼右盼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内心深处充满了激动。18日夜，郭小川躺在床上，习惯地点着香烟。他翻来覆去总是不能入睡。无奈，只好按惯例服用安眠药。不一会儿，他迷迷糊糊进入了梦乡，然而他手上夹的烟蒂却未掐灭，从而引发了火灾……57岁富有才华的著名诗人郭小川，在无情的烟雾中窒息身亡。

3994.郭小川主要作品
《充满真实的青春激情》
《诗歌编》
《一个声音》
《草鞋》
《晨歌》
《投入火热的斗争》
《向困难进军》
《把家乡建成天堂》
《山中》
《致大海》
《望星空》
《乡村大道》
《甘蔗林——青纱帐》
《青纱帐——甘蔗林》
《秋歌》（之一）
《祝酒歌》（林区三唱之一）
《战台风》
《墓志铭》
《团泊洼的秋天》
《秋歌》（之六）
《深深的山谷》
《白雪的赞歌》
《一个和八个》
《将军三部曲》（选章）
《报告文学编》
《白银世界的黄金季节》
《旱天不旱地》
《杂文编》
《生命的颂歌》
《论“听话”》
《小事一则》
《创作要目》

      3995.郭小川个人影响
      郭小川是当代的杰出诗人。在他数十年生涯里，他与人民同呼吸共患难，对时代的许多重大问题做出了诗人的回答，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以至“文化大革命”10年，诗人的一系列优秀诗作，如《致青年公民》组诗、《望星空》、《甘蔗林——青纱帐》、《团泊洼的秋天》等，都较为清晰地留下了时代的足迹。由于诗人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对人民的忠诚，在诗作中表现了大无畏的坚定性与乐观主义精神，所以不断奏出了昂扬的旋律，鼓舞广大人民感奋起来，推动历史前进。郭小川认为，我们“处在一个意气风发、精神振奋的前所未有的时代。”因而这个时代的诗歌要“造成一种雄浑而壮丽的气势，一种高昂的调子。”。郭小川的可贵素质是具有永不衰竭的“战斗的热情”，并将这股热情融会于有血有肉的生活形象之中。为了表达内容的需要，郭小川不拘一格，对诗歌形式进行了多方面的尝试，曾被誉为“革新能手”。“新辞赋体”可以说是诗人的一个独特创造。为了表达壮阔的思想感情，他从我国古代辞赋中借鉴联辞结采的特点，结合现代汉语规律，创造了这种新诗体。短句长排、诗行大体整齐、对应的格式，与铺饰、夸张、重叠、排比、对偶等表现手法大量使用，以及结构、词藻、音韵节奏等方面的考究，有效地增强了诗的情感浓度与语言力度，造成一种宏阔与澎湃的气势，使得这种诗体产生了较强的艺术表现力。郭小川走了，但他留下的诗句今日吟诵起来仍然那麽亲切上口，仍然鼓舞和激励着我们：
      战士自有战士的性格，不怕污蔑，不怕恫吓；
      战士自有战士的抱负，永远改造，从零出发；
      战士自有战士的胆识，不信流言，不受欺诈；
      战士自有战士的爱情，忠贞不渝，新美如画！

      3996.《百合花》　　
      一九四六年的中秋。
      这天打海岸的部队决定晚上总攻。我们文工团创作室的几个同志，就由主攻团的团长分派到各个战斗连去帮助工作。
      大概因为我是个女同志吧！团长对我抓了半天后脑勺，最后才叫一个通讯员送我到前沿包扎所去。
      包扎所就包扎所吧！反正不叫我进保险箱就行。我背上背包，跟通讯员走了。
      早上下过一阵小雨，现在虽放了晴，路上还是滑得很，两边地里的秋庄稼，却给雨水冲洗得青翠水绿，珠烁晶莹。空气里也带有一股清鲜湿润的香味。要不是敌人的冷炮，在间歇地盲目地轰响着，我真以为我们是去赶集的呢！
      通讯员撒开大步，一直走在我前面。一开始他就把我撩下几丈远。我的脚烂了，路又滑，怎么努力也赶不上他。我想喊他等等我，却又怕他笑我胆小害怕；不叫他，我又真怕一个人摸不到那个包扎所。我开始对这个通讯员生起气来。
      嗳！说也怪，他背后好像长了眼睛似的，倒自动在路边站下了。但脸还是朝着前面。没看我一眼。等我紧走慢赶地快要走近他时，他又蹬蹬蹬地自个向前走了，一下又把我摔下几丈远。我实在没力气赶了，索性一个人在后面慢慢晃。不过这一次还好，他没让我撩得太远，但也不让我走近，总和我保持着丈把远的距离。我走快，他在前面大踏步向前；我走慢，他在前面就摇摇摆摆。奇怪的是，我从没见他回头看我一次，我不禁对这通讯员发生了兴趣。
      刚才在团部我没注意看他，现在从背后看去，只看到他是高挑挑的个子，块头不大，但从他那副厚实实的肩膀看来，是个挺棒的小伙，他穿了一身洗淡了的黄军装，绑腿直打到膝盖上。肩上的步枪筒里，稀疏地插了几根树枝，这要说是伪装，倒不如算作装饰点缀。
      没有赶上他，但双脚胀痛得像火烧似的。我向他提出了休息一会后，自己便在做田界的石头上坐了下来。他也在远远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把枪横搁在腿上，背向着我，好像没我这个人似的。凭经验，我晓得这一定又因为我是个女同志的缘故。女同志下连队，就有这些困难。我着恼的带着一种反抗情绪走过去，面对着他坐下来。这时，我看见他那张十分年轻稚气的圆脸，顶多有十八岁。他见我挨他坐下，立即张皇起来，好像他身边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局促不安，掉过脸去不好，不掉过去又不行，想站起来又不好意思。我拚命忍住笑，随便地问他是哪里人。他没回答，脸涨得像个关公，讷讷半晌，才说清自己是天目山人。原来他还是我的同乡呢！
     “在家时你干什么？”
     “帮人拖毛竹。”
      我朝他宽宽的两肩望了一下，立即在我眼前出现了一片绿雾似的竹海，海中间，一条窄窄的石级山道，盘旋而上。一个肩膀宽宽的小伙，肩上垫了一块老蓝布，扛了几枝青竹，竹梢长长的拖在他后面，刮打得石级哗哗作响。……这是我多么熟悉的故乡生活啊！我立刻对这位同乡，越加亲热起来。
      我又问：“你多大了？”
     “十九。”
     “参加革命几年了？”
     “一年。”
     “你怎么参加革命的？”我问到这里自己觉得这不像是谈话，倒有些像审讯。不过我还是禁不住地要问。
     “大军北撤时我自己跟来的。”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娘，爹，弟弟妹妹，还有一个姑姑也住在我家里。”
     “你还没娶媳妇吧？”
     “……”他飞红了脸，更加忸怩起来，两只手不停地数摸着腰皮带上的扣眼。半晌他才低下了头，憨憨地笑了一下，摇了摇头。我还想问他有没有对象，但看到他这样子，只得把嘴里的话，又咽了下去。
      两人闷坐了一会，他开始抬头看看天，又掉过来扫了我一眼，意思是在催我动身。
      当我站起来要走的时候，我看见他摘了帽子，偷偷地在用毛巾拭汗。这是我的不是，人家走路都没出一滴汗，为了我跟他说话，却害他出了这一头大汗，这都怪我了。
      我们到包扎所，已是下午两点钟了。这里离前沿有三里路，包扎所设在一个小学里，大小六个房子组成品字形，中间一块空地长了许多野草，显然，小学已有多时不开课了。我们到时屋里已有几个卫生员在弄着纱布棉花，满地上都是用砖头垫起来的门板，算作病床。
      我们刚到不久，来了一个乡干部，他眼睛熬得通红，用一片硬拍纸插在额前的破毡帽下，低低地遮在眼睛前面挡光。
      他一肩背枪，一肩挂了一杆秤；左手挎了一篮鸡蛋，右手提了一口大锅，呼哧呼哧的走来。他一边放东西，一边对我们又抱歉又诉苦，一边还喘息地喝着水，同时还从怀里掏出一包饭团来嚼着。我只见他迅速地做着这一切。他说的什么我就没大听清。好像是说什么被子的事，要我们自己去借。我问清了卫生员，原来因为部队上的被子还没发下来，但伤员流了血，非常怕冷，所以就得向老百姓去借。哪怕有一二十条棉絮也好。我这时正愁工作插不上手，便自告奋勇讨了这件差事，怕来不及就顺便也请了我那位同乡，请他帮我动员几家再走。他踌躇了一下，便和我一起去了。
      我们先到附近一个村子，进村后他向东，我往西，分头去动员。不一会，我已写了三张借条出去，借到两条棉絮，一条被子，手里抱得满满的，心里十分高兴，正准备送回去再来借时，看见通讯员从对面走来，两手还是空空的。
     “怎么，没借到？”我觉得这里老百姓觉悟高，又很开通，怎么会没有借到呢？我有点惊奇地问。
     “女同志，你去借吧！……老百姓死封建。……”
     “哪一家？你带我去。”我估计一定是他说话不对，说崩了。借不到被子事小，得罪了老百姓影响可不好。我叫他带我去看看。但他执拗地低着头，像钉在地上似的，不肯挪步，我走近他，低声地把群众影响的话对他说了。他听了，果然就松松爽爽地带我走了。
      我们走进老乡的院子里，只见堂屋里静静的，里面一间房门上，垂着一块蓝布红额的门帘，门框两边还贴着鲜红的对联。我们只得站在外面向里“大姐、大嫂”的喊，喊了几声，不见有人应，但响动是有了。一会，门帘一挑，露出一个年轻媳妇来。这媳妇长得很好看，高高的鼻梁，弯弯的眉，额前一溜蓬松松的留海。穿的虽是粗布，倒都是新的。我看她头上已硬挠挠的挽了髻，便大嫂长大嫂短的向她道歉，说刚才这个同志来，说话不好别见怪等等。她听着，脸扭向里面，尽咬着嘴唇笑。我说完了，她也不作声，还是低头咬着嘴唇，好像忍了一肚子的笑料没笑完。这一来，我倒有些尴尬了，下面的话怎么说呢！我看通讯员站在一边，眼睛一眨不眨的看着我，好像在看连长做示范动作似的。我只好硬了头皮，讪讪的向她开口借被子了，接着还对她说了一遍共产党的部队，打仗是为了老百姓的道理。这一次，她不笑了，一边听着，一边不断向房里瞅着。我说完了，她看看我，看看通讯员，好像在掂量我刚才那些话的斤两。半晌，她转身进去抱被子了。
      通讯员乘这机会，颇不服气地对我说道：“我刚才也是说的这几句话，她就是不借，你看怪吧！……”
      我赶忙白了他一眼，不叫他再说。可是来不及了，那个媳妇抱了被子，已经在房门口了。被子一拿出来，我方才明白她刚才为什么不肯借的道理了。这原来是一条里外全新的新花被子，被面是假洋缎的，枣红底，上面撒满白色百合花。
      她好像是在故意气通讯员，把被子朝我面前一送，说：“抱去吧。”
      我手里已捧满了被子，就一努嘴，叫通讯员来拿。没想到他竟扬起脸，装作没看见。我只好开口叫他，他这才绷了脸，垂着眼皮，上去接过被子，慌慌张张地转身就走。不想他一步还没有走出去，就听见“嘶”的一声，衣服挂住了门钩，在肩膀处，挂下一片布来，口子撕得不小。那媳妇一面笑着，一面赶忙找针拿线，要给他缝上。通讯员却高低不肯，挟了被子就走。
      刚走出门不远，就有人告诉我们，刚才那位年轻媳妇，是刚过门三天的新娘子，这条被子就是她唯一的嫁妆。我听了，心里便有些过意不去，通讯员也皱起了眉，默默地看着手里的被子。我想他听了这样的话一定会有同感吧！果然，他一边走，一边跟我嘟哝起来了。
     “我们不了解情况，把人家结婚被子也借来了，多不合适呀！……”我忍不住想给他开个玩笑，便故作严肃地说：“是呀！也许她为了这条被子，在做姑娘时，不知起早熬夜，多干了多少零活，才积起了做被子的钱，或许她曾为了这条花被，睡不着觉呢。可是还有人骂她死封建。……”
      他听到这里，突然站住脚，呆了一会，说：“那！……那我们送回去吧！”
     “已经借来了，再送回去，倒叫她多心。”我看他那副认真、为难的样子，又好笑，又觉得可爱。不知怎么的，我已从心底爱上了这个傻呼呼的小同乡。
      他听我这么说，也似乎有理，考虑了一下，便下了决心似的说：“好，算了。用了给她好好洗洗。”他决定以后，就把我抱着的被子，统统抓过去，左一条、右一条的披挂在自己肩上，大踏步地走了。
      回到包扎所以后，我就让他回团部去。他精神顿时活泼起来了，向我敬了礼就跑了。走不几步，他又想起了什么，在自己挂包里掏了一阵，摸出两个馒头，朝我扬了扬，顺手放在路边石头上，说：“给你开饭啦！”说完就脚不点地的走了。我走过去拿起那两个干硬的馒头，看见他背的枪筒里不知在什么时候又多了一枝野菊花，跟那些树枝一起，在他耳边抖抖地颤动着。
      他已走远了，但还见他肩上撕挂下来的布片，在风里一飘一飘。我真后悔没给他缝上再走。现在，至少他要裸露一晚上的肩膀了。
      包扎所的工作人员很少。乡干部动员了几个妇女，帮我们打水，烧锅，作些零碎活。那位新媳妇也来了，她还是那样，笑眯眯的抿着嘴，偶然从眼角上看我一眼，但她时不时的东张西望，好像在找什么。后来她到底问我说：“那位同志弟到哪里去了？”我告诉她同志弟不是这里的，他现在到前沿去了。她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说：“刚才借被子，他可受我的气了！”说完又抿了嘴笑着，动手把借来的几十条被子、棉絮，整整齐齐的分铺在门板上、桌子上（两张课桌拼起来，就是一张床）。我看见她把自己那条白百合花的新被，铺在外面屋檐下的一块门板上。
      天黑了，天边涌起一轮满月。我们的总攻还没发起。敌人照例是忌怕夜晚的，在地上烧起一堆堆的野火，又盲目地轰炸，照明弹也一个接一个地升起，好像在月亮下面点了无数盏的汽油灯，把地面的一切都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在这样一个“白夜”里来攻击，有多困难，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啊！
      我连那一轮皎洁的月亮，也憎恶起来了。
      乡干部又来了，慰劳了我们几个家做的干菜月饼。原来今天是中秋节了。
      啊，中秋节，在我的故乡，现在一定又是家家门前放一张竹茶几，上面供一副香烛，几碟瓜果月饼。孩子们急切地盼那炷香快些焚尽，好早些分摊给月亮娘娘享用过的东西，他们在茶几旁边跳着唱着：“月亮堂堂，敲锣买糖，……”或是唱着：“月亮嬷嬷，照你照我，……”我想到这里，又想起我那个小同乡，那个拖毛竹的小伙，也许，几年以前，他还唱过这些歌吧！
      ……我咬了一口美味的家做月饼，想起那个小同乡大概现在正趴在工事里，也许在团指挥所，或者是在那些弯弯曲曲的交通沟里走着哩！……
      一会儿，我们的炮响了，天空划过几颗红色的信号弹，攻击开始了。不久，断断续续地有几个伤员下来，包扎所的空气立即紧张起来。
      我拿着小本子，去登记他们的姓名、单位，轻伤的问问，重伤的就得拉开他们的符号，或是翻看他们的衣襟。我拉开一个重彩号的符号时，“通讯员”三个字使我突然打了个寒战，心跳起来。我定了下神才看到符号上写着×营的字样。啊！不是，我的同乡他是团部的通讯员。但我又莫名其妙地想问问谁，战地上会不会漏掉伤员。通讯员在战斗时，除了送信，还干什么——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问这些没意思的问题。
      战斗开始后的几十分钟里，一切顺利，伤员一次次带下来的消息，都是我们突破第一道鹿砦，第二道铁丝网，占领敌人前沿工事打进街了。但到这里，消息忽然停顿了，下来的伤员，只是简单地回答说：“在打。”或是“在街上巷战。”
      但从他们满身泥泞，极度疲乏的神色上，甚至从那些似乎刚从泥里掘出来的担架上，大家明白，前面在进行着一场什么样的战斗。
      包扎所的担架不够了，好几个重彩号不能及时送后方医院，耽搁下来。
      我不能解除他们任何痛苦，只得带着那些妇女，给他们拭脸洗手，能吃得的喂他们吃一点，带着背包的，就给他们换一件干净衣裳，有些还得解开他们的衣服，给他们拭洗身上的污泥血迹。
      做这种工作，我当然没什么，可那些妇女又羞又怕，就是放不开手来，大家都要抢着去烧锅，特别是那新媳妇。我跟她说了半天，她才红了脸，同意。不过只答应做我的下手。
      前面的枪声，已响得稀落了。感觉上似乎天快亮了，其实还只是半夜。
      外边月亮很明，也比平日悬得高。前面又下来一个重伤员。屋里铺位都满了，我就把这位重伤员安排在屋檐下的那块门板上。担架员把伤员抬上门板，但还围在床边不肯走。一个上了年纪的担架员，大概把我当做医生了，一把抓住我的膀子说：“大夫，你可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治好这位同志呀！你治好他，我……我们全体担架队员给你挂匾……”他说话的时候，我发现其他的几个担架员也都睁大了眼盯着我，似乎我点一点头，这伤员就立即会好了似的。我心想给他们解释一下，只见新媳妇端着水站在床前，短促地“啊”了一声。我急拨开他们上前一看，我看见了一张十分年轻稚气的圆脸，原来棕红的脸色，现已变得灰黄。他安详地合着眼，军装的肩头上，露着那个大洞，一片布还挂在那里。
     “这都是为了我们，……”那个担架员负罪地说道，“我们十多副担架挤在一个小巷子里，准备往前运动，这位同志走在我们后面，可谁知道狗日的反动派不知从哪个屋顶上撂下颗手榴弹来，手榴弹就在我们人缝里冒着烟乱转，这时这位同志叫我们快趴下，他自己就一下扑在那个东西上了。……”
      新媳妇又短促地“啊”了一声。我强忍着眼泪，给那些担架员说了些话，打发他们走了。我回转身看见新媳妇已轻轻移过一盏油灯，解开他的衣服，她刚才那种忸怩羞涩已经完全消失，只是庄严而虔诚地给他拭着身子，这位高大而又年轻的小通讯员无声地躺在那里。……我猛然醒悟地跳起身，磕磕绊绊地跑去找医生，等我和医生拿了针药赶来，新媳妇正侧着身子坐在他旁边。
      她低着头，正一针一针地在缝他衣肩上那个破洞。医生听了听通讯员的心脏，默默地站起身说：“不用打针了。”我过去一摸，果然手都冰冷了。
新媳妇却像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到，依然拿着针，细细地、密密地缝着那个破洞。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低声地说：“不要缝了。”她却对我异样地瞟了一眼，低下头，还是一针一针地缝。我想拉开她，我想推开这沉重的氛围，我想看见他坐起来，看见他羞涩的笑。但我无意中碰到了身边一个什么东西，伸手一摸，是他给我开的饭，两个干硬的馒头。……
      卫生员让人抬了一口棺材来，动手揭掉他身上的被子，要把他放进棺材去。新媳妇这时脸发白，劈手夺过被子，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自己动手把半条被子平展展地铺在棺材底，半条盖在他身上。卫生员为难地说：“被子……是借老百姓的。”
     “是我的——”她气汹汹地嚷了半句，就扭过脸去。在月光下，我看见她眼里晶莹发亮，我也看见那条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这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盖上了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

      3997.《百合花》作者
      茹志鹃，当代著名女作家。她的创作以短篇小说见长。笔调清新、俊逸，情节单纯明侠，细节丰富传神。善于从较小的角度去反映时代本质。曾用笔名阿如、初旭。祖籍浙江杭州。1925年9月生于上海。家庭贫困，幼年丧母失父，靠祖母做手工换钱过活。11岁以后才断断续续在一些教会学校、补习学校念书，初中毕业于浙江武康县武康中学。1943年随兄参加新四军，先在苏中公学读书，以后一直在部队文工团工作，任过演员、组长、分队长、创作组组长等职。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从南京军区转业到上海，在《文艺月报》做编辑。

      3998.茹志鹃简历
      茹志鹃，浙江杭州人。自幼随祖母在上海、杭州以做手工维持生活，11岁才上小学。祖母去世后，被孤儿院收养。后进上海妇女文化班学习。1942年初中毕业。
      1943年随兄参加新四军，在军区话剧团当演员，后调到军区文工团创作组。1947年加如中国共产党。
     《生活》是她的第一篇作品，于1943年11月22日发表在上海《申报》副刊《白茅》第36期。 1955年夏，由南京军区转业到上海作协分会，任《文艺月报》编辑。1958年3月，在《延河》月刊发表短篇《百合花》，歌颂解放军和人民之间的血肉关系，茅盾称赞这是一篇具有清新、俊逸风格的好作品，此后有影响的小说还有《静静的产院》等。
     《剪辑错了的故事》，是作者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写的短篇小说，通过正反对比手法，把现实和历史加以对照，揭露了极“左”思潮泛滥时期造成的虚假浮夸给党和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
      此外，写过很多短篇小说和散文。文笔细腻、人物性格鲜明动人，颇得好评。现任中国作协上海分会副主席。
      长写抒情心理小说。表现战争题材，以空灵精致的笔触展示军民间的诗情和厚意；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生活，那柔美纤细的笔触常游弋在劳动女性的心灵世界，显示人物内心的热切和性格的贤淑。进入新时期以后，茹志鹃的视野变得更宽广而深邃，作品“从微笑到沉思”，温存中透出辛辣，热情里蕴含冷峻，创作风格有所发展。

      3999.茹志鹃成长之路
      新生活热情的歌者
      1958年，当大跃进的热浪席卷全国，文学界也因此充满了打擂比武的声音的时候，陕西省文学刊物《延河》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百合花》的小说。尽管《延河》地处西北，《百合花》也仅只是一篇几千字的短篇，但它却以自己独有的百合花般的气息与芬芳，给当时一片燥热的文坛带来一缕清新的风。它的作者就是茹志鹃。茹志鹃著有短篇小说集《高高的白杨树》、《静静的产院》、《草原上的小路》，散文集《母女同游美利坚》以及报告文学《离不开你》、 《红外曲》等。许多作品被译成日文、英文、法文、俄文、越南文等国文字。
      革命队伍中走来的女战士
      与当时有影响的女作家杨沫、相比，在年龄上，茹志鹃是一位小妹妹；而在经历上，茹志鹃与菡子、刘真等人更为相近，也是一位穿着军装走进新中国的女战士。茹志鹃的创作在对生活的开掘上并未能超出同时代的其他作家，但她是社会主义新生活的一位热情的歌者，同时也是艺术风格的勇敢追求者和探索者。
      在前辈文学家的匡扶下成长
      茹志鹃是1958年以《百合花》而踏上文坛的。最早发现她的艺术追求并给予热情赞扬的是文学前辈茅盾。茅盾不仅称赞了茹志鹃的探索，而且也出了《百合花》在艺术探索上带有突破性意义。 1959年至1961年，围绕茹志鹃的作品，文坛展开了关于风格题材的大讨论。有人批评茹志鹃笔下缺乏高大的形象，有人指责《高高的白杨树》“有方向性问题”，有热爱茹志鹃作品的同志也规劝她应注重写“重大斗争”与“英雄人物”。这一切曾给初登文坛的茹志鹃带来压力，但她同时又是十分幸运的，在她探索的路上，不仅一直得到茅盾的匡护与鼓励，而且在这场讨论中，她又得到著名评论家侯金镜、魏金枝、叶以群等人热忱的肯定与指点，这一切给了她勇气与力量，她的艺术风格日见成熟了。
      从微笑到沉思
     “文化大革命”中，茹志鹃作为影响的女作家，所遭受的厄运不言而喻。愤怒中，她曾发誓永不再写一个字。但是当春风重新吹临祖国大地上时，她的一颗战士的心又燃烧了，多年来积累的生活、思想和感情重又化为笔底的一篇篇文字，她成为打倒“四人帮”以后的70年代末到80年代前期十分活跃女作家之一。新时期她创作仍以短篇小说为主，它们大部分收编在短篇集《草原上的小路》中，其中《剪辑错了故事》与《草原上的小路》曾分别荣获1979年度与1980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创作奖。此外她还发表了自传体小说《她从那条路上来》，报告文学《离不开你》、《红外曲》以及若干散文的作品。综观茹志鹃在新时期的创作，如果说五、六十年代她的声音虽是热情的，但又是单纯的话，那么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10年磨炼，10年沉思，她的文学眼界已远为开阔，思想力度也远为加深，包容在她作品中对社会人生的思考远比17年前丰厚，因此单从思想内容而言，这就是一个跃上新高度的创作期。

      4000.茹志鹃人物评价
      勇于攀登的人，总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茹志鹃就是一个不畏险阻，在崎岖的小路上顽强攀登的人。
      几十年来，她顽强探索、孜孜追求，努力采撷生活中的美，着意塑造平凡而高尚的人物形象，奋力开掘从一朵浪花到大海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创造、发展与众不同的艺术风格。
      从心灵的微笑到深沉的思索，茹志鹃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她留下的深深足迹，记录了时代变异和创作上的迂回曲折，思想上的矛盾痛苦、向往和追求。
      从女性文学的角度看茹志鹃的小说，其独特性显而易见。茹志鹃的女性意识表现为关注女性的角色转换，并以人道情怀关注人自身的生命价值。茹志鹃用女性的眉笔细腻展现了普通人特别是女性的心灵历程和情感变化，显示了茹志鹃在十七年时期作为女性作家的独特性。

      4001.茹志鹃苦闷迷惘搁笔
      六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风云变幻，文艺界的风浪也一阵紧似一阵。对茹志鹃作品的评价分歧愈来愈大，否定意见在逐步升级，甚至要求她放弃自己的风格，去攀登重大题材的高峰，去描写“高大全”式的英雄形象。在众说纷坛面前，她有点拿不准，感到无所措。1960至1961两年，茹志鹃已离开编辑岗位，从事专业创作，却只写了四篇小说《三走严庄》、《同志之间》、《阿舒》、《第二步》。1963-1964年，文艺界更加充满火药味，束缚乃至扼杀文学创作的清规戒律越来越多。许多长于写重大题材的作家都遭到了批判，何况茹志鹃，“在这风风雨雨中，我惶惶然，茫茫然了，不知怎么奋斗才好了”。（《生活经历与创作风格》，同上）她陷入了极度痛苦之中。两年间，只写了《月牙初上》和《回头卒》。《回头卒》是她“文化大革命”前写的最后一篇小说，写得艰苦极了。“我望着滔滔的江水，硬要让一个解放初期......的老农，去表演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种种。”（《二十三年这一"横"》 ，收入《惜花人已去》）一篇作品不是发自作家心灵深处，还有什么生命力呢？1964年以后，她除写小量散文外，就近乎搁笔了。这对于一个风华正茂的作家来说，是多么痛心疾首的事啊：“我内心是着急、焦虑的，但是无计可施。因为当时形势要求的，正是我所不能的。我不会处理尖锐的矛盾冲突，不善于写高大完美的英雄形象，也极少写过反面人物等等，我愿意克服这些弱点，来适应政治形势的需要（当时称作时代的要求），可是秉性是难移的。”
      实际上茹志鹃创作上的荒芜，早在“文化大革命”前三年就已经开始了。在动乱的年代，像她这样以写“儿女情”、“家务事”著称的女作家当然不能幸免，她被戴上“文艺黑线的尖子”、“文艺黑线的金字招牌”等帽子，遭到了无情的批判。

      4002.茹志鹃美丽的百合花
      她在1958年春天写了小说《百合花》，这篇美丽的作品40年来美丽了许多人的心灵。它被纳入中学语文课本。茹志娟因为写了《百合花》，自己也成了一朵流芳百合，而百合这种名不见经传的草本植物，因为茹志娟而变成千古百合，这都是真的。现在中药堂里边最动听的药名当推百合，百合百合，细细品味两遍，真是满口噙香。
      茹志娟的葬礼在上海举行。她的遗照披挂着白纱，这很容易使我想到一个纯洁的灵魂正从百合花下悄然离去。她今年73岁，33岁那年写了《百合花》，在此之前，她还写过话剧剧本及《妯娌》、《关大妈》等短篇小说多篇，但影响不大。《百合花》之后，又写过多篇：《高高的白杨树》 、《静静的产房》、《三走严庄》等，也未超过《百合花》。真可以这样说：百合一开四十年，茹志娟清香为百合。 1958年3月号的《延河》，温润的油墨香还没有完全干透，读者们就发现了这道清鲜的文学佐餐，他们争相传递着一个信息：茹志娟的《百合花》值得读。
      为什么呢？因为以往战争题材小说往往穿着一个裁缝做的“铠甲”，生硬裹住脆弱。虽然鲁迅说过，无情未必真豪杰，但是在我国建国初期的文学作品中，谈论情感二字的确很奢侈。无法抒情，只好靠描写紧张的场面来烘托主题。而《百合花》一反“常态”，柔软细腻，剥开外衣，突出灵魂。要的是真性情。这样，读者的眼界一下子给擦新了、擦亮了。所以，当时的文学评论说：茹志娟是一个创新。
      清新扑面，这样的小说简直不是写出来的，是刚从山坡上采摘下来的，还带着晶莹的露水呢，嗅一嗅，鲜润透腹。茹志娟是谁？人们关心她了，想探知她了。同年的《人民文学》第六期茅盾做了一篇《谈最近的短篇小说》的文章，谈的主要就是茹志娟的《百合花》。茅盾是带着欣喜若狂的心情来评说的，我在这儿摘抄几段，以飨读者：
     “我所举的那些例子中间，《百合花》可以说是在结构上最细致、严密，同时也是最富有节奏感的。它的人物描写也有特点，是由淡而浓，好比一个人迎面而来，愈近愈看得清，最后，不但让我们看清了他的外形，也看到了他的内心。“这些细节描写，安排得这样自然巧妙，初看时不一定感觉到它的分量，可是后来它就嵌在我们脑子里。
     “一般说来，在五六千字的短篇小说里写两个人物，是不太容易处理的，但《百合花》的作者处理得很好。全篇共六千余字，开头两千字集中写通讯员，然后引出第二个人物（新媳妇），用了五六百字集中写她，接着把这两个人物交错在一处写，而最后又集中写新媳妇，可是同时仍然在烘托通讯员，因为读者此时抑不住感动的情绪，一半是为了新媳妇，一半也是为了通讯员———，主要是为了通讯员。
      茅盾不惜重墨，给我们评析了一篇经典作品，这在文学大家庭里也是一处感人的细节，而最感人的细节是《百合花》里边19岁小通讯员枪筒里插的山菊花。这朵可爱的鲜花在战斗打响之前还盛开在小战士的枪筒里，战斗一打响，花朵就不见了，小战士也不见了，战争与和平，美丽和凄婉，茹志娟用她的笔轻轻一拨，便拨得这样动人心弦。
      记得在中学里读《百合花》时，老师拿出比平时多两倍的课时，来品评这篇文章，而这个细腻的过程，我的女老师曾两度流下热泪。小战士和山菊花，这个经典细节是在老师泪水的浸润下而印入我脑海的。所以，快二十年的生活摩擦，它一直像块铜像一样璀璨。多年来我也在留心茹志娟，希望从报章中见到她的身影。她是怎样的一个人呢？热爱《百合花》的人们都在热爱她，想知道她。尤其想知道她是怎样创作《百合花》的。
      茹志娟说：“我写《百合花》的时候，正是反右派斗争处于紧锣密鼓之际，社会上如此，我家庭也如此。我丈夫王啸平处于岌岌可危之时，我无法救他，只有每天晚上，待孩子睡后，不无悲凉地思念起战时的生活，和那时的同志关系。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出现了战争时接触到的种种人。战争使人不能有长谈的机会，但是战争却能使人深交。有时仅几十分钟，几分钟，甚至只来得及瞥一眼，便一闪而过，然而人与人之间，就在这个一刹那里，便能够肝胆相照，生死与共。

      4003.茹志鹃五六十年代小说心理
      由于对当年日渐严峻的现实社会政治生活处境充满了“忧虑”和“悲凉”，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小说创作过程中，茹志鹃偏爱对革命的“宏大叙事”（历史的和现实的）进行回避、剪裁和净化处理，其目的是通过在文本中虚构出一系列理想化的日常人伦情感话语空间，以此作为“精神避风港”来宣泄自己内心的焦虑。茹志鹃的这种补偿性的隐秘创作心理机制在当年的革命文学话语秩序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4004.茹志鹃与孙犁
      茹志鹃与孙犁是创作风格相当接近的作家。他们都不擅长于在强烈的行动中刻划人物，而往往通过人物心理活动的展现来把握人物的性格，他们的作品里都少有英雄人物形象，而更多的是普通人，即使写英雄人物，常也通过侧面去反映他们的先进，而不是正面讴歌他们。他们尤其擅长写女性。他们的作品色彩柔和，文字清新、俊逸。在强调突出反映社会主义英雄人物的创作语境中，他们的作品也都因取材小、没有写出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英雄形象而受到批评。
      孙犁建国初期的短篇小说主要呈现两大主题：军民关系和建国初期农村生活情形。他承续着他一贯的小处落笔、擅长刻划女性、写欢乐的创作风格。他这一时期写得较好的作品有：《石猴》、《吴召儿》、《山地回忆》、《秋千》、《小胜儿》、《正月》、《女保管》等。
      建国初期，战争题材是许多作者偏爱的，战争是他们记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对战争场面的还原中，塑造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歌颂共产党的胜利。但这些作品大多受“左”的思潮的影响，在塑造英雄时往往把他们神化，使他们缺少人物本来应有的内心世界的丰富性和生动性。另外这些作品更注重书写战争的正义性，而较回避战争本身对人的伤害。因而这一题材的大部分作品不仅审美性不强，也缺少对人的关怀。但孙犁笔下这一题材的短篇小说却别有一番动人的情致。
     《吴召儿》着力书写了吴召儿的机智、勇敢；《小胜儿》不仅赞扬了我军士兵爱护老百姓的财物的优良品质，还塑造了小胜儿这一女子形象，她在现实中看到了战争的必要性，她帮助青梅竹马的小金子养好伤后，又鼓励他重新去找队伍去。人民的智慧和支持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山地回忆》则通过在战争年代物质困乏时期纽儿替“我”缝制了一双褂子，叙写了老百姓对解放军士兵的深厚感情。故事虽然是在战争背景下展开的，但作者并不正面写敌人的“烧”、“杀”、“抢”，而只是从妞儿将杨树叶当食粮、从她向“我”急急地询问何时才能打败鬼子等细节中呈现日本侵略者对我国人民所造成的巨大伤害。同时解放军士兵感受到这种真挚的军民亲情，目睹了老百姓灾难深重的生活，也更唤发出他们战斗的热情。这样作者透露出的对战争的肯定更突出于对正义的追求、对美好生活的渴望，而并不仅仅是仇恨。
《石猴》、《秋千》、《正月》和《女保管》等反映的是建国初期的农村生活。这些小说中都没有大的矛盾冲突，《正月》中除一个极小的有关新旧织布机的争论外，多儿的婚事得到家庭、社会各方面人的赞同。作者在这类主题的作品中状写了建国初期人们昂扬、乐观的精神面貌。特别是作者显示了一种自信，那就是在这种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下，农民即使身上有些历史所造就的弱点，干部即使管理经验尚不足，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石猴》中工作组的老猴私自拿了贫农团收缴的一块化石猴，对工作组不利的种种谣言因此四起，老猴受了处分，最后交出了小猴。《秋千》中的干部李同志和大伙一样对建国初期重新划分成份的政策并不很熟悉，很容易斗错中农；《女保管》中有做惯了奴才、反倒看不起穷人的陈春玉、侯先生，有蹭集体饭吃的人，有虽心好却没有管理经验的干部李同志，然而干部却在所受的批评中、在工作麻烦的解决中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这是他们向前迈进的第一步。孙犁的可贵之处在于在一片颂歌声中他能看到建国初期农村存在的问题，但长于写欢乐的创作风格又局限了他进一步地开掘这些问题，难得的是他在小说中并没有设置虚假的喜庆尾巴，这几篇小说几乎都是在事件、人物有好转迹象时嘎然而止，给读者留下了一定的思考空间。

      4005.茹志鹃作品分类
      茹志鹃的作品大约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以《如愿》、《春暖时节》、《静静的产院》为代表、注重在对人物心理的探究中勾划人物的性格特征并触及他们的精神历史；一类是以《百合花》、《高高的白扬树》为代表、抒情性较强的作品；一类是以《关大妈》、《三走严家庄》为代表、反映革命斗争题材的作品。
      第一类作品是作者写得最好的，几个女性的心理刻划细腻、生动。《如意》中的何大妈在旧社会是一个苦苦捱日的妇女，新中国的成立给她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里弄生产小组的新型的生产关系让她对自我的价值有了新的确认，这使她越发热爱自己的工作。工作的意义之于她，更多的是确认自我。但何大妈的儿子、媳妇却并不支持她的工作，这让何大妈苦恼。她回想着自己解放前受的非人待遇，回想着解放后自己闲赋在家时内心的落寞，体味着自己自从参加工作后所感到的被别人需要的快乐，何大妈对自己心里真正想要的东西渐渐有点明白了，她便对儿子、媳妇的不理解感到格外难受，对自己工作者的身份也就更在意。小说写得最有趣的是何大妈星期天一清早起来准备去她们的挂钩工厂领材料这一细节。在此细节的描写中，将何大妈完成任务前的兴奋、认真，在儿子媳妇面前的好胜和对孙女的慈爱全勾划出来了。这就使小说的人物有了丰富的内心情感，而且她还有了历史的纵深感。
     《静静的产院》则写活了谭婶婶从最早学习、推行新法接生时的坚定，到产院组成后的兴奋及自豪，到在更年轻、更讲究科学的荷妹面前的不自在、生气，再到重新鼓起勇气学习自己不会的医学知识，这一条内心活动长线。特别是谭婶婶在产院头次和刚分回来的荷妹见面时，她炫耀式地向荷妹介绍产院各方面发展的情况，却冷不防被荷妹浇了一盆冷水，她对荷妹的态度便来了一个大转弯。她以自己曾有的成绩支撑着自己的骄傲，却发现在荷妹所讲的科学面前她是落伍了，她在对荷妹的说教中掩饰自己的失落，其较大的内心波澜被作者轻轻巧巧地把握住了。在这一类作品中作者不仅写活了许多新型的女性形象，还表达出了她对这些女性的精神世界、发展前景的思考。
      作者的第二类作品在发表当时取得了较大的反响，《百合花》是作者的成名作，被茅盾赞为是“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作品。这些作品都抒发了对军民关系、对美好心灵的歌颂之情。这类作品并不是空洞地扇情，而是通过细节的巧妙设置来抒发细腻的情感。《百合花》里新媳妇在已牺牲的通讯员衣服上留下的绵绵针脚、铺在通讯员棺材里的崭新的百合花被，《高高的白扬树》里反复出现的白扬树都引出了生活中感人至深的细节，显示出作者处理这些题材时举重若轻的才能，作品的构思相当精巧，但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却不如第一类作品中的来得厚重。
      而作者的第三类作品则表明她曾在革命斗争题材的选择方面做出过努力，但从审美角度来看它们是茹志鹃作品中最薄弱的部分，甚至作者在前两类作品中表现出的构思的精巧性、细节的传神性在这类作品中都较缺乏。如果说《关大妈》是作者的初期作品，还可另当别论，那么《三走严家庄》中形象刻划方面的粗疏则说明作者对人物革命性因素的强调使她忽略了对人的丰富内心世界的思量。这类作品的生动性也远不如她其它两类的作品。茹志鹃的创作实践的成败再次表明小题材处理好了同样具有冲击力，而大题材处理不好，也是苍白无力的。

      4006.《重放的鲜花》
     《重放的鲜花》是一部多人作品合集。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给中国当代文学带来勃勃生机，出现了一批眼光敏锐、关注社会问题的青年作家和诗人，产生了一些张扬个性的诗歌和一批揭露社会弊端的特写和小说。不久，“反右”斗争扩大化，这些青年作家遭到严厉的批判，他们的作品被彻底否定，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二十多年后的197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从这些被封杀多年的作品中选取了流沙河、刘宾雁、耿简、邓友梅等十七位作者的曾在社会上有过较大影响的篇章，编辑为《重放的鲜花》出版。

4007.《重放的鲜花》目录
一、在桥梁工地上
二、爬在旗杆上的人
三、本报内部消息
四、本报内部消息（续篇）
五、在悬崖上六、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七、小巷深处
八、平原的颂歌
九、太阳的家乡
十、沉默
十一、草木篇
十二、科长
十三、寒夜的别离
十四、西苑草
十五、被围困的农庄主席
十六、入党
十七、杨妇道
十八、改选
十九、红豆
二十、美丽

      4008.《重放的鲜花》出版前言
      这本集子里，收集的都是发表在二十多年前的作品。
      一九五六年，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全党工作的重点正在向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转移。面对当时新的形势，新的任务，一些作家根据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文艺作品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以及创作题材、创作风格的如何多样化，进行探求，并且发表了一些有影响的作品，但是不久，这些作品却受到了这样那样的批判，有的被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对解放十七年的文艺作品大张挞伐，这些作品更是首当其冲，属于斩尽杀绝之列，从此被长期禁锢。不得再见天日了！
      粉碎了“四人帮”，这些先前被打成“毒草”的作品，也重新得到了应有的评价。为了侦一些长期被禁锢的作品与广大读者见面，我们选取了一部分在社会上有过一定影响的篇章，编辑成这本集子，并且把它题名为《重放的鲜花》。
      重读这些二十多年前的作品，仍旧强烈地感到它们的时代气息和现实意义。我们从《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改选》等这些“干预生活”的作品中，看到那里面塑造的罗立正、陈立栋、刘世吾等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者，今天还在玷污我们党的荣誉，腐蚀我们党的肌体，妨碍我们奔向四个现代化的步伐。我们必须与之作积极的斗争。我们也可以从这些作品里的曾刚、黄佳荚、林震等人物身上，汲取到鼓舞意志、奋起斗争的力量。
       《小巷深处》、《在悬崖上》和《红豆》等写爱情题材的作品，作者是通过写这些所谓“家务事，儿女情”、“悲欢离合”的生活故事，借以拨动人们心中的“情弦”，歌颂高尚革命情操，歌颂新社会；鞭挞自私自利的丑恶灵魂，批判旧世界。它们能发人深思，促人猛省；引人向上。总的说来，这些“干预生活”的和爱情题材的作品，它们不是为暴露而暴露；为爱情而爱情，它们都有一定积极的社会意义，也有一定的艺术质量，即使其中的某些篇，还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或错误，但只要遵循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原则，不把艺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同起来，不把政治思想方面的一般错误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混同起来，就不应该剥夺它们与读者见面的权利，不能否定它们存在的价值，实践是枪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些作品艺术水平的高低，缺点错误的大小，将会得到广大读者的检验和评定。

      4009.《重放的鲜花》背景介绍
      20世纪80年代的文坛，在“双百”文艺方针的鼓舞下，亠大批老作家以新时代主人的热情重返文坛，作品选集《重放的鲜花》便是标志。“朦胧诗”的出现，如一缕清风，刷新了诗歌语言的美学原则，恢复了个人话语在诗歌领域的作用。80年代前期的文学，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知青文学”到“改革文学”，文学作品以较为深邃的历史纵深感和较大的思想容量，揭露现实中的社会问题，如《乔厂长上任记》；而对传统文化追寻的“寻根文学”，对现代青年生存体验的张扬的“先锋文学”则构成了80年代后期文学的主流。三毛的游记散文、琼瑶的言情小说、金庸的武侠小说等通俗小说更使心灵彻底的释放。
      一九七九年年初，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推倒了两个“凡是”观点，把长期以来束缚着理论界、文艺界人们思想的紧箍咒拿掉了。为错划右派的同志平反等一系列拨乱反正工作，也在积极进行。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上海文艺出版社决定将反右运动中被打成毒草或批判过的作品重新评价，编辑出版，并把它命名为《重放的鲜花》。选入这本集子的十七位作者的二十篇作品，主要是曾经在全国性刊物上发表或在全国性刊物上公开批判过的有一定影响的小说、特写。当然，也可能有入选不当或可以入选而被遗漏了的。
      这本集子里的作品，一大部分是所谓“干预生活”、揭露社会阴暗面的题材。“干预生活”这个口号，即使在今天来展开争鸣，也还会有各不相同的意见，但只要我们回顾一下这些作品诞生之前的文学创作方面存在的回避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冲突，只能歌颂，不能批判；只写光明面，不写阴暗面的极左倾向，就会觉得这些作品勇敢地冲破人为设置的创作禁区，批判横亘在社会发展道途中的形形色色的反面人物和消极现象，这样的“干预生活”，不仅无可非议，谈不上是什么毒草，实在是应该给予支持发扬的。《本报内部消息》、《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改选》、《入党》、《爬在旗杆上的人》、《沉默》、《被包围的农庄主席》、《科长》等，虽然在揭示问题的深浅和艺术成就的高低方面各有不同，但也都具有这种揭示社会现实矛盾，引起疗救者的注意的功效。尤其是在这些作品中，作者还塑造了与这些反面人们、消极现象作斗争的先进分子形象，人们不仅从中看清了罗立正之流怎样在玷污党的荣誉，腐蚀党的肌体，同时也见到了和他作斗争的青年工程师曾刚这样的先进人物，并且可以从这样的人物身上汲取力量，勇敢战斗，奋发图强。
      写爱情题材的篇章在集子里也有较大数量。这当然不是编者的偏爱，而是这类题材的作品，当年在被批判中也是首当其冲的。回顾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之前，对于写爱情题材的作品，虽然没有什么禁止的明令，但一经涉猎，往往容易被戴上“小资产阶级情调”、“歌颂知识分子”、“儿女情”、“黄色”等等帽子，事实上已成了一个创作的“危险地带”。邓友梅的《在悬崖上》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除了作品本身的艺术成就以外，还同当时读者对这类题材已经相当生疏、产生了饥渴感不无关系。这里入选的《在悬崖上》、《小巷深处》、《红豆》、《寒夜的别离》、《西苑草》、《美丽》等篇，有的批判对待爱情的损人利己思想；有的描写在旧社会被损害被侮辱的妇女，在翻身解放后建立新的爱情生活时的曲折斗争；有的表现了知识分子走向革命道路过程中在爱情问题上的痛苦历程；有的歌颂老一辈革命者为革命牺牲了爱情的崇高精神。这些作品，艺术上有一定特色，它们借爱情拨动了人们的心弦，歌颂革命，歌颂光明，歌颂高尚情操，鞭挞黑暗的旧世界，鞭挞自私自利的丑恶灵魂。即便是有的篇章还存在某些缺点和不足，但就总的倾向来说，都是引人向上的。
     《平原的颂歌》、《杨妇道》、《太阳的家乡》和散文诗《草木篇》的选入，有些特殊原因。前两篇的作者，是当年被打成“反党集团”的“探求者”成员，这两篇作品被说成是“反党”“探求”的代表作。《平原的颂歌》原是歌颂一位热爱平凡工作，安于在偏僻荒凉、寂寞冷落的小站上干一辈子的铁路干部的，因为描写了小站的荒凉冷落，就被扣上了“丑化社会主义”的罪状；《杨妇道》被说成坏作品，只是因为作品中的主人公杨妇道是个自私落后的农民。尽管作者是把这个落后人物作为讽刺对象写的。
     《太阳的家乡》也是作者被错划为右派后，用株连法给作品定罪状，说它的罪状是歌颂了解放前的知识分子。尽管这个知识分子是为科学献身的。
      散文诗《草木篇》的入选与否，曾经是一个难题。因为据说毛主席曾经批评过这一作品。就作品本身给人的感受来说，它也不如小说、特写那么直接、明确，所以评价不很一致。而就这一作品在反右期间在全国的影响来说，不入选实际上就表明还是当它毒草，持否定态度。我们彻底从“凡是”观点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考虑它的主要倾向是好的，决定给予入选。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艺界的反映尤其强烈，各地报刊、广播先后推荐评介不下几十处，并且引起了国外文艺界的注意，有的报纸也发表评介文章，有的出版社准备翻译出版。全国第四次文代大会还把它的出版，载入了60年来文艺大事的史册。总之，《重放的鲜花》出版，成了文艺界拨乱反正，给作家、作品落实政策的一个标志，也成了17年里也存在过极左倾向的一个佐证。陆放翁的《咏梅》词里有过这样的名句：“零落成泥辗作尘，只有香如故”。对梅花这样倾扬，只不过是诗人的主观愿望，有谁能在落尽花瓣的梅花树下永久嗅到香味呢？但借用这一名句来比喻优秀的文学作品，也许倒是合适的。一个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作家，他站在革命人民的立场上，写出反映人民意愿，符合生活真实，对推动历史前进起积极作用的作品，不管他（它）们会受到怎么样的不公平待遇，历史终会作出公正的评判，它们的香味艳色，总是会常留人间的。

      4010.《傅雷家书》
     《傅雷家书》是我国文学艺术翻译家傅雷及夫人1954—1966年间写给孩子傅聪、傅敏的家信摘编，该书是一本优秀的青年思想修养读物，是素质教育的经典范本，是充满着父爱的教子名篇。他们苦心孤诣、呕心沥血地培养的两个孩子（傅聪—著名钢琴大师、傅敏—英语特级教师），教育他们先做人，后成“家”，是培养孩子独立思考，因材施教等教育思想的成功体现，因此傅雷夫妇也成为是中国父母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