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小常识

      3804.梁斌与《红旗谱》
      梁斌从1935年开始酝酿《红旗谱》。头十年中，他写了大量文章，《红旗谱》中很多人物、情节在这些作品中初具雏形，如《夜之交流》《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等。梁斌随军南下时，从束鹿到衡水、石家庄、邯郸等地，参加、领导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一路走来，梁斌随身带着个小本子，将百姓的故事一一记录下来，有些写进了《红旗谱》。
      1953年6月，梁斌正式开笔《红旗谱》，一年后完成《红旗谱》第一部初稿。梁斌的创作状态异乎寻常，他完全沉醉在《红旗谱》中，不谙生活世事，每天伏案疾书十多个小时。梁斌曾这样描述：“我的创作欲、灵感升到高潮，欲罢不能。黎明起床，略作洗漱，即开始写作。早餐时间已到，我还没有写完一个节目，当我写完一个段落，饭时已过。午餐晚餐无不如此。有时写着写着，想起我还未吃饭，其实两顿饭已经过去了……” 梁斌夫人散帼英回忆丈夫创作《红旗谱》时的日子说：“他就像傻了一样，送饭就吃，不送就饿着。不跟人说话，别人说话也不听，但谈起《红旗谱》中的人物时，他马上眉飞色舞起来。写作之后，他脑子仍处在亢奋状态静不下来，除了失眠还是失眠。”
      那时候，他脑子里除了《红旗谱》，什么都没有。夏天和人聊完天，总忘拿扇子，一个夏天丢了100多把扇子。夏天，武汉黏稠的空气令人燥热，梁斌写作的地方没有避暑降温的设施，低头写作，汗滴常会打湿稿纸。为此，梁斌想出了一个“湿被单降温法”。他把被单沾上凉水，挂在屋中，再打一盆冷水，泡上一块毛巾，实在热了，就用冷毛巾擦头、擦洗身上；还热，索性把冷水盆搁到桌下，把两脚放在凉水里。
      为写《红旗谱》，梁斌曾“三辞官”：第一次是辞新武汉日报社长之职；第二次是辞中央文学研究所机关支部书记之职；第三次是辞天津市副市长之位。梁斌辞官的初衷只有一句话：不写好《红旗谱》，无颜见江东父老！终于，共计120万字的《红旗谱》三部曲长篇画卷，即《红旗谱》《播火记》《烽烟图》问鼎文坛。
      梁斌的脾气很倔，倔得硬气、刚烈。“文革”期间，他被造反派批斗。有人问他《红旗谱》是不是大毒草，是不是“王明左倾”路线。梁斌坚决回答：不是。一次，有个造反派叫他站在高凳上，一脚踹倒凳子，将他重重摔在水泥地上，问他承不承认，梁斌爬起来依然坚决回答：不是。
      平时没事梁斌就爱和老百姓聊天，门口卖菜、修鞋、拉煤的无不说“梁老是个大好人”。遇到不平事，梁斌定要管。有位革命老同志的遗孀生活比较困难，有关部门说，老同志去世了，以后不会常来了。老太太找到梁斌哭诉。梁斌火了，马上质询那个部门负责人，事情很快便解决了。
      梁斌一生最珍视的莫过于他的手稿。1976年唐山大地震，人们纷纷逃跑，梁斌却冲向书房，“我的手稿！我的手稿！”他不顾一切地喊着，将手稿紧紧搂在怀中。当时书柜里还有他多年收藏的近300幅珍贵名画，但他第一时间想到的惟有手稿。
      梁斌写了《红旗谱》，《红旗谱》中也写着梁斌的一生。

      3805.梁斌革命启蒙老师：《红旗谱》贾湘农原型
      许多人都很熟悉作家梁斌和他的长篇小说《红旗谱》，晚报的老读者也一定记得，《红旗谱》第2集《播火记》就是在晚报上连载的，光阴荏苒，一晃十几年过去了，如今这位老作家近况如何？前不久，我们在天津访问了梁斌同志。
      在梁斌同志的家里，话题自然扯到《红旗谱》上，梁斌同志告诉我们1件非常有趣的事，《红旗谱》中的贾湘农先生，是根据他在家乡上高小时1位教过他的老师的形象写的，当时，他的家乡有3个教员是共产党员，其中两个为革命牺牲了，活着的这位叫刘宪曾，就是《红旗谱》中的“贾湘农”先生，他既是梁斌革命的启蒙老师，又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一听这话，我们就刨根问底道：“刘宪曾知道自己是‘贾湘农’吗？你们还有联系吗？”梁斌笑了，他说：“这位老同志一直从事党的宣传教育工作，在战争年代，不管通信多么困难，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解放后我们见了面，他现在住在陕西。可是我一直没有告诉他，也没有跟别人说起过，‘贾湘农’就是他。” 听到这里，我们打趣地说：“这可是从未披露的新闻呀！”生活真是有趣，被写的人不知道自己是作家头脑中的模特儿，作家却按照他写出活生生的人物。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红旗谱》中的人物和时间，给梁斌找来了很多麻烦，梁斌同志1930年时考入河北省保定第二师范学校，参加过当时驱逐反动校长的护校斗争，1932年河北省发生了有名的“高蠡暴动”，这件事对他的影响很大，解放以后，1953年他开始写小说《红旗谱》，当年的“保二师学潮”和“高蠡暴动”都成了作者的题材，结果，在10年动乱里，由于这些书中的情节，梁斌被加上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翻案的罪名，他不承认强加给自己的罪名，不低头，倔强耿直的脾气，真像作者自己笔下的“朱老忠”……。
      现在，梁斌已是66岁的老人了，他抓紧时间，写完了1本3万多字的回忆录《在战乱纷飞的年代里》 ，又动手重新整理长篇小说《烽烟图》。他告诉我们，这部长篇小说在写《红旗谱》之前就开始构思了，原来取名叫《战寇图》，后因与电影《战洪图》的名字有些相似，因此改成《烽烟图》。《红旗谱》和《播火记》是这部小说的前两部分，修改整理后的《烽烟图》依然以朱老忠等人物为主。

      3806.梁斌与《烽烟图》
     《烽烟图》为《红旗谱》三部曲的第三部，描写了阶级关系所发生的急剧变化。小说对冀中平原抗日战争烽烟初起的时代背景、社会风貌、阶级动向和历史进程，做了高度的艺术概括和真实表现，深刻地反映了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民阶级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所起的历史作用。《烽烟图》保持了《红旗谱》雄浑悲壮的审美境界，高屋建瓴地抓住关乎整个国家命运的重大社会冲突，继续塑造和升华了朱老忠、江涛、严萍、运涛等一群英雄形象，鲜明地体现了我国文学的民族风格，使这部作品在总体风貌上，显示出一种民族史诗式的气派。

      3807.《李自成》
      这部五卷本长篇历史巨著，从40年**始搜集、积累历史文献资料，1957年正式动笔，1963年完成并出版了第一卷。1973年完成第二卷初稿。由于“四人帮”的干扰，难以修改和出版。姚雪垠上书毛泽东，得到支持，遂从武汉移居北京，潜心修改第二卷。1977年《李自成》第二卷出版，当年即获首届茅盾文学奖。1981年出版第三卷。其余第四、第五卷，因作者年事日高、体弱多病，改用口授记录的方式写作，直至1999年五卷本《李白成》终于出齐，全书共计三百余万字。这是一部写了将近半个世纪、几乎耗去作家整个生命的呕心沥血之作，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规模最大、篇幅最长的一部长篇著作。

      3808.《李自成》
     《李自成》是一部结构宏伟、规模浩大的歌颂农民起义的英雄史诗。它以明朝末年李自成所率领的农民起义军与朱明王朝之间的阶级大搏斗为中心，提挈起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多侧面地描绘了明末清初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宫廷内部矛盾、义军之间的矛盾。透过这些盘根错节的矛盾关系和尖锐复杂的斗争，勾画出了明王朝崩溃前夕风雨飘摇的社会面貌。同时，《李自成》又是一曲响遏行云的农民起义的英雄赞歌。作者形象而细微地叙述了农民起义军从起义、受挫，到发展、壮大，直至最后失败的艰难曲折的道路。整部《李白成》是―个大悲剧。从全书看，它写了从起义到失败的全过程，既歌颂了农民起义军的历史功勋，又写了他们的局限和弱点，最后总结了农民革命必然走向悲剧的根源。

      3809.《李自成》
     《李自成》非常注意人物形象的塑造，写出了一批有血有肉、栩栩如生、既有个性特征又具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仅以前三卷而论，出场人物三百多人，有个性的就有五十多人。《李自成》大悲剧的主要悲剧英雄是李白成。作者调动了一切艺术手段，充满理想情感地写出了一个古代农民义军领袖全部的优秀品质：超常的坚毅、过人的智慧、宏伟的政治抱负、卓越的指挥才能、平易近人、倾听众议的民主作风等。李自成是一位高于一般农民起义军将领的农民革命英雄。作品一开始即把李自成置于潼关南原大战的腥风血雨中，着重表现了李自成身处逆境而不惧的坚毅顽强精神和百折不挠、励精图治的信心。“谷城会”着重写他胸怀全局、有胆有识的战略眼光。商洛保卫战，处理“杆子”哗变，生动地表现了李自成一身凛然正气和沉着应变的能力。其他如义送郝摇旗、鞭打王吉元、挥泪斩鸿恩等情节，则进一步从思想、道德、精神上刻画了李自成的英雄形象，使之鲜明丰满地站立在读者面前。其他义军将领如刘宗敏、张献忠等也都写得很成功。特别是明末皇帝崇桢形象的塑造，更具有开拓性。他摒弃了把人作为社会观念、阶级观念符号的思维方式，恢复了崇祯皇帝同时又是一个具有社会复杂性的独具个性的人的本来面目，没有一味地写他的腐朽、没落、荒淫、昏庸，而是把他“写成一个生活着的人”。作者以真实的细节，既准确逼真地刻画出他刚愎自信、独断专行的一面，又写了他多疑善变、悲观失望的一面；他自作聪明又常受蒙骗，凶暴残忍又内心虚弱，这些复杂矛盾的心理和性格在崇祯形象的身上得到了完善统一的体现。崇祯的形象是当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成功的有艺术生命力的帝王形象。

      3810.《李自成》作者
      姚雪垠花半生精力写这样一部巨型历史小说的目的是要借助形象化的方法，再现并歌颂农民起义和起义的英雄，总结农民起义的经验教训。《李自成》之所以在整体上给人基本符合历史原则、历史精神的感觉，还得力于作家对绚丽多彩而富有民族特色的明末清初社会生活的描写。作家真实地描写了明清之际各地的乡土民情、风俗习惯、社会风貌和典章制度，组成了一幅幅丰富多彩的历史风俗画。正是在这块充满历史生活气息的土地上，孕育激活了《李自成》中各式各样的人物，演出了这场波澜壮阔、惊天地泣鬼神的李自成大悲剧。

      3810.《李自成》作者
      姚雪垠花半生精力写这样一部巨型历史小说的目的是要借助形象化的方法，再现并歌颂农民起义和起义的英雄，总结农民起义的经验教训。《李自成》之所以在整体上给人基本符合历史原则、历史精神的感觉，还得力于作家对绚丽多彩而富有民族特色的明末清初社会生活的描写。作家真实地描写了明清之际各地的乡土民情、风俗习惯、社会风貌和典章制度，组成了一幅幅丰富多彩的历史风俗画。正是在这块充满历史生活气息的土地上，孕育激活了《李自成》中各式各样的人物，演出了这场波澜壮阔、惊天地泣鬼神的李自成大悲剧。

      3811.姚雪垠
      姚雪垠在逆境中开始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小说以明末义军领袖李自成、明末皇帝崇祯为中心，塑造了一系列形象鲜明的历史人物，揭示了明末农民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和封建社会阶级斗争以及民族斗争的复杂局面。其规模宏大、气势磅礴、文笔新颖，堪称农民革命战争的历史画卷。这部巨著从1957年动笔起，历时30余年，约230万字，分为5卷。从20世纪60年代出版第一卷时，就影响较大。曾获日本文部省、外务省颁发的文化奖。第2卷于1982年荣获首届“茅盾文学奖”。《李》书除有中，日文版本外，尚有英、法文等译本，在国际上影响日增。

      3812.姚雪垠籍贯
      姓名：姚雪垠
      性别：男
      民族：汉族
      出生地：河南省邓州市
      政治面貌：中共党员
      生卒年：1910.10.10-1999.4.29
      曾任职务：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原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全国第六届、七届政协委员。

      3813.姚雪垠笔名由来
      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原名姚冠山。他姓姚，属“冠”字辈，排行老三，于是，家人就给他起名叫姚冠三。
      他十四、五岁时，改名为“姚雪痕黟”。这是他当年怅惘心情的反映。姚雪垠只上了三年小学，便失学了。后来读中学，读了一学期又失学了。这时他读到一首苏东坡的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雪痕”二字就是取人生如飞鸿踏雪，偶留痕迹之义。后来新文学运动兴起了，在怅惘之中，他看到了光明的前途。于是，便把“痕”字的“广”去掉，换以提土旁，以表示其不再悲观，而要发奋图强了。

      3814.姚雪垠人物简介
      现代小说家。原名姚冠三，1910年10月10日出生于河南省邓州市一个破落地主家庭。父亲上过开封优级师范。由于家境窘困，母亲准备在他出生时溺婴，幸为曾祖母所救。从小爱听外祖母讲故事，还由此激发了想象能力和文学兴趣。
      邓县地处豫西南，环境闭塞落后，水旱灾害与瘟疫频仍。加上封建军阀压迫，农民无以为生，或外出逃荒，或铤而走险，土匪遍地。姚雪垠9岁那年，土匪攻破寨子，姚家房屋和衣物都被烧光，从此随父母逃到邓县城内居住。在县城里，先读了一年多私塾，又上了三年教会办的高等小学，背诵过大量古文并习作文言。暇时爱听艺人说《施公案》、《彭公案》、《三国志演义》等书。
      1924年小学毕业后，去信阳上中学。同年冬，由于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学校提前放假。回乡途中与二哥和其他两名学生一起被李水沫的土匪队伍作为“肉票”抓去，旋又被一个土匪小头目认为义子。在土匪中生活约100天的这段特殊经历，成为他后来创作自传性小说《长夜》的基本素材。
      此后四年多，除去樊城鸿文书院读书的几个月外，基本上失学在家。利用这段时间，阅读了许多“五四”新文学作品，也读了一些俄国作家的小说,培养了对新文学的兴趣，增强了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实的不满。家庭的缺少温暖与社会的黑暗重重，形成了姚雪垠的叛逆性格。为了追求新的生活，曾两次到具有进步色彩的军队中去当兵。由于在现实生活中看不到出路，滋生了苦闷感伤的情绪。 1929年夏,考入河南大学法学院预科。与此同时，在《河南日报》副刊用“雪痕”的笔名发表处女作《两个孤坟》和其他作品，这些小说写了下层劳动者受封建势力迫害致死的悲惨故事，表现了鲜明的民主主义倾向。入学后不久，即参加进步活动，和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还读了清代朴学家、《古史辨》派和郭沫若等唯物史观派的一些代表性论著，立志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或文学家。1931年暑假被学校当局以“思想错误，言行荒谬”的罪名开除。从此结束学生生活，在北平等地以投稿、教书、编辑为生。到抗战爆发前夕,先后在《文学季刊》、《新小说》、《光明》、北平《晨报》、天津《大公报》上发表了《野祭》、《碉堡风波》、《生死路》、《选举志》等10多篇小说，这些作品展现了内地农村黑暗混乱的现实图景，和被压迫者奋力反抗的斗争画面。此外，编过《大陆文艺》、《今日》两种刊物，在《芒种》、《申报》上发表杂感，还刊出散文散文诗、文学论文多篇。这些文章同样表现了作者对现实的关切，有敏锐的时代感。由于受文艺大众化、大众语讨论的影响，1936年曾收集家乡口语，编为《南阳语汇》。
     抗战爆发后，从北平辗转来到开封，与别人合办《风雨》周刊，任主编；在此前后，还发表论文、杂感数十篇。并曾赴徐州前线采访，随后写成书简体报告文学《战地书简》。
      1938年春去武汉，不久参加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从事抗日的进步的文化活动。在《自由中国》、《文艺阵地》上发表短篇小说《白龙港》、《差半车麦秸》。次年又在《文艺新闻》上刊出气氛悲壮的《红灯笼的故事》。后两篇曾在国内产生较大影响，并被译为英、俄文。《差半车麦秸》和稍后的中篇小说《牛全德与红萝卜》之所以受到文学界的重视原因之一，是成功地运用活泼生动的群众口语，写出了农民在抗战中的觉醒与变化。1939年起，姚雪垠在辗转鄂、皖、蜀等地的过程中，以主要精力创作中长篇小说，写有《春暖花开的时候》、《戎马恋》、《新苗》、《重逢》等。这些作品多以抗战初期知识青年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为题材，写出了年轻一代高昂的救国热情，并从侧面触及了国民党军政机构的黑暗腐败与地方封建势力的猖獗，揭示了抗战阵营内部的复杂斗争。笔法转向委婉细腻，语言更为活泼多样。但有的作品在青年男女爱情生活方面用了过多的笔墨，冲淡乃至削弱了表现时代的主题。这个时期，他也写了不少文学论文，如《论现阶段的文学主题》、《通俗文艺短论》、《文艺反映论》、《屈原的文学遗产》等，其中一部分曾集为《小说是怎样写成的》一书出版。此外，还印行了《M站》、《春到前线》、《差半车麦秸》等短篇集。
      抗战胜利前后，姚雪垠转向故乡与童年的题材，完成了自传性长篇小说《长夜》，并写了《我的老祖母》、《外祖母的命运》、《大嫂》等一组散文。《长夜》以20年代军阀混战时豫西山区农村为背景，描写了李水沫这支土匪队伍的传奇式的生活，塑造了一些有血有肉的“强人”形象，真实有力地揭示出许多农民在破产和饥饿的绝境中沦为盗贼的社会根源，同时也表现了他们身上蕴藏着反抗恶势力的巨大潜在力量。象《长夜》这样以写实主义笔法真实描写绿林人物和绿林生活的长篇小说，是“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中绝无仅有的，此书译为法文后，姚雪垠被授予马赛纪念勋章。他的小说从早年起，就透露出一种强悍的气质：1929年发表的《强儿》刻划一种坚强的性格，30年代中期的若干作品也多次写到一些敢作敢为的人物。把一批“强人”形象送进新文学的人物画廊，发掘和表现强悍的美，是姚雪垠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出的一个独特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姚雪垠在上海还写了记述爱国科学家的传记文学《记卢镕轩》和短篇小说《人性的恢复》等。1948年以后，先在高行农业学校,继在私立大夏大学教书，同时发表了《明初的锦衣卫》、《崇祯皇帝传》等学术论著，这为他后来创作《李自成》准备了条件。
      1951年，姚雪垠去浙东参加土改，因不懂当地语言，无法了解风土人情，于是萌生返豫之念。这年夏天，他回郑州从事专业创作。1953年因中南地区作家协会成立，迁居武汉。除写了少量报告文学、短篇小说、散文、杂感外，创作上处于苦闷的时期，只在50年代中期发表了《试论〈儒林外史〉的思想性》、《现实主义问题讨论中的一点质疑》等论文。 1957年被错划为“极右分子”后，在逆境中开始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

      3815.《青春之歌》
      这部小说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人物塑造上。主人公林道静是一个成长中的人物，是30年代在党和革命斗争中培育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典型。林道静具有执拗、倔强的反抗性格和同情劳动者的善良品质。她的家庭，使她受到了教育，也给她打上了一定的阶级烙印，在她身上体现出小资产阶级的温情、狂热，不切实际的幻想。她离家后，走的是个人反抗的道路。她和余永泽分手，是对封建制度的大胆挑战，表现了林道静追求个性解放和婚姻自由的反抗精神。参加革命后也热情有余，冷静不足，缺乏斗争经验。初见戴愉，仅凭一声“同志”的称呼便在惊奇之余讲出了全部秘密，这都有说明她单纯、幼稚、缺乏斗争策略。入党后以坚强的信念为党忠实、顽强地工作，克服了自身弱点为，成为一名先锋战士。这个人物被写得充实丰满，生动感人，使作品有了较高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
     《青春之歌》规模庞大，但繁而不乱，所有广阔的现实生活，众多的人物，复杂的事件，时空的变迁全都通过林道静一人的经历贯穿起来，使得文章内容丰富而线索鲜明。文中对比映衬手法的使用，使各种人物的形象更鲜明，人物内心世界更是如窗洞开，作品因而具有感人的艺术魅力，小说中革命青年的光辉理想和勇于献身的革命热情，有着强大的促人奋发的感染力。

      3816.《青春之歌》内容简介
     《青春之歌》是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学生运动、塑造革命知识分子形象的优秀长篇小说。作者杨沫，出生于北京一个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曾在河北省定县等地教书，后又在北京做过家庭教师和书店店员，在此期间接触了马列主义思想，并加入了共产党。这种个人的生活经历对她的小说创作有很大的影响。《青春之歌》正是以“九·一八”到“一二·九”这一历史时期为背景，以学生运动为主线，成功地塑造了林道静这一在三十年代觉醒、成长的革命青年的典型形象。

      3817.《青春之歌》作者简介
     杨沫，女，1914年生于北京。13岁考入北京西山温泉女子中学，后在北京当过家庭教师、书店店员。1936年入党，后到晋察冀边区参加抗战活动。1942年后陆续担任《黎明报》、《晋察冀日报》、《人民日报》的编辑和副刊主编。1952年在中央电影局剧本创作所任编剧，1963年到中国作协会北京分会任专业作家至今。现为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北京作协分会副主席。她1934年开始发表作品，1950年发表描写抗日战争的中篇小说《苇塘纪事》，1958年出版了她的代表作、优秀长篇小说《青春之歌》，近年又出版了长篇小说《东方欲晓》。

      3818.杨默
      杨沫（1914年9月25日—1995年12月11日），原名杨成业，笔名杨君默、杨默。原籍湖南湘阴，生于北京，当代女作家。曾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联委员、全国作协理事、北京市文联主席、《北京文学》主编等职务。其代表作是描写一个知识女性成长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其中鲜明、生动地刻画了林道静等一系列青年知识分子形象。小说于1958年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欢迎，并被改编为电影。1995年12月1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3819.杨沫主要作品
      1958年出版的代表作长篇小说《青春之歌》，是一部描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学生运动的优秀长篇，成功地塑造了知识青年林道静这一艺术典型。小说在读者中特别是青年学生中影响深广，曾由作者改编为电影剧本，拍成同名电影上映。
      杨沫的作品还有中篇小说《苇塘纪事》，短篇小说选《红红的山丹花》，《杨沫散文选》，长篇小说《东方欲晓》、《芳菲之歌》、《英华之歌》，长篇报告文学《不是日记的日记》、散文集《自白——我的日记》，以及《杨沫文集》等。

      3820.杨沫生平经历　　
      杨沫1914年8月生于北京。曾就读于温泉女中，因家庭破产而失学，当小学教员、家庭教师和书店店员。
      1934年开始文学创作，发表作品，多是些反映抗日战争的散文和短篇小说。
      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战爆发后到冀中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做妇女、宣传工作。
      1943年起任《黎明报》、《晋察冀日报》等报纸的编辑、副刊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北京市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理事、全国人大常委等职。

      3821.杨沫成长经历　　
      作家杨沫，曾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联委员、全国作协理事、北京市文联主席、《北京文学》 主编等职务。她在青年时代曾在北大旁听，《青春之歌》的创作就有她在北大旁听生活的影子。她的三妹杨成芸，就是后来成为著名电影演员的白杨。她因父母不和，缺少家庭关怀。书香之家，没有给过杨沫温暖的感情，却使她在孤寂的童年能躲到书籍、牌匾、对联以至昆曲中寻找欢乐。十四岁时，杨沫读完高小一年级，还差一年才能毕业，但为躲避腐朽的家庭，她私自跑到西郊，考进西山温泉女子中学，过起住校生活。在校园里，她除了应付必要的功课以外，全身心倾注在读书之中，广泛涉猎古今中外文学名著。“五四”以后，中国反封建、争自由民主的小说、欧洲和日本十八、十九世纪的宣扬个性解放的文学作品深深吸引了杨沫。郭沫若的小说《落叶》是杨沫读的第一本新小说。最初杨沫读的是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朱自清、冰心、庐隐的作品。接着是鲁迅、茅盾、丁玲、蒋光慈、萧军、萧红及日本的厨川白村、小林多喜二、芥川龙之介等人的作品。杨沫爱上了文学。1931年春，杨沫父亲破产，逃亡不知去向，家庭瓦解了。母亲把十六岁的杨沫叫回家，强迫她嫁给一个国民党军官。杨沫对包办婚姻，她毅然反抗，又跑回西山的学校。至此杨沫母亲断绝了对杨沫的一切供给。 在河北香河教书时，杨沫结识了北京大学一位国文系的学生玄。1932年她与玄相爱同居，住在北京沙滩一带一个小公寓里，靠玄家里寄来的少许钱维持生活。杨沫不甘于琐碎的小家庭生活，由此精神经常陷入空虚和苦闷之中。1933年，一个偶然的机遇，成了杨沫苦闷生活的转折。春节除夕夜晚，杨沫来到小妹白杨的公寓。那里聚集着十几位东北流亡青年。这些人都是大学生，共产党外围组织 “剧联”成员，也有共产党员。杨沫与这么多的爱国青年相聚一堂，她的心第一次受到震动。“听到他们对于国内国际大事的精辟分析，使我这个正在寻求真理，徘徊歧途的青年猛醒过来——啊，人生并不都是黑暗的，生活并不都是死水一潭！原来，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拯救危亡的祖国，为了一个美好的社会的诞生正在浴血奋战！”（《青春是美好的》）那除夕之夜是杨沫生活道路上新的里程碑。这里程碑式的一幕，在《青春之歌》第一部第十一章中艺术地再现了出来。 杨沫认识了宋之的等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他们宣传抗日，痛斥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向她介绍马列主义书籍。杨沫读的第一本理论书是《怎样研究新兴社会科学》，还读了高尔基的《母亲》等小说。在小家庭里，共产主义的崇拜者和胡适的崇拜者闹起了矛盾。杨沫为了摆脱束缚，四处奔波寻找工作。从1931年到1936年，她当过三次小学教员，当过家庭教师和书店店员。那几年，杨沫多是住在小公寓里，为的是便于到北京大学旁听，坚持学习。此时的杨沫，被共产主义学说吸引去了，她甚至到狱中去看望被捕的共产党员，为他们做些事情。
      杨沫的处女作《热南山地居民生活素描》在1934年3月15日东北救亡总会办的《黑白》半月刊上刊登出来，这是杨沫思想和感情升华的文字记录，是她创作生涯里第一个坚实的脚印。散文有条理而简要地记叙了热河南部山地人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揭露出地主欺压农民的事实，对处于水深火热的劳动人民寄予同情。杨沫幼时跟父母去乡下收过租，那一桩桩农民交租卖地的惨剧撼动过她的心灵，因而当她有了阶级觉悟以后，她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便成了从心中迸发出的第一束明亮的火花。这篇短文虽然显得粗糙、简单，但感情真挚，显示了杨沫作品爱憎分明的特点。
      这一时期杨沫的创作热情很高。杨沫说：“我不知深浅，但勇气很足，得空就写，写散文、纪事、报道和短篇小说。”杨沫用“小慧”的笔名，常向上海《中流》和《大晚报》副刊等报刊杂志投稿，杨沫发表于1937年的四个短篇小说都是这一时期的创作。《怒涛》写的是女知识青年美真割舍小家庭的爱，为大众的幸福，牺牲个人感情投身火热斗争的故事。小说还集中描写了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到农村宣传抗日的场景。美真是一个热情、诚挚的女大学生。在她十九岁上大学的那年，与青年昭相爱同居。慢慢地她对于安逸的生活，丈夫和儿子的爱不能满足了，她想着千万个饥寒交迫的人，再也不能安静地生活下去。但昭与她相反，他认为女人不应该离开家、丈夫和孩子去为什么远不可及的理想牺牲自己的幸福。冲突的结果，他们只有分手。美真投入了火热的斗争。主人公美真有作者自己生活遭遇的影子，也是《青春之歌》的主角林道静的雏型。这篇小说，是《青春之歌》最早的胚胎。
      在北大周围的生活和学习成为杨沫早期创作的源泉和动力，经过杨沫自身的努力，最终成为中国文坛上的一颗耀眼的巨星。

      3822.杨沫与张中行
      张中行是香河县东河屯镇人，当时叫张玄，1909年生。三四岁时就由家庭包办，与一农村女子订了婚，1926年17岁时正式结婚。张中行妻子是个文盲，小脚，相貌平平，性格温顺。张中行在外面上学，只寒暑假回家相聚一下。张中行妻子是传统的中国女性，任劳任怨，洗衣做饭，下地干活，孝敬公婆，恪守妇道。即使后来张中行在北京与杨沫公开同居，其妻也没一句怨言。张中行此时也看了不少进步书籍，当朋友请他帮杨沫时，他对抗婚的女中学生充满好奇和同情，答应见面谈谈。杨沫从北戴河返回北京，与张中行见了面。在张中行的眼里：“她17岁，中等身材，不胖而偏于丰满，眼睛明亮有神。言谈举止都清爽，有理想，不世俗，像是也富于感情。”（张中行《流年碎影》224页）当时张中行在北京大学国文系读书，两人谈得非常投机，彼此印象都相当好。 到吃饭时分，张中行就请杨沫和介绍人在东安市场的东来顺吃了午饭。之后，张中行立刻给自己的哥哥去信，询问学校是否缺人，如缺，自己认识一个，很是不错，遂把杨沫介绍给哥哥。于是，在1931年9月初，杨沫就准备动身去香河教书。去香河之前，张中行又跟她见了两面。在杨沫上车离别之际，两人已经恋恋不舍。此后，两人开始了频繁的通信联系，感情迅速升温。杨沫去香河教书大概两 个月左右，她母亲病了。打听到杨沫下落后，托人力劝她回北京，并答应以后还供她去读书。杨沫急忙返回家中。杨沫母亲丁凤仪此时已经病重不起，危在旦夕。因感情破裂，她父亲和哥哥都没有回来。家中只有杨沫和两个年幼的妹妹，守着她们贫困垂危的母亲。但杨沫此时正与张中行热恋。她没怎么照顾垂危的妈妈，却成天去找张中行，两人在公寓里厮守，形影难分。望着母亲的病一天比一天重，杨沫却没觉得难受，张中行给了她呵护和尊重，让她尝到了幸福。杨沫很快就怀了孕。当她把消息告诉张中行时，张中行却愁眉不展，让杨沫十分困惑和吃惊。随之，对张中行极为不满。后来，据张中行对徐然姐姐说：“你妈只看表面，不是我负心冷淡，当时生活艰难，加上她怀孕，就更困难，心情沉重，你妈就以为我冷淡她……”杨沫非常敏感，认为自己怀孕后，张中行明显地与自己疏远了。她很好强，一赌气，也不再去找他。年底，母亲丁凤仪病死，因父亲杨震华另有外遇，丁凤仪死后，后事他根本不管。家中没钱办，丁凤仪的棺材就一直放在她的卧室里。次年年初，为给丁凤仪出殡，杨沫舅舅带杨沫到热河省滦平县去变卖杨震华的土地。得了一些钱后，才给放了两个多月的母亲出了殡，姐妹三人还分了一些剩余。
      1932年夏，杨沫的肚子在一天天变大。她不好意思住在家中，就悄悄在张中行的住处附近，租了间房子。张中行还常常来看她。可两个人感情上已有隔膜，相对无言。最后，杨沫决定去小汤山白杨的奶妈家把孩子生下。临走时，张也没有说送她一程。杨沫后来在文章里写道：“眼看着我挺着大肚子，一个人上了路，他竟连送送我的意思都没有，好狠心的人呀！”儿子生下12天后，杨沫就坐着一辆毛驴车从乡村回到了北京城。儿子留给一个奶妈照看。没叫张中行花一分钱，费一分力，杨沫自己把孩子的事处理完毕。很快的，张中行又恢复了对杨沫炽热的爱。杨沫虽然埋怨他，却还是深深爱着他，原谅了他。自此，也就是1932年下半年，两人在沙滩的小公寓里开始同居。杨沫给丈夫做饭、洗衣、缝缝补补，过着失学失业，半饥半饱的生活。
      据张中行说：杨沫“读了不少新文学作品，并想写作。又为了表示心清志大，把有世俗气的学名‘成业’扔掉，先改为‘君茉’，嫌有脂粉气，又改为‘君默’，以期宁静而致远。”（张中行《流年碎影》225页）那时，张中行还是个学生，杨沫没有工作，全靠张一个人的生活费。他们的日子自然清苦。一天上午，杨沫妹妹白杨来到杨沫和张中行的住处。屋里酷冷，窗台上的水杯里结着冰碴。已经十点多钟了，却还没有升火。屋里没烟筒，只有一个做饭用的小煤球炉，奄奄一息。人在屋里不敢脱衣服，还冻得哆哆嗦嗦。白杨问：“这样冷，你们怎么能住？”杨沫说：“每天上午十来点钟生火做饭，到下午吃完晚饭灭火，烧了七八个钟头，屋里挺暖和的。晚上进了被窝，有厚被子，再怎么冷也不怕。”白杨发现饭柜里，除了点咸萝卜，什么吃的也没有。问：“你吃些什么菜？”　杨沫说：“每天有肉有菜。”　白杨说：“大姐，你别开玩笑了。”　杨沫说：“每天买一毛钱猪肉，再加上半棵白菜，这不有肉有菜了吗？”大姐的生活如此清寒，叫白杨着实吃了一惊。但张中行有学问，精通古书。他隔长不短给杨沫写诗，让她感受到了一种高雅的情趣，弥补了房子寒冷和吃不上肉的缺憾。以下一首就是他从《乐府诗集》或什么地方找来，送给杨沫的诗：　
      阳春二三月，杨柳齐作花，春风一夜入闺阁，杨花飘荡落南家。含情出户脚无力，拾得杨花泪沾臆。秋去春还双燕子，愿衔杨花入窝里。 娓娓表达了对爱妻的缱绻依恋。在一段时间内，这种爱让童年不幸的杨沫感到了莫大的满足。
      五十年代，杨沫出版了长篇小说《青春之歌》，许多人认为其中丑化的余永泽就是张中行，张中行总是讲自己“没有在意”保持沉默。“文革”期间，有人找到张中行希望他揭露杨沫的“罪行”，可张中行却在揭发材料上写上了“她直爽，热情，有济世救民的理想，并且有求其实现的魄力。”杨沫看到后大为惊讶，甚至还写了封感谢信给张中行。后来有人著文谈她当年感情，杨沫以为是张中行指使，两人关系再度恶化。杨沫去世后，她的子女曾经请张中行来参加遗体告别仪式，却遭到张中行意外拒绝，“是她不再是，或早已不再是昔日的她。”在张中行的心中仅存的美好片段也终究破灭了。

      3823. 杨沫作家母亲
      杨沫作为一个作家，是优秀的，但作为一个母亲，却有严重的欠缺。她生前多次承认自己不是一个好母亲。杨沫曾说她不喜欢小猫小狗。老鬼感到她也不喜欢小孩儿。她的神经官能症使她怕吵闹，曾明确表示不欢迎别人带小孩来家里，说小孩一哭闹，她的心脏受不了。周末孩子们一回家，她就抱怨太乱太吵。如同杨沫的母亲整天醉心于打牌看戏，杨沫整天醉心于她的写作，都同样的不管孩子，儿女情很淡。孩子生下后，杨沫嫌带孩子麻烦，影响工作，5个孩子有4个是找别人带的。 据杨沫自己说，她18岁时在小汤山一个农民家生了第一个孩子。产后12天，因农村闹霍乱，不敢多呆，就把婴儿留下，自己返回北京。结果这个小儿子长到1岁半时，生病夭折。她第二个孩子徐然，只奶了8个月，也送回了河北农村老家。第三个孩子青柯1938年冬生于河北深泽农村，刚过满月杨沫就出去追赶贺龙的部队，将孩子留在农村。以后不闻不问，直到8岁眼睛被人扎伤，才把他接到身边。杨沫在1947年4月6日日记中也承认自己过去对青柯太冷漠了。到生第四个孩子小胖时，杨沫还想送给奶妈养。因为当时地委领导提倡女同志自己喂养孩子，她才被迫改变了主意，没有送出去。到要生老鬼时，她决定打胎，却因手续问题没有打成，只好在阜平生下来。又很快地把刚生下的老鬼送回老家，找人喂奶。其实当时环境改善，很多同志都把孩子留在身边或附近。
      杨沫说她尊崇卢梭。——卢梭就把自己的亲生孩子统统送给育婴堂，一个不要。从年轻时起，她就不是整天围着孩子，想着孩子的人。参加革命以后，她更认为：工作第一，革命第一，孩子是私事，是累赘。这从杨沫的日记中能看出来。“1945年11月25日：过去我总认为奶孩子不是革命工作，为了工作，就应当把孩子给别人奶，自己腾出功夫来工作。后来看了聂荣臻同志的报告，说女同志是来杭鸡等，才转变一些。但还是轻奶孩子，重工作。今年有了孩子，自己就矛盾。是奶呢，还是不奶呢？原来还有些奶的意思，后来敌人投降了，自己想到解放区将多少倍的扩大，根据形势，干部用的更多，加上孩子很淘气，自己嫌麻烦，就决定了不奶。曾各处找奶母，但没找到。这时听说马同志不回十分区了，为了不愿把孩子丢得太远，这才自己奶着。开始想等到新工作岗位再找奶母，但以后十分区妇女部长给我写信，叫我千万自己奶孩子，她说她这次到冀中去开会才把思想整通。又加上十地委领导同志也叫我自己奶。杨英同志说自己养活一个孩子，至少可为革命服务20年，这是很伟大的工作呀。于是我才决定了自己奶。但是一阵阵，我还是有许多不良的思想使自己苦恼。尤其当孩子淘气或堕（缠）得自己不能动身时，就烦恼，生气，觉得冤枉……
      ……有时因为孩子的累赘，不能像许多同志似的活动，工作，内心也感到痛苦，感到自己前途将被葬送似的不安。一直到今天，也还是不断地自我斗争，不能完全安心的奶孩子。”
      杨沫的童年很苦。她的父母感情破裂，各自寻欢作乐，不管孩子。她自己从生下后，就缺少母爱与父爱，老挨打。在这个冷酷环境里，潜意识中她也深受她父母的影响，不大管孩子，对孩子的事漠不关心。杨沫说她小时候，她的母亲从没有抱过她，亲过她。她也继承了这个特点。老鬼4岁从农村来到北京与父母生活在一起，记忆中就没有被母亲抱过，亲过。也从没有尝过坐在母亲膝盖上的滋味，老鬼的哥哥也如此。别人都有向父母撒娇的经历，老鬼和他的哥哥却一辈子不知道撒娇是何滋味。

      3824.真实的杨沫
      红色经典《青春之歌》家喻户晓，成就了杨沫现代红色经典作家的地位。林道静、卢嘉川这些《青春之歌》中的人物曾经感染和影响了几代人。作家老鬼的新版本《我的母亲杨沫》一书，在修改老版本全部错漏的同时，又新增内容近三分之一。该书以儿子特有的视角，讲述母亲的真实一生。
      母亲杨沫的真实经历与感情
     《青春之歌》写作的背景、小说中主人公的原型，这些小说里看不见、而又让读者牵肠挂肚的情节与故事，在《我的母亲杨沫》中被一一展现。老鬼写道：“小说中的卢嘉川，就是母亲怀着对一个前线战友的深情，对一个永远不能在一起的人的爱，用最真挚的感情塑造出来的。尽管卢嘉川是虚构的，好多人都觉得这个人物写得好，母亲把他写得栩栩如生。其中的隐情就是这段与路扬的友谊与恋情。”再现作家生活中的真实经历与感情，无疑会加深读者对小说、对作家本人的理解与喜爱。正如老鬼所言：“我的写作原则是可以牺牲一切却不能牺牲真实。人物传记尤其不能掺假，不能拔高，不能隐恶扬善。”他认为，“一个，比虚假的杨沫能更久远地活在人们心中。”
      母亲杨沫非完美的一生
      老鬼所呈现出来的杨沫，是一个立体而丰满的形象，既可以让读者感受到她的性格，更能清晰地看到她从生命的起点到终点所跋涉的每一个足印。身在局中的老鬼不夸大母亲光辉的一面，也不回避她的瑕疵，写出了母亲真实而非完美的一生。尤其是“文革”时期，这里有别人对她的批判、揭发，也有她对胞妹、著名演员白杨等人的“揭露”。这是那个混沌不堪的时代闹剧中的寻常一幕。老鬼通过本书勇敢地写出了杨沫的真实一生，不仅凸显杨沫献身抗日救亡、写作共和国经典长篇《青春之歌》的辉煌经历，而且把她人生旅程中非阳光的一面如实地袒露出来，写出成功背后的艰辛、曲折，让人看到她的苦恼、隐情和孤独。
      第三只眼看待母子亲情
      自古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为尊者讳，为长者讳，为亲者讳”。老鬼在书中的真实记载，让看过《我的母亲杨沫》的许多评论家和作家感慨万千。评论家王干说：“《我的母亲杨沫》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一刀切开了中国伦理和传统文化遮蔽起来的问题，这就是如何看待长辈。老鬼写母亲不是以儿子和一般作家的视角，是以独特的视角，看到了人性的复杂性，用第三只眼看待母子亲情。非常有冲击力。揭开了父辈的伤痕，刺痛了父辈。”评论家白烨说：“《我的母亲杨沫》写出了一个更真实的母亲，把自己也摆进去，没有逃避。冷竣如一。为非虚构性作品树立了一个新的高度。”

      3825.杨沫人物关系
      杨沫的儿子马波（笔名老鬼）也是作家。
      杨沫的女儿马豁然离婚后曾经和著名歌唱家刘秉义婚外同居，并怀着胎儿被毒杀，凶手尚无司法结论。杨沫相信刘是凶手，后曾后悔当时未能利用自己影响尽力查明真相。
      杨的子女曾经指责杨沫疏于亲情，但是晚年终于和好。

      3826.《苦菜花》
      抗日救亡的烽火在胶东半岛昆嵛山区燃烧。王官庄贫农冯仁义，为逃避恶霸地主王唯一的迫害，两年前只身闯关东，留下仁义嫂拉扯着五个孩子艰难地度日。牛倌出身的共产党员姜永泉领导乡亲们武装暴动。仁义嫂的大女儿娟子拿起父亲的猎枪参加了这场殊死的战斗。
      暴动胜利，王官庄群众公审并枪决了王唯一，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仁义嫂冲破重重阻力，支持娟子当妇救会长，投入抗日斗争的洪流。
      秋末的一个夜晚，特务王唯一的叔伯兄弟王柬芝奉命回到王官庄。他伪装进步，骗取群众信任，当了小学校长。其妻虽出身破落地主家庭，却不甘做封建婚姻制度的牺牲品，不堪丈夫的精神折磨，爱上了长工王长锁，并生下女儿杏莉。王柬芝利用妻子的隐私，挟制王长锁为他传送情报，进行特务活动。伪军分队长、王唯一之子王竹根据王柬芝的情报，带领日伪军洗劫王官庄，残酷地杀害了副村长七子等人。
      群众怀着仇恨的怒火祭奠烈士，村党支书德松、娟子的弟弟德强等参加了于得海团长率领的八路军。仁义嫂这位革命的母亲更加坚毅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并参加了抗日救亡工作。她怀着母爱，做军鞋、关怀住在她家的战士。
      八路军某部兵工厂迁到王官庄，敌人妄图破坏兵工厂，鬼子大队长庞文突然袭击王官庄，将群众赶往南沙滩，母亲——仁义嫂被捕。
      敌人严刑拷打，逼母亲上山找兵工厂埋机器的地点，她却把敌人引到雷区挨炸。
      根据地人民终于夺得了反“扫荡”斗争的胜利，并在革命战争中受到了锻炼。
      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伟大胜利，极大地鼓舞着根据地军民。总攻开始了。军民们英勇奋战，终于全部歼灭守城的敌军，红旗插上道水城头，千万人的欢呼震撼着大地。
      在这胜利的时刻，母亲一家终于团聚了。鲜艳的红旗和阳光映照着这位躺在担架上的英雄母亲。她深情地注视着女儿秀子手中的鲜花，特别是那金黄色的苦菜花吸引着她，她好像尝到苦菜根清凉可口的苦味，嗅到了苦菜花的馨香，脸上露出欣慰的、幸福的微笑。

      3827.《苦菜花》点评鉴赏
      作品真实而深刻地揭示了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斗争的复杂性，并在这种复杂的斗争中表现了人民的觉醒和成长，歌颂了革命人民的崇高品质。抗日游击队虽然一下子就结束了汉奸、大地主王唯一对王官庄的统治，成立了抗日民主政权，但斗争并未就此结束，而是更深入、更尖锐地展开了。王唯一之子王竹当了伪军中队长，充当日寇扫荡战中凶恶的刽子手，成为王官庄人民的死对头。而更阴险、也更凶恶的则是王柬芝。他以开明地主身分献地、办学，伪装进步，骗取信任，钻入抗日民主政权内部，但暗中却网罗党羽，从事特务活动。王官庄的几次被扫荡，村干部的被杀，陈政委的被害，都和王柬芝送的情报紧密相关。而他的这些罪恶活动，又与为他所胁迫的无辜的长工王长锁的悲剧性的爱情纠缠在一起，这就使他的阴谋更加难以揭露。在侵略者与汉奸地主这两种势力明明暗暗的勾结下，王官庄人民的抗日斗争就变得更加复杂和残酷。
      但是，革命人民没有屈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受了极其严峻的考验，并在斗争的锻鍊中迅速地成长起来，懂得了生命的意义。作品用饱含激情的笔触，细腻地描绘革命人民的成长，赞颂他们那种善良而又不屈的崇高精神。在严酷的斗争中，面临生与死、革命与个人、干部与亲人之间抉择的关头，他们总是以自己的身家性命，来维护党和革命的利益。副村长、共产党员七子因伤未能和乡亲们一起转移，被王柬芝出卖，敌人想活捉他。七子英勇地战斗，宁死不屈的顽强意志，使他把最后一颗手榴弹留给了自己和妻子。敌人设毒计让妇女认亲人以捕杀区干部，花子正向丈夫老起走去，突然发现区委书记姜永泉，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她克服了感情上的矛盾，毅无反顾地走向姜永泉，眼睁睁地看着患难与共的丈夫惨死敌手；而老起明白她的心迹，宣布自己是八路军，以自己的牺牲保全了党的领导。就连被王柬芝胁迫的王长锁和杏莉母亲，也醒悟到“做个好人死了，强似劣人活着”，再也不愿屈辱地生活下去，终于在斗争中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作品所塑造的母亲——仁义嫂的形象，是当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比较完整而丰满的革命母亲的英雄形象，具有相当的典型意义，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人物画廊增添了一个光彩夺目的艺术形象，同时，也标志着作品本身的艺术成就。可以看出，作者是怀着无限的深情来塑造母亲的形象的，鲜明地刻画了母亲思想性格的主要特征：慈爱心肠和革命意志。作品把母亲置于王官庄极其严峻复杂的矛盾冲突之中，在公与私、生与死的抉择面前，充分展示她性格中慈爱心肠与革命意志这两个特征，真实地描写了她的觉醒和成长，具体地写出她从一个只知爱自己子女的母亲到爱革命、爱一切革命的子女，勇于为革命奉献一切的革命母亲的性格发展过程，并注意揭示母亲性格发展过程中多方面的矛盾心理，使得母亲的形象血肉丰满，也使得读者清晰地看到了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怎样变为灵魂高尚的革命母亲的过程。当大女儿娟子拿起猎枪参加革命活动时，母亲的一家正处在极端困苦的生活中。大伯一家数口被恶霸地主王唯一害死，丈夫又被逼走，母亲独自拉扯着5个年幼的孩子，娟子是她唯一的帮手，母女相依为命，而且，斗争的环境又是那样的险恶，母亲怎么能不为娟子担惊受怕呢？但是，公审大会和娟子亲手枪毙大仇人王唯一的现实教育了她，“有一种东西，像是一把火从她内心里烧起来”——母亲的革命意识开始苏醒了。面对封建家族的传统压力，她更加认定“娟子是好孩子”，毅然支援娟子干革命工作。敌人烧毁母亲的房子，她咬紧牙根：“这前世的冤，今世的仇，我烂了骨头也要跟你们算清！”这冤仇，不仅是个人的，而且是阶级的，因此，大儿子德强参军时，母亲满意地“点头”。随着斗争的深入，在共产党员革命精神的感召下，她那母亲的慈爱和革命的意志在不断地发展。她从娟子、姜永泉、星梅和八路军战士身上，愈来愈深刻地感受到了革命的力量，认识到革命才是苦难农民的唯一出路。她把对儿女的爱扩大到对每一个革命战士的爱，上升到对革命的爱。当敌人逼她说出兵工厂埋藏机器的地点，并以杀害她的小女儿嫚子相威胁时，为了革命，为了保住兵工厂，她忍受了一切酷刑和巨大的悲痛，眼睁睁地看着心爱的小女儿被敌人残酷杀害。
      酷刑，摧毁不了她钢铁一样的革命意志；残杀，只能激起她更强烈的仇恨。这时，母亲的慈爱心肠和革命意志已经升华到了一种崭新的境界。她自觉地为革命工作，直到拿起武器亲手消灭敌人。
      母亲的觉醒反映了千百万贫苦农民的觉醒；母亲的成长代表了千百万革命母亲的成长。
     《苦菜花》还善于提炼生动而富于特征性的情节，描绘惊心动魄的场面，这对于刻画人物、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都有重要作用。
     《苦菜花》的不足之处是，由于对当时斗争的历史背景展示不够广阔，致使作品未能涵纳更为深广的社会历史生活内容。

      3828.《苦菜花》作者
      冯德英 （1935年12月—），当代作家，山东牟平县（今属乳山县）人。
      1935年2月出生于一个贫苦而富于革命传统的农家。父母兄姐都是共产党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全家人积极投革命洪流。他上小学时，当儿童团长、少先队长。党的教育，根据地人民的革命精神、艰苦卓绝的斗争和可歌可泣的事迹，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植下了革命的种子，也他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生活基础。
      1949年初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并先后入解放军通信学校学习，毕业后任报务员、电台台长、雷达指挥排排长职。
      1950年受《洋铁桶的故事》（柯蓝著）的影响，爱上了文学。他如饥似渴地阅文学作品，常被书中那些为革命事业而忘我战斗的英雄人物感动得流泪，并产生了现自己熟悉的英雄的创作冲动。
      1953年开始写作练习，1955年春正式撰写第一部长小说《苦菜花》，1958年《苦菜花》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1958年起从事专业作，并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翌年，第二部长篇小说《迎春花》问世。这两部作均以作者少年时代的家庭生活为“蓝本”，展现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胶东据地军民反对日伪汉奸“扫荡”、抗击国民党军队进攻的英勇斗争，人物形象鲜活，乡土气息浓郁，受到读者的欢迎，并被译成日、俄、英等国文字。粉碎“四人帮”，描写抗战前胶东曲折复杂阶级斗争的长篇小说《山菊花》（上、下集）（获解放文艺出版社首届优秀长篇小说奖）出版，至此，完成了“三花”姊妹篇的创作。
      1986年又出版了反映建国后胶东人民生活的长篇三部曲《大地与鲜花》的第一部《血染土地》。
曾任空军政治部文化部创作员、济南市文联副主席、《泉城》主编。

      3839.冯德英生平经历
      冯德英，1935年12月出生于乳山观上冯家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的家乡昆嵛山地区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胶东抗日根据地的中心。他6岁入抗战小学，9岁当村儿童团长。1949年1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通讯学校学习，毕业后到华东空军航训大队深造。1949年8月，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6年11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历任学员、报务员、电台台长、无线电排排长、文化干事、文学创作员。
      冯德英在部队长期从事无线电报务工作，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文学创作。于1958年1月出版长篇小说《苦菜花》，从此走上专业创作道路，成为部队的专职作家。为了更好地表现故乡人民生活，1980年11月，他要求转业回到山东。回到山东后，他历任济南市文联主席，济南市政协副主席，《泉城文艺》主编，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党组书记，《时代文学》主编，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理事，青岛市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山东省文联名誉主席。
      他的主要作品除《苦菜花》外，还有长篇小说《迎春花》、《山菊花》（上下集）、《染血的土地》、《晴朗的天空》、《冯德英中短篇作品集》及电影文学剧本《苦菜花》、《女飞行员》等。他的小说大多是反映胶东人民历史和现实的生活情景，多部作品被翻译成俄、日、英、越、朝、蒙、罗等外文出版。

      3840.冯德英主要作品
      苦菜花（长篇小说）1958，解放军文艺
      迎春花（长篇小说）1959，解放军文艺
      女飞行员（话剧剧本）1965，戏剧
      女飞行员（电影剧本）1965，电影
      苦菜花（电影剧本）1966，电影
      山菊花（上下集，长篇小说）1979—1982年，解放军文艺
      染血的土地（长篇小说）1986，解放军文艺

      3841.《红岩》
      是一部反映重庆在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员在重庆地下工作的小说，其中的部分素材是有其历史原型的。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的胜利进军和反动派的垂死挣扎，是这一时期的特点；小说把反动派在全局上不可逆转的覆灭命运，与局部上的气势汹汹，疯狂镇压；把革命事业全局上的辉煌胜利，与革命者个人的悲壮牺牲，辩证地统一起来。其中所塑造的主要人物形象有：江姐、小萝卜头和双枪老太婆。

      3842.《红岩》内容介绍
     《红岩》是以描写重庆解放前夕残酷的地下斗争特别是狱中斗争为主要内容的长篇小说。它的基本情节以“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包括渣滓洞和白公馆内的敌我斗争为中心交错地展开了我地下党领导的城市的地下斗争、学生运动、工人运动、狱中斗争以及华蓥山区的武装斗争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的胜利进军和反动派的垂死挣扎。小说把反动派在全局上不可逆转的覆灭命运与局部上的气势汹汹疯狂镇压革命事业全局上的辉煌胜利、革命者个人的悲壮牺牲让我们更是无比崇敬。集中描写了革命者为迎接解放、挫败敌人的垂死挣扎而进行的最后决战。集中描写了革命者为迎接解放、挫败敌人的垂死挣扎而进行的最后决战歌颂了革命者在酷刑考验下的坚贞节操塑造了许云峰许建业、江姐江竹筠（也叫江雪琴）、成岗陈然、刘思扬刘国志、余新江余祖胜等众多可歌可泣令人难忘的革命英雄形象深刻展示了革命者的崇高精神境界和思想光辉。
      小说以大量的篇幅描写了革命者的狱中斗争除了《狱中联欢》所写的新年联欢活动外还写了狱中绝食斗争的胜利为龙光华烈士举行追悼会写了江雪琴的从容就义许云峰在地牢里同徐鹏飞的最后一次交锋以及最后的武装越狱斗争等。
      全书共三十章作者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都是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幸存者他们亲身经历了黎明前血与火的考验目睹了许多革命烈士坚韧不拔的英勇斗争和壮烈牺牲的场面。根据这些经历他们于 1957年写了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随后在回忆录的基础上创作了长篇小说《红岩》。注《在烈火中永生》是人物回忆录虽都是真人真事但也有不明之处不能以此作为参考、学究《红岩》这本小说有一些人物和情节是虚构的。　
      小说《红岩》问世以来由此衍生的文艺作品很多如被改编成电影《烈火中永生》、部分情节被改编为歌剧《江姐》以及多个版本的同名连环画等为世人熟知。　

      3843.《红岩》作者之一
      罗广斌，男，生于1926年，重庆忠县人。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军第十六兵团司令官罗广文的胞弟，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的学生。1948年被捕，囚禁在重庆渣滓洞、白公馆集中营。建国后，历任青年团重庆市委统战部部长、重庆市民主青年联盟副主席。后在重庆市文联专门从事创作。合著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长篇小说《红岩》。

      3844.罗广斌
      因长篇小说《红岩》在全国的巨大影响，罗广斌作为作者之一，又是大屠杀幸存者，自然而然也成为青年们崇拜的英雄。但是那时他的日子并不推选他为访日代表，被重庆市某些人以“历史问题有个别疑点”为由否决；第二年共青团召开九大准备安排他为团中央委员候选人，也因同样理由被否决。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罗广斌当年在大屠杀之夜从狱中脱险的经历，正好构成了让人不放心的历史疑点。
      因此罗广斌在文革之前心情是压抑的。当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为口号的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之时，他立即被那种“造反精神”所鼓动，所感召。他成为重庆最早的造反派之一。这也是他的悲剧人生的开始。1948年由于叛徒出卖在成都被捕，先后被囚于重庆渣滓洞、白公馆集中营。1949年11月27日在敌人大屠杀时从白公馆越狱脱险。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共青团重庆市委常委兼统战部长。曾与刘德彬、杨益言合写《在烈火中永生》等小说。1958-1961年与杨益言合著长篇小说《红岩》，小说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深受读者喜爱，先后发行350万册，并翻译成英、法、俄、日等19种外文发行。“文化大革命”中该书被诬蔑为“叛徒文学”成为禁书，1967年2月5日，红卫兵闯入罗广斌家将其绑架，5天后罗广斌在关押地坠楼身亡，时年42岁。

      3845.罗广斌家庭概况
      罗广斌出生在成都一个封建地主家庭。祖父是川东忠县的贫农兼木匠，父亲十九岁中秀才，科举制度废除后，被保送进入成都东洋学堂。罗广斌出世时，父亲在川大法学院任训导，毕业于法政学校的母亲，在高等法院工作，父母均系国民党员。大哥罗广文早年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回国后参加国民党军队，是国民党第七编司令，统率17万大军，负有国民党西南防务重责。罗家声势显赫，田产富庶，在洪雅县每年收入过千石，成都收入约百石，另有房产三处。罗广斌从小生活在非常优裕的环境中，被家人溺爱，未尝过生活的愁苦滋味。
      1939年2月，为躲避空袭，罗广斌随父母暂时迁居到洪雅县城，就读于洪雅县中学。他喜欢文学，爱读欧洲古典小说，少年早熟。1940年，读初中四期的罗广斌与同学牟学莲产生恋情，罗广斌异常执着，这时他还不满15岁。他被匈牙利作家尤利巴基在《秋天里的春天》中描述的纯洁爱情打动，渴求真挚的情感。单纯的罗广斌认为家人非常爱他，一定会理解他，但家人知道他与家道中落的商人女儿的恋爱关系后，坚决反对，原因不是因为他早恋，影响学业和成长，也不是嫌牟学莲的人品才貌，唯一的理由是“门不当户不对”。母亲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家的子弟，不能作商人的女婿，就是我们不管别人也要说闲话，骂我们家教不严”。这个保守的封建家庭对追求自由的罗广斌非常严厉、专制。为切断罗广斌与牟学莲的关系，父亲中断罗广斌在洪雅的学业，将他带回成都，并对他的一切行动进行严密监视。从1940年到1943年，罗广斌在家里度过了三年囚徒式的封闭生活，三年的禁锢并未锁住他对生活的热情，对自由的向往，却加深了他对家庭的不满，对腐朽的愤恨。罗广斌逐渐看清封建家庭和封建社会的毒恶，看清封建势力对年青人的专横控制和压迫。恋爱遇到的巨大阻力触动了罗广斌性格中的叛逆因子，他渴望挣脱樊篱。为追求自由与平等，他与家庭抗争，甚至与父亲打了一架。
      正当罗广斌与家庭的矛盾激化，但又苦于无法找到重获自由的出路，而陷入痛苦时，他遇到了同乡马识途（西南联大地下党组织负责人），马识途同情他的遭遇，支持他的反抗精神，并真诚地告诉他：“恋爱是年青人的权利”。在马识途的帮助下，罗广斌对个人恋爱与家庭情感的矛盾冲突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认识到为追求个性解放，获得自己应有的权利，只有一条路：离开令人窒息的家庭，呼吸新鲜的空气，寻找新的人生坐标。
      1944年初，罗广斌跟随马识途到昆明西南联大附中学习。在这里，他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并经过“一二·一”学生运动的锻炼，认识到“血是仇恨的种子”，影响了他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使他从追求个性解放和婚姻自由的狭小天地里走出来，投身于人民解放和民族解放事业。在西南联大附中的学习生活，是罗广斌人生的转折点，他摆脱家庭的束缚，走上革命道路，找到为之奋斗终生的理想和信念。

      3846.罗广斌入狱前后
      1948年9月10日，罗广斌在成都家中被捕。关于他被捕的原因有几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被冉益智出卖的，罗广斌脱险前一直持这种观点，因他在受审时，叛徒冉益智（地下党重庆市委副书记）劝降罗广斌，并提及他的入党自传是用绿色稿签写的，有十几页，罗广斌联想到自传清楚地写明马识途是自己参加革命的引路人，因此认为是敌人借用马识途的名义诱捕自己，判定被捕是因冉益智出卖同志造成。一种说法是罗广斌的母亲不谨慎，把他回家的消息告诉查户口的人，并央求保护，被特务侦察到，第二天就被捕了。一种说法是罗广斌的哥哥知道他回家，怕他闹事闯祸，因而让特务头子徐远举把他抓起来加以管教，但提出要求：必须确保罗广斌的生命安全。造成罗广斌被捕的原因确切地讲，首先出卖他的是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敌人通过叛徒之口得知罗广斌的身份，但对其下落不清楚；随后，罗广文向徐远举提供弟弟罗广斌的行踪，导致罗广斌被捕。
      1948年3月1日，罗广斌赴秀山前，重庆地下党组织经过较长时间的考察，由刘国志、江竹筠介绍罗广斌入党，候补期9个月，其工作关系属于市委副书记冉益智领导的学运系统，刘国志曾将罗广斌的入党自传交给冉益智。按地下党组织的纪律，领导成员对各自领导的组织和人员的具体情况，一般是互不通报的。但市委书记刘国定心多手长，他从冉益智那里看到罗广斌的自传，知道罗广斌入党之事。
      1948年4月，刘国定、冉益智相继被捕叛变，并竞相出卖川东地下党组织。刘国定抢先一步，供出罗广斌的身份；冉益智也将罗广斌参加革命的情况和盘托出。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得知罗广斌是国民党第七编司令罗广文之弟，于是将罗广文约到重庆城内老街慈居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办公室。
      徐远举将罗广斌参加革命的详情告知罗广文，并向其保证不伤害罗广斌的性命。罗广文怕弟弟闹事闯大祸，明确表态，同意徐远举派人逮捕罗广斌，帮助家人管教他，并告诉徐远举：家庭对弟弟太溺爱，他非常调皮，到处乱跑，家里对他已无可奈何，他现在已回家，住在成都家中。徐远举得到罗广斌在成都的消息后，立即派重庆绥靖公署侦讯科科长左志良于9月5日由渝乘飞机至蓉。左志良抵蓉后，经过几天的侦察和周密安排，决定于9月10日开始逮捕罗广斌的行动。
      9月10日上午，一个商人模样的人来到罗家找罗广斌，他声称带来一封署名为“马”的信件，需要亲自交给罗广斌。碰巧罗广斌与马识途约好9月10日左右联络，此事除他们俩人外，没有第三人知道，因此，他对署名“马”的信件深信不疑，出门取信，被捕。罗广斌被捕后，在成都稽查处被关押了十多天。他的父母到监狱看他，劝他不要再坚持，共产党是没有出路的，希望他回归家庭，被罗广斌拒绝。9月下旬，左志良押解罗广斌，由成都坐飞机转到重庆，先后将罗广斌关押在渣滓洞和白公馆看守所。

      3847.罗广斌悲剧人生
      小萝卜头
     《重庆晚报》载文介绍说：文革伊始罗广斌等作家就向全市发表公开信成立战斗小组，参与造反夺取了市文联领导权，在市级机关团体干部中最早造反。“1966年8月底，市文联职工郭青等发起成立造反派组织‘红卫兵战斗小组’，当时罗立刻表示坚决支持并说：怕什么，最多是坐监牢，掉脑袋，全家打成反革命！”摒弃文革的极左思潮，我们从罗广斌这席话中似乎又依稀看到了当年参加地下斗争时那个热血青年的风采。只可惜，这次的献身决心从开始就走错了路，这是令我们为之无限惋惜的地方。文革中上海造反派“一月夺权”被中央肯定，各地纷纷闻风而动。 重庆造反派内部在夺权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因此埋下了仇恨的种子。1967年1月31日，矛盾终于一触即发：支持夺权的北航红旗驻渝红卫兵率先抛出了批判《红岩》人物形象小萝卜头罗广斌的文章《罗广斌很像革命造反派内部的定时炸弹》、《我们为什么要揪罗广斌》，攻击他的帽子一顶接一顶：“周扬黑线上的人物”、“与黑帮分子沙汀、马识途等关系十分密切”，“重庆文艺界最大的铁杆保皇分子”，“山城头号政治大扒手”……
      在群众组织两派公开决裂时，罗广斌在选择站到其中一方的同时，也深深陷入派性斗争。1967年2月2日，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发令抓捕罗；2月5日，建工学院红卫兵将罗从家中绑架并抄家；2月8日，夺权方的重庆市革联会宣告成立；2月11日，宣布市文联等反夺权组织为“反革命组织”、“保罗（广斌）组织”，勒令解散……
     《红岩》中人物形象江姐
      1967年2月10日就传出罗广斌在关押地坠楼自杀的消息。当年看守罗广斌的人说，罗广斌实在是不堪忍受连续几十小时的精神折磨而跳窗而死。罗广斌当时被关押于大坪马家堡后勤工程学院，审讯者要他必须认真交代1949年‘11·27’如何被特务放出监狱。 从5日被绑架到9日深夜，连续几十个小时不间断轮番逼供，罗广斌一支接一支吸烟，还将清凉油涂在烟上，神态异常疲惫痛苦不安。这样彻夜不眠到了10日早上，罗广斌端着洗脸盆被押到3楼厕所打水洗脸，趁人不备他爬上窗台，高呼“毛主席万岁！”后跳下，坠地后撞在台阶石梯上，当场死亡。

      3848.罗广斌死亡之谜众说纷纭
      关于罗广斌的死因，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是畏罪自杀还是以死抗争？是谋杀还是逃走时不慎坠楼？……文革中这几种说法曾被造反派对立两方炒得沸沸扬扬。最后却被江青一锤定音说：罗广斌是“叛徒”、“反革命”。那个疯狂的女人在会上表态说：“罗广斌是罗广文的弟弟，有人替他翻案，我们根本不理他。华蓥山游击队，根本糟得很，叛徒太多了。”  —— 一时间“华蓥山游击队叛徒很多”、“川东地下党叛徒很多”的传言广泛传播。这说明迫害罗广斌并不是斗争的终结，而是又一场政治迫害的开端。更多的人命运在一个女人的一番信口开河之后，彻底发生了改变。罗广斌的命运确实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回顾往事，我们似乎可以触摸到那个荒唐年代的气息。直到1978年秋天，罗广斌骨灰安放仪式在重庆隆重举行，至此冤案才得以昭雪。
      烈火中永生
      罗广斌的死，到底应该定性为“牺牲”还是“自杀”，非本文所能够胜任的事。罗广斌是一个有缺点有过失的革命者。借用鲁迅的话说：有缺点的战士毕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不过是苍蝇而已。特别在现在某些人动不动就讲“牺牲”的时候，更应该让他们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牺牲。人们看到，凡是开口闭口“改革”，开口闭口说要“牺牲”和“付出代价”的人，他们自己自始至终没有付出过代价，也没有做出过牺牲。不管是主流经济学家、鼓吹国企改革最力的人，还是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们、执行改革最坚决的人，他们从来没有付出过代价，也从来没有做出过牺牲。他们所说的代价和牺牲，都是给别人准备的。而他们自己，只需要大把的捞进银子就行了，同时捞进的还有私家车、两套住宅房，以及别墅之类。还有呢，就是“改革家”的桂冠和“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美名。至于下岗失业、看不起病、子女上不起大学、穷愁潦倒之类“牺牲”，都由那些被他们所瞧不起的“低素质”的年龄偏大的职工们给包揽完了。—— 他们的境界根本不能与罗广斌同日而语。单凭罗广斌当年放弃家庭的优越物质享受，甘愿过清贫的日子，甘愿冒杀头的危险这一点，就足以反衬出如今口口声声要“改革”和“牺牲”的那帮人龌龊的灵魂。
      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特务在重庆秘密监狱渣滓洞、白公馆制造了骇人听闻的“11.27”大屠杀。罗广斌在那场屠杀中幸免于难。在1949年12月25日，也就是重庆解放第25天，罗广斌同志向党组织交上了长达几万字的《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狱中意见”是《报告》中的第七部分，共八条，因此称为“狱中八条”。
      这是狱中革命者预见到国民党政权在溃败前夕很可能实行疯狂的大屠杀，他们有话对党讲。“狱中八条”就是披沥赤诚的诉说，是集体意志和智慧的结晶。他们商定，如果有人能够活着出去，一定要把狱中同志集体讨论的意见向党汇报。而罗广斌就光荣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他传递出来的“狱中八条”主要内容如下：
      一、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
      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
      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
      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
      五、切勿轻视敌人。
      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
      八、惩办叛徒特务。
      事隔50多年重温这“狱中八条”，仿佛就是针对今天的现实而写的。白色恐怖时期，考验革命者的是生死关、毒刑拷打关、威逼利诱关。和平年代、市场经济时期，考验共产党员的是名利关、权力关、情色关。意志薄弱者过不了这些关，在生死考验面前叛徒要显露原形，身处花花世界腐败分子要打败仗。
      这就是佩服罗广斌、怀念罗广斌及其战友的理由。罗广斌和他的同龄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不应该忘记的。

      3849.《红岩》作者之一杨益言
      原籍四川省武胜县，1925年11 月18日生于重庆。1937年起在武胜县初中学习，1940年到重庆北碚兼善中学读高中，1944年考取同济大学工学院电机系，到上海读书。1948年初因参加反美反蒋的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并遭缉捕。被释放后回四川，执教于重庆中国铅笔厂职工夜校。8月被特务逮捕，囚禁在中美合作所的渣滓洞集中营。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后，参加了重庆“一一"二七被难烈士追悼会”和“三"三一惨案纪念会”的筹办工作。
      从1950年4月起在重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市委工作，先后任科长、办公室主任、常委等职。196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为四川省重庆文联专业作家。 1979年出席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1980年曾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四川分会副主席。
      建国初期，为了对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罗广斌、杨益言和与他们并肩战斗过的刘德彬三个人共同把他们在狱中与敌人斗争的切身经历写出来。1950年7月1日开始在重庆《大众文艺》上发表三人合作的报告文学《圣洁的血花》，后华东、华南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单行本。1958年又在《红旗飘飘》上发表了三人合作的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在此基础上，罗广斌和杨益言创作了优秀长篇小说《红岩》。小说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被誉为“共产主义的奇书”，并被翻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在国内外为中国社会主义文学赢得了巨大声誉。“文革”中该书被诬蔑为“叛徒文学”成为禁书，作者亦备受摧残。罗广斌和杨益言在“文革”爆发后受到残酷迫害，其中作者之一罗广斌于1967年2月含冤去世。“文革”结束后小说重新出版发行。

      3850.杨益言生平
      杨益言1925年生于重庆，抗战时期，同济大学从上海搬到重庆， 他就在其工学院读书。抗战胜利后，他随之迁回上海，不久就参加了 轰轰烈烈的反内战运动。杨益言是上海地下学联机关报的负责人和 “主笔”。“一二·九”运动后，杨益言从复旦辗转回重庆。
      到重庆后，杨益言“贼心不死”，不但在重庆进步刊物上发表 《一二·九真相》等文章，而且与重庆大学地下党联系上，准备利用 手头的照片、资料编本书《控诉》。而这时，他已经被秘密“盯”上 了。终于，他写给重庆大学女朋友的信件被扣留了，国民党认定他是 中共从香港派回重庆恢复《挺进报》的，把他逮捕。那是盛夏一个平 平常常的下午，他正独自一人在楼上的小屋里看书，有人敲门，他刚 把门打开，涌进四个人，便装，但有枪。杨益言没有说话，更没有挣 扎，他坦然地下楼。楼下，还有几个全副武装的特务，杨益言唯一没 想到的是抓他这样的书生居然也要动用这么多人。那时他刚刚22岁。
      狱中的生活，杨益言只记得坐过老虎凳，人坐在长条凳上，膝盖 处绑着，两手的大拇指分别跟脚拇指捆在一起。有人用小棒不停地敲 脚踝，不停地问，“说不说，你说不说？”不说，便在脚后跟处垫砖 头，一块一块慢慢地加，加到四块，人的膝盖骨便会粉碎，渣滓洞里 就有这样的人。当然也有抗争，像《红岩》中写的开追悼会、绝食等。 再记得的就是罗广斌入狱时，因为他的哥哥是国民党军队司令，大家 都怀疑他是内奸，他关在杨益言隔壁的楼上1号房，同房的28个人都不 理睬他，后来，还是江姐的一句话“我了解他”澄清了他。还记得 1948年春节，监狱里开联欢会，杨益言表演的是拉二胡，罗广斌的节 目是洋派十足的踢踏舞，而“演出”时，他的脚上还带着铁镣……
      1949年11月30日解放后，杨益言和罗广斌都分在共青团重庆市委 工作，常常到各处作报告，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后来组织上要求整理 渣滓洞和白公馆的材料，确定由罗和杨执笔创作长篇小说，并严格规 定了主题思想，对他们来说，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写作从1959年开始 到1961年，前后三年。他和罗广斌分住在重庆市委安排的两间平房里， 白天走访革命前辈、看材料，写作经常从傍晚开始，有时写到半夜， 有时写到凌晨，但多数时候都写一个通宵。任务很紧，40万字的长篇， 有时一天要写一万字。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都没有东西吃， 他们算是享受特殊照顾的，每晚每人能分到一个小黑馒头。馒头每天 傍晚时发给他们，杨益言领了就放到一边，不去看它，也努力不去想。 写到下半夜，饿得不行了，便掰一小片，再掰一小片，一个馒头居然 很耐吃。他还记得1960年的冬天，正是写作进入最关键的时候。那年 的天很冷。有时候，凌晨两三点或三四点钟的时候，两人写作都有些 疲倦了，手也冻得有些发白发僵，渐渐拿不住笔了。罗广斌就来敲他 的窗户，腋下夹着稿子，拼命搓着双手，嘴里呵着白白的热气。进来 也不多说什么，就念草稿给杨益言听。其中就有那段有名的文字。江姐看到她丈夫被害，头颅被挂在城墙上，她强忍悲痛离开，到了后方， 双枪老太婆对她说：“在亲人面前，你就哭出来吧。”那时罗广斌正 写到江姐这个形象，几乎不能自拔。他写到后来江姐入狱、受刑，临刑前绣红旗，抱着“监狱之花”说：“孩子，你快长大吧。……”我听杨益言老人清晰而流利地背诵大段《红岩》，惊异地忘了笔录。我无法想象他的生命浸透在《红岩》里有多深，他已经85高龄，而《红岩》写作成书已经50多年了。

      3851.《红日》
      《红日》是一部具有史诗性的长篇小说。它取材于解放战争初期，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在山东战场粉碎敌人重点进攻的历史事实，以我军军长沈振新率领的一支英雄部队为主线，从1946年第二次涟水战役我军失利写起，到最后全歼国民党王牌军七十四师，展开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战争画卷。小说通过半年多的山东战场形势的变化，高屋建瓴地对三大战役做了艺术的描绘，真实地再现了解放战争初期我军由弱到强，由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的历史转折，歌颂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和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

      3852.《红日》内容简介
      1946年深秋，国民党王牌军整编第七十四师开始向华东解放区疯狂进攻，我人民解放军沈振新所部一个军奋起抗击，杀退了敌人。面对敌人第二次更加猛烈的进攻，经过一番苦战，涟水终于失守。我军被迫撤退，北上山东，实行战略转移。涟水战役失败后，我军指战员思想一度处于愤怒和压抑的状态。军长沈振新的心情和战士们一样沉重，以致坐卧不安，懊恼异常。这位英勇善战的将领渴望带领自己的部队有朝一日与七十四师再度交手，一决雌雄。
      沈振新带领部队进入山东北部休整待命。大家总结经验教训，统一思想认识，以求进一步增强战斗力。经过一段时间的整训，部队战斗情绪重又进入昂扬奋发的状态。这时，蒋介石也下定了最后的决心，发动了全国攻势，妄图以优势兵力，将我华东战场三十万大军逼至山东沂蒙山区，以求最后决战。在敌军南北夹击的形势下，我华东野战军司令部经过缜密布置，决心分批吃掉敌人，以求打开缺口，粉碎敌人合围的计划。我军战略反攻的目标首先确定在对以莱芜为中心的国民党军队的包围上。沈振新奉命率部参战，战士们冒着严寒，踏着高低不平的山路，经过急行军，准时到达莱芜城北吐丝口附近地区，与友邻部队一起完成了对敌李仙洲部五万余人的包围。
      莱芜战役打响了。我军在三十里长的战线上发起进攻。沈振新部迅速攻占吐丝口外围阵地。但敌人凭借坚固的地堡攻势和精良的武器装置，仍在负隅顽抗，与我军不断纠缠，双方一度处于僵持状态。在这关键时刻，沈振新根据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的指示，把作为预备队的刘胜、陈坚的"老虎团"调往前沿，组成一支突击队，越过敌前沿，冲破火力网，插入吐丝口心腹地区。"老虎团"指战员奋不顾身地继续向前突进，很快冲破最后防线，攻占敌军师指挥所。 敌师长何莽见大势已去，仓惶化装出逃，被我战士发现生擒活捉。吐丝口失守，迫使龟缩在莱芜城中的李仙洲率部突围。但在进入我军伏击圈后，终于走投无路，司令官李仙洲也被活捉。莱芜战役在不到三天时间内就取得了胜利，歼敌五万六千余人，从而瓦解了国民党军队对我军的进逼围攻。
      蒋介石为了在华东战场上挽回败局，飞抵济南，亲自督战，又命令他的王牌军七十四师，回苏北长驱直入山东境内，企图以它为核心摆成龟形阵势，在孟良崮一带与我华东野战军进行决站。我华东野站军决定对单兵冒进的七十四师进行包围，坚决消灭它以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七十四师是蒋介石手下的特等精锐部队，师长张灵甫号称"常胜将军"。此人凭借与蒋介石的亲密关系，加上装备精良，因此骄横异常。他并未意识到自己眼下的危机。仍然以孟良崮一带为据守中心，通过"中间开花"的形式，让其他部队配合歼灭我华东主力部队。与此同时，我军沈振新部接到命令，从鲁南星夜兼程赶往沂蒙山区参加会战。全体指战员斗志昂扬，为报涟水失败之仇，欲与七十四师一比高下。
      孟良崮战役开始后，在副军长梁波直接指挥下的刘胜、陈坚"老虎团"歼灭了七十四师一个辎重连，又抢占了垛庄与孟良崮之间的一个重要高地，堵住了敌人逃生的最后一个缺口。他们与友邻部队组成的一个坚强的包围圈对敌人形成了最严重的威胁。这时，被我军放回的敌营长孙小甫回部队劝降，七十四师的侧翼八十三师又失掉了万泉山阵地。这一切使张灵甫大为恼怒，于是调动大批飞机，对围攻的解放军阵地狂轰滥炸，以图报复。
      包围七十四师的口袋进一步收缩，战斗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军长沈振新亲临前线指挥战斗，刘胜、陈坚的总部队首先攻上了山腰，敌军仍在顽抗。我军发扬了大无畏的战斗精神，前仆后继，拼命向前。团长刘胜在激战中壮烈牺牲，更加激起了战士们的情绪，奋不顾身攻占了孟良崮最主要阵地玉皇顶。我军以一部坚守玉皇顶阵地，以有利地形对付前来增援的敌人，同时又派出一支精干的队伍，从绝壁悬崖上踏出一条路来，直捣敌人的指挥机关。战斗进入到最后阶段，孟良崮山头的敌人还在作垂死掐扎。"攻上去!"军长一声令下，绿色信号弹射向空中，我军像离统之箭冲向敌人的阵地。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山上大部分敌人被消灭，最后仅剩下张灵甫盘据的山洞。我军一支小分队在杨军带领下出奇制胜，机智勇敢地接近了敌人的巢穴，与洞外及洞里的敌人展开了血肉的拼杀。张灵甫仍在负隅顽抗，战士们向洞中射出一排排愤怒的子弹。"张灵甫，出来!"山洞里除去枪声和战士们怒吼的回音之外，没有别的声音。当战士们冲进山洞时，发现狂妄骄横、不可一世的张灵甫亦已毙命。国民党王牌七十四师终于全军覆没，我军夺取了孟良崮战役的最后胜利。孟良崮的主峰上扬起了我军胜利的旗帜。

      3853.《红日》作品赏析
     《红日》在用艺术形式表现重大战役方面作了较好的探索。它以1947年山东战场的涟水、莱芜、孟良崮三个连贯的战役作为情节的发展主线，体现出作者对现实战争小说的“史诗性”的艺术追求，即努力以宏大的结构和全景式的描写展示出战争的独特魅力。这三次战役中，解放军有败有胜，各具特点，作家的描写也详略得当，各有侧重，在叙述历史事件的过程中，体现了其在小说结构上的别出心裁。
      作品采用先抑后扬的方法，先以涟水撤退来表现当时国共双方力量的悬殊和解放军面临的严峻形势。发生于1946年底的涟水战役，以国民党军队攻占涟水，人民解放军因伤亡惨重而被迫撤退而结束。涟水撤退在整个国共军事冲突中只是一个小插曲，但作家将它一开始就展现在读者面前，使整部作品充满了悬念和吸引力，使后面战事的发展成为读者共同关心的焦点。而且，作家通过解放军在战场上的被动局面，既形象地表现了当时山东战场上力量的强弱对比，为解放军的最终胜利造成强烈对比，以说明战争胜利的来之不易；同时也为进一步刻划国共双方各具个性的人物形象作了很好的铺垫。
      作家一开始就把解放军放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绝境之中，这样的结构布局在当时习惯于描写解放军“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文学作品中显得独特而又真实，体现出这位战争小说作家在当时的时代共鸣下对表现现代战争的独到眼光。然后，作品再以莱芜大捷的胜利作为过渡，最后以集中描写孟良崮战役歼灭国民党“王牌军”74师达到高潮，三次战役虽有主有次，却浑然一体，作家在对历史事件的叙述中，形象地完成了对时代共名的印证和阐述：即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现代革命战争，经历了惊心动魄的艰难曲折，经过了无数的牺牲，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红日》的突出成就，是成功地塑了一系列血肉丰满的艺术典型。在我军将士的英雄群像中，军长沈振新和副军长梁波是两个引人注目的人物。沈振新是从长征中锻炼出来的我军高级指挥员，小说通过对他在几个主要战役中的军事指挥活动的勾勒，鲜明地表现他的思想性格。作为指挥员，他坚定勇敢，沉着冷静，作为战斗队伍中的普通一员，他与战士一样有着丰富的感情，曾为失败而痛苦焦虑，为胜利而喜悦欢欣。作者既表现他作为军长的原则性和刚毅严肃的气质，又多侧面地描绘他普通人的细腻、丰富的感情，将一个可亲可敬的军级指挥员形象描绘得栩栩如生。副军长梁波性格开朗乐观、幽默风趣，他指挥战斗，教育部属，甚至连谈情说爱，也处处显示出军事家兼政治家的风度。应当说，沈振新和梁波这两个指挥员形象的塑造，为当代文学英雄人物画廊增添了新的光彩。
      小说对团长刘胜、连长石东根形象的塑造也是相当成功的。和所有的英雄人物一样，在他们身上不乏英雄的壮举：刘胜披坚执锐，力挽狂澜，在弥留之际还念念不忘活捉张灵甫；石东根冲锋陷阵，奋勇杀敌，在枪林弹雨中坚守阵地，他们不愧是惊天动地的英雄。但是，作为农民出身的中下层指挥员，小生产者的狭隘思想也伴随着朴素的阶级感情。作者不仅能够真实地暴露他们身上的缺点，而且着力地反映他们逐步克服缺点，不断前进的过程，因此，更使人感到亲切可信。
      除此之外，小说还出色地刻画了敌军将领的真实形象。作者摒弃公式化、脸谱化的简单手法，不仅写出他们残暴凶恶的真相，而且将犀利的笔锋伸入到他们的内心世界，揭示出他们色厉内荏的本质。何莽的凶残奸诈，李仙洲的老谋深算，尤其是张灵甫的骄横狂妄，都刻画得栩栩如生。通过这些反面人物各自的性格特点，揭示出他们必然失败的命运。在艺术表现上，《红日》也有着鲜明的特色。首先，作者注意在广阔的画面上选择描绘的重点。作品以解放战争初期我军由防御转入进攻为时代背景，以山东战场为描写对象，既写了整个战役的宏伟场面，又突出了孟良崮关键性的决战；既总体展示英雄铁军的全貌，又具体描写师、团、连、班的战斗生活；既整体地表现战局的战略的布置，又表现不同战役的战术特色，从而收到了宏观而不空泛，具体但不狭小的艺术效果。其次，小说人物众多，事件复杂，场面多变，但结构严密完整，情节发展富有强烈的节奏感，无论是前方和后方、我军和敌军、部队和人民、友谊和爱情，都被安排穿插得有张有弛，疏密相间，读起来毫无沉闷、单调之感。再者，作品注意在斗争的交错中，在各种人物的联系中，采用多种方法刻画人物。在表现战士英雄本质的前提下，通过他们与敌人、与同志、与老乡的周旋、相外、交往的典型情节乃至细节的相互映照、相互补充，来展现他们丰富的内心世界和性格特征，做到了个别和一般、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总之，《红日》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成功之作，堪称新中国军事文学创作历史上的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3854.《红日》作者
      吴强，1933年在上海参加左翼作家联盟，抗战爆发后投笔从戎，1938年参加新四军，193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期间参加莱芜、淮海等著名战役。解放后，历任华东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 1952年后在上海工作，曾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上海分会副主席，上海小说家联谊会会长等职。1990年去世，享年八十岁。

      3855.吴强创作成就
      少年时的吴强就常以文学自娱，对《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三侠五义》等书籍爱不释手。每天晚上，伙伴们总是缠着他讲“孙悟空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等故事，他讲得绘声绘色，乐得小伙伴们手舞足蹈。读中学时，他已开始了文学创作。在淮安中学，他写下了“楚城有客不胜愁，点点杨花扑小楼。梦里潺潺慈母泪，小船迷水下扬州”的诗句，还和同学们凑钱从上海邮购《阿Q正传》、《灭亡》、《反正前后》等书籍传阅，创办油印刊物《狂风》，发表他和同学写的诗歌、散文和时事评论，但《狂风》只办了两期，就被国民党淮安县党部查封。后来，他将自己写的《王正廷的禁烟政策》等文章寄给章乃器主编的《新评论》，被陆续发表。
      在上海正风中学，吴强成了蒲风主持的“新诗歌会”和叶紫、陈企霞主持的“无名文艺社”成员。1933年2月，他参加了党领导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任沪西正风中学小组组长。从此开始了他的革命文学生涯。1935年9月，吴强在陈望道主办的《太白》杂志发表短篇小说处女作《电报杆》，同年以短篇小说《苦脸》获《大晚报》征文奖。
      就读于河南大学期间，家里不再给他寄钱，父亲对“纰漏筒子”的儿子大伤脑筋，不再指望他光耀门庭。吴强兼任了一家小学的校长和《河南晚报》副刊编辑，以资生活所需。他以吴蔷、叶如桐等笔名在上海《大公报》和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上频频发表了反映抗日战争生活的短篇小说《激流下》、散文《夜行》等。1937年，吴强与王阑西、姚雪垠一起创办抗日救亡刊物《风雨周刊》。从而把自己的文学生涯与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建设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抗日战争爆发后，吴强投笔从戎。1938年8月15日，他在皖南泾县云岭村参加了新四军，第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新四军政治部宣教部干事、科长，苏中第二分区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吴强在党的领导下，一面用手中的枪对敌英勇作战，同时用手中的笔反映部队和根据地的火热生活，写下了独幕剧《一条战线》、《激变》、《皖南一家》等十多部作品，创作了《叶家集》、《小马投军》等中短篇小说。
      从事文学创作五十余年，著有长篇小说《红日》、《堡垒》（上部）、散文集《心潮集》等，其代表作为长篇小说《红日》，于1957年出版，对中国当代军事文学创作产生重大影响。“红日”还成为了现在小学6年级第3单元的其中一个教材。

      3856.吴强主要作品
     《丁赞亭》（话剧剧本，又名《逮捕》）与徐平羽、林果等合著，1946，华中韬奋书店
     《英雄的业绩》（长篇报告文学），又名《淮海前线纪实》1950，新文艺
     《三战三捷》（中篇小说）与宋洁合著，1952，新文艺
     《他高高举起雪亮的小马枪》（中篇小说），1954，新文艺
     《养马的人》（中篇小说）1955，新文艺
     《文艺生活》（文学评论集）1956，新文艺
     《红日》（长篇小说）1957，中青
     《吐丝口》（中篇小说）1958，上海文艺
     《两个侦察兵》（儿童文学）1959，少儿
     《心潮集》（散文、报告文学合集）1965，人文上海分社
     《堡垒》（长篇小说）1979，新文艺
     《吴强近作》（短篇、散文等合集）1982，四川人民
     《养马的人》（中短篇小说集）1982，四川人民
     《咆哮的烟苇港》（散文集）1985，上海文艺

      3857.吴强早年生话
      小时的吴强于清贫家境之中走上了一条坎坷艰难的求学之路。他很聪颖，七年制小学只读了六年，就以全班第二名毕业。其父汪玉琪粗通文墨，开办过“同茂草厂”，当过槽坊雇员，一直以微薄的收入维系九口之家的生活。父亲因家境难以为继，便劝他弃学当学徒，吴强无意承续父业，于是，卧床三天，滴水不进，以“死”相挟。父亲最终还是软下心来，向东家预支了三块大洋的工钱，苦笑着给了儿子。吴强来到离家百里的灌云县板浦镇，考上了江苏省立第八师范。不料父亲却当头泼来一瓢凉水：“你有钱交学费，你就去念吧?”吴强铁了心要读书，便慢慢地“磨”，一直“磨”到父亲拿了月息五分的50块高利贷大洋交给他。1924年，吴强进了中等学府之门。
      只一年多时间，板浦省立八师发生了反对校政腐败、驱逐殴打校长的学潮，吴强也涉入其中，被校方除名。回到高沟，吴强不得不委屈地按着父亲的意愿随祖父在镇上东大街涌泉槽坊开始了学徒生涯。每天起早生炭炉，擦桌抹凳，打扫庭院，为老板倒尿壶。有时起来晚了，就要受到麻绳抽打屁股的惩罚，他心中的痛苦无以名状。
      忍辱站了一年多的柜台，大革命的风暴为高沟镇带来了生气，朦朦胧胧的革命意识又一次萌动了他未泯的读书之心。他决心走出高沟，便对父亲说：“只要你再给10块钱，要是考不上，我保证永远站柜台？”深知儿子拗劲的父亲，不相信只读了年余初中的吴强能考上高中，他咬咬牙又一次满足了儿子的要求。吴强到淮阴清江中学补习了一个多月的英语、数学等功课，借来宗兄汪藻香的初中毕业证书，没想到一考就中，被江苏省立淮安中学录取了。
      高中未毕业，吴强又因参加反对江苏省教育厅长周佛海的学潮而被迫离开淮安中学，来到灌云响水口中心小学当了一年多的教师，又因反对国民党、参加暴动而被辞退回到高沟小学谋生。时隔不久，吴强只身投到上海沪西私立正风中学读高三，两年后又考取无锡省立教育学院民众教育系。“一二·九”运动爆发，吴强再一次被校方除名。1936年初，吴强走进了国立河南大学的校门。
      吴强在回忆开封两年的生活时说：“这段时间，作品写得不算多，但在我的人生和文学创作道路上，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生活使我对人对社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作为一个青年知识分子，文学工作者，是应当担负起改造那个社会和救国救民责任的，这对我以后的创作生涯和人生观的改变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3858.吴强婚姻历程
      在独幕剧《皖南一家》的创作中，他得到了武汉参军的女大学生尹卜甄的有力帮助。那时，他工作繁忙，稿子大多是尹卜甄为他誊写，尹卜甄常常为剧中主人公一家的悲惨遭遇伤心得泪流满面，泪水洇湿了稿纸……从此，尹卜甄对吴强的才智以及人品有了深刻的了解，渐渐地对他产生爱慕之情，主动为吴强洗衣补裤，与他倾心相谈。吴强对这位性格开朗的知识女性也颇为中意。但因当时吴强与孟氏还没有解除包办婚姻的关系，他与尹卜甄只能保持朋友关系。
      吴强与孟氏的婚姻是一段死亡的婚姻。当初，父母为了拴住他的“野性”，不让他再到外面去闹什么革命，硬是逼他和孟姑娘成婚，可吴强对孟氏没有一点感情，拒绝结婚，气得祖母老泪纵横：“你不结婚，我就死在你的面前！”小时候，祖母最疼他，他拗不过对祖母的感情，勉强答应了。婚后第三天，吴强就借故离开了那个令他生厌的洞房，只身远去。在与尹卜甄萌发了恋情之后，吴强终于通过当时的涟水县委做通前妻孟氏的工作，和她平静地解除了包办婚姻的关系，与尹卜甄结为夫妻。

      3859.吴强创作经过
      解放战争期间，作为苏中军区政治部副部长、华东野战军六纵宣教部部长的吴强，亲历了第二次涟水战役与莱芜、孟良崮、淮海、渡江等著名战役。
      1947年5月17日，亦即孟良崮战役胜利结束的第二天上午，吴强在驻地的村口，亲眼目睹了张灵甫这位梦想“立马沂蒙第一峰”的“天之骄子”、“常胜将军”，最终躺在一块门板上被解放军战士从山上抬下来的情景，从此，他萌生了要把从涟水战役到张灵甫死于孟良崮这个“情节和人物都很贯串的故事”编织起来写一部长篇小说。然而，部队每天都在行军打仗，不打仗的时候，他比打仗时还忙，根本静不下心来构思，也无暇顾及到写作的事。何况，从涟水到孟良崮，他记录的几本日记本连同搜集到的七十四师《士兵报》，在夜渡朐河中丢失一空，心中的懊恼自不必说。
      但是，吴强笔下写不成，心里总是想写。好像有什么魔力在激励着他，走也想，坐也思，就连梦中也在思考着书中的人物和情节，搅得他神魂颠倒，如痴如狂。
      他曾考虑，完全按照创造典型人物的艺术要求，从生活的大海里自取所需，编写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不受史实限制。但仔细一想，又觉不妥，因为，莱芜、孟良崮战役本身就是战争中的艺术精品，透过这些史实，描写塑造人物，既可以有所依托，又能够同时得到两个效果：写了光彩的战斗历史，又写了人物。不是写战史，却又写了战史；写了战史，但又不是写战史。战争仿佛是作品的基地，作品的许多内容应是这个基地上建树、生长起来的。按照这样的构想，历次战役的基本情势和过程就必须有根有据，而故事里的种种细节则可以自己设计、虚构。
      1949年7月，吴强作为华东野战军叶飞、韦国清第十兵团的宣教部长南征福建，进驻厦门。他伫立在波涛汹涌的海边，又一次心潮激荡，刘胜、石东根、秦守云……这些人物搅得他彻夜难眠，有时睡到更深，忽然梦中想起一个生动的细节，便披衣而起，扭亮电灯，写到雄鸡破晓；有时为写书中撼人心魄的一章掩面而哭，以致出现了叶飞、韦国清误以为他和爱人产生了感情危机而来调解劝说，弄得他哭笑不得。
新中国成立后，吴强任华东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1952年转业到地方，任华东军区委员会文化部艺术处副处长、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中共上海文艺工作委员会秘书长等职，195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戏剧家协会。历任华东文联党组成员，作协上海分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中国作协理事，第一、二、三、四、五、六届上海市政协委员，一、五、六届上海市政协常委。
      50年代初期，吴强完成了8万余字的《红日》故事梗概和人物简表。他经过长期的艺术构思，带着《红日》故事梗概和一大皮箱资料躲进南京、杭州等地构筑这项浩大的工程。
      吴强先是住进了南京军区招待所一间僻静的房间，开始了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远征。桌子上和沙发上堆满了各种写作资料和中外军事名著。墙上贴着的工作日期表被一天天划掉，面前的稿纸越堆越厚，他的写作情绪在猛烈地高涨，脑海中出现了一些令自己满意的章节。某些未来篇章中含混不清的地方在亢奋中不断被打通，情节、细节、人物，呼啸着向笔下聚拢。他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不完成6000字的任务不上床，每天抽两三包烟，直抽得口腔舌头发麻，根本感觉不出烟味如何，吃饭味同嚼蜡，胸中隐隐作痛。
      虽说住在招待所，却常常是错过开饭时间，只得到商店里买一袋饼干充饥。有时为了防止写作时忘掉开饭时间，干脆从食堂多带些馒头放在工作间，一天吃一顿饭也是常有的事。他完全沉浸在创作的欢愉之中。这样的饮食和工作方法，对他的身体摧残简直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他两鬓生了许多白发，满脸皱纹，憔悴不堪。走路的速度也力不从心，有一次晚饭后他出去散步，竟撞在一棵树上，还向那棵树连声致歉，引得行人驻足哄笑，以为他神经错乱了。
      在南京写作时，江渭清、王必成不时抽身到他的住所看望，吴强将写好的部分章节念给他们听，征求他们的意见，江、王经常给予勉励，并提出一些修改意见。
      初稿完成的当天，吴强感到身上再也没有一丝力气，他只得住进了医院输液。
      半个月之后，身体稍稍复元，他又提着皮箱来到了杭州的一个招待所写第二稿，每天的工作量和工作时间仍不轻松。这道工序，需要重新遣词酌句，工整抄写，一直持续了4个月，才圆满地画上了句号。他的体重由74公斤下降到58公斤，几乎到了虚脱的状态。
      1957年4月，经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审定，《红日》被列为《解放军文艺》丛书，同年7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这部作品正面展开我军全歼国民党王牌军74师的宏伟画面，激越、壮丽，洋溢着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热情。反映了我军由弱到强，最终胜利的历史进程，揭示了人民战争的规律，形象地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在敌我双方人物，尤其是高级将领典型性格的刻画上，有很大的突破性成就。对于中国当代军事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成为十七年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重要收获之一。
     《红日》震撼了中国文坛，全国为之轰动。1961年，《红日》先后被译成英、法、俄、日、德等十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发行。吴强也因该书的出版，先后访问了苏联、波兰、匈牙利、阿尔巴尼亚、新西兰等国家。
      吴强为《红日》写的《作者记》中说：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里，部队住在厦门岛上，战事基本结束了。可能是看到了大海的波澜，我便理起了已往的断断续续的思绪，打算真的动起笔来。可是，种种顾虑，挡住我的去路。到三年以后的春天，才硬着头皮写好了故事梗概和人物详表。由于缺乏那么一股干劲，使得我在创作道路上步子走得很慢，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我不但从脚步慢到停脚不前，而且下决心不干这件自不量力的重活了。在别人，可能早就写了出来，而我呢，直到又一个三年以后的春天，才以一种试试看的态度开步走。虽说酝酿、思考的时间比较长，又有那么现成的很富有文学意味和戏剧性的故事骨胳，作为进一步进行艺术结构的依托，自己又是在这个战斗历程里生活过来的，心里自也有了一点数，自认还不是轻率从事；但把那么一个战斗故事写成长篇小说，总还觉得是在干着一件冒险的事情。
      我曾经多次反复地考虑过，并且具体地设想过：不管战争史实，完全按照创造典型人物的艺术要求，从生活的大海里自取所需，自编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免得受到史实的限制。也许是我的艺术魄力太小，我没有这样做。我认为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都是战争艺术中的精品、杰作，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在这两个艺术品上焕发着耀目的光华色泽。就是我军受了挫折的涟水战役，到后来，也起了成功之母的积极作用。我珍爱它们，我觉得文学有义务表现它们。我又认为：透过这些血火斗争的史迹，描写、雕塑人物，既可以有所依托，又能够同时得到两个效果：写了光彩的战斗历程，又写了人物。看来，我不是写战史，却又写了战史，写了战史，但又不是写战史。战史仿佛是作品的基地似的，作品的许多具体内容、情节、人物活动，是在这个基地上建树、生长起来的。

      3860.吴强人生磨难
      1966年那个不堪回首的冬天，正在寓所伏案写作第二部长篇小说《堡垒》的吴强，怎么也想不到，此刻，一群造反派已冲到门前，“打倒吴强”的口号声此起彼伏，红卫兵在他的书房翻箱倒柜，《堡垒》上部书稿连同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等名家字画一起被抄走，他被迫靠边劳动、隔离审查、投入监狱监禁长达十年之久，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一夜之间，享誉海内外的《红日》被江青、张春桥一伙诬为“大毒草”。
      吴强知道，这是张春桥在打击报复。说起吴强和张春桥的结怨还得追溯到党的“八大”代表选举时。张春桥作为党的“八大”代表候选人参加上海文艺界选举，秉性耿直的吴强深知张春桥阴险狡诈的一面，理所当然地投了反对票，这件事不知怎么让张春桥知道了，他岂肯善罢甘休，曾当面指责吴强是上海文艺界的叛逆。在批斗吴强的会上，张春桥恶狠狠地说：“再不老实交待，就把他丢进黄浦江？”后在陈国栋等人的保护下，吴强才幸免于难。他被发配到奉贤农场担水浇菜，去文联下属的印刷厂糊信封，到外轮码头当装卸工……遭受了非人的折磨，尽管如此，他稍有空暇仍伏在硬木板床上撰写《堡垒》提纲。每当夫人尹卜甄带着儿子吴小庆看望他时，问他需要什么，他总是挂念着那捆被抄走的书稿。似乎创作是他人生的永恒主题，也是他活着的全部意义，正是这种精神的支撑，才使他度过了那段极其困难的岁月。
      1978年，在粟裕的关怀下，吴强的错案得到了平反昭雪，他出任上海市文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作协副主席。创作了控诉“四人帮”的短篇小说《灵魂的搏斗》，又悄无声息地找回被抄走的《堡垒》上部残稿，补写了散佚的文字，40万字的《堡垒》上部终在历尽20年厄难后与读者见面？
      此间，吴强还多次赴苏中采访，创作大型话剧《黄桥决战》。剧本脱稿后，他来到北京西山脚下找到了粟裕，请这位老领导对剧本提意见，粟裕向他详细地介绍了1940年10月黄桥决战的经过，并让军事科学院的楚青、奚源、陈昊苏等人召开座谈会，对剧本提出修改意见。这次座谈会使吴强受益匪浅，他对剧本进行了两次修改，于黄桥决战40周年在南京公演，引起了轰动。
      1985年12月，离休后的吴强仍笔耕不辍。除深入工厂、农村体验生活，创作反映时代主旋律的作品外，还经常练书法和下围棋。他青少年时期就抄碑临帖，学习行书；下围棋也有50多年的历史。上海市文化科技界围棋联谊会成立，他被推举为会长，上海市体委授予他业余围棋五段段位。
      1990年，清明刚过，吴强像是预感到了什么，匆匆结束了美国探亲之旅，他刚走下飞机，便住进了华东医院。
      4月10日上午8时15分，吴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在吴强病重期间和逝世后，江泽民、朱镕基、汪道涵、巴金等以不同方式对吴强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向他的家人表示慰问。上海市委副书记陈至立在悼词中对吴强的一生给予很高的评价，称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他所从事所热爱的革命文学事业。

      3861.吴强社会评价
      张光年在悼吴强时写道：
      在烈火中成长，
      在红日下永生；
      为人群而劳悴，
      为星陨而伤魂。
      施南池写下挽吴强的诗：
      壮志从戎笔来投，
      文章倚马愿偿酬。
      万言一卷成名著，
     《红日》光辉照九州。
      吴强不是多产的作家，但他的作品，无论是长篇，还是中篇以及短篇，都有较高的品位。除《红日》、《黄桥之战》等名篇外，抗战期间，他写的话剧《繁昌之战》和《丁赞亭》等都有力地推动了新四军的话剧创作；解放战争期间，他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短篇小说《三战三捷》等，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民族风格，生动反映了根据地军民对敌斗争的英雄业绩，激发了部队战士的士气，推动了当地的减租减息，已成为解放区文艺的宝贵组成部分。
      吴强以勤奋著称，直至生命的终点他仍在赶写《堡垒》下部，他还在构思两个中篇小说。他留下的《红日》将光照人间。

      3862.《林海雪原》
      长篇小说《林海雪原》1946年冬天，东北民主联军一支小分队，在团参谋长少剑波的率领下，深入林海雪原执行剿匪任务的过程。着重描写侦察英雄杨子荣与威虎山座山雕匪帮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