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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宇日记
黄宗宇，男，1944年3月1日生人，辽宁籍知青。1969年3月下乡到黑龙江省讷河县老莱农场二分场畜牧连，1970年调入老莱农场总场文艺宣传队，1972年２月返城。1993年3月调到长春市省国际广告公司。
1969年8月14日 昨天傍晚，广播里播出号召知青献血的通知。今天一早，我们就来到了医务室，这里已有许多来献血的知青了。抽检后选出了三名合乎输血要求的知青，其中除我之外，还有畜牧连的谢书伦和农业连的哈尔滨知青阿毛。我们是为一名做胃切除手术的上海知青献血，需要大量的Ｂ型血浆。 我这是第一次献血，心中有些胆怯，但在伙伴们的陪同下，也只能装作无所谓的样子走进了医务室。林福康大夫和蔼地看着我们三个人问：“谁先来？”我们相互瞅了瞅都没说话。林大夫笑了笑说：“怎么，害怕了？大小伙子献这点儿血怕什么？两天就缓过来了！” 忽然，我感到有人在后面推我一下，“宗宇，你先来。”我的伙伴边说边向前推我，没办法，我只好硬着头皮坐到采血的椅子上。这时，林大夫拿着一个大注射器，小心地刺入我的血管中，注射器中立刻涌入一股深红色的血液。随着注射器的抽动，血液不断涌入，很快就达到了200cc的量。这期间，室内一直很安静，大家都屏住呼吸，紧盯着抽血的注射器。我心里想：这可都是我的鲜血呀！抽完血，在伙伴们的陪同下，我快速地走出了医务室，这时我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1969年8月15日 昨天献血后，没什么不适的感觉，傍晚依然去挤牛奶。今早却发现针眼周围变成一大片紫色，而且有些肿痛。便急忙去找林大夫，他看了看问：“你输血后又干活了吧？”我说：“是呀，有影响吗？”林大夫说：“我不是告诉你要休息一两天吗？你是不是思想溜号，没听到呀？”停了一下，他又严肃地说：“回去休息三天，别再干活了，回头我跟你们指导员说一下。”没办法，谁叫自己不听大夫的话呢，看来只好休息三天了。 今天下午，领来了20元营养费，我用10元钱买了饭票，这种饭票可以买到病号饭。剩下的钱，我买了西红柿和白糖，请伙伴们狂吃一顿，算是帮我补充营养吧。
1969年11月22日 笑死人了，真是笑死人了。这件事别说没见过，连想都没想过。事情是这样的：我是一个挤奶员，今天天还没亮就起来，到牛圈把奶牛牵出来，拴到兽医室外面的桩子上，然后提着水桶去打热水。因水还没烧热，就在那里多等了一会儿。待我提着热水回来时，远远看到奶牛肚子下面有个黑影，那是什么东西？是猪？是狗？都不像。我加快脚步，终于看出来了，那是个人。这个人在牛肚子下面干什么呢？我又紧走几步，这回我看清了，那个人正仰着脸在吸吮奶牛的乳头呢。啊！他在偷吃牛奶？我快步上前，一把将那人拽了出来。哟，原来是农业连的北京知青，外号叫“猫眼儿”的小黄。只见他笑了笑，顺手擦掉挂在嘴角的一滴牛奶，很得意却又不好意思地说：“大哥，我刚才吃了几口牛奶，谢谢你！”我又好气又好笑地说：“亏你做得出来，还说谢谢我。谢我啥呀？我又不产牛奶。我要提醒你，这些奶牛都没经过严格的检疫，你这样吃很危险，牛奶必须要煮开了才能喝。” 小黄是刚来不久的北京知青，因年龄小，身体弱，虽然被分到了农业连，但为照顾他，只让他负责宿舍的卫生、烧炕等工作。他经常到我们畜牧连来玩，尤其是在我挤奶的时间里，总会站在一旁，边看我挤奶，边同我唠嗑。因为同姓黄，所以有些亲切感。他一口一个大哥，叫得我心热。我知道，他从小是喝牛奶长大的，对牛奶的膻味情有独钟。以前他也说过想喝点牛奶，但我不敢给他。因为农场的牛奶主要是供给职工的小孩和病号的，这些人都买了奶票，必须满足这些人的需求。 不过，对于小黄我倒是有些同情，小小年纪，就远离首都北京的家，来到这偏僻的北大荒，真不容易。唉！今天早晨的事，可能他实在馋得忍不住了吧？不过，这个人在牛肚子底下吸吮牛奶的事，我是绝对不会告诉任何人的。哈、哈、哈，太可笑了！
1970年2月12日 今天早晨不用出操了，精神上很放松。指导员昨晚告诉大家休息，我们终于可以睡个懒觉，真是难得呀！ 躺在被窝里，回想起昨天的拉练，仍然感觉有些兴奋。因为我编写了三十段快板，看着潦草的字迹，心中很有成就感。自从“珍宝岛”事件发生以来，形势紧张起来。昨天，农场武装部组织全场基干民兵，进行十公里拉练演习。我们文艺宣传队主要任务，是在拉练途中进行战地宣传，以激励大家保持积极乐观的情绪。我一边走一边写，写好后撕下来交给俞伟国，他再传递给王宝山和孙更华。他俩就边打板，边朗诵：背起行装走得忙，行军路上斗志昂。不怕苦来不怕累，革命路上当闯将。同志们，把歌唱，一支更比一支响。练好本领保祖国，痛打苏修狗豺狼。同志们，要记住，我们走的是反修路。胸中时刻有敌情，常备不懈苦练兵。练出一双铁脚板，誓死要把祖国保……
1970年4月4日 今天，我正美滋滋地骑着奶牛往牛圈里走，迎面遇到了宋指导员，我想下来，已经来不及了，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向前走。心想：跟你要马骑，你不给，我只好自己想办法骑上我自己管理的奶牛。正想着，只听见老宋大喝一声：“黄宗宇，你给我下来！”受此一惊，我急忙往下跳，结果，慌乱中摔了一跤，奶牛们全都停下来看着我。我狼狈地站立起来，再看老宋，他却哈哈大笑起来。这时，已经有多名知青围了过来。老宋说：“你怎么骑上奶牛了？你看人家放猪的、放马的、放羊的都有马骑，你也想骑马是不是？你才放七头奶牛，就给你配匹马？不可能。回去好好想想，今后不准再骑奶牛！”我小声说一句，不让骑就不骑呗。可惜，这头被我叫做“花儿”的奶牛，白白让我训练了好几天。
1970年7月15日 今天，我又捡到了一个鸭蛋。中午放牛回来后，便匆匆回到宿舍，从兜里小心地掏出那枚淡绿色的大鸭蛋，悄悄地放入箱子中。看着箱子里10个大鸭蛋，心里乐开了花，暗暗盘算着怎么享用它们。 鸭蛋是我放奶牛时，在禽舍附近水塘边的草窝里捡到的，一定是禽舍的鸭子来这里戏水时下的。从此我每天到那里巡视一遍，至今为止，总共捡到了10枚大鸭蛋。我实在压抑不住要享用它们的欲望，便找到了在食堂当炊事员的小吴。我悄悄地将他领到箱子前，把10个鸭蛋的秘密告诉他，他惊讶地看着这10个鸭蛋，兴奋地说：“太好了！我把它们拿到食堂炒熟了，咱哥儿们好好享用一顿，怎么样？”我欣然同意。我们又约了大周、小曲。傍晚来到兽医室，焦急地等待炒鸭蛋的小吴到来。这里偏僻、肃静，别人发现不了，否则僧多粥少，就不好办了。一会儿小吴用围裙包着菜盆，另一只手拿着两串馒头闪身进来，随即飘进一股炒鸭蛋的香味。大家的目光立刻射向菜盆里，我的口水立刻涌满了口腔。 风卷残云，只一会儿的工夫，这盆炒鸭蛋就被我们4个馋鬼吃个精光，连盆里的油都用馒头擦干净吃掉了。 虽然满足了享用美味的欲望，但心中总有一种不安。这些鸭蛋本应该交还给禽舍，可是因为嘴馋，却变成了我们口中的美味。这是不是有些不讲道德呀？
1970年11月15日 上午，指导员给我捎来一个邮包。看到上面的字，我知道这是妈妈寄来的。妈妈念过几年书，只会写繁体字。我小心地拆开邮包，里面是一件黑色的便服棉袄。拿着里外三新的棉袄，心里暖融融的。妈妈护理瘫痪在炕的爸爸，同时还惦记着我这个下乡在外的儿子。我后悔不该在信中提到：在迎接北京和上海知青时，看到他们都穿着统一发的军用棉衣、棉裤、棉帽、还有一件军大衣。可能妈妈怕我穿着旧棉袄，在野外放奶牛时，抵挡不住北大荒的寒冷吧，我这么大的人了，还让妈妈操心，真不应该。 我试着穿上了这件棉袄，顿时暖流涌上心间。这件新新的、厚厚的、软软的、似乎还散发着妈妈味道的棉袄，让我的思绪又回到了家中。爸爸（文革中受到过伤害）患脑溢血后遗症，瘫痪在炕上三年多了，神智不清，整天胡言乱语，大小便失禁。家中里里外外只有妈妈一个人，真够妈妈受的。可是，妈妈又是那么坚强，还想着为我做棉衣。想到这里，心中真的很难受，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我离家那么远，怎么才能帮助妈妈呢？思来想去，最后决定，今后在我每月32元工资中再多拿出5元，每月往家寄15元钱，这样就可以让妈妈找人，给家挑水、买煤、劈柈子了。我心中能好受点儿。
1970年12月27日 今天，去五师五十四团，进行新年慰问演出，回到宿舍已是半夜11点钟了。因没烧炉子，宿舍里很冷。大家匆匆脱掉外衣，钻进冰凉的被窝里，用身体的温度，慢慢焐着凉被。我也是如此，但却不能像别人那样很快入睡。我的心似乎还留在刚刚演出的舞台上，精神仍然很亢奋。 调到总场文宣队快3个月了，这个文宣队的成员都是从各个分场选拔上来的，我到这里主要是创编节目和舞台美术。我决心发挥自己的特长，创作出好的作品来。 今天演出的节目中就有两个是我写的，一个是女声表演唱《二连女排好榜样》，另一个是男声表演唱《年轻老板喜洋洋》。虽然我的词曲写得比较一般，但是经过上海知青金苗忠的导演，演出效果非常好，并获得了热烈的掌声。我写的节目能正式上演，太好了，真兴奋。
1970年12月28日 元旦马上就要到了，我要写一个庆祝元旦社论发表的开场节目，先把程序设计好：1、需要先把大框想出来；２、再征求导演和大家的意见；３、然后就是收听和记录元旦社论的广播；４、综合、修改、整理后，再集体排练几遍，节目就可以在舞台上演出了。对！就这么干，一定要搞好！
1971年1月22日 今天来到了一个小林场慰问演出。我们先去看舞台，这是一个被一圈白桦树围着的露天舞台。有前台，有后台，上方还吊着几个大吊灯。观众席是用木板搭成的大凳子，虽然简陋，能搞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我们这次演出的节目中有样板戏《海港》选场，要穿夏装上场，这可是大兴安岭的冬季呀！慰问团领导打算减掉这个节目，当然是从爱护演员的角度出发。但是整个演出时间就太短了，换别的节目又来不及。指导员裴良玉和队长陈敏等人商量了一番，最后决定还按原计划演出。 当大家化好妆来到后台，发现新增加了大铁炉子，附近堆了许多木柈子。有一位师傅正在往炉内添加木柈，旁边还摆着几条大椅子，上面放了好几件新的棉大衣。我们看在眼里，暖在心中，暗下决心，一定要为林业工人演好每一个节目。 节目一个一个按顺序演着，每个下场的演员都会被一件烤得热乎乎的大衣焐上，乐队演奏员，也趁节目间歇，回到后台烤烤冻僵的手指。最后一个节目《海港》的选场《翻仓》开始了。当演员们穿着背心、衬衫站到舞台上时，台下先是一片寂静，紧接着突然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随着掌声响起，我浑身热血沸腾，我知道，这是鼓励的掌声、这是赞佩的掌声、这是感谢的掌声。 在大兴安岭林场的露天舞台上，在春节的严冬季节里，在纷纷扬扬的雪花中，我们精神饱满，成功地演出了《海港》选场。
1971年12月26日 今天真倒霉，睡到后半夜时觉得有些冷，就下意识地用脚把被窝里的热水袋，往上钩了钩。没想到，热水袋的夹子被钩开了，只听得“哗”的一声，温热的水一下子全洒了出来，我忽悠一下惊醒，立刻扯着被子跳起来，光着脚站在地上，半天才回过神来。急忙穿好衣服，将褥子提起，这时的褥子已经被水浸透了，连下面的鸡毛褥子也湿了。我把它们分别搭在桌子和板凳上，沮丧地坐在床头想：完了，下半宿只能在这里坐着了。 我调到总场文宣队后，为照顾我能安静地创编节目，给我安排在一个放道具的小房间里住。室内没有取暖炉，只有一面火墙，烧火墙的炉子在隔壁女生宿舍中。因为她们不会烧，所以屋内总也暖不起来。我曾借来育种室的温度计测试，室温通常在零上3度到零下3度之间。天棚墙角，还有一裂缝，可以看到外面的天空，这个墙角整个冬天都挂满了白霜。 天亮了，大家知道我的情况，帮我把湿被褥送到育种室晾好，我才放下了心。可气又可笑的是，晾被褥时，爱开玩笑的王宝山故意大声说：“宗宇兄的尿量可真够大的呀！”引起大家一阵哄笑。好小子，你等着……
1972年2月28日 今天，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办完了全部返城手续，心里特别高兴。好朋友王宝山帮我把行李发了回去。我坐在回家的列车上，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真的可以回家了吗？因为患脑溢血后遗症的爸爸已经病逝，剩下六十多岁衰老的妈妈一个人，孤独可怜。我只好提出申请，希望能批准我早日返城。经过层层审批，终于获得批准。想到与母亲团聚、与战友离别，心里很不平静。
1973年11月1日 上午，我正在煤场劳动，突然收到了老莱农场文宣队队长郭洪波发来的电报。电文是：谈慧丽因公牺牲。特告之，请回忆生平事迹。 这意外的消息让我无论如何也难以相信，不知是汗水还是泪水无声地流了下来，与脸上的煤灰混在了一起。谈慧丽是一名上海知青，她是一个怀才不遇的才女，吹、拉、弹、唱无所不能。除此之外作曲、画画也都很在行。与文宣队的战友们关系极好。可是她怎么就因公牺牲了呢？ 下班回到家，抚摩着那件返城时文宣队战友送给我的纪念品——一条黄花毛毯，思绪又回到了当年返城离队时的情景：当谈慧丽将这条毛毯交到我手上时，虽然她的脸上是微笑着的，但从她的眼神中可以看出她似乎有许多话要对我说，那双含着晶莹泪光的眼睛，牢牢地印在我的心上。我含着泪水，又找出了那张文宣队的集体合影，透过模糊的泪水，在照片中习惯地找到了她的位置。看着照片上她那清晰的影像，泪水终于流了下来。她的身影，她的面容，她的青春，她的才华，她的歌声，她的琴声 …… 如今这一切，难道只能留在心中回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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