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小常识

      3365.《王贵与李香香》形象塑造
      王贵是一个受压迫的农民，与地主阶级有若深仇大恨。十三岁那年，眼睁睁地看着崔二爷逼租，父亲活活被打死，受尽了折磨，王贵成了地主家的放羊娃。这种非人生活，使他懂得了仇和恨：“别人的仇恨象座山，王贵的仇恨比天高”。“老牛死了换上牛不老，杀父深仇子要报”，对地主阶级的深仇大恨是他成为坚强的革命战士思想基础。
      王贵不畏强暴，坚定勇敢。他暗里参加了赤卫军鲁要地主阶级拚—拚。当他被抓后，被五花大绑，崔二爷对他软硬兼施，并用死来威胁他每但他也丝毫不能动摇他的革命意志曰：“我个死了不要紧啻千万个勇汉后面跟”自满脸浑身血道道，皮破肉烂不忍看。王贵有着高度的革命觉悟，王贵从自身的苦难经历出发，认识到只有闹革命穷人才能翻身他暗地里铀赤卫军。在被抓后，仍坚定革命信心，认为大风迟早要吹灭地主阶级这盏灯二革命胜利后，他目光远大，胸怀宽广“不是闹革命穷人翻不了身，不是闹革命咱俩也结不了婚!“革命救了你和我，革命救了咱庄户人”“一杆红旗大家扛，红旗倒了大家都遭殃。”“快马上路牛耕地，闹革命是咱自己的事。”“太阳出来一股劲地红，我打算长远闹革命”“过门三天安了家，游击队上报名啦。”
      王贵的爱人李香香是爱憎分明的农民的女儿。不仅外形美，而且精神也美。李香香同王贵在艰难困苦中建立起了忠贞不二的爱情。香香是身受压迫的农民，因此“由小就爱庄稼汉”，自觉地把个人的爱情与阶级的爱和恨联系在一起唱当王贵遭到地主崔二爷毒打时，她敢于冒着危险，黑夜里给游击队送信，从而解放了自己的家乡和亲人。
      李香香与王贵一样有着高度的阶级觉悟，理解丈夫，支持丈夫。婚后的第三天，就支持王贵参加了游击队。
      李香香对地主阶级有着刻骨的仇恨。当她遭到地主崔二爷的种种迫害和侮辱时，不屈于威逼，不迷于利诱，愤怒地痛斥崔二爷，“有朝一日遂了我心愿，小刀子扎你没深浅”。

      3366.《王贵与李香香》艺术特色
     《王贵与李香香》以土地革命时期陕北农民革命运动为背景，通过—对农村男女青年的恋爱故事。深刻地揭露了旧农村阶级压迫的悲惨状况，生动地反映了陕北“三边”地区农民闹革命的壮烈景象，表现了革命与劳动人民幸福生活的血肉连的关系——“不是闹革命穷人翻不了身，不是闹革命咱俩也结不了婚”，明确他表达了长诗的主题。王贵与李香香是—对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青年农民的形象。
      这是一首民歌体长篇叙事诗。它的叙事话语有三个叙事元素：爱情故事与复仇故事——“杀父深仇子要报”相结合，最终成为斗争故事。例如作品中虽然讲述了王贵和李香香的爱情，但是可以见到回避的痕迹，作者尽量把王贵和李香香的感情处理为“阶级兄妹”般的爱情。这样的基本的叙述模式是革命意识形态对民间宗法制意识形态引导的产物。也是那一时期延安文艺创作的共同模式。
      长诗采用陕北民歌“信天游”的形式写成。信天游，是陕北地区的民歌曲式。其特点是：自由灵活，比兴丰富。表现力强，音乐性强。在长诗的创作中。作者大量吸收“信天游”的丰富营养，同时又有创新和发展。“信天游”一般是两句一节，表达一个比较完整的意思。诗人采用“信天游”格式时，仍然是二句一节，但并非每节都是构成—个独立意思，而是数节才表达—种情感或一个独立意思，将几百节联缀成章，叙述一个长篇故事，既有叙事，又有抒情长诗较多运用民歌中的重复和比兴手法。比，比喻。运用自然。写物或日常生活中常见事物作比喻，增强诗歌形朋。兴，是触景抒情。唤起读者由此及被的联想，造成某种感性色彩或气氛。“山丹丹开花红皎皎，香香人材长得好”，此句比兴同一。“紫红犍牛自带耧，闹革命的心思人人有”，比兴不一，只兴不比。
      这样既有利故事的叙写与铺展，又使得形象生动活泼，主题突出鲜明。
      诗篇语言朴素生动，句子大体整齐，每句一般三顿，韵一般是两句一韵，以多种押韵方法来加强节奏感，使诗歌韵律显得灵活多变，谐调动听。长诗广泛采用经过提炼加工过的陕北农民口语，平白如话，通俗易懂“马蹄落地嚓嚓响，长枪，短枪，红缨枪”，语言中浓缩了内涵丰富的民间故事，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意蕴。
      总之，长诗创造性地运用了民间的艺术形式，创造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反映了农民群众的生活和斗争，体现了毛泽东的文艺民族化、大众化的方针。

      3367.《王贵与李香香》读者评价
      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最初以《太阳会从西边出来吗？——三边民间革命故事》题。发表在1946年夏的《三边报》上。同年9月，改为《王贵与李香香》在延安《解放日报》上连载，它一出现便赢得了解放区军民的普遍重视和喜爱，被誉为“新民主主义文艺运动对于封建的买办的文艺运动的胜利”自长诗传到国统区，也受到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普遍的好评。茅盾认为，长诗“是一个卓越的创造，就说它是‘民族形式’的史诗。似乎也不过分”。《王贵与李香香》在中国新诗发展上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是大学中国现代文学课的重点

      3368.李季人物简介
      李季，原名李振鹏，河南唐河人。少年参加革命，1935年在延安抗大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八路军总司令部特务团指导员、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教育干事、《群众日报》副刊编辑。建国后，历任中南文联编辑出版部部长，《长江文艺》主编，玉门油矿党委宣传部部长，中国作协创作委员会副主任、兰州分会主席，《诗刊》、《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常务书记、第一至三届理事，中国文联第一、四届委员。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著有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杨高传》，诗集《玉门诗抄》。有《李季文集》（四卷）。

      3369.李季人物经历
      李季于1922年8月16日出生在河南省桐柏山下的唐河县祁仪镇附近的一个中农家庭里。1931年，李季开始进入祁仪镇完全小学读书，于1936年毕业。1937年初，李季升入河南南阳敬业初级中学读书。这时，他开始接触到鲁迅和巴金等的作品。1938年春到祁仪镇南三里路的南李庄初级小学任教。李季在这里，工作得很出色。1938年9月到达洛川，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总校第六大队学习。于1938年11月26日加入中国共产党。李季在北方局党校工作近两后，于1942年2、3月间，被调到晋东南抗日根据地鲁迅艺术学校工作。同年9月18日，他离开这个学校，通过晋中日寇占领区的封锁线奔向延安。
      李季在太行山区的四年战斗生活，为他后来成为著名诗人和作家作了创作的准备，尤其是思想上和生活上的准备。1945年冬，终于从他心灵的最深处，流出了芬芳的美酒，这就是被人誉为具体体现毛泽东文艺方向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1948年春，李季带着已发表的《王贵与李香香》离开三边，到延安担任《群众日报》副刊编辑。次年春又随军南下到洛阳、5月份与李小为同志结婚。1949年7月，出席全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会议结束，离京去武汉，任中南文联编辑出版部部长，主编《长江文艺》。1952年，李季接受胡乔木同志建议，于这年冬天，带着全家老小，离开武汉，来到全国当时最大的石油基地玉门油矿。他一直担任油矿党委宣传部部长，有一段时间还兼任《三油工人报》社社长。1954年底作者由玉门油矿调到中国作家协会，任创作委员会主任。
      1958年至1959年完成了长诗《杨高传》的创作任务。作品规模宏大，故事复杂，人物众多，深刻的思想性和高度的艺术性融合一致，表明作者在创作道路上，继《王贵与李香香》之后，经过建国前后二十年的探索，又攀上了一个新的高峰。1962年初，任《人民文学》副主编，并担负着中国作家协会外事委员会、作协党政等多方面的工作。1964年春，以“铁人”王进喜的形象为原形，写出了长篇叙事诗《钻井队长》的故事。这部长诗较多地吸收了新诗的表现手法，形式活泼舒展，但基本风格与《杨高传》是一致的。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李季被打入“牛棚”，挨批判，受审查，工作和创作的权力被剥夺了。1969年9月，他被赶到湖北省咸宁县文化部五七干校劳动。1972年6月奉调回北京，筹备《人民文学》的复刊工作。这年秋天，他又后重返石油战线，但任了石油勘探开发规划研究院副院长。
      1975后邓小平同志主持国务院工作，形势有所好转，李季被任命为《诗刊》主编。他根据前两年所收集到的大量生活素材，开始了长篇说唱诗《石油大哥》的写作。1980年3月8日，李季与世长辞。

   3370.李季主要著作
《王贵与李香香》1946，太岳新华
《卜掌村演义》（鼓词）1947，东北
《老阴阳怒打“虫郎爷”》（小说）1950，通俗图书
《憎恨之歌》1950，新华书店中南总分店
《毛泽东同志少年时代的故事》（小说）1951，中南人民
《短诗十七首》1952，中南人民文学艺术
《尊师爱徒》（独幕剧）1953，华东人民
《生活之歌》1955，中青
《玉门诗钞》1955，作家
《幸福的钥匙》1956，少儿
《建设的歌》1956，作家
《致以石油工人的敬礼》1956，长江文艺
《菊花石1957》，长江文艺
《银川曲1957》，通俗文艺
《西苑诗草1958》，作家
《第一声春雷》与闻捷合著，1958，敦煌文艺
《我们遍插红旗》与闻捷合著，1958，敦煌文艺
《心爱的柴达木》1959，百花
《三边一少年》1959，少儿
《对唱河西大丰收》1959，作家
《五月端阳》（《杨高传》三部曲之第1部）1959，作家
《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杨高传》三部曲之第2部）1959，作家
《难忘的春天》1959，人文
《戈壁旅伴》（综合性选集）1959，上海文艺
《玉门儿女出征记》（《杨高传》三部曲之第3部）1960，作家
《海誓1961》，作家
《奈良川的大石桥》1962，少儿
《李贡来了》1963，百花
《剑歌》1964，百花
《石油诗》1965，作家
《石油大哥》1977，人文
《石油之歌》1979，山东人民
《马兰集》（小说）1980，河南人民
《李季诗集》1980，人文
《顺天游》（民歌）搜集，1950，上杂

      3371.李季文学地位
      李季是解放区成长起来的优秀诗人。几十年来，他紧握艺术的雕刀，通过艰辛的劳动，取得了创作上最丰硕的成果。像他这样一直同人民共呼吸、共欢乐、共忧愁，并能忠实地表现人民群众的生活、思想和反映他们的利益、愿望的诗人，在“五四”以后的诗坛上，确实是比较突出的一个。他所走的道路“是一切属于人民和社会主义队 列的诗人们都就当走的唯一正确的道路，也是真正宽广的道路。”（贺敬之《李季文集.续》）
      李季是擅长叙事的，他所构思的故事，情节曲折生动，常常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但是他决不是为了叙说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而是要通过叙人民之事，来抒人民之情。李季还在“叙人民之事，抒人民之情”的过程中，找到了与他诗歌内容相一致的艺术形式。这就是以民歌和传统的说唱文学为基础，又吸收了我国古典诗歌、"五四"以来的新诗和外国诗歌的某些成份，而独创出来大众化、民族化的诗歌形式。
李季的语言是口语化的，遣词造句和描摹形貌，不刻意追求纤密细巧，唯求朴素通俗，豁达鲜明。诗人为了增强语言的形象性，常用比兴等形象化的手法，来对比、衬托，形象地说明和显示自己所要描述的思想及事物。
      无庸讳言，李季还存在着不足和局限。他的有些诗，包括诗和短诗，构思还不够精密；有时为了照顾故事的完整性，有些不必要的情节未能割爱；抒情独白有时使用过多，使人感到有些乏味；大部分语言是写得很精粹的，但有些语言还比较粗糙，使用的连接词过多，缺乏跳跃性。

      3372.《围城》
      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风格独特的讽刺小说。被誉为“新儒林外史”。第一版于1947年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1949年之后，由于政治等方面的原因，本书长期无法在中国大陆和台湾重印，仅在香港出现过盗印本。1980年由作者重新修订后，在中国大陆地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刊印。此后作者又曾小幅修改过几次。

      3373.《围城》内容简介
      故事发生于1920到1940年代。主角方鸿渐是个从中国南方乡绅家庭走出的青年人，迫于家庭压力与同乡周家女子订亲。但在其上大学期间，周氏患病早亡。准岳父周先生被方所写的唁电感动，资助他出国求学。
      方鸿渐在欧洲游学期间，不理学业。为了给家人一个交待，方于毕业前购买了虚构的“克莱登大学”的博士学位证书，并随海外学成的学生回国。在船上与留学生鲍小姐相识并热恋，但被鲍小姐欺骗感情。同时也遇见了大学同学苏文纨。
      到达上海后，在已故未婚妻父亲周先生开办的银行任职。此时，方获得了同学苏文纨的青睐，又与苏的表妹唐晓芙一见钟情，整日周旋于苏、唐二人之间，期间并结识了追求苏文纨的赵辛楣。方最终与苏、唐二人感情终结，苏嫁与诗人曹元朗，而赵也明白方并非其情敌，从此与方惺惺相惜。方鸿渐逐渐与周家不和。
      抗战开始，方家逃难至上海的租界。在赵辛楣的引荐下，与赵辛楣、孙柔嘉、顾尔谦、李梅亭几人同赴位于内地的三闾大学任教。由于方鸿渐性格等方面的弱点，陷入了复杂的人际纠纷当中。后与孙柔嘉订婚，并离开三闾大学回到上海。在赵辛楣的帮助下，方鸿渐在一家报馆任职，与孙柔嘉结婚。
      婚后，方鸿渐夫妇与方家、孙柔嘉姑母家的矛盾暴露并激化。方鸿渐辞职并与孙柔嘉吵翻，逐渐失去了生活的希望。

      3374.《围城》作者简介
      钱钟书（1910—1998），原名仰先，字哲良，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江苏无锡人，曾为《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翻译小组成员，晚年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任副院长。书评家夏志清先生认为小说《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钱钟书在文学，国故，比较文学，文化批评等领域的成就，推崇者甚至冠以“钱学”。其夫人杨绛也是著名作家，育有一女钱瑗（1937年-1997年）。其父是著名国学家钱基博，在父亲的影响和督导下，自幼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基础。其后就读于苏州桃坞中学和无锡辅仁中学。
      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毕业后在上海光华大学教了两年英语。
      1935年与杨绛女士结婚，同赴英国牛津留学。
      1937年获学士学位。然后到法国，进入巴黎大学进修法国文学。
      1938年，清华大学破格聘他为教授，九、十月间回国，当时清华已并入西南联大，故从香港，转昆明前去任教。后在父亲要求下，到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担任英文系主任。
      1941年暑假，他到上海小住，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困于上海，直到抗战胜利。在这沦陷的孤岛中，他迎来了一个文学创作的巅峰时期。
      1941年出版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
      1942年写成中国古诗评论集《谈艺录》初稿。
      1946年写成并发表了长篇小说《围城》，同年发表短篇小说《人·兽·鬼》。抗战及解放以后，先后担任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总纂、上海国立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等职务，主要进行翻译和中国文学的研究，出版了《宋诗选注》《旧闻四篇》《七缀集》以及《管锥编》等学术著作。
     《围城》是钱钟书唯一的长篇小说，于1944年动笔，1946年完成，1947年由晨光出版公司印行。这是作者在困顿之中“锱铢积累”而成的，小说“从他熟悉的时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会阶层取材。但组成故事的人物和情节全属虚构。尽管某几个角色稍有真人的影子，事情都子虚乌有；某些情节略具真实，人物却全是捏造的。”（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比如方鸿渐取材于两个亲戚：一个志大才疏，常满腹牢骚；一个狂妄自大，爱自吹自擂。但两个人都没有方鸿渐的经历，倒是作者自己的经历，比如出国留学、担任大学教授，与作品有相合之处，作者可能从他们身上获得了些启示，但并不能对号入座。
      小说问世之后，颇受欢迎，不到两年就出了三版。解放后，一度绝版30年，1980年再次重印，在青年中激起了强烈反响。

      3375.《围城》小说赏析
     《围城》一书是钱钟书“锱铢积累”而写成的，小说没有明确的故事线索，只是一些由作者琐碎的见识和经历”拼凑”成的琐碎的情节。就一般而言，情节琐碎的书必然要有绝佳的言语表达才能成为一本成功的作品。钱钟书的《围城》果真是把语言运用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因此，读《围城》不能像读一般小说那样只注重情节而忽视语言了，如果那样的话（忽略其言语），《围城》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围城》里面的精言妙语是这部小说的最成功之处，也是最值得赏析的地方。
      钱钟书善用比喻。《围城》中的妙喻有两种，一是真实的写景写事物的形象比喻，读来令人舒畅，感觉恰到好处。二是抽象的思维和感觉运用具体的物象来比喻，或者反行之，读来让人觉得新奇，玄妙。
      开篇一段中“夜仿佛纸浸了油，变成半透明体，它给太阳拥抱住了，分不出身来，也许是给太阳陶醉了，所以夕阳晚霞隐褪后的夜色也带着酡红。”这一句话比喻与拟人混用了，整体流畅自然而不带任何矫饰，这也是我说的第一种比喻，书中很是常见，又如五人赴三闾途中描写“这雨愈下愈老成，水点贯串作丝，河面上像出了痘，无数麻瘢似的水涡，随生随灭息息不停，到雨线更密，又仿佛光滑的水面上在长毛。”“老成”用在雨上，可谓唯钱先生一人，用的好！雨丝密说水面上在“长毛”，更是形象新奇，但却又恰到好处！
      更常见的是第二种比喻，也是全书中的亮点。偶尔我重拾起《围城》就是为了“把玩”这些妙喻的。
      第一章中“孩子不足两岁，塌鼻子，眼睛两条斜缝，眉毛高高在上，眼睛远隔得彼此要害相思病”，离得远了害相思病，竟然能够这样运用，真是妙极，使人不不得不佩服称奇。
      鸿渐学无所成，为了回乡有个交代，只好买张假文凭，“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耻”。一张文凭，联想到《圣经》里的亚当夏娃，可真谓思虑深远啊！
      鸿渐对鲍小姐的好象不经意地说的一句“咱们今天都是一个人睡”产生了念头，直回到船舱，“打消已起的念头仿佛跟女人怀孕要打胎一样的难受”，男人要打消那种念头确实困难，要跟女人打胎一样，那可当真难受！
      在县省立中学作失稿演讲时，鸿渐说只有鸦片和梅毒在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使记录的女生“涨红脸停笔不写，仿佛听了鸿渐的最后一句，处女的耳朵已经当众失去贞操”。耳朵失去贞操是因为耳朵里进了污秽之言，这种移形换位的运用钱先生是多么炉火纯青啊！
      有意招鸿渐为婿的张先生，喜欢中国语里夹无谓的英文字，钱先生称其“说话里嵌的英文字还比不得嘴里嵌的金牙，因为金牙不仅妆点，尚可使用，只好比牙缝里嵌的肉屑，表示饭菜吃得好，此外全无用处”。这一比，比的既准确又生动，一个虚荣的假洋鬼子的嘴脸经这一比，原形毕露！
      方鸿渐把信还给了唐小姐，“他个人的天地忽然从世人公共生活的天地里分出来，宛如与活人幽明隔绝的孤鬼瞧着阳世的乐事，自己插不进，瞧着阳世的太阳，自己晒不到”。失恋的世界是幽暗孤寂的，是抽象的感觉，可在这里，它成了具体的事物，让人看得见摸得着。
      来看这一出更妙的，鸿渐去赵辛楣的洋式公寓，“没进门就听见公寓里好象正在开无线电，播送风行一时的《春之恋歌》，空气给那位万众倾倒的国产女明星的尖声撕割得七零八落——那女明星的娇声尖锐里含着浑浊，一大半像鼻子里哼出来的，又腻又粘又软弱无力，和鼻子的主产品鼻涕具有同样品性”。哈哈，女明星被这一比，真是体无完肤香消玉殒了。钱先生惯用这种裸露的不留情面的如刚针一般的讽刺。
      听到辛楣说男傧相“对唐晓芙有意思”，鸿渐的心搅腾的厉害，“心像和心里的痛在赛跑，要跑得快，不让这痛赶上，胡扯些不相干的话，仿佛抛掷些障碍物，能暂时拦阻这痛的追赶，所以讲了一大堆出洋船上的光景”。变抽象为具体，以虚为实的手法，还是钱先生使得精妙。
      虽然这些比喻很新奇，有时还很幽默，但是幽默时还是让人笑得不干脆，不彻底。因为总有这么一种感觉在心头：正笑别人在人潮汹涌的大街上裸奔，忽然发现自己也只是穿了一个遮羞的裤衩而已。这有一个很好的诠释，汽车陷入了烂泥沟，不肯走了，“汽车夫就破口大骂，此刻骂得更厉害了。骂来骂去，只有一个意思：汽车夫愿意跟汽车的母亲和外祖母发生肉体恋爱”。读到这一处，忍俊不禁，笑着笑着，猛然间感到这也像在说自己，笑声戛然而止！
      有些比喻身后的道理也是值得让人深思的，如“一个人的缺点正像猴子的尾巴，猴子蹲在地面上的时候，尾巴是看不见的，直到他向树上爬，就把后部供大众瞻仰，可是这红臀长尾巴本来就有，并非地位爬高了的新标识。“做官，让人联想到腐败，其实腐败的真正原因是他的心里本身就长着一棵腐败的幼苗，只不过做官了，肥料施得好了，苗也就长的亭亭如盖，不可抑止了！
      语言犀利，讽刺尖露，诙谐幽默，妙语连篇，这是我对《围城》的评价，当然我见识短浅，概括不全也是有的，《围城》里面有很多段落章节里的几乎每句话都可玩味，慢慢品尝。

      3376.《围城》多层意蕴
      一方面，作者在小说中刻画了一大批三四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们游离于当时的抗日烽火之外，虽然都是留学归来，受到了西方文化的熏陶，但他们没有远大的理想，又缺乏同传统势力和思想斗争的勇气，结果甚至无法把握自己的生活。像主人公方鸿渐、“冷若冰霜、艳若桃李”的苏文纨、庸俗贪财的学术骗子李梅亭、柔顺之下深藏心机的孙柔嘉等……作者以机智的幽默和温情的讽刺，剖析了这群人的个性与道德上的弱点，揭示了他们的精神困境，所以有人评论《围城》是“现代的《儒林外史》”。
      另一方面，作者通过对方鸿渐经历的叙述，传达出自己对于生活的思考。要理解这层意蕴，需要首先了解“围城”的含义。作品在人物的对话中作了提示。
      第三章中，褚慎明说英国有句古话：“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苏文纨说：“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不过，不说是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第五章中，方鸿渐说：“我还记得那一次褚慎明还是苏小姐讲的什么‘围城’。我近来对人生万事，有这个感想。譬如我当初很希望到三闾大学去，所以接了聘书，近来愈想愈乏味，这时候自恨没有勇气原船退回上海。我经过这一次，不知道何年何月会结婚，不过我想你真娶了苏小姐，滋味也不过尔尔。狗为着追求水里肉骨头的影子，丧失了到嘴的肉骨头！跟爱人如愿以偿结了婚，恐怕那时候肉骨头下肚，倒要对水怅惜这不可再见的影子了。”
      从婚姻是“围城”，到最后感慨人生是“围城”。方鸿渐不断渴望冲出“围城”，却又不得不进入另一个“围城”。生活好像故意跟他作对，老是与他自己的想法背道而驰：他不想结婚，但父亲却塞给他一个老婆，却也因“祸”得福，有机会出国留学；他不想得什么学位，在父亲和岳父的催促下，才买了一个假文凭充数；他不爱对自己一片痴情的苏文纨，爱上了温柔伶俐的唐晓芙，眼看就成了，却因为误会分了手；到了三闾大学，他不愿意在履历表上填上假学历，以求心理上的平衡，却受到同样是“克莱登大学博士”的外文系主任韩学愈的排挤；他害怕自己爱上孙小姐，却糊里糊涂地答应了孙小姐的婚事……有人认为这是一部“探讨人的孤立和彼此无法沟通的小说”；也有人认为阐释了生活是荒谬的这一哲学命题；还有人把人物的命运和现实的斗争生活结合起来，认为这种荒谬性是由于他们精神上的围城造成的，只有面对广阔的生活，才能摆脱各种围城的束缚。每一种理解都有道理，这也正是小说的魅力所在。
      小说所写的人物和事件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十分隔膜，与时代结合并不紧密，我们不可能像别的小说那样通过社会背景和时代背景的分析去考察小说的主题。虽然有评论者认为小说一上来就点明了时间──1937年，结尾也说明是1939年，整部作品的时代背景是抗日战争，因此描写三闾大学的明争暗斗、官场的腐朽堕落，“展示了抗日战争的复杂性”。这可以看作一种解读，但是有强为之说的嫌疑。作者在序中说：“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他并没有刻意突出时代性，阅读的时候，可以直接进入文本阅读，切忌把对小说的理解往政治和时代上靠。
      《围城》是一部学人小说，他的语言体现了钱钟书作为学者的一面，虽然有的地方似乎是在故意卖弄才情，但总体而言，并不使人感到沉闷，因为许多话语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和知识含量，时常散发出机智的锋芒，不断有新奇的比喻和警句，这一切都可以给我们的写作以有益的借鉴。

      3377.《围城》文化批判
     《围城》的直接时代背景是1937年及以后的若干年，正是中国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时期。但要理解《围城》，必须追溯到近代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帝国主义列强大炮军舰之下，被迫地、却历史性地开始了与世界的接触，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与西方文明开始了前所未有的交锋、碰撞、冲突以至交汇、融合。这种文化现象在一大批留学生——钱钟书正是他们中的一员——的身上具体地、活生生地体现出来，因而具有值得解剖的典型意义。
      作为一个学贯中西的大学者，钱钟书几乎必然地要从文化上来认识“围城”的精神困境，从而产生深刻的孤独感和荒诞感，在全书的结束部分，方鸿渐在经历了教育、爱情、事业和家庭（婚姻）的失败后，这样感叹：在小乡镇时，他怕人家倾轧，到了大都市，他又恨人家冷淡，倒觉得倾轧还是瞧得起自己的表示。就是条微生虫，也沾沾自喜，希望有人搁它在显微镜下放大了看的。拥挤里的孤寂，热闹里的凄凉，使他像许多住在这孤岛上的人，心灵也仿佛一个无凑畔的孤岛。
      这里已经明显地引入了存在主义哲学的人生感叹。但这种文化困境、精神困境，却是发生在衰微积弱的老大中国与近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剧烈冲突中的，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幅令人深省的画面：经过一家外国面包店，厨窗里电灯雪亮，照耀各式糕点。窗外站一个短衣褴褛的老头子，目不转睛地看窗里的东西，臂上挽个篮，盛着粗拙的泥娃娃和蜡纸粘的风转。
      还有全书结尾处那只著名的祖传老钟，方鸿渐的爸爸作为结婚礼物送给儿子儿媳的宝贝钟，每小时“只慢7分钟”的“很准”的钟，这会儿已经慢了5个钟头的钟：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
      有些西方批评家说《围城》写了西方文化影响下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也有中国批评家说表现了西方现代文明在中国的失败，从而证明了资本主义文明不救中国的主题。这些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钱钟书似乎并不是采取非此即彼的立场，他更着力于嘲讽伪文化人的可笑、可怜和可耻，更多地是要写出中西文化冲突中的尴尬、窘迫和困境。而从更广阔的文化意义上来体认，《围城》更主要的是写“围城”困境，其艺术概括和思想意蕴超出了狭隘的个人经验、民族的界限和时代的分野，体现了作者对整个现代文明、现代人生的深入思考，也凝结着作者对整个人类存在的基本状况和人类的基本根性的历史反思。

      3378.《围城》犀利讽刺
     《围城》被很多人誉为现代的《儒林外史》，是因为钱钟书在这部小说中淋漓尽致地讽刺了知识分子。这种讽刺基于时代的和人性的的原因，也基于钱钟书个体的原因。
      先说个体的原因。钱钟书是个不世出的天才，同时，他也是最纯粹的学者，对学问怀着最深挚的虔诚，在学术上他不能容忍一丁点儿的虚伪和取巧。在这种目光注视下，一般的所谓“学者”，要不可笑也就很难了。比如他经常讽刺学者抄卡片，《围城》中的头号小丑李梅亭就有一个铁皮卡片箱。其实一个教书匠肯花力气抄卡片已经是颇为值得表扬的了，但在钱钟书看来，读书而没装在脑子里融会贯通，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围城》中的文化讽刺更多的是基于中西文化冲突、碰撞的历史平台，而这正是钱钟书的着力点之一。一是以现代文化观照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弊端，如方鸿渐的父亲方老先生的迂腐，他推荐的线装书中“中国人品性方正所以说地是方的，洋人品性圆滑，所以主张地是圆的”之类。二是嘲讽对西方文化的生搬硬套，“活像那第一套中国裁缝仿制的西装，把做样子的外国人旧衣服上两方补丁，照式在衣袖和裤子上做了”，如曹元朗摹仿“爱利恶德”（艾略特）《荒原》的《拚盘姘伴》诗，又如买办张先生式的洋泾滨。三是探讨对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的吸收中的荒诞，如方鸿渐在家乡中学演讲时所说的，“海通几百年来，只有两件西洋东西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都是明朝所吸收的西洋文明。”又如三闾大学中的“导师制”。
      但《围城》中的讽刺更多的是基于对人性的解剖。比如方鸿渐著名的克莱登大学假博士，集中体现了人性中的欺诈、虚荣、软弱、对环境的无奈等等，又如李梅亭偷吃烤地瓜、陆子潇以国防部、外交部信封唬人、范小姐用不通的英文假冒作者赠书给自己等等，举不胜举。读者扪心自问，做过这些事的似乎不止这些人，有时也包括自己，就好像我们在阿Q的脸上看到自己的相貌特征一样。
      在读《围城》的时候，你会笑，会心的笑——不笑的人也用不着担心是否忘记了笑，你只是忘记了幽默，幽默不一定要笑来表示，所以发笑的就是真幽默也未可知（详见《说笑·钱钟书》）——所以是会心的笑，不够，还要脸红的笑，笑书上的人，笑身边的人，也在笑自己。

      3379.《围城》心理描写
      钱钟书在《〈宋诗选注〉序》中说，文学作品应该“曲传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而《围城》就是他的理论的最好实践。大部分成功的文学作品都一定有成功的心理描写，但钱钟书的心理描写与众不同，关键就在“曲传”“未吐露”的心理，在方法上，一是以情节曲传心理，并且调动一切表面看来无助或破坏那中心情景的琐屑细节。如结尾一章，方鸿渐与孙柔嘉吵架后，正回家想消释柔嘉的怨气，柔嘉刚才正向姑妈讲鸿渐的不是，害怕已被鸿渐偷听到，方鸿渐其实并没听到，只得摆空城计：“你心里明白，不用我说。”结果柔嘉心虚之下，说“本来不是说给你听的，谁教你偷听？”这就无异承认了她在“背后糟蹋”方鸿渐，结果正准备向妻子低头的方鸿渐和一心想给丈夫找个好工作的孙柔嘉竟然越吵越厉害，终于走向“不离而散”，不欢而散。第二个常用方法是通过一系列的妙喻来曲传人物的心理，如赵辛楣与方鸿渐初次见面，赵“傲兀地把他从头到脚看一下，好像鸿渐是页一览而尽的大字幼稚园读本”，充分传达了赵对情敌方鸿渐的故作姿态的轻视，因为一来赵因为追求苏小姐而确实在乎方，要给他一个下马威，一来因为他知道方得了个克莱登假博士还在报纸上登广告，确实看不起他。接下来“他的表情就仿佛鸿渐化为稀淡的空气，眼睛里没有这人。……鸿渐真要觉得自己子虚乌有，像五更鸡啼时的鬼影，或道家‘视之不见，抟之不得’的真理了。”
      以上的例子也显示了钱钟书的一大特点：博喻。我把博喻理解为两层意思，一是在全书广泛地使用妙喻，一是它的本来定义，即一个接一个的比喻纷至沓来，形容同一个事物。钱钟书的博喻还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就是时时与心理刻划结合在一起，并且带有深厚的学养，充满了机智，如上举例子中竟然以抽象的道家思想来形容一种心理感受。而机智与好辩及博喻结合在一起，集中地出现在方鸿渐为自己做错的事辩护时，如他写给唐晓芙、苏小姐的信等。举一个最简单而微型的例子，赵辛楣称方鸿渐为“同情兄”，因为同一个地方做事叫同事，同一个地方学习叫同学，而同一个情人，则叫同情。
     《围城》塑造的人物性格现实、典型，心理描写的逼真、传神以至于读者们心灵感应；批判人性与文化，手法上幽默，精神内涵深刻。这些多得益于独具匠心的比喻手法。比如，用火柴点车灯的一节“连划了几根火柴，只点的心里的火直冒”（凭记忆，与原文或有个别字错，下同）；又如坟后的那扇门“一无可进的进口，一无可去的去处”等等。诸如此类，妙语连珠，深入脑海，不仅记住这些佳句，更记住了这些佳句所叙述的人、事，以及这些人、事背后的深刻而广袤的隐喻。

      3380.《围城》作品评价
     《围城》并不仅仅是一部爱情小说。它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它的主题和象征是多层次的。
     《围城》的象征源自书中人物对话中引用的外国成语，“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又说像“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但如果仅仅局限于婚姻来谈“围城”困境，显然不是钱钟书的本意。“围城”困境是贯穿于人生各个层次的。后来方鸿渐又重提此事，并评论道：“我近来对人生万事，都有这个感想。”这就是点题之笔。钱钟书在全书安排了许多变奏，使得“围城”的象征意义超越婚姻层次，而形成多声部的共鸣。
     《围城》从“围城”这个比喻开始，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人类的“围城”困境：不断的追求和对所追求到的成功的随之而来的不满足和厌烦，两者之间的矛盾和转换，其间交织着的希望与失望，欢乐与痛苦，执著与动摇——这一切构成的人生万事。“围城”困境告诉我们人生追求的结果很可能是虚妄的，这看起来好像很有点悲观，但骨子里却是个严肃的追求，热忱深埋在冷静之下，一如钱钟书本人的一生。他揭穿了追求终极理想、终极目的的虚妄，这就有可能使追求的过程不再仅仅成为一种手段，而使它本身的重要意义得以被认识和承认，使我们明白追求与希望的无止境而义无反顾，不再堕入虚无。
      但钱钟书并不是要简单地演绎这个比喻，他还要下一转语，不时地消除“围城”的象征。钱钟书的夫人杨绛曾经说，如果让方鸿渐与理想中的爱人唐晓芙结婚，然后两人再积爱成怨，以至分手，才真正符合“围城”的字面原义；钱钟书在《谈艺录》中批评王国维对《红楼梦》的误读时，也说过类似的话。方鸿渐想进入唐晓芙的围城却始终不得其门；苏文纨曾经以为已经进入了方鸿渐的围城，其实进入却等于是在外面，而当她与曹元朗结婚并过上真正的市侩生活时——那种生活在钱钟书看来是绝对应该逃离的，她却安之若素；她曾经似乎已经进入了文化的围城，但她只有在成为发国难财的官倒时，才真正找到了自己安身立命之处，你用枪逼着她也不愿意出来的。方鸿渐并不想进入孙柔嘉的生活，可是他糊里糊涂地就进去了；结婚后，他也有想冲出来的冲动，但他是个被动的人，不敢行动，也不会行动。从表面上看，方鸿渐去三闾大学的经历与“围城”的比喻是最相吻合的，但实际上，方鸿渐之所以无法在三闾大学如鱼得水，是因为他还有一些最基本的知识分子操守，或者说最基本的做人的操守。高松年、李梅亭、汪处厚，这些人在那里舍得出来么？

      3381.《围城》作者
      钱钟书（1910年11月21日—1998年12月19日），原名仰先，字哲良。后改名锺书，字默存，号槐聚。中国近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晓畅多种外文，包括英、法、德语，亦懂拉丁文、意文、希腊文、西班牙文等。深入研读过中国的史学、哲学、文学经典，同时不曾间断过对西方新旧文学、哲学、心理学等的阅览和研究，著有多部享有声誉的学术著作。其妻杨绛为翻译家、作家，女儿钱瑗为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

      3382.钱钟书人物简介
      钱钟书，原名仰先，字哲良，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曾为《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翻译小组成员。晚年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任副院长。书评家夏志清先生认为小说《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钱钟书在文学，国故，比较文学，文化批评等领域的成就，推崇者甚至冠以“钱学”。其夫人杨绛也是著名作家，育有一女钱瑗（1937年-1997年）。

3383.钱钟书人物履历
宣统二年（1910年）出生。
农历庚戌年十月二十日（公历11月21日），祖籍是江苏无锡县，伯父钱基成，父亲钱基博（子泉），叔父钱基厚（钱孙卿）。
1925年 十五岁返家度暑假，乃得知《古文辞类纂》《骈体文钞》《十八家诗钞》 等大型选本，从此开始系统阅读，是一生治学之始。
1929年 十九岁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报考时，数学仅得15分，但因国文、英文成绩突出，其中英文更是获得满分，于1929年被清华大学外文系录取。还在大学期间建立了比较文化和比较文学观念，知识结构正式形成。因出众的才华受到罗家伦、吴宓、叶公超等人的欣赏，被看作特殊的学生。
1932年，在清华大学古月堂前结识杨绛。1933年，与杨绛订婚。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毕业后，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
1935年，以第一名成绩（87.95分，为历届中美和中英庚款平均分最高）考取英国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赴英国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英文系留学。与杨绛同船赴英。初到牛津，就吻了牛津的地，磕掉大半个门牙。钟书摔了跤，自己又走回来，用大手绢捂著嘴。手绢上全是鲜血，抖开手绢，落下半枚断牙，满口鲜血。杨绛急得不知所措。幸同寓都是医生。他们教杨绛陪钟书赶快找牙医，拔去断牙，然后再镶假牙。
1937年，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获B.litt学位。之后随杨绛赴法国巴黎大学从事研究。女儿钱瑗出生。
1938年，秋，与杨文乘法国邮船回国。被清华大学破例聘为教授，次年转赴国立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并开始了《谈艺录》的写作。
在湘西两年。完成《谈艺录》最初部分，约相当于《谈艺录》初稿的一半。完成《围城》 的布局、构思，有《中书君近诗》一册。有论文《中国诗和中国画》（1940）。此文后来收入了《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1947）、《旧文四篇》（1979）和《七缀集》（1985）。
1941年，由广西乘船到上海，珍珠港事件爆发，被困上海，任教于震旦女子文理学校，其间完成了《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的写作。散文随笔集《写在人生边上》由开明书店出版，是“开明文学新刊”之一。写作《围城》。其时困顿于上海沦陷区时期的经历和情绪，对《围城》题旨和书名的确定有重要的影响。
1945年，抗战结束后，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兼南京中央图书馆英文馆刊《书林季刊》编辑。在其后的三年中，其短篇小说《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诗文评《谈艺录》得以相继出版，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
1947年，长篇小说《围城》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1948年再版， 1949年三版。是“晨光文学丛书”之一。《谈艺录》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1949年再版而止。是“开明文史丛刊”之一。
1949年，回到清华任教；1953年调到文学研究所，其间完成《宋诗选注》，并参加了毛选翻译工作和《唐诗选》《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的编写工作。
1949—1953年内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并负责外文研究所事宜。1953年院系调整，清华改为工科大学，文科部分并入北京大学。钱钟书摆脱教务，在文学研究所工作。
1955—1957年 在郑振铎、何其芳、王伯祥等人的支持下，穷两年之力完成了《宋诗选注》，选注了宋代81位诗人的297首作品。
1957年因父病到湖北省亲，有《赴鄂道中》五首绝句，寄寓了对当时形势的感受。此年父亲钱基博病逝。1958年《宋诗选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列入“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
五十年代末成立《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定稿小组。袁水拍任组长，乔冠华、钱钟书、叶君健任组员。小组的工作至文化大革命爆发暂时中断。
1966年 “文化大革命”爆发。钱钟书、杨绛均被“揪出”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经受了冲击。有人写大字报诬陷钱钟书轻蔑领袖著作，钱钟书、杨绛用事实澄清了诬陷。
1969年11月，钱钟书作为“先遣队”去河南省罗山县的“五七干校”。不久，“五七干校”迁至淮河边上的河南息县东岳。1970年7月，杨绛也来干校。在“五七干校”，钱钟书一度担任过信件收发工作。1970年6月，女婿王德一（钟书封于王之名，原名不详）被逼含冤自杀。
1972年3月回京，开始写作《管锥编》。
1975年 六十五岁。此年前后，海外误传钱钟书的死讯，在港、台、日本等地引起了一阵悼念活动。此误传于1977年前后被澄清。《管锥编》初稿完成，此后又陆续修改。
1976年 六十六岁由钱钟书参与翻译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出版。诗作《老至》寄寓了对形势的感受。
1979年 六十九岁。4月至5月，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赴美国访问。访问了哥伦比亚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贝克莱分校等，大受欢迎。《管锥编》 1—4册由中华书局出版。《旧文四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书收有《中国诗和中国画》《读〈拉奥孔〉》《通感》《林纾的翻译》等4 篇文章。《宋诗选注》重印。
1980年 七十岁。11月，赴日本访问。在早稻田大学作《诗可以怨》的演讲，《围城》重印。
1982年 七十二岁《管锥编增订》出版。本年起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1983年 七十三岁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身份主持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并致开幕词。《人兽鬼》和《写在人生边上》被列入“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4年 七十四岁。《也是集》由香港广角镜出版社出版。此书上半部是1979年以后发表的三篇论文：《诗可以怨》（1981）、《汉译第一首英译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1982）、《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1983）；下半部从《谈艺录》补订本摘选。《谈艺录》补订本由中华书局出版。
1985年 七十五岁
《七缀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书包括《旧文四篇》和《也是集》上半部的3篇文章，共7篇文章。
1989年 七十九岁。《钱钟书论学文选》（六卷本）由舒展编成，由广东花城出版社出版。此书包含有钱钟书新补手稿约20余万字的内容。
1990年 八十岁。12月，电视连续剧《围城》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获得普遍好评。
1991年 八十一岁。全国18家电视台拍摄《中国当代文化名人》，钱钟书为首批36人之一，但他谢绝拍摄。
1998年 八十八岁。12月19日，上午7时38分，钱钟书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当晚，江泽民总书记亲自给钱先生的夫人杨绛打电话，对钱先生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在翌日新华社播出的新闻通稿中，出现“永垂不朽”字样。

3384.钱钟书个人著作
1937 《十七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论文）
1941 《写在人生边上》（散文集）
1945 《猫》（讽刺小说）《人·兽·鬼》（短篇小说集）
1947 《围城》（著名长篇小说）
1948 《谈艺录》（1949年6月版）
1958 《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8月版）
1978 《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
1979 《旧文四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9月版）；
1980 《诗可以怨》（《文学评论》1981年1期）
1981 《管锥编》、《管锥编增订》（中华书局1982年9月出版）
1984 《也是集》《谈艺录》（增订本）（中华书局9月版）
1985 《七缀集》
1988 《模糊的铜镜》（《随笔》1988年第5期）
1995 《槐聚诗存》
1996 《石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月版）
2003 《钱钟书手稿集 容安馆札记》 3卷本 影印版（商务印书馆7月版）
2005 《宋诗纪事补订》
2011 《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全20册 影印版（商务印书馆8月版）（《容安馆札记》）
《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尚未出版）。

      3385.钱锺书的《管锥编》
     《管锥编》是一部不可多得、必然传世的多卷本学术著作。三联书店版4册（中华书局版5册）近130万字，是他研读《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焦氏易林》《楚辞洪兴祖补注》《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十种古籍时，所作的札记和随笔的总汇。
      此书考论词章及义理，打通时间、空间、语言、文化和学科的壁障，其间多有新说创见，皆发前人之覆者，颇能开拓万古之心胸，推倒一时之豪杰。书中引述四千位著作家的上万种著作中的数万条书证，所论除了文学之外，还兼及几乎全部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
      此书未刊部分尚有考论《礼记》《庄子》《全唐文》《杜少陵诗集》《玉溪生诗注》《昌黎集》《简斋集》等十种书的札记。显而易见，这部高品位的著作是钱先生数十年心血的结晶。
      本书出版后，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重大反响。尽管出版者中华书局起初并没有为该书申报“国家图书奖”，然而，博学的评委们还是公正地将其列入了首届获奖名单。

      3386.钱锺书的《谈艺录》
     《谈艺录》是中国最后一部集传统诗话之大成的书，也是第一部广采西方人文、社科新学来诠评中国古典诗学诗艺的书。全书45万字，古来诗家作品多所评骘，唐以后一些有代表性的诗人更被重点论列。
      本书征引或评述了宋以来的诗话近130种，中国诗话史上的重要著作几乎都被涉及。举凡作者之心思才力、作品之沿革因创、批评之流敝起衰等等，都包容其中。各节论述具体入微，多所创见，行文则或兼综、或条贯，或评点、或专论，长短自如，不拘一格。采二西而反三隅，引述西方论着500余种，内容包括曾作为思想理论界显学的佛学、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文化人类学、新批评和较新起的流派如超现实主义、接受美学、解构主义等等。
      本书是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必读书。

      3387.钱锺书的《七缀集》
     《七缀集》是文艺论集。本书基本上是《旧文四篇》和《也是集》的合编。收入本书的是七篇被钱先生戏称为“半中不西、半洋不古的研究文章”。此书当与《管锥编》参互而读。集中每篇文章就是《管锥编》中某一节之铺张扬厉、充类至尽；《管锥编》中每节札记则如本书各篇之缩略提纲。

      3388.钱锺书的《人．兽．鬼》
     《人．兽．鬼》是钱先生的短篇小说集，共收作品四篇。其中，《上帝的梦》描写了人的孤独和人际关系的疏离；《猫》讽刺了一群无聊的知识分子，可以看作《围城》的雏型；《灵感》所表现的是自作自受和精神产品的异化；《纪念》则是写家人、夫妇间无法弥合与沟通的疏隔。

      3389.钱锺书的《写在人生边上》
     《写在人生边上》是钱先生的散文集。收入《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等十篇。作者带着“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以旁观者的姿态对世道人心发表看法，博闻善说，睿智幽默，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算得上一个独特的品种。

      3390.钱锺书的《槐聚诗存》
     《槐聚诗存》是钱先生自己选定、并由夫人杨绛抄录保存下来的旧体诗集。钱先生自幼读书学诗，几十年间所作至少也有上千首。但钱先生自觉比较满意而收入本集的，却尚不足三百首，足见其标格之高。书中言志、抒情、感时、论诗之作，应有尽有，殊耐吟咏。其中古意、无题诸章，最具李义山风致。作者在序中自叙少年学诗门径以及编定本书之原则与经过，皆是首度披露，必能引起读者极大兴趣。

      3391.钱锺书的《宋诗选注》
     《宋诗选注》人们习惯于并称唐诗、宋词和元曲，其实宋诗自有其独树一帜的创造和唐诗不可替代的地位，情文并茂的佳作也不在少数。历来的宋诗选本中，钱钟书先生的《宋诗选注》是最富有影响的选本之一。钱氏对宋诗素有研究，在其40年代所著《谈艺录》一书中有关宋诗的评述已多创见，上世纪五十年代选注宋诗时，更在论述宋诗的特色与成就、评价诗人和诗歌流派及诗歌的注释等方面言人之所不曾言，提出一系列富于启发性的见解，在海内外引起广泛的反响。本书被教育部列入大学生中文学科指定书目。

      3392.钱锺书是幽默才子
      1929年，钱钟书考入清华，立即名震校园，不仅因为他数学只考了15分，更主要的是他的国文、英文水平使不少同学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到清华后的志愿是：横扫清华图书馆。他的中文造诣很深，又精于哲学及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最怪的是他上课从不记笔记，总是边听课边看闲书或作图画，或练书法，但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甚至在某个学年还得到清华超等的破纪录成绩。
      孔庆茂的《钱钟书传》中曾写到一则趣事：同学中一位叫许振德的男生爱上了一位漂亮女生，在课堂上就不住地向女生暗送秋波，钱钟书本来上课就不听讲，他把许的眼睛向不同方向观看的眼神变化都画了下来，题为《许眼变化图》，没等下课就把画传递给其它同学，一时在班上传为笑谈。直到若干年后，居住在美国的许振德每提起旧事，还禁不住哈哈大笑，传为美谈。这也许是钱氏最得意的绘画作品。
      1933年钱钟书从清华外文系毕业，校长亲自告诉他要破格录取他留校，陈福田、吴宓等教授都去做他的工作，想挽留他，希望他进研究院继续研究英国文学，为新成立的西洋文学研究所增加光彩，可他一口拒绝道：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其率真狂傲可见。

      3393.钱钟书痴气率真
      钱钟书虽然是学者，但钱钟书处理起平常的事情也并不是一个“道貌的儒者”，生性率真的他反而有某些学者所不具备的痴气，甚或是“凶玩”。
      有一种说法是在“文革”期间钱钟书为了夫人杨绛与一对年轻夫妇打架，杨绛在《干校六记》中亦有记载，但后来那对年轻夫妇又站出来说杨绛之说不实。一时间，学界也被搅得沸沸扬扬，许多学者也都卷入了这场纷争，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也许我们并不关心个中曲直，但钱老先生以年迈之躯为妻子与年轻人拼力相殴，其率真痴气反倒让我觉得真实与纯粹，天下又有哪个女子可以接受一个不敢为妻子出头的男人呢？也许正是钱氏曾被神话，当我们看到他平凡的一面时反而会觉得“可爱”。
      有句老话：不为雄名疏贱野，惟将直气折王侯。但在钱钟书，也许连折王侯也不必了。
      据黄永玉先生讲“文革”期间，某天忽然有部门通知学部要钱钟书去参加国宴。钱锺书道：“我不去，哈！我很忙，我不去，哈！”“这是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去的！”“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那么，我可不可以说你身体不好，起不来？”“不！不！不！我身体很好，你看，身体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哈！”结果钱先生没有出门。
      又一次黄永玉要写一个有关“凤凰涅盘”的文字根据，但一点材料也没有。《辞源》，《辞海》，《中华大辞典》，《佛学大辞典》，《人民日报》资料室，北京城的民族学院、佛教协会都请教过了，没有！
      忽然想起钱先生，连忙挂了个电话，钱先生就在电话里说了以下的这些话：“这算什么根据？是郭沫若1921年自己编出来的一首诗的题目。三教九流之外的发明，你哪里找去？凤凰跳进火里再生的故事那是有的，古罗马钱币上有过浮雕纹样，也不是罗马的发明，可能是从希腊传过去的故事，说不定和埃及、中国都有点关系……这样吧！你去翻一翻大英百科……啊！不！你去翻翻中文本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在第三本里可以找得到。”结果马上找到，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3394.钱钟书目光睿智
      力行不倦，打造中西文化园林
      钱钟书的涉猎广泛与博闻强记是出了名的，有大量的报道说他过目不忘，有着照相机的记忆功能。但说起他的文学成就，真正为人推崇的当属《管锥编》。
      对于《管锥编》也有着各种各样的评价，从夏志清到司马长风，从柯灵、舒展到李洪岩，见仁见智，不胜枚举。
      我第一次读到《管锥编》，却已是1994年了，在此之前也只是读过《围城》和他的部分散文及短篇小说，虽然喜欢得不得了，但真正在书店里翻动他的《管锥编》时却大有窒息之感，也许是出差在外的心情所致。当时在济南的一个古籍书店，我终于将一套五卷本的《管锥编》捧回了旅馆，连夜拜读。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五册。其中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前四册从先秦至隋代以来的经史子集1158页内容的增订，而第二部分是对前四册及增订内容进行的再增订。钱氏六十五岁做《管锥编》，七十二岁出版《管锥编增订》，而年近八十又做《管锥编增订》之二，以如此之高龄对自己已经功业垂成的巨著作如此缜密繁琐的订补，且旁征博引涉及中西，仅引文就包括中、英、德、法、拉丁等数种语言。其治学精神着实让人感动且叹服，似在学界未有第二人。
      柯灵赞叹道：“散文也罢，小说也罢，共同的特点是玉想琼思，宏观博识，妙喻珠联，警句泉涌，谐谑天生，涉笔成趣。这是一棵人生道旁历尽春秋、枝繁叶茂的智慧树，钟灵毓秀，满树的玄想之花，心灵之果，任人随喜观赏，止息乘荫。只要你不是闭目塞听，深闭固拒，总会欣然有得。——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
      将自己一生饱学之识汇于一册，将广袤复杂的中西文化如此挥洒自如地连接和打通。有人称钱钟书为文学宝库、昆仑或是大海，但在我看来，《管锥编》更像是匠心别具的文化园林，将世间文化精华移天缩地，巧妙陈置，相映成趣，打造成立体的风景，让人流连其中，惊异忘返。我曾顺着他的目光，情不自禁地爱上了这片“文化风景”，而钱钟书正是这座“文化园林”的向导和打理者。
      黄谨曾有言：当代学人，最不可思议者，当数钱钟书。他不仅有惊人的渊博和睿智，更有无与伦比的文化包容力；他能够像魔术师一般，把种种本不亲和甚至相互排斥的东西，不落痕迹、天衣无缝地融和在一起。此言极是。

      3395.钱钟书民国第一才子
      钱钟书还是个幽默大师，他健谈善辩，口若悬河，舌璨莲花，隽思妙语，常常令人捧腹。钱氏的健谈雄辩大有孟子、韩愈遗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几乎无人不晓。俞平伯与钱钟书是文学研究所最为资深的两个学者，文研所内开会，俞平伯总是木讷寡言，独自抽烟，钱钟书则是纵声谈笑，议论风生，每每坐在一起，便构成了有趣的映照。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可称得上幽默大师的，除了鲁迅、梁实秋、老舍之外，就要推钱钟书了。《围城》的幽默更是中国现代小说中首屈一指的。如：
      学国文的人出洋“深造”，听来有些滑稽。事实上，惟有学中国文学的人非到外国留学不可。因为一切其他科目像数学、物理、哲学、心理、经济、法律等等都是从外国灌输进来的，早巳洋气扑鼻；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正好像中国官吏、商人在该国剥削来的钱要换外汇，才能保持国币的原来价值。
      像这类幽默的语言，在《围城》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短篇小说《猫》中写道：“李太太深知缺少这个丈夫不得；仿佛阿拉伯数码的零号，本身毫无价值，但是没有它，十百千万都不能成立。”甚至在《谈艺录》、《管锥编》等纯学术著作中也充满了机趣与幽默。1991年，全国十八家省级电视台联合拍摄《中国当代文化名人录》，要拍钱钟书，被他婉拒了，别人告诉他将要酬谢他钱，他淡谈一笑：“我都姓了一辈子‘钱’了，还会迷信这东西吗？”
      因为才高一世，所以他也颇自负自诩，相当的“狂”。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中说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个“狂人”之一，钱钟书的狂，狂在才气，狂得汪洋恣肆，颇类古代庄生。他的堂弟曾说过，钱钟书少年时就狂得惊人，从小就不愿说赞扬别人的话，倒批评、挖苦、调侃过不少人，说话既刻薄，又俏皮，这脾气一直未改，这些被他批评的人中有的是他的同学友人，有的还是他的师长、前辈，像朱自清、周作人、冯友兰、赵万里、吴宓，甚至还包括他的父亲钱基博在内。上大学时他就敢挑剔博学的父亲的学问，断定父亲的学问“还不完备”。大学快毕业时，清华挽留他继续攻读西洋文学研究硕士学位，他曾说：“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其狂如此！
      他架子相当大，不愿拜访别人，更不拜访名人，他曾引杜于皇的话说：“即使司马迁、韩愈住隔壁，也恕不奉访！”无怪乎当年他父亲写信命他拜访章士钊，他也懒得理会，无动于衷，后来看到章氏《柳文载要》，他还为当年没有遵父命而感到庆幸呢！

      3396.钱钟书趣事
      钱钟书个性乐观
      1966年，杨绛和钱钟书先后被打成“牛鬼蛇神”，双双接受“改造”。这对于有些人来说，简直是噩梦。但就是在那些苦难的日子里，钱钟书也保持着一份少有的幽默。比如被迫剃了“阴阳头”，别人会觉得受了莫大的侮辱，而钱钟书却说：“小时候老羡慕弟弟剃光头…….....果不其然，羡慕的事早晚会实现。”
      钱钟书还会迷恋钱吗
      1991年，全国18家省级电视台联合拍摄《中国当代文化名人录》，要拍钱钟书，被他婉拒。别人告诉他会有很多的酬金以及曝光率。他淡淡一笑：“我都姓了一辈子“钱”了，还会迷信这东西吗？
      钱钟书何必认识那下蛋的鸡呢
      很多人不远万里从各地甚至国外慕名来拜访钱钟书，而他却常常闭门谢客，避之不及。有位英国女士打电话说非常喜欢他写的文章，想到家中拜见作者。他在电话中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又何必要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呢？”
      钱钟书从不侧身大师之列
      文革后的学术界，对钱钟书的文学称颂日渐声高，然而钱钟书一如即往的平静安详。他谢绝一切记者和学者的见面，曾有人把他的行为误读为“自命清高”。但深知他的杨绛说：“他从不把自己侧身大师之列，他只是想安安心心，低调的做学问。”

      3397.钱钟书相关信息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特邀顾问、著名学者和作家钱钟书先生，于1998年12月19日，带着他对祖国、对人民、对中华文化的无限挚爱和眷恋，带着他无穷的睿智和学识，离我们而去。时光荏苒，但我们对钱先生的缅怀之情却益发深切。这使我想起俄罗斯伟大诗人涅克拉索夫悼念杜勃罗留波夫的诗句：怎样一盏智慧的明灯熄灭了，怎样的一颗心脏停止了跳动！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正在生机勃勃地走向新世纪。整个学界都在思考，如何通过不懈的努力，产生出一批享誉海内外的学术大家，以一批重要的科研成果推动中国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因此，纪念钟书先生的最好方式，就是将他作为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的一个杰出象征，走近他，认识他，深刻地探讨他的学术道路和学理体系，总结一代大才成长的基本经验，以往鉴来，开拓21世纪人文社会科学更高历史水平的繁荣鼎盛的前程。

      3398.钱钟书学贯中西
      钱钟书先生是中国数千年文化传统在一个风气开通、历史转型时期的特殊结晶。他1910年生于江苏无锡，幼承家学，天资过人，青少年时代就练就了文史方面的“童子功”。1933年钱钟书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两年后到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后又至巴黎大学研究法国文学。抗日战争期间归国，曾在多所大学任教。1953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一级研究员。后相继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院特邀顾问。
       钱钟书先生对中国古代的经、史、子、集都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他立足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努力打通古今中外，使之熔于一炉，并铸广博的知识与精审卓识于一体，使丰富的原创性发现和坚实的学理性论证二者达到完美的统一。《谈艺录》是钱钟书青年时期之作，书中对许多问题都作了前无古人的发掘和辨析，出版之初就以视角的独特、观点的新颖和材料的丰赡充实震动了学界。《宋诗选注》是钱钟书在文学研究所工作期间完成的一项成果，对传统的选学开拓了崭新的境界。这部书既有普及性的一面，可供雅俗所共赏，同时又体现了钱钟书对宋诗乃至全部中国古典诗歌的深湛研究，资料极为繁富，论述多有发明，体例独特别致，充满了创造性，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管锥编》是钱钟书晚年的力作，现已出版的几卷远非钱钟书计划的全部。最初设计为八卷，而只完成四卷，后出的第五卷是前四卷的“补遗”。如果假以天年，这部著作的规模一定还要更加宏伟。而又涉及后代许多文化论著和文学作品，熔铸古今，观照中外，就这些典籍中所涉及的文化、人生的诸多问题都做了深入的探讨并得出许多精辟的结论，堪称当代学术一座高峰。钱钟书的学术成就及其历史地位和价值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自觉而科学地梳理和弘扬中华文化，在人类文化的总格局中把中华文化安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从而推动中华文化有力地走向世界，并努力打通中西之间的隔阂，自觉而科学地吸取和借鉴一切外国文化的优良因素，从而使中国新文化建设的路途更宽广也更健康。钱钟书的全部工作，归根到底，就是提炼和熔铸人类以往文化的精华，并努力把它推向更高更美的境界。他对中华文化的精通，他对外国，特别是西方文化精髓的深刻理解和把握，他以中华文化为基础对西方文化予以大气包举、融会贯通的魄力和驾驭力，在当代学林是高居峰巅，很少人能够企及的。钱钟书是世界级的学者，他的眼光也富有前瞻性。这一点世界上也有公论，法国前总统雅克·希拉克先生唁电中说“他将以他的自由创作，审慎思想和全球意识铭记在文化历史中、并成为对未来世代的灵感源泉”。
       可以说，钟书先生在文学上是一个全才，既是一位大学者，又是一位大作家。他最早成名之作是旧体诗，受到许多学界耆宿的称许。特别是长篇小说《围城》，影响更大。钱钟书文学创作上的成就，是一个与他的学术成就相平行而又相关联的课题，值得我们仔细地研究和总结。

      3399.钟书先嗜书如命
      我们回顾钱钟书的学术创新机制，更感到他的学术战略眼光高人一筹。他总是想方设法，尽量广泛地汲取有实质价值的世界人文学术的前沿知识，用以激发和培植自己独立创新的能力。钟书先生精熟典籍，许多人以为他是位“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的老先生，实际上这是一个大误会。虽然钱钟书安坐斗室，晚年几乎是足不出户，但是世界思想界的动态对他来说并不陌生。伦敦的《泰晤士报》的每周文学增刊，他是每期必看的，而且看得很细，所以一些新观点、新学说都逃不出他的视线。
        他的《谈艺录》初版于1948年，到1984年再版，所作的补订，篇幅几与原作相等。补订本不但增加了对中国古代文论的辨析和阐发，还大量吸收了西方新学科、新理论的成果，使这部30多年前的书依旧能够傲然屹立在当今时代的学术前沿。《管锥编》虽然1979年才出版，但很快就有了新的补订，第五卷就是“补订”的结集。
        凡是钱钟书的朋友、同事或学生，或者哪怕是仅仅与钱钟书交谈过一次的人，都会对钱钟书学问的广博、思维的深刻、反应的敏捷、悟性之高、记忆力之强，叹为观止。钱钟书的天资禀赋我们很多人不具备也学不到，可以而且应该学习的是他那超常的勤奋。他的成就再一次雄辩地说明：勤奋，唯有勤奋，是实现和完成天才的真正必要条件。关于钱钟书的勤奋，流传着许多感人的故事。
        据50年代在文学研究所工作的一些同志回忆，他们当时还是青年人，而钱钟书早已是名震遐迩的大学者了，可是，他们每次进入线装书库，几乎都会见到钱钟书。钱钟书拿着铅笔和笔记本，不断地翻检书籍，不断地抄录、作笔记，常常不知不觉地就过了半天。有时，他会在那里向青年人介绍各类古籍，告诉他们这些书的插架所在，历历如数家珍。文学研究所图书馆馆藏线装书十分丰富，许多线装书的借阅卡上只有钱钟书一个人的名字。文学研究所图书室当年收藏有许多好书，特别是珍贵的外文书，其中不少就是他帮助订购或搜寻来的。据说他精读的每一部书都反复批点，有的连天地两头和页边都写满了，再也找不到一点空地方。钱钟书撰著《管锥编》时，她为他整理、检点笔记本，整整费了两天工夫，装了几大麻袋。《管锥编》印出的书虽然只是5本，可是钱锺书为它作了多么长期、多么深厚的学术积累！在河南的“五七”干校无书可读，他就反复地读随身所带的字典和笔记本等。

      3400.钱锺书少年生活
      因为伯父没有儿子，按照惯例，钱钟书一生下来就过继给了伯父。他刚满周岁“抓周”，抓到一本书，因而取名为钟书。钟书四岁，伯父教他认字。六岁，送入秦氏小学，不到半年，因为一场病，伯父让他呆在家不再上学。后来进私塾，伯父又嫌不方便，干脆自己教钟书。上午伯父出去喝茶，给一铜板让他去买酥饼吃，给二铜板让他去看小人书。锺书经常跟伯父去伯母娘家，那有一个大庄园，钟书成天贪玩，耽误些功课；伯母娘家人都抽大烟，总是半夜吃夜餐，生活无规律。一回来，父亲见钟书染上许多坏毛病，大骂，但他总不当着其他孩子的面骂。钟书十一岁，考取东林小学，而伯父不久也去世了。尽管父亲负责他的学杂费，但其它开支无法弥补，没有作业本，他就用伯父曾钉起的旧本子；笔尖断了，他就把竹筷削尖替用。钟书十四岁考上桃坞中学，父亲在清华大学任教，对钟书的作文始终不满意，他从此用功读书，阅读了大量的书，渐渐地他可以代父亲写信、写诗，父亲的脸上终于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3401.钱锺书撰写围城
      人生据说是一部大书。
      假使人生真是这样，那么，我们一大半作者只能算是书评家，具有书评家的本领，无须看得几页书，议论早已发了一大堆，书评一篇写完交卷。
      但是，世界上还有一种人。他们觉得看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写书评或介绍。他们有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他们不慌不忙地浏览。每到有什么意见，他们随手在书边的空白上注几个字……
      这种零星随感并非他们对于整部书的结论。因为是随时批识，先后也许彼此矛盾，说话过火。他们也懒得去理会，反正是消遣，不像书评家负有指导读者、教训作者的重大使命。谁有能力和耐心做那些事呢？假使人生是一部大书，一时不易看完，就是写过的边上也还留下好多空白……——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

      3402.钱锺书钟情于书
      有外国记者曾说，“来到中国，有两个愿望：一是看看万里长城，二是见见钱钟书”。简直把钱钟书看作了中国文化的奇迹与象征。
      其实如果没有《围城》，也许多数人并不知道钱锺书，但知道的人中又有谁真正了解他和他的文字？有人甚至认定他是一个爱掉书袋的学究，或把他的绝俗看成老式的清高。
      然而面对《管锥编》却有人惊叹：“其内容之渊博，思路之开阔，联想之活泼，想象之奇特，实属人类罕见。一个人的大脑怎么可能记得古今中外如此浩瀚的内容？一个人的大脑怎么可能将广袤复杂的中西文化如此挥洒自如地连接和打通？”
      他文风恣意幽默，充满智慧与哲理以及对世俗的笑骂与揶揄，他以一册仅仅十篇的散文集就位列现代散文大家，而其为数不多的几篇短篇小说更是风格迥异，寓意深刻，令人惊叹叫绝。
      他去世之后，一个热爱他的读者曾在报纸上撰文纪念，标题是《世界上惟一的钱钟书走了》，这句话，可以代表所有对钱钟书有一点点或更多了解的人们的共同心声。
      他潜心读书研究，不好拜客访友，也讨厌、憎恨别人拜访，客来常以病谢，积函多不作复。因此，在人们心目中，他的形象便越加扑朔迷离，如云中之龙，见首不见尾，时露一鳞半爪，令人想象、神往。钱钟书非故作高深，故弄玄虚，大学者惜时如金，不借口舌而扬名，不浪掷光阴于交游，此其一；甘于寂寞，不求闻达，此其二。胡思乱想是别人的事，于钱钟书却无关。

      3403.钱钟书童心苍老
      钱钟书的性格很独特，他有一般才子恃才傲物的性格，也有一般才子不具备的童心，然而面对一系列相继而来的风雨，他的童心不得不跟着变得苍老，虽然他的才气仍不减当年，但他的热情与欲望却在逐年递减，钱锺书一度开始沉默。在许多年间，他似乎没有什么新作问世，放下手中犀利的笔，他开始由创作走向研究，用半辈子寒窗的寂寞，默默地为世界文化奉献着自己的智慧。
      也许正是由于当年的《围城》和后来的《管锥编》，他不幸成为了神话或靶子。迄今为止，钱钟书被学界关注评论的历史，已经有六十多年了。六十多年来，许多中外著名人士，都对钱钟书作了极高评价，被称之为“二十世纪人类最智慧的头颅”。
      偶有文章涉及如何评论钱钟书的议题，亦歧见旁出，也有一些人认为，钱钟书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不应该给他过高的评价。一位博士生曾发表《我看钱钟书》一文，声称：“在钱钟书身上体现着中国现当代学人的根本欠缺：缺乏体系性建构的能力。”表示要给钱钟书“上课”；1997年1月《羊城晚报·新闻周刊》上也有人撰文，批评钱钟书不行，钱学有病。
      无论别人如何褒贬，钱钟书却等闲视之，1989年《钱钟书研究》编委会成立，他对这事却极力反对，曾向发起人之一、学者舒展抗议：“昆仑山快把我压死了。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又说：“读书人如叫驴推磨，若累了，抬起头来嘶叫两三声，然后又老老实实低下头去，亦复踏陈迹也。”

      3404.钱钟书婚姻爱情
      1932年春，杨绛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不久，就知道已是三年级本科生的钱钟书的赫赫大名了。钱钟书名气真大，新生一入校便都会知道他。但他的架子太大，一般低年级的学生根本不敢冒昧去拜访他，所以许多新生都有觉得他很神秘，更想一睹他的风采。
      1932年春天，在一个风光旖旎的日子，杨绛结织了这位大名鼎鼎的同乡才子。杨绛初见钱钟书时，他穿着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钱钟书的个头不高，面容清癯，虽然不算风度翩翩，但他的目光却炯炯有神，在目光中闪烁着机智和自负的神气。而站在钱钟书面前的杨绛虽然已是研究生，却显得娇小玲珑，温婉聪慧而又活泼可爱。钱钟书侃侃而谈的口才，旁征博引的记忆力，诙谐幽默的谈吐，给杨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两人一见如故，谈起家乡，谈起文学，兴致大增，谈起来才发觉两个人确实是挺有缘份的。1919年，8岁的杨绛曾随父母到钱钟书家去过，虽然没有见到钱钟书，但现在却又这么巧合地续上“前缘”，这不能不令人相信缘份！而且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与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又都是无锡本地的名士，都被前辈大教育家张謇誉为“江南才子”，都是无锡有名的书香世家。真所谓“门当户对，珠联璧合”。当然最大的缘份还在于他们两人文学上的共同爱好和追求，性格上的互相吸引，心灵的默契交融，这一切使他们一见钟情。

      3405.钱钟书人物评价
      钱钟书先生，字默存，曾用笔名中书君等。
      钱先生博学多能，兼通数国外语，学贯中西，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两方面均做出了卓越成绩。解放前出版的著作有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用英文撰写的《十六、十七、十八世纪英国 文学里的中国》，短篇小说集《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文论及诗文评论《谈艺录》。其中《围城》有独特成就，被译成多国文字在国外出版。《谈艺录》融中西学于一体，见解精辟独到。解放后，钱先生出版有《宋诗选注》、《管锥编》五卷、《七缀集》、《槐聚诗存》等。钱先生还参与《毛泽东选集》的外文翻译工作。主持过《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的编写工作。他的《宋诗选注》在诗选与注释上都卓有高明识见，还对中外诗学中带规律性的一些问题作了精当的阐述。《管锥编》则是论述《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传》《焦氏易林》、《楚辞洪兴祖外传》《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学术巨著，体大思精，旁征博引，是数十年学术积累的力作，曾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
      钱先生的治学特点是贯通中西、古今互见的方法，融汇多种学科知识，探幽入微，钩玄提要，在当代学术界自成一家。因其多方面的成就，被誉为文化昆仑。60年来，钱钟书先生致力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淡泊名利，甘愿寂寞，辛勤研究，饮誉海内外，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卓越贡献，培养了几代学人，是中国的宝贵财富。

      3406.钱钟书文化贡献
      钱先生在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方面的卓越成就，对于我们建设中国新文化，特别是在科学地扬弃中国传统文化和有选择地借鉴外来文化方面，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钱先生给予中国文化的主要影响：
      （1）是以一种文化批判精神观照中国与世界。在精熟中国文化和通览世界文化的基础上，钱先生在观察中西文化事物时，总是表现出一种清醒的头脑和一种深刻的洞察力。他不拒绝任何一种理论学说，也不盲从任何一个权威。他毕生致力于确定中国文学艺术在世界文学艺术宫殿中的适当位置，从而促使中国文学艺术走向世界，加入到世界文学艺术的总的格局中去。为此，他既深刻地阐发了中国文化精神的深厚意蕴和独特价值，也恰切地指出了其历史局限性和地域局限性。他既批评中国人由于某些幻觉而对本土文化的妄自尊大，又毫不留情地横扫了西方人由于无知而以欧美文化为中心的偏见。钱先生对于推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使中国人了解西方的学术以及使西方人了解中国的文化，起了很好的作用。
      （2）是以一种新的学术规范发展和深化中国学研究。中国是诗书礼义之邦，中国的学问源远流长，中国学早已蔚成世界之显学。在这个领域，一方面是勤谨笃实，硕果累累，另一方面却是陈陈相因，难以出新。思想方法上的僵化固守和学术方法上的划地为牢，极大地阻滞了前进的速度。在这种亟待变革的形势下，钱先生的治学方法应运而生。他数十年间所实践的“打通”、“参互”、“比较”的方法，努力使中国学自觉地成为一个科学的、开放的体系，从而获得一个更深、更广、更新的发展。
      （3）是以一种现代意识统领文学创作。钱钟书先生生活在一个农业国，但是，他却没有小生产所固有的狭隘保守观念；他主要研究的是中国古代文学，但是，他却没有三家村学究的陈腐迂阔做派。
钱先生的创作贯注着一种强烈的现代意识，这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是并不多见的，有别于同时代的一般作品而与世界文学潮流颇为合拍。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他的文学创作都不是那种生吞活剥的东西，而是具有真正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为中国人也为外国人所喜爱的作品。
      （4）是以一种高尚的形象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人格上的榜样。在三、四十年代，钱钟书先生不向恶势力俯首，用文学作品辛辣地嘲弄了那个黑暗社会。1949年以后，钱钟书先生虽然“经过九蒸九焙的改造”，“文革”中更是受尽凌辱和折磨，但是，智者是不可征服的。钱钟书先生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忘记他作为一个学者，要为祖国和世界文化做出贡献的历史使命。他不走冷门，不投热机，不计利钝，不易操守，反对树宗立派，只是一心一意地搞研究、出成果。在当今之世，这种品格更其难能可贵。

      3407.钱钟书个人语录
      不受教育的人，因为不识字，上人的当；受教育的人，因为识了字，上印刷品的当。—— 钱钟书，《围城》
      牛惯做牺牲，可以显示‘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并且，世人好吹牛，而牛决不能自己吹自己，至少生理构造不允许它那样做。—— 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
      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钱钟书《围城》
      人生据说是一部大书。假使人生真是这样，那么，我们一大半作者只能算是书评家，具有书评家的本领，无须看得几页书，议论早已发了一大堆，书评一篇写完交卷。——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序》
      有一种人的理财学不过是借债不还，所以有一种人的道学，只是教训旁人，并非自己有什么道德。—— 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论教训》
      有种人神气活见，你对他恭维，他不推却地接受，好像你还他的债，他只恨你没有附缴利钱。另外一种假作谦虚，人家赞美，他满口说惭愧不敢当，好象上司纳贿，嫌数量太少，原壁退还，好等下属加倍再送。—— 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
      做文章时，引用到古人的话，不要引用号，表示辞必己出，引用今人的话，必须说‘我的朋友’——这样你总能招揽朋友。—— 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
      为别人做传记也是自我表现的一种；不防加入自己的主见，借别人为题目来发挥自己。反过来说，作自传的人往往并无自己可传，就称心如意地描摹出自己老婆、儿子都认不得的形象，或者东拉西扯地记载交游，传述别人的轶事。所以，你要知道一个人的自己，你得看他为别人做的传。自传就是别传。—— 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
      不料你的见识竟平庸到可以做社论。—— 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
      人怕出名啊！出了名后，你就无秘密可言。甚么私事都给采访们去传说，通讯员等去发表。这么一来，把你的自传或忏悔录里的资料硬夺去了。将来我若作自述，非另外捏造点新奇事实不可。—— 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
      你不会认识我，虽然你上过我的当。你受我引诱时，你只知道我是可爱的女人、可亲信的朋友，甚至是可追求的理想，你没有看出是我。只有拒绝我引诱的人，像耶稣基督，才知道我是谁。—— 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  

      3408.钱钟书人物故居
      钱锺书故居，位于无锡市健康路新街巷30号、32号，系钱家祖遗产业--钱绳武堂，建于1923年，占地面积为二亩四分八厘八毫，系七开间三进明清风格又吸取西式建筑之特点。目前，除小部分被拆毁外，大部分尚保存基本完好，是无锡不多的书香宅第。这所宅第，系钱锺书的祖父钱福炯于1923年筹建的，是一组江南常见的具有传统风格的民居建筑：前后共两进，面阔均为七间。1926年钱锺书的叔父钱孙卿先生因子女较多，在征得其父同意后，于后园西北角添建楼房三楹；之后又接建楼房一楹，因园内有一树盛开的梅花，故名“梅花书屋”。
      故居大门东侧的三间房，除最东一间是家祠外。其余两间为先生的父亲钱基博教授寒暑假回家期间课子讲学之所，名为“后东塾”。先生少年时期常和几位堂兄弟在此读书、听讲、习字、作文。钱教授所著的一本散文集，就是以此塾为书名的，叫作《后东塾读书记》。
      钱氏旧居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极具历史人文价值。仅从本世纪以来，在“爱国、爱民、爱学习”的家风熏陶下，江南钱氏家庭中人才辈出。仅“钱绳武堂”一脉，有钱基博、钱锺书父子这样的文化学术泰斗，也有钱钟韩、钱钟教、钱钟鲁、钱钟泰这样的科学院院士、学者教授，还有著名工商人士钱基厚、钱钟汉父子。在迎接黎明的日子里，钱钟汉受父亲委托，代表无锡工商界代表荣德生先生过江到苏北解放区，同我党领导人洽谈迎接解放大军解放无锡事宜，发挥了重要作用。更有年仅22岁为革命惨遭杀害的共产党员钱钟仪烈士。钱氏家庭的众多成员为了拯救苦难深重的祖国，有的走上科学救国之路，有的走上实业救国之路，有的走上武装革命之路。他们按照自己的抱负，走各自的道路，但他们最后又都集合在社会主义旗帜下。

3409.《红烛》
“蜡炬成灰泪始干”红烛——李商隐
红烛啊！
这样红的烛！
诗人啊
吐出你的心来比比，
可是一般颜色？
红烛啊！
是谁制的蜡——给你躯体？
是谁点的火——点着灵魂？
为何更须烧蜡成灰，
然后才放出光来？
一误再误；
矛盾！冲突！
红烛啊！
不误，不误！
原是要“烧”出你的光来——
这正是自然的方法。
红烛啊！
既制了，便烧着！
烧吧！烧吧！
烧破世人的梦，
烧沸世人的血——
也救出他们的灵魂，
也捣破他们的监狱！
红烛啊！
你心火发光之期，
正是泪流开始之日。
红烛啊！
匠人造了你，
原是为烧的。
既已烧着，
又何苦伤心流泪？
哦！我知道了！
是残风来侵你的光芒，
你烧得不稳时，
才着急得流泪！
红烛啊！
流罢！你怎能不流呢？
请将你的脂膏，
不息地流向人间，
培出慰藉的花儿，
结成快乐的果子！
红烛啊！
你流一滴泪，灰一分心。
灰心流泪你的果，
创造光明你的因。
红烛啊！
“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3410.《红烛》欣赏
      这首诗写于1923年。诗人准备出版自己的第一部诗集，在回顾自己数年来的理想探索历程和诗作成就时，就写下了这首名诗《红烛》，将它作为同名诗集《红烛》的序诗。
      诗的开始就突出红烛的意象，红红的，如同赤子的心。诗人问，你们的心可有这样的赤诚和热情，你们可有勇气吐出你的真心和这红烛相比。一个“吐”字，生动形象，将诗人的奉献精神和赤诚表现得一览无余。
      诗人接着问红烛，问它的身躯从何处来，问它的灵魂从何处来。这样的身躯、这样的灵魂为何要燃烧，要在火光中毁灭自己的身躯？诗人迷茫了，如同在生活中的迷茫，找不到方向和思考不透很多问题。矛盾！冲突！在曾有的矛盾冲突中诗人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因为，诗人坚定地说：“不误！不误”。诗人已经找到了生活的方向，准备朝着理想中的光明之路迈进，即使自己被烧成灰也在所不惜。
      诗歌从第四节开始，一直歌颂红烛，写出了红烛的责任和生活中的困顿、失望。红烛要烧，烧破世人的空想，烧掉残酷的监狱，靠自己的燃烧救出一个个活着但不自由的灵魂。红烛的燃烧受到风的阻挠，它流着泪也要燃烧。那泪，是红烛的心在着急，为不能最快实现自己的理想而着急，流泪。诗人要歌颂这红烛，歌颂这奉献的精神，歌颂这来之不易的光明。在这样的歌颂中，诗人和红烛在交流。诗人在红烛身上找到了生活方向：实干，探索，坚毅地为自己的理想努力，不计较结果。诗人说：“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这首诗有浓重的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色彩。诗歌在表现手法上重幻想和主观情绪的渲染，大量使用了抒情的感叹词，以优美的语言强烈地表达了心中的情感。在诗歌形式上，诗人极力注意诗歌的形式美和诗歌的节奏，以和诗中要表达的情感相一致，如：重复句的使用、一定程度上采用中国传统诗歌的押韵形式、前后照应和每节中诗句相对的齐整等等。诗人所倡导的中国新诗的格律化、音乐性的主张在这首诗中有一定的体现。可以说，诗人融汇古今、化和中外的诗歌形式，以强烈的情感表达和追求精神开辟了中国一代诗风，激励着一代代的中国诗人去耕耘和探索。

      3411.《红烛》作者
      闻一多（1899年11月24日－1946年7月15日），本名闻家骅，字友三，生于湖北黄冈浠水，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挚友，新月派代表诗人和学者。1899年闻一多生于一个书香家庭，1912年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总称《二月庐漫记》。代表作有《红烛》、《死水》等，作品主要收录在《闻一多全集》中。1946年夏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3412.闻一多人物简介
      闻一多原名闻家骅。清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1899年-1946年）生于湖北浠水县（今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巴河镇闻家铺的一个书香家庭。
      1912年考入清华大学，喜欢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总称《二月庐漫记》。同时创作旧体诗。1919年五四运动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曾代表学校出席全国学联会议。
      1920年4月，发表第一篇白话文《旅客式的学生》。同年9月，发表第一首新诗《西岸》。
      1921年11月与梁实秋等人发起成立清华文学社，次年3月，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系统地研究新诗格律化理论。
      1922年7月赴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年底出版与梁实秋合著的《冬夜草儿评论》，代表了闻一多早期对新诗的看法。　
      1923年出版第一部诗集《红烛》，把反帝爱国的主题和唯美主义的形式典范地结合在一起。
      1925年5月回国后，历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更名为中央大学）、武汉大学（任文学院首任院长并设计校徽）、国立山东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的教授，曾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外文系主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长、山东大学文学院长。出版书籍《闻一多全集》 。
      1928年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在颓废中表现出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此后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四大古籍的整理研究，后汇集成为《古典新义》，被郭沫若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代表作有《红烛》、《死水》等。后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遗著由朱自清编成《闻一多全集》四卷。
      1930年秋，闻一多受聘于国立青岛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当时的青岛是一个殖民统治影响相当严重的海滨名城，日本人在此气焰嚣张，为非作歹。曾有青岛大学学生在海滩上无端被日本浪人打得遍体鳞伤，日本浪人反把学生送到警察局扣押。警察一面向日本人谄笑，一面打电话指责校方放纵学生。闻一多闻而大怒，一面大声疾呼：“中国！中国！你难道亡国了吗？”一面找校长评理。在闻一多和学生们的强烈抗议下，警方不得不释放学生。      1932年，南京国民政府和山东地方势力的争权夺利斗争延伸到青岛大学内部，派系纷争，风潮迭起，闻一多受到不少攻击与诽谤，被迫辞职。
      1932年闻一多离开青岛，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中文系教授。当时的中文系主任为朱自清，闻、朱两位诗人兼学者，开始论学共事，并且成为挚友。除任清华教授外，闻一多还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艺专等校兼课，学术上也从唐诗的研究上溯到先秦两汉诗歌的研究，重点开拓了《诗经》与《楚辞》的研究领域。抗日战争爆发后赴西南联大任教授，积极参加爱国民主斗争。
      1937年抗战开始，他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抗战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
      在西南联大时期，特别是1943年以后，闻一多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积极投身于反对国民党政权的独裁统治、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的洪流。 1944年，参加西南文化研究会，随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从此，他以民主教授和民盟云南省支部领导人的身份，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成为广大革命青年衷心 爱戴和无比尊敬的良师益友。 在“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中，闻一多始终站在广大爱国学生一边，指导和鼓舞他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为“一二.一”运动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闻一多1945年为中国民主同盟会委员兼云南省负责人、昆明《民主周刊》社长。
      1946年6月18日签署《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该宣言表示：“为反对美国政府的扶日政策，为抗议上海美国总领事卡宝德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民的诬蔑和侮辱，为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性质的一切施舍物资，无论是购买的或给予的。下列同仁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配购证，特此声明。”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闻一多忍受着连日饥饿带来的折磨，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演讲》，当天下午即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21日，西南联大校友会召开闻一多先生追悼会，朱自清出席并讲了话。他一开头便激动地说：闻一多先生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激起全国人民的同情。这是民主主义运动的大损失，又是中国学术的大损失。
      然后，他详细地叙说了闻一多在学术上的巨大贡献。首先告诉人们，闻一多是中国抗战前“唯一的爱国新诗人”，“也是创造诗的新格律的人”，“他创造自己的诗的语言，并且创造自己的散文的语言”。又详尽地介绍闻一多对神话、《楚辞》《周易》《诗经》等各方面研究的成就。他突出强调闻一多在学术上的伟大功绩，目的就在告诉人们国民党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残害了一个多么有价值的学者，摧残了中国学术界不可多得的人才！激起了人们对敌人更大的愤恨。
      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把闻一多的全部遗著整理出版，这是对敌斗争的一种方法。他在给学生王瑶写信说：一多先生之死，令人悲愤。其遗稿拟由研究所同人合力编成，设法付印。后编成《闻一多全集》四卷。 刚到昆明的闻一多一心研究《诗经》、古代神话，不问时事，被人戏称为“何妨一下楼先生”。日本军队攻陷郑州长沙后，继续攻打贵阳，昆明形势十分危急，闻一多对国民政府的消极抗日十分不满，开始参加学生组织的讲演会，十分善于演讲的闻一多颇受学生拥戴，并且极大鼓励了昆明的抗日热潮，闻一多也加入了改造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民主运动，极受国民党忌恨，但因云南省主席龙云支持民主运动，国民党政府也奈何不得闻一多等人。
      1945年日本投降，北大、清华、南开复员北上，已经参加民主同盟的闻一多被选为昆明支部宣传部长，并主持《民主周刊》。国民党政府趁日本军队受降之机，调龙云的部队到越南河内，龙云不知有诈，国民党第五军和杜聿明的部队开进昆明，包围了省政府，逼迫龙云北上重庆调任闲职。国民党军统特务控制昆明，开始迫害要求民主的进步知名人士。
      1945年为中国民主同盟会委员兼云南省负责人、昆明《民主周刊》社长。一二一惨案发生后，他更是英勇地投身爱国民主运动，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李公朴的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演讲》，当天下午在西仓坡宿舍门口即被国民党昆明警备司令部下级军官汤时亮和李文山枪杀，闻一多之子闻立鹤也身受重伤。台湾学者陈永发表示：“闻一多遭暗杀事件，是国共内战转折的重要关键。当时国民政府处理不当，被批为法西斯独裁，让红色政权赢得知识分子、学生支持，甚至连国际舆论、支持也开始转向。”。闻一多被暗杀后，举世震惊，当时在庐山的蒋中正也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下令唐纵彻查，暗杀事件很快就破案，李文山和汤时亮由宪兵司令部举行公开军法审讯，两人经审讯后被枪决。昆明警察局长龚少侠也因此被撤职。事实上是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安排了两名死囚充当凶手被枪决，真凶早已逍遥法外。陈永发表示，整个暗杀事件前後浮现出特务严重的问题，蒋中正已无法精准的掌控整个特务情报系统。

      3413.闻一多诗歌创作
      你是一团火，照彻了深渊；指示着青年，失望中抓住自我。你是一团火，照明了古代；歌舞和竞赛，有力猛如虎。你是一团火，照亮了魔鬼；烧毁了自己！遗烬里爆出个新中国！ 闻一多的诗具有极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质。爱国主义精神贯穿于他的全部诗作，成为他诗歌创作的基调。早在清华学生时代所作的《李白之死》《红荷之魂》等诗中，成功地运用中国传统的诗歌题材和形象词汇歌唱他心中的理想与爱情。
      留美时期写下的《太阳吟》《洗衣歌》《孤雁》《忆菊》等名篇，表现了他对帝国主义“文明”的鄙视和对祖国的思念。回国初期的诗作《祈祷》《爱国心》《一句话》《我是中国人》《七子之歌》等，用炽热的情感，完整的意象，和谐的音律，表现了诗人的民族自豪感。《死水》时期的诗较之往昔之作题材更广泛，思想更深沉，进一步接触到了中国社会现实。《春光》《荒村》等诗充满了对处于军阀混战中灾难深重的劳动人民的同情；《唁词——纪念三月十八日的惨剧》《天安门》《欺负着了》等诗则直接把笔锋指向了北洋军阀的暴行。在《发现》这首诗中，诗人面对着军阀混战，列强侵略，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现实感到困惑与不安，他“追问青天，逼迫八面的风”，但“总问不出消息”。闻一多的这些诗篇发展了屈原、杜甫创作中爱国主义传统，具有鲜明的时代感以及社会批判的性质。

      3414.闻一多美国往事
      闻一多，是唯美型诗人，是诗人型学者，是学者型诗人。“五四”时代，全才不少，如闻一多之全才不多，如闻一多之熟悉西方文学者也不多。闻一多，13岁考上留美预备学校清华，22岁（1922年）去美，学画三年，却找到了他的诗人之笔。
      他先去芝加哥。到那里学美术，真是找错地方,但对闻一多的诗人生涯来说，真是直入堂奥。芝加哥当时是美国大工业之都,也是美国现代文学史上艳称的“美国诗歌文艺复兴”运动的中心。闻一多在芝加哥美术学校的同学中，就有后来成名的诗人肯尼思·雷克斯洛思（Kenneth Rexroth），此人后来取汉名“王红公”，为推进当代美国诗坛的中国热不遗余力。到芝加哥不久，闻一多的诗兴如火山爆发，爆发的契机是读美国意象派等新诗派的作品。用文字做色彩“画一张画”，是意象派的宗旨，而又名之为“交响乐”，更是这派诗人的做法。意象派诗人佛莱契（John Gould Fletcher）正是在芝加哥的《诗刊》上发表他的《色彩交响乐》组诗，每一首都是百多行的“大诗”。佛莱契声称他自己从1914年以后的诗作“无一例外，全得自东方艺术”。这就不再是巧合，而是“二度返回式影响”的佳例———中国古诗影响了佛莱契，佛莱契又影响了闻一多。闻一多不一定了解这创作背景，但他敏感地发现“他的诗充满浓丽的东方色彩”，“佛莱契唤醒了我的色彩感觉”，“快乐烧焦了我的心脏……啊！快乐！快乐！”（致梁实秋，1922年12月1日）
      几个月后，闻一多在纽约见到了意象派后期领袖艾米·罗厄尔（Amy Lowell）。1925年后者去世，闻氏在《京报副刊》上撰文：“中国的文学与文化失了一个最有力的同情者。”在纽约时，又得人写介绍信，让他回芝加哥见当时风头最健的桑德堡（Carl Sandburg）和《诗刊》主编蒙罗（Harriet Monroe）。桑德堡再三咏叹中国“青铜之美”，而蒙罗则迷恋中国到了准备退休后在中国生活的地步。
      但是闻一多与美国诗的接触不久就有一大变化。1923年夏天，闻一多转到科罗拉多大学，与梁实秋会合。他除了继续学绘画外，还选修了“现代英美诗”课程。当时，英美新派诗人还远没有得到学院承认，科罗拉多当时也不是一个很开放的地方。科大的教授想必让闻一多读了不少美国“雅致派”、英国“乔治派”等传统味较浓的诗人的作品。由此在闻一多的诗歌趣味中造成了一个重要的转折———先新派，后旧派———他后来在《现代英国诗人序》一文中称他注重的诗都是“跟着传统的步伐走”，“与传统的英国诗差异的地方都不如相同的地方”，而他自己则开始主张“诗的建筑美”，提倡“新格律诗”。
      闻一多的第一本诗集《红烛》于1922年冬结集出版，美国新诗派对他的影响处处可见，气势恢宏，语言狂放。但集于第二本诗集《死水》（1928年）的作品集中形成了著名的闻一多风格。《死水》集在1926至1928年所作，才是最典型的“闻体”：典丽繁富，外整内腴，凝炼苍劲，比《红烛》中诸诗远为“现代”。
      其中《死水》一诗，为闻诗中最广为传诵者。饶孟侃先生在1979年回忆说是“君偶见西单二龙坑南端一臭水沟有感而作”。这当然是可能的。但我在伯克利加州大学读比较文学学位时，中国现代文学权威白之教授（Cyril Birch）一天叫我到办公室，给我看他令人吃惊的发现：美国女诗人米蕾（Edna St. Vincent Millay）有一首十四行诗，与闻诗意象和用词，都极为相近。
      米蕾这首诗，见于她1923年的诗集《弹竖琴者》（The HarpWeaver），这正是闻一多在美国狂热地读新诗人的新作之时。米蕾在20年代被评论界—致看好，认为是美国最有希望的诗人，被称为“女拜伦”。《弹竖琴者》一出版，立即获得刚开始颁发的普利策奖，轰动全美。其中名句“我的唇吻过谁的唇，在哪里，我记不清”，美丽而大胆，传诵一时。
      说闻一多从来没有读过米蕾诗，不合情理。或许应当说闻氏读了，留了印象，若干年后自己见水坑而生诗题，不自觉受了影响，忘了印象从何而来，反其题而用之，却又写出了比米蕾诗更深的境界。可见“功力”此二字，是不能以年资肤色论之的。
      《七子之歌》是闻一多先生1925年三月在美国留学期间创作的一首组诗，共有七首。分别是《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和《旅顺、大连》。其中《澳门》《香港》两首诗选入北师大版四年级下册语文教材。
      闻一多的诗，是他的艺术主张的实践。他的大多数诗作，犹如一张张重彩的油画，他不仅喜用浓重的笔触描绘形象，渲染气氛，尤擅于在大胆的想像、新奇的比喻中变幻种种不同的情调色彩，再配上和谐的音节、整饬的诗句这些优美的艺术形式的框架，使他的诗成为一幅完整的艺术品。但有时由于刻意雕琢，便失去素朴与自然美的光华。闻一多的诗开创了格律体的新诗流派，影响了不少后起的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