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日记

                              1970年8月21日     
       给母亲看病的结论是：
       1）纤维性空洞肺结核；
       2）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
       3）肺心病，心脏增大，心衰；
       4）水肿，下肢浮肿严重。
       这一结论已经拿给区革委会安置办看了。吕冷同志和我谈了一下情况，就回来一人和工作安排问题进行了商榷。情况是清楚的，他们也是了解的，虽然有很大困难，他们也愿意帮忙解决。准备周一去听结论。

                      1970年8月22日     
      正确的态度只能是一种：听从组织的安排。
      家庭的困难是固然的，主要还是工作问题。将怎样得到工作，得到什么样的工作呢？最大的可能就是去小工厂，而且只能是勤杂工。干什么不是我们注意的，但政治地位却是我们要关心的。是否是全民体制，那将是真正决定我们前途的大事。
      我被一种家庭的责任要求驱使着，这种要求不是我主观的要求，而是客观的要求。不管将来什么情况发生，我们总是要革命，要前进的。家庭将使我失去连队生活的情趣，而且将像糙石一样磨去我的棱角。

                       1970年8月23日   
      两个姐姐回来，全家开会研究了家庭问题。气氛是好的，结论是一致的，是有史以来我们家庭最成功的一次会议。
      我们都清楚，家中无论如何也要留一个人侍候母亲。我们都清楚，留下的要做出牺牲，要离开火热的边疆生活，回到最费精力的家庭。我们都很清楚，将来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要全部承担家庭的重担。
       大家研究，认为最合适留下的应该是我，这是因为弟弟小，不能操持家务，办事也不成；妹妹虽然合适，长远考虑，要嫁人不说，一旦母亲不在，也不方便。
        我们希望能够正常调转，能否落实，要看组织的态度，还要努力。
        上午，全家到太平照相馆照了全家福。母亲是用自行车推去的。这样的大团聚是不容易的。

                   1970年8月24日      
      由个人向组织要求有关家庭问题的解决，是个体和集体的矛盾，一个难办的矛盾。
       走出家庭是顺利的，回到家庭，无论怎样充分的理由也是困难重重。必须有时间，有耐力，肯于消极怠工，肯于牺牲革命的一贯性原则，采取非革命的手段。还要不怕耻辱，承认向往城市，是走回头路。这对于一个正直的人是比什么都难受的事情。一面是家庭的压力，一面是步步的困难，我应当怎么办呢，难道可以那样做吗？不，绝对不能。
        但是还是要弄清组织上是怎样对待我们的问题。他们必须从政策上给予答复。我可以忍受他们在时间上的拖延，责任上的推脱，人事上的非难，这一点是不能动摇的。
      无能为力，显然是我接触到的有权者的共同点。只有硬着头皮去做那不愿做的，在高贵者看来是可耻的，而我们自认为是应该的走访。
       晚上，观看了电影《智取威虎山》。这是根据电视屏幕拍摄的，很好。
                 1970年8月25日
       公社的证明已经开出，意见签署同意归来一人。下午到安置办，答应开一封信到市里接洽，明日再取。
        明日弟弟妹妹都要走，按期返队，准备 他们出发。

                        1970年8月26日      
      弟弟妹妹出发了，他们是顶着大雨走的。
      安置办的信是拿到了，说明他们是负责任的。去市安置办，人家学习不办公，无法联系。到人保部顺便问一下有关户口迁移市内的问题，工作人员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不能办，一得有兵团的信，二我的条件不符合“家变”，因我父亲可以伺候我母亲。
      多么荒唐可笑的答复，我几乎是出离愤怒了。我们是为革命离开家的，我们相信党的政策，相信组织的力量，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必须通过组织按党的政策予以解决。可是这些人坐在那里，哪有一点革命的情义，哪有点政策的严肃性，哪有一点关心其痛痒的精神，全然把我当成了敌人和负担，踢来踢去。看来真要有皮球精神，让他们任意地多踢几次才能在百孔千疮之后，弄明白一点什么、
      我仅仅不高兴驳斥那些理由，但是我得清楚这些理由的真实价值，它是怎么产生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1970年8月27日        
      市安置办一行使我一切都清楚了，明白了。
      他们的答复是：
             1）工作问题不管，兵团不能转到地方，农工不能转为工人；
             2）要求落户回哈，可到人保部直接联系，安置办不管。
      他们同时批判了区安置办，说他们不应该管这件事。像这样要求照顾年迈的老人，照顾垂危的母亲，希望调转工作的人，真正管的地方是没有的。到这里来的，除了要求工作，就是回哈落户的，没有调转一说。在他们看来，到这里来的没有一个好人，都是留恋城市，削尖头要回城市，于是夸大种种事实的。他们的冷漠，干脆的三言两语，就是活字的商标。
      我是不会去人保部要求什么准迁证之类，他们的标准就是家中有一个能活动的人，就不允许从走了的人中回来一个的。什么家中只有年迈的老人，三个孩子都走向了边疆，他们连听都不要听，那是倒霉，活该，谁让你不死赖在城市，抵制毛主席的号召，迎接最后的“胜利”呢？等到现在像这样的家庭，当然可以安排一个人工作。他们用现行的政策鞭笞那些响应毛主席号召，抛弃一切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的革命战士，摧残他们的心灵，让他们在家庭与革命之间享受最大的痛苦。
      痛苦就痛苦，我们低微的社会地位，只能是提提要求，不会打击我们革命的决心，更不会后悔当初的行动。
      新春昨晚从赵光归来，哈市相逢格外高兴，就家庭问题进行了探讨。我们的事情无论能否办，也是一种学习，体验，了解社会的过程。社会主义社会也不是一切都是美好的，不存在矛盾了。当这种矛盾发生的时候，要学会处理。人们的社会地位不同，取得报酬的方式与多寡不同，就有了差别，有了阶层，有了不同的思想。强调用毛泽东思想统一一切，相信党，相信人民，继续革命，才是我们的出路和前途。
         

                            1970年8月28日
      当要办的事情无法在哈尔滨进行下去，我决定在近日离开。关于重病的母亲和年迈的父亲，也只能和他们再见，让他们用最大的忍耐去克服重重的困难吧。
      低矮破烂的茅草房，两年多来没有进行修理，屋里的墙壁早已看不到过去的雪白，斑驳脱落，挂满灰尘，有的地方还透着外面的亮光。在我离开之前，应该想办法拾掇一下，让父母过得舒心一些，起码冬天过得去。
      社会主义时代，还住在这样的茅草房里，是遗憾的事，什么时候全国人民都住上高楼大厦，那该多么幸福。我们的国家还很穷，我们还要支援世界革命，我们自己生活的建设还要有一段艰苦奋斗的过程的。
       一个革命者如果没有任何的个人和家庭的负担，这个负担完全由另外一种力量负担，那该多么幸福啊。他可以拿出全力去战斗，永远没有后顾之忧，不会担心父母无法活下去，不用担心没有房子住，不用担心什么东西会突然出来阻止你的前进。

                     1970年8月29日     
      和新春一起观看了朝鲜电影《战友》。这是一部反映朝中两国军民在抗击美帝侵略的战斗中结成生死与共的永恒友谊的影片。以它典型的故事情节，突出的人物形象，为我们揭示了正义战争的伟大和它之所以胜利的原因。中朝两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凝成的友谊是牢不可破的。
      志愿军排长姚志刚的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朝鲜人民军班长金龙同志的勇敢，顽强和舍己为人的光辉思想；朝鲜母亲金妈妈那火热的慈母的心；福焕同志为着抢救志愿军伤员用钢铁般的意志坚持到最后一口气的英雄形象，永远激励着我们的心，增强我们革命的钢心铁胆。

                     1970年8月30日        
      粉刷房间，收拾环境，用去一天时间。
      人们也许会说，我们还是留恋城市的。是的，也许吧！在城市可以看到大街上的各种各样的闲人，可以听到各种各样人生的理论，还有那破烂不堪的茅草屋，那生命垂危的母亲。正人君子们的议论是多么闲适啊。我愿和君子们一起喝茶，看他们是否有心。
                    1970年8月31日
       要革命，要勇往直前，永远是我的思想追求。走曲折的路，在命运的痛击下头破血流不回头，永远是我人生的信念。
      活着就要为人民作出贡献，不能完全为自己，要首先为大家，为着整个阶级的解放。我们是要有自己的生活的，而且要生活的有意义，要按革命的原则回答一切，决定转折和取舍。
      生活中的回头路是难免的，但我们的思想不能回头，坚定地向着前方，秉着自己的信念，不移地走下去，即便是处在最难能的地位，甚至连工作也没有，也不应该产生对革命的怀疑，对发展的冷漠，对自己信仰的背叛。个人的不幸是不足一谈的，出现一些个别的不符合革命和个人利益统一的事，是不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