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小常识

      3106.《死水微澜》
      长篇小说。小说通过对普通小老百姓生活的描写，生动的展现出1894年到1901年，即甲午年中日第一次战争后到辛丑条约订立这一段时间市井百姓的一连串故事。内容以成都城外一个小乡镇天回镇和成都为主背景，将当时各阶层百姓的衣食住行和成都繁荣的工商业展现在读者面前。具体写出当时社会上两种势力教民与袍哥的激荡、消长，社会的腐朽。就在这如死水一般的社会当中，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所带来的启蒙思想却让这死水泛起了一点点微澜。小说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旧时代气息。与《暴风雨前》、《大波》合称“大河小说三部曲”。

      3107.《死水微澜》梗概
      想嫁到成都去的农家少女邓幺姑，常遭遇重重困境。本要嫁给成都某大户作妾，却被大户家二太太诬蔑为没有生养而作罢；后与铁匠罗德生的婚事，又因罗赌性复萌，输光钱财后失踪而告终；邓幺故无奈之下选择了嫁给蔡家罗德生的表弟，当上了杂货铺的老板娘。不久，她把蔡家酒铺生意操持得风风火火。
　　罗德生阴差阳错地加入了袍哥，并勾通官府，使得乡绅顾天成的父亲死不瞑目，由此结下仇怨。
　　罗德生带着流娼刘三金回到蔡大嫂经营酒铺的镇上。
　　此时蔡家酒铺经历了一番盛极而衰的过程，生意一落千丈。
　　罗德生归来之后，与蔡大嫂频繁接触，刘三金明白罗唯一爱的女人是蔡大嫂，便在离去前为两人撮合。罗、蔡两人的感情死灰复燃。
　　顾天成在骚乱中丢失了爱女，大病一场。靠着邻居救治才得以保全性命。他决心报复。顾天成告状官府，密报罗歪嘴勾结义和团反洋人。
　　四川总督派兵砸封兴顺号，蔡傻子入狱，罗歪嘴逃离，蔡家的酒铺生意毁于一旦。
　　蔡大嫂为了生存嫁给了顾天成…
　　涂邦志为报师仇，带领革命军回到天回镇，查封了顾家洋行，顾天成也被正法。
　　十年后，罗德生终因心病去世，刘三金为了他心愿抬着他的尸骨回到了邓么姑的身边，此刻的邓幺姑两鬓斑白，哑然相对…

      3108.《死水微澜》作者
      李劼人（1891-1962）是我国著名作家。他的三部曲小说《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负有盛名，被郭沫若称为“小说的近代史”、“小说的《华阳国志》”，郭沫若甚至将李劼人誉为“中国的左拉”；1986年10月，巴金曾在李劼人故居前叹道:“只有他才是成都的历史家，过去的成都都活在他的笔下。要让今天的旅游者知道成都有过这样一位大作家。”此外，李劼人还是一位翻译家，他是最早将法国文学名著译介给中国读者的先行者之一。

      3109.李劼人的“菱窠”
      现代作家李劼人，一八九一年生，四川成都人。一九三六年春，日军飞机轰炸成都，李劼人从城内疏散到郊外沙河堡乡间，后在一菱角堰边建筑了自己以黄泥筑墙、麦草为顶的栖身之所，他在门楣上还题了“菱窠”匾额。
　　菱是一种生在池沼中，根扎在泥土里的草本植物；窠即鸟虫的巢。作家将自己的家以“菱窠”名之，颇有竹篱野舍的逸趣，或许也蕴涵了这位被誉为乡土小说作家植根民间的文学理想。
　　一九五九年，李劼人用稿费将故居翻建成今天这个一正一厢带阁楼的样子。他在此一共生活了二十四年，直至一九六二年去世。其间，他创作了反映解放前夕畸形经济和畸形人性的长篇小说《天魔舞》，修改重版了长篇小说三部曲《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它们以成都为背景，真实而深刻地描写了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前后二十年间广阔的社会生活及历史巨变。
　　一九八六年十月，巴金重访“菱窠”，他曾感喟道，要保护好李劼人的故居，因为，“只有他才是成都的历史家，过去的成都都活在他的笔下。要让今天的旅游者知道成都有过这样一位大作家。”

      3110.李劼人其它身份
　　李劼人还是一位实业家，这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作家中并不多见。从抗战爆发直至解放初，他一直是嘉乐纸厂的董事长。嘉乐纸厂将西方先进的造纸技术引进到四川，产品满足了抗战时期作为大后方的四川新闻用纸和教科书用纸的需要。纸厂的部分利润支持了地下党主持的抗敌文协及其刊物《笔阵》的经费开支，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极大贡献。作为企业家，他曾资助过当年客居成都的一些生活困难的进步作家，如张天翼、陈白尘等人，一时传为佳话。
　　李劼人早年曾是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和王光祈、周太玄等人发起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极有影响的社团，当中许多成员如毛泽东、恽代英、李大钊等，都曾为社会进步作出了不朽的贡献。而他创办的“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刊物《星期日》，则影响了四川一代有为青年，如巴金、艾芜、沙汀等等，为“五四”火种在四川的传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李劼人也是一位美食家。他从小便练就高超的烹饪技术。沙汀说，李劼人“从选料、持刀、调味及下锅用铲的分寸火候，均操练甚熟”，可见他的厨艺。李劼人自己曾著文说:“成都平原沃野千里，是天府之国的中心城市，米好，猪肥，蔬菜品种多而味厚且嫩，故成都多小煎小炒，而以香、脆、滑三字为咀嚼上品。”又可见他对川菜的独到体会。中学时代的李劼人有个绰号叫“精致”，是说他爱好修洁。其实这正是他的性格，做任何事情都一丝不苟。在法国留学时，为做烟熏兔，他非要用花生壳熏，叫两个跑采买的同学画起花生图形，跑遍了巴黎城的旮旮角角，最后才在郊外一吉卜赛人手中买到两斤。还有一次李劼人要做豆瓣酱烹制正宗川菜，采买同学跑遍巴黎，最后找到一位西班牙商贩专程进口了几斤。商贩大惑不解:“你家到底有多少电灯罩？”原来辣椒只是被当地人用来做灯罩装饰。
　　1930年4月，时任成都大学（四川大学前身）文学系教授的李劼人辞去教职，借了300元，在指挥街开了一家餐馆，并请大名鼎鼎的吴虞给饭馆取名。吴虞在日记中写道:“李劼人将开小餐馆，予为拟一名曰‘小雅轩’。”典出《诗经·小雅·鹿鸣》:“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
　　李劼人后来回忆说:“我同妻亲自做菜，一是表示决心不回成都大学，二是解决辞职后的生活费用。”由于李劼人作家兼教授的身份和名声，加上跑堂的是他的学生钟朗华，“小雅轩”一问世便在成都引起轩然大波，报纸当即以“文豪做酒佣”为题大肆渲染。一时间，各路新朋老友纷至沓来。李劼人和成都大学的教授们以及文化界人士约定，每月30日在“小雅轩”聚会，照成都的吃法按到会人数“打平伙”。李劼人主厨，朋友们都尊称他为大师傅。
　　李劼人当初之所以同意以“小雅轩”为菜馆名，并不全在一个文雅的雅，还含有“不登大雅之堂”的意思。这一点，从“小雅轩”的菜谱中便可看出。当中没有鱼翅、燕窝等高贵菜品，而多为民间家常菜，如粉蒸苕菜、宫保鸡丁、肝炒绿豆芽、凉拌芥末宽皮粉等。
　　李劼人对于川菜，不仅有实践，而且有理论。1947年，他在《四川时报》连续发表43篇文章，总标题就是《中国人之衣食》；后来他将这组文章收进《漫谈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在这部17万字的作品中，李劼人阐述了中国菜特别是川菜的历史沿革、制作工艺及其特征，各派菜系风格的比较等等。在现代作家中，对川菜有如此精妙的理解，李劼人之外没有他人。
　　解放后，李劼人曾任成都市副市长、四川省文联副主席等职，1962年因病去世。家人遵其遗嘱，将他生前收藏的4万余册图书、杂志（内含16000余册线装古书）和1000余幅明清字画，连同他的居所“菱窠”，全部捐给了国家。

      3111.李劼人喜好川剧
　　李劼人先生一生热爱川剧。他的小说中到处都有关于川剧的描述。川剧研究员蒋维明先生曾化用郭沫若的评语，称“大河三部曲”是“小说的晚清川剧史”。
　　李劼人非一般戏迷，而是对川剧有透彻理解与研究的文艺家。他写过一篇文章《从“谦”德说到成都市川剧团来京演出》。从演员的谦德说起，对剧目、剧团都有介绍。并且十分内行地评述了川剧中“昆”、“高”、“胡”、“弹”、“灯”的历史演变、艺术特征及演员名角。对于演员，李劼人也有独特的看法：“一个出色的演员，嗓子差一点不要紧，做工却不许不到家。”所以看川戏与“听”京戏不一样，川戏重点在“看”，即看演员的做工，“除了台步、身段、水袖、褶子、甩发、翎子和手背的屈伸比画等之外，尤其重要的，还在随着唱词的内容，表达感情的眉眼神色，嘴唇口辅。

      3112.李劼人故居建设
　　李劼人故居位于成都市锦江区上沙河堡东南菱角堰旁，因面临菱角堰，遂自题“菱窠”于门楣，意指菱角堰之窠巢。最初的“菱窠”是一座土墙草顶的房子，1957年，故居进行了翻修，翻修后占地3.8亩。直至1962年12月逝世，李劼人一直在此居住、创作、工作达24年。李劼人故居也是成都市惟一保存完好的、纪念近现代文化名人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改扩后的“菱窠”占地10.2亩，主要依托故居现状，恢复菱角堰、藏书楼、小雅茶馆等。规划形成四个区，即现状保留区、恢复和展现故居文化特色区、休闲娱乐区、管理服务区。新增设的休闲娱乐区和管理服务区能使故居成为集文化教育、休闲为一体的旅游胜地。
　　“菱窠”周围80亩地是市政府规划中的公共公园，有专家建议以“菱窠”为中心，打造城东的主题文化公园。“就像杜甫草堂和浣花溪公园的关系。”李劼人故居博物馆馆长叶军说，按照初步规划，预计在2009年完成扩建。

3113.《果园城记》
目录:
一、果园城
二、“鬼爷”
三、葛天民
四、桃红
五、贺文龙的文稿
六、颜料盒
七、傲骨
八、阿嚏
九、塔
十、期待
十一、说书人
十二、灯
十三、邮差先生
十四、狩猎
十五、一吻
十六、三个小人物
十七、北门街的好汉
      书中以一系列描写人物的篇目反映了20世纪初期到抗日战争前期日益凋敝的中国封建乡村小城的生活场景，其基调滞重哀痛，沉郁复杂，带有浓重的乡土情结。在这个表面看似和谐宁静实质没落封闭的小城中，读者看见了“那个黑暗、痛苦、绝望、该诅咒的旧社会”。

      3114.《果园城记》作者
      师陀（1910-1986），河南祝县人。1921年高中毕业后赴北平谋生。九一八事变发生，即参加反帝大同盟，进行救亡宣传工作。最初的小说《请愿正篇》，发表于《北斗》。1932年与汪金丁等创办文学杂志《尖锐》。他第一个短篇小说集《谷》，1937年因艺术风格独特而获《大公报》文艺奖金。
　　1936年秋，从北平到上海。不久抗日战争爆发，遂长期蛰居于日军占领的上海。1941年至1947年，任苏联上海广播电台文学编辑。《果园城记》的大部分写于这个期间。他还写有长篇小说《结婚》等。1946年后相继任过上海戏剧学校教员、上海文华电影制片公司特约编辑，写过电影剧本。
　　建国以后，他历任上海出版公司总编辑、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编剧，到河南、山东、东北各地访问，写下的作品主要收入《石匠》集中。1957年 后一直是作协上海分会专业作家。60年代初期，曾专注于历史小说和历史剧的创作，发表了剧本《西门豹》、《伐竹记》和小说《西门豹的遭遇》等，颇得好评。

      3115.师陀创作经历
　　1936年师陀由北平到上海，写下了以战时上海为背景的长篇小说《结婚》和散文集《上海手札》。这两部作品尽管文体不同，但都给我们展现了一个经济凋敝、满目疮痍、贫富悬殊、底层人艰难求生的上海景象。
　　长篇小说《结婚》以中学历史教员胡去恶为主线，展现了1941年珍珠港事件前后的上海洋场社会。胡去恶是封建大家庭的庶子，为能与恋人结婚，他用自己的两本书稿做抵押向富家子弟田国宝借了一万元，让在股票公司做事的花花公子钱亨帮其炒股；其间，胡去恶迷上了为报复表哥钱亨而主动向其示好的上海小姐田国秀，疏远了昔日的恋人林佩芳。然而最终，钱亨吞没了去恶的款子，两部书稿也被田国宝书名出版。为摆脱困境，去恶欲与田国秀结婚，反被骂他这个穷鬼不配。精神崩溃的去恶在幻灭中持刀伏杀了钱亨，自己也被巡警开枪射死。
　　在这部小说中，师陀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用大量的篇幅刻写了上海带给胡去恶这个小人物的孤独感、自卑感。胡去恶是一个普通的中学历史教员——在上海这是一个受人鄙夷的职业--，薪水很低，他穿着寒酸（学生送他绰号“剃头师傅”），深感自卑。他对恋人佩芳真实地倾吐着自己强烈的自卑：“我自惭形秽，想起我的衣服是补缀过的，裤脚是补而不能再补的，不由我不将两臂夹紧，尽量缩小自己，使人家不看见我的丑样；我的脚也忽然害羞，似乎觉得它没有踩马路的资格。它应该钻进小胡同去，找个地缝躲起来。”与自卑相伴而生的是巨大的孤独感。当恋人佩芳一家离开上海---——在去恶看来“人山人海、红尘万丈”的大都市，胡去恶立刻陷入了孤独之中：“在几百万人的上海，他举目无亲，像条断缆的船，载浮载沉，被卷来卷去，他冷了，饿了，病了，死了，谁关心他？谁想得到他？”
　　胡去恶强烈的孤独感和自卑感是与上海的大都市生活方式紧密相联的。都市主义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众多来源广泛、背景复杂、没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聚集在都市的公共空间中，流动频繁，生活瞬息万变。1930年代，上海就已经有了相当多的百货大楼、咖啡馆、舞厅、公园、跑马场等象征现代都市文明的公共空间，上海的公共租界曾有四大百货公司——先施、永安、新新和大新，里面都设有舞厅、顶楼酒吧、咖啡馆、饭馆以及游乐场。这些公共空间所展现的是迥异于乡村生活的都市生活方式，其中所聚集的陌生人群会使初来乍到者倍感孤独——用西美尔的话说就是“人们在任何地方都感觉不到在大都市人群里感到的孤立和迷失”，去恶的孤独感、自卑感正是在上海的公共空间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在《结婚》这部小说中，“小天堂”咖啡馆、股票交易所、大东茶馆等象征现代都市文明的公共空间仿佛是师陀有意安排的胡去恶完成精神蜕变的重要环节。
　　首先是“小天堂”咖啡馆。这是钱亨第一次约胡去恶谈借债事宜的地方。同去的还有田国秀、黄美洲、“老处女”。去恶明显感到“他们”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话语空间，他感到了强烈的自卑和孤独，甚至觉得女招待仿佛只有对他十分傲慢，而对其他客人细心体贴得就像“医院里的看护”。在他不小心把茶水泼到了“老处女”的衣服上，“老处女”一阵怪罪，田国秀巧妙地替他解了围。这一寻常的举动却使在上海找不到归属感的胡去恶倍感亲切，田国秀也显得美丽了，感到她“其实是很美的，那种凄伤表情特别动人”。这与他初次见到的田国秀迥然不同——在胡去恶到田国宝家借钱第一次见到田国秀，曾认定田国秀“是个妖艳少妇，骨子里是呆板愚蠢。”正是田国秀使他丧失了戒备，心生感激，在上海仿佛找到了归属感，因而轻信钱亨等人，钻入了他们设好的骗局之中。尽管如此，这时他所想的仍是借钱投机，成功后和佩芳结婚。
　　其次是股票交易所。在小说中，这个股票交易所设施简陋、陈旧，但里面挤满了来投机的三教九流：旧式商人、银行职员、公司职员、无业游民、小姐、少奶奶、小报记者、戏子、艺术家、大学教授等。在这里，去恶的投机欲望被刺激起来，他不愿再去学校教书。在投机成功的想象中，他变得自大自负起来，认为“现在我也是上海市面上的人，说不定从今天起，就日月高升，发达起来”。他即刻开始瞧不起黄美州和“老处女”，认为他们“一个是被人抛弃的可怜鬼，一个是没人要的老女人。” 当钱亨告诉去恶帮他净赚了二百元时，他更是认同了金钱至上的生活观念，说：“钱真是好东西，有了钱便有了快乐”。在股票交易所，去恶的人生观念已经悄然起了变化，他投机的愿望已不再是结婚，而是自己的发达高升。
　　最后是“大东”茶馆。在这里，去恶已经不像在“小天堂”那么自卑拘谨了，他谈笑自如，多了几许自信，仿佛获得了“新生”。他自然地把手搭在钱亨肩上，说着客套话：“你想我敢不来？既约下你，还有张小姐，打可特黄，三位大贵客，你们肯赏脸，就算看得起我来了。管他刮黑风下雹子，我也不能爽约”。由这番话可以看出，去恶的交际语言已经很老练了。也是在“大东”，他觉得田国秀更加美丽了——“像只天鹅，高贵，娇艳，喷香，光彩照人”。在“大东”吃完饭后，去恶喝醉了，跟着钱亨等人去了舞厅。在这里，“醉”具有象征的含义，暗示着去恶精神的完全堕落，他沉醉在一厢情愿的幻想中，放弃了佩芳，恋上了田国秀。
　　咖啡馆、股票交易所、茶馆、舞厅这些公共空间作为上海现代都市文明的象征，一方面让主人公胡去恶觉得自卑、孤独，同时也是一种诱惑，刺激了他要融入这个都市的野心，这使他轻信于人、进入投机行业，并最终一无所有，毙命于上海街头。和左翼作家把西式公共空间处理成腐败的、色情的场所不同，师陀尽管对这些场所也无好感，但显然更为注重这些场所给在为生存而挣扎的小人物所带来的心理焦虑。
　　有意思的是，由于师陀在上海生活贫困，只去过股票号和舞厅。因此，师陀对这些空间的描绘是并非写实的，主观想象的色彩较为浓厚。
　　其实身处上海的师陀对胡去恶这个阶层的生活是熟悉的，而对钱亨等人这一阶层的生活是十分陌生的。他曾说过：“我尽管在上海住了好几年，对于上海的所谓上层社会并不了解，对于上海的‘下层社会’知道的也很少，只有中层社会，我接触的比较多点。”因此，师陀在小说中不惜以漫画式的夸张手法塑造钱亨等人物来表达他对上海的认识。黄美洲是个华侨子弟，年轻时家庭富有，人长得也英俊潇洒，又是博士，因此是很多女孩心目中的理想伴侣。他娶了校花，其后染上了梅毒而脸烂眼瞎，妻子跟给他治病的医生私奔了。他跟妻子打了五年官司，发誓要敲取十万元赔款，然后告他们通奸罪，让他们不能结婚。“老处女”，也就是张小姐，一个三十岁的女子，为了生存，不得不和瞎了眼睛的黄美洲整天混在一起。钱亨、田国秀则更是人性扭曲的表现。钱亨可以说是“吃软饭”的，和一个富婆勾搭在一起，用富婆给他的钱再去包养舞女。他在股票上失利，需要金钱，就和田国秀重归于好。摩登女郎田国秀是师陀表现上海的重要符号。她衣着时髦、思想空洞，本看不起寒酸的去恶，但为了报复钱亨却和去恶发生了恋爱关系。在师陀笔下，上海就是一个典型的“毁人炉”，其不仅使得胡去恶精神堕落失去自我，黄美洲、钱亨、田国秀等人同样也是它的牺牲品。可见，正是上海这个都市造就了这许多形形色色怪异的人，人性扭曲，道德沦丧，成为一个典型的“毁人炉”。师陀写于同时期的散文集《上海手札》则以纪实的方式书写着沦陷时期上海“毁人炉”的景象：一面是徘徊在街头的衣衫褴褛的流浪儿死在垃圾箱或马路旁边，生存在最底层的工人每天只有繁重的劳动如乡下的驴子，下层小知识分子为全家的生计而奔波：有的被一颗流弹结束了生命，有的把积蓄花光后铤而走险，一面是发国难财的商人奢华、安逸的生活，时髦的上海小姐仍然关心着高根鞋和香水。这真是一个“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世界！
　　师陀注重于对上海都市文化的批判，揭示人在上海这一“毁人炉”中的精神困境和人性变异，其笔下的上海图景是比较接近于鲁迅的（而师陀也确是鲁迅的敬仰者）。鲁迅多次用“上海秽区”、“恶浊之地”、“是非蜂起之乡”等明显贬义的词汇来表达他对1930年代上海的厌恶，认为上海这个商业发达的城市留给普通市民的路只有“爬”和“撞”，由于“爬”起来太辛苦，很多人只有去“撞”——“一个个发麻的腿还在抖着，就撞过去。这比爬要轻松得多，手也不必用力，膝盖也不必移动，只要横着身子，晃一晃，就撞过去。撞得好就是五十万元大洋，妻，财，子，禄都有了”。胡去恶就是一个受到诱惑盲目去“撞”的典型，但毕竟“撞”的成功可能性是很小的，上海最终毁灭掉了小人物胡去恶。
　　出于都市文化批判的需要，师陀的上海叙述依据整体化原则统一起来，上海的差异性、复杂性被掩盖了，仿佛是有意忽略了上海所代表的都市文明的现代性意义。这或许是因为由于战争的侵袭，上海确已破败不堪；或许是因为师陀是一个坚定的爱国反帝的知识者；但更深的原因在于师陀执着于“乡下人”的立场，对上海的都市文明持批判态度。师陀于1931年离开家乡赴北平，在北平生活了近五年后于1936年到达上海。抗日战争爆发后，师陀一直蛰居于“饿夫墓”里，靠担任苏联上海广播电台文学编辑和微薄的稿费生活，贫穷落寞，冷眼观察着上海的人情世态。师陀在内心深处对都市文化难于认同，他的作品强烈地批判着都市的黑暗与不公、以及都市文明对人性的扭曲与扼杀。在《结婚》、《上海手札》中，他揭示的是上海的贫富悬殊及金钱至上的生活观对各类人物人格的扭曲。但不可否认，上海对于师陀来说又是有一定吸引力的，否则他也不会直到解放后还呆在上海。可以说，上海的移民文化所具有的多元性、开放性、兼容性、现代性又在某种程度上吸引着他和众多的知识者。
　　在师陀对上海否定性表现的背后，潜在着一种乡土情结。尽管师陀对在封建宗法制度控制下的乡村的落后、愚昧、迷信持否定态度，但是在潜意识中，师陀仍然倾心于一种恬淡自然的生活。他在上海写下的《果园城记》中，表现出了温柔细腻的恋乡情愫以及对乡土生活的眷恋。他笔下的果园城是那么恬静、美丽：“累累的果实映了肥厚的绿油油的叶子，耀眼的像无数小小的粉脸，向阳的一部分看起来比搽了胭脂还要娇艳。” 如若不是对故乡有着深厚的情愫，很难写就这样富于诗情的句子。在《结婚》中，师陀借主人公胡去恶之口也为我们勾勒出一幅美丽的乡村生活的画面：“傍晚，你弟弟这一天应做的功课完了，你父亲也把小铺关起来，他们带着水桶锄铲，和你母亲倒园子里掘土下种。礼拜天你们整天团聚，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园子里。园子里只听见你们一家快活的喊声嚷声笑声，原来你和弟弟到后面小河里抬水，因为不小心，水溅了你一脚，再不然就是他拿知了或小虫把你吓一大跳。接着你们累了，该休息了，你坐在树底下看莎士比亚，鸽子便安闲地落在你前面不远的地上。”这静谧诗意的乡村生活和喧嚣混乱、奢靡浮华的上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去恶的恋人“佩芳”，在小说中她代表着安静的乡土生活。耐人寻味的是，“佩芳”曾是师陀的笔名。由此，似乎也可以见出师陀对乡土的那种依恋。但美好的乡土生活并没有成为胡去恶抵抗上海的顽强堡垒，他最终放弃了佩芳而恋上了田国秀。在上海强大的都市漩涡中，“佩芳”显得那样脆弱，不堪一击。这其中包含着师陀对乡土的认知：现代大都市的发展已经使乡村成为社会的边缘，乡村的落后与静滞也决定了其无法与强大的都市文化相对抗。
　　师陀的上海叙事既有经验的成分，也有想象的成分，是符合于他对都市文化的整体认识的。他批判乡土文化的武器是西方的现代文明，但他身处象征着西方现代都市文明的上海，又看到了这种现代都市文明对人性的扭曲与异化。这使师陀进入了双重的危机和矛盾，既不能认同现代都市，也无法认同自己原本所属的乡土，因此心灵的漂泊和无所依托成为必然。这也代表了那一代知识者的精神宿命。

      3116.师陀著作书目
　　《谷》(短篇小说集)1936，文生
　　《里门拾记》(短篇小说集)1937，文生
　　《黄花苔》(散文集)1937，良友
　　《落日光》(短篇小说集)1927，开明
　　《野鸟集》(短篇小说集)1938，文生
　　《江湖集》(散文集)1938，开明
　　《无名氏》(短篇小说集)1939，文生
　　《看人集》(散文集)1939，开明
　　《上海手杞》(散文集)1941，文生
　　《无望村的馆主》(中篇小说)1941，开明
　　《果园城记》(短篇小说集)1946，上海出版公司
　　《结婚》(长篇小说)1947，晨光
　　《马兰》(长篇小说)1948，文生
　　《大马戏团》(剧本)根据安特烈夫《一个挨耳光的人》改编，1948，文生
　　《夜店》(剧本)与柯灵合著，根据苏联高尔基《底层》改编，1948，上海出版公司
　　《历史无情》(长篇小说)1951，上海出版公司
　　《春梦》(短篇小说集)1956，香港艺美图书公司
　　《石匠》(短篇小说集)1959，作家
　　《保加利亚行记》(散文)1960，上海文艺
　　《山川.历史.人物》(散文、小说等合集)1979，上海文艺
　　《恶梦集》(短篇小说集)1983，香港文学研究社
　　《芦焚散文选集》1981，江苏人民
　　《芦焚短篇小说选集》1982，江西人民
　　《上海三札》(散文集)1984，宁夏人民

      3117.师陀的作品评价
　　师陀的作品深沉淳朴，擅长描摹世态人情，刻画社会风习，有时带着诙谐与揶揄的情趣，却又流露出淡淡的哀愁与沉郁的情调。文笔纤细、叙述简约、笔锋蘸满了感情，善于表现人物的心理状态。他的作品虽然缺乏强烈的时代精神，但对于社会黑暗现象的揭露与憎恶、对卑微小人物的同情，跃然纸上。早期作品较多地取材于农村。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以后逐渐转向描写城市的中层社会。在创作上对于作品艺术风格与意境的追求，怀着浓厚的兴趣。有些作品虽然对旧社会进行了揭露与控诉，但未能深入地发掘社会黑暗的根源。
　　师陀称不上是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散文创作巨匠，他在文坛上的成名也得力于小说而非散文。但他的散文诚如他为第一本散文集《黄花苔》命名时说的那样，“是野生植物”，有一种顽强的生命力，一直执拗地充满生气地开放着。
　　师陀散文中，除了写故乡农村的一些篇章之外，最多的当推人物小品了，它们也应受到我们的重视。师陀散文创作的基本方法是属于把散文当小说一样的写。他的前期散文创作成果《黄花苔》、《江湖集》和《看人集》就已基本定型，大多是采用小说笔法来写的。
　　其一，以乡村中国和平民关怀的题材为主。师陀是一位在30年代初期进入文坛的作家，当时中国的文化和政治中心已从北京转移到上海，西方文化和革命思潮的影响特别明显，整个文坛可以说比以往更为开放、多变，商业色彩比较浓厚。而北京毕竟是个有着浓厚历史和文化积淀的古都，在文化取向上仍趋于守成和稳健，文学意蕴突出，少见商业和政治味道。因此，像许多京派作家那样，师陀深受这种纯文学氛围的感染，并出于对文学政治功利性和商业性的不满、对现代文明入侵后的乡土中国的变化怀着矛盾的心态，而尽力尝试避开时代的滚滚潮流，毅然将创作重心转到文化观照和反映最普通现实的中国民生之上。且看：
　　在其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谷》中，悲惨故事系列的描写充分展示了黑暗而罪恶的旧世界，看到30年代在国民党新军阀统治下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过岭记》中对长工茨儿的描写与寄托美好梦想，体现作者对劳动人民精神美的发掘、对其不幸遭遇的同情以及对压迫者无休止的精神与肉体折磨的谴责。另外，《果园城记》反映了20世纪初到抗日战争前日益凋敝的中国封建乡村小城的生活场景，让我们更多地体会师陀对原始质朴的乡村习俗和平凡生活的认可：《果园城》中的小城温馨宁静，充满诗意，人与人之间温情脉脉，生活悠闲自在，颇有点“世外桃源”的味道，似牧歌般动人，连路过的旅客也不禁伫足而观，为之叹息不止：多幸福的人！多和平的城！寄寓了作者对和平安定的向往和认同。同时，作者热衷于发掘美好的人情和人性，力求在淳朴的文学世界中实现纯正文化的复归：《邮差先生》中的邮差热心体贴、尽职尽责，即使你忘记贴上邮票，也愿意帮你垫上，那种信任和善解人意着实让人心头一热；《期待》中的年迈夫妻虽然知道儿子已经不可能回来，却仍然坚持在“等待”中生活着，每天在餐桌上安放着一双筷子，甚至担心着他的胖瘦……浓厚的亲情顷刻间表露无遗。
　　在师陀一系列短篇小说中，不难发现，他总是有意识地选取富有代表性的人情百态以及各种各样的人物作为叙述对象，带有浓重的乡土情结和平民关怀意识，这恰恰从各个侧面反映出当时那个黑暗绝望、该诅咒的乡村中国的历史与实况。因此，乡村中国和平民关怀也就成了他写作中极有代表性的题材，也最能给人震撼力。
　　其二，作品着重靠诗意的抒情或是优美而富有讽刺意味的语言来刻画人物形象，再现生活的场景，少有惊险的情节，抒情味和讽刺味突出。《桃红》中被守旧母亲耽误了终身大事的老处女素姑，本是个“像春天般温柔、看见人和说话时总是婉然笑着，走起路来像空气在流动似的”可爱少女，却不幸从聪明伶俐、年轻貌美变得呆板苍瘦、憔悴不堪，犹如书桌上《漱玉词》中的诗句“人比黄花瘦”所述。青春逝去、爱情无望、生命褪色，其处境不正像一朵即将凋谢的“黄花”吗？此刻，一股悲凉之情立刻涌上读者心头。又象《头》中那个卸任局长，作者以讽刺的笔调，紧扣其生理特征，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一个可憎可恶的丑陋形象。再看《谷》中对阳光毒辣的描写是“太阳是把大熨斗，单就脸皮烙烫”，马上使人真切感受到反常天气的可怕。
　　由此可见，作者的语言文字及刻画功夫相当纯熟，往往三言两语足以准确、生动、传神地表现人物个性和场景，是京派作家注重文学功力，讲求“文章之美”的体现，也是京派作品具有比较强的可读性的特色表现。
　　其三，恪守从容节制的审美趋向，作品基调含蓄而矜持。我们知道，京派是以学院文人为主体的，追求作品“和谐”的艺术美，少掺杂政治感情色彩其中，崇尚节制与内敛。因此，他们笔下尽管出现了许多悲剧, 但往往作了艺术处理，能够控制住情感的强烈宣泄。师陀曾说：“过于悲惨的世界，不忍把它们赤裸裸地摆出来示众, 也不想让别人明明白白的看见。”于是，在《果园城记》中，他以朴实的感情、滞重哀痛的基调和抒情的语言，仿佛一个说书人在向你娓娓道来一个个凄凉而又亲切的故事。没有鲜明的感情色彩，却使人承受了感情的重压；在摇撼心灵的描述中，让人深刻感受到血泪的控诉，从而自觉地向那黑暗而窒息的社会发出诅咒。
　　读了师陀的作品，你会发现，他是个滞留城市却未忘情于乡村的叙述者，写作总是突出乡村文化背景，总是赋予平民百姓更多的关怀和热情；无论写人写景，似乎都着重从平凡的人生中细细品味，寄寓自己的人生理想。读着读着，你会被那带着哀伤的抒情基调、荒凉的自然界和辛酸的人事所打动。在当今和平和发展为主旋律的年代里，读着这样的作品，仍能感同身受，也许这正是师陀以及京派作家作品的魅力所在吧。

      3118.《缘缘堂随笔》
     《缘缘堂随笔》是丰子恺先生的主要散文选。1927年，丰子恺皈依弘一法师，在江湾永义里的寓所举行了仪式。丰子恺并请弘一法师为自己的住所取名。尊弘一嘱，丰子恺在小方纸上写了许多他所喜欢而可以互相搭配的文字，团成许多小纸球，撒在释迦牟尼画像前的供桌上，拿两次阄，拆开来都是“缘”字，遂名寓所为“缘缘堂”。当即请弘一法师给写“缘缘堂”横额（见《告缘缘堂在天之灵》）。后丰子恺几经迁移，于1933年在故乡石门湾老屋的后面，建造了“缘缘堂”。

      3119.《缘缘堂随笔》作者
      丰子恺（1898年11月9日－1975年9月15日），中国浙江崇德（今嘉兴桐乡市崇福镇）人，散文家、画家、文学家、美术与音乐教育家，原名润，又名仁、仍，号子觊，后改为子恺，笔名TK。师从弘一法师（李叔同），以中西融合画法创作漫画以及散文而著名。

      3120.丰子恺
      丰子恺原名丰润，我国现代画家、散文家、美术教育家、音乐教育家、漫画家和翻译家他的母亲将他　生下来后．由于父母亲十分喜爱他，取小名“慈玉”。他在家乡念小学时，有一次，乡下要搞什么选举。小学老师说，乡下人文化低，笔画多的字不好写，为日后考虑，名字应尽量用笔画少的字，因此，“润”字改为“仁’，字，老师说，浙江读音“仁”与“润”差不多，“仁”在意义上与“慈玉”的“慈”接近，因此，他的名字就叫“丰仁”了。他就以这个名字进人杭州浙江第一师范学校。
　　在第一师范时，他因善于写文章，国文常得第一名，很受国文老师单不庵的器重。单不庵觉得在“丰仁”这个单名之外应该有一个双名，而“慈玉”是小名，应另取一个名字。因此单不庵就给他取了“子颛”。后改为“子恺”(“恺”与“颛”同，均为安乐意)。从此，他就取名叫“丰子恺”了。后来写文、作画均用此名。
　　丰子恺在早期作画时，曾用TK署名。那是“子恺”二字的英文拼写缩写。当时的子读作”TSU“。
　　丰子恺自幼爱好美术，1914年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从李叔同学习绘画和音乐。另一位对他有较大影响的老师则是夏丏尊，他称李叔同为“爸爸”，夏丏尊为“妈妈”，这两位老师，尤其是李叔同，对他的一生影响甚大。1918年秋，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寺出家，丰子恺曾作文《怀念李叔同先生》以纪念恩师。1917年与同学组织桐荫画会。1919年师范学校毕业后，与同学数人在上海创办上海专科师范学校，并任图画教师。1921年东渡日本短期考察，学习绘画、音乐和外语。1922年回国到浙江上虞春辉中学教授图画和音乐，与朱自清、朱光潜等人结为好友。回国后从事美术、音乐教学，曾任上海开明书店编辑、上海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美术教授。同时进行绘画、文学创作和文学、艺术方面的编译工作。1924年，与友人创办立达学院。抗战期间，辗转于西南各地，在一些大专院校执教。文艺刊物《我们的七月》4月号首次发表了他的画作《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
　　1925年成立立达学会，参加者有茅盾、陈望道、叶圣陶、郑振铎、胡愈之等人。1926年，任教职于上海艺术大学。1929年被开明书店聘为编辑。1931年，他的第一本散文集《缘缘堂随笔》由开明书店出版。七七事变后，率全家逃难。1937年编成《漫画日本侵华史》出版。
　　1939年任浙江大学讲师、副教授。1942年任重庆国立艺专教授兼教务主任。1943年结束教学生涯，专门从事绘画和写作。陆续译著出版《音乐的常识》《音乐入门》《近世十大音乐家》《孩子们的音乐》等面向中小学生和普通音乐爱好者的通俗读物，为现代音乐知识的普及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946年返上海。出版画册《子恺漫画选》。1952年后历任上海文史馆馆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上海市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上海市文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上海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等。工绘画、书法，亦擅散文创作及文学翻译。
　　丰子恺，是中国现代受人敬仰的漫画家，散文家。他的绘画，文章在几十年沧桑风雨中保持一贯的风格：雍容恬静，其漫画更是脍炙人口。丰先生作品流传极广，失散也很多，就是结集出版的五十余种画册也大多绝迹于市场，给读者带来极大遗憾。在丰子恺先生的作品中，漫画恐怕是最为著名的了。往往是寥寥几笔，就勾画出一个意境，比如《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几个茶杯，一卷帘笼，便是十分心情。丰先生的许多漫画，都是以儿童作为题材的，例如《阿宝赤膊》，《你给我削瓜，我给你打扇》和《会议》，《我的儿子》。读丰先生的儿童漫画，让我们这些所谓的成人都觉得惭愧。什么时候，我们这个世界，能少一些欺诈，多一些执着，多一些自然，多一些淡泊。
　　早在二十年代他就出版了《艺术概论》《音乐入门》《西洋名画巡礼》《丰子恺文集》《丰子恺散文集》等著作。他一生出版的著作达一百八十多部。
　　丰子恺的散文，在中国新文学史上也有较大的影响。主要作品有《缘缘堂随笔》、《辞缘缘堂》、《缘缘堂再笔》《告缘缘堂在天之灵》、《随笔二十篇》、《甘美的回忆》、《艺术趣味》、《率真集》、《护生画集》（共9部）等。《白鹅》被编入初中一年级、四年级课文、《竹影》被编入初中一年级课文，《手指》被编为初中、小学六年级课程。这些作品除一部分艺术评论以外，大都是叙述他自己亲身经历的生活和日常接触的人事。

      3121.丰子恺文艺经历
　　1898年11月9日，丰子恺出生在浙江省崇德县。由于是同辈中唯一的男孩子，他自小时候便被包围在脉脉的温情中，使他总是以温柔悲悯的心来看待事物，发散在他的笔下，就变成平易的文字和纯真的画风。
　　1914年，丰子恺考上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这所学校里，丰子恺结识了对他的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两位老师——李叔同和夏丏尊。前者不仅给予他音乐和美术上的启蒙，也在为人处世上为他作了榜样；而后者所提倡使用生动活泼的白话文、如实地表现自己真实的感受的主张，则始终被他奉为圭臬，成为他以后散文创作中的最可亲可爱的特点。在这两位与他情谊深厚的老师那里，丰子恺找到了伴随他一生的三样东西--文学、绘画和音乐。
　　1918年，李叔同出家为僧，丰子恺自此与佛教结缘。
　　1919年学校毕业，组织发起"中华美育会"。创《美育》杂志。创办了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所包括图画、音乐、手工艺各科的艺术师范学校--上海专科师范学校。
　　1926年，丰子恺参与发起和创办开明书店。
　　1927年11月，从弘一法师皈依佛门，法名婴行。
　　1933年，故乡新居"缘缘堂"落成，自此专心译著。
　　1975年9月15日逝世。

3122.丰子恺作品成就
著作
1926        开明        《子恺漫画》
1927        开明        《子恺画集》
1928        开明        《西洋美术史》
1931        开明        《缘缘堂随笔》(散文集)
1957        人文
1933        上海开华书局        《子恺小品集》
1934        天马        《随笔二十篇》
1934        开明        《艺术趣味》(散文集)
1934        开明        《绘画与文学》(论文集)
1934        中华        《近代艺术纲要》(论文)
1935        良友        《车厢社会》(散文集)
1935        良友        《艺术丛话》(论文集)
1936        上海仿古书店        《丰子恺创作选》(散文集)
1936        上海人间书屋        《艺术漫谈》
1937        开明        《缘缘堂再笔》(散文集)
1939        开明        《漫画阿Q正传》
1941        成都普益图书馆        《子恺近作散文集》
1941        桂林文化供应社        《艺术修养基础》(论文集)
1943        桂林文光书店        《画中有诗》(诗配画)
1944        重庆崇德书店        《教师日记》(日记体散文集)
1944        桂林民友书店        《艺术与人生》(论文集)
1945        开明        《古诗新画》(子恺漫画全集之一)
1945        开明        《儿童相》(子恺漫画全集之二)
1945        开明        《学生相》(子恺漫画全集之三)
1945        开明        《民间相》(子恺漫画全集之四)
1945        开明        《都市相》(子恺漫画全集之五)
1945        开明        《战时相》(子恺漫画全集之六)
1946        上海万叶书店        《率真集》(散文集)
1947        上海万叶书店        《小钞票历险记》(童话)
1955        人民美术出版社        《子恺漫画选》
1962        香港岭南出版社《子恺漫画全集》
1979        香港问学社《缘缘堂集外遗文》明川编
1982        上海文艺《丰子恺散文选集》
1983        浙江文艺《缘缘堂随笔集》
2010        海豚出版社《丰子恺儿童漫画选》（全10册）
《手指》
《竹影》
《李叔同先生的教育精神》
《丰子恺》（经典赏读本）
2011  海豚出版社《丰子恺儿童文学全集》（套装共7册）
      《缘缘堂随笔》
　　《丰子恺书法》
　　《丰子恺儿童漫画集》
　　《护生画集》
　　丰子恺入选小学、中学课本内容
　　《白鹅》（重点课文） 《竹影》（人教版七年级下第18课）《山中避雨》（重点课文） 《给我的孩子们》（重点课文）《黄山松》(略读课文) 《云霓》（高中选修）《送考》（高中选修）
漫画作品
翻译
1925        商务        《苦闷的象征》(理论集)日本厨川白村著
1928        开明        《艺术概论》日本黑田鹏信著
1931        开明        《初恋》(小说)俄国屠格涅夫著
1932        开明        《自杀俱乐部》(长篇小说)英国史蒂文生著
1953        文生        《猎人笔记》俄国屠格涅夫著
1987        人民文学出版社        《源氏物语》（长篇小说）日本紫式部著
2008        上海译文出版社        《落洼物语》日佚名著
2010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不如归》日本德富芦花著
音乐
《音乐的常识》《音乐入门》《近世十大音乐家》《孩子们的音乐》
      书法
　　丰子恺书法的人间情味
　　古人曾云：“未入深山，焉闻鹧鸪？”品赏丰子恺先生的书法，我们要重真迹，重渊源，重揣摩，重体验，若仅从印刷品上冒然决断，难免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丰子恺先生的书法从笔调上看，他并不刻意表现轩昂大气，更不故意着手凌厉锋芒、豪放粗朴，甚或粗头乱服。与那些假、大、空的书法相比，他更注重的是小、巧、精、秀、拙，表现出书法创作中的抒写真情、真趣，若孩童般的天真、自然。作品图中如“誉、唯、仁”等字的处理，既天真活泼，又不失古法。他把六朝人的经体书法及北魏墓志书法写活了，在运笔中，渗入行书、小草，尤其是章草笔法的自然流露，使原本明显有楷化倾向的笔画顿然生出映带、简化，平易而明快，充满了音乐的节律，简直如跳动的泉水，叮咚而下，令人称奇。
　　丰子恺先生以漫画闻名于世，但他对书法的看重和自许远在漫画之上。他曾说：“书法是最高的艺术……艺术的主要原则之一，是用感觉领受。感觉中最纯正的无过于眼与耳。诉于眼的艺术中，最纯正的无过于书法，诉于耳的艺术中，最纯正的无过于音乐。故书法与音乐，在一切艺术中占有最高的地位。”丰子恺先生是一位有思想的艺术家，他的书法，是有思想的书法，其宏大气度，蕴含于毫芒之间，其烂漫气质又流露在造型结字之内。他的书法源于北魏，兼及章草。风格的形成，既缘师门的影响，也有对现实世界的感悟。首先，李叔同先生在书法上对他的影响极大，据丰子恺先生在文中记载，其求学期间，曾在李叔同先生的指导下，很认真地临摹过《张猛龙碑》、《龙门二十品》、《魏齐造像》等碑刻书法。其次，丰子恺先生年轻时也非常服膺于马一浮的行书，据载，某次丰子恺先生坐船回家，船头所挂帆布上有马一浮先生手书，异常潇洒倜傥，喜爱之极，或有摘下私藏之思。而马一浮先生的书法就是魏碑与二王行书结合的典范，丰子恺先生后来书法的走向或与此有很大渊源。与丰子恺先生同时代的美学家朱光潜先生曾说：“书画在中国本来有同源之说。子恺在书法上下过很久的工夫。他近来告诉我，他在习章草，每遇在画方面长进停滞时，他便写字，写了一些时候之后，再丢开来作画，发现画就长进。讲书法的人都知道笔力须经过一番艰苦训练才能沉着稳重，墨才能入纸，字挂起来看时才显得生动而坚实……”。再则，就丰子恺先生的漫画整体布局和内容要旨而言，如果没有了题画之书，题画之妙句的配合，绝对不会有现今大家公认的成就。我们在看了丰子恺先生的漫画及题款后，无不钦佩其书法风格与漫画的和谐一致、珠联璧合，我们不妨把他的书法和漫画比作一母同胞之孪生兄弟。
　　书法，粗略地分，大致有两种风格，一种 “尚质”为主，另一种“崇妍”为主。前者追求质朴自然之美，富有“拙”趣，后者追求妍媚之美，富有“逸”趣，右军以下，尚妍为主，清代提倡碑学，尚质之风悄然兴起。其实，质与妍，好比男子汉大丈夫与婵娟美女，是不同之美。学书之人，当顺自己之气质，导自己之性情而追求之。丰子恺先生的书法是顺本身之气质，舒自己之性情，故而味道隽永，绝无矫揉造作之态。“质”并非野辣、霸悍、粗厉、强横；“妍”也非媚俗、轻佻、甜邪、纤弱。书法的风格尽管有质、妍之分，但大手笔往往质中有妍或妍中有质，并非单一的质或妍，这正如“真汉子未必无柔情”。而丰子恺先生的书法是质中有妍，以魏书为质，故而沉着；取章草、小草之妍，故而多情趣。绍兴兰亭书会会长沈定庵先生曾经著文，表示了他的看法：“丰先生的书法，一如其漫画和行文，风格独特，富有创造性。试以丰先生和别人的字幅并陈一起，读者无需细察，即能辨认出丰先生的庐山真面目来。”沈定庵先生是从风神上界定了丰子恺先生书法的特色和地位。

      3123.丰子恺后人评价
　　丰子恺者，本名丰润，字子恺，浙江崇德石门湾人也。光绪二十四年（1898）生，有六姊，倍受珍宠，乳名慈玉，幼常有悲天悯人之意。父璜为举人，既废科举，遂无所用。幼入私塾，好誊摹人像。业师见之，以为其自画也，遂命画孔子像。急无所出，终以九宫玻璃格制之，师嘉之，悬于学庠。同学乡邻乃多来求画，九宫格已不足为，遂学画，闻于远近。稍长，入高小，以应民主选举故，易名丰仁。继之，考入省立第一师范，从李叔同学音乐、绘画，从夏丏尊学国文。
　　毕业，与刘质平、吴梦非、刘海粟、姜丹书创中华美育会，办《美育》杂志。
　　又与质平等创办上海艺术专科学校，教西洋美术。
　　民国十年（1921），卖祖宅，赴东京学美术，偶见竹久梦二作品，甚爱其简炼洗净，醒世劝诫，遂引为榜样。居十月，回浙任教于上虞之春晖中学，朱自清、朱光潜、匡互生、刘薰宇、刘淑琴与俱焉。尝作画《一钩新月天如水》，时郑振铎主持《文学周报》，见而异之。遂约见，爱其温文尔雅，以为与叶圣陶相亚。久之，所约画稿成集，振铎为赐名曰《子恺漫画》，世间始有漫画一词也。
　　十五年（1926），与叶圣陶等发起开明书店。
　　次年，弘一法师云游至沪，下榻子恺处，为其漫画题诗合璧，名曰《护生画》，为戒杀生爱生命之意。先此，子恺为寓所求名，弘一曰可拈字抓阄也。凡两次皆得缘字，遂名之曰缘缘堂也。是年九月，从弘一皈依佛门，为居士，法名婴行。然贵适意，不戒酒肉。
　　民国二十二年（1933），缘缘堂落成于石门湾，坚固坦白，深沉朴素，正子恺所素追求也。弘一法师、马一浮为题词，藏书两万余卷，兽香不断，童趣盎然，诚无尚之乐也。故传世文集，多冠缘缘堂之名焉。
　　二十二年（1935）。出版《人间世》画集，序曰：“吾画既非装饰，又非赞美，更不可为娱乐；而皆人间之不调和相，不欢喜相，与不可爱相。”此所谓乱世之相也。且转为刻图章一枚，曰“速朽之作”。又有音乐著作三部、散文五部、艺术论著八部，俱作于斯堂之下耳。
　　未几，以避战事，辗转于桐庐、衢州、上饶、南昌、萍乡、湘潭、长沙、桂林、宜山、遵义、重庆。于萍乡闻缘缘堂遭轰炸夷平，愤不能消，乃作《还我缘缘堂》。又作反日漫画，曰《漫画日本侵华史》，以避时难，沉于江底，遂不得面世。
　　三十一年（1942），定居重庆，住城郊沙坪小屋，卖字画为生，种瓜豆，养鹅鸽，饮渝酒，怡然自得。时有名流来访，辄意兴飙举，语各如泉，酒亦屡增。是年，闻弘一法师圆寂，怅然若失。既而曰：“人生境界可分三等。一曰物质生活，此大多数也。二曰精神生活，即学者之流也，此亦不在少数。三曰灵魂生活，即宗教也，得其真谛者极少数耳。弘一法师则安步阅此三层楼台也。事母孝，待妻爱，精深艺术，精研佛法。实最完美一人也。艺术家之最高境界，实与宗教相近。艺术之情景交融，与宗教之诸相非相，实止差一步耳。故所谓格律诗、山水画之属，绝非雕虫之技，为其有宗教精神在焉。吾脚力甚小，故不能随法师更上层楼，惟斤斤于小技，但可攀其栏杆作一窥视，深自惭愧云耳。”乃赴乐山访马一浮，倩其为弘一作传。
　　民国三十五年（1946），携眷回石门湾，寻缘缘堂，已成飞灰矣。乃痛饮千杯，不顾而去。居杭州。
　　三十八年（1949）后，居上海陕西路，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美居室曰日月楼，潜心翻译，历译俄文之《猎人笔记》、日文有《源氏物语》等。所译《源氏物语》者，国内译此书之始也。文革间，定性为“反动的学术权威”。先此，曾编童书名曰《教我唱歌难上难》，有句曰：“东方出了个绿太阳”，意在纠错也。遂为罪证，造反派以十万人批斗之，羞辱倍至。回家则日饮斗升，惟爱白乐天“在世无所须，惟酒与长年”一句而已。未几，闻老舍投湖，淡然曰：“死则死矣。”又闻马一浮罹难，竟曰：“何不早死一年。”人皆以其冷漠，实乃佛性也。
　　一九七零年，患中毒性肺炎，得居家养病。复作漫画，以难见天日故，总其名曰《敝帚自珍》。知者多来求之，则回以《种瓜得瓜》、《东风浩荡》两幅。有求字者，则回以鲁迅诗句。又译日人汤次子荣之《大乘起信论》，交广洽法师携至新加坡出版，然不敢署名。时文狱之森然可见矣。此外，略有散文，集曰《缘缘堂续笔》。
　　一九七二年，平反，抄没诸物发还。睹物思情，遂起还乡之意。一九七五年，回乡竞志。是年初秋，卒于肺癌，年七十有七。临去犹日饮黄酒一斤，抽烟一巴。有《护生画》六集传世，亦广洽法师与复梓焉。
　　一九八五年，乡人为重建缘缘堂，今尚存焉。
　　【丰子恺传】
　　丰子恺，初名润，又名仁、仍，号子觊，后改为子恺，崇德人也。父鐄，字解泉，清末秀才。子恺少好书画，师从李叔同，又从夏丏尊游，诗书绘画皆有所成。 十年，学艺东京，尝观竹久梦二《春之卷》于道，喜其精简，引以榜样。居十月，囊空羞涩，归国执教。而校务集议枯乏，洞察人态，归作图稿，其画始起也。后郑振铎主《文学周报》，见子恺作，异之。为其画稿集题名曰《子恺漫画》，漫画始有也。十六年，师叔同游沪，题诗《护生画》，俄而从师皈依，法名婴行。然本心所适，荤酒不戒。
　　未几，日寇乱华，辗转诸省始居陪都。而缘缘堂炸毁，愤不能消，乃作《还我缘缘堂》。又以漫画抗日。后携眷回，寻缘缘堂，荡然无存也。居杭州，再迁上海，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潜心翻译。文革间，罪莫须有名，遭批斗。建国二十六年，回乡竞志。是年秋，病卒，享年七十有七。子三华瞻、元草、新枚。
　　现代画家、文学家、艺术教育家。早年曾从李叔同学习绘画、音乐，深受其佛学思想影响。五四后，开始进行漫画创作。早期漫画作品多取自现实题材，带有“温情的讽刺”，后期常作古诗新画，特别喜爱取材儿童题材。他的漫画风格简易朴实意境隽永含蓄，是沟通文学与绘画的一座桥梁。丰子恺出生时，他的母亲已生了六个女儿，他是家里第一个儿子。因为父亲也只有一个妹妹，他便是丰家烟火得继的希望，备受珍惜。父亲为他取乳名为"慈玉"，他确实是家人眼中的宝玉，祖母溺爱他，父母、姑姑疼爱他，姐姐们怜爱他，连家里染坊中的伙计们也喜欢他。丰子恺自小便被包围在脉脉的温情中，这种温情后来跟随了他一生，浸透在他的性格里，使他总是以温柔悲悯的心来看待事物；发散在他的笔下，就变成平易的文字和纯仁的画风。
　　一片片的落英，都含蓄着人间的情味……
　　——俞平伯评丰子恺

      3124.丰子恺后世纪念
　　丰子恺纪念馆
　　丰子恺纪念馆维语位于浙江省桐乡市石门镇。是全国唯一的一家专职漫画馆，这里不仅展出丰子恺本人作品及其生平介绍，还设有诸漫画名家作品陈列室，每个展厅内容物丰富，各有特色，游人络绎不绝。 　故居“缘缘堂”始建于1933年春，是丰子恺先生积自己的稿费亲自设计的，采用中国式结构，全体正直，单纯明快，高大轩敞，三开间两层建筑，具有江南民居的深沉朴素之美。但1938年1月毁于日军炮火，后来在丰子恺方外莫逆之交即新加坡佛教协会主席广洽法师的创议和捐资下，在1985年9月15 日故居“缘缘堂”才得于按原貌重建，并正式对外开放。

      3125.丰子恺轶事
　　放生趣闻
　　丰子恺先生是中国有名的漫画家，他去世已多年，遗留给后人以丰富的艺术遗产。丰子恺的漫画可谓别具风格，他有着国画的深厚根基，寥寥几笔，就勾勒出生动的图像。特别是他取材多是人世间的辛酸事，为劳苦大家抱不平，因而他的漫画深受人们所喜爱。
　　人道是丰子恺有一副菩萨心肠，这话可不假。丰子恺是笃信佛教的，他是一位虔诚的居士，一生都苦口婆心地劝人们护生戒杀。他也因放生而闹出了一则趣闻。
　　抗日战争之前，在苏州缘缘堂期间，有一次，丰子恺先生从石门湾携带一只鸡，要到杭州云栖放生。但是他对鸡也起了恻隐之心，不忍心像常人一般在鸡脚的部位捆缚起来把鸡倒提着，于是撩起自己的长袍把鸡放在里面，外面用手兜着。由石门湾乘船经崇德，到长安镇转乘火车。因为他用手兜着的布长袍裹面鼓起了一团东西，看过去这个怪模样很可疑，因此在长安镇火车站引起了一个便衣侦探的怀疑，便一直追踪着，同车到达杭州，一出站门便衣侦探便把他捉住，恰巧站外早有人迎候丰子恺，于是彼此说明原委，侦探才知跟错了人。丰子恺捧着要放生的母鸡，引得在场众人大笑不已。
　　丰子恺为什么笃信佛教呢？他既是受了弘一法师的影响，而更主要的是受了父亲的熏陶。他父亲丰斛泉在一九二零年中了举人，但是因故未去北京赶上最后一科的科举会试，眼看清朝已在风雨飘摇，仕途无望，只好在家设塾授徒，维持生计。丰斛泉为人平易可亲，热心助入。邻里亲朋故凡有婚丧之事，都请他撰联题书。他也为人代笔书信，或代书契约等，都从不计较酬金。
　　丰斛泉一次为渔人代笔，知道渔人穷苦，没有接受酬金。一天，渔人送来大小水鱼七只，水鱼亦即是鳖。丰斛泉平素诚心信佛，好为善举。当夜，他梦见有七位穿着裙子的女人向他跪拜求救，大呼“老爷救救，老爷救救—”丰斛泉猛地醒来，深感梦境奇怪，反覆思量，不得其解，检点平日自己所作所为，也没有见愧于心之事，但是梦境使他整日坐立不安。忽然悟到水鱼四周有一圈软皮，俗称作“裙”，因此相信是七只水鱼托梦向他求救，便立即全数放生。
　　丰子恺幼承家教，在作为佛教居士之后，更加爱好放生。他绘有《护生画集》六集，流传于世。每年农历四月初八相传是释迦牟尼诞生日，佛教徒习惯在这一天放生。丰子恺在每年这一天，买来螺狮蚬蚌鱼虾，带领子女一同去放生，就是平日，也不时亲自放生。
　　爱子女
　　艺术家丰子恺爱子女是众所周知的，他的许多漫画作品直接就以他的子女作描绘的对象，比如《瞻瞻的车》画的是他的长子，《阿宝赤膊》描的是他的长女，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丰子恺自然也知道真正爱孩子是要让他们受教育，所以，他对孩子的读书学习极其重视。1932年他的缘缘堂在故乡石门落成后，丰子恺就隐居乡间读书作画、写文赋诗，在他看来，这是他梦寐以求的理想生活，然而，为了两个女儿的读书，他居然不惜金钱，另在杭州设“行宫”，为的是能让女儿就近在省城上学。丰子恺爱子女，而他的子女也十分争气，他的三子四女中，皆学有所成：长子丰华瞻攻比较诗学，现任上海复旦大学的教授；次子丰元草长期从事音乐出版，任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编辑；幼子丰新枚通数国语言，任海外专利代表；长女丰陈宝，中外文水平具佳，曾任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次女丰宛音多年从教，长期供职中学；幼女丰一吟多才多艺，文学、书画、翻译兼通，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另有一女丰宁欣，虽非亲生，但丰子恺视同己出，此女亦曾在杭州大学数学系任副教授。

      3126.《大堰河，我的保姆》
　　大堰河，是我的保姆。
　　她的名字就是生她的村庄的名字，
　　她是童养媳。
　　大堰河，是我的保姆。
　　我是地主的儿子；
　　也是吃了大堰河的奶而长大了的，
　　大堰河的儿子。
　　大堰河以养育我而养育她的家，
　　而我，是吃了你的奶而被养育了的。
　　大堰河啊，我的保姆。
　　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
　　你的被雪压着的草盖的坟墓，
　　你的关闭了的故居檐头的枯死的瓦菲，
　　你的被典押了的一丈平方的园地，
　　你的门前的长了青苔的石椅，
　　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
　　你用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怀里，抚摸我；
　　在你搭好了灶火之后，
　　在你拍去了围裙上的炭灰之后，
　　在你尝到饭已煮熟了之后，
　　在你把乌黑的酱碗放到乌黑的桌子上之后，
　　在你补好了儿子们的为山腰的荆棘扯破的衣服之后，
　　在你把小儿被柴刀砍伤了的手包好之后，
　　在你把夫儿们的衬衣上的虱子一颗颗的掐死之后，
　　在你拿起了今天的第一颗鸡蛋之后，
　　你用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怀里，抚摸我。
　　我是地主的儿子，
　　在我吃光了你大堰河的奶之后，
　　我被生我的父母领回到自己的家里。
　　啊，大堰河，你为什么要哭？
　　我做了生我的父母家里的新客了！
　　我摸着红漆雕花的家具，
　　我摸着父母的睡床上金色的花纹，
　　我呆呆地看着檐头的我不认得的“天伦叙乐”的匾，
　　我摸着新换上的衣服的丝的和贝壳的钮扣，
　　我看着母亲怀里的不熟识的妹妹，
　　我坐着油漆过的安了火钵的炕凳，
　　我吃着碾了三番的白米的饭，
　　但，我是这般忸怩不安！因为我，
　　我做了生我的父母家里的新客了。
　　大堰河，为了生活，
　　在她流尽了她的乳液之后，
　　她就开始用抱过我的两臂劳动了；
　　她含着笑，洗着我们的衣服，
　　她含着笑，提着菜篮到村边的结冰的池塘去，
　　她含着笑，切着冰屑窸索的萝卜，
　　她含着笑，用手掏着猪吃的麦糟，
　　她含着笑，扇着炖肉的炉子的火，
　　她含着笑，背了团箕到广场上去，
　　晒好那些大豆和小麦，
　　大堰河，为了生活，
　　在她流尽了她的乳液之后，
　　她就用抱过我的两臂，劳动了。
　　大堰河，深爱着她的乳儿；
　　在年节里，为了他，忙着切那冬米的糖，
　　为了他，常悄悄地走到村边的她的家里去，
　　为了他，走到她的身边叫一声“妈”，
　　大堰河，把他画的大红大绿的关云长，
　　贴在灶边的墙上，
　　大堰河，会对她的邻居夸口赞美她的乳儿；
　　大堰河曾做了一个不能对人说的梦：
　　在梦里，她吃着她的乳儿的婚酒，
　　坐在辉煌的结彩的堂上，
　　而她的娇美的媳妇亲切的叫她“婆婆”......
　　大堰河，深爱她的乳儿！
　　大堰河，在她的梦没有做醒的时候已死了。
　　她死时，乳儿不在她的旁侧，
　　她死时，平时打骂她的丈夫也为她流泪，
　　五个儿子，个个哭得很悲，
　　她死时，轻轻地呼着她的乳儿的名字，
　　大堰河，已死了，
　　她死时，乳儿不在她的旁侧。
　　大堰河，含泪的去了！
　　同着四十几年的人世生活的凌侮，
　　同着数不尽的奴隶的凄苦，
　　同着四块钱的棺材和几束稻草，
　　同着几尺长方的埋棺材的土地，
　　同着一手把的纸钱的灰，
　　大堰河，她含泪的去了。
　　这是大堰河所不知道的：
　　她的醉酒的丈夫已死去，
　　大儿做了土匪，
　　第二个死在炮火的烟里，
　　第三，第四，第五
　　在地主和师傅的叱骂声里过着日子。
　　而我，我是在写着给予这不公道的世界的咒语。
　　当我经了长长的飘泊回到故土时，
　　在山腰里，田野上，
　　兄弟们碰见时，是比六七年前更要亲密！
　　这，这是为你，静静的睡着的大堰河，
　　所不知道的啊！
　　大堰河，今天你的乳儿是在狱里，
　　写着一首呈给你的赞美诗，
　　呈给你黄土下紫色的灵魂，
　　呈给你拥抱过我的直伸着的手，
　　呈给你吻过我的唇，
　　呈给你泥黑的温柔的脸颜，
　　呈给你养育了我的乳房，
　　呈给你的儿子们，我的兄弟们，
　　呈给大地上一切的，
　　我的大堰河般的保姆和她们的儿子，
　　呈给爱我如爱她自己的儿子般的大堰河。
　　大堰河，我是吃了你的奶而长大了的，
　　你的儿子。
　　我敬你！
　　爱你！ 1933年1月14日雪朝

      3127.《大堰河，我的保姆》赏析
　　这首诗写于1932年的冬日。当时的诗人因参加“左翼美术家联盟”被国民党逮捕，被关押在看守所中。据诗人自述，写这首诗时是在一个早晨，一个狭小的看守所窗口、一片茫茫的雪景触发了诗人对保姆的怀念，诗人激情澎湃地写下了这首诗。诗几经辗转，于1934年发表。诗人第一次使用了“艾青”这个笔名，并且一跃成为中国诗坛上的明星。
　　诗中的大堰河确有其人，其故事也都是真实的。也就是说，诗人完全按照事实，写出了诗人心中对保姆的真切感情。诗中“大堰河”的模特儿就是“大叶荷”。原来“大堰河”是“大叶荷”的谐音。艾青家乡浙江金华方音“大叶荷”与“大堰河”是一样的。距离艾青家的村庄——畈田蒋村约有五华里的地方有个叫做“大叶荷”的村庄。保姆大堰河的苦难经历正同祥林嫂那样，似乎连姓名都没有，以村庄的名字“大叶荷”替代为她的姓名。她出生于穷苦人家，自幼就被贩卖到畈田蒋村当蒋忠丕的童养媳。她在生了两个孩子以后，丈夫蒋忠丕死了，为生活所逼，又不得不改嫁给姜正兴为妻。因为她来自“大叶荷”村，于是村上的人都叫她为“大叶荷”。所以诗的开头写道：“她的名字就是生她的村庄的名字，她是童养媳……”然而，这首诗又不是在写大堰河：她成了一个象征，大地的象征，一个中国土地上辛勤劳动者的象征，一个伟大母亲的象征。大堰河并没有名字，大堰河只是一个地名，是生她的地方。大堰河是普通的。她的生活中都是些平常普通的小事，那是她苦难生活的剪影。她的生活空间是有“枯死的瓦扉”的故居，是“被典押了的一丈平方的园地”，死后也只是“草盖的坟墓”。她的生活是“乌黑的酱碗”，是“为儿子缝补被荆棘扯破了的衣服”，是在冰冷的河里洗菜、切菜。她的儿子、丈夫都在她的照料下过着相对安稳的生活。在她死后，他们就失去了这些，他们在炮火中，在地主的臭骂声中活着。她的形象，同时也是那些和土地连在一起的劳动人民的形象。他们都植根在大地上，都有着劳动者的伟大品质。
　　大堰河并不是没有快乐，那快乐是伟大母亲的慈爱和对乳儿深深的爱。在劳累了一天之后，她从没有忘记来抱“我”，抚摸“我”，在“我”离开她时，她还在夸赞“我”，还想着“我”的结婚……大堰河同样爱着她的儿子和丈夫。她死时，他们都哭得很悲伤。大堰河，一个伟大的母亲形象。
　　全诗不押韵，各段的句数也不尽相同，但每段首尾呼应，各段之间有着强烈的内在联系；诗歌不追求诗的韵脚和行数，但排比的恰当运用，使诸多意象繁而不乱，统一和谐。这些使得诗歌流畅浅易，并且蕴蓄着丰富的内容。诗人善于从平凡的生活中提炼出典型的意象，以散文似的诗句谱写出强烈的节奏。诗歌具有一种奔放的气势，优美流畅的节奏，表达了诗人来不可遏、去不可止的感情，完美体现了艾青的自由诗体风格。

      3128.《大堰河，我的保姆》作者
      艾青（1910年～1996年），现代诗人。本名蒋正涵，字养源，笔名莪伽、克阿、林壁等。浙江金华人。母亲被一个算命者迷信，认为蒋海澄会克自己，便把蒋海澄给一位贫苦农妇养育，农妇十分疼爱蒋海澄。蒋海澄1928年入杭州国立西湖艺术学院绘画系。翌年赴法国勤工俭学。
　　艾青被称为“一生追求光明的作家”   
　　1910年出生于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畈田蒋村的一个封建家庭。
　　1928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国立杭州西湖艺术院。
　　1929年在林风眠校长的鼓励下到巴黎勤工俭学，在学习绘画的同时，接触欧洲现代派诗歌。比利时诗人凡尔哈仑给他的影响最大。
　　1932年初回国，在上海加入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从事革命文艺活动，不久被捕，在狱中写了不少诗，其中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发表后引起轰动，一举成名。
　　1933年第一次用艾青的笔名发表长诗《大堰河——我的保姆》，感情诚挚，诗风清新，轰动诗坛。以后陆续出版诗集《北方》、《大堰河》（1939年）《火把》（1941年）《向太阳》（1947年）《黎明的通知》《欢呼集》《宝石的红星》《春天》等，笔触雄浑，感情强烈，倾诉了对祖国和人民的情感。解放后的诗集有《欢呼集》《春天》等。
　　1935年出狱，翌（yi）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大堰河》，表现了诗人热爱祖国的深挚感情，泥土气息浓郁，诗风沉雄，情调忧郁而感伤。抗日战争爆发后，艾青在汉口、重庆等地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任《文艺阵地》编委、育才学校文学系主任等职。
　　从1936年起，艾青出版诗集达20部以上，还著有论文集《诗论》《新文艺论集》《艾青谈诗》，以及散文集和译诗集各1本。他的作品被译成10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艾青是继郭沫若、闻一多等人之后又一位推动一代诗风、并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诗人，在世界上也享有声誉。
　　1941年赴延安，任《诗刊》主编。他在遍地抗日烽火中深切地感染到时代的精神，汲取了诗情，抗战期间成为他创作的高潮期，出版了《北方》、《向太阳》、《旷野》、《火把》、《黎明的通知》、《雷地钻》等9部诗集。诗作倾诉着民族的苦难，歌颂了祖国的战斗，渗透着时代气氛，笔触雄浑，气势壮阔，情调奋发昂扬，到了延安以后，创作风格所起的明显变化。抗战胜利后任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副院长，负责行政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艾青担任《人民文学》副主编、全国文联委员等职。著有诗集《宝石的红星》、《黑鳗》、《春天》、《海岬上》。
　　1948年以后发表了《在浪尖上》《光的赞歌》《古罗马的大斗技场》等二百余首诗作。出版了《艾青选集》等。另有论文集《诗论》《论诗》《新诗论》等著作。
　　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曾赴黑龙江、新疆生活和劳动，创作中断了二十余年。直到1976年重又执笔，出现了创作的另一个高潮。
　　1979年平反后，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国际笔会中心副会长等职，出访了欧、美和亚洲的不少国家。创作有诗集《彩色的诗》《域外集》，出版了《艾青叙事诗选》、《艾青抒情诗选》，以及多种版本的《艾青诗选》和《艾青全集》。诗集《归来的歌》和《雪莲》曾获中国作家协会全国优秀新诗奖。
　　1985年，获法国文学艺术最高勋章，这是中国诗人得到的第一个国外文学艺术的最高级大奖。其诗作《我爱这土地》被选入人教版中学语文教材（九年级下学期）。《北方》被选入苏教版必修三语文书。另外，他的诗作《太阳的话》也被选入人教版小学四年级下册语文北师大版教材。
　　其子为当代著名艺术家艾未未。
　　1996年5月5日凌晨4时15分艾青因病逝世，享年86岁。

      3129.艾青文学生涯
　　艾青1928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国立杭州西湖艺术院。1929年在林风眠校长的鼓励下到巴黎勤工俭学，在学习绘画的同时，接触欧洲现代派诗歌。比利时诗人凡尔哈仑给他的影响最大。1932年创作第一首诗《会合》，此诗以笔名“莪伽”发表于同年七月出版的《北斗》第2卷第3、4期合刊。
　　1932年5月回到上海，加入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并组织春地画社。7月，被捕入狱，在狱中翻译凡尔哈仑的诗作并创作了名篇《大堰河——我的保姆》。接着创作了《芦笛》《巴黎》等。
　　1935年10月，经保释出狱。1937年抗战爆发后到武汉，写下《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1938年初到西北地区，创作了《北方》等著名诗篇。同年到桂林，任《广西日报》副刊编辑，又与戴望舒合办诗刊《顶点》，此间较重要作品有《诗论》。
　　1940年到重庆任育才学校文学系主任，不久赴延安，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工作。此时代表作有《向太阳》等。1944年获模范工作者奖状，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共产党党员。
　　1945年10月随华北文艺工作团到张家口，后任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领导工作，写有《布谷鸟》等诗。
　　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到黑龙江农垦农场劳动，1959年转到新疆石河子垦区。1979年彻底平反后，写下《归来的歌》《光的赞歌》等大量诗歌。

      3130.艾青生平经历
      幼年时期
　　艾青于1910年阴历2月17日生于浙江金华的一个地主家庭。母亲生他时难产，生了三天三夜，一个算卦的又说他是“克父母”的，因此他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甚至不许他叫父母为“ 爸爸妈妈”，只能叫“叔叔婶婶”。由于家里不喜欢这个“克父母”的婴儿 ，就托付给大堰河收养，然而这个妇女却十分疼爱他。
      学生时期
　　1910年出生于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畈田蒋村的一个封建家庭。自幼由一位贫苦农妇养育到5岁。
　　1917年就读于金师附小
　　1928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国立杭州西湖艺术院。
　　1928年在林风眠校长的鼓励下到巴黎勤工俭学，在学习绘画的同时，接触欧洲现代派诗歌。比利时诗人凡尔哈仑给他的影响最大。
      国统区时期
　　发表作品
　　1932年初回国，在上海加入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从事革命文艺活动，不久被捕，在狱中写了不少诗，其中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发表后引起轰动，一举成名。
　　1933年第一次用艾青的笔名发表长诗《大堰河———我的保姆》，感情诚挚，诗风清新，轰动诗坛。以后陆续出版诗集《北风》、《大堰河》（1939）、《火把》（1941）、《向太阳》（1947）、《黎明的通知》《欢呼集》《宝石的红星》《春天》等，笔触雄浑，感情强烈，倾诉了对祖国和人民的情感。解放后的诗集有《欢呼集》、《光的赞歌》等。
　　1935年出狱，翌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大堰河》，表现了诗人热爱祖国的深挚感情，泥土气息浓郁，诗风沉雄，情调忧郁而感伤。抗日战争爆发后，艾青在汉口、重庆等地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任《文艺阵地》编委、育才学校文学系主任等职。
　　从1936年起，艾青出版诗集达20部以上，还著有论文集《诗论》《新文艺论集》《艾青谈诗》，以及散文集和译诗集各1本。他的作品被译成10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艾青是继郭沫若、闻一多等人之后又一位推动一代诗风、并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诗人，在世界上也享有声誉。
      解放区时期
　　担任主编
　　1941年赴延安，任《诗刊》主编。他在遍地抗日烽火中深切地感染到时代的精神，汲取了诗情，抗战期间成为他创作的高潮期，出版了《北方》《向太阳》《旷野》《火把》《黎明的通知》《雷地钻》等9部诗集。诗作倾诉着民族的苦难，歌颂了祖国的战斗，渗透着时代气氛，笔触雄浑，气势壮阔，情调奋发昂扬，到了延安以后，创作风格所起的明显变化。抗战胜利后任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副院长，负责行政工作。
      新中国以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艾青担任《人民文学》副主编、全国文联委员等职。著有诗集《宝石的红星》《黑鳗》《春天》《海岬上》。
      1948年以后发表了《在浪尖上》《光的赞歌》《古罗马的大斗技场》等二百余首诗作。出版了《艾青选集》等。另有论文集《诗论》《论诗》《新诗论》等著作。
　　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曾赴黑龙江、新疆生活和劳动，创作中断了二十余年。直到1976年重又执笔，出现了创作的另一个高潮。
      改开放后
　　作家协会副主席
　　1979年平反后，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国际笔会中心副会长等职，出访了欧、美和亚洲的不少国家。创作有诗集《彩色的诗》《域外集》，出版了《艾青叙事诗选》《艾青抒情诗选》，以及多种版本的《艾青诗选》和《艾青全集》。诗集《归来的歌》和《雪莲》曾获中国作家协会全国优秀新诗奖。
　　1985年，获法国文学艺术最高勋章，这是中国诗人得到的第一个国外文学艺术的最高级大奖。其诗作《我爱这土地》被选入人教版中学语文教材（九年级下册）。《北方》被选入苏教版必修三语文书。《我的思念是圆的》被入选苏教版七年级上册语文书。《大堰河——我的保姆》被选入人教版必修二语文书。另外，他的诗作《太阳的话》也被选入小学六上语文教材。

      3131.艾青个人作品
      作品列表
　　《大堰河——我的保姆》（诗集）1936，上海群众杂志公司
　　《我爱这土地》 （诗集） 1938.11.17
　　《北方》（诗集）1939（自费印出）；1942，文生
　　《他死在第二次》（诗集）1939，上杂
　　《向太阳》（长诗）1940，海燕读书
　　《吴满有》（长诗）1943，新华书店；1946，作家书屋
　　《黎明的通知》（诗集）1943，文化供应社
　　《愿春天早点来》（诗集）1944，桂林诗艺出版社
　　《雪里钻》（诗集）1944，新群
　　《献给乡村的诗》（诗集）1945，北门
　　《释新民主主义的文学》（理论）1947，香港海洋书屋
　　《走向胜利》（诗集）1950，文化工作社
　　《新文艺论集》1950，群益
　　《欢呼集》（诗集）1950，北京新华书店；1952，人文
　　《艾青选集》1951，开明
　　《新诗论》1952，天下
　　《宝石的红星》（诗集）1953，人文
　　《艾青诗选》1955，人文
　　《黑鳗》（长诗）1955，作家
　　《春天》（诗集）1956，人文
　　《海岬上》（诗集）1957，作家
　　《苏长福的故事》（报告文学）署名纳雍，1960，新疆人民
　　《归来的歌》（诗集）1980，四川人民
　　《艾青叙事诗选》1980，广东人民，1984，花城
　　《海恋花》（散文集）1980，四川人民
　　《艾青选集》1980，香港文学研究社
　　《彩色的诗》（诗集）1980，江苏人民
　　《抒情诗选一百首》1980，香港时代图书公司
　　《艾青诗选》1982，外文
　　《艾青谈诗》（理论）1982，花城
　　《落时集》（诗集）1982，浙江人民
　　《艾青抒情诗选》1983，文联
　　《雪莲》（诗集）1983，黑龙江人民
　　《域外集》（诗集）1983，花山
　　《艾青》（综合集）1983，人文
　　《艾青短诗选》1984，花城
　　《绿洲笔记》（散文集）1984，四川人民
　　《启明星》（诗集）1984，百花
　　《艾青论创作》1985，上海文艺
　　《艾青选集》(1-3册）1986，四川文艺
　　《艾青诗选》1997，人文
　　《我的思念是圆的》
　　《下雪的早晨》
　　《春》
　　《太阳的话》
　　《我爱这土地》选入2012版人教版7年级下册第5课
　　《树》
　　《大堰河——我的保姆》选入语文人教版八年级第5课
　　《于江》（未出版）

      3132.艾青提名诺贝尔奖始末
　　自从1938年赛珍珠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中国籍作家（赛珍珠生前曾加入中国国籍）再也没有获此殊荣；不过，获过提名的倒是有好几位，老舍、沈从文、林语堂、艾青、北岛、钱钟书、巴金、王蒙和李敖等。关于艾青被提名一事，由于他本人比较低调，坊间流传不多，以至于连文学界的很多人都不知道有这回事。诸多版本的艾青传记也都没有片言只语谈及此事。据笔者目前所知，艾青被提名开始于1984年。
　　民间呼声
　　周红兴在其写于1987年的《艾青传》中说：“现在，一些有识之士，如西班牙的戈麦斯，巴西的亚马多，澳门的官龙耀，或撰写文章，或发表演讲，一致呼吁，诺贝尔文学奖应当发给艾青！”澳门的官龙耀曾在《澳门杂志》第一期即创刊号上发表大标题文章《提名中国大诗人艾青为诺贝尔奖候选人》（原文为英文，谭炳铨译），文章洋洋洒洒，以生动而不乏感情色彩的文字，介绍了艾青的历史和近况，最后说：“艾青是世界性人物，他使最古老的文化能与全世界亲切地汇合……我们认为艾青适合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此文之写作艾青应该是知情的，因为里面有艾青提供的照片。
　　我不知道巴西的亚马多提名艾青之事，但我知道苏联作家协会理事费德林曾经在北京说，苏联文学界推荐艾青为诺贝尔奖的候选人，并为此而作出自己的努力。阿尔弗雷多·戈麦斯·吉尔正是提名艾青为诺奖候选人的第一人，也是最为积极者，曾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投书寻求声援，从而引起中央领导层的重视。

      3133.关于艾青，外国作家上书胡耀邦
　　最近，艾青夫人高瑛女士在翻找研究资料时，偶然在一本艾青读过的书中发现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给胡耀邦的一封信的部分抄件。这部分是专门关于提名艾青一事的。
　　文中写道：“耀邦同志：……我想提议提出巴金、艾青两人作为我们的代替人选，这样似乎更机动而适当。艾青在艺术上的成就和他在国际文艺界的声誉决不逊于巴金，其被接受的可能甚至还略多些。”此外还说这样“对艾青也公道些”，落款上的时间是“8月15日”。
　　抄件上还附了胡耀邦8月17日批的原话：“同意，会议上议一议。”笔者感兴趣的是信中所透露的一些资讯和观点，以及与此相关的问题，尤其是当时的语境。如，胡乔木是在什么情况下在此信中跟胡耀邦讨论此事的？胡乔木为什么要说“对艾青也公道些”？
　　此事还得从阿尔弗雷多·戈麦斯这位热情的西班牙好事者说起。此人是汉学家、翻译家、文化活动家，是艾青的粉丝——给艾青写信的抬头用的是“十分崇敬”这样的字眼。他曾来北京，拜访过艾青。在那之前，他曾把艾青的作品翻译成了西班牙文。见到心仪已久的艾青，他无比激动。此人比较有心计，他把跟艾青的谈话记录了下来，寄给了很多地方的很多人。
　　在他1985年3月3日写给艾青的信中说：“我们的会谈纪要在西班牙乃至西班牙美洲（指拉丁美洲——笔者按）已经广为流传并被人复制。”同时，他在西班牙乃至欧洲卖力地宣扬艾青，“今年5月我要在西班牙组织一次中国文化周，中国大使馆将从马德里来此主办。我将就您举办一次讲话（我已在这里作过三次报告，在欧洲也作过若干次）。”他到底翻译了艾青的哪些作品？又是如何宣传艾青的？可惜我不懂西班牙语，暂时无从搜寻有关原始资料进行考证。
　　在同一封信中，戈麦斯说“去年我曾向瑞典皇家学院的提名没有得到中国官方的支援，倘若我得到了支援与合作，中国很可能已经有了一个诺贝尔获奖者”云云。这表明，早在1984年艾青就被他提名了，他的理由有两个。一是他对艾青的崇拜和艾青被公认的成就，他说：“凭良心和公正地说，我认为——同我的许多同行和国际上的评论家们一样——没有人比您更配得到它。”二是他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的热爱。“如果您获得这项奖的话，对于我无限热爱的了不起的中国人民来说，也是一个极高的荣誉，同时对其优秀的文化也是一个公正的裁决。”
　　戈麦斯还曾把这份纪要寄给了胡耀邦，他在信中说：“我将会谈纪要寄给胡耀邦主席和《北京日报》的出版人，并且告诉他们，您已成为诺贝尔奖的被提名者。”大概在给胡寄材料时，他还附了一封信，里面涉及到了提名艾青的事。
　　胡没有亲自回信，而是把他的信转交给了中国作家协会，时任作协书记邓友梅给他回信说：“胡耀邦总书记收到了你的来信，他非常感谢你对中国人民、中国作家的热情和友谊，但是此事不属于党的总书记管辖的范围，便将来信转到了中国作家协会，因为这是我们职责内的事情。”
　　关于艾青被提名一事，邓信是这样说的：“诺贝尔奖委员会曾数次来函征求意见，要我们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我们也曾认真地向诺贝尔奖提名著名作家巴金和著名诗人艾青为候选人，并将他们的一些著作（已译成英文和法文）寄去供他们研究。因此，你所从事的工作同我们是不谋而合的。”
　　戈麦斯在1985年3月3日给艾青的信中抱怨说，他提名艾青“没有得到中国官方的支援”，邓信写于5月9日，是对戈麦斯的反驳：中国官方是支援的，而且已经落实到了积极具体的行动，艾青没有获奖，责任不在中国政府。的确，每年获得提名的作家很多，评奖的程式也相当复杂，不是戈麦斯一厢情愿的事。连诺奖评委都不敢说他推荐谁谁就能获奖。不过，戈麦斯作为西班牙人的热心和信心可以理解，也值得嘉许。退一万步说，诺奖是民间奖，不是官方奖。以笔者之寡陋，从未曾听说诺奖的评选要征得候选人所在国政府的表态。戈麦斯不免有一点点向艾青邀功的嫌疑。

      3134.胡乔木为艾青鸣不平
　　胡乔木给胡耀邦的信只标了月日，没有年份。高瑛女士推断是1985年，笔者推断是1984年。5月9日邓友梅既然已经说巴金和艾青为候选人，作为邓的上司的胡乔木怎么可能到了8月15日还在向党的最高领导“提议提出巴金、艾青两人作为我们的代替人选”？这不符合程式和逻辑。事实上，双人选正是8月18日胡耀邦等最高领导在开会时讨论的结果。
　　事情的经过大概是这样的：1985年5月之前，或者甚至早在1984年，诺奖委员会曾数次来函征求中国作家协会的意见，要作协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一开始中国定的候选人可能就巴金一个人。1984年，戈麦斯向诺奖委员会提名艾青。中国得知消息后，上层非常重视，经过胡乔木和胡耀邦等的讨论决议，将候选人名单扩展为两人。如果以艾青直接取代巴金，是对巴金的不敬和伤害；且不说，当时巴金贵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国际笔会中国中心会长等，他本身在文坛的资历也比艾青早一个年代呢。
　　美国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提名委员会（其实是在美的华人作家组成的一个提名机构）曾推选巴金角逐西元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他们虽然与中国作家协会关系比较密切，有时还遥相呼应；但由于官方的保密工作一向做得扎实，他们未必知道巴金早在1980年代中期就获中共中央提名诺奖候选人的事儿。
　　胡乔木对艾青的赏识肇端于1940年代，而且可能是受了毛泽东的影响。现存的1944年5月27日毛泽东致胡乔木函，提及艾青《秧歌剧的形式》一文：
　　乔木：
　　此文写得很切实、生动，反映了与具体解决了年来秧歌剧的情况和问题，除报上发表外，可印成小册，可起教本的作用。最好把文尾附注移至文前，并稍为扩充几句，请与作者商酌。
　　毛泽东
　　5月27日
　　胡乔木把毛泽东的意见转告给了艾青，并帮助艾青修改了文稿。“对艾青也公道些”云云显示了胡乔木在为艾青鸣不平，作为一名来自解放区的作家，艾青在解放后所受的待遇并不高，在文学界他的地位尚可：中国作协副主席和国际笔会中国中心副会长。但在政治界，他只是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或许，在胡乔木看来，以“艾青在艺术上的成就和他在国际文艺界的声誉”而论，他理应得到更好的安排。艾青虽然在延安呆过，但与胡乔木关系并不密切，胡乔木与艾青和巴金两人的关系都不近不远，他的态度应该说还是不偏不倚。
　　北 塔（据《中华读书报》）

      3135.艾青感情生活
　　1935年，25岁的艾青听从父母之命，与张竹茹结婚。1936年，艾青在常州武进女子师范当国文老师，与女学生韦嫈（真名张月琴），即艾轩的母亲相识、相爱。1939年，29岁的艾青与18岁的韦嫈结婚，相继生下女儿艾清明、儿子艾端午。1947年，艾轩在河北深县小李庄出生。
　　1955年，艾青与韦嫈离婚，艾轩和姐姐艾清明、哥哥艾端午判给了父亲，妹妹艾梅梅则归母亲抚养。同年，艾青与刚调到中国作家协会的高瑛相识。1956年3月27日，艾青与高瑛结为夫妻。
　　其子为当代著名艺术家艾轩、艾未未及作家艾丹。
　　认识艾青之前，高瑛爱艾青的诗；认识艾青之后，她更爱艾青这个人。艾青为人真诚，从不装腔作势，更不会说假话，高瑛说：“他比我还要真实。”艾青认识高瑛后，也为高瑛的率真、美丽所打动。高瑛是一个要强的人，天真、幼稚，不隐瞒任何事情。她的典雅独特的气质，使艾青深深地爱上了她，并开始追求她。
　　那时，艾青同韦荧感情已经破裂。
　　高瑛已有过一次婚姻，但并不幸福。
　　于是，共同的遭遇使他们相爱了，走到了一起。当时，高瑛比艾青小23岁，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带着两个孩子，高瑛走进了艾青的生活中，四口人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
　　1956年3月27日，既是艾青的生日，也是他同高瑛结婚的日子。尽管在这之前，艾青在文艺界已开始遭到批评，但深深爱着艾青的高瑛毅然决定宣布他们的婚事。
　　然而，艾青和高瑛谁也没有想到，一场运动正在向他们逼近，他们爱情与婚姻的序幕，正是苦难生活的开端，并从此决定了他们将相依相伴熬过最苦难的岁月。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了。
　　丁玲等被打成“反党集团”。
　　作为丁玲的朋友，艾青想不通。虽然他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没有任何攻击党的言论，虽然他只是说了“丁玲并没有反党嘛，她并没有跟国民党走嘛，还是到了延安，跟着共产党走嘛。”他也只在作家协会的党组织生活会上说过“不要一部分人总是整人，一部分人总是被整”的话。所以，艾青只是替丁玲说过话，他只是对文艺界的宗派主义发过牢骚。但他说的是真话，说真话的后果是：被责令检查，接着是一顶“大右派”的帽子，随着是一连串的惩罚：
　　1957年12月被开除出党；
　　1958年4月被撤消一切职务。
　　这还不算，艾青一家人的厄运才开了个头。
　　作为“大右派”的妻子，高瑛开始受到迫害。单位有人找高瑛谈话，想通过她来检举、揭发艾青等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
　　但高瑛什么也交代不出来，她写道：“最近，我因为生孩子，不知道这个情况……”有人还不死心，想逼她就范。
　　一天， 单位通知高瑛开会，到了会场，高瑛才知道是团总支大会。人很多。
　　主持会议的人说：“今天这个会，是专门欢迎高瑛同志勇敢地站出来，同‘丁陈反党集团’划清界限，勇敢地检举揭发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的。”
　　听到这话，高瑛只觉脑子一片空白，耳中嗡嗡作响，她完全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啊，她怎么可能出卖自己心爱的丈夫，而且真的从来没有听到过什么反党言论啊。安静下来后，高瑛发言说：“我首先声明，我不知道今天这个会是专门为我开的。我虽然生活在他们中间，但我确实没有看到和听到他们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所以，我没法揭发。”
　　会场一下乱起来，不少人冲着高瑛大喊大叫，各种难听的话迎面而来。
　　高瑛思绪万千。她从小就参加了革命。党教育她实事求是，不能诬陷好人，也不包庇坏人。她没法和艾青划清界限，更不能和艾青离婚。“为了纯洁团的组织，我自动提出退团。”高瑛的决定，令大会所有的人目瞪口呆。但她说完就站起来，头也不回地逃离会场直奔家里。
　　回到家中，高瑛抱着艾青大声痛哭：“艾青，我是从会场上逃出来的。”望着伤心的妻子，艾青深感内疚：“高瑛啊，跟着我，让你受苦呵！”
　　“你上刀山下火海，我都跟着你；你到哪儿，我就到哪儿。我什么也不怕，要死，咱们死到一块。”高瑛说。
　　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艾青濒于崩溃。他想不通：自己被打成右派，简直是笑话！我怎么可能反党反社会主义，怎么可能成为右派？
　　看到报纸上赫然显示的“反党集团”名单中自己的名字，艾青的精神绝望了，不禁失声痛哭，他有太多太多的委屈啊。
　　一天半夜，艾青突然从床上蹦起来，手击拍着墙，一边大喊大叫：“你说我反党吗？你说我反党吗？”一边用头撞击墙面。高瑛看到丈夫被折磨得精神失常的样子，泪只能往心里流，她一把抱住艾青，抚摸着他的头，像哄小孩似的说：“没事了，没事了，你这是做梦。”清醒过来的艾青，抱着高瑛哭道：“高瑛呵，做人太难了，我真想去做鬼！”
　　在那个艰难的岁月里，高瑛以她女性特有的爱心和细心，在关怀爱护着一个诗人。
　　她带艾青去劳动人民文化宫，去看那些老人们下棋；
　　她陪着艾青去中山公园，去看各种花卉。
　　一次，他们刚坐上一辆三轮车，神志恍惚的艾青，便用手去打车夫的屁股，大喊道：“你说我反党吗？你说我反党吗？”
　　三轮车夫很恼火：“你这同志怎么打人呢？”
　　高瑛赶忙解释：“对不起，他精神不好，我多付给你车费，快走！”一边安慰艾青：“我们看花去了看花去了。”
　　从那以后，为了不再让艾青的精神受到刺激，每天早上，高瑛就站到门口去等报纸，收到报纸后，他总要先检查一番，凡有“反党集团”和“右派”之类字样的报刊杂志，就赶紧扔进垃圾箱里——在那血雨腥风的年代，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女性，就是这样，用坚贞的爱情支撑着瘦小的身体，使自己站成一道墙，为诗人遮着风、挡着雨……

      3136.艾青人物评价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出版的诗集有《大堰河》《北方》《他死在第二次》《向太阳》《献给乡村的诗》《反法西斯》《旷野》《黎明的通知》《雪里钻》等，咏叹民族命运，呈现出忧郁、感伤逐渐转向悲壮、高昂的诗风。在诗学上受凡尔哈仑等外国现代诗人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他直接表现新生活及建设者的诗作，疏离已有的艺术个性，显得平淡，但保持着原有诗思的格局。取材域外的《维也纳》《南美洲旅行》《大西洋》等，写实与象征互渗，想象和感受独到，为当时的出类拨萃之作。
　　20世纪70年代末复出后，他诗思如涌，《光的赞歌》《古罗马的大斗技场》等属精心构撰的长诗，大量篇什短小精悍，主题接续三四十年代渴求光明、真理的情思线索，并有大幅度延伸，更为深沉、凝重、睿智，注重在具体物象中把握超越物象的意蕴，走向象征。
　　朴素、凝练、想象丰富、意象独特、讲究哲理，是艾青诗歌的一贯特点。
　　艾青的作品一般是描写太阳、火把、黎明等有象征性的事物，表现出艾青对旧社会的黑暗和恐怖的痛恨以及对黎明、光明、希望的向往与追求。
　　从诗歌风格上看，解放前，艾青以深沉、激越、奔放的笔触诅咒黑暗，讴歌光明；建国后，又一如既往地歌颂人民，礼赞光明，思考人生。他的“归来”之歌，内容更为广泛，思想更为浑厚，情感更为深沉，手法更为多样，艺术更为圆熟。建国后出版的诗集有《欢呼集》《宝石的红星》《海岬上》《春天》《归来的歌》《彩色的诗》《域外集》《雪莲》《艾青诗选》 《鱼化石》等。艾青以其充满艺术个性的歌唱卓然成家，实践着他“朴素、单纯、集中、明快”的诗歌美学主张。

      3137.《小二黑结婚》
      《小二黑结婚》抗日战争时期，民主根据地刘家峧村的青年队长、杀敌英雄小二黑，与本村俊美聪慧的姑娘小芹相爱。但因违背了封建迷信思想严重的父母亲的意志，遭到了各自家长二诸葛和三仙姑的强烈反对。其时，担任村干部的流氓恶棍金旺，亦凭借手中职权，兴风作浪，罗列罪名，趁火打劫，对小二黑和小芹进行残酷迫害，几乎使这对恋人的爱情夭折。后由抗日民主区政府区长出面支持，经过一番斗争，惩办了流氓恶棍金旺，教育了封建愚昧的落后群众，此时的二诸葛和三仙姑也表示支持儿女的婚事。至此，这对追求婚姻自主、向往美好生活的情侣，终于如愿以偿。

      3138.《小二黑结婚》创作历程
　　1943年，在中共北方局从事抗日宣传工作的赵树理在奉命深入辽县（今山西左权县）农村搞调研时，听到了一对青年男女岳冬至和智英祥在追求自由恋爱的过程中，由于受到双方父母等的阻挠，以致岳冬至被人打死的悲剧故事。于是，自小就生长在山西这片沃土上，有着深厚生活积淀的赵树理即以此为原型，很快创作出一部鞭挞封建思想、赞扬婚姻自主的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
　　赵树理首先将这部小说手稿送给北方局秘书长兼党校教务主任杨献珍审阅。杨献珍读后，认为这是一部通俗活泼、格调清新的好作品，便将它推荐给了在北方局妇委会工作的浦安修。
　　作为八路军副总司令兼中共北方局代理书记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在工作之余，还有一项为丈夫搜集、提供好书的特殊任务。在那个好书匮乏的年代，当彭德怀一见到《小二黑结婚》，便喜不自禁地与妻子连夜拜读，仅用一个晚上就看完了，并拍案叫绝，大为赞赏。根据彭德怀的意见，浦安修立即向太行新华书店负责人建议尽快出版该书，并特别强调彭德怀和杨献珍是如何如何的欣赏、重视该书。但过后却迟迟不见结果。
　　于是，杨献珍和浦安修将此事向彭德怀作了汇报，以求支持，彭德怀便当面为该书题词：“像这样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作品还不多见。”并特别解释说是他着眼于“调查研究”的题词或许能起点作用，对于不懂文艺的自己来说，这是头一次如此“班门弄斧”，但愿也是最后一次。尔后，彭德怀又专门请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部长李大章将自己的题词转交给太行新华书店。这样，《小二黑结婚》很快于同年秋季顺利出版了，它的扉页上就印着彭德怀的题词。这部雅俗共赏、风格独特的小说一下子就引起了轰动，不仅在太行区发行了数万册，而且还被当地老百姓改编成很流行的秧歌剧到处演唱。赵树理因此一举成名，《小二黑结婚》也成为我国解放区文艺创作的代表作之一。

      3139.《小二黑结婚》小说塑造了三组各具特色的人物。
　　A.新型农民的典型：小二黑和小芹。
　　他们是解放区新时代农民的典范，他们“敢于斗争，主要表现掌握自己的命运”。譬如：坚决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大胆地自由恋爱。当二诸葛为儿子收留了一个八、九岁的女孩作童养媳时，小二黑含糊地说；“您愿意养，你就养若，反正我不要”。当三仙姑要将小芹嫁给—个旧军官做续弦时，小芹坚决反对，并明确表示说：“我不管，谁收了人家的东西，谁跟人去”。两人在斗争中，自由恋爱结婚，反对封建迷信。小二黑原先也跟他爹二诸葛学些算卦之类的事，后来在事实面前逐渐清醒，开始厌恶，反对父亲的迷信行为。小芹也对她母亲的弄神行为不予理睬，反对恶势力。当恶势力金旺、兴旺利用被窃取的职权设下圈套，斗争小二黑和小芹时，他们毫不示弱，敢于面对面地以理抗争，并在党和民主政府的支持下，克服了自身的旧思想和旧道德，树立了新的思想道德，新的思想愿望，最后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B.落后农民的典型；二诸葛、三仙姑。
　　他们由于深受封建思想的毒害，既不明白自己受苦的根源，又无力改变自己的生活地位，便养成了落后、守旧、自私、迷信的性格。二诸葛迷信思想很重，“抬脚动手都要论一论阴阳八卦，看一看黄道黑道”；包办儿子的婚姻，给小二黑找了个12岁的童养媳；在恶势力的面前不分是非，软弱屈从，只会哀求“恩典恩典”。三仙姑好吃懒做，用迷信唬弄人，装神弄鬼骗取钱财；包办婚姻，给小芹找了旧军官；心理“变态”，讲究不合时宜的穿戴打扮，对小二黑和小芹表现出一种极不正常的心理和感情。两个落后农民，他们的思想都与新的时代格格不入，但他们毕竟是受封建毒害的善良农民，他们的思想也是可以改造的。在作品的结尾，三仙姑改变了打扮撤去了香案，二诸葛也收起了八卦。
　　C.封建恶势力的代表：金旺、兴旺。
　　金旺兄弟利用农村新政权的稚嫩和农民的保守思想摄取了基层政权的职位，为非作歹兴风作浪，调戏小芹，非法斗争和捆绑小二黑和小芹，把持乡村政权。但最终他们还是逃不出人民政权的惩罚。

      3140.《小二黑结婚》作者
      赵树理（1906年9月24日－1970年9月23日），原名赵树礼，山西沁水县尉迟村人，中国现代小说作家，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中国文联常务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曲艺协会主席，在文革中成为“周扬树立的黑标兵”，遭到长期的批斗，1967年1月8日《光明日报》发表《赵树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标兵”》，被押著游街示众，曾被打断肋骨，又在批斗台上被推下，跌断髋骨，1970年6月23日被“隔离审查”，9月17日继续接受批斗，9月22日病危，9月23日凌晨两点四十五分被迫害致死，终年64岁。

      3141.赵树理人物简介
　　赵树理（1906—1970），山西省沁水县人，出身贫农家庭。他从小参加生产劳动，过着被剥削的艰苦生活；很小就喜爱民歌、民谣、鼓词、评书和地方戏曲，还是八音会（晋东南的一种农民自乐班）里摆弄各种乐器的好手。这些经历，对于他通晓农业生产和北方农村的生活习俗，熟悉农民的文化风尚和艺术爱好，培育自己创作的大众风格，提供了有利条件。一九二五年他进入长治省立第四师范学习，从创造社、文学研究会创办的刊物中接受了“五四”新文学的影响。后来还受到一九二八年兴起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鼓舞。
　　由于反动当局的迫害，他被迫离开学校，长期过着飘泊不定的流浪生活。从一九三一年起，他为太原一些报纸副刊写作小说等多种形式的作品。那时，他已深感“中国当时的文坛太高了，群众攀不上去，最好拆下来铺成小摊子。他立志要把自己的作品先挤进《笑林广记》、《七侠五义》里边去”（注：陈荒煤：《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人民日报》（晋冀鲁豫版），1947年8月10日）。他开始写作文字通俗，识字不多的农民能看懂，不识字的能听懂的作品，创作了《铁牛的复职》、《蟠龙峪》等小说，并且发表过文艺大众化的主张。早在这个时候，他已经选择了一条与很多作家有所不同的文学道路。他的意见在当时没有得到响应与支持，所写的作品也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几乎全部失散了。虽然如此，它们作为摸索和试验，为以后的成功积累了有益的经验。正如周扬后来指出的那样：赵树理是作为“一个在创作、思想、生活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进入文坛的（注：《论赵树理的创作》，原载1946年8月26日延安《解放日报》，后收入《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
　　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后，赵树理参加革命工作。一九四一年到华北党校，专门做通俗文化工作。此后，他在编辑《黄河日报》（太南版）副刊、《中国人》报、《新大众报》时，写作了大量小说、小戏、快板和其他通俗文章。他还参加农村剧团的编导工作，跟随剧团深入群众。一九四三年五月，赵树理完成了著名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彭德怀同志为该书的出版题词：“象这样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十月，他又创作了被誉为“解放区文艺的代表之作”的《李有才板话》。一九四五年冬，写成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与此同时，还写了许多优秀的中、短篇小说，如《孟祥英翻身》、《地板》（一九四四）、《福贵》（一九四六）、《小经理》、《邪不压正》（一九四八）、《传家宝》、《田寡妇看瓜》（一九四九）等。
赵树理
　　在短短几年间，赵树理就以积极贯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并最早取得丰硕的成果，而受到人们的热情赞扬。一九四六年八月，郭沫若和周扬分别在上海和延安发表文章，推荐赵树理和他的作品。郭沫若评论《李有才板话》话：“我是完全被陶醉了，被那新颖、健康、简朴的内容和手法；这儿有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意义，新的作风，新的文化，谁读了我相信都会感着兴趣的。”（注：郭沫若的《板话及其他》，1946年8月16日上海《文汇报》副刊《笔会》）一九四七年七月，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召开会议，号召文艺创作向赵树理方向迈进。八月，边区政府以唯一的文教作品特等奖授予赵树理的小说。赵树理成了解放区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被迅速翻译介绍到国外。从长期默默无闻，到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不只是他个人不懈努力的成果，还鲜明地标志着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革命文学运动从指导思想、读者对象到作品内容各个方面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

      3142.赵树理作品影响
　　当赵树理在解放区的文坛上崭露头角，他的《小二黑结婚》等通俗小说尚未引起知识分子圈子中作家充分认可时，作为共产党文艺政策发言人的评论家周扬就敏锐地指出：“赵树理，他是一个新人，但是一个在创作、生活、思想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就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这种评价包含有对特定历史条件下文艺发展的一种展望，赵树理被解释为一种新型文学方向的代表，是能体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提出的文艺路线的典范。由于赵树理的创作顺应了大众化的文艺方向，这种“方向性”的提倡对整个解放区文学乃至五六十年代的文学，都影响巨大。由于赵树理作品与中共其时对文学的要求契合无间，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解放区”文学界对赵树理进行了大力推崇，甚至一度还提出了“赵树理方向”的口号。
　　赵树理全身心投入到为农民写作之中，被誉为描写农民的“铁笔”、“圣手”，是迄今为止写中国农民最为成功的作家。不论是在硝烟弥漫的四十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的五六十年代，赵树理的小说创作，都真实地表达了农民的愿望和心声。他既有丰富的乡村生活经验，又经受了“五四”新思想的洗礼；他既懂得农民的心理和感受，又了解农民的阅读水平和审美情趣。从中国文学发展的角度看，还没有哪一位作家像他那样，汲取着民间文化的养分，站在现实的立场，以民间的情怀，一心为农民写作。赵树理在表现农民的愿望和心声的同时，也深入地表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的作品也就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印记。正是从这里，我们可以省察到赵树理的小说对于当代文学创作的意义。

      3143.赵树理主要作品
　　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
　　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
　　短篇小说：《登记》、《孟祥英翻身》、《锻炼锻炼》、《小二黑结婚》、《传家宝》、《铁牛的复职》、《地板》、《福贵》、《田寡妇看瓜》、《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
　　另写有评书、鼓词、剧本、评论等。他的创作已结集为《赵树理文集》和《赵树理文集续编》出版。

      3144.赵树理人物结局
　　赵树理惨死的前前后后
　　1966年7月1日，《红旗》杂志公开载文污蔑周扬是“文艺黑线”的“祖师爷”、“总头目”，预示着受周扬赞誉的赵树理在劫难逃。
　　对赵树理的批判始于1966年夏，当时他在山西晋城县挂职担任县委副书记。7月20日、7月21日，由晋东南地委书记等署名，接连贴出两张大字报，对赵树理进行全面“揭发”评判。8月8日，山西省委宣传部召开座谈会，说赵树理是“周扬黑帮”树立的“标兵”。从此，开始了对赵树理的公开评判。
　　山西晋城师范学校的红卫兵首先批斗赵树理，他们采用当时最时髦的“喷气式”姿势，把赵树理押到会场，给他戴上高帽，挂上大牌子，上面写着打红叉的“黑帮分子赵树理”。不料赵树理上台之后竟一把摘下大牌、高帽，把它们搁下台去，然后昂然挺直了腰。这自然激怒了造反派。“革命小将”分成三班，昼夜不停地跟赵树理“拼刺刀”（比喻激烈的辩论）。不久，对赵树理的批斗再度升级，他被“揪回”太原。
　　太原的造反派抢着批斗赵树理。一次批斗会上，一个造反派居然把赵树理从主席台上拉下来，朝他胸部拳打脚踢，赵树理的肋骨被打断，肺叶被折骨戳穿。1969年，赵树理再次被“揪回”晋城批斗。在一次批斗时，赵树理被人推下桌子，髋骨被摔断，直不起身子。从此，赵树理残废了，生活不能自理。
　　1970年6月，山西省成立了“赵树理专案组”，赵树理被押入省高级法院军管组，进行隔离审查。赵树理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被打断的肋骨，摔断的髌骨因为是“反动作家”而得不到有效治疗，发炎化脓，引起了肺部感染。他患了肺气肿，连呼吸都十分困难。
　　1970年9月17日，山西省革委会又召开批斗赵树理的大会。会前有人说：“赵树理病势沉重，已经不能动弹。”但一个青云直上的掌权者说：“他动不了，爬也要爬到会场去。”已奄奄一息的赵树理被架着来到太原湖滨会场接受批斗。因他实在站不住，造反派在台上放一张桌子让他双手撑着。过了半小时，他终于支持不住了，一头栽倒在地。
　　1970年9月20日，赵树理开始拒绝进食。9月22日下午，牢房里的赵树理突然浑身颤抖，双手乱抓，口吐白沫，嗓子里“呼噜”作响。经专案组批准，他被送到医院。9月23日凌晨2时45分，离他64岁生日仅差一天，赵树理告别了他热爱的人生，也脱离了无边的苦海。1978年，赵树理的冤案被平反。 （文∕赵魁元《文史参考》）

      3145.赵树理迫害致死
　　风暴乍起——赵树理与周扬绑到一块
　　1966年7月1日，《红旗》杂志公开载文诬蔑周扬是“文艺黑线”的“祖师爷”、“大红伞”、“总头目”，预示着受周扬赞誉的赵树理在劫难逃。
　　1943年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和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相继发表，在解放区引起极大反响，赵树理一举成名。小说不仅销售量大，还有数以百计的剧团将《小二黑结婚》搬上舞台。
　　赵树理成为边区最出名的人物之一。曾到过边区访问的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甚至这样说，赵树理“可能是共产党地区中除了毛泽东、朱德之外最出名的人了。”
　　与众多读者的反响相比，文艺界却有些冷淡。在当时的《新华日报》（华北版）上，还刊发了一篇批评文章。
　　周扬是发现赵树理的伯乐。1946年，周扬到晋察冀解放区担任宣传部长。6月，他在张家口编印了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准备带往上海，这使他有机会审阅了赵树理的全部创作。这位很有眼光，善于掌握文艺界气候的理论家，撰写了《论赵树理的创作》，高度评价赵树理。
　　周扬对赵树理的评价，不仅是他个人的看法，也代表着中共文艺界领导对赵树理创作风格的肯定。之后，赵树理的创作还得到了郭沫若、茅盾等的高度赞赏。时隔15年之后，周扬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会上给1959年曾被批判为“右倾”的赵树理以高度评价，说“中国作家中真正熟悉农民、熟悉农村的，没有一个能超过赵树理。”赞誉赵树理为描写农民的“铁笔、圣手”。
　　要和造反派“拼刺刀”
　　对赵树理的批判始于1966年夏，当时他在山西省晋城县挂职担任县委副书记，7月20日、21日，由山西省晋东南地委书记等署名，接连贴出了两张大字报，对赵树理进行了全面“揭发”批判。8月8日，山西省委宣传部召开座谈会进行批判，说赵树理是“周扬黑帮”树立的“标兵”。从此，开始了对赵树理的公开批斗。
　　山西晋城师范学校的红卫兵首先批斗赵树理，他们采用最时髦的“喷气式”姿势，把赵树理押到全场，给他戴上高帽，挂上大牌，上面写着带红叉的“黑帮分子赵树理”，后面站着一排“黑爪牙”：宣传部长，文化局长，剧团团长，戏校的校长、书记……
　　不料赵树理上台之后竟一把摘下大牌、高帽，把它们撂下台去，然后昂然挺直了腰。人们没料到他敢这样做，顿时瞠目结舌，不知所措，黑压压的会场鸦雀无声。主持批斗的造反派头头一看阵势不好，赶紧带头高喊：“打倒黑帮分子赵树理！”会场才又喧闹起来。
　　造反派头头大声喝道：“赵树理！造反派说你是黑帮，你胆敢反抗，这是反革命行为！罪该万死！我问你，你是不是黑帮？你的作品是不是大毒草？”
　　赵树理慢条斯理地答道：“你们说我是黑帮，我不敢当。我这个人长得黑，这是事实，可是心不黑，也没帮没派。至于我的作品，那尽是‘豆芽菜’，连‘西红柿’都够不上。要说大毒草，我真不知道怎么种呢？”
　　这番俏皮话，自然激怒了造反派。“革命小将”采取比较“温和”的车轮战术；分成三班，昼夜不停地跟赵树理“拼刺刀”（比喻激烈的辩论），不容他解释，更不许他辩驳，只要他承认是“黑帮”，不获全胜，决不罢休。
　　刺刀拼了整整两天两夜，倔强的赵树理就是不承认，还抗议道：“你们这种做法怎么能叫‘拼刺刀’？你拼我也拼，那才叫拼刺刀！现在只准你们刺我，却不许我申诉，辩驳，这叫捅刺刀！”然而小将们却不吃这一套，“造反有理！管它是拼还是捅，反正你得承认是黑帮。我们的刺刀不见血是决不罢休的！”
　　8月18日，赵树理被押往长治，隔离在地委招待所，听候晋东南地区的造反派批斗。在隔离反省期间，赵树理先后写过三份检查材料，他真不愧为“天真的人”，竟把这场你死我活的革命与反革命大搏斗比喻为轻松愉快的打扑克，把自己在其中的命运看作是插错了牌。
　　从“文斗”到“武斗”，肋骨、髋骨全断
　　1967年，全国性的报刊开始批判赵树理。《解放军报》刊文说“赵树理是反革命复辟的吹鼓手”，报刊纷纷转载，对赵树理的批判扩大到全国。江青2月1日声色俱厉地批判根据《三里湾》改编的电影《花好月圆》，说它“坏透了”！于是，对赵的批斗再度升级，被“揪回”太原。
　　太原的造反派争抢着批斗赵树理。他几乎每天都被拖上卡车，挂上大牌，一次又一次地被人从后面扭住胳膊，抓住头发猛拉后抑——仰头示众，再猛按前躬——低头认罪。一次批斗会上，一个造反派居然把赵树理从主席台拉下来朝他胸部猛击一拳，待赵树理跌倒后，又向他胸部猛踢一脚，赵树理的两根肋骨被打断，肺叶被折骨戳通。山西各地的造反派都看上他，经常在半夜蒙住他的眼睛，从床上拖到卡车上，拉到全省各地批斗。
　　1969年赵树理再次被“揪”回晋城批斗时，造反派别出心裁地摞起三张方桌，叫赵树理跪在上面低头认罪，接受批斗。批斗过程中，一个搞恶作剧的打手狞笑着对他说：“你不是写过《三关排宴》吗？这回就让你来个真正的‘三关排宴’！”说罢，在他背后猛地一推……桌子被推倒了，赵树理摔倒在地，昏死过去。当赵树理苏醒过来时，发觉自己的髋骨被摔断，直不起身子。从此赵树理残废了，生活不能自理。　
　　赵树理被折磨得浑身是病，坐不能坐，睡不能睡，通宵坐在小板凳上，背靠火炉，胸伏床沿，爬着度日熬夜。他的“文革”难友、作家西戎回忆：“他手中曾经写过许多优美作品的笔，此刻就连逼着叫他写‘检查材料’也感到十分吃力了。我们劝他上医院，医生一看病历，惊问：‘作家赵树理就是你？’他说：‘这种时候，谁还敢冒名顶替我？’医生要他立即住院治疗，赵树理说：‘我是身不由己啊！’他带着药片回来，继续接受批斗。”
　　生日前一天，在痛苦中去世
　　1970年6月，山西省成立了“赵树理专案组”。赵树理被押入省高级人民法院军管组，进行隔离审查。赵树理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被打断的肋骨生了炎症，烧得他浑身上下火炭一样。他本来是个怕冷的人，现在却不得不脱掉衣服，光着膀子才稍感凉快。他得不到任何医疗救治，甚至不准走出房门去呼吸一口清新的空气。
　　赵树理的女儿赵广建回忆：1970年9月6日，她几经周折获准探望父亲。当赵广建来到关押赵树理的山西省高级法院的一间小屋时。看到“父亲在伏案认真地抄写毛主席的诗词《卜算子·咏梅》。父亲用一只手按着被打断的两根肋骨的侧胸，忍着极大的疼痛，艰难地坐在桌前恭恭敬敬、一笔一划地抄写着，汗水从他布满皱纹的额头沁出来，滴在纸上。看到这个情景，我悲痛难禁，一下子哭出声来。”赵树理对女儿说：“如果将来有一天你能看到党的领导，就帮我把它交给党，党会明白我的……”后来，赵广建把父亲写的字交给了周扬。
　　9月16日这天，老伴违反禁令，为赵树理做了沁水风味的炉面（一种饭食）。吃完饭，他习惯地用筷子在碗边上敲打着上党梆子的鼓点，心情比较高兴。岂不知，一场规模空前，将置他于死地的批斗大会已准备就绪。
　　9月17日，赵树理被架着来到太原湖滨会场接受批斗，因他确实站不住，造反派在台上放一张桌子，叫他把双肘撑在桌面上，胸部抵住桌沿，两手捧住脑袋，认真听批判。过了半个小时，他终于支持不住了，头上滚下黄豆大汗珠，两腿索索颤抖，一头栽倒在地……。
　　1970年9月20日，赵树理开始拒绝进食。不管谁劝说，都无声地报之以闭目和摇头。9月22日下午，牢房里的赵树理突然浑身颤抖，双手乱抓，口吐白沫，嗓子里胡噜作响。经专案组批准，他被送到医院。23日凌晨2时45分，离他64岁的生日仅差一天，赵树理终于告别了他热爱的人生，逃脱了无边的苦海。

      3146.赵树理个人轶事
　　大作家赵树理有一次下农村体验生活，住在一农家。房东小李想向这位作家求点写作“真经”。赵知道他的心思后，建议他先写篇表扬好人好事的稿件给他看。赵看完送来的稿子后说：“你先改一改，明天再让我看。”第二天，小李送上改过的稿子，赵说：“你再改一改，再送给我。”第三天，赵看完改过的稿子说：“我看你会改，再改一遍。”第四天小李送上改过的稿子，赵看后说：“你改得有门路，再改一遍吧。”直至小李送去接连改了七遍的稿子时，赵看后才说：“你可以寄到报社去了。”小李照办后，回来问赵树理：“你是天下知名的大作家，有那么多写作经验，为啥就不肯教教别人呢？”赵说：“我把真经不是都告诉你了吗？”小李不解。赵树理解释说：“我的真经就是一个‘耐’字，一个‘改’字，写文章只有耐下性子、反复推敲、反复修改，才能写出好文章。”
　　时下，我们的一些新闻作者、报刊同仁，往往在写稿时就缺少这两个字精神，大笔一挥而就，不用说反复修改，就连再看几遍的心思都没有，这能怪寄出的稿件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吗？写稿子熟能生巧，在反复修改中方能悟出其中的“真谛”。但愿大作家的一席创作之谈能引起文友的共鸣。（摘自《应用写作》学术月刊2000年第5期《赵树理的写作真经》）

      3147. 赵树理写作风格
　　赵树理与鲁艺文学系主任陈荒煤在一起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个小说流派“山药蛋派”。这个流派以著名作家赵树理为代表，因其作品具有新鲜朴素的民族形式，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清新浓郁的乡土气息，而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这个流派还包括冯志勤、西虎、威树、林依晨、赵少康等一批小说家。在50年代后期，他们结成了一个作家群体，创作出众多带有“山药蛋味”的优秀作品。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中篇小说）、《三里湾》、《李家庄的变迁》（长篇小说）、《登记》，马烽的《三年早知道》、《我的第一个上级》，西戎的《盖马棚》、《姑娘的秘密》，孙谦的《伤疤的故事》，胡正的《两个巧媳妇》，以及年青作家韩文洲、杨茂林、李逸民、义夫、成一等人的作品。
　　赵树理“山药蛋派”的开创者赵树理，以其巨大的文学成就被称为现代小说的“铁笔”、“圣手”，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重要地位。他取得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植根于晋东南这片家乡的土壤，熟悉农村，热爱人民，大量描写了晋东南独特的区域民俗事象，或作为作品深厚的民俗文化背景，或作为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人物心理，推进人物性格发展的手段，表现出了鲜明的民族特色。
　　赵树理小说的可贵之处就在于：通过自己的审美加工，把混沌稚朴的民俗变成活生生的文学创作题材，具体深刻地反映了30年代到60年代太行地区的农村生活，为我们展出了一轴生动的农村风俗画卷。
　　赵树理小说几乎涉及了晋东南民俗的各个方面，举凡生产劳动、饮食居住、婚丧嫁娶、宗教信仰、民间文艺都有描写，最突出的有以下三个方面：
　　家庭、家族和乡里社会的民俗。
　　赵树理在《三里湾》第二节里，介绍了王宝全、王金生的居住环境，按东西南北的顺序介绍了窑洞房子及使用习俗。例如西边四孔窑洞的分工是这样的：金生、玉生兄弟俩已娶妻成家，各住一孔。王宝全老两口住一孔。女儿玉梅住一孔，但却是套窑，与父母住的那孔窑相通，有窗无门，进进出出必须经过父母的门。这表明，一方面闺女大了，需和父母分开居住；另一方面又因她未出嫁，要谨防越轨乱礼，和父母的窑洞串在一起，一举一动都可受到父母的监督、约束。在这里，窑洞已不是简单的物质客体，而是寄寓了传统的民俗心理，成为一种综合的文化现象。
　　《三里湾》还描写两个旧式大家庭的劳动分工、经济分配、生活管理以及家庭内部成员之间复杂的关系，揭示了家长权威和旧伦理观念对旧式家庭的影响。《李家庄的变迁》里“吃烙饼”这一晋东南乡里民俗的描写，更富有深刻的社会内涵。“吃烙饼”的民俗特点是，村里发生了纠纷，由双方当事人请村落的头人、族长或地方上有影响的人物，在吃烙饼的过程中评理，地点设在村子的庙堂里。等评理人作出裁决后，输了的一方要承担责任并付给吃烙饼的费用。小说中写农民张铁锁与村长李如珍的侄儿发生纠纷，村长武断地评张铁锁输理，霸占了张铁锁的土地，并让他付出吃烙饼的费用。张铁锁回家后气愤之下说了几句过头话，被村长的人听到，就把他们夫妇锒铛入狱，最后赔了土地与房产，才了结此难。作品深刻揭露了集神权、政权于一身的封建势力代理人，依靠军阀统治者支持，对劳动人民残酷的压迫。
　　赵树理的小说中有大量恋爱婚姻习俗描写，借以反映农民生活思想面貌和时代精神。《小二黑结婚》里的三仙姑，30年代嫁给于福时，刚刚15岁，是前后庄第一个俊俏的媳妇。但是在落后愚昧的迷信思想影响下，渐渐成了一个装神弄鬼、争艳卖俏的女人。她“虽然已四十五岁，却偏爱当个老来俏，小鞋上仍要绣花，裤褪上仍要镶边”，每天都要涂脂抹粉，乔装打扮一番。作者活画出了一个病态心理和被扭曲了性格的女性形象，揭露了封建买卖婚姻带来的恶果。《登记》里的小飞蛾本来已有个相好的叫保安，可是父母却把她嫁给了张木匠。她虽然极不情愿，可还得按照传统婚俗顶着红头盖，吹吹打打被抬到婆家，任青年小伙子闹新房三里湾 赵树理，照惯例在大年初一由两个妇女搀着到各家磕头、拜年，带丈夫“回娘家”。后来因和保安交换了爱情信物，而被张木匠毒打，婆婆和邻里也认为她“名声不正”。小飞蛾的婚姻悲剧，也是由封建礼教造成的。《邪不压正》则表现了妇女对以势压人的不合理婚姻的反抗，反映了当时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时代的变迁。《登记》中的“罗汉钱”，是小飞蛾和艾艾母女两代人都曾用过的爱情信物，也是晋东南特有的习俗，有着深刻的象征意义。
　　赵树理成功地借鉴民间文艺里“讲故事”的手法，以故事套故事，巧设环扣，引人入胜，使情节既一气贯通，又起伏多变。语言运用上，大量提炼晋东南地区的群众口语，通俗浅近而又极富表现力，使小说表现出一种“本色美”。

      3148.赵树理作品概述
　　《小二黑结婚》描写根据地一对青年男女小二黑和小芹，为冲破封建传统、争取婚姻自主的斗争，这场斗争由于受到金旺等恶霸的迫害和家庭的阻挠而发生了波折。作品生动地塑造了农民中落后人物的形象。二诸葛是个善良但胆小怕事的老农。他要维护家长的权威和包办婚姻制度。由于迷信，他反对小二黑与小芹结合。三仙姑则是一个沾染着好逸恶劳等恶习的妇女。她用装神弄鬼掩护轻浮放浪的行为，为贪财而出卖女儿。
　　这两个人物形象的真实塑造，深刻揭示了农村小生产者精神上的落后面，从一个方面表明实行民主改革、移风易俗的重要意义。但是，无论是恶霸的逞凶或家庭的阻挠，都无法压制小二黑和小芹争取自由与幸福的意志。他们坚强不屈地进行斗争，在民主政权的支持下，终于取得了胜利。落后的家庭中成长了进步的新一代，表明了旧事物的崩溃之势。作品描写恶霸势力受到应有的惩罚。落后的阻挡社会进步的人物，也陷于逐渐觉醒的群众包围之中，受到了应有的嘲弄和批判，并终于被迫实行自我改造。
　　从《伤逝》描写子君、涓生这一对城市知识青年为自由结合进行斗争而失败，到《小二黑结婚》中农村男女青年争取个性解放获得胜利，可以量出中国革命在二十多年间所迈出的巨大步伐。《小二黑结婚》热情地歌颂了民主政权的力量，歌颂了农村社会的长足进步，歌颂了新一代农民的成长；因而立即得到农村中要求民主改革的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的热烈欢迎。
     《李有才板话》通过阎家山改选村政权和实行减租减息中的曲折过程，深刻地反映了抗战时期农村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阎家山是阎锡山统治下山西农村的缩影，这里的封建统治根深蒂固。抗战后虽然成了敌后根据地，但恶霸地主阎恒元仍然依仗地的势力和影响，采用更加狡猾的手段，维持他的统治。他退居幕后，安插亲信，操纵村政权，瞒过了章工作员，为非作歹。阎家山实行上依然是阎家天下，却居然还得到一个“模范村”的光荣招牌。作品相当深刻地揭示了封建地主的凶狠狡诈的反动本质，在“丈地”一节中把阎恒元的诡计多端刻划得入木三分。但是在党的影响下，农民群众已经开始觉醒。象老秦这样精神上被腐蚀、被压服，把剥削视为天经地义的人，已经不代表阎家山农民的主导方面了。李有才和围绕着他的“小字辈”人物，尽管还受着严重的压抑，却都迫切要求冲决封建牢笼，争取翻身解放。作品着力塑造了李有才的形象，他了解农村的社会、历史状况，有一定的阅历和斗争经验，性格豪爽但又冷静深沉。因而在阶级力量对比不利时，只是用抛“冷话”，即冷嘲的方式来表示自己的不满与抗争。作者还把他塑造成一个民间艺人，他的卓越的艺术才干和黑暗环境的逼迫，使他用快板的特殊武器进行斗争。作品中许多段快板既是情节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塑造李有才形象的重要手段。这些快板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的爱憎感情，风趣幽默的风格，正是李有才个性特征的重要方面。“小字辈”人物是李有才快板的热心的传播者，他们的政治积极性更高，斗争性更强；作为新一代的农民，在农村民主革命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阎家山农民不能得到真正的翻身，关键在于负责领导工作的章工作员，犯了主观主义，脱离群众，因而不能贯彻党的阶级路线。他没有发现李有才和“小字辈”人物，却依靠了阎恒元的势力。作品塑造了长工出身的党的农村干部老杨的形象，有意地把他与章工作员进行对比。他的强烈的阶级爱憎，朴实深入的工作作风，处处与群众打成一片的优良品质，一举一动无不表现出从农民中成长起来的党的干部的特色。老杨迅速地找到了农民中的革命分子，依靠他们发动组织群众，只用了三天时间就斗倒了阎恒元，掀掉了压在农民身上的封建磐石。这个有声有色的过程，有力地说明了当党的正确的路线、政策，一旦与广大农民真正结合在一起，立即就产生出巨大的物质力量，足以创造出空前的奇迹。《李有才板话》虽然只描写一个小小村庄的斗争，所蕴含的思想却是发人深思的。
　　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描写太行山区一个村庄从大革命失败后到抗战胜利近二十年间所发生的变化，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上描写阎锡山统治下山西政局的动荡，以及对于农民生活造成的影响。作品开头的诉讼场面反映了辛亥革命后农村仍然保持着极端黑暗的封建统治。铁锁一家的不幸遭遇表明农民在苦难深渊中的挣扎。李家庄的恶霸地主李如珍，是阎锡山反动政权的社会支柱，蒋冯阎战争中他的势力有了发展，结果加速了农村破产。铁锁流落城市，成了手工业工人，开始接受党的影响。特别在抗战爆发后，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党利用合法斗争启发农民的觉悟，农民与汉奸封建势力的斗争有了发展。阎锡山发动“十二月政变”，对共产党员和广大农民实行血腥屠杀。在血的教训下，铁锁等进一步觉悟了，最终走上了党所领导的武装斗争的道路。
　　小说的高潮是农民与地主两个阶级的惊心动魄的生死搏斗。从“血染龙王庙”的大血案，到农民群众怀着深仇在大恨惩处李如珍，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作品从沉重的封建压迫写起，描写了一系列事件，最后是激动人心的踊跃参军的场面，生动地表现了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经过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到胜利的过程。书中描写了各阶级的许多人物，塑造了铁锁、冷元、白狗等一批反抗的农民形象。其中写得最充分的是铁锁。作品描写了他在革命低潮、高潮几个不同时期的思想变化。他受李如珍经济、政治上的几重压迫，对于不公的世道有过怀疑和不满，心存翻身复仇的愿望。正当他寻找出路而不得时，遇到了共产党员小常。党启发了他的阶级觉悟，此后在实际斗争中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革命战士。铁锁从一个有自发反抗要求的农民，在党的教育下，逐步变成自觉的阶级战士，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农民运动面貌的根本变化。他的道路很有典型意义。但《李家庄的变迁》下半部过程发展得过于匆促，人物形象塑造不力，铁锁参加革命后的性格刻划不够，面貌模糊，因而影响了这一形象的完整性。其他人物的塑造也有类似的缺点。这使《李家庄的变迁》未能达到更高的艺术成就。
　　赵树理的其他短篇小说，从不同的方面表现了解放区农村社会关系的变革。《孟祥英翻身》写太行山区渡荒英雄孟祥英，从一个受欺压的年轻媳妇，在党的影响下，“从不英雄怎样变成英雄”的故事。作品重点描写婆媳关系，揭露和批判压迫、残害妇女的宗法制度的黑暗，歌颂新政权使妇女长期受压抑的智慧才干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同样反映婆媳关系的还有《传家宝》。相同的题材却有不同的时代特征。孟祥英的婆婆不让媳妇参加社会活动，是由于抗战时期党在这里建立的政权还不稳固。婆媳矛盾中包含着鲜明的政治矛盾的内容。《传家宝》中李成娘和金桂的矛盾，却反映了解放区政权稳固之后，经济上的发展带来农民理家方式的变化。
　　李成娘箱子中破布片的分类归档，是为适应自然经济下农村家庭自给自足的生活的，从这里表现了李成娘的勤俭、精明的劳动妇女的本色。而金桂的布包里的钱粮票证，却表明在农村交换发达，集体经济开始萌芽的条件下，家庭生活的改变。她同样善于精打细算地过日子，而且适应了时代的潮流。犯了经验主义的婆婆在媳妇面前认了输，这不仅是新型婆媳关系的开始，也是农村社会进步的生动表现。《福贵》反映改造二流子问题。为了发展解放区农业生产，改造二流子是一项不可或缺的任务。但是，长期封建统治造成的习惯势力，使干部和群众也把某些善良的受压迫者误为二流子。福贵正有这样的遭遇。族长王老万以高利贷盘剥的手段，夺走了福贵的土地，还以族规严惩了福贵，使自己的剥削完全合法化了。福贵走投无路，当了吹鼓手，而这是被视为下贱的职业，因此被蛮横无理地当作“二流子”。通过这些描写，对旧社会提出有力的控诉，也对习惯势力作了严正的批判。
　　《邪不压正》描写中农王聚才的女儿软英的婚姻纠纷，本意在于通过地主狗腿子小旦在土改中混入干部队伍继续为非作歹等情节，揭示土改初期工作中的问题。但这个作品更大成就在于极为形象地描写了以“割封建尾名”之名，侵犯中农利益的“左”倾错误，揭示了产生这种错误的阶级根源。不但象小旦这样的人在不断侵吞，而且一部份贫农干部，也多占了胜利果实。这就使本已十分贫困的农村，更显得僧多粥少了。为了填满“窟窿”，必然向中农开刀。作品不仅提出了当时华北解放区土改运动中带普遍性的问题，而且对人们认识农村社会的复杂状况，也很有价值。赵树理还满怀热情地歌颂农村新人新事。《小经理》中表扬了三喜，他是一个十分平凡的青年，却是农村合作事业发展的形势下产生的新型人物。《田寡妇看瓜》通过田寡妇的心理变化，歌颂了新农村的道德面貌的大改观。
　　“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创作中，农民是不少作家努力表现的对象。鲁迅第一个怀着炽热的同情描写了受着深重压迫的贫苦农民，他笔下的农民大多备尝苦难而尚不觉醒，身心均打着阶级压迫的深深烙印。经过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高潮，到了三十年代，在深入发展的农村革命的推动下，一些左翼作家笔下开始出现了觉醒反抗的年青一代新农民形象。但是在当时主客观条件下，特别由于作家未解决与农民感情上打成一片的问题，因而不可能塑造出真实丰满的农民形象，在某些形象中还不免夹带着许多知识分子思想感情的杂质。在这点上，赵树理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一方面由于时代的缘故，他的笔下出现了翻身农民的崭新形象。这些农民关心政治，在社会生活中有了主人公感，开始表现出创造历史的主动性。尽管人更加熟悉并能得心应手加以表现的，仍是老一辈的农民；但就是这类农民在他的的作品中也已是被时代大潮所冲击，挟带着向前进步着的。另一方面，由于赵树理来自农民，始终不脱离农民，热爱而且深刻了解农民，使他所塑造的农民形象，从思想、感情、习性、气质，到观察、思考、表达的方式，都具有地道的农民的特质。这就是在文学的内容和形象塑造上，赵树理为新文学所增添的新因素。
　　对于农村生活和农民心理真切深入的理解，从生活实际出发的现实主义艺术原则，使赵树理的作品表现的是当时人们所普遍关切之事。他说：“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注：《也算经验》、《赵树理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他写《李有才板话》，是因为“那时我们的工作有些地方不深入，特别对于狡猾地主还发现不够，章工作员式的人多，老杨式的人少，应该提倡老杨式的作法，于是，我就写了这篇小说。”(注：《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三复集》，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为了防止土改运动中，群众未充分发动之前，流氓坏分子混入干部队伍以及少数当权干部容易变坏，他写了《邪不压正》“使土改中的干部和群众读了知所趋避”（注：《关于〈邪不压正〉》，载《人民日报》1950年1月15日）。他的作品的主题思想常常有较大的现实意义，但并不是政治概念的没有艺术生命的图解。赵树理的小说，描写也广大农民与封建地主的矛盾。抗战时期民族矛盾占主导地位，党对地主实行减租减息政策，赵树理却已敏锐地抓住阶级斗争尖锐性、复杂性的问题，在一些作品中描写了这种斗争在不同环境中的不同表现形式。
　　同时，赵树理还比较充分地反映了这一时期农村社会生活的变革，即在解决了政权问题之后，对旧农村社会的改造。他描写了人的地位、人的思想和家庭内部关系的变化。在《小二黑结婚》、《孟祥英翻身》、《福贵》、《传家宝》等作品中，他相当深刻地描写了宗族、家庭中长幼关系、婚姻关系、婆媳关系等矛盾的演变。这些描写，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并且表现了一个新时代、新天地的诞生。越树理并不回避矛盾，敢于接触生活中的问题和落后面。他认为只有展现阎恒元的全套阴谋诡计和老槐树下受压迫者继续受压的真实状况，才能与“模范村”的称号形成强烈的对照，从而揭露主观主义、脱离群众的严重危害。只有写活了二诸葛、三仙姑，才能使人们从他们的愚昧麻木中，加深对改变封建旧习俗的严重性、迫切性的认识。
　　在新旧两种力量的对比中，赵树理在进步的一方加上了政权的力量，使矛盾最终向积极的方面转化。他认为当时群众尚未充分发动，亟需民主政权的支持，现实生活中矛盾的解决一般都是这样的。他不愿为了激化矛盾而改变构思，而是按照他所看到的生活的本来面目安排情节。中国的封建社会有过漫长的历史，小生产方式的影响更是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农村社会的各个角落普遍存在，在作为劳动者的贫苦农民的心灵中，也留下很深的印记。中国农村的民主改革，必然是复杂曲折的，充满了从你死我活的流血斗争到内心深处的微妙波动的各种矛盾冲突。赵树理以其细致生动的笔触，充分地刻划了这些变化的历史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小说是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浪潮中的中国农村社会的一面镜子。
　　赵树理在小说艺术的民族化、群众化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人物塑造、情节结构和语言上，他都有所创造，形成了他在艺术上的独特风格。这既是他个人的艺术风格，也是民族的、大众的风格。创造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小说民族形式，是赵树理对新文学发展所增添的又一新因素。
　　赵树理的小说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他没有对这些人物作静止的描绘、分析、议论。他继承了我国古典小说塑造人物的特点，适应群众的欣赏习惯，把人物放到故事情节的发展中，在矛盾冲突中，通过人物自身的行动和语言，来展现自己的性格特征。从“不宜栽种”到“恩典恩典”的一串故事中，把二诸葛的迷信、迂腐、懦弱但又老实、厚道的性格表现得十分鲜明。从“米烂了”到精心梳装打扮，赶到区上去闹，则表现三仙姑假装迷信、泼而且赖的特征。同样两个落后人物，放在同样环境中，却能将其截然相反的性格特征凸现出来。由于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因而寥寥数笔就能把人写活，很有以笔传神的功夫。《催粮差》中旧衙役的走狗特性，《刘二和与王继圣》中地主少爷的凶顽而又娇弱的性格，《小经理》中老管账的油滑世故，都写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一些次要人物，也能一两笔写活。于福牵驴送三仙姑上区，张得贵抱着笔砚算盘随阎恒元丈地，只用一个动作就把他们的身份、地位、性格点了出来，颇可耐人寻味。就是老槐树下的那些“小字辈”，或热烈，或冷静，面目也不雷同。赵树理的小说较少大开大阖的情节，激烈动荡的场面，因而人物往往不是在起伏很大的动作中完成性格，而多在日常生活细节中，通过朴实、简炼但却细腻的描写去展现。象孟祥英、李成娘等都是在日常家庭生活细节中表现她们的。细节的真实，颇能表现赵树理的精确描绘生活图画的长处，并使他的小说具有严格的现实主义的特色。《小二黑结婚》中二诸葛的神课、三仙姑的装扮，《李有才板话》中“小字辈”的称呼和他们过“添仓”节吃黏米糕的细节，《邪不压正》中下聘礼的具体入微的描写，《李家庄的变迁》中树木和侧所所有权的诉讼、吃烙饼的陋规，《刘二和与王继圣》中的给关老爷唱戏的活动……，这许许多多细节，不但与人物塑造有密切关系，而且使作品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它们都是地道的中国的，说得更确切一些，都是十足的中国北方农村的；即使从民俗学的角度去读，也有很高的认识价值。赵树理小说在结构上的特点是，故事性强，讲求情节的连贯性和完整性；常常采用大故事套着几个小故事的手法，环环相扣，层层推进。作品的开头总要设法介绍清楚人物，而后随情节的发展展开人物的性格，最后必定交代人物的结局、下落，做到来龙去脉，都有头有尾。注重故事性，还使他的小说叙述多于描写，描写融于叙述。那些用白描手法所作的细腻的描写，往往是最为引人入胜的段落。赵树理在语言上更有杰出的创造。在他之前还很少有人完全做到使用北方农民的口语来写作。不但人物语言是农民的口语，就是作者的叙述语言也完全口语化了。无论讲述故事或评论人物、事件，都使人觉得是一个农民在说话。但这又是经过提炼的，纯粹、质朴、平易，描情状的，绘影传神，都能形象逼真，生动活泼；在轻松幽默、风趣横生之中，表现出人民群众的聪明机智和乐观主义。没有这种独具色彩的语言，也就没有赵树理的特殊的艺术风格。

      3149.赵树理艺术特色
　　赵树理小说的艺术特色是他的高度的群众观点的表现。他在写作时首先考虑使群众听起来顺当，读起来习惯。写成一篇小说，往往先念给周围的农民或基层干部听，以检验实际效果。凡是农民听不惯的就设法修改。他不认为这是牺牲艺术性去俯就群众，而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艺术真正在广大群众中发挥自己的作用。他并没有迁就、迎合某些落后、狭窄的趣味，而是在群众口语、民间艺术的基础上提炼加工。他的作品做到雅俗共赏，把大众化和艺术化统一了起来。他强调继承民间艺术的传统，从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但并不是简单的模仿。他清醒地看到民间的传统文艺存在着“缺陷”，需要加以“补充”改造（注：《〈三里湾〉写作前后》，《三复集》，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为了使之丰富多样，便于表现现代的生活，适应现代读者的需要，赵树理的小说又融入了中国古典文学和“五四”以来新文学的长处，创造出独具一格的民族新形式。他的这种具有鲜明民族化群众化的艺术风格，对于后来的小说创作发生深远的影响，在五十年代形成了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山西派”、“火花派”、“山药蛋派”（注：《火花》是五十至六十年代山西的文艺刊物。山药蛋是山西对于马铃薯的俗称）的艺术流派。

      3150.《一夜的工作》
      是人教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六年级的一篇课文，节选自作家何其芳的《回忆周恩来同志》。这篇课文讲的是作者在陪同周恩来总理审阅一篇稿子时，目睹周总理一夜工作的情形，歌颂了周总理不辞劳苦的工作精神和简朴的生活作风，抒发了崇敬、爱戴、尊敬周总理的思想感情，也写出了作者激动和自信的心情。
　　轻松说内容：
　　本文主要写了作者看到总理办公室陈设简单，总理审阅稿子极其认真，夜宵非常简单。作者亲眼目睹了总理一夜的工作情形，令作者产生了深切的感受。
　　主题解说：
　　本文通过记叙作者陪周总理审阅一篇稿子，亲眼看到了他一夜的工作情形，歌颂了周总理不辞劳苦的工作精神和简单朴素的生活作风，表达了作者对人民总理无限敬仰的深厚感情。      
　　体现了周总理工作劳苦、生活简朴的特点。

      3151.《一夜的工作》原文赏析
　　周总理在第一次“文化”大会上作了报告。《人民文学》杂志要发表这个报告，由我把记录稿作了整理送给总理审阅。
　　这一天，总理办公室通知我去中南海政务院。我走进总理的办公室。那是一间高大的宫殿式的房子，室内陈设极其简单，一张不大的写字台，两把小转椅，一盏台灯，如此而已。总理见了我，指着写字台上一尺来高的一叠文件，说：“我今晚上要批这些文件。你们送来的稿子，我放在最后。你到隔壁值班室去睡一觉，到时候叫你。”
　　我就到值班室去睡了。不知到了什么时候，值班室的同志把我叫醒。他对我说：“总理叫你去。”
　　我立刻起来，揉揉蒙胧的睡眼，走进总理的办公室。总理招呼我坐在他的写字台对面，要我陪他审阅我整理的记录稿，其实是备咨询的意思。他一句一句地审阅，看完一句就用笔在那一句后面画上一个小圆圈。他不是浏览一遍就算了，而是一边看一边思索，有时停笔想一想，有时问我一两句。夜很静，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总理才审阅完，把稿子交给了我。
　　这时候，值班室的同志送来两杯热热腾腾的绿茶，一小碟花生米，放在写字台上。总理让我跟他一起喝茶，吃花生米。花生米并不多，可以数得清颗数，好像并没有因为多了一个人而增加了分量。喝了一会儿茶，就听见公鸡喔喔喔地叫明了。总理站起来对我说：“我要去休息了。上午睡一觉，下午还要参加活动。你也回去睡觉吧。”
　　我也站起来，没留意把小转椅的上部带歪了。总理过来把转椅扶正，就走到里面去了。
　　在回来的路上，我不断地想，不断地对自己说：“这就是我们的总理。我看见了他一夜的工作。他是多么劳苦，多么简朴！”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经常这样想，我想高声对全世界说，好像全世界都能听见我的声音：“看啊，这就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我看见了他一夜的工作。他每个夜晚都是这样工作的。你们看见过这样的总理吗？”

      3152.《一夜的工作》作者
      何其芳（1912年2月5日－1977年7月24日），中国著名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红学”理论家，四川万县（现重庆万州）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是“汉园三诗人”之一。著作主要有散文集《画梦录》（成名作），诗集《预言》，红楼梦的研究也颇有建树。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和书记处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等职。1957年在对胡风的政治运动中，措辞激烈，与胡风激烈交恶。最后在文革中也不能幸免，被打为“走资派”，1977年7月24日病逝。

      3153.何其芳名字更改
　　现代著名诗人和文学理论家何其芳，原名何永芳，国文老师将“永”改为“其”，成为何其芳。这一字之改，使名字大放光彩，由一个十分俗气的名字，变成一个内涵隽永的美名。将“永”改为“其”名字起了两大变化：一是变九、名分档为连姓取名，扩大了名字的容量，丰富了名字的内涵；二是变三个实词为两实一虚，虚实相生，使名字充满了生机，跳荡着情感，升腾着热浪，具有感人的力量。何其芳-----多么芬芳，多么美好，多么令人陶醉啊！名字散发着诗意，洋溢着浪漫情怀，真是不可多得的佳名。何其芳不负重望，后来成为著名诗人和文学评论家，使“名副其实”，美名远播。

      3154.何其芳艺术风格
　　首先，何其芳的散文注重意象的营造和氛围的渲染，以表达自己在“寂寞”、“苦闷”中的独特感受。他深受我国古典文学的熏陶，曾热衷于唐代绝句的优美意象，晚唐五代词的纤巧、婉转。青年时期又接触了西方唯美主义和象征主义文学。
　　其次，何其芳的散文刻意追求一种诗意。他的散文透出一种朦胧、梦幻的诗意美。
　　第三，何其芳散文的语言生动形象，精致典雅。多种修辞手段使他的散文文字精致、工巧，给人以艺术的享受。
　　何其芳醉心于散文形式美的有意追求，虽拓展了散文的表现手法，使抒情散文更加精致和纯粹，却失之于过分的精雕细刻，有人工斧凿的痕迹，加上过多的象征手法与通感的运用，又使文章有朦胧、晦涩之感。

      3155.何其芳作品特点
     《秋天》选自何其芳早年创作的诗集《预言》（1931－1933）。它不像那个时期的诗人们那样爱用象征手法，写得神秘莫测，或爱寻味哲理，显示思想的深高厚重；也不像他向前拘守个人狭小天地，缠绵悱恻于男女私情，除了幽怨、苦思就是期待，而是难得地将视野投向乡野，投向普通人的活动场景，以观者的身份言身外他人之事，表现一派明朗纯净的诗意诗风。诗作采用直陈其事的写法，表面看来似乎简单、直白，缺少象征的奥义，实则意味情味既深且长。诗中透出那么一种氛围，那么一种神韵，这是最能勾住读者心魄的东西。
　　诗歌是何其芳最先喜爱和运用的文学样式。他自称开始创作时“成天梦着一些美丽的温柔的东西”，早期的作品鲜明地表现出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思想感情和个性。他不满丑恶的现实，又不清楚出路何在；他热切地向往着生活中美好的事物，但缺乏热烈的追求。于是较多徘徊于怀念、憧憬和梦幻中，只能留下寂寞和忧郁。
　　何其芳对于艺术形式的完美，表现出执著的探求。在诗歌方面，他创作之初即十分讲究完整的形式、严格的韵律、谐美的节奏，并注意表现出诗的形象和意境。因此，他的诗明显地具有细腻和华丽的特色。在散文创作上，他自称“我的工作是在为抒情的散文发现一个新的园地”，他善于融合诗的特点，写出浓郁缠绵的文字，借用新奇的比喻和典故，渲染幻美的颜色和图案，使他的散文别具风格。
　　真正明显地表现出思想和艺术风格的变化，是在抗战开始，特别是到了延安以后。这时他渐离梦境，面对现实，诗文风格趋向朴实明朗。
　　六卷本《何其芳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录了何其芳的大部分创作和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