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小常识

      2997.张天翼成长之路
　　上小学和中学期间，读了不少中外文学作品。1922年写作滑稽和侦探小说，在《礼拜六》杂志发表短篇《新诗》。1924年中学毕业后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画一年。1926年进北京大学预科。翌年退学，当过家庭教师、职员和编辑等。1929年发表短篇《三天半的梦》。
　　1931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参加它的文艺大众化研究会的工作，协助编辑《十字街头》等刊物。创作产量日丰，面向现实，内容充实，给文艺界带来一股清新的气息。这时所写短篇有《从空虚到充实》、《小彼得》、《蜜蜂》、《反攻》、《移行》、《团圆》、《万仞约》、《春风》、《追》等集子，他的小说以讽刺与幽默擅长。写得最多的是小市民和某些知识分子庸俗可笑的生活，以此揭示现实的虚伪与丑恶，抨击畸形社会的弊病，《包氏父子》即是他的代表作。这时期还写有长篇小说《鬼土日记》、《齿轮》、《一年》、《洋泾浜奇侠》、《在城市里》，中篇小说《清明时节》，儿童文学作品有长篇童话《大林和小林》、《秃秃大王》，中篇小说《奇怪的地方》等，寓教育于生动活泼的故事讲述之中，推动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
　　抗日战争开始后，参加发起上海市文艺界救亡协会，任《救亡日报》编委、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他写的短篇集《速写三篇》，深刻地暴露了国统区抗日运动的阴暗面，引起文艺界的重视和讨论，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其中的《华威先生》是他讽刺小说的力作。1942年因患肺病在成都、上海、香港等地养病，辍笔多年。长篇童话《金鸭帝国》也因病未写完。1950年到北京；曾任中央文学研究所副主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主编、《儿童文学》编委等职。他除忙于编辑刊物、培养青年文艺工作者外，还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发表小说《去看电影》、《罗文应的故事》（1954年获全国少年儿童文学艺术创作一等奖）、《他们和我们》，童话《不动脑筋的故事》、《宝葫芦的秘密》，剧本《蓉生在家里》、《大灰狼》等，并结集为《给孩子们》出版。作品人物刻画细腻，想象丰富，生动有趣，循循善诱，几十年来深受小读者的喜爱，为发展儿童文学创作做出了重要贡献。从30年代起，张天翼还发表了不少具有新颖独到见解的理论批评文章，出版有文艺论著《谈人物描写》、《文学杂评》、《张天翼文学评论集》等，他的许多作品被译成多种外文出版。

      2998.张天翼主要作品
　　《从空虚到充实》（短篇小说集）1931，现代
　　《鬼土日记》（长篇小说）1931，上海正午书局
　　《小彼得》（短篇小说集）1931，上海春光书店
　　《齿轮》（长篇小说）署名铁池翰，1932，湖风
　　《一年》（长篇小说）1933，良友
　　《蜜蜂》（短篇小说集）1933，现代
　　《脊背与奶子》（短篇小说）1933，良友
　　《大林和小林》（童话）1933，现代
　　《反攻》（短篇小说集）1934，生活
　　《移行》（短篇小说集）1934，良友
　　《团圆》（短篇小说集）1935，文生
　　《人集》（小说、剧本合集）1936，良友
　　《清明时节》（中篇小说）1936，上海文学出版社
　　《万仞约》（短篇小说集）1936，商务
　　《秃秃大王》（童话）1936，文生
　　《洋奇侠》（长篇小说）1936，上海新钟书局
　　《追》（短篇小说集）1936，开明
　　《春风》（短篇小说集）1936，文生
　　《奇怪的地方》（中篇小说）1937，文生
　　《在城市里》（长篇小说）1937，良友
　　《同乡们》（短篇小说集）1939，文生
　　《谈人物描写》（理论）1942，作家书屋
　　《速写三篇》（短篇小说集）1943，文生；校订本，1963，人文
　　《张天翼选集》 1951，开明
　　《罗文应的故事》（短篇小说集）1952，中青
　　《蓉生在家里》（剧本）1953，中青
　　《大灰狼》（剧本）1954，中青
　　《不动脑筋的故事》（童话）1956，少儿
　　《宝葫芦的秘密》（童话）1958，少儿
　　《文学杂评》（评论）1958，作家
　　《给孩子们》（小说、剧本合集）1959，人文
　　《去看电影》（小说）1960，文学改革出版社
　　《张天翼小说选集 》1979，人文
　　《张天翼作品选》（小说、童话、剧本合集）1980，少儿
　　《金鸭帝国》（童话）1980，湖南人民
　　《张天翼短篇小说选集》（上下册）1981，文化艺术
　　《张天翼小说选》（上下册） 1981，湖南人民
　　《张天翼童话选》 1981，湖南人民
　　《张天翼儿童文学作品选》 1981，吉林人民
　　《二十一个》及其他（短篇小说集）1981，江西人民
　　《张天翼论创作》 1982，上海文艺
　　《张天翼作品选》 1983，四川人民
　　《张天翼文学评论集》 1984，人文
　　《张天翼文集》（1—7卷）1985—1989，上海文艺（未出齐）
　　《张天翼寓言》 1986，安徽少儿
　　《包氏父子》（短篇小说集）1986，百花
　　《张天翼作品集》（童话集）1987，明天出版社
　　《张天翼研究资料》（沈承宽、黄侯兴、吴福辉编）1982，社科
　　《张天翼小说论稿》（杜元明）1985，宁夏人民
　　《张天翼论》（沈承宽、张大明、吴福辉、黄侯兴编）1987，湖南文艺

      2999.张天翼讽刺主题
　　一、反伪善。他作品中的第一类伪善形象是那些作为传统卫道士的旧地主、旧官僚。如《脊背与奶子》中的族绅长太老爷想调戏任三嫂，遭到反抗，便巧立名目在祖宗香火祠堂上公审她，后又以逼债为名，强迫任三嫂作为债务抵押，按夜服侍他。任三嫂佯装顺从，趁机把他痛打了一顿，连夜逃跑了。在长太爷痛斥“万恶淫为首”的背后是他依恃权势遂其淫欲的卑劣人格。小说以砥柱形容沉渣，揭露理学道德的虚伪。就讽刺文学而言，张天翼正式抓住了这些地主乡绅欺世盗名、外强中干的品行特征，以讽刺笔法揭露他们思想的伪善和行为的猥琐，让读者发出轻蔑尖刻的笑。同时也表现了作者爱憎分明的阶级意识，写出了被压迫者的觉醒和反抗。如《脊背与奶子》中的任三嫂狠狠地惩治了长太爷，与所爱的人远走高飞。
　　他作品中的第二类伪善形象是现代政治舞台上的市侩官僚。创作于抗战之初的政治讽刺小说《华威先生》是其代表作。华威先生是一个混迹于抗日文化阵营的市侩官僚。他权力欲强却又不学无术，自命不凡地到外招摇撞骗，每天乘着黄包车东奔西跑，忙于出席各种会议，插足各类事务，不遗余力地叫喊“要认定一个领导中心”，企图垄断操纵群众组织和活动。作品通过抗战时期这样一个“包而不办”、心怀叵测的官僚形象的塑造，揭露了国民党官僚假抗战之名干扰破坏人民自发的抗日组织和活动的行径，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而且，华威先生这个现代政治舞台上的伪善形象亦又其鲜明的代表性，进而使作品的讽刺效果突破政治和时代的局限，进入到文化心理讽刺的层面。
　　二、反庸俗。对于那些地位卑微的小知识分子、小公务员和小市民，张天翼着力表现他们的灰色人生和庸俗可悲、矛盾可笑的心理状态。他们或是空虚无聊，用喝酒、闲逛、谈情说爱来打发日子，虽感苦闷，却又无力自拔，有时自甘堕落。《从空虚到充实》里的荆野、《猪肠子的悲哀》里的“猪肠子”、《移行》里的桑华都是这类人物。他们或是趋炎附势，做着升官发财的美梦而到头来陷入哀伤绝望的窘态。《一年》中卑下的白慕义、招摇过市而灵魂空虚的李益张天翼泰、一生忠谨安分的梁梅轩，《陆宝田》中兼具走狗性和牛马性的陆宝田，都是这种小人物们的精神状态，使人们从笑声中产生对庸俗人生的憎恶和鄙视。作者于讽刺揶揄之中不乏苦涩的同情，进一步显示了讽刺文学表现和鞭笞人性的深度。
　　三、反封建。对于阿Q式的生活于社会最底层的国民，张天翼小说的讽刺主题是反庸俗和反麻木，哀其不幸，怒其不“醒”。这反映了张天翼受到鲁迅的深刻影响。短篇小说《包氏父子》中的老包是一个在大公馆里当听差的唯命是从的仆人，他不甘心永远处在这样卑下的地位，而自己又老了，发财致富无望，于是便把“往上爬”的希望寄托在儿子包国维身上。他千方百计，费尽心机地供奉儿子上“洋学堂”，因为只有在“洋学堂”毕了业才能获得当官发财的机会，而老包也才能实现当老太爷的愿望。但包国维却不争气，不但不用功读书，而且沦落为流氓学生，最后被校方除名，老包因此陷入鸡飞蛋打的尴尬境地。包氏父子的思想和行为直接体现了社会底层小市民的庸俗性，而其理想的破灭，正是这类卑微人物的必然命运。对老包而言，这不仅是庸俗，更是助纣为虐的愚昧和麻木。《包氏父子》是张天翼讽刺小说的代表作，也是中国现代讽刺小说中的上品，它把包氏父子背道而驰的行为方式交织印照，整篇作品充满着饱含生活酸甜苦辣的幽默讽刺意味。老包不仅是一个梦想破灭的小市民的形象，也是一个封建秩序和文化的受害者。作者笔下的老包极为本分，老实忠厚，他身上充斥着中国封建宗法制度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文化交织的国民劣根性，呈现出鲜明的世俗悲喜剧特征。
　　总之，张天翼以其小说营造了一个千姿百态的悲、喜剧世界，内涵异常丰富。

      3000.《梅雨之夕》
     《梅雨之夕》是心理分析小说家施蛰存的代表作之一。该作同作者的其它小说一样 也描写了性心理、揭示了潜意识，但与《鸠摩罗什》、《石秀》等小说相比较，《梅雨之夕》显得文笔舒展，格调清新，艳而不俗。 正是这种舒展而周密的心理描写和素雅清丽的格调使《梅雨之夕》成为吸引众多读者的名作。

      3001.《梅雨之夕》概述
　　《梅雨之夕》几乎没有情节，它仅仅记叙了一位下班回家的男子在途中邂逅一位少女之后的一段心灵历程。但在新颖而丰富的 心理分析学理论的指导下，作者以娴熟的文字表现技巧对人物的心理层层剖析，把读者带进了主人公那丰富多彩而又微妙曲折的内心世界。一个已婚的青年男性与一位娇美的 少女萍水相逢，他会有什么心理反应？
　　首先是怦然心动。
　　傍晚的上海街头，梅雨蒙蒙，灯光溶溶，下班后的“我”虽然手中有伞却并不急着回家，而是揣着慵懒的情怀有意无意地观 望黄昏的街景。这时，“一位姑娘”映入了 “我”的眼帘，——“我”看到她从电车的 “头等车”里走下来，发现她没有带任何雨具。
　　梅雨“淙淙地”下着，没有雨具的她只好跑到木器店的房檐下躲雨。“我开始注意她的确美丽了”。青年女性的美包括“许多方面”，如容颜姣好、风仪温雅、肢体停匀等， “我”觉得面前这位少女“是全适合这几端 的”。她急于寻找人力车坐车回家，“孤寂地只身呆望着这永远地、永远地垂下来的梅雨”，“露着烦恼的眼色”，而“我”却暗喜梅雨的淙淙，——是梅雨为“我”提供了欣赏美的机会。当然，“我”想到了在家等 “我”回家“一同吃饭的妻”，但这仅仅是 “一闪念”而已。“我”开始为自己晚回家寻找借口。主人公找出两个说服自己的理由： 首先，“我”对这少女没有什么“依恋的意识”，“我”仅仅是把她当作“一个美丽的对 象”来欣赏；其次，她在“一重困难之中”，作为男人的我不能弃之不顾。于是“我”不 仅心安理得地留了下来，而且还“不自觉地移动了脚步站在她身边了”。
　　接着，“我”跃跃欲试。
　　雨继续下，“我”发现斜雨已打湿了女子的绸衣，薄薄的黑色绸衣已失去了遮盖的 “效用”，“轻薄的雨”已画出了女子的臂膀的圆润。马路上仍然看不到人力车的踪影，甚至连行人也没有一个，而雨还在下个不 停，晚风把“凉凉的雨丝吹向我们”。“我” 想到了自己手中的伞，渴望能做古代骁勇的 武士用盾牌遮挡流矢一样挡住飞来的雨箭，用自己的伞护住这位可爱的姑娘。“我”关切地注视着女子，希望她能觉察到“我”的 好意，并主动上前来寻求保护。然而，他看到的是少女警惕的目光；他担心女子怀疑他 “没怀着好意”，因而只好自尊地移开了自己的目光，打消心底刚刚萌发的的艳念。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雨还没有住。也许少女失去继续等待的耐心，也许是她发现身边的异性对她并无歹意，少女把求助的目光投向“我”。“我”正以“怜悯的旁观的心理”观注着女子，少女主动投来目光使 “我”的脸红了。“用羞赧来对付一个少女底注目，在结婚以后，我是不常有的”，“我将由何种理由来譬解我底脸红呢” ？——也许答案只有一个：一种被婚外异性理解和初步接受后的欣喜与激动。“我”读懂了她的目光所传递的信息，于是就大着胆子靠近了少 女，“将我底伞分一半荫蔽她”。“我”的尝试终于取得了成功。
　　随后，男子开始想入非非。
　　如愿以偿的“我”十分激动，感到幸福，血流在周身奔涌，“我”开始诧异我的奇遇”；因为“近几年……除了和我底妻之外”，“我”从没与其他异性并肩步行。然而，在欣喜之际，“我”又有所顾忌：“我们”的熟人“看见了这样的我们的同行，会 怎样想”？于是，“我”把伞压得很低，“人家除非故意低下身子来”是“不能看见我们底脸面”的。
　　她的发香使“我”沉浸在难以言说的欢愉之中。“我”偷偷地“侧眼看她”，突然 “得到了一个新的发现”：原来她就是“我的初恋的那个少女，同学，邻居”！——那时她才十四岁，分别七年……她一定是搬到上海来了。然而，他尚未理清这一惊喜，又由喜而悲：她今年二十多岁了，一定已成为他人之妻，这是多么令人悲哀的事啊！进而，又变得忧心忡忡：我也结了婚，如果她认出了我，问我是否结了婚，我该怎样回答呢？
　　将路过的陌生女子认作是自己的初恋情人，这实际上是一种由情感急剧波动所致的情感错位，而这种情感错位又使“我”陷入了情感危机。
　　就在这时，“我偶然向道旁一望”，忽然发现妻子“倚在一家店里的柜上”，“用忧郁的眼光”看着“我”和她。妻子在跟踪他吗？——疑心生暗鬼。
　　男子的心灵历程的最后一段是恋恋不舍、怅然若失。
　　“我”还在想入非非：一阵风吹来，眯起眼的少女更加“娇媚”，我觉得她很像名画《夜雨宫诣美人图》中的日本女郎；同这样娇美的女郎共伞而行真是一种幸福，“在旁人的眼光里”，“我……或许成为她底丈夫 或情人了” ! 就在这时，“我”耳边传来“这样的嘤响”：不必送了，雨已经停了。“我蓦然惊觉”，十分懊恼地收拢雨伞，“怨怼”老天爷“不再下半个小时的雨”。“我”不甘心 于这场令人痴醉的艳遇就此了结，因而委婉地提出了继续陪伴的请求：“假使没有妨碍，让我送到了罢”；“假如还是下着大雨便怎么了呢？”但是，“我”不仅听到了少女外柔内刚绵里藏针的谢绝，而且还看到了她脸上的 “特殊的端庄”，一种包含着少女们所特有的矜持、自尊和提防的端庄。于是，“我”只 好知趣地告别。
　　姑娘“消失在黄昏里”，“我”带着无尽的遗憾、惆怅似梦似醒地上了人力车；恍恍惚惚，“我”总觉得“有一桩事没有做完成”，“心里有着一种牵挂”。夜空中已出现了星星，但“我”几次想把手中的伞张起 来。来到自家门前，“我”依然迷迷糊糊；叩门，屋内的人询问“谁”，——这询问声竟是那少女的声音！走进家门，灯下的妻子又变成了刚才那位在店铺里用忧郁的眼神看着“我”的女子，直到妻子问“我”为何回家这样迟，“我”的神态才彻底清醒。“我” 骗妻子说自己与朋友在途中吃过“小点”， ——“为了证实我的谎言，夜饭吃得很少”。
　　怦然心动——跃跃欲试——想入非非——恋恋不舍、怅然若失，作者周密而真实地描述了主人公邂逅少女后的全部心理流程。这种心理展示或心理分析是立足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之上的。
　　众所周知，施蛰存是“新感觉派”的代表作家，同这个三十年代初兴起的流派的其他作家一样，他的心理分析小说也深受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分析理论的影响。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是关于人格结构及其内部冲突的学说，大致可分为三个板块，即本能论、 人格结构论和心理解剖学说。本体能认为，人性的根本就是由生物能（或性能量）转换而来的心理能的发泄与反发泄；一切用于人格做功的能量都出自本能。人体结构论是关于本能的能量的投注和转移的理论。这一理论把人格分为三个部分：“本我”（储存本能 的地方，是各种本能的驱动之源）、“自我”（是协调本能需求与社会要求之间的平衡机能）、“超我”（在良心、道德律令、自我理想等因素的作用下形成，它把本能力量转移到实现理想、创造等方面上来）。心理解剖学说把人的心理意识分为三个层次：意识、 前意识、潜意识；其中，潜意识与本能密切相关，其中蕴藏有被压制的本能及与性相关的情感。
　　《梅雨之夕》的心理分析立足于弗氏的精神分析理论。作品注重描写主人公的潜意识，尤其注重揭示人物的人格中的“本我” 与“自我”的冲突。在“怦然心动”阶段，作者的文笔初步触及人物的潜意识。“我” 为婚外的异性所动，并把她当作“美的对象”，主人公的这一心理活动并不排除“本 能”的暗中促动；而在欣赏异性时；“我”自我辩白对异性绝对没有“依恋的意识”，且不由自主地想到家中翘首以待的妻子，还 寻找晚回家的借口，这一系列心理活动则又展示了主人公的人格深处的“自我”与“本我”的交涉：“我”要发泄本能，“本我”要遵循”快乐原则”，而“自我”则既对“本我”进行规范和抑制，又掩饰“本我”的越轨冲动。
　　在跃跃欲试阶段，作品虽然主要写主人公的情感与理智的矛盾和展示显意识层面的心理活动，但“我”企图接近少女和保护少女的动机无疑是受本能推动的。试想，如果面对的是一位男性，或者是一位老太太，“我”会耗费这么多心机吗？
　　在“我”想入非非时，作者有意刻画了 “我”的深沉意识活动以及意识深处的“本我”与“自我”的斗争。“我”隔着伞柄偷看少女时，少女突然幻化成“我”昔日的恋人；从表面上看，“我”的幻觉是由联想或情感错位所致，但实际上是人物的意识活动由意识、前意识而进入了潜意识。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无意识内有被压制的观念与情感，尤其是儿童的性发育过程的创伤性经验；由于种种原由，人们一般不愿或不能回忆这些观念和经验，但在意识或心理“监 察”机制松懈时，这些被压制在潜意识里的东西就会冒出来，人们就会回忆起这些比较“阴暗”的东西。——由于羞耻感和顾虑道德谴责等因素的作用，也许“我”在婚后 一直不愿触及自己的初恋，但突然的艳遇所致的兴奋与激动干扰了“我”意识中的“监察”机制，因而沉睡在潜意识中的对初恋情人的迷恋就苏醒了，无意识的非理性因素使 “我”一时误认为面前的少女就是昔日的情 人。担心遇到熟人而把伞压低和突然在道旁的商店里看到了妻子“忧郁的眼光”，这些行为和心理活动实际上展示了主人公的意识或人格深处的“自我”与“本我”的冲突。“本我”遵循着快乐原则，要主人公抓住机会尽情享受与少女相处的甜蜜与快乐，但 “我”是有妇之夫，作为一个“绅士”，“我” 不由自主地想到妻子的责怪、担心社会的谴责，甚至当即受到了良心的责备，于是，在意识与潜意识的交汇之际，在理性与非理性 的较量之中，“我”的顾虑与内疚就外化为 妻子的忧虑，并且被投射到路旁店铺中的另一女子身上。这种“本我”与“自我”的冲 突是极其真实的。它如实地展示了主人公的心理矛盾：对自我声誉和对已有的家庭的维护，对婚外异性的向往。
　　在怅然若失阶段，主人公更是频繁地往返于意识与潜意识之间。意识，是一种注意的感官，通过注意的活动，人们能够感知外界的现实环境和各种刺激，而潜意识则是一种非理性的不为人感知的心理现象。与少 女恋恋不舍地分手后，由意识统摄的各种感官先后告诉“我”：雨住天晴，房内的答话人是妻子，门前站着的是妻子等等，但蛰伏于潜意识中的本能却仍存非份之想，还在追寻那已不再存在的快乐——主人公觉得“有一桩事还没做完成”，“心理还有一种牵挂”； 而潜意识的非理性因素则使“我”先后产生一系列幻觉：误以为少女还在身旁，错把妻子的答应听成少女的“嘤响”，又将灯下的妻子看作店铺里注视“我们”同行的女子。
　　勿庸赘述，《梅雨之夕》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周密、细致入微而真实的心理描写，尤其是对潜意识的性心理、性幻觉的展示。然而，这种描写与展示的成功又与作者对性心理描写的分寸感的得体把握和全篇的文笔舒 展雅致密切相关。作者立足于西方的现代性 心理分析理论而剖析人物的内心世界，但我们感觉到作者同时又接受了东方古老的儒家 伦理道德的规范：男子邂逅情女，虽然艳心 荡漾，但其言行皆“发乎情，止乎礼”，他始终恪守着“君子好色而不淫”的中庸之道；写男性的艳遇，展示人性的隐秘，作者 不仅剔除了俗艳的字眼，回避了露骨的场面，而且还点缀了富有诗意的意境，溶入儒雅的情怀，这一切使作品具有诗一般的清丽素雅与含蓄蕴藉，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典雅的“中和之美”。
　　《梅雨之夕》令人久读不厌，其奥秘就在于作者描绘了一副清丽淡雅的心画，演奏了一首婉转细腻的心曲。

      3002.《梅雨之夕》作者
      施蛰存（1905年12月3日—2003年11月19日），名德普，中国现代派作家、文学翻译家、学者，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常用笔名施青萍、安华、薛蕙、李万鹤、陈蔚、舍之、北山等。施蜇存一生的工作可以分为四个时期：1937年以前，除进行编辑工作外，主要创作短篇小说、诗歌及翻译外国文学；抗日战争期间进行散文创作；1950年—1958年期间，翻译了200万字的外国文学作品；1958年以后，致力于古典文学和碑版文物的研究工作。自1926年创作《春灯》、《周夫人》，施蛰存的小说注重心理分析，着重描写人物的意识流动，成为中国“新感觉派”的主要作家之一。

      3003.施蛰存简介
　　施蛰存（1905—2003），原名施青萍，常用笔名施青萍、安华、薛蕙、李万鹤、陈蔚、舍之、北山等。
　　原籍浙江杭州。8岁时随家迁居江苏松江（现属上海市）；1922年考进杭州之江大学，次年入上海大学，开始文学活动和创作。1926年转入震旦大学法文特别班，与同学戴望舒、刘呐鸥等创办《璎珞》旬刊。1927年回松江任中学教员，1928年后任上海第一线书店和水沫书店编辑，参加《无轨列车》、《新文艺》杂志的编辑工作；1929年，施蛰存在中国第一次运用心理分析创作小说《鸠摩罗什》、《将军的头》使其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人之一。
　　1930年他主编的《现代》杂志，引进现代主义思潮，推崇现代意识的文学创作，在当时影响广泛；1932年起主编大型文学月刊《现代》，成为专业文艺工作者；1935年应上海杂志公司之聘，与阿英合编《中国文学珍本丛书》。1937年起在云南、福建、江苏、上海等地多所大学任副教授、教授（其间一度旅居香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任教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52年）并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
　　施蛰存因早年与鲁迅有过论战，因而在“反右”直至“文革”期间受到迫害，他也因此告别文学创作和翻译工作，转而从事古典文学和碑版文物的研究工作；20世纪80年代，由于现代主义思潮的重新涌入中国，他的文学创作才又重新开始受到重视。
　　已刊行的短篇小说集有《上元灯》、《将军的头》、《李师师》、《梅雨之夕》、《善女人行品》、《小珍集》，散文集有《灯下集》、《待旦录》，还出版了一些学术著作和大量译作。
　　施蛰存以写心理分析小说著称，着意描写人物主观意识的流动和心理感情的变化，追求新奇的感觉，将主观感觉融入对客体的描写中去，并用快速的节奏表现病态的都市生活，成为中国“新感觉派”的主要作家之一。
　　早在三十年代，他就是中国最有影响的心理分析小说家，并且通过他主编的三十年代最大的文学刊物之一《现代》，培植出中国现代文学最成熟最完善的现代派，使现代主义进入中国现代文坛并形成气候，造成中国文坛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三足鼎立的现象——施蛰存在中国文坛的地位和对中国文坛的贡献是不能低估的。
　　鉴于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上的贡献，施蛰存曾被授予“上海市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1993年）和“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敬慰奖”。
　　2003年11月19日8点47分，施蛰存因病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99岁。

      3004.施蛰存年表
　　1905年12月3日生于浙江杭州水亭址（水亭子）。
　　1913年随家迁居江苏松江（现属上海市）。
　　1922年考入杭州之江大学。
　　1923年入上海大学，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江干集》自费刊印，撰《苹华室诗见》首次以施蛰存署名。
　　1926年转入震旦大学法文特别班，与同学戴望舒、刘呐鸥等创办《璎珞》旬刊。
　　1927年回松江任中学教员。翻译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诗和奥地利作家显尼志勒的《倍尔达· 迦兰夫人》。
　　1928年後任上海第一线书店和水沫书店编辑，与戴望舒等合编《文学工场》、《无轨列车》，发表《妮侬》、《雨》等小说、新诗。
　　1930年与戴望舒等编《新文艺》月刊，刊载《鸠摩罗什》、《凤阳女》、《阿秀》、《花》等小说，心理小说《将军的头》。
　　1932年主编大型文学月刊《现代》，发表《创刊宣言》、小说《残秋的下弦月》、散发《无相庵随笔》等。短篇小说集《李师师》出版。
　　1935年应聘上海杂志公司，与阿英合编《中国文学珍本丛书》。主编《文饭小品》六期，编纂《晚明二十家小品》，译德国小说家格莱赛《一九〇二级》，译美国里德《今日之艺术》出版。
　　1939年任教云南大学，编撰《中国文学史》、《散文源流》等教材。
　　1943年任教厦门大学，开设《史记》专题课，编撰《史记旁札》等教材。
　　1952年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授，参加中国作家协会。
　　1954年《轭下》新版于北京作家出版社。
　　1961年编撰《後汉书征碑录》、《蛮书征碑录》。
　　1963年编撰《云间词人姓氏录》、《三国志征碑录》、《隋书征碑录》、《魏书征碑录》、《北山楼碑跋》。
　　1964年编撰《云间碑录》等，续撰《北山楼碑跋》，辑录《金石遗闻》、《宋金元词十遗》。
　　1974年撰作《浮生杂咏》，续撰《北山楼词话》。
　　1978年撰着《唐诗百话》，续撰《北山楼词话》。
　　1980年主编《百花洲文库》，译法国象征派诗人庞维尔、达尔尚、马拉尔美、孟代思、韩波散文诗编为《法国散文诗十篇》。
　　2001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施蛰存文集·文学创作篇》第二、三卷，《北山散文集》，以及《唐诗百话》、《北山谈艺录续编》。
　　2002年《施蛰存日记》由文汇出版社出版。
　　2003年11月19日病逝于上海。

      3005.施蛰存评价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的中国文坛，乡土派、人生派等小说均已取得了不俗的成就，施蛰存逐渐避开中国作家对他的近距离文化辐射，在对外国文艺的译介中慢慢潜入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内部，选择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为指针，以修辞绵密瑰丽的的语言演绎情节开阂有致的故事，终于成为弗氏思想在中国文坛上的“双影人”——这是中国文艺界现代主义运动的第一波浪潮。施蛰存和1940年代的“九叶诗派”共同构成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履痕不及西土而西风自然风行水上的独特文化景观。
　　施蛰存的小说，宛如身着华丽的中式旗袍，在传统民乐的伴奏下跳着异国的华尔兹。施蛰存胸襟豪放超然，不耽于党同伐异的文坛纷争。当编辑，他便积极扶植新锐；当作家，他又能挣脱俗务（他曾在上海松江县立中学当教员），黾勉力行，自当楷模，所作虽不多，但大都是精心策划之作，决不像一般海派作家稍有题材便率尔操斛，所以能在1930年代的上海文艺界独当一面，站稳脚跟。他不惟新文学，即古籍校勘亦从容做来，成绩斐然（施编辑有《晚明二十家小品》等古书）。
　　施蛰存的小说成就在二十世纪的小说史上是被遮蔽的；他的为大众注意，多半导源于1930年代他和鲁迅关于《庄子》和《文选》的那场笔墨官司。施因此在文革中受到牵连，而关乎他崇高文学价值的小说创作则长期受到漠视，他的作品在图书馆里曾经备受冷落。

      3006.施蛰存著作
      短篇小说集
　　《江干集》（1923年）、《上元灯》（1929年）、《李师师》（1931年）、《将军底头》（1932年）、《梅雨之夕》（1933年）、《善女人行品》（1933年）、《小珍集》（1936年）、《四喜子的生意》（1947年）
      散文集
　　《灯下集》（1937年）、《待旦录》（1947年）、《枕戈录》（1992年）、《卖糖书话》（1997年）、《沙上的脚迹》（1994年）、《散文丙选》（1998年）、《云间语小录》（2000年）、《北山散文集》（2001年）
      编译作品
　　《匈牙利短篇小说集》（1936年）、《波兰短篇小说集》（1936年）、《劫后英雄》（1939年）、《丈夫与情人》（1945年）、《妇心三部曲》（1947年）、《荣誉》（1952年）、《轭下》（1952年）、《征服者贝莱》（1957年、1958年）、《恋爱三味》、《外国文人日记抄》（1995年）
      学术著作
　　《唐诗百话》（1987年）、《水经注碑录》（1987年）、《词学论稿》、《历代词籍序跋萃编》、《词学名词释义》（1988年）、《北山集古录》（1989年）、《金石丛话》（1991年）、《文艺百话》（1994年）、《宋元词话》（1999年）、《北山谈艺录》（1999年）、《北山谈艺录续编》（2001年）、《唐碑百选》（2001年）
      诗集
　　《北山楼诗》（2000年）   

3007.《洋车夫》

一片风啸湍激在林梢，
雨从他鼻尖上大起来了，
车上一盏可怜的小灯，
照不破四周的黑影。
他的心是个古怪的谜，

这样的风雨全不在意，
呆着像一只水淋鸡，
夜深了，还等什么呢？

      3008.《洋车夫》作者
      臧克家（1905.10.8~2004.2.5），中国当代杰出的诗人、著名作家、编辑家，汉族。山东潍坊市诸城人，是诗人闻一多先生的高徒。被誉为“农民诗人”。他自幼受家庭影响，打下了良好的古典诗文基础。他创作的《难民》、《老马》等诗篇，以凝练的语言描写了旧中国农民忍辱负重的悲苦生活；长诗《罪恶的黑手》揭露了帝国主义的罪恶和伪善的面目，这些诗是他早期诗歌的代表作，已成为我国现代诗史上的经典之作。1933年他的第一部诗集,《烙印》出版，得到闻一多、茅盾等前辈的好评；次年，诗集《罪恶的黑手》问世，从此蜚声诗坛。2004年2月5日，臧克家于北京逝世，享年99岁。

      3009.臧克家创作经历
　　抗日战争爆发后，臧克家同志把自己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积极投身抗日爱国活动。1938年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当选为襄阳、宜昌两分会理事。1938年至1941年夏初，任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宣传科教官、司令长官部秘书、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战时文化工作团团长、三十军参议。他满怀激越的爱国热情，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三赴台儿庄前线采访，写成长篇报告文学《津浦北线血战记》；他不畏艰辛率第五战区战时文化工作团深入河南、湖北、安徽农村及大别山区，开展抗日文艺宣传和创作活动；他不顾个人安危组织“文艺人从军部队”；冒死赴随枣前线从事抗日救亡的文化宣传工作，曾参加随枣战役。这期间，臧克家同志创作和出版了《从军行》《淮上吟》等诗集及散文集《随枣行》，热情讴歌了抗日军民的伟大爱国精神和英勇抗敌的事迹。1941年秋，任第三十一集团军参议、三一出版社副社长、代理社长，筹备出版了进步刊物《大地文丛》，创刊后，被当局查禁。1942年7月，他愤而辞职，冒着酷暑自河南叶县历经艰难徒步赴重庆。
　　1943年4月，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第五届年会上当选为候补理事。同年夏，任赈济委员会专员并负责编辑《难童教养》杂志至1945年秋。在此期间，创作出版了长诗《古树的花朵》、回忆录《我的诗生活》和《泥土的歌》《十年诗选》等诗集。臧克家（1905.10.8-2004）山东诺城人。18岁以前，一直生活在胶东半岛的农村。1923年入济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受五四运动影响，学习写诗。1925年处女作《别十与天罡》载《语丝》。1926年秋，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曾参加讨伐反动军夏斗寅的战役。大革命失败后，逃亡东北。1929年入国立青岛大学补习班，发表新涛《默静在晚林中》。
　　1934年毕业于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在校期间，在新诗创作上得到闻一多、王统照的鼓励与帮助。1932年在《新月》4卷7期发表第一首诗作《难民》。1933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烙印》出版。接着又出版了《罪恶的黑手》《运河》两本诗集和长诗《自己的写照》。1936年参加中国文艺家协会臧克家是中国现实主义新诗的开山人之一。
　　他从两个方面继承和发展了新诗的现实主义传统。其一，他推进了新诗对旧中国农民和农村的吟唱，在他之前，还没有一位诗人能够如此成功地抒写农民和农村。其二，他推进了中国现代叙事诗的建设，他的叙事诗是诗人内心世界与外在世界的交融。臧克家是一位中国韵味十足的诗人。他有意识地向中国古典诗歌吸取养分，予以现代化改造，铸造自己作品的中国风格。他的诗具有含蓄蕴籍的抒情方式，重“藏”，诗在诗外，笔有藏锋；他的诗运用素朴精炼的言说方式，精炼，而又大巧若朴；他的诗追求谐和悦耳的音乐方式，“敲声音”，是臧克家炼字的标准之一，他寻觅着音节和谐，铿锵动人，增加读者听觉上的美感。在新诗发展史上，像臧克家这样深刻的具有中国风格的现实主义诗人实在很少，值得学术界深入研究。
　　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来说，臧克家是一个丰富的存在，他的文学活动长达七十余年。2002年底面世的《臧克家全集》共有12卷，近630万字。臧克家是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重要一页，中国现实主义新诗的开山人之一。　　
　　臧克家以新诗名世，但是，被诗名遮掩了的散文也有很高成就。应当说，在创作的时间和数量上，他的散文是与诗平分秋色的。包括《野店》《蛙声》《山窝里的晚会》《海》《炉火》《我的诗生活》在内的散文和回忆录，是留给散文评论界的一个大题目。晚年的臧克家，年老多病，不能接触新鲜生活，因此“老来意兴忽颠倒，多写散文少写诗”。“我大力抓住了散文，以抒发我的诗的情趣。”臧克家的诗，很少散文化的倾向；他的散文却寻求着诗化——内中都蕴涵着诗魂，这就确立了臧克家散文的品位。有的偏爱者甚至有“文胜于诗”的说法。
　　从横的方面，先是不知世事、尚未流汗的孩子，似不足悲；次是正在“流汗”的爸爸，忧郁心态透出诗行；最后是汗尽而逝的爷爷，尽显悲怆之情。农民家庭在泥土里的生活！再从纵的方面，孩子——爸爸——爷爷，三个形象显示的不仅是三代，而且是无数代，这是中国农民世世代代生活道路的具象化，每个形象都有高度概括性。观察之细，运思之深，谋篇之巧，余味之浓，其他诗人很难望其项背。仅此一首，“农民诗人”臧克家的成就不需再置一词了。
　　臧克家非常强调只写自己熟悉的，这是他的现实主义的很大的特点。在“时代需求”和“自己熟悉”的关系上，他强调的是题材的熟悉。当然，随着时代的变化，诗人要去熟悉新的过去不熟悉的生活，这才是彻底的现实主义。他为1946年版的《泥土的歌》写的序言《当中隔一段战争》中说：“几时，不再让我为他们悲惨命运发愁、悲伤、愤怒，不再唱这样令人不快的歌？几时，让我替他们——中国农民，出自真情如同他们唱悲哀的歌一样唱一支快乐的、解放的歌？”他熟悉的是旧中国的农民，所以写的就是旧中国的农民。但是他也向往新的人物，新的世界。
　　对于农村的自然景色，臧克家从来是倾心的。只要条件具备，他的灵感就会轻易袭来，于是，一首首优秀之作便问世了。1942年他完成了《泥土的歌》——这是臧克家除了《烙印》之外最重要的、也是诗人自己最满意的作品。在抗战开始后一段时间，诗人和作家们对于创作有所反思——空洞的热情消失了，高调的呼喊嘶哑了，一部分诗人和作家重新回到了熟悉的题材，以新的审美眼光打量旧的题材，写出了新时代的新作品。于是，巴金写出了《春》（1939）和《秋》（1940）；曹禺写出了《北京人》（1941）；茅盾写出了《霜叶红似二月花》（1943）；臧克家则写出了他的第11部诗集《泥土的歌》。和那些直接吟唱时事的急就章相比，臧克家说：“我最合适于唱这样一支歌，竟或许也只能唱这样一支歌。”1944年，当他编选自己的《十年诗选》时，直接表现抗战烽火的作品入选很少。
　　臧克家的诗是酝酿于抒情之中的哲学，是哲学的诗。闻一多曾下过一个精辟的结论，“克家的诗，没有一首不具有一种极其顶真的生活的意义。”这“极顶真”正是来自诗人关照生活本质，把握生活本质的哲理性总结。《三代》这首“极顶真”的抒情短诗就具有质朴、简洁、冷峻、深刻的艺术特色。　　
　　解放战争时期，臧克家同志多次参加“呼吁停战、实现和平”签名等进步活动，在重庆，曾应邀出席毛泽东同志在张治中寓所举行的文化界人士座谈会。在上海，他主编了《侨声报》文艺副刊《星河》、《学诗》和《创造诗丛》、《文讯》月刊等书刊，团结了大批进步作家；激愤于政治的黑暗腐败，他创作了大量的政治抒情诗和政治讽刺诗，出版了《宝贝儿》、《生命的零度》、《冬天》等诗集，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48年12月，由于上海白色恐怖严重，被迫潜往香港。
　　1949年3月，臧克家同志由中共党组织安排来到北平。5月在《人民日报》发表组诗《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表达了他到解放区后的喜悦心情。后历任华北大学文艺学院文学创作研究室研究员，出版总署、人民出版社编审，《新华月报》编委，主编《新华月报》文艺栏。
　　1949年7月出席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委员。1951年6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曾任民盟中央文教委员会委员。
　　1956年，臧克家同志调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
　　1957年至1965年任《诗刊》主编。经他联系，由《诗刊》创刊号首次发表的毛泽东诗词十八首，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期间，他兢兢业业致力于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发展的组织领导工作，在《诗刊》的创刊与发展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繁荣诗歌创作、加强诗歌队伍建设中，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同时满怀对祖国、对党、对人民的无限热爱之情，笔耕不辍，勤奋创作，以热情、多产的诗人形象活跃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诗坛上，迎来了他创作的又一高峰，相继出版了《臧克家诗选》《凯旋》等诗集和长诗《李大钊》。其中，《有的人——纪念鲁迅有感》、《毛主席向着黄河笑》等脍炙人口的作品，多次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
　　1957年，他和周振甫合著的《毛主席诗词讲解》，对毛泽东诗词的传播和普及，起了重要的作用；臧克家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被迫停止文学创作和社会活动，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1972年回到北京。
　　1976年1月《诗刊》复刊，臧克家同志担任顾问兼编委；粉碎“四人帮”后，年逾古稀的臧克家同志文思泉涌，又迎来了创作的春天。他把心底的颂歌唱给了社会主义新时期，出版了《忆向阳》《落照红》《臧克家旧体诗稿》等诗集；《怀人集》《诗与生活》等散文集；《学诗断想》《克家论诗》《臧克家古典诗文欣赏集》等论文集。凝结着他一生汗水和心血的十二卷本《臧克家全集》也于2002年12月出版。

      3010.臧克家主要作品
      著作书目
　　烙印 (诗集) 1933，(自费印行)；增订本，1934，开明；与《罪恶的黑手》合集，1963，人文
　　罪恶的黑手 (诗集) 1934，生活；1947，星群
　　自己的写照 (长诗) 1936，文学出版社
　　运河 (诗集) 1936，文生
　　紧浦北线血战记 (通讯、报告集) 1938，生活
　　从军行 (诗集) 1938，生活
　　泥淖集 (诗集) 1939，生活
　　乱莠集 (散文集) 1939，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
　　随枣行 (散文、通讯、报告集) 1939，前线出版社
　　淮上吟 (报告长诗) 1940，上杂
　　猴子拴 (诗集) 1940，上海三通书局
　　呜咽的云烟 (诗集) 1940，创作出版社
　　古城的春天 (诗集) 1942，秋白书店
　　古树的花朵 (长诗、原名《范筑先》) 1942，东方书社
　　向祖国 (长诗集) 1943，三户
　　我的诗生活 (散文集) 1943，读书
　　泥土的歌 (诗集) 1943，今日文艺社；1947，星群
　　感情的野马 (长诗) 1943，当今出版社
　　国旗飘在雅确尖 (诗集) 1943，中西书局
　　十年诗选 1944，现代出版社
　　民主的海洋 (诗集) 1945，世界编译所 (因错排太多未发行)
　　生命的秋天 (诗集) 1945，建国书店
　　宝贝集 (诗集) 1946，万叶书店
　　生命的零度 (诗集) 1947，新群
　　挂红 (短篇小说集) 1947，读书
　　磨不掉的影像 (散文集) 1947，益智出版社
　　拥抱 (短篇小说集) 1947，寰星图书杂志社
　　冬天 (诗集) 1948，耕耘出版社
　　臧克家诗选 1954，作家；重编本，1956，增订本，1978，1986，人文
　　在文艺学习的道路上 (文艺随笔集) 1955，新文艺；新版，1962
　　毛主席诗词十八首讲解 (后改名《毛主席诗词讲解》) 周振甫注释，1957，中青
　　杂花集 (散文、杂文集) 1958，北京
　　一颗新星 (诗集) 1958，作家
　　春风集 (诗集) 1959，作家
　　李大钊 (传记长诗) 1959，作家
　　欢呼集 (建国十周年诗选集) 1959，人文
　　给少年的诗 1961，上海少儿
　　凯旋 (诗集) 1962，作家
　　学诗断想 (诗论、文艺随笔集) 1962，北京；重编本，1979，四川人民
　　忆向阳 (旧体诗集) 1978，北京人民
　　今昔吟 (诗集) 1979，山东人民
　　怀人集 (散文集) 1980，上海文艺
　　友声集 (旧体诗词集) 与程光锐、刘征合集，1980，云南人民
　　诗与生活 (散文集) 1981，四川人民；1982，香港三联
　　甘苦寸心知 (散文集) 1982，四川人民
　　臧克家长诗选 1982，山东人民
　　臧克家散文小说集 (上下册) 1982，长江
　　青柯小朵集 (散文集) 1984，花城
　　落照红 (诗集) 1984，花城
　　臧克家集外诗集冯光廉、刘增人编，1984，陕西人民
　　克家论诗 (诗论、文艺随笔集) 吴嘉编，1985，文化艺术
　　乡土情深 (诗文集) 1985，山东大学出版社
　　臧克家文集 (1—3卷) 1985，山东文艺 (未出齐)
　　臧克家 (中国现代作家选集) 1987，香港三联
　　臧克家抒情散文选 1988，湖南文艺
　　臧克家旧题诗稿 1988，武汉出版社
　　臧克家序跋选 1989，青岛出版社
　　臧克家古典诗文欣赏集 1990，北京出版社
　　放歌新岁月 1991，重庆出版社
　　臧克家全集 2002，时代文艺出版社
　　臧克家回忆录 2004，中国工人出版社
      编辑书目
　　创造诗丛 (12本) 主编，1947，星群
　　中国新诗选 (1919—1949) 编选，1956，中青
　　毛泽东诗词鉴赏 1990，主编，河北人民出版社
      研究资料书目
　　臧克家评传 (张惠红) 1987，能源出版社
　　臧克家作品欣赏 (刘增人、冯光廉) 1988，广西教育出版社

      3011.臧克家荣誉记录
　　臧克家同志的作品多次获奖，曾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1988年4月，获中国作家协会首届文学期刊编辑荣誉奖；1990年8月，他主编的《毛泽东诗词鉴赏》获全国图书“金钥匙”奖和第五届中国图书奖一等奖。1991年10月，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2000年1月，获首届“厦新杯中国诗人奖”终身成就奖；同年11月，获“国际炎黄文化研究会首届龙文化金奖”终身成就奖。
　　2002年10月，被世界诗人大会和世界艺术文化学院授予荣誉人文学博士；同年12月，获第七届今世缘国际诗人笔会颁发的“中国当代诗魂”金奖。2003年12月，《臧克家全集》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曾经写过《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原题为“说和做——记闻一多先生言行片段”。

      3012.臧克家诗作特点
　　1、讲究诗的形式的凝炼、整齐，讲究诗的节奏、韵律，以格律诗的形式反映社会现实。
　　2、擅长比喻，把感情和倾向性凝聚、隐蔽在诗的形象里，化思想、概念为具体形象，并善于摄取人生图景，抒情形象生动、丰富、含蓄。
　　3、重视炼字炼句，尤重动词。
　　4、诗风质朴凝炼、含蓄深沉。

      3013.臧克家主要诗集
　　1933年出版的第一部诗集《烙印》，是他最具影响的作品。这部诗集真挚朴实地表现了中国农村的破落、农民的苦难、坚忍与民族的忧患；此后，他陆续出版诗集，长诗有《罪恶的黑手》《自己的写照》《泥土的歌》《宝贝儿》《生命的零度》等十几部。
　　这个时期，臧克家的诗篇幅短小，却颇具概括力。他除有意识学习古典诗词的结构方法，形成凝重、集中、精粹的风格之外，还苦心追求词句的新颖、独到、形象化，但又不失平易、明朗和口语化。
　　建国后，臧克家多作政治抒情诗，《有的人》是他这类诗中的代表作。这首诗是为纪念鲁迅逝世13周年而作，它的独特之处，在于表现具有哲理意义的主题：人是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而活着。事实上，这一主题已超出了歌颂鲁迅精神的范围，而将读者引入对人生的更深层的思考。语言朴素、对比强烈、形象鲜明是这首诗的艺术特色。
　　除了继续做短小隽永的小诗之外，臧克家还创作了一部人物传记体长诗《李大钊》。这部长诗从多个角度，包括战斗、家庭等方面将一个革命先驱伟大而又平凡的人格展现出来。

      3014.臧克家文学地位
　　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来说，臧克家是一个丰富的存在，他的文学活动长达七十余年。2002年底面世的《臧克家全集》共有12卷，近630万字。臧克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重要一页，中国现实主义新诗的开山人之一。
　　臧克家以新诗名世，但是，被诗名遮掩了的散文也有很高成就。应当说，在创作的时间和数量上，他的散文是与诗平分秋色的。包括《野店》《蛙声》《山窝里的晚会》《海》《炉火》《我的诗生活》在内的散文和回忆录，是留给散文评论界的一个大题目。晚年的臧克家，年老多病，不能接触新鲜生活，因此“老来意兴忽颠倒，多写散文少写诗”。“我大力抓住了散文，以抒发我的诗的情趣。”臧克家的诗，很少散文化的倾向；他的散文却寻求着诗化——内中都蕴涵着诗魂，这就确立了臧克家散文的品位。有的偏爱者甚至有“文胜于诗”的说法。
　　臧克家非常强调只写自己熟悉的，这是他的现实主义的很大的特点。在“时代需求”和“自己熟悉”的关系上，他强调的是题材的熟悉。当然，随着时代的变化，诗人要去熟悉新的过去不熟悉的生活，这才是彻底的现实主义。他为1946年版的《泥土的歌》写的序言《当中隔一段战争》中说：“几时，不再让我为他们悲惨命运发愁、悲伤、愤怒，不再唱这样令人不快的歌？几时，让我替他们——中国农民，出自真情如同他们唱悲哀的歌一样唱一支快乐的、解放的歌？”他熟悉的是旧中国的农民，所以写的就是旧中国的农民。但是他也向往新的人物，新的世界。
　　臧克家的诗是酝酿于抒情之中的哲学，是哲学的诗。闻一多曾下过一个精辟的结论，“克家的诗，没有一首不具有一种极其顶真的生活的意义。”这“极顶真”正是来自诗人关照生活本质，把握生活本质的哲理性总结。《三代》这首“极顶真”的抒情短诗就具有质朴、简洁、冷峻、深刻的艺术特色。

      3015.臧克家大事记录
　　1905年10月8日出生于山东诸城。 他自幼受祖父、父亲影响，打下了良好的古典诗文基础。
　　1923年夏，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期间，阅读了大量新文学作品，并开始习作新诗。
　　1925年首次 在全国性刊物《语丝》上发表作品，署名少全。
　　1927年，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曾经参加北伐战争。
　　1929年，在青岛《民国日报》上第一次发表新诗 《默静在晚林中》，署名克家。
　　1930年，考入国立山东大学，得到闻一多（时任山大文学院院长）、王统照先生的热情教诲与精心帮助。他创作的《难民》、《老马》、《有的人》等诗篇，以凝练的诗句描写了旧中国农民忍辱负重的悲苦生活；长诗《罪恶的黑手》，揭露了帝国主义的罪恶和伪善的面目，这些诗是他早期诗歌的代表作，已成为我国现代诗史上的经典之作。
　　1932年开始发表新作，以一篇《老马》成名。
　　1933年他的第一部诗集《烙印》出版，得到闻一多、茅盾等前辈的好评；次年，诗集《罪恶的黑手》问世，从此蜚声诗坛。
　　1934年至1937年在山东省立临清中学任教，出版诗集《运河》和长诗《自己的写照》，创作了散文集《乱莠集》。
　　1936年参加中国文艺家协会。
　　抗日战争爆发后，臧克家同志把自己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积极投身抗日爱国活动。
　　1938年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当选为襄阳 、宜昌两分会理事。
　　1938年至1941年夏初，任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宣传科教官、司令长官部秘书、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战时文化工作团团长、三十军 参议。
　　1941年秋，任第三十一集团军参议、三一出版社副社长、代理社长，筹备出版了进步刊物《大地文丛》，创刊后，被当局查禁。
　　1942年7月，他愤而辞职， 冒着酷暑自河南叶县历经艰难徒步赴重庆。
　　1943年4月，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第五届年会上当选为候补理事。同年夏，任赈济委员会专员并负责编辑《难童教养》杂志至1945年秋。
　　1948年12月，由于上海白色恐怖严重，被迫前往香港。
　　1949年3月，臧克家同志由中共党组织安排来到北平。历任华 北大学文艺学院文学创作研究室研究员，出版总署、人民出版社编审，《新华月报》编委，主编《新华月报》文艺栏。
　　1949年7月出席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 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委员。
　　1949年10月臧克家来到北京纪念鲁迅先生逝世13周年，还写下了《有的人》一诗。（为纪念鲁迅先生）1951年6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曾任民盟中央文教委员会委员。
　　1956年，臧克家同志调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
　　1957年至1965年任《诗刊》主编。经他联系，由《诗刊》创刊号首次发表的毛泽东诗词十八首，在 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
　　1957年，他和周振甫合著的《毛主席诗词讲解》，对毛泽东诗词的传播和普及，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被迫停止文学创作和社会活动，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1972年回到北京。
　　1976年1月《诗刊》复刊，臧克家同志担任顾问兼编委。
　　因病医治无效，于2004年2月5日20时3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后被家人安葬在诸城长眠于故乡地下。

      3016.《圣处女的感情》
      若想在现代作家里挑摩登人物，稍具文学史常识的人就不会漏掉穆时英。作为新感觉派里最具才华的代表作家之一，穆时英身上几乎无处不透露出摩登气息。 作者描绘都市流行文化，用无数光怪陆离的城市镜头堆砌起一个由咖啡厅、舞场、轿车、Jazz以及大旅馆等组成的上海。小说中的主角换成了疲倦而颓废的男女，沉溺烟卷和酒精中，以互相猎取为乐。他对上海那种既迷恋又厌倦的情感使他笔下的城市带有一抹现代色彩：人的拟物化表现，相同场景一再复制，消费文化的规模生产以及情感的缺失等等。

      3017.《圣处女的感情》作者
      穆时英，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穆时英（1912年3月14日－1940年6月28日），浙江慈溪人；1929年开始小说创作，翌年发表小说《咱们的世界》、《黑旋风》；1932年出版小说集《南北极》，反映上流社会和下层社会的两极对立；1933年出版小说集《公墓》，转而描写光怪陆离的都市生活，后又出版《白金的女体塑像》、《圣处女的感情》等；1933年前后参加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抗日战争爆发后赴香港，1939年回沪，主办《中华日报》副刊《文艺周刊》和《华风》，并主编《国民新闻》，后被国民党特工人员暗杀。

      3018.穆时英人物简介
　　穆时英（1912年3月14日－1940年6月28日），原籍浙江省慈溪县庄桥镇；中国现代小说家；新感觉派（穆时英、刘呐鸥、施蛰存）的代表人物之一；笔名有伐扬、匿名子等。
　　穆时英中学时已表现出文学天赋；1929年17岁时考入光华大学西洋文学系（西洋文学系的说法，据顾云天在穆时英遇害后写的文章《悼穆时英先生》，见《国民新闻》1940年7月6日）。
　　穆时英从1929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次年发表第一部小说《咱们的世界》；1933年前后，穆时英出版四部小说集：《南北极》、《公墓》、《白金的女体塑像》、《圣处女的感情》。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曾到香港任《星岛日报》编辑，1939年返沪，相继在汪精卫政府主持的《国民新闻》任社长，并在《中华日报》主持文艺宣传工作。
　　1940年6月28日下午6点40分，穆时英下班乘人力车经过上海三马路福建路195号附近时，突遭狙击，右肩及右小腹各中一弹，因射中要害，失血过多，不治身亡；当时普遍认为是被上海潜伏的“锄奸”组织射杀，时年仅28岁。
　　穆时英在现代文学史上被誉为"中国新感觉派圣手"，将新感觉派小说推向成熟，同时亦为中国现代"都市文学"的先驱者，海派文学的代表作家；他的作品大都描绘二三十年代上海都市文明昙花一现、畸形发展时的社会生活，但穆时英的早期作品表现的却是下层百姓的"草莽"生活，揭示了社会上贫富对立的不平等现象，如《南北极》、《咱们的世界》等，艺术表现手法悖反都市文学的高雅，充满了下层人民强悍、粗犷的生活语言，一度被誉为“普罗文学之白眉”。

      3019.穆时英创作历程
　　穆时英在1930年2月15日《新文艺》第1卷第6号上发表他的第一篇小说《咱们的世界》时，当时的编辑施蛰存曾用“使我非常惊异”来描述这篇小说给他带来的震动，因而大力推举，不仅置于篇首，而且还向读者特别推荐，认为穆时英虽然是“一个生疏的名字”，但却是“一个能使一般徒然负着虚名的壳子的‘老大作家’羞愧的新作家”。施蛰存对穆时英的这番激赏也标志着穆时英正式登上文坛崭露头角。
　　随着穆时英陆续发表以底层民众生活为素材的小说，一下子引起了当时文坛的注意，“几乎被推为无产阶级优秀文学的作品”，“一时传诵，仿佛左翼作品中出了个尖子”，但实际上左翼文坛对穆时英的作品相当敏感，尽管肯定了穆时英从旧小说中探索出了属于民众的简洁、明快、有力的语言风格；熟悉了无产者大众独特的为一般知识分子所不熟悉的语汇，但仍一致认为穆时英的作品在思想上有着“非常浓厚的流氓无产阶级意识”。
　　1930年10月2日，穆时英的新作——中篇小说《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作为“一角丛书”之第5种出版，轰动一时。这篇以穆时英本人大学时的一段恋爱经历为原型的小说富有意识流风格，与之过去发表的底层题材小说风格迥异，因此遭到左翼文坛的猛烈批判。其中，瞿秋白在对穆时英的批判中暗示穆时英及其同伙“第三种人”是“红萝卜”，外面的皮是红的，里面的肉是白的，认为这群人“表面作你的朋友，实际是你的敌人，这种敌人自然更加危险”。这种来自左翼的批判声一直伴随着穆时英随后的创作生涯。
　　1932年1月，穆时英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南北极》由上海湖风书局初版，其内容反映上流社会和下层社会的两极对立。一年以后，此书改订增补本由上海现代书局重新推出，引起很大的反响。当时的文学评论家们对穆时英描写阶级对立视角的独特、形式的新颖和艺术手腕的巧妙，纷纷给予肯定，并把穆时英视作当年中国文坛的重要收获；据说，当时在上海的大街上，随意迈进一家书店，便会在书架上发现穆时英的小说《南北极》，经常有痴痴迷恋穆时英小说的读者给他来信，甚至有崇拜者专程从千里之外的南洋赶来敲他旧宅的大门。而此时的穆时英年仅20岁。
　　但是，正当人们对穆时英寄予厚望，期待他沿着《南北极》的方向有所突破时，穆时英却在创作上来了个意想不到的大转变。1933年，他出版了第二本小说集《公墓》，转而描写光怪陆离的都市生活，其描写的对象，也都是在充满诱惑的都市背景下，迷恋于声色之间的都市客。在技巧上，穆时英着意学习和运用日本新感觉派横光利一等人的现代派手法，还尝试去写作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小说，其内容和风格都迥然有别于《南北极》。此后，穆时英又出版了小说集《白金的女体塑像》、《圣处女的感情》、《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上海的狐步舞》等代表性作品。在这些小说中，穆时英聚焦上海的夜总会、咖啡馆、酒吧、电影院、跑马厅等娱乐场所，追踪狐步舞、爵士乐、模特儿、霓虹灯的节奏和色彩，捕捉都市人敏感、纤细、复杂的心理感觉。他以圆熟的蒙太奇、意识流、象征主义、印象主义等表现手法，反映20世纪30年代大上海广阔的社会生活场景，开掘都市生活的现代性和都市人灵魂的喧哗和骚动，特别是把沉溺于都市享乐的摩登男女的情欲世界描绘得有声有色，刻画得栩栩如生。同时，在这些小说中，也流露出明显的颓废感伤气息，不过，穆时英的小说却因此风靡一时。
　　穆时英本人也因为其年少多产又风格独特，被当时的人称为“鬼才”作家。自此，他与刘呐鸥、施蛰存等共同形成了中国文坛上的新感觉派，穆时英也为后人誉为“新感觉派圣手”、现代派的健将。
　　穆时英后期亦涉猎电影工业。1935年穆时英加入了刘呐鸥、黄嘉谟与左翼电影界展开的“软性电影”与“硬性电影”之争。1935年8月11日至9月11日，穆时英在《晨报》上连载《电影艺术防御战——斥掮着“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招牌者！》，文章长达4万字，针对左翼电影理论系统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及理论。
　　1937年穆时英在香港《朝野公论》第2卷第4期到第6期上发表《MONTAGE论》，这篇长达18000字的电影理论文章计划论述电影艺术的基础、分解与再建、细部的强调、时间与空间的集中、画面、Camera的位置与角度、画面与画面之编织、节奏、音响与画面的对位法等8个有关电影蒙太奇艺术的重要问题，目前仅见前六部分，与穆时英小说创作关系最为密切的“节奏”问题未见刊出。但前几部分的论述已经反映了穆时英对电影艺术揣摩已久，深得三昧。他的小说创作充满了电影艺术的特征，是对电影艺术的模仿、自觉追求和实验。
　　穆时英不仅通过小说，也通过理论表述，在电影艺术和小说艺术之间建立了一种沟通的桥梁。华南一家电影公司曾邀请穆时英拍一部“国防电影”，穆时英自编自导了一部描写东北抗日游击队英勇事迹的《十五义士》，后因影片公司发生变故，电影没有完成。但据说在当时的香港，一般人知道穆时英导演《十五义士》比知道他是《南北极》小说的作者还多。

      3020.穆时英汪伪汉奸
　　20世纪30年代初期，春风得意的穆时英，浑身上下弥漫着十里洋场上的浮华气息。他独自一人住在北四川路上的虹口公寓，稿费收入丰厚，让他生活非常富裕。
　　年纪轻轻却已经名利双收的穆时英很快就日益堕落起来：咖啡馆、跳舞厅、电影院、高尔夫球场……是当时的穆时英经常涉足的。
　　就连穆时英自己也情不自禁地在小说里发出“一个都市人”的哀叹：“脱离了爵士舞、狐步舞、混合酒、秋季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我便成了没有灵魂的人。”
　　从此以后，穆时英几乎再没有什么像样的作品面世。而随着1935年施蜇存、杜衡退出《现代》编辑部，新感觉派分崩离析，穆时英的作品也渐渐无处发表，卖文谋生变得十分困难，以前的那点财产也几乎被他挥霍殆尽。
　　抗日战争爆发后，穆时英赴香港，应大鹏影片公司之邀执导电影《夜明珠》。影片叙述了一个舞女遇上了一个真正爱她的男人，可是这段情爱却不为社会所容，最后舞女含恨而终的故事。这期间，穆时英本人也迷上了一个大他六岁的舞女，并最终娶了她。然而，香港并未给穆时英带来太多幸运。不会讲广东话的他找工作十分困难，生活也处处不便。他和他的舞女妻子一起住在九龙的一条僻静的街上，一幢两层楼的房子里。房子里十分简陋，连床都没有。白天，穆时英到处找人、谋职，晚上，疲惫的他就静静地站在窗前，眺望香港岛上的万家灯火，听海上传来的汽笛声。期间，穆时英曾托人在《星岛日报》的副刊上寻了一个编辑职位，但不知何故，干了没多久就不干了。
　　1939年，穆时英应他的朋友刘呐鸥相邀，携妻子回到上海，这个时候，刘呐鸥已经是汪伪政府的宣传干将。穆时英在为汪伪政府工作时，日本人给他配备卡迪拉克高级防弹轿车。
　　穆时英回到上海后，主办汪精卫伪政权的《中华日报》副刊《文艺周刊》和《华风》，并主编《国民新闻》。1940年，日伪政府下的上海风雨飘摇，正是国民党政府的特工人员与汪伪特务机关之间的“特工战”愈演愈烈之时，设在租界里的日伪系统报社也成了国民党特工人员袭击的主要目标之一。6月20日，《国民新闻》社就收到一封恐吓信，租界巡警房获报后便派人员在报社周围实行了警戒。这个时候的穆时英，正准备接管伪政权下的一份报纸并出任“国民新闻社”社长一职。
　　1940年6月28日傍晚，穆时英破例没有乘坐日本人为他配备的凯迪拉克高级防弹轿车，往日形影不离的两名保镖也未随其左右。他只身一人招呼了一辆人力车上路。其时，天色昏暗，当车途经福建路的丰泰洋货号门口时，突有两条黑影从街边迅速冲出，拦住去路，未等穆时英反应过来，对方立刻出枪，向其射击，几声枪响过后，穆时英从人力车上一头倒在血泊中。穆时英只活了短短的28岁，事后证实，此次暗杀为军统所为。
　　在他被暗杀后的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内，人们都认为他是一个“汉奸”而罪有应得，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却有人在香港撰文为穆时英辩诬，说他是中统特工而被军统误杀。从此，关于穆时英的身份和死因人们议论纷纷却又各执一词，成为一宗迷案。

      3021.穆时英死亡之谜
　　在现代文学史上，关于穆时英在伪上海时期的活动扑朔迷离，死因说法各异。
　　穆时英死前一年内的活动主要是投靠汪伪政府，效力于伪政府的新闻宣传。但是，具体到当时穆时英担任何家报纸的总编，则说法各异。施蛰存先生回忆说他当过《中华日报》的总编并因此而被杀。
　　但是，研究者考察当时的上海新闻史料发现，《中华日报》是汪伪在上海的机关报，1939年7月9日复刊。当时准备由林柏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一书，则收入了郭秀峰自己的回忆。他回忆说，《中华日报》正式复刊后，“先后由刘石克、刘静哉、殷再纬任总编辑”。回忆并没有提到穆时英。那么，穆时英作了什么报的总编呢?有学者认为，当时，穆时英从香港回到上海后投靠了汪伪政府，具体的投靠对象就是胡兰成。根据郭秀峰的回忆，当时的汪精卫亲信林柏生当上了伪政府的新闻宣传部长后，“在上海积极扩大宣传，设立小型报《民族日报》，社长穆时英……”
　　1940年2月21日，汪伪的国民党中宣部下令停办《民族日报》。利用该报的机器设备于1940年3月22日改出一张的小型报《国民新闻》。同时，《国民新闻》的全班人马甚至设备都来自穆时英任社长的《民族日报》社。开始，《国民新闻》社社长是伪江苏省省长李士群，暂时由黄敬斋代理社长，但由于总主笔胡兰成的推荐，穆时英很快当上了总编辑，不久，又取代了黄敬斋，正式任社长。
　　也有学者认为穆时英任过《文汇报》社长一职。但是，根据《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一书的记载，《文汇报》是英国人克明出面注册、由严宝礼经营的。具体由徐铸成、柯灵等进步人士主持，是一份进步抗日的报纸。它“创刊于1938年1月上海‘孤岛’时期，1939年5月被日伪逼迫停刊，抗战胜利后，1945年9月在上海复刊。”而穆时英在抗战全面爆发后不久就到了香港，这个时候，《文汇报》还没有创刊，等到他1939年返沪后，《文汇报》已经停刊了，所以，在1938年1月至1939年5月间，穆时英不可能当《文汇报》社的社长。这是怎么回事呢?有一种说法认为，1939年5月，《文汇报》被汪伪政权停刊后，汪伪政权想夺取该报的阵地来宣传自己的主张，因此派人收买克明，想把《文汇报》改造成他们的报纸，穆时英当时就是筹备中的伪《文汇报》社社长。
　　由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的《上海特工站》一书，对这一内幕做了披露。
　　该书记载：1939年5月初，汪精卫一伙群集上海，筹组伪政府。上海的《中美日报》、《大美晚报》、《文汇报》、《申报》、《新闻报》等，无不对汪破口大骂，尽情抨击。在这十里洋场内，“汉奸傀儡”臭不可闻，“弄堂政府”传为笑柄。这使李士群恰如骨鲠在喉，必须一吐为快。一天，李士群、丁默邨等开会，商讨对策。
　　他们认为应该来个双管齐下：一是立即自己办报；一是打掉那些报纸，使它从此说不出话来。
　　关于办报人选，他们选中了人称“鬼才”、颇有名气的穆时英和刘呐鸥，他们认为这两个人既和中统勾勾搭搭，又和他们暗通关节。

      3022.《京华烟云》
      描写的是1900年—1938年那个政权更迭、军阀混战、人心郁闷的北平城中，通过对姚家、曾家、牛家三大家族中各类人物在那一特殊历史时期的性格演变、思维撞击和命运选择，凸现了儒、士、商阶层由盛而衰的过程，全景式展现了现代中国社会风云变幻的历史风貌。
      作者还以其独特而充满睿智的女性审美观和审美心理，深刻描写了他心目中深爱的女子姚木兰，塑造了一个知书达理、聪明美丽，浩然诚笃、宽容自尊、有道教风范的光辉女性形象，表现出了中国优秀女性的落落大方之美、娴淑端庄之美和刚柔兼备之美。

      3023.《京华烟云》作者
      林语堂（1895年10月10日－1976年3月26日），乳名和乐，名玉堂，后改为语堂，中国文学家、发明家。福建漳州龙溪人，生于漳州市平和县坂仔镇，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硕士，德国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曾任北京大学英文系主任、厦门大学文学院院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主任等职，1940年和1950年两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林语堂晚年的心愿是编写一套汉英辞典，将毕生所学凝聚其中，以供后人之用。为此，他倾注了大量心血，终于以七十七高龄完成了他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当代汉英词典》。1976年3月26日在香港去世。

      3024.林语堂人物简介
      林语堂（1895年-1976年），1895年出生于福建一个基督教家庭，父亲为教会牧师。1912年林语堂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
　　1924年后，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并在《语丝》上发表第一篇文章《论士气与思想界之关系》。1926年，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写杂文，并研究语言。1927年任外交部秘书。1932年主编《论语》半月刊。1934年创办《人间世》，出版《大荒集》。1935年创办《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凋”的小品文，成为论语派主要人物。
　　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风声鹤唳》《孔子的智慧》《生活的艺术》，在法国写《京华烟云》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将孔孟老庄哲学和陶渊明、李白、苏东坡、曹雪芹等人的文学作品英译推介海外。林语堂是第一位以英文书写扬名海外的中国作家，也是集语言学家、哲学家、文学家于一身的著名学者。1944年，曾一度回国到重庆讲学。1945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1947年，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主任。1952年，在美国与人创办《天风》杂志。1966年，定居台湾。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1976年3月26日，去世于香港，四月移灵台北，长眠于故居后园中，享年八十二岁。

      3025.创办刊物
　　1932年主编《论语》半月刊
　　1934年创办《人间世》
　　1935年创办《宇宙风》
　　1952年在美国与人创办《天风》杂志
      个人作品
      小说
　　《瞬息京华》（Moment in Peking），又名《京华烟云》，郁飞译，1991年，湖南文学艺术出版社
　　《风声鹤唳》A Leaf in the Storm
　　《赖柏英》
　　《朱门》The Vermillion Gate (1953)
　　《啼笑皆非》Between Tears and Laughter，1947年（5版），商务印书馆
　　《唐人街家庭》
　　《逃向自由城》
　　《红牡丹》
      散文和杂文文集
　　《人生的盛宴》
　　《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又名《中国人》
　　《剪拂集》，1928年，[上海北新书局]
　　《欧风美语》，1933年
　　《大荒集》，1934年，[上海生活书店]
　　《我的话》（第1卷，又名《行素集》），1934年
　　《我的话》（第2卷，又名《拙荆集》），1936年
　　《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1937年
　　《孔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Confucius"，1938年
　　《新生的中国》，1939年，林氏出版社《俚语集》，1940年，上海朔风书店
　　《锦秀集》，1941年，上海朔风书店
　　《中国圣人》，1941年，上海朔风书店
　　《语堂文存》，1941年，林氏出版社
　　《讽颂集》蒋旗译，1941年，国华编译社
　　《拨荆集》，1941年，香港光华出版社
　　《爱与刺》，1941年，明日出版社
　　《有不为斋文集》，1941年，人文书店
　　《雅人雅事》，1941年，上海一流书店
　　《第一流》，1941年，上海地球出版社
　　《文人画像》，1947年，上海金屋书店
　　《无所不谈》（1一2集，1969年，文星书局）；（1~3合集,1974年，开明出版社）,又名《无所不读》
　　《道家是个幽默派》 出自《道家二十讲》作者梁启超 出版日期：2008 之第五讲
      教育
　　《开明英文读本》，开明出版社
　　《开明英文文法》，开明出版社
　　《语言学论丛》，1932年，开明出版社
　　《最新林语堂汉英辞典》，正中书局
　　《中国新闻舆论史》，1936年
　　《当代汉英辞典》，1972年
      评论集
　　《新的文评》，1930年
　　《中国文化精神》，1941年，上海国风书店
　　《平心论高鄂》，1966年，文星书局
　　《信仰之旅——论东西方的哲学与宗教》，2005年，香港道声出版社
      传记
　　《苏东坡传》(The Gay Genius)
　　《武则天传》(Lady Wu)
      译著
　　《冥寥子游》（中英对照系列）
　　《不亦快哉》（中英对照系列）
　　《东坡诗文选》（中英对照系列）
　　《幽梦影》（中英对照系列）
　　《板桥家书》（中英对照系列）
　　《老子的智慧》（中英对照系列）
　　《浮生六记》（中英对照系列）

      3026.林语堂感情生活
      烧掉结婚证书
      林语堂出生于福建漳州城内，婚前曾有两位恋人。林语堂的妻子廖翠凤是他的第三位恋人。廖翠凤是鼓浪屿的首富廖家的二小姐，而当二人拟订终身时，廖翠凤的母亲却有异议，说：“和乐(林语堂的本名)是牧师的儿子，家里很穷。”廖翠凤却坚决果断地说：“贫穷算不了什么。”就是这句话一锤定音，成就了林语堂与她的婚姻。
　　1919年1月9日林语堂与廖翠凤结婚。结婚后，他征得廖翠凤的同意，将结婚证书烧掉了，他说“结婚证书只有离婚才用得上”。烧掉结婚证书，表示了他们永远相爱、白头偕老的决心。婚后不久，林语堂和廖翠凤到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攻读硕士学位。在哈佛读了一年，助学金却被停了，林语堂只好前往法国打工，后来到了德国。先在耶拿大学攻读，期间通过转学分的方式获得了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后又到莱比锡大学攻读比较语言学，1923年获得博士学位。
　　经济困难时，廖翠凤只得变卖首饰以维持生活。终其一生，林语堂在操守上也是绝对纯洁的。美色当前，欣赏一番，幽他一默，亦不讳其所好，惟不及乱耳。
      与妻相处之道
　　如果廖翠凤在生气，林语堂连话也不说一句，保持沉默。倘若真的吵架了，也是吵过就算了，他的绝招是“少说一句，比多说一句好；有一个人不说，那就更好了。”他认为夫妻吵嘴，无非是意见不同，在气头上多说一句都是废话，徒然增添摩擦，毫无益处。他说：“怎样做个好丈夫？就是太太在喜欢的时候，你跟着她喜欢，可是太太生气的时候，你不要跟她生气。”廖女士最忌讳别人说她胖，最喜欢人家赞美她又尖又挺直的鼻子；所以林语堂每逢太太不开心的时候，就去捏她的鼻子，太太自然就会笑起来了。
　　林语堂曾经说过：“只有苦中作乐的回忆，才是最甜蜜的回忆。”他们即使穷得没有钱去看一场电影，也可以去图书馆借回一叠书，俩人守住一盏灯相对夜读，其乐不改。所以大师亦说，穷并不等于“苦”，他从来没有“苦”的感觉；世俗所谓的“贫穷夫妻百事哀”的逻辑，完全被他推翻了。
      金玉良缘的秘诀
　　1969年1月9日，在台北阳明山麓林家花园的客厅里，一对喜烛点燃，林语堂夫妇悄悄庆祝结婚五十周年。林语堂把一枚金质胸针献给廖翠凤，上面铸了“金玉缘”三字，并刻了詹姆斯·惠特坎·李莱的不朽名诗《老情人》。林语堂将其译成中文五言诗：
　　同心相牵挂 一缕情依依
　　岁月如梭逝 银丝鬓已稀
　　幽冥倘异路 仙府应凄凄
　　若欲开口笑 除非相见时
　　林语堂认为廖翠凤属于接纳万物、造福人类的“水”，而自己却是凿穿万物的“金”。
　　林语堂认为婚姻并不是以善变的爱情为基础的，而是爱情在婚姻中滋长，男女互补所造成的幸福，是可以与日俱增的。
　　有人问他们半个世纪“金玉缘”的秘诀。老夫妇抢着说，只有两个字，“给”与“受”。在过去的一万八千多天里，他们相互之间，尽量多地给予对方，而不计较接受对方的多少。林语堂说：“婚姻犹如一艘雕刻的船，看你怎样去欣赏它，又怎样去驾驭它。”
　　1976年3月26日，林语堂逝世于香港，灵柩运回台北，埋葬于阳明山麓林家庭院后园，廖翠凤仍与他终日厮守。
      思恋一辈子的女人
　　八十岁那年，他在《八十岁自述》中写道，“我从圣约翰回厦门时，我总在我好友的家逗留，因为我热爱我好友的妹妹。”
　　这个妹妹叫陈锦瑞。他十七八岁时和她相爱，却未能在一起，直到八十岁也难能忘怀。正是应了白居易的那句诗：老来多健忘，唯不忘相思。
　　1912年，林语堂去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这个少年很优秀，曾三次上礼堂奖台去领三种奖章，这件事曾在圣约翰大学和圣玛丽女校作为美谈。然而对他来说，最美好的事情就是认识了陈锦瑞，两人迅速陷入了热恋。他们才子佳人的佳话广为人知。
　　然而，陈锦瑞出身名门，父亲看不上教会牧师的儿子林语堂。陈父不给这对恋人渡河之桥，却给林语堂搭了另一座桥，也就是将邻居的女儿廖翠凤介绍给了林语堂。也就是陪伴了林语堂一辈子的女人。

      3027.林语堂个人语录
　　《我的话》
　　两脚踏东西文化
　　一心评宇宙文章──《我的话》
　　《吾国吾民》
　　彻悟与痛苦
      一个人彻悟的程度，恰等于他所受痛苦的深度。──《吾国吾民》
　　稀罕
　　人类之足引以自傲者总是极为稀少，而这个世界上所能予人生以满足者亦属罕有。──《吾国吾民》
　　《一夕话》
　　倘无幽默
　　没有幽默滋润的国民，其文化必日趋虚伪，生活必日趋欺诈，思想必日趋迂腐，文学必日趋干枯，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一夕话》
　　《金圣叹之生理学》
　　倘无女子
　　没有女子的世界，必定没有礼俗、宗教、传统及社会阶级。世上没的天性守礼的男子，也没的天性不守礼的女子。假定没有女人，我们必不会居住千篇一律的弄堂，而必住在三角门窗八角澡盆的房屋，而且也不知饭厅与卧室之区别，有何意义。男子喜欢在卧室吃饭，在饭厅安眠的。──《金圣叹之生理学》
　　《苏东坡传》
　　人之渺小
　　人生在宇宙中之渺小，表现得正像中国的山水画。在山水画里，山水的细微处不易看出，因为已消失在水天的空白中，这时两个微小的人物，坐在月光下闪亮的江流上的小舟里。由那一刹那起，读者就失落在那种气氛中了。──《苏东坡传》
　　《生活的艺术》
　　悠闲的情绪
　　享受悠闲生活当然比享受奢侈生活便宜得多。要享受悠闲的生活只要一种艺术家的性情，在一种全然悠闲的情绪中，去消遣一个闲暇无事的下午。──《生活的艺术》
　　快乐哲学
　　只有快乐的哲学，才是真正深湛的哲学；西方那些严肃的哲学理论，我想还不曾开始了解人生的真义哩。在我看来，哲学的唯一效用是叫我们对人生抱一种比一般人较轻松较快乐的态度。──《生活的艺术》
　　笔和锥
　　作家的笔正如鞋匠的锥，越用越锐利，到后来竟可以尖如缝衣之针。但他的观念的范围则必日渐广博，犹如一个人的登山观景，爬得越高，所望见者越远。──《生活的艺术》
　　与古人面谈
　　一本古书使读者在心灵上和长眠已久的古人如相面对，当他读下去时，他便会想象到这位古作家是怎样的形态和怎样的一种人，孟子和大史家司马迁都表示这个意见。──《生活的艺术》
　　警醒迟钝
　　艺术应该是一种讽刺文学，对我们麻木了的情感、死气沉沉的思想，和不自然的生活下的一种警告。它教我们在矫饰的世界里保持着朴实真挚。──《生活的艺术》
　　可怜的世界
　　……如果我们在世界里有了知识而不能了解，有了批评而不能欣赏，有了美而没有爱，有了真理而缺少热情，有了公义而缺乏慈悲，有了礼貌而一无温暖的心，这种世界将成为一个多么可怜的世界啊！──《生活的艺术》
　　最美的时候
　　一个女子最美丽的时候是在她立在摇篮的面前的时候；
      最恳切最庄严的时候是在她怀抱婴儿或搀着四五岁小孩行走的时候；最快乐的时候则如我所看见的一幅西洋画像中一般，是在拥抱一个婴儿睡在枕上逗弄的时候。──《生活的艺术》
　　乘船的旅客
　　人生真是一场梦，人类活像一个旅客，乘在船上，沿着永恒的时间之河驶去。在某一地方上船，在另一个地方上岸，好让其他河边等候上船的旅客。──《生活的艺术》
　　热情加智勇
　　人生是残酷的，一个有着热烈的、慷慨的、天性多情的人，也许容易受他的比较聪明的同伴之愚。那些天性慷慨的人，常常因慷慨而错了主意，常常因对付仇敌过于宽大，或对于朋友过于信任，而走了失着。……人生是严酷的，热烈的心性不足以应付环境，热情必须和智勇连结起来，方能避免环境的摧残。──《生活的艺术》
　　死了三次
　　凡是谈到真理的人，都反而损害了它；凡是企图证明它的人，都反而伤残歪曲了它；凡是替它加上一个标识和定出一个思想派别的人，都反而杀害了它：而凡是自称为信仰它的人，都埋葬了它。所以一个真理，等到被竖立成为一个系统时，它已死了三次，并被埋葬了三次了。──《生活的艺术》
　　旷达的幽默家
　　那些有能力的人、聪明的人、有野心的人、傲慢的人，同时，也就是最懦弱而糊涂的人，缺乏幽默家的勇气、深刻和机巧。他们永远在处理琐碎的事情。他们并不知那些心思较旷达的幽默家更能应付伟大的事情。──《生活的艺术》
　　刻板
　　一般人不能领略这个尘世生活的乐趣，那是因为他们不深爱人生，把生活弄得平凡、刻板，而无聊。──《生活的艺术》
　　想做另一个人
　　一位现代中国大学教授说过一句诙谐语：“老婆别人的好，文章自己的好。”在这种意义上说来，世间没有一个人会感到绝对的满足的。大家都想做另一个人，只要这另一个人不是他现在的现在。──《生活的艺术》
　　老年之美
　　古教堂、旧式家具、版子很老的字典以及古版的书籍，我们是喜欢的，但大多数的人忘却了老年人的美。这种美是值得我们欣赏，在生活是十分需要。我以为古老的东西，圆满的东西，饱经世变的东西才是最美的东西。──《生活的艺术》
　　不近人情
　　我所以反对独裁者，就因为他们不近人情。因为不近人情者总是不好的。不近人情的宗教不能算是宗教；不近人情的政治是愚笨的政治，不近人情的艺术是恶劣的艺术；而不近人情的生活也就是畜类式的生活。──《生活的艺术》
　　旅行家
　　一个真正的旅行家必是一个流浪者，经历着流浪者的快乐、诱惑，和探险意念。旅行必须流浪式，否则便不称其为旅行。旅行的要点在于无责任、无定时、无来往信札、无嚅嚅好问的邻人、无来客和无目的地。一个好的旅行家决不知道他往那里去，更好的甚至不知道从何处而来。他甚至忘却了自己的姓名。──《生活的艺术》
　　蚕
　　一个学者是像一只吐出所吃的食物以饲小鸟的老鹰；一个思想家则像一条蚕，他所吐的不是桑叶而是丝。──《生活的艺术》
　　和土壤相亲
　　让我和草木为友，和土壤相亲，我便已觉得心满意足。我的灵魂很舒服地在泥土里蠕动，觉得很快乐。当一个人优闲陶醉于土地上时，他的心灵似乎那么轻松，好像是在天堂一般。事实上，他那六尺之躯，何尝离开土壤一寸一分呢？──《生活的艺术》
　　温饱黑甜
　　我曾经说过，中国人对于快乐概念是“温暖、饱满、黑暗、甜蜜”──即指吃完一顿丰盛的晚餐上床去睡觉的情景。一个中国诗人也曾说：“肠满诚好事；余者皆奢侈。”──《生活的艺术》
　　过客
　　我们对于人生可以抱着比较轻快随便的态度：我们不是这个尘世的永久房客，而是过路的旅客。──《生活的艺术》
　　美人鱼
　　如果我自己可以自选做世界上作家之一的话，我颇愿做个安徒生。能够写美人鱼（The Mermaid）的故事，想着那女人鱼的思想，渴望着到了长大的时候到水面上来，那真是人类所感到的最深沉最美妙的快乐了。──《生活的艺术》
　　所有科学的进步，都在乎这好奇心。好奇心，就是趣，科学发明，就是靠这个趣字而已。
　　《人生不过如此》、《论解嘲》
　　2007年3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林语堂的《人生不过如此》、《论解嘲》。
　　人生有时颇感寂寞，或遇到危难之境，人之心灵，却能发出妙用，一笑置之，于是又轻松下来。这是好的，也可以看出人之度量。古代名人，常有这样的度量，所以成其伟大。古希腊大哲人苏格拉底，娶了珊蒂柏，她是有名的悍妇，常作河东狮吼。传说苏氏未娶之前，已经闻悍妇之名，然而苏氏还是娶她。他有解嘲方法，说娶老婆有如御马，御马没有什么科学，娶个悍妇，于修身养性的工夫大有帮助。有一天家里吵闹不休，苏氏忍无可忍，只好出门。正到门口，他太太由屋顶倒一盆水下来，正正淋在他的头上。苏氏说：“我早晓得，雷霆之后必有甘霖。”真亏得这位哲学家雍容自若的态度。
　　林肯的老婆也是有名的，很泼辣，喜欢破口骂人。有一天一个送报的小孩子，十二三岁，不识道送报太迟，或有什么过失，遭到林肯太太百般恶骂，詈不绝口。小孩向报馆老板哭诉，说她不该骂人过甚，以后他不肯到那家送报了。这是一个小城，于是老板向林肯提起这件小事。林肯说：“算了吧！我能忍她十多年。这小孩偶然挨骂一两顿，算什么？”这是林肯的解嘲。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林肯以后成为总统，据他小城的律师同事写的传记，说是归功于这位太太。书中说道，林肯怪可怜的，每星期六半夜，大家由酒吧要回家时，独林肯一人不大愿意回家。所以林肯那副出人头地，简练机警，应对如流的口才，全是在酒吧中学来的。又苏格拉底也是家里不得安静看书，因此成一习惯，天天到市场去，站在街上谈天说理。因此乃开始“游行派的哲学家”的风气。他们讲学，不在书院，就在街头逢人问难驳诘。这一派哲学家的养成，也应归功于苏婆。
　　关于这类的故事很多，尤其关于几个名人临终时的雅谑。这种修炼工夫，常人是学不来的。苏格拉底之死，由柏拉图写来是最动人的故事。是政府说他巧辩惑众，贻误青年子弟，赐他服毒自尽。那夜他慷慨服毒，门人忍痛陪着，苏氏却从容阐发真理。最后他的名言是：“想起来，我欠某人一只雄鸡未还。”叫他门人送去，不可忘记。这是他断气以前最后的一句话。金圣叹判死刑，狱中发出的信，也是这一派。“花生米与豆腐干同嚼，大有火腿滋味”。历史上从容就义的人很多，不必列举。
　　西班牙有一传说：一个守礼甚谨的伯爵将死，一位朋友去看他。伯爵已经气喘不过来，但是那位访客还是喋喋不休长谈下去。伯爵只好忍着静听，到了最后关头，伯爵不耐烦对来客说：“对不起，求先生原谅，让我此刻断气。”他翻身朝壁，就此善终。
　　我尝读耶稣最后一夜对他门徒的长谈，觉得这段动人的议论，尤胜过苏氏临终之言，而耶稣在十字架上临死之言：“上帝啊，宽恕他们，因为他们所为，出于不知。”这是耶稣的伟大，出于人情所不能及。这与他一贯的作风相同：“施之者比受之者有福。”可惜我们常人能知不能行，常做不到。
　　《论年老——人生自然的节奏》
　　爱春天，但是太年轻。我爱夏天，但是太傲气。所以我最爱秋天，因为秋天的叶子的颜色金黄、成熟、丰富，但是略带忧伤与死亡的预兆。
　　光照上秋日的林木，其容貌枯白而沉思；落照的余晖照上秋日的林木，还开怀而欢笑。清晨山间的微风扫过，使颤动的树叶轻松愉快地飘落于大地，无人确知落叶之歌，究竟是欢笑的歌声，还是离人的眼泪。
　　个人回顾他一生，也许会觉得自己一生所作所为已然成功，也许以为还不够好。在老年到来之时，不管怎么样，他已经有权休息，可以安闲度日，可以与儿孙在亲近的家族里，享天伦之乐，享受人中之至善的果实了。
　　《看电影流泪》
　　错，在这个世间是委实有泪的，问题只是我们在什么事上流泪而已。世上有欢喜的眼泪，哀愁的泪，爱的泪，宽恕的泪，母子间离合的泪。有的人听了一个令人作呕的感伤故事会流泪，有的人则对真正的美与仁慈流泪。但无论什么人他感到要流泪的时候就尽管流他的泪吧，因为我们在未有理智之前本是动物，而流一点眼泪，不论是宽恕的泪，可怜的泪，或因真正的美而感到欢喜的泪，对于他总是有一点好处的。
　　《品茶和交友》
　　是凡间纯洁的象征，在采制烹煮的手续中，都需十分清洁。采摘烘焙，烹煮取饮之时，手上或杯中略有油腻不洁，便会丧失美味。所以也只有在眼前和心中毫无富丽繁华的景象和念头时，方能真正地享受它。和妓女作乐时，当然用酒而不用茶。但一个妓女如有品茶的资格，则她便可以跻于诗人文士所欢迎的妙人儿之列。

      3028.林语堂轶事
　　1、1933年12月8日，林语堂在上海某大学演讲《关于读书之意见》，他说：“人生在世，幼时认为什么都不懂，大学时认为什么都懂，毕业后才知道什么都不懂，中年又认为什么都懂，到晚年才觉悟一切都不懂。”
      2、林语堂将自己的传记取名为《狂吠的专家》，不料被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社的英文版《中国名人录》作为林的身份编了进去。潘光旦说：“这编辑有改正的责任，否则嬉笑怒骂尽成文章，名人录变做滑稽列传了。”
　　3、林语堂一生曾三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他的《生活的艺术》在美国重印40次，并被译成英、法、意、荷等国文字，成为欧美各阶层的“枕上书”。
　　4、林语堂把在台北阳明山家中的书房，命名为“有不为斋”。他受儒家“有为”的思想影响，也欣赏道家的“无为”；生活态度是以“有为”为中心，但也往往有“不为”的事。
　　5、林语堂曾为自己作了一副对联：“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他在台湾阳明山，自己设计房子，用几根西方螺旋圆柱，顶着一弯回廊，绕着的却是一个东方式的天井。
　　6、林语堂在美国从事写作，有时发生难题，常常到哥伦比亚图书馆查找，但不便用自己名字，其女儿替他取了一个“林语珠女士”。
　　7、林语堂到美国后，原由他主编的《宇宙风》改由其弟林憾庐主编，不久林憾庐病死，林语堂没赶回送葬，只是寄回两篇文章，将其稿费充作葬仪。
　　8、林语堂很珍视郁达夫的文才，当他以英文写出《京华烟云》后，曾认为惟有郁达夫是将这本书译为中文的“最理想的人”。但郁达夫没有翻译，后来是由黄嘉音、黄嘉德合译。
　　9、林语堂在美国讲学，有两个哲学学会不谋而合，都指定他讲的题目是“孔夫子与林语堂”。
　　10、《人世间》停刊，林语堂又创办杂志《西北风》。他说，用西北风并无什么深意，浅一些说，我们认为西北风的尖锐，能使人兴奋；不若东南风，使人感到软绵绵的。
　　11、林语堂在一次演讲中谈到读书，说学校专读教科书，而教科书并不是真正的书。读一部小说概论，不如读《三国》、《水浒》；读一部历史教科书，不如读《史记》。
　　12、林语堂自称，成功的秘诀是写的东西必须是心得之言，有见地，有力量。
　　13、林语堂在寻源书院、圣约翰大学读书时，均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他的理由是：不论做什么事，一生都不愿居第一。
　　14、林语堂应美国米高梅电影公司之约，将旧小说《四杰传》中的故事“唐伯虎点秋香”作为题材，改编电影剧本。为契合西方习惯，把“唐伯虎”更名为“唐伯纳”，并把它作为剧名。
　　15、林语堂将《浮生六记》译为英文，内称沈三白曾向洋人借高利贷。此“洋人”，原作中为“西人”，指山西人。
　　16、鲁迅还在世时，常把林语堂骂的狗血淋头。可在鲁迅去世以后，林语堂这样写道：“鲁迅顾我，我喜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   

      3029.林语堂相关事迹
      1、把humor 译为幽默
　　大多数人认为幽默该词为国学大师林语堂先生于1924年最先介绍入中国，对此，中国地域文化研究会委员、山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张继平认为并不确切，张继平向记者介绍说，第一个将英语单词“humor”译成中文的应该是国学大师王国维，时间比林语堂首次使用“幽默”的译法早18年。
　　王国维在1906年出版了《屈子文学之精神》一书，书中普议及“humor”一词，并将其音译成“欧穆亚”，认为“欧穆亚”是一种达观的人生态度，但并未展开论述，以后也未再议。1924年，林语堂在《晨报》副刊上连续撰文，定“幽默”为“humor”的汉译名。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humor”一词的中文翻译第一人应该是王国维，“humor”进入中国已整整103年。
　　据了解，“幽默”一词在我国最早出现于屈原的《九章·怀沙》：“煦兮杳杳，孔静幽默。”此处的“幽默”意为“幽默无声”。然而，“幽默”一词作为音译的外来词，与古汉语词语“幽默”并无关系。只是随着“幽默”一词新义的淬，“幽默”作为古汉语词语的本义逐渐被新义所取代。林语堂解释道：“凡善于幽默的人，其谐趣必愈幽隐；而善于鉴赏幽默的人，其欣赏尤在于内心静默的理会，大有不可与外人道之滋味。与粗鄙的笑话不同，幽默愈幽愈默而愈妙。”
　　林语堂把“humor” 译为“幽默”，当时许多文化名人也持有异议。鲁迅曾认为它容易被误解为“静默”或“幽静”，而觉该译法不妥。翻译家李青崖主张译为“语妙”、但“语妙天下 ”是句成语，有“光说不做”含义。语言学家陈望道拟将其译成“油滑”，又觉不够确切，且有轻浮之嫌。后来，语言学家唐栩侯又将其译作“谐穆”，认为一“谐 ”一“穆”构成“humor”整体。最终，林语堂的翻译方法被世人所认可，一直沿用至今。
　　有一次，林语堂参加台北一个学校的毕业典礼，在他讲话之前，上台讲话的人都是长篇大论。在大多数与会者期待中，林先生走上主席台，时间已经是上午十一点半了。林语堂面对台下的听众，眼神有些令人捉摸不透。他缓缓开口，“绅士的演讲，应当是像女人的裙子，越短越好。”话音刚落，他立即转身，置无数眼球的注视于不顾，径直回到自己的座位。台下的人还没反应过来，都在发愣，全场鸦雀无声，短暂的静寂过后，随即是满场的掌声和笑声。早就声名远扬的林氏幽默在校园再一次大放异彩。
      2、用幽默手法反帝反封
　　自20世纪20年代起，林语堂和中国新文学运动旗手鲁迅一起，运用幽默手法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斗争，在实践中探索幽默理论，并创造了基调高亢、语言诙谐、讽喻犀利的“语丝体”散文，而林语堂本人也被称为“幽默大师”。
      3、林语堂与闽南语
　　一种语言可以一直深入到骨髓和血液之中。无论走得多远，容颜可以改变，但只要最初接受了某种语言，也就会如影相随，所以有了“乡音无改鬓毛衰”的感慨。如果乡愁是游子的行囊，那么乡音就是游子的标签，时刻提示家处何方。闽南话于林语堂来说就是这样的一种语言。 林语堂对闽南话爱到极致。尽管他普通话很好，英语更是水平高超，成为为数不多的大部分作品用英语写作的中国作家，但林语堂时刻忘不了的是乡音，是闽南话。当年他在平和坂仔出生、生长，以致后来到厦门的就读，闽南话作为最初的母语深入他生命深处，和血液一起流淌。于是听到乡音是他的一大快事，为此，他在《来台后二十四快事》中，不仅把听乡音的快乐列在其中，而且还摆在第二和第三位。“初回祖国，赁居山上，听见隔壁妇人以不干不净的闽南语骂小孩，北方人不懂，我却懂，不亦快哉！”“到电影院坐下，听见隔座女郎说起乡音，如回故乡。不亦快哉！”以林语堂的闲适生活，应该是很烦这样的隔壁熟睡之后妇人骂小孩的粗鄙行为和被吵醒后的不快，更别说看电影之时居然有人在耳边喋喋不休，之所以能够容忍，并且“不亦快哉”，只是因为她们的乡音，乡音抚平了所有的不快，产生了美感。
　　所以他会在《说乡情》动情地说"我来台湾，不期然而然听见乡音，自是快活。电影戏院，女招待不期然而说出闽南话。坐既定，隔座观客，又不期然说吾闽土音。既出院，两三位女子，打扮的是西装白衣红裙，在街上走路，又不期然而然，听她们用闽南话互相揶揄，这又是何世修来的福分。"把听乡音上升成为修来的福分，颇有感激涕零的感恩心理。
　　林语堂对闽南话的痴迷没有随着岁月的远去而冲淡，甚至更上层楼。有回在台湾，林语堂到一家小饭馆吃猪脚，老板用闽南话说“户林博士等哈久，真歹细，织盖请你吃烟呷（和）吃茶。猪脚饭好气味真好吃又便宜，请林博士吃看迈（看看）。大郎做生日，囝仔长尾溜，来买猪脚面线添福寿。”对此，林语堂高兴得不得了，他合不拢嘴，也就跟着用闽南话答道“真好呷（吃），真好呷（吃）！”不仅仅是机缘巧合的顺便之举，还有刻意为之的时刻，林语堂有回在香港上街，买回了一大堆用不着的铁线、铁钉，原因就是那个店老板是讲闽南话的，为了多跟他说闽南话又担心影响他做生意不高兴，只好隔会就买一点东西，结果就买了一堆东西过了一回闽南话的“嘴瘾”。
      4、重返台湾
　　晚年的林语堂离开美国，虽然没有回到故乡，总算也回到与漳州一衣带水的祖国宝岛台湾。台湾人的祖先大部是闽南的移民，不仅血缘相同、风俗相似，而且语言相通。也许这也就是林语堂选择台湾最主要的原因吧。其实在选择台湾之前，林语堂的许多文章中都融入了闽南话、闽南文化的元素，其中体现最为集中的是他1963年写的自传体小说《赖柏英》，不仅仅这是他对初恋女友的回忆，还是闽南文化的传播，在书中闽南话、闽南风俗集中得到了体现。从1966年定居台湾开始，林语堂更是把听乡音当成了他最大的欣慰和人生享受。到了晚年他竟按闽南话语音写了一首五言诗，甜美地回忆和描述家乡的民风民情："乡情宰（怎）样好，让我说给你。民风还淳厚，原来是按尼（如此）。汉唐语如此，有的尚迷离。莫问东西晋，桃源人不知。父老皆伯叔，村妪尽姑姨。地上香瓜熟，枝上红荔枝。新笋园中剥，早起（上）食谙糜（粥）。胪脍莼羹好，呒值（不比）水（田）鸡低（甜）。查母（女人）真正水（美），郎郎（人人）都秀媚。今天戴草笠，明日装入时。脱去白花袍，后天又把锄。 ?(黄)昏倒的困（睡），击壤可吟诗。”
　　闽南话一直没有退出林语堂的生活，无论距离多远，乡音总是如胎记一般，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时刻伴随林语堂的岁月。如今斯人已逝，但不经间，恍然可以看到闲适、平和的林语堂挂着人们熟悉的笑脸，托着烟斗，正和某人说着闽南话。乡情就在乡音中被拉扯得悠远绵长.
      5、林语堂漳州纪念馆简介
　　林语堂纪念馆成为漳州芗城区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旅游新景点。 林语堂纪念馆地处319国道北侧，坐落在其父母长眠的虎形山上香蕉林中，占地面积7亩，前眺林语堂先生的故居，背蕉林环抱，清静幽雅。主体为半圆形二层建筑，借鉴台北林语堂故居的建筑风格，体现林语堂先生中西合璧的思想。馆舍正面墙上，由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沈鹏题写的“林语堂纪念馆”六个大字， 馆前，安放一尊2米高的林语堂先生坐式青石塑像，神态安详，栩栩如生。登上纪念馆有81级花岗岩台阶，暗喻林语堂81年光辉的生命，参观者拾级而上，油然而生崇敬心情。 纪念馆内一层为活动室，二层为展览室，布局简洁，空间感强。馆内展出林语堂先生100多幅珍贵照片和100多种书籍及一些林语堂用过的实物。
      6、台湾阳明山故居简介
　　进入故居后，抬头就是中国传统四合院的天井，但仔细一看却发现，长廊里竟是西班牙式的螺旋形白色廊柱，中西合璧也许暗合了林语堂先生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心理。据说这个故居是林先生亲自设计的，也是他生前最后十年定居台湾的住所。他曾用得意之笔描述这座房子“宅中有园，园中有屋，屋中有院，院中有树，树上有天，天上有月，不亦快哉”。
　　庭院屋顶是蓝色琉璃瓦，配白色粉墙，饰深紫色圆角窗棂，色调典雅很中国。在天井一角，有鱼池、假山，遍植翠竹、枫树、藤萝。据那位夏小姐介绍，林语堂生前最喜爱竹子和石头，喜欢坐在池端的那张石椅上“持竿观鱼”。不知为什么，我看到鱼池里那些活泼泼的鱼，竟想到那首“溪的美，鱼知道”那句歌词。
　　走进那座大屋里，一进门就是林先生的书房，先生生前用过的东西几乎是原汁原味地呈现。我在大陆去过许多名人故居，有些故居就是几张板凳和桌子，墙上放几张老照片，一看就是虚假的，生硬的，构不成历史的气场。而那天我站在林先生的书房里，窗外的余晖照了进来，洒落在书桌上的英文打字机、手稿以及他用过的烟斗上，形成一种奇妙的感觉。书橱里放着藏书、文房四宝，墙上张贴着他写《京华烟云》时列出的人物关系表，那感觉就像林先生刚刚出去散步了，而我这个不速之客就站在这里。睹物思人，让人心里有点发紧。
　　穿过走廊就是客厅，里面放着旧式的茶几、沙发、餐桌，上面散发着岁月留下的光泽，让人想象出当年这里高朋满座时的笑声，“眼前一笑皆知已，座上全无碍目人。”这种知己之间的清谈，也是林先生向往的人生境界。客厅的墙上还挂着林先生手书的“有为不齐”四个字，所谓“有不为”者，正代表了他不随流俗的处世哲学，意思是世上有些事是他不屑去做的。不过在他的卧室里，我发现他的床特别窄，就像单人床一样。但并不影响他所提倡的“躺在床上的艺术”，我很认同林先生的那句话：“我相信人生一种最大的乐趣是蜷起腿卧在床上。”据说林先生很多著作都是躺在床上完成的，可见写作本来就是一件特别放松的事情。
　　早在八十年代，有幸读过林先生的那本《生活的艺术》，也许就是从那时候起，我的身上就埋下了“闲适人生”的种子，林先生让我知道了“一个人有了自由的意识及淡漠的态度，才能深切热烈地享受快乐的人生。”林先生也告诉我们，读书并非为了做学问或钻研什么大道理，而是为了生活的乐趣。许多年来，我真是记住了这句话，因为我明白，我现在之所以身上有点“闲适”的气息，祖师爷就是林先生啊。
　　林语堂先生一生创作了8部长篇小说，1000多篇散文，著书60本，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此外，他提倡幽默，提倡闲适、性灵的小品文，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他一生办过三本杂志，《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也是我们媒体人的前辈了。这个“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文化名人，1895年10月10日出生在被称为“中国坂仔香蕉之乡”的福建省平和县坂仔镇，他引以为傲的就是有个“纯天然的童年”。林语堂一生当中具有浓郁的故乡情怀，他曾多次说过：“如果我有一些健全的观念和简朴的思想，那完全得力于闽南坂仔之秀美的山陵。”也许正是坂仔的自然风光、童年纯真的梦，都浸透到林语堂文化修养的深处，进而影响了他的作品风格，形成了他幽默性灵、平和闲适的精神境界。
　　那天，夏小姐还领着我们去看了后面的园子。没想到走过天井时，走在前面的她突然停了下来，我还以为她临时改变主意，后来才明白过来，前方有位游客正在端着相机拍照，后来等那位游客拍完我们才走过天井——事后我们很为这个细节唏嘘不已。
　　后园很漂亮，里面长满花草树木，一派生机勃勃的模样，据说这里是林语堂生前最喜欢散步的地方。让我惊讶的是，林语堂先生的墓地就在这里。1976 年3月26日，林语堂病逝于香港，同年4月1日，就安葬在这里，也许这里也像福建的山与水，也许这里与大陆家乡隔海相望。人的生死都能在一处安息，也算是人生的大幸了。正如他生前所说的：“让我和草木为友，土壤相亲，我便已觉得心满意足。”那天，我站在他的墓前，向先生鞠了三躬。因为我明白，来一趟不容易，今后不知猴年马月才能再来到这里。
　　在故居的正面房子原来是个大餐厅，现在是可以让游客喝茶的地方。餐厅外面有个阳台，林语堂先生曾在自传里写过：“黄昏时候，工作完，饭罢,，既吃西瓜，一人坐在阳台上独自乘凉，口衔烟斗，若吃烟，若不吃烟，看前山慢慢沉入夜色的朦胧里。下面天母灯光闪烁，清风徐来，若有所思，若无所思，不亦快哉……”如今那个阳台上，依旧放着当年的木制小桌和藤椅，这里毫无疑问是视野最佳的位置。如果说阳明山是“经典的风景”，而这里就是“经典中的经典”。
　　我很想在不远的将来，有机会重新来这里，什么事也不干，就坐在阳台上慢慢地品尝一杯台湾高山乌龙茶，白天可以看见极蓝的青天，黄昏可见夕阳慢慢沉没在观音山际里。
      7、林语堂纪念馆
　　2007年12月6日吉时，在林语堂先生的出生地平和县坂仔镇宝南村，一阵欢快的爆竹响起，象征着平和坂仔修缮一新的林语堂故居和文学馆投入使用。
　　先生诞生地的纪念馆，位于原坂仔基督教堂旧址。1895年10月10日，林语堂就诞生在这座教堂的牧师楼上。教堂于1974年被彻底拆除后，林语堂故居也不复存在。现在的故居是在原址上依原样子建起来的。前后经历过两次建设，一次在1984年；一次在2005年。2005年的这次建设，恢复了故居原貌。2007年，在香港俊豪集团的资助下，又建起了建筑面积达360平方米的林语堂文学馆。这座文学馆，辟有“山乡孩子，和乐童年”、“文学大师，文化巨匠”、“魂牵祖国，梦绕家乡”、“誉满环球，名垂青史”四个展厅，展示了林语堂的毕生成就和他与平和坂仔的联系。馆名由季羡林题写。开馆之日，嘉宾云集，有出席漳州林语堂学术国际研究会的专家学者；有台湾林语堂故居主任蔡佳芳、文物专员陈怡燕等。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副主任何少川为文学馆林语堂塑像揭幕。
      8、试谈林语堂的闲谈散文
　　林语堂在《无所不谈》中的《闲话说东坡》、《记纽约钓鱼》、《记游台南》和《论西洋理学》等,最体现开放的丰富和舒展的美丽,也更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与上相关,林语堂的散文并不讲究整体构思,也不理睬章法或写作规则的权威。他认为:“八股有法,文章无法,文章有法,便成八股。”⑦正为此,林语堂欣赏金圣叹的《水浒传序》。该序开篇兜头一句:“人生三十未娶,不应更娶;四十未仕,不应更仕;五十不应为家,六十不应出游。”突兀而来,完全是感兴之言。而全文慨叹时光易逝,人生苦短,大谈朋友聚谈之乐,与《水浒传》并不搭界,借题发挥而已。有人肯定要指摘金圣叹文不对题了。可文不对题又有什么要紧呢?重要的是作者淋漓致地发抒了自己心头涌动着急欲出口一吐为快的人生感悟。也正因为憎恨“规矩”,林语堂觉得奇怪,像金圣叹这样的通达之人和不羁之才有时也会犯糊涂,不知不觉地困倒于章法句法之下不能自拔。他写道,金圣叹批书专门替作者算一抑之抑,一结二结,并满口“妙哉,妙哉”,真是矮子摸大象,摸不着头脑。林语堂同时指出,文章的起承转合等等,循文思自然的波浪涌现而成,其千变万化,犹如危崖幽谷,深潭浅涧,毫无匠心的经营,而因缘际会,自成其曲折崭岩之美,不是明堂大庙营造法尺所可以绳范的东西。
　　故林语堂的散文一篇有一篇的格式,一篇有一篇的写法,千姿百态。结构大多很随便,也找不出起伏、勾色、呼应等的痕迹,只流动着自然的韵律,散发出粗朴的气息。这是属于林语堂自己的气息。它以真情和独见,构成了林语堂的“个人笔调”。林语堂的自由写作态度与梁实秋恰好相反。作文应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得不止,这是苏东坡的话,林语堂衷心认同。梁实秋则以为此是“才人高致,非常人所能企及”。又说,徐志摩为文,尝自谓跑野马,属于“下笔不能自休”一类,虽然才华横溢,究非文章正格。林语堂要作文如谈话,梁实秋要谈话如作文。梁实秋甚至认为谈话也要严谨,有主题,有腹稿,有层次,有头尾。他批评道:“写文章肯用心的人就不太多,谈话而知剪裁的人就更少了。” 谈话也要剪裁,在林语堂听来简直不可思议。所以林语堂是主张打破桎梏而无遗的表现主义者克罗齐(BenedettoCroce)的信徒,梁实秋是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IrvingBabbit)的信徒。白璧德讲“文章纪律”。难怪梁实秋的散文篇篇笔法老到,结构精严。这自然也是现代散文可有之一格。但梁实秋又将作文的规矩强调得太过了。郁达夫引述过梁实秋发表于《新月》上的一篇文章的一段话:“近来写散文的人,不知是过分的要求自然,抑过分的忽略艺术,常常的沦于粗陋之途。无论写的是什么样的题目,类皆出以嬉笑怒骂,引车卖浆之流的口气和泼妇骂街的口气都成为散文的正则。像这样恣肆的文字里面,有的是感情,但文调,没有。”郁达夫反问道:“难道写散文的时候,一定要穿上大礼服,戴上高帽子,套着白手套,去翻出文选锦字上的字面来写作不成?”
      9、语言运用上很恣肆
　　林语堂在语言运用上也是很“恣肆”的,敢骂“他妈的”,常称“狗领带”。他曾说,“泼妇骂街,常近圣人之言。”(《烟屑四》,《宇宙风》第六期)正是语言运用上的不忌俗,不避俗,使林语堂的散文更接近了闲谈的口吻。林语堂十分看重俗语、方言中那些有生命力的因素,他多次谈到《红楼梦》在俗语运用上的巨大成功,笑有些现代文人连袭人紫鹃都不如。他的文章中,“这会儿”、“转念头”、“下死劲”一类的词语俯拾即是。另外,林语堂的文章或庄谐并出,或假痴假呆,嘻笑调侃,幽默百端,这也是非“正格”的证据和闲谈式的标志。
　　林语堂的闲谈散文虽无章法的讲究,在艺术表现上却常常有动人之笔。那也出于自然天成,如蚁蛀木偶尔成文罢了。又如超凡入圣的庖丁解牛,处处无所用心,又处处神出鬼没。我读林语堂的《又来宪法》(《披荆集》),越咀嚼越觉得标题中那“又”字用得很扎实,只此一字,就将国民党的惯于搞专制独裁又惯于玩政治花招的本来面目,以及作者的不满和轻蔑,统统传达出来了。以往已经炮制过宪法,现在再来,所以叫“又”。不断地起草和通过宪法或其他也叫“法”的玩意儿,又总是使这些纸上的玩意儿仅仅成为玩意儿,婊子当了,牌坊也立了,于是,所谓“中华民国”终于还是“中华官国”。林语堂发表于《人间世》第十三期的《怎样洗炼白话入文》谈到《红楼梦》的用字,一处举“你又在跟前弄鬼”为例,点到“又字亦系传神字”。一字千钧的例子在林语堂的散文中比比皆是。发表于《论语》第三期的《断烂朝报》开头:“冬,十月,考试院长戴传贤嗾开仁王护国法会于都,斋主一百七十三,中央委员十人与焉。”这段颇具“春秋”意味的话中,那“嗾”字最见精神。“嗾”者,使狗也。于是将戴的险恶和跟着起哄者的愚顽一股脑儿都扫进去了。清魏源《圣武记》也用了这个字:“马阮嗾国安执监国以献,监国脱走航海。”梁实秋《国庆日感言》:“辛亥革命时,我十岁。……翌年正月十二日,袁世凯嗾曹锟兵变,平津惨遭劫掠,此为余身受之第一次打击。”林语堂的散文长于用描写性语言置换抽象议论,如《〈新的文评〉序言》(《大荒集》)中的这一段:“可怜一百五十年前已死的浪漫主义的始祖卢梭,既遭白璧德教授由棺材里拉出来在哈佛讲堂上鞭尸示众,指为现代文学思想颓废的罪魁,并且不久又要来到远东,受第三次的刑戮了。”所谓“第三次刑戮”,指梁实秋将吴宓等人翻译的白璧德论文编成《白璧德与人文主义》在中国出版之事。林语堂还常常在议论中插入比较完整的形态、动作描写,甚至插入整段人物对话或故事情节。他说到西方人饮食习惯的可笑时写道:“他一手勇敢地捏了叉,另一手残忍地拿了一把刀,自己关照自己说,他这是在吃肉了。”又如:“小报出面说心坎里的话,搔着痒处的话,由是而乱臣贼子惧,附耳相告曰:小报在骂我乎?小报在骂我乎?”
　　《关睢正义》(《无所不谈》)的结尾最妙,那是一个完整有趣的生活细节。林语堂作文好比喻,且总是那样新奇而入骨。他说有一类文人一肚子骚气,所做的文章读来如窑姐苦笑。又说文学如土木两作,必有本行术语,到了相当时期,这些术语仿佛有自身的存在,匠人不复能经营土木修桥造路,只对这些术语作剧烈的争辩;又由术语分出派别,甚有据某种术语以巧立门户者。 我们的许多“文艺理论家”,真就是那种只懂得术语也只会玩“术语”空手道并玩得津津有味的匠人!林语堂的散文惯于罗列,且往往将一些似乎不搭界的东西扯到一起,带出其特有的幽默。林语堂的对比总是意味深长:“德国民众能够宣誓效忠上帝和希特勒,但是如果一个英国的纳粹党宣誓效忠上帝和罗素,罗素一定要惭愧得无地自容。”
　　“美国有的是恶劣的音乐,可是又有很好的收取音乐的东西。”林语堂有时话讲得很俏皮而格外耐寻思:“在艺术上,有一种现象便是:许多日本人的东西是可爱的,而很少是美丽的” ,“中国有宪法保障人权,却无人权保障宪法。”林语堂还能在恰当的地方用上个典故,使文字顿然生色。
　　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引用了古人的一句话:“圣者语而不论,智者论而不辩。不能语者作论,不能论者作辩。语是论之精华,辩是论之糟粕。”中国古代典籍中,《老子》和《论语》为“语”的典范。那一条条的语录,字字珠玑,如夜明宝珠,单独一个,足以炫耀万世;又如半夜流星,忽隐忽显,不知来源,不测去向。林语堂认为后人失了“语”的天赋,才好论辩,将文章写得越来越长。语和论的区别,在于前者直陈观点,直下判断,不依靠演绎、归纳,不依靠逻辑。辩为论之一种。不过一般的论只关心自身的逻辑圆满,辩则还要发现和攻击对方的逻辑缺陷。林语堂重语而不重论,对辩则极端轻蔑,深信道家辩之无益的告诫。可以说,语而不论也是他30年代以后的有意识的努力,到了《无所不谈》,这种努力的成效亦更明显。《无所不谈》多的是这类文章题目:《说高本汉》、《谈伏尔泰》、《闲话说东坡》、《说乡情》。《谈钱穆先生之哲学》的结尾处,林语堂称自己“不揣浅陋,写了一点私见”,“拉杂书来,只作为谈,不作为论”。其实,林语堂在《无所不谈》的自序中已经说明了该书的写作原则:即有意见,以深入浅出文调写来,意主浅显,不重理论,不涉玄虚。“谈”的亲切、随意前面已经说到了。这里要点明的是,“谈”中就有“语”在里头,但“语”突出的是“谈”与“论”相对的非逻辑、非理论的一面。林语堂的散文直写胸怀,直陈见解,而且只是一说为快而已,并没有竭力向人证明什么的执着,更看不到想使自己的所说成为无懈可击的“学说”、“真理”的企图。
　　文章观点层出不穷,从不需要什么理论根据,不需要什么“主义”到场,且多为一点即明的常识和常理。表现上绝不引经据典和搬弄概念术语,而借重大量鲜活的材料来浮现自己的见解,那是故事、诗词、史实、掌故和生活经验、生活细节等。前文提到的《思孔子》夹叙夹议地引出孔子入哭旧馆人之丧后又自愧“涕之无从”、鼓瑟戏弄孺悲、闻人称其丧家之狗欣然自喜等奇行以及孔子那些形态毕现的骂人语、自嘲语、晏居闲谈语、应付小人语,将一个个性鲜活的孔子托了出来。语而不论源于林语堂对理论、逻辑的可靠性的一贯的深刻怀疑。这智慧使林语堂重视观察现实人生,写出来的文章远离大道理和潮流思维,接近实际而有奇气。文章最难得者,一是骨气,一是奇气。前者为独立人格之产物,后者为独特思想之产物,但两者又无法分开。
　　林语堂的散文呼唤常识、简朴和真正的中道精神的回归,推崇原儒独特的人文主义,揭示中国文化的阴柔品格,指出中国道家的节制、无为等观念是现代西方文明疯狂的对症药,等等;他在30年代就坚决批评我们现在事实上还在奉行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还有反复强调法治的意义。这在现代作家中,并不多见。在林语堂的闲谈散文里,我们随时可以读到一种言简意永的句子,那是奇气的结晶体:“文无新旧之分,惟有真伪之别。”“赶热闹者只是末世并非盛世的点缀。”“行动而没有思想也许是愚蠢的,可是行动而没有常识却常常会结果悲剧。”它们来自作者对世界和人生的体悟、妙悟。读书人最不容易做到的事,林语堂做到了,所以他又那样近情,拒绝极端、道学和教条,为一般背书本认死理者所难及。他知道何为生存真实,何为学者无谓的奇谈,出言平正通达。
　　林语堂的闲谈散文不仅思想独异,发论近情,且涉及广泛,知识丰富,大到文学、哲学、宗教、艺术,小到抽烟、喝茶、买东西,真是无所不包,笔触贯通中外,纵横古今。具体到一篇文章,则放开手脚,上下勾连,集中起一个高密度的材料群,知识群。林语堂读书多,博闻强记,先有学者的学问功底,所以能谈,耐谈,而一谈辄灵光焕发,左右逢源。他那些谈文化的散文,知识量更大。林语堂的闲谈散文充实腴厚而能以平易出之。语言上朴实无华,不堆砌,不追新,除了30年代那些为实验而作的语录体、文言体,都干净质朴,口语化程度很高。如前所说,表达上也只用传统平常的手法,不玩“现代”花招。文章充实容易,平易难。
　　林语堂说:“凡是学者文章艰深难识,大半在搬弄名词,引经据典,深入而未能浅出,只掉书袋而已。此乃学问有余而识不足之故。见道明,事理达,得天地之纯,自然可以说出浅显易明的道理来。”同时又说,到了道理熟时,常常不必走大路,可以操小路,过田陌,攀篱笆,突然到家,令同行的人不胜诧异。其实,闲谈体就整个是一条曲径通幽的小路。亲切有“我”、漫不经心、语而不论和厚实平易再加上与之相联系的很高的知识文化含量、超越的观念、过人的智慧以及较为恬淡的心境、闲情逸致和浓浓的生活趣味,融成了林语堂闲谈散文的整体风貌。它反映了一般闲谈散文应有的共同要求以及文学陶情、消遣、启人心智等另类功用。它以闲适为主调。“闲适”是对“娓谈笔调”、“个人笔调”等等的总括,也是一切闲谈散文的基本美学特征。此特征使闲谈散文区别于战斗的那一类,也区别于感伤颓唐或偏于热烈抒情、幻想的那一类。林语堂曾认为,“无论题目是多么严重,牵涉到祖国的惨变和动乱,或文明在疯狂政治思想的洪流中的毁灭,使人类失掉了自由、尊严,和甚至于幸福的目标,或甚至于牵涉到真理和正义的重要问题,这种观念依然是可以用一种不经意的、悠闲的、亲切的态度表现出来。” 这话可疑。面对巨大的灾难或极端的丑恶,有良知的作家不可能保持闲适的心境,运用漫谈的笔调去写作,而只会代之以激愤、狂怒和义正词严的声讨。这也就是闲谈散文和闲适笔调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有些不合时宜和不得不自处边缘的道理。
　　事实上,林语堂自己的闲谈散文就有其取材范围,谈文化和人生哲学的多,讨论社会一般问题的多,并不涉及大奸大恶。当然,这类散文仍有其价值,它不可能不存在,亦不可能成为唯一存在。“五四”以来的现代散文,一开始就受到英国随笔(Essay)或者如郁达夫说的“英国各散文大家所惯用的那一种不拘形式家常闲谈似的体裁”的影响,又与中国传统的笔记、小品,尤其是主张独抒性灵、信手信腕的晚明小品保留着较多的联系,故而自然显出那样的旧又那样的新(周作人评论)的面目,且在体裁、笔调十分多样的前提下,一种写得更加自由、更加接近聊天的散文在“五四”和“五四”以后出现并成熟起来就势在必然,鲁迅、周作人、陈西莹、梁实秋、张爱玲、梁遇春等人的散文都带相当浓厚的闲谈味。但鲁迅虽嬉笑怒骂任意而谈却又尖锐凌厉,陈西莹思想不够洒脱且趣味有限;张爱玲和梁遇春学问尚未大成,无论所谓“清谈”还是“快谈”,多以隽健而非“自在”动人;梁实秋已如前说,其作品雅致有余而灵动飘逸不足。故他们的文章若作为闲谈散文来看,或不够典型,或达不到林语堂的境界,也无林语堂的写作自觉,这种自觉包含了林语堂对散文的全方位思考。林语堂与周作人较接近,他们的闲谈散文才真正道地、圆熟而具备了大家气象。“林语堂和周作人都是现代散文闲话风一派的宗师。”

      3030.林语堂故居
　　林语堂故居始建于19世纪50年代，是殖民地外廊式洋人住宅，后为廖氏兄弟购买，中国近代文学大师林语堂与廖家二女儿廖翠风的婚礼就在该建筑正厅举行，并在此居住，为林语堂在鼓浪屿的故居。这座建筑与当时同属廖氏兄弟的南北向建筑（现漳州路48号）共同围合形成院落，原来连接两座建筑的天桥现已无存，院落当中立有林语堂题写的“立人斋”石碑。

      3031.《秋海棠》
      为“鸳鸯蝴蝶派”作家秦瘦鸥在上世纪20年代创作的小说。《秋海棠》曾被冠以“民国第一言情小说”之称。故事讲述被军阀毁容的京剧花旦秋海棠走投无路而自杀的悲惨人生，又称作旧上海“第一悲剧”。
　　“秋海棠”原型刘汉臣被杀之谜
      1927年1月，正在北京“第一舞台”演出的伶人刘汉臣、高三奎，突然被天津军警督察处的宪兵当场抓捕，并连夜从北京押回了天津。不久后的一个冬夜里，一代名伶刘汉臣和高三奎命丧天津。
　　刘汉臣和高三奎因“宣传赤化”而被杀的消息一传出，整个天津立刻轰动了，这场杀戮伶人的血腥事件，是否别有隐情呢？
　　当年刘汉臣学戏有成之后，开始在天津登台演出，很快就红透了整个天津。当时刘汉臣演出的“新明戏院”整天是车水马龙，往往不到开演，剧场便暴满。每当演出高潮，许多观众疯狂地向台上投来赏钱，而这时为刘汉臣做配角的高三奎则不时地向台下观望，看哪位观众投钱最慷慨。如此这番，几场戏下来，他发现有一位妙龄**不但银元给的最多，而且甚至将一些贵重首饰都扔上台来。高三奎向人打听，才知道这位**就是直隶省督办褚玉璞的五姨太。褚玉璞土匪出身，后来又与李景林、张宗昌联合组成“直鲁联军”，褚被任命为第一军副军长，后又顶替李景林当上了直隶省督办。褚玉璞飞黄腾达，自有不少巴结者上门来，当时有一家妓院的鸨母知道褚督办贪恋女色，就将一位她精心调教准备待价而沽的清倌送到褚的公馆来。此后又由直鲁联军二十五师师长袁振青出面，送给这位名叫“小青”的领家大娘两千元，算是为“小青”赎了身。再后，又经褚玉璞的把兄弟、天津“八善堂”的主事人杜笑山操办，褚督办就“明媒正娶”地将“小青”收为其第五房姨太太。可能是褚公馆百无聊赖，五姨太寂寞之余常常以听戏打发时间。看中了刘汉臣后，她让仆人于妈给刘汉臣送来请柬，请刘汉臣散戏后同她一道吃饭。早已知道五姨太身份的刘汉臣怎敢赴约，反倒是师弟高三奎自告奋勇，代替刘汉臣前去赴会。如此几次之后，五姨太对刘的家事了解得清清楚楚。当她得知刘汉臣早已娶妻生女，不免感到有些惆怅和失望，于是，她向高三奎表示希望得到一张刘汉臣的戏装照片留作纪念。听得此意后，高三奎没有征得刘汉臣的同意，就将剧团一张用作宣传的剧照送给了她。五姨太随将之珍藏在自己梳妆台的抽屉里，杀身大祸由此肇端。
　　一日，褚玉璞从五姨太梳妆台的抽屉里发现了隐情，顿时勃然大怒，问出情由之后，立刻下令捉拿两人。当时梨园界人士纷纷设法营救刘、高。当梅兰芳从报上得知消息后，即陪同刘汉臣的老母一一拜访了杨小楼、余叔岩等，商议营救的办法。后来他们把一线希望寄托在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的身上。因为“狗肉将军”张宗昌与褚玉璞是山东老乡，且褚玉璞从1911年起即一直在他部下任职，如果由张宗昌出面代为说情，刘、高二人或许能得以释放也未可知。于是，梅兰芳、杨小楼、余叔岩三人联名给张宗昌发去一封保释刘汉臣、高三奎的求情电报。张宗昌看到几位颇有身份的人说情，自己又不知情刘、高两位伶人获罪于褚玉璞的真实原因，以为那只是区区小事，没有细问情由，就复电梅、杨、余三人，表示可以将这件事包揽下来。与此同时，刘、高的友人赵广顺也在天津积极运动，他利用自己与李景林的裙带关系，拜见了刚从南京抵达天津的直鲁联军第八军军长和海军总司令毕庶澄。赵广顺费尽口舌，又以4000元现大洋为条件，说服毕庶澄答应帮助营救刘、高。不曾想，满脑子封建思想的褚玉璞最恼内眷“红杏出墙”，当时他正好在徐州前线，却几乎同时收到了张宗昌、毕庶澄为刘汉臣、高三奎说情的两封电报，原来他以为刘、高已经被奉命杀掉了，到这时才知道执行官厉大森并没有执行立即处决刘汉臣、高三奎的命令。于是他又大为震怒，不顾及张、毕两人的面子，当即发报给厉大森，命令他接到电报后即刻将刘、高两人就地正法，不容迟缓。然后，他又分别复电张宗昌、毕庶澄，伪称“电文迟到，刘、高二伶已处决，致歉。”
　　后来周作人在写回忆录时说：“那时我住在北京，在‘张大元帅’辇毂之下”，张作霖等“枪毙了诋毁他们的新闻记者，最有名的是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和京报社长邵飘萍，以及演过《卧薪尝胆》的戏的伶人刘汉臣、高三奎，真实的原因说是与‘妨害家庭’相关，但是据报上说，他们的罪名也是‘宣传赤化’，至于如何宣传法，那自然是无可查考了。”其实，杀刘、高的，是军阀褚玉璞，至于原因，也并非是杀邵飘萍的理由的“宣传赤化”，而是所谓“妨害家庭”。不过，这其中的真实情由一直没有被人说破罢了。到了1929年8月，褚玉璞被其旧部刘珍年活埋于山东，刘汉臣、高三奎被杀的真相才逐渐公开了出来。此后的上世纪30年代，著名剧作家秦瘦鸥又将此事编成剧本《秋海棠》上演，一代名伶的冤情才大白于天下，这也就是说，《秋海棠》的原型，就是这一出惨剧。

      3032.《秋海棠》作者
      秦瘦鸥（1908-1993），原名秦浩。上海嘉定人。民进成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毕业于国立上海商学院（现上海财经大学）银行系。1949年前后历任《大美晚报》、《大英夜报》、《译报》编辑，上海持志学院、大夏大学讲师，中国通商银行衡阳分行文书主任，香港《文汇报》副刊部主任，集文出版社编辑，上海文化出版社编辑室主任，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编审。上海市文联委员。

      3033.秦瘦鸥作品
      1926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秋海棠》、《危城记》、《梅宝》、《第十六桩离婚案》、《孽海涛》、《永夜》，散文集《晚霞集》、《海棠室闲话》、《戏迷自传》，评论集《小说纵横谈》，札记集《里读杂记》，短篇小说《恩、仇、善、恶》，短篇小说集《第三者》，译著《瀛台泣血记》、《御香缥缈录》、《茶花女》等。 民国30～31年（1941～1942年）间，小说《秋海棠》在《申报》上连载后，由多家书店出版，1956年修改后由上海文化出版社重印。《秋海棠》曾被改编为话剧、沪剧、粤剧、评弹等广泛演出，后又改编成电影，搬上电视荧屏，还被译成多种外文出版。

      3034.秦瘦鸥履历
      “文化大革命”中，秦瘦鸥受到批斗，曾想与老舍、傅雷一样以死去抗争。在一次野蛮的街头批斗会后，人群中有一个老人走到他身边低声劝慰，秦从读者的理解和爱护中得到安慰，终于走出了绝望的泥沼。在干校劳动时，他常偷偷地在香烟盒背面或练习本上写小说草稿，这就是后来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劫收日记》。
      1982年，秦迁入法华镇路淮海大楼新寓。他虽步入耄耋高龄，又身患顽症，仍经常参加街道里弄活动，替邻里向街道或区政府写信，反映民情、民意，还为近邻莘莘学子辅导高考作文，指导写作，并给收入低微的里弄清洁工阿姨以接济，受到居民们称道。每从报上得知某地发生灾情，某部队战士生了重病，他总是捐献帮困。有一次，他将一件定做的新鸭绒衫捐出，说：“要捐，就要捐好的。”秦还担任家乡嘉定京昆艺术研究会、七色文学社等文化团体的顾问，并将收藏的文史资料和书画捐赠给家乡的文化机构。

      3035.《在其香居茶馆里》
      写于1940年抗日战争时期。这是一篇具有浓重地方色彩和讽刺喜剧风格的作品。小说围绕兵役问题，描写了川北回龙镇当权派和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矛盾斗争（边远小镇中统治阶级内部狗咬狗的矛盾），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腐败及其兵役制度的虚伪骗局。

      3036.《在其香居茶馆里》赏析
      小说写的是某城镇两个头面人物为抓壮丁的事情展开的一场狗咬狗的斗争。国民党反动政权对农村的直接迫害，就是依靠征粮抓壮丁。但是征粮抓丁的对象都是穷苦的劳动人民，那些有钱有势的头面人物是不在被征被抓之列的。这已经成了常情，成了上层人物的体面。而这次土豪邢幺吵吵的二少爷因联保主任方治国的告密，竟然被抓，当然有失体面，这就引起了轩然大波，在茶馆里演了一幕丑剧。先是互相嘲讽、辱骂，继而陈新老爷出面调解，调解不成，终至大打出手，正在闹得不可开交，城里却带了信来，人早已被那个决心整顿兵役的新任县长放了出来。作者选择了这样一个争吵事件，无疑是要让这些头面人物在争吵中现出原形，让人们看到了统治阶级内部互相倾轧的丑恶行径，从而抨击这个腐朽的社会制度。
     《在其香居茶馆里》着力塑造的两个主要人物是联保主任方治国和土豪邢幺吵吵。作者在塑造这两个人物时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法，取得了较好的艺术效果。首先在情节曲折变化中，紧紧抓住人物性格的表现，使情节成为性格的发展史，而性格又进一步推动了情节的演进。小说开门见山地介绍了主要人物和中心事件——由于方治国的告密，邢幺吵吵的二儿子被抓进城当壮丁去了。一上场，邢气势汹汹，咄咄逼人，向方治国要人；而方治国却以守为攻，软推硬磨，不予正面交锋。邢以为方软弱可欺，于是揭隐私，骂山门，得寸进尺；方不动声色，绵里藏针，软中有硬。于是双方剑拔弩张，终于大打出手。
      正在此时，传来消息说，县城里已经将人放出。因此，一场闹剧在双方的僵持中落幕。情节波澜起伏，人物呼之欲出，相得益彰。
      其次，作者运用一些极富个性色彩的独特言行来刻画人物性格，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邢说：“老子这张嘴么，就这样：说是要说的，吃也是要吃的；说够了回去两杯甜酒一喝，倒下去就睡！”活画出这个飞扬跋扈的无赖相。而方却说：“我姓方的是吃饭长大的呀！并且我一定要抓做什么呢？难道委员长赏我个状元当么？”“软硬人”的特点昭然若揭。
      小说在人物塑造上，还充分运用了心理描写、肖像刻画等手法，使人物的音容笑貌神情毕肖，达到了强烈的讽刺效果。
      邢幺吵吵和方治国是小说中塑造的两个主要人物，他们有着共同的丑恶本质，既有贪婪狠毒，自私的共性，但又各具个性。邢幺吵吵有背景、有势力，因而肆无忌惮，横行霸道，他是一个说话粗野、脾气暴虐的流氓无赖，蛮不讲理，对一切事物都毫无顾忌。方治国缺乏政治靠山，因而虚弱奸诈，善于见风使舵，他惧怕邢幺吵吵，一面佯装糊涂，赔笑讨好，同时又死不认账，竭力保全自己，淋漓尽致地暴露出阴险狡诈的个性。
      小说集中描写了四川农村地方上的两个头面人物联保主任方治国和土豪邢幺吵吵为拉壮丁的事，在其香居茶馆里的一场争吵和殴斗。作者把尖刻的政治讽刺，巧妙地寓于人们司空见惯的现实生活场景的真实描绘之中，表现了高超的结构艺术。
      作品结构紧凑，作者把矛盾集中于其香居茶馆中展开，类似一出独幕剧。斗争激烈，忽而又急转直下，收到了大起大落而不限生硬的艺术效果。以错综复杂的场面描写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把主要人物的活动和群众的热闹场面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小说开头简单几笔，既烘托了茶馆的气氛，又介绍了出场人物，并给下面的情节发展安置了伏线，而且其间再渗入作者简短的插话，这就使得场面错综复杂而又有条不紊，故事情节也就在这种交错的描写中向前推进。
小说结构上的第二个特点是：情节的波澜起伏扣紧了人物的性格特征。吵架双方两种不同的性格决定了作品情节的起伏变化。一个是火炮性子邢幺吵吵，一个是奸猾胆怯善于迎风转舵的软硬人方治国，这样的性格冲突给作品的情节结构带来极大的兴味。
      另外，作品围绕一个中心，安排明暗两条平行发展的线索来展开情节。围绕兵役问题，邢方二人之间从争吵到打斗是作品的明线；邢幺吵吵的大哥和新任县长幕后交易，暗中勾结是暗线，两条线索明暗相间，别开生面。
      小说结尾正当二人打得鼻青脸肿，不可开交时，蒋门神带来了“人已经出来”的消息。双方目瞪口呆，不知所措的小说戛然而止，造成了极强的讽刺效果。戏剧性的结尾是意味深长的，既出乎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这是画龙点睛之笔，不仅暴露了新县长的嘴脸，而且有力地揭示了社会本质。
      作品结构紧凑，作者把矛盾集中于其香居茶馆中展开，类似一出独幕剧。斗争激烈，邢幺吵吵气势汹汹，而方治国却不动声色。双方终于大打出手，正在此时，传来县城里已将人放出的消息。情节波澜起伏，忽而又急转直下，收到了大起大落而不显生硬的艺术效果。
      人物塑造也富有特色。在不长的篇幅里，通过富有个性特征的人物语言和动作的描写，既揭示了他们的反动共性，又刻画了各个人物的独特性格。联保主任方治国的阴诈，“软硬人”的特点昭然若揭。邢幺吵吵十分粗野：”老子这张嘴么，就这样：说是要说的，吃也是要吃的“活画出这个飞扬跋扈的无赖相。其他如张三监爷、黄毛牛肉等人的个性也毫不雷同。作者对新上任的县长和邢幺吵吵的大哥则用暗写的手法，笔墨不多，但整个事件以至所有在场人物，又无不受到这两个人的操纵。
      小说在塑造人物上，还充分运用心理描写、肖像刻画等手法，使人物的音容笑貌神情毕肖，达到了强烈的讽刺效果。

      3037.《在其香居茶馆里》作者
      沙汀（1904年12月19日－1992年12月14日），原名杨朝熙，又名杨子青，四川安县人，中国现代作家。毕业于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参加中共组织领导的革命活动。历任西南文联副主任，中国作协创作委员会副主任，四川省文联主席，中国作协四川分会主席，中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作协第二届理事和第三、四届副主席，中国文联第二至四届委员，是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代表作品为《在其香居茶馆里》、《淘金记》，以社会剖析的手法和含蓄深沉的风格，描绘了旧中国四川乡镇和农村的生活画面。

      3038.沙汀生平经历
　　生于四川安县。7岁开蒙读私塾。少年时期经常出入于四川西北的城镇乡间，谙熟地方军阀和毫绅们的腐败情形。17岁进入成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接受五四新文化和科学社会沙汀作品主义思想的影响。1926年毕业后曾赴南京、北京，求学不成返回四川。1927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故乡从事革命活动。不久，成都发生二一六惨案，他隐蔽一段时间后，1929年流亡到上海，与省一师同班同学艾芜（汤道耕）相遇，共同走上文学道路。1931年写出第一篇小说《俄国煤油》后，曾与艾芜联名写信给鲁迅先生求教小说的题材问题。1932年出版短篇小说集《法律外的航线》，随即加入“左联”，成为“左翼文学新人”之一。以后陆续发表《丁跛公》、《在祠堂里》、《代理县长》等作品，着力表现真正熟知的四川农村社会。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即回川。1938年秋与何其芳、卞之琳共赴延安，任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代主任。又随贺龙转赴晋西北和冀中抗日根据地。新的生活给他的创沙汀作品作带来新的色调。他写出著名的《随军散记》（即《记贺龙》）、《奇异的旅程（即《闯关》）。1940年回重庆发表短篇代表作《在其香居茶馆里》。此作对国统区乡镇统治者之间围绕兵役的勾心斗角，作了辛辣的讽刺。这时的作品还有《磁力》、《联保主任的逍遣》、《老烟的故事》、《堪察加小景》等。1941年皖南事变后避居故乡山区，写出《淘金记》、《困兽记》、《还乡记》3部长篇以及其他作品。《淘金记》写大后方地主劣绅为发国难财争夺金矿而引起的内讧。这一时期的短篇《范老老师》、《呼嚎》、《医生》等，表现人民争民主、反内战的新主题。
　　1949年新中国成立，沙汀担任全国和四川省文学界的领导工作，同时继续创作，写了《卢家秀》、《你追我赶》、《老邬》等，转而歌颂新型的农民。1976年后重新执笔，以不凡的创作活力连续发表中篇小说《青枫坡》、《木鱼山》、《红石滩》。
　　沙汀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主要以四川作为他故事的背景。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含蓄深沉的艺术气质描写中国现代农村。他擅长描写四川社会风习，渲染场面气氛，捕捉人物的典型细节。他的小说以极强的幽默感和浓烈的地方色彩著称。沙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任上离职退休。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仍不倦地在撰写自己的回忆录。

      3039.沙汀学习经历
　　1922年进入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期间接受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思想并广泛爱好新文艺。沙汀自传1926年师范毕业后曾赴北京等地，求学不成返回四川。
　　1927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故乡从事革命活动。由于政局动荡，成都发生二·一六惨案，白色恐怖迫使他于1929年前往上海。与流亡上海的四川同仁创办“辛垦书店”。
　　1931年与省一师同班同学艾芜在上海相遇，共同研究探讨小说创作。1932年出版第一个短篇小说集《法律外的航线》，得到鲁迅、茅盾的肯定和鼓励。同年参加左翼作家联盟。以后改用现实手法写出以四川乡镇社会为背景的《丁跛公》《在祠堂里》《代理县长》等作品。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到四川。1938年与何其芳、卞之琳等人奔赴延安。任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代主任。同年11月随贺龙同志去晋西北和冀中一带体验生活。后写出著名的《随军散记》《奇异的旅程》。1940年回到重庆，这时期他的文学创作达到了高潮。陆续发表《在其香居茶馆里》《磁力》《堪察加小景》等著名短篇小说。长篇三记《淘金记》《困兽记》《还乡记》也相继问世。此时的作品主要反映抗战时期的四川农村生活，从不同侧面揭露抗战时弊和新旧痼疾。
　　1949年新中国成立，沙汀担任全国和四川省文学界的领导工作。继续创作出版短篇小说散文集《过渡》，赞美新生活、新人物。
　　文化大革命结束，粉碎“四人帮”后重新执笔，以不凡的创作活力连续发表中篇小说《青·坡》《木鱼山》《红石滩》。晚年以顽强的意志撰写《回忆录》。

      3040.沙汀艺术风格
　　沙汀是一个有着独特艺术风格的作家。他的作品主要以四川乡镇为沙汀作品故事背景，采用冷峻、客观、暴露、讽刺手法和含蓄深沉的艺术气质描写现实社会。细致刻划人物的典型细节，绘出一幅幅富有社会风习的画面。他的小说以极强的幽默感和浓烈的地方色彩著称。
　　沙汀随着时代的变化，经过对形式、风格的刻苦锤炼和追求，已经逐步形成了自己主要的、确定的风格特征。这种特征可以大致表述如下：他无论是对反动统治的揭露、对彼压迫人民的同情，或是对新生事物的歌颂，都善于从日常生活和社会凤习中选取富有特征意义的事物，并且将平凡事物的描绘与迫切的社会问题的揭示结合起来。不同于漫画式的夸张和突出刻画的手法，他注重让形象说话，沙汀作品不轻易流露主观感情，用简洁、含蓄、乡土气息浓郁的笔墨，严格遵循生活本身的逻辑，按照生活本来的面目，对事物作客观的描绘，从而使作品的倾向性在鲜明、逼真的画面中自然地流露出来。他也追求创作的情感因素和诗意，但不是感情的放纵和诗意的奔涌，而是将情感和诗意包孕在沉实缓慢的节奏和凝重、淡泊的意象中，从而透露出蕴籍、隽永的诗意来；他的作品明显地以幽默、讽刺见长，但这是一种“在愤怒中保持平静，在狡猾中保持仁厚的幽默”（别林斯基语），是一种将厌憎深藏在挪揄、嘲弄后面的富于喜剧色彩的讽刺。在美学风格上，不是田园牧歌的抒发，也不是原始遗风的追寻，而是从现实黑暗和人民苦难生活中浓缩成尖锐的畸形画面，透露出阴郁的苦涩格调，作品具有一种大巧之朴，浓后之谈的醇厚、质朴、老辣、精微的美。

      3041.沙汀作品人物刻画
　　沙汀作品在人物刻画上，大量真实精确、独特典型的细节的运用，也与作品不露声色、情感潜藏的客观描绘相一致。沙汀在小说语言的运用上也是别具特色的。他善于从生活、从人物出发，努力发掘具有个性化的语言，形成既有浓郁乡土气息又有个性特点的语言风格。作品的途述语言也别具一格，注重语调、语势，善于用简洁洗练而又跌宕多姿的笔墨，为形象的描绘作补充，从而起到画龙点晴的作用。

      3042.沙汀主要作品
　　《俄国煤油》，写于1931年4月，最初沙汀作品收入短篇小说集《法律外的航线》。
　　《莹儿》，写于1931年10月，最初收入《法律外的航线》。
　　《码头上》，发表于《文学月报》第1卷第4期（1932年11月15日），收入《法律外的航线》。
　　《恐怖》，写于1932年4月，初收入《法律外的航线》，又收入1980年版《祖父的故事》。
　　《法律外的航线》，写于1932年8月，收入同名短篇集。
　　《法律外的航线》（短篇小说集），上海辛恳书店1932年10月初版。
　　《土饼》，发表于《现代》第三卷二期（1933年）。
　　《老人》，《文学》第1卷2号（1933年8月1日）。
　　《丁跛公》，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146期（1935年4月7日），又收入《大公报·文艺丛刊》（1936年8月）。
　　《凶手》，《文学》第4卷6号（1935年6月1日）。
　　《赶路》，《创作》创刊号（1935年7月15日）。
　　《兽道》，《光明》创刊号（1936年6月10日）。
　　《苦难》，《文学》第7卷1号（1936年7月1日）。
　　《在祠堂里》，《文学界》创刊号（1936年6月）。
　　《灾区一宿》，《光明》1卷2号（1936年6月25日）。
　　《土饼》（短篇小说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沙汀社1937年7月初版。
　　《代理县长》，《国闻周报》第14卷第1期。
　　《航线》（短篇小说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2月初版，为《法律外的航线》的新版本。
　　《龚老法团》，《光明》2卷11期（1937年5月10日）。
　　《苦难》（短篇小说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7月初版。
　　《防空——在“堪察加”的一角》，《文艺阵地》1卷5期（1938年6月16日）。
　　《堪察加小景》，《文艺突击》（1938年11月1日）。
　　《联保主任的消遣》，《文艺战线》1卷2号（1939年3月16日）。
　　《随军散记——我所见之一个民族战士的素描》（报告文学），知识出版社1940年11月重庆初版。本书曾以《我所见之贺龙将军》为名，由新时代出版社1950年出版。
　　《磁力》，《抗战文艺》7卷2、3期合刊（1941年3月20日）。
　　《老烟的故事》，《文艺阵地》6卷1期（1941年1月10日）。
　　《在其香居茶馆里》，《抗战文艺》6卷4期（1940年12月1日）。作家出版社1959年12月、1
　　960年二次列入“文学初步读物”中出版。
　　《这三年来我的创作活动》，《抗战文艺》7卷1期（1941年1月1日）。
　　《公道》，收入《十人小说集》（沙汀等著，1943年7月重庆文聿出版社初版），后收入沙
　　汀短篇小说集《小城风波》。
　　《艺术干事》，写于1941年6月，收入短篇小说集《小城风波》。
　　《淘金记》（长篇小说），文化生活出版社1943年5月初版。
　　《模范县长》，《文艺杂志》1卷1期（1942年1月15日）。
　　《和合乡的第一场电影》，《文艺杂志》一卷三期（1942年3月15日）。
　　《磁力》（短篇小说、论文集），系艾芜主编《文学丛书》之一。1942年9月三户图书社出
　　版。
　　《闯关》（中篇小说），建国书店作为“当今文艺丛书”之一于1945年6月初版。
　　《奇异的旅程》（即《闯关》），重庆当今出版社“当今文艺丛书”之一（1944年5月初版
　　）。
　　《小城风波》（短篇小说集），重庆东方书社发行“东方文艺丛书”之一（1944年4月初版
　　）。
　　《困兽记》（长篇小说），重庆新地出版社1945年4月、1946年出版。
　　《替身》，《文哨》1卷3期（1945年10月1日）。
　　《呼号》（即《呼嚎》），《中原、文艺杂志、希望、文哨联合特刊》1卷2期（1946年1月2
　　0日）。
　　《范老老师》，1946年1月9日、10日《新华日报》。
　　《播种者》（短篇小说集），上海华夏书店1946年2月、8月两版；复兴书店1946年亦出版。
　　《兽道》（短篇小说选集），群益出版社1946年4月出版。
　　《催粮》，《萌芽》1卷1期（1946年7月15日）。
　　《烦恼》，《人世间》复刊第1期（1947年3月20日）。
　　《意外》，《大公报·星期文艺》第61期（1947年12月7日）。
　　《还乡记》（长篇小说），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7月初版。
　　《呼嚎》（短篇小说集），新群出版社1947年、1950年出版。
　　《钟敖》，写于1947年11月29日。收入短篇小说集《医生》。
　　《选灾》，《小说》1卷1期（1948年7月1日）。
　　《堪察加小景》（短篇小说集），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8月出版。
　　《医生》，写于1949年11月。
　　《炮手——蒋管区生活实录》《小说》4卷1期（1950年5月1日）。
　　《酒后》，《小说》4卷4期（1950年11月1日）。
　　《减租》，《大众文艺》1卷1期（1950年5月）。
　　《医生》（短篇小说集），上海海燕书店1951年5月出版。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9月出版。
　　《谈谈人物的创造》（论文），《西南文艺》1953年第6期。
　　《沙汀短篇小说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9月初版。
　　《堰沟边》，《人民文学》1955年7月号。
　　《卢家秀》，1955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
　　《过渡》，《人民文学》1955年12月号。
　　《老邬》，《人民文学》1957年5、6期合刊（1957年5月20日）。
　　《摸鱼》，写于1957年3月6日，发表于《文艺月报》1957年第6期。
　　《开会》，《收获》总第一期（1957年7月）。
　　《在牛棚里》，《人民文学》1957年9月号。
　　《夜谈》《人民文学》1958年11月号。
　　《沙汀选集》（短篇小说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1月出版。
　　《过渡》（短篇小说集），作家出版社1959年3月初版，1963年二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
　　年4月初版。
　　《欧么爸》，《人民文学》1959年12月号。
　　《漫谈小说创作中的一些问题》，《峨眉》1960年第1期，转载于《人民文学》1960年3月号。
　　《作家的责任》（论文），1960年8月3日《光明日报》。
　　《你追我赶》，《人民文学》1960年10月号。四川人民出版社收入“文艺小丛书”，于196
　　1年7月出版。
　　《假日》，《上海文学》1961年2月号。四川人民出版社收入“文艺小丛书”，于1961年7月
　　出版。
　　《夏夜》，写于1961年6月15日。
　　《一场风波》，写于1963年2月至6月21日。
　　《煎饼》，写于1964年4月14日。
　　《青枫坡》（中篇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11月出版。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创作谈），《收获》1979年第1期。
　　《过渡集》（短篇小说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10月出版。
　　《关于〈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通信》（文艺评论），《文艺报》1980年第4期。
　　《敌后七十五天》（回忆录），《收获》1981年第2期。

      3043.沙汀人物评价
　　沙汀是一位深受俄国文学影响的作家。普希金、果戈理、契柯夫、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都曾经对他的创作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
　　沙汀在学习外国作家方面特别注重学习其写实精神、批判讽刺精神和人道主义精神。陀斯妥耶夫斯基沉雄的笔调，契柯夫幽默的风格，以及果戈理饱含讥讽的语言等，都是在沙汀的作品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沙汀是一个有着独特艺术风格的作家。他的作品主要以四川乡镇为故事背景，采用冷峻、客观、暴露、讽刺手法和含蓄深沉的艺术气质描写现实社会。细致刻划人物的典型细节，绘出一幅幅富有社会风习的画面。他的小说以极强的幽默感和浓烈的地方色彩著称。
　　1978年奉调北京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1979年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暮年回到四川成都，于1992年12月14日病逝。

      3044.沙汀作品评价
　　沙汀的作品在对三、四十年代国民党统治区现实政治黑暗的暴露，以及对于人们的苦难、愤怒和反抗情绪的表达方面；在表现解放区人民沙汀作品的生活和斗争以及对于解放后农村社会主义新人的刻画和讴歌方面；在坚持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写出个性鲜明而又有深刻概括意义的人物形象和艺术形式上的追求方面；在短篇小说体裁的运用和富有特色的四川农村风俗画的绘制方面等，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从而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画卷提供了新的画幅。
　　沙汀的笔触虽然冷峻犀利，却又不够舒展泼辣；严谨精当，但显得有些拘谨简约；含蓄深沉，也略见沉闷晦涩。但瑕不掩瑜，沙汀作为一位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现实主义作家，在半个世纪的创作实践中为现代文学园地增添了硕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终不失为一位有特殊贡献和卓越成就的优秀作家。

      3045.《女娲氏之遗孽》
      是初期海派作家叶灵风的代表作，写于1925年3月4日夜，上海，载于他与潘汉年合办《幻洲》。文本中，作者以第一人称的女性视角，以手记体的形式，吸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以意识流的手法写了“我”——女主人公惠，一个已与敬生有着7年婚姻的有夫之妇，与青年男子莓箴的婚外恋。

      3056.《女娲氏之遗孽》作者
      叶灵凤原名叶蕴璞，江苏南京人。1925年加入创造社，开始文学创作。曾主编过《洪水》《幻洲》《现代小说》《现代文艺》。解放后定居香港，主编《星岛日报》副刊《星座》。主要著作有《灵凤小品》《红的天地》《香港方物志》《未完成的忏悔录》等。译著有《新俄罗斯小说集》《故事的花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