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小常识

      2947.把humor 译为幽默
　　大多数人认为幽默该词为国学大师林语堂先生于1924年最先介绍入中国，对此，中国地域文化研究会委员、山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张继平认为并不确切，张继平向记者介绍说，第一个将英语单词“humor”译成中文的应该是国学大师王国维，时间比林语堂首次使用“幽默”的译法早18年。
　　王国维在1906年出版了《屈子文学之精神》一书，书中普议及“humor”一词，并将其音译成“欧穆亚”，认为“欧穆亚”是一种达观的人生态度，但并未展开论述，以后也未再议。1924年，林语堂在《晨报》副刊上连续撰文，定“幽默”为“humor”的汉译名。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humor”一词的中文翻译第一人应该是王国维，“humor”进入中国已整整103年。
　　据了解，“幽默”一词在我国最早出现于屈原的《九章·怀沙》：“煦兮杳杳，孔静幽默。”此处的“幽默”意为“幽默无声”。然而，“幽默”一词作为音译的外来词，与古汉语词语“幽默”并无关系。只是随着“幽默”一词新义的淬，“幽默”作为古汉语词语的本义逐渐被新义所取代。林语堂解释道：“凡善于幽默的人，其谐趣必愈幽隐；而善于鉴赏幽默的人，其欣赏尤在于内心静默的理会，大有不可与外人道之滋味。与粗鄙的笑话不同，幽默愈幽愈默而愈妙。”
　　林语堂把“humor” 译为“幽默”，当时许多文化名人也持有异议。鲁迅曾认为它容易被误解为“静默”或“幽静”，而觉该译法不妥。翻译家李青崖主张译为“语妙”、但“语妙天下 ”是句成语，有“光说不做”含义。语言学家陈望道拟将其译成“油滑”，又觉不够确切，且有轻浮之嫌。后来，语言学家唐栩侯又将其译作“谐穆”，认为一“谐 ”一“穆”构成“humor”整体。最终，林语堂的翻译方法被世人所认可，一直沿用至今。
　　有一次，林语堂参加台北一个学校的毕业典礼，在他讲话之前，上台讲话的人都是长篇大论。在大多数与会者期待中，林先生走上主席台，时间已经是上午十一点半了。林语堂面对台下的听众，眼神有些令人捉摸不透。他缓缓开口，“绅士的演讲，应当是像女人的裙子，越短越好。”话音刚落，他立即转身，置无数眼球的注视于不顾，径直回到自己的座位。台下的人还没反应过来，都在发愣，全场鸦雀无声，短暂的静寂过后，随即是满场的掌声和笑声。早就声名远扬的林氏幽默在校园再一次大放异彩。

      2948. 用幽默手法反帝反封
　　自20世纪20年代起，林语堂和中国新文学运动旗手鲁迅一起，运用幽默手法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斗争，在实践中探索幽默理论，并创造了基调高亢、语言诙谐、讽喻犀利的“语丝体”散文，而林语堂本人也被称为“幽默大师”。

      2949. 林语堂与闽南语
　　一种语言可以一直深入到骨髓和血液之中。无论走得多远，容颜可以改变，但只要最初接受了某种语言，也就会如影相随，所以有了“乡音无改鬓毛衰”的感慨。如果乡愁是游子的行囊，那么乡音就是游子的标签，时刻提示家处何方。闽南话于林语堂来说就是这样的一种语言。 林语堂对闽南话爱到极致。尽管他普通话很好，英语更是水平高超，成为为数不多的大部分作品用英语写作的中国作家，但林语堂时刻忘不了的是乡音，是闽南话。当年他在平和坂仔出生、生长，以致后来到厦门的就读，闽南话作为最初的母语深入他生命深处，和血液一起流淌。于是听到乡音是他的一大快事，为此，他在《来台后二十四快事》中，不仅把听乡音的快乐列在其中，而且还摆在第二和第三位。“初回祖国，赁居山上，听见隔壁妇人以不干不净的闽南语骂小孩，北方人不懂，我却懂，不亦快哉！”“到电影院坐下，听见隔座女郎说起乡音，如回故乡。不亦快哉！”以林语堂的闲适生活，应该是很烦这样的隔壁熟睡之后妇人骂小孩的粗鄙行为和被吵醒后的不快，更别说看电影之时居然有人在耳边喋喋不休，之所以能够容忍，并且“不亦快哉”，只是因为她们的乡音，乡音抚平了所有的不快，产生了美感。
　　所以他会在《说乡情》动情地说"我来台湾，不期然而然听见乡音，自是快活。电影戏院，女招待不期然而说出闽南话。坐既定，隔座观客，又不期然说吾闽土音。既出院，两三位女子，打扮的是西装白衣红裙，在街上走路，又不期然而然，听她们用闽南话互相揶揄，这又是何世修来的福分。"把听乡音上升成为修来的福分，颇有感激涕零的感恩心理。
　　林语堂对闽南话的痴迷没有随着岁月的远去而冲淡，甚至更上层楼。有回在台湾，林语堂到一家小饭馆吃猪脚，老板用闽南话说“户林博士等哈久，真歹细，织盖请你吃烟呷（和）吃茶。猪脚饭好气味真好吃又便宜，请林博士吃看迈（看看）。大郎做生日，囝仔长尾溜，来买猪脚面线添福寿。”对此，林语堂高兴得不得了，他合不拢嘴，也就跟着用闽南话答道“真好呷（吃），真好呷（吃）！”不仅仅是机缘巧合的顺便之举，还有刻意为之的时刻，林语堂有回在香港上街，买回了一大堆用不着的铁线、铁钉，原因就是那个店老板是讲闽南话的，为了多跟他说闽南话又担心影响他做生意不高兴，只好隔会就买一点东西，结果就买了一堆东西过了一回闽南话的“嘴瘾”。

      2950. 重返台湾
　　晚年的林语堂离开美国，虽然没有回到故乡，总算也回到与漳州一衣带水的祖国宝岛台湾。台湾人的祖先大部是闽南的移民，不仅血缘相同、风俗相似，而且语言相通。也许这也就是林语堂选择台湾最主要的原因吧。其实在选择台湾之前，林语堂的许多文章中都融入了闽南话、闽南文化的元素，其中体现最为集中的是他1963年写的自传体小说《赖柏英》，不仅仅这是他对初恋女友的回忆，还是闽南文化的传播，在书中闽南话、闽南风俗集中得到了体现。从1966年定居台湾开始，林语堂更是把听乡音当成了他最大的欣慰和人生享受。到了晚年他竟按闽南话语音写了一首五言诗，甜美地回忆和描述家乡的民风民情："乡情宰（怎）样好，让我说给你。民风还淳厚，原来是按尼（如此）。汉唐语如此，有的尚迷离。莫问东西晋，桃源人不知。父老皆伯叔，村妪尽姑姨。地上香瓜熟，枝上红荔枝。新笋园中剥，早起（上）食谙糜（粥）。胪脍莼羹好，呒值（不比）水（田）鸡低（甜）。查母（女人）真正水（美），郎郎（人人）都秀媚。今天戴草笠，明日装入时。脱去白花袍，后天又把锄。？（黄）昏倒的困（睡），击壤可吟诗。”
　　闽南话一直没有退出林语堂的生活，无论距离多远，乡音总是如胎记一般，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时刻伴随林语堂的岁月。如今斯人已逝，但不经间，恍然可以看到闲适、平和的林语堂挂着人们熟悉的笑脸，托着烟斗，正和某人说着闽南话。乡情就在乡音中被拉扯得悠远绵长。

      2951.林语堂漳州纪念馆简介
　　林语堂纪念馆成为漳州芗城区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旅游新景点。 林语堂纪念馆地处319国道北侧，坐落在其父母长眠的虎形山上香蕉林中，占地面积7亩，前眺林语堂先生的故居，背蕉林环抱，清静幽雅。主体为半圆形二层建筑，借鉴台北林语堂故居的建筑风格，体现林语堂先生中西合璧的思想。馆舍正面墙上，由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沈鹏题写的“林语堂纪念馆”六个大字， 馆前，安放一尊2米高的林语堂先生坐式青石塑像，神态安详，栩栩如生。登上纪念馆有81级花岗岩台阶，暗喻林语堂81年光辉的生命，参观者拾级而上，油然而生崇敬心情。 纪念馆内一层为活动室，二层为展览室，布局简洁，空间感强。馆内展出林语堂先生100多幅珍贵照片和100多种书籍及一些林语堂用过的实物。

      2952. 台湾阳明山故居简介
　　进入故居后，抬头就是中国传统四合院的天井，但仔细一看却发现，长廊里竟是西班牙式的螺旋形白色廊柱，中西合璧也许暗合了林语堂先生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心理。据说这个故居是林先生亲自设计的，也是他生前最后十年定居台湾的住所。他曾用得意之笔描述这座房子“宅中有园，园中有屋，屋中有院，院中有树，树上有天，天上有月，不亦快哉”。
　　庭院屋顶是蓝色琉璃瓦，配白色粉墙，饰深紫色圆角窗棂，色调典雅很中国。在天井一角，有鱼池、假山，遍植翠竹、枫树、藤萝。据那位夏小姐介绍，林语堂生前最喜爱竹子和石头，喜欢坐在池端的那张石椅上“持竿观鱼”。不知为什么，我看到鱼池里那些活泼泼的鱼，竟想到那首“溪的美，鱼知道”那句歌词。
　　走进那座大屋里，一进门就是林先生的书房，先生生前用过的东西几乎是原汁原味地呈现。我在大陆去过许多名人故居，有些故居就是几张板凳和桌子，墙上放几张老照片，一看就是虚假的，生硬的，构不成历史的气场。而那天我站在林先生的书房里，窗外的余晖照了进来，洒落在书桌上的英文打字机、手稿以及他用过的烟斗上，形成一种奇妙的感觉。书橱里放着藏书、文房四宝，墙上张贴着他写《京华烟云》时列出的人物关系表，那感觉就像林先生刚刚出去散步了，而我这个不速之客就站在这里。睹物思人，让人心里有点发紧。
　　穿过走廊就是客厅，里面放着旧式的茶几、沙发、餐桌，上面散发着岁月留下的光泽，让人想象出当年这里高朋满座时的笑声，“眼前一笑皆知已，座上全无碍目人。”这种知己之间的清谈，也是林先生向往的人生境界。客厅的墙上还挂着林先生手书的“有为不齐”四个字，所谓“有不为”者，正代表了他不随流俗的处世哲学，意思是世上有些事是他不屑去做的。不过在他的卧室里，我发现他的床特别窄，就像单人床一样。但并不影响他所提倡的“躺在床上的艺术”，我很认同林先生的那句话：“我相信人生一种最大的乐趣是蜷起腿卧在床上。”据说林先生很多著作都是躺在床上完成的，可见写作本来就是一件特别放松的事情。
　　早在八十年代，有幸读过林先生的那本《生活的艺术》，也许就是从那时候起，我的身上就埋下了“闲适人生”的种子，林先生让我知道了“一个人有了自由的意识及淡漠的态度，才能深切热烈地享受快乐的人生。”林先生也告诉我们，读书并非为了做学问或钻研什么大道理，而是为了生活的乐趣。许多年来，我真是记住了这句话，因为我明白，我现在之所以身上有点“闲适”的气息，祖师爷就是林先生啊。
　　林语堂先生一生创作了8部长篇小说，1000多篇散文，著书60本，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此外，他提倡幽默，提倡闲适、性灵的小品文，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他一生办过三本杂志，《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也是我们媒体人的前辈了。这个“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文化名人，1895年10月10日出生在被称为“中国坂仔香蕉之乡”的福建省平和县坂仔镇，他引以为傲的就是有个“纯天然的童年”。林语堂一生当中具有浓郁的故乡情怀，他曾多次说过：“如果我有一些健全的观念和简朴的思想，那完全得力于闽南坂仔之秀美的山陵。”也许正是坂仔的自然风光、童年纯真的梦，都浸透到林语堂文化修养的深处，进而影响了他的作品风格，形成了他幽默性灵、平和闲适的精神境界。
　　那天，夏小姐还领着我们去看了后面的园子。没想到走过天井时，走在前面的她突然停了下来，我还以为她临时改变主意，后来才明白过来，前方有位游客正在端着相机拍照，后来等那位游客拍完我们才走过天井——事后我们很为这个细节唏嘘不已。
　　后园很漂亮，里面长满花草树木，一派生机勃勃的模样，据说这里是林语堂生前最喜欢散步的地方。让我惊讶的是，林语堂先生的墓地就在这里。1976 年3月26日，林语堂病逝于香港，同年4月1日，就安葬在这里，也许这里也像福建的山与水，也许这里与大陆家乡隔海相望。人的生死都能在一处安息，也算是人生的大幸了。正如他生前所说的：“让我和草木为友，土壤相亲，我便已觉得心满意足。”那天，我站在他的墓前，向先生鞠了三躬。因为我明白，来一趟不容易，今后不知猴年马月才能再来到这里。
　　在故居的正面房子原来是个大餐厅，现在是可以让游客喝茶的地方。餐厅外面有个阳台，林语堂先生曾在自传里写过：“黄昏时候，工作完，饭罢,，既吃西瓜，一人坐在阳台上独自乘凉，口衔烟斗，若吃烟，若不吃烟，看前山慢慢沉入夜色的朦胧里。下面天母灯光闪烁，清风徐来，若有所思，若无所思，不亦快哉……”如今那个阳台上，依旧放着当年的木制小桌和藤椅，这里毫无疑问是视野最佳的位置。如果说阳明山是“经典的风景”，而这里就是“经典中的经典”。
　　我很想在不远的将来，有机会重新来这里，什么事也不干，就坐在阳台上慢慢地品尝一杯台湾高山乌龙茶，白天可以看见极蓝的青天，黄昏可见夕阳慢慢沉没在观音山际里。

      2953. 林语堂纪念馆
　　2007年12月6日吉时，在林语堂先生的出生地平和县坂仔镇宝南村，一阵欢快的爆竹响起，象征着平和坂仔修缮一新的林语堂故居和文学馆投入使用。
　　先生诞生地的纪念馆，位于原坂仔基督教堂旧址。1895年10月10日，林语堂就诞生在这座教堂的牧师楼上。教堂于1974年被彻底拆除后，林语堂故居也不复存在。现在的故居是在原址上依原样子建起来的。前后经历过两次建设，一次在1984年；一次在2005年。2005年的这次建设，恢复了故居原貌。2007年，在香港俊豪集团的资助下，又建起了建筑面积达360平方米的林语堂文学馆。这座文学馆，辟有“山乡孩子，和乐童年”、“文学大师，文化巨匠”、“魂牵祖国，梦绕家乡”、“誉满环球，名垂青史”四个展厅，展示了林语堂的毕生成就和他与平和坂仔的联系。馆名由季羡林题写。开馆之日，嘉宾云集，有出席漳州林语堂学术国际研究会的专家学者；有台湾林语堂故居主任蔡佳芳、文物专员陈怡燕等。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副主任何少川为文学馆林语堂塑像揭幕。

      2954. 试谈林语堂的闲谈散文
　　林语堂在《无所不谈》中的《闲话说东坡》、《记纽约钓鱼》、《记游台南》和《论西洋理学》等，最体现开放的丰富和舒展的美丽，也更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与上相关，林语堂的散文并不讲究整体构思，也不理睬章法或写作规则的权威。他认为：“八股有法，文章无法，文章有法，便成八股。”正为此，林语堂欣赏金圣叹的《水浒传序》。该序开篇兜头一句：“人生三十未娶，不应更娶；四十未仕，不应更仕；五十不应为家，六十不应出游。”突兀而来，完全是感兴之言。而全文慨叹时光易逝，人生苦短，大谈朋友聚谈之乐，与《水浒传》并不搭界，借题发挥而已。有人肯定要指摘金圣叹文不对题了。可文不对题又有什么要紧呢？重要的是作者淋漓致地发抒了自己心头涌动着急欲出口一吐为快的人生感悟。也正因为憎恨“规矩”，林语堂觉得奇怪，像金圣叹这样的通达之人和不羁之才有时也会犯糊涂，不知不觉地困倒于章法句法之下不能自拔。他写道，金圣叹批书专门替作者算一抑之抑，一结二结，并满口“妙哉，妙哉”，真是矮子摸大象，摸不着头脑。林语堂同时指出，文章的起承转合等等，循文思自然的波浪涌现而成，其千变万化，犹如危崖幽谷，深潭浅涧，毫无匠心的经营，而因缘际会，自成其曲折崭岩之美，不是明堂大庙营造法尺所可以绳范的东西。
　　故林语堂的散文一篇有一篇的格式，一篇有一篇的写法，千姿百态。结构大多很随便，也找不出起伏、勾色、呼应等的痕迹，只流动着自然的韵律，散发出粗朴的气息。这是属于林语堂自己的气息。它以真情和独见，构成了林语堂的“个人笔调”。林语堂的自由写作态度与梁实秋恰好相反。作文应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得不止，这是苏东坡的话，林语堂衷心认同。梁实秋则以为此是“才人高致，非常人所能企及”。又说，徐志摩为文，尝自谓跑野马，属于“下笔不能自休”一类，虽然才华横溢，究非文章正格。林语堂要作文如谈话，梁实秋要谈话如作文。梁实秋甚至认为谈话也要严谨，有主题，有腹稿，有层次，有头尾。他批评道：“写文章肯用心的人就不太多，谈话而知剪裁的人就更少了。” 谈话也要剪裁，在林语堂听来简直不可思议。所以林语堂是主张打破桎梏而无遗的表现主义者克罗齐的信徒，梁实秋是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的信徒。白璧德讲“文章纪律”。难怪梁实秋的散文篇篇笔法老到，结构精严。这自然也是现代散文可有之一格。但梁实秋又将作文的规矩强调得太过了。郁达夫引述过梁实秋发表于《新月》上的一篇文章的一段话：“近来写散文的人，不知是过分的要求自然，抑过分的忽略艺术，常常的沦于粗陋之途。无论写的是什么样的题目，类皆出以嬉笑怒骂，引车卖浆之流的口气和泼妇骂街的口气都成为散文的正则。像这样恣肆的文字里面，有的是感情，但文调，没有。”郁达夫反问道：“难道写散文的时候，一定要穿上大礼服，戴上高帽子，套着白手套，去翻出文选锦字上的字面来写作不成？”

      2955. 语言运用上很恣肆
　　林语堂在语言运用上也是很“恣肆”的，敢骂“他妈的”，常称“狗领带”。他曾说，“泼妇骂街，常近圣人之言。”（《烟屑四》、《宇宙风》第六期）正是语言运用上的不忌俗，不避俗，使林语堂的散文更接近了闲谈的口吻。林语堂十分看重俗语、方言中那些有生命力的因素，他多次谈到《红楼梦》在俗语运用上的巨大成功，笑有些现代文人连袭人紫鹃都不如。他的文章中，“这会儿”、“转念头”、“下死劲”一类的词语俯拾即是。另外，林语堂的文章或庄谐并出，或假痴假呆，嘻笑调侃，幽默百端，这也是非“正格”的证据和闲谈式的标志。
　　林语堂的闲谈散文虽无章法的讲究，在艺术表现上却常常有动人之笔。那也出于自然天成，如蚁蛀木偶尔成文罢了。又如超凡入圣的庖丁解牛，处处无所用心，又处处神出鬼没。我读林语堂的《又来宪法》（《披荆集》），越咀嚼越觉得标题中那“又”字用得很扎实，只此一字，就将国民党的惯于搞专制独裁又惯于玩政治花招的本来面目，以及作者的不满和轻蔑，统统传达出来了。以往已经炮制过宪法，现在再来，所以叫“又”。不断地起草和通过宪法或其他也叫“法”的玩意儿，又总是使这些纸上的玩意儿仅仅成为玩意儿，婊子当了，牌坊也立了，于是，所谓“中华民国”终于还是“中华官国”。林语堂发表于《人间世》第十三期的《怎样洗炼白话入文》谈到《红楼梦》的用字，一处举“你又在跟前弄鬼”为例，点到“又字亦系传神字”。一字千钧的例子在林语堂的散文中比比皆是。发表于《论语》第三期的《断烂朝报》开头：“冬，十月，考试院长戴传贤嗾开仁王护国法会于都，斋主一百七十三，中央委员十人与焉。”这段颇具“春秋”意味的话中，那“嗾”字最见精神。“嗾”者，使狗也。于是将戴的险恶和跟着起哄者的愚顽一股脑儿都扫进去了。清魏源《圣武记》也用了这个字：“马阮嗾国安执监国以献，监国脱走航海。”梁实秋《国庆日感言》：“辛亥革命时，我十岁。……翌年正月十二日，袁世凯嗾曹锟兵变，平津惨遭劫掠，此为余身受之第一次打击。”林语堂的散文长于用描写性语言置换抽象议论，如《〈新的文评〉序言》（《大荒集》）中的这一段：“可怜一百五十年前已死的浪漫主义的始祖卢梭，既遭白璧德教授由棺材里拉出来在哈佛讲堂上鞭尸示众，指为现代文学思想颓废的罪魁，并且不久又要来到远东，受第三次的刑戮了。”所谓“第三次刑戮”，指梁实秋将吴宓等人翻译的白璧德论文编成《白璧德与人文主义》在中国出版之事。林语堂还常常在议论中插入比较完整的形态、动作描写，甚至插入整段人物对话或故事情节。他说到西方人饮食习惯的可笑时写道：“他一手勇敢地捏了叉，另一手残忍地拿了一把刀，自己关照自己说，他这是在吃肉了。”又如：“小报出面说心坎里的话,搔着痒处的话，由是而乱臣贼子惧，附耳相告曰：小报在骂我乎？小报在骂我乎？”
　　《关睢正义》（《无所不谈》）的结尾最妙，那是一个完整有趣的生活细节。林语堂作文好比喻，且总是那样新奇而入骨。他说有一类文人一肚子骚气，所做的文章读来如窑姐苦笑。又说文学如土木两作，必有本行术语，到了相当时期，这些术语仿佛有自身的存在，匠人不复能经营土木修桥造路，只对这些术语作剧烈的争辩；又由术语分出派别，甚有据某种术语以巧立门户者。 我们的许多“文艺理论家”，真就是那种只懂得术语也只会玩“术语”空手道并玩得津津有味的匠人！林语堂的散文惯于罗列，且往往将一些似乎不搭界的东西扯到一起，带出其特有的幽默。林语堂的对比总是意味深长：“德国民众能够宣誓效忠上帝和希特勒，但是如果一个英国的纳粹党宣誓效忠上帝和罗素，罗素一定要惭愧得无地自容。”
　　“美国有的是恶劣的音乐，可是又有很好的收取音乐的东西。”林语堂有时话讲得很俏皮而格外耐寻思：“在艺术上，有一种现象便是：许多日本人的东西是可爱的，而很少是美丽的”，“中国有宪法保障人权，却无人权保障宪法。”林语堂还能在恰当的地方用上个典故，使文字顿然生色。
　　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引用了古人的一句话：“圣者语而不论，智者论而不辩。不能语者作论，不能论者作辩。语是论之精华，辩是论之糟粕。”中国古代典籍中，《老子》和《论语》为“语”的典范。那一条条的语录，字字珠玑，如夜明宝珠，单独一个，足以炫耀万世；又如半夜流星，忽隐忽显，不知来源，不测去向。林语堂认为后人失了“语”的天赋，才好论辩，将文章写得越来越长。语和论的区别，在于前者直陈观点，直下判断，不依靠演绎、归纳，不依靠逻辑。辩为论之一种。不过一般的论只关心自身的逻辑圆满，辩则还要发现和攻击对方的逻辑缺陷。林语堂重语而不重论，对辩则极端轻蔑，深信道家辩之无益的告诫。可以说，语而不论也是他30年代以后的有意识的努力，到了《无所不谈》，这种努力的成效亦更明显。《无所不谈》多的是这类文章题目:《说高本汉》、《谈伏尔泰》、《闲话说东坡》、《说乡情》。《谈钱穆先生之哲学》的结尾处，林语堂称自己“不揣浅陋，写了一点私见”，“拉杂书来，只作为谈，不作为论”。其实，林语堂在《无所不谈》的自序中已经说明了该书的写作原则：即有意见，以深入浅出文调写来，意主浅显，不重理论，不涉玄虚。“谈”的亲切、随意前面已经说到了。这里要点明的是，“谈”中就有“语”在里头，但“语”突出的是“谈”与“论”相对的非逻辑、非理论的一面。林语堂的散文直写胸怀，直陈见解，而且只是一说为快而已，并没有竭力向人证明什么的执着，更看不到想使自己的所说成为无懈可击的“学说”、“真理”的企图。
　　文章观点层出不穷，从不需要什么理论根据，不需要什么“主义”到场，且多为一点即明的常识和常理。表现上绝不引经据典和搬弄概念术语，而借重大量鲜活的材料来浮现自己的见解，那是故事、诗词、史实、掌故和生活经验、生活细节等。前文提到的《思孔子》夹叙夹议地引出孔子入哭旧馆人之丧后又自愧“涕之无从”、鼓瑟戏弄孺悲、闻人称其丧家之狗欣然自喜等奇行以及孔子那些形态毕现的骂人语、自嘲语、晏居闲谈语、应付小人语，将一个个性鲜活的孔子托了出来。语而不论源于林语堂对理论、逻辑的可靠性的一贯的深刻怀疑。这智慧使林语堂重视观察现实人生，写出来的文章远离大道理和潮流思维，接近实际而有奇气。文章最难得者，一是骨气，一是奇气。前者为独立人格之产物，后者为独特思想之产物，但两者又无法分开。
　　林语堂的散文呼唤常识、简朴和真正的中道精神的回归，推崇原儒独特的人文主义，揭示中国文化的阴柔品格，指出中国道家的节制、无为等观念是现代西方文明疯狂的对症药，等等；他在30年代就坚决批评我们现在事实上还在奉行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还有反复强调法治的意义。这在现代作家中，并不多见。在林语堂的闲谈散文里，我们随时可以读到一种言简意永的句子，那是奇气的结晶体：“文无新旧之分，惟有真伪之别。”“赶热闹者只是末世并非盛世的点缀。”“行动而没有思想也许是愚蠢的，可是行动而没有常识却常常会结果悲剧。”它们来自作者对世界和人生的体悟、妙悟。读书人最不容易做到的事，林语堂做到了，所以他又那样近情，拒绝极端、道学和教条，为一般背书本认死理者所难及。他知道何为生存真实，何为学者无谓的奇谈，出言平正通达。
　　林语堂的闲谈散文不仅思想独异，发论近情，且涉及广泛，知识丰富，大到文学、哲学、宗教、艺术，小到抽烟、喝茶、买东西，真是无所不包，笔触贯通中外，纵横古今。具体到一篇文章，则放开手脚，上下勾连，集中起一个高密度的材料群，知识群。林语堂读书多，博闻强记，先有学者的学问功底，所以能谈，耐谈，而一谈辄灵光焕发，左右逢源。他那些谈文化的散文，知识量更大。林语堂的闲谈散文充实腴厚而能以平易出之。语言上朴实无华，不堆砌，不追新，除了30年代那些为实验而作的语录体、文言体，都干净质朴，口语化程度很高。如前所说，表达上也只用传统平常的手法，不玩“现代”花招。文章充实容易，平易难。
　　林语堂说：“凡是学者文章艰深难识，大半在搬弄名词，引经据典，深入而未能浅出，只掉书袋而已。此乃学问有余而识不足之故。见道明，事理达，得天地之纯，自然可以说出浅显易明的道理来。”同时又说，到了道理熟时，常常不必走大路，可以操小路，过田陌，攀篱笆，突然到家，令同行的人不胜诧异。其实，闲谈体就整个是一条曲径通幽的小路。亲切有“我”、漫不经心、语而不论和厚实平易再加上与之相联系的很高的知识文化含量、超越的观念、过人的智慧以及较为恬淡的心境、闲情逸致和浓浓的生活趣味，融成了林语堂闲谈散文的整体风貌。它反映了一般闲谈散文应有的共同要求以及文学陶情、消遣、启人心智等另类功用。它以闲适为主调。“闲适”是对“娓谈笔调”、“个人笔调”等等的总括，也是一切闲谈散文的基本美学特征。此特征使闲谈散文区别于战斗的那一类，也区别于感伤颓唐或偏于热烈抒情、幻想的那一类。林语堂曾认为，“无论题目是多么严重，牵涉到祖国的惨变和动乱，或文明在疯狂政治思想的洪流中的毁灭，使人类失掉了自由、尊严，和甚至于幸福的目标，或甚至于牵涉到真理和正义的重要问题，这种观念依然是可以用一种不经意的、悠闲的、亲切的态度表现出来。” 这话可疑。面对巨大的灾难或极端的丑恶，有良知的作家不可能保持闲适的心境，运用漫谈的笔调去写作，而只会代之以激愤、狂怒和义正词严的声讨。这也就是闲谈散文和闲适笔调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有些不合时宜和不得不自处边缘的道理。
　　事实上，林语堂自己的闲谈散文就有其取材范围，谈文化和人生哲学的多，讨论社会一般问题的多，并不涉及大奸大恶。当然，这类散文仍有其价值，它不可能不存在，亦不可能成为唯一存在。“五四”以来的现代散文，一开始就受到英国随笔或者如郁达夫说的“英国各散文大家所惯用的那一种不拘形式家常闲谈似的体裁”的影响，又与中国传统的笔记、小品，尤其是主张独抒性灵、信手信腕的晚明小品保留着较多的联系，故而自然显出那样的旧又那样的新（周作人评论）的面目，且在体裁、笔调十分多样的前提下，一种写得更加自由、更加接近聊天的散文在“五四”和“五四”以后出现并成熟起来就势在必然,鲁迅、周作人、陈西莹、梁实秋、张爱玲、梁遇春等人的散文都带相当浓厚的闲谈味。但鲁迅虽嬉笑怒骂任意而谈却又尖锐凌厉，陈西莹思想不够洒脱且趣味有限；张爱玲和梁遇春学问尚未大成，无论所谓“清谈”还是“快谈”，多以隽健而非“自在”动人；梁实秋已如前说，其作品雅致有余而灵动飘逸不足。故他们的文章若作为闲谈散文来看，或不够典型，或达不到林语堂的境界，也无林语堂的写作自觉，这种自觉包含了林语堂对散文的全方位思考。林语堂与周作人较接近，他们的闲谈散文才真正道地、圆熟而具备了大家气象。“林语堂和周作人都是现代散文闲话风一派的宗师。”

      2956.人物故居
　　林语堂故居始建于19世纪50年代，是殖民地外廊式洋人住宅，后为廖氏兄弟购买，中国近代文学大师林语堂与廖家二女儿廖翠风的婚礼就在该建筑正厅举行，并在此居住，为林语堂在鼓浪屿的故居。这座建筑与当时同属廖氏兄弟的南北向建筑（现漳州路48号）共同围合形成院落，原来连接两座建筑的天桥现已无存，院落当中立有林语堂题写的“立人斋”石碑。

      2957.《不安定的灵魂》
      中篇小说中的“我”——孙树立在爱情上有过三次移情别恋，多次易地逃避爱情的牵绕，总是一个不安定的灵魂。作品借主人公这种飘忽不定的心情，倾泻郁结为情怀。作者善于用第一人称的创作手法，写出真实感受，令读者感到格外真实可信。

      2958.《不安定的灵魂》作者
      陈翔鹤（1901-1969），男，四川成都人，著名作家，中共党员，曾任川西教育厅副厅长，四川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等。1923年开始发表作品。195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小说集《陈翔鹤选集》、《不安定的灵魂》、《独身者》、《鹰爪李三及其他》，中篇小说《写在冬空》，剧本《沾泥飞絮》、《狂飙之夜》、《落花》、《雪霄》、《圣诞节之夜》等。

      2959.陈翔鹤生平
      1901年3月19日生于四川省重庆市。1919年毕业于成都省立一中。1920年考进上海复旦大学。1922年在上海曾与林如稷、邓均吾、陈炜谟组织浅草社，创办《浅草季刊》。同年又办《文艺旬刊》。1923年转学到北京大学研究生班，专攻英国文学和中国文学，三年后执教。 自1927年至1936年先后在山东、河北省等校任教。“七·七”抗战爆发后返回故乡，次年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任成都分会常务理事。1939年经周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从事文艺界抗战活动。
　　同年又到爱国学生较为集中的国立六中四分校任教，并从事地下党的工作。1941年后因遭反动当局的恐吓威胁，被学校解聘。1945年任中国民主同盟四川省委执行委员。1947年成都“六·二”事件后，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通缉，在李劼人庇护下得以脱险。解放后，陈翔鹤历任川西文教厅副厅长、川西文联副主席、四川省文联副主席、四川大学教授、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先后任《文学遗产》和《文学研究季刊》的主编和《文学评论》常委编委等职。
　　“文革”期间，因写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和《广陵散》而遭诬陷，于1969年4月22日含冤辞世。

      2960.文学之路
　　陈翔鹤从青年时代起就与文学结缘。1922年在上海曾与林如稷、邓均吾、陈炜谟组织浅草社，创办《浅草季刊》。同年又办《文艺旬刊》。时隔不久，浅草社核心人物林如稷赴法留学。同年底便北上到北京大学读书，并与杨晦、冯至、陈炜谟等人组织创办沉钟社，编辑出版《沉钟》半月刊。《浅草》、《沉钟》曾受到鲁迅先生的好评，认为《浅草季刊》“向外，在摄取异域营养；向内，挖掘自己的灵魂，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认为“沉钟社是当时中国最坚韧、最诚实、挣扎的最久的团体”。由于他们还是思想上不够成熟的青年，而走上“为艺术而艺术”的道路浅草、沉钟社作家为初衷，本想从纯文艺中求得生活为“高洁”，结果，却终于走向现实主义的道路。他的文学创作始于20年代初，是浅草和沉钟的主要小说家之一。
　　在带有自传体的短篇小说《悼--》中的B先生，在《See！……》中的饭店侍者——6号服务员等篇章中，也取同样写作手法。这一时期的作品多具浓重的伤感情调。
　　30年代末，小说《古老的故事》中的苏幼旃夫妇的悲惨遭遇，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鲁迅先生《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的命运，这说明其作品已经开始走向现实主义。解放后，陈翔鹤历任川西文教厅副厅长、川西文联副主席、四川省文联副主席、四川大学教授、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先后任《文学遗产》和《文学研究季刊》的主编和《文学评论》常委编委等职。

      2961.编辑家
　　《文学遗产》是中国解放后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发表文章最多的一个刊物。在这期间，陈翔鹤对工作非常主动积极，经常往返于上海、南京、武汉、天津、成都等各大专院校，拜访那些研究有素的中国古典文学的老专家，和正在研究中国文学的青年学者，征询他们对《文学遗产》的意见，和他们讨论应该着重研究的问题，并约请他们为《文学遗产》撰稿。陈翔鹤从青年时代就读过不少的中外古典名著，知识渊博，他对许多古典作家的作品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而且轻易不肯放弃。但在陈翔鹤主编《文学遗产》期间，却能虚心听取专家们的意见，凡是他认为正确的意见，都很快地接受下来，改正或充实自己的主张。因此陈翔鹤和老专家与青年学者的关系都很好。
　　热心培养青年，积极奖掖后进，是陈翔鹤办刊的基本宗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古典文学界的年轻学人，几乎没有不曾受到《文学遗产》的沾溉与栽培。从五十年代中期到文化大革命前，陈翔鹤以《文学遗产》名义召集过许多次中青年作者座谈会。像北京大学的陈贻欣、褚斌杰、裴家麟、倪其心，北京师范大学的郭预衡、聂石樵、邓魁英、李修生，中国人民大学的冯其庸、朱靖华、吴文治，北京师范学院的廖仲安，原在北大后来调中华书局的程毅中、傅璇琮、沈玉成，以及文学研究所的胡念贻、曹道衡、邓绍基、刘世德、王水照……都是《文学遗产》的常客。陈翔鹤的年龄比这些人大二三十岁，从学术辈份看，实际上就是师生关系。陈翔鹤诚恳地欢迎年青年人对编辑部工作提意见和建议，同时对他们寄予希望，尤其在学风方面。有时也对在座或不在座者的某些缺点作善意的告诫和警示。

      2962.友情
　　沈从文和陈翔鹤的友谊，始于上世纪20年代初。沈从文创作宏富，作品结集约有80多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位。如代表作《边城》、《湘行散记》等。陈翔鹤从1923年写小说《茫然》，到1960年写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在抒情、写实方面都取得很大成绩。他们彼此尊重，50多年书信往来不断，有学术思想的商榷，有艺术技巧的探讨，也有对文坛现状的忧虑。直到后来分别遭受到不同的处境，仍然“心有灵犀一点通”，如李陵答苏武书：“人之相知，贵相知心。”
　　1923年8月，沈从文经过19天的长途旅行到达北京。沈从文成了北大中文系的旁听生，并结识了中文系的陈翔鹤、德文系的冯至、哲学系的杨晦、英文系的陈炜谟。沈从文和陈翔鹤来往密切，他俩一同去北大中文系聆听鲁迅讲“中国小说史”，鲁迅小说集《呐喊》出版后，他们同去书店购买。陈翔鹤知道沈从文经济上比较困难，经常约沈共餐，从不让沈付款，对沈的接济也是经常的事。
　　1925年，沈从文在香山慈幼院图书馆做了一个小职员，住进香山饭店前山门新宿舍里。这栋房子原是清初所建的四大天王庙。当香山寺改为饭店时，慈幼院便以“破除迷信”为理由，将庙堂改装成几间单身职工宿舍，沈从文是第一个搬进去住的人。陈翔鹤从沈从文的来信中知道这新住处的奇特环境后，竟独自骑着一头毛驴，摇摇晃晃上了香山，去寻幽访胜，成了沈从文住处的第一位客人。
　　在和沈从文分别六年后，1932年1月陈翔鹤来到青岛，在青岛市立中学任语文教师。由于生活、工作、爱情诸方面的原因，陈翔鹤在青岛十分苦闷。幸好，沈从文也在青岛，执教于青岛大学，住在福山路。沈从文回忆说：“当时我俩几乎每天晚上都到公园（今中山公园）去会面，到池塘中间那个亭子里交谈起来，谈人生、谈文艺、谈个人遭遇，已经时间很晚了，有时到半夜，周围空寂有些令人恐怖，陈翔鹤不敢一人回校，每次都是我把他送回市立中学。”
　　中国解放后，沈从文在中央革命大学学习，毕业后，曾随北京工作组去四川宜宾，参加过一段时间的农村土地改革工作。那时陈翔鹤任四川省教育厅长、四川省文联副主席。听说沈从文到了宜宾，急忙派车把沈从文接到成都的家中，畅谈分别20多年各自的情况。这时沈从文才知道：七七事变发生后，北方眼看就要沦陷了，陈翔鹤不得已才回到故乡成都，193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党在文艺界的统战工作，并负责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的工作。解放了，党委以重任，他担负着繁重的工作。沈从文也对老友说了心里话，1948年，解放军已兵临北平城下。北京大学校务会议已经作出不迁校的决定，沈从文毅然决定留下来。这时他的心情其实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对新时代的来临欢欣鼓舞，另一方面又担心跟不上步伐。
　　土改工作结束后，沈从文路过成都，陈翔鹤去车站话别。此后，陈翔鹤仍时刻关心着老友的情况，但由于俩人相隔千里，许多事爱莫能助。1954年陈翔鹤奉调北京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作协古典文学部副部长，主编《文学遗产》和《文学研究季刊》。两位作家在北京又相聚了。那时陈翔鹤住在东总布胡同22号作协宿舍，沈从文住在东堂子胡同，相距不远。由于沈从文的遭遇，旧日的朋友已经渐渐断绝来往，陈翔鹤就成为沈从文家中少有的常客，三天两头去看望他，这时的沈从文心情好多了，见到陈翔鹤总是说高兴的事，没有一点埋怨的言语。
　　沈从文后来回忆说：“回溯半世纪前第一阶段的生活和学习，炜谟、其文和翔鹤的影响，明显在我生长过程中，都占据一定位置。我此后工作积累点滴成就，都和这份友谊分不开。换句话说，我的工作成就里都浸透有几个朋友澹而持久的古典友谊、素朴性情人格一部分”。

      2963.作家之死
　　黄秋耘在《文艺学习》分管古典文学和理论批评的编务，与陈翔鹤在一个院子里办公。两人在1954年认识，渐渐熟悉。陈翔鹤喜欢养花，在院子里养了十多盆兰花，黄秋耘也很喜欢，成为陈翔鹤的助手。每当风雨来临的时候，他们就得把兰花搬到走廊。二人还一起谈论古典文学。黄秋耘年轻，有问题便请教陈翔鹤，但二人又有许多不同意见。陈翔鹤随和，黄秋耘因此也随便了，二人常常争论得面红耳赤。他们称得上一对“忘年交”，在院子里过了一段很舒心的日子。但1964年以后，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黄秋耘回忆：“记得是在1964年或者1965年，姚文元在一篇文章中不点名地批判了翔鹤同志和我，说什么有些共产党员不想革命，却神往于陶渊明的生活情趣，像听到‘空谷足音’那么狂喜。当时我们已经隐隐约约预感到，假如再有什么政治运动的话，恐怕是‘在劫难逃’的了。我也曾细细想过，像翔鹤同志和我这样的思想感情，大概是不大符合一个‘正统的共产党员’的标准吧。但是姚文元的道德情操似乎距离一个‘正统的共产党员’的标准还更远一些。……”
　　陈翔鹤的另外一位同事林非回忆：1964年秋，康生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作了一个报告，辱骂了不少文学艺术家。此报告不久被正式传达，让许多部门学习领会。林非所在的《文学评论》编辑部接到上面的通知，要求他们发表文章批判陈翔鹤的小说。于是，有人约请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家余冠英写了一篇批判文章，题为《一篇有害的小说——陶渊明写》。文中称《陶渊明写》“充满了阴暗消极的情绪，宣扬了灰色的人生观”，“只能听到没落阶级的哀鸣和梦呓”。文章发表后，《文学评论》的主编何其芳很快得到周扬的电话，并兴冲冲地将周扬的话转达给同事们：“说是余冠英的文章写得好，文风也值得学习，替老一辈学者撰写批判文章起了带头作用。”林非对此有自己的认识，他在《回忆陈翔鹤》的文章中称：“在这篇文章（余冠英的文章——编者按）结尾的地方，显得很有礼貌地询问陈翔鹤，请他思考究竟‘迎合了什么人的口味’，表现出似乎是一种平等的对话，看来从余冠英到周扬，都希望批判文章尽量写得合情合理，具有科学性和说服力，能够让被批判者也心悦诚服和毫无精神压力地同意这种结论。这种愿望确实是善良的，然而经历了‘文革’的这场浩劫，我才彻底地明白了，此种天真幼稚的想法肯定无法实现，因为康生他们所掀起的大批判高潮，并非真的想要争论什么文艺或学术问题，其最终目标是要建立一种彻底抛弃近代民主和法律观念的绝对权威，……”
　　在这种情况下，陈翔鹤的思想是矛盾着的。有一次他见到林非，林非向他鞠了个躬，他紧紧握住林非的手，说：“我正在清理自己的思想，会跟上这个时代前进的。”政治形势更加严峻。1966年春，陈翔鹤还可以在家里接待老友陈白尘，话话旧，谈谈他的心爱之物兰花。半年后，他再见到陈白尘，则是在批斗大会上。二人虽然互相看到了对方，但“谁也不能打招呼、说话，连交换一下眼色的机会都没有”。批斗会完毕，“牛鬼蛇神”要各回“黑窝”。陈白尘在青年艺术剧院剧场大门外看到了陈翔鹤熟悉的背影，想要追上去，“只图让他看见我，互相点点头，笑一笑，或者只交换一下眼色，也就心满意足了”。只是，陈翔鹤走得很快，过了东单十字路口后，陈翔鹤便消失在马路对面了。陈白尘试图穿过纷乱的车流夹缝追寻陈翔鹤的背影，但已消失在暮色中了。
　　陈翔鹤被迫到单位接受批斗，参加学习和体罚性的劳动，写“交代材料”，还写劳动小结：“我参加劳动不觉已经有六个多月之久了，劳动主要是扫地擦地等。但我是否可以称为扫地擦地的能手呢？不能。恐怕我还只能算倒数第三呢。别的扫地的同志比我要高明得多。可见这样工作也并不简单。”
　　陈翔鹤年纪大了，又患有冠心病、高血压、动脉硬化等疾病。激烈的“批斗”，使他的身体无法承受。有一次，他提出受不了。造反派恶狠狠地说：“受不了就死在这里。”陈翔鹤坚决地回答：“我才不死呢!”无论多么艰难，陈翔鹤没有一点轻生的念头，一听到有人自杀的消息，他就十分反感。他对妻子和儿女们说：“他为什么要死呢？我是无论如何不能死的。第一我是共产党员，第二我有六个孩子，我要为孩子们在政治上负责，一个人死了影响全家和后代，我还要为党工作。”
　　1969年4月22日陈翔鹤上午在所里集中学习，开会，中午散会后回到家里已经十二点多了，他对妻子说，这两天老咳嗽，很不舒服。一咳嗽就气喘，要拿点咳嗽药止咳。陈翔鹤在去单位接受批判的路上，突然间倒下，送往同仁医院抢救无效最终去世。而“革委会”却宣称他“畏罪自杀”，在他死后还召开了所谓批斗“反党分子”陈翔鹤的大会，而且研究所里每个人都非参加不可。
　　1978年11月，中共文学研究所总支委员会给陈翔鹤作了复查结论，肯定了陈翔鹤在解放前后为中国共产党做出的贡献，并在最后说：“‘文化大革命’中，陈翔鹤同志因受林彪、陈伯达及‘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摧残、迫害，于1969年4月22日逝世。现经复查，当时强加给陈翔鹤同志的所谓‘畏罪自杀’并定为‘叛党’等罪名，纯属捏造，应予推倒，并向群众公开宣布，予以平反昭雪。”1979年4月13日，《光明日报》发表关于文学研究所和社科院另外两个单位为陈翔鹤、徐懋庸、董秋斯三人举行追悼会的新闻报道。

      2964.评价
　　陈白尘赞扬道：“一般作家是用纸和笔写作的。革命作家是用血和肉写作的。翔鹤是用他整个生命来写作的，所以我称他为真正的作家。因为，他首先是一个真正的人！”

      2965.《升官图》
　　3幕政治讽刺喜剧《升官图》是中国现代话剧史上的优秀代表作之一，它通过两个强盗的“升官梦”，把一个小县城肮脏的官场交易展现在舞台上，画出了一幅贪赃枉法、鲜廉寡耻、“关系”之学盛行、真理良心丧尽的群丑图，对国民党统治区腐朽反动的官僚政治进行了深刻揭露和辛辣讽刺。它尤其指升官图出：这种腐败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整个统治机构的糜烂导致。此剧在反蒋爱国民主运动中发挥了极大的战斗作用。

      2966.《升官图》作者
      陈白尘（1908年03月02日——1994年05月28日），中国剧作家、小说家。原名陈征鸿，又名陈斐，江苏淮阴人。青年时代在上海求学。1930年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从事戏剧活动，曾参加南国、摩登等剧社。后回家乡从事革命活动，1932年7月任共青团淮盐特委秘书，后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在狱中创作了一些短篇小说和独幕剧。1935年出狱后在上海从事文学创作。抗战开始后，在各地坚持进步的戏剧活动，创作了大量剧本，代表作有《乱世男女》、《结婚进行曲》、《岁寒图》，《升官图》等。解放后参加创作了电影剧本《宋景诗》和《鲁迅传》等。1977年创作了历史剧《大风歌》。曾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1978年后受聘为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主持建立了戏剧影视研究所。

      2967. 陈白尘人生经历
　　1908年3月2日出生于江苏省清河县城（今江苏省淮阴市）一商人家庭。中学时代就接受"五四"新文学影响，写新诗和白话小说。 1925年第一次发表作品，1926年初中毕业，考入上海文科专科学校，同年加入国民党，从事进步的学生运动，和共产党人有了初步的接触。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退出国民党。此后，先在田汉主持的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科学习，后追随田汉创办南国艺术学院，成为南国社的重要成员。1929—1932年，流浪各地，求职卖文，曾赴日旋归，并与友人一起组织过民众剧社、摩登社、南风社等戏剧团体，开展进步戏剧运动。
　　1932年参加反帝大同盟，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淮阴特委秘书长，积极从事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同年9月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在狱中秘密写作小说和剧本。两年半的囚徒生活，成了他创作上的丰收季节。1935年出狱后，在上海做“亭子间作家”。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转入大后方，在重庆、成都等地从事抗战戏剧运动和革命文化工作。曾参加上海影人剧团、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中华剧艺社的组织领导工作，并为这些剧团写了大量剧本，对掀起大后方抗战戏剧的高潮做出了贡献；特别是“皖南事变”后按照中国共产党组织指示建立起中华剧艺社，在困难的局面下演出了大量优秀剧目，如郭沫若的《屈原》、阳翰笙的《天国春秋》、夏衍的《法西斯细菌》等，使剧社成为大后方坚持进步戏剧的中坚力量。在此期间陈白尘还曾在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四川省立音乐戏剧学校、中央大学任教或兼课，并担任过《华西日报》、《华西晚报》、《新民报》等报副刊主编。
　　1946年回上海，在电影和戏剧战线上继续投入反对内战，争取民主运动。1948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参加组织地下的上海戏剧电影工作者协会。上海解放后该会正式成立，被选为主席。1949年任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南方第二代表团副团长、上海市文联秘书长、上海电影制片厂艺术委员会主任。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调北京任文化部剧本创作室主任。1953年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秘书长，后历任作协书记处书记、对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人民文学》副主编等职。1966年调江苏省文联。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重操文笔。1978年任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1979年当选为全国文联委员及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1980年当学为江苏省文联名誉主席。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2968.陈白尘成就
　　陈白尘一生的创作颇丰，写有小说、散文、话剧及电影剧本等等，1927—1929年，有短篇小说集《风雨之夜》和长、中篇小说《旋涡》、《一个狂浪的女子》、《罪恶的花》、《归来》、《岐路》等出版。30年代写作的小说，短篇多收在《曼陀罗集》、《茶叶棒子》、《小魏的江山》3部集子中，中篇则有《泥腿子》单行本问世。
　　陈白尘的文学成就突出表现在剧本创作上。从30年代到80年代，共写作话剧及电影剧本50多部。其中尤以话剧的成就最高，代表作有《太平天国》、《魔窟》、《结婚进行曲》、《岁寒图》、《升官图》及《大风歌》、《阿Q正传》等。他以辛辣的讽刺铸成了自己的风格，以其经典的作品确定了政治讽刺喜剧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重要地位。除喜剧和历史剧之外，陈白尘的代表作还有《岁寒图》（1944），这是一部带有悲剧性的正剧，表现了旧中国知识分子的浩然正气和苦斗精神。它与《升官图》的思想是相通的，只是以不同的美学手段，暴露了40年代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现实。 陈白尘也是一位散文作家，《五十年集》中收了他30年代以来的部分散文作品。晚年散文创作更加成熟，有回忆录似的长篇散文《云梦断忆》（1982）、《寂寞的童年》（1984）问世。

      2969.著作书目
　　漩涡（长篇小说）1928，上海金屋书店
　　罪恶的花（长篇小说）1929，上海芳草书店
　　一个狂浪的女子（长篇小说）1929，芳草书店
　　归来（长篇小说）1929，泰东
　　歧路（中篇小说）芳草书店
　　风雨之夜（短篇小说集）1929，大东书局
　　石达开的末路（话剧）1936，上海文艺
　　泥腿子（中篇小说）1936，良友
　　曼陀罗集（短篇小说集）1936，文生
　　金田村（话剧）1937，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
　　茶叶棒子（短篇小说集）1937，开明
　　一个孩子的梦（儿童剧）1937，读书生活出版社
　　小魏的江山（短篇小说集）1937，文生
　　民族万岁（话剧）与宋之的合著，1938，上杂
　　汉奸（话剧）1938，汉口华中图书公司
　　魔窟（话剧，又名〈新官上任〉）1938，生活
　　乱世男女（话剧）1939，上杂
　　汪精卫现形记（活报剧）1940，重庆中国戏曲编刊社
　　戏剧创作讲话（论文集）1940，上杂
　　大地回春（话剧）1941，桂林文化供应社
　　秋收（话剧，据艾芜小说《秋收》改编）1941，上杂；后改名《大地黄金》，1946，上杂
　　后方小喜剧（独幕剧集）1941，生活
　　结婚进行曲（话剧）1942，作家书屋；修订本，1960，戏剧
　　胜利号（话剧）与吴祖光、周彦、杨村杉合著，1943，成都胜利出版社
　　习剧随笔（散文集）1944，重庆当今出版社
　　岁寒图（话剧）1945，群益
　　升官图（话剧）1946，群益；1957，戏剧
　　大渡河（话剧，又名《翼王石达开》）1946，群益
　　悬崖之恋（话剧，又名《卖油郎》）1947，群益
　　清流万里（话剧，又名《文化春秋》）与田汉、于伶等合著，1947，新群
　　乌鸦与麻雀（电影文学剧本）与沈浮赵丹等合著，1948，艺术出版社
　　宋景诗（电影文学剧本）与贾霁合著，1954，艺术出版社
　　岁寒集（戏剧选集）1956，人文
　　黑旗宋景诗（历史故事）1957，上海少儿
　　宋景诗历史调查记（调查报告）1957，人民
　　哎呀呀！美国小月亮（独幕剧）与王命夫、刘沧娘、黄梯合著，1958，戏剧
　　美国奇谭（独幕剧集）与米谷等合著，1958，戏剧
　　森林的炊烟（散文集）1958，北京
　　纸老虎现形记（活报剧，又名《东风纸虎记》）1959，作家
　　鲁迅传（上集，电影文学剧本，又名《鲁迅》）与叶以群、唐弢等合著，1963，上海文艺
　　大风歌（话剧）1979，四川人民
　　大风歌（电影文学剧本）1979，电影
　　阿Q正传（话剧，据鲁迅同名小说改编）1981，戏剧
　　阿Q正传（电影文学剧本）1981，电影
　　陈白尘剧作选1981，四川人民
　　五十年集（散文集）1982，江苏人民
　　云梦断忆（回忆录）1983，香港三联
　　寂寞的童年（回忆录）1985，三联
　　陈白尘选集（1卷，小说）1986，四川文艺（未出齐）
　　少年行（回忆录）1988，三联

      2970. 代表作介绍
　　5幕悲喜讽刺剧《结婚进行曲》，是在独幕剧《未婚夫妻》的基础上扩充、再创造而成的。它以喜剧手法描写了一对青年男女在生活和婚姻道路上的坎坷遭遇，叫人笑过之后，以沉重的心情思考现实和人生。因其暴露了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的黑暗，曾遭国民党当局禁演。
　　3幕政治讽刺喜剧《升官图》是中国现代话剧史上的优秀代表作之一，它通过两个强盗的“升官梦”，把一个小县城肮脏的官场交易展现在舞台上，画出了一幅贪赃枉法、寡廉鲜耻、“关系”之学盛行、真理良心丧尽的群丑图，对国民党统治区腐朽反动的官僚政治进行了深刻暴露和辛辣讽刺。此剧在反蒋爱国民主运动中发挥了极大的战斗作用。陈白尘的喜剧讽刺泼辣犀利，气势挥洒纵横，构思大胆奇妙，漫画化和性格化结合，荒诞性和真实性统一，喜剧性和悲剧性交相映衬，并善于吸收中国传统的讽刺艺术特点，注重喜剧的民族化。
　　他在历史剧创作上追求历史真实、艺术真实和现实倾向性的统一，这一现实主义史剧美学传统在《大风歌》中得到了继承和发扬。此剧根据《史记》和《汉书》记载的史实，艺术地再现了刘氏集团和吕氏集团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塑造了吕雉、陈平、周勃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作者对维护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的政治势力，历史地加以肯定，对企图推翻这一政治势力的阴谋篡权者，历史地加以批判，表现了作者现实的政治倾向性，寄托着对“四人帮”的憎恨之情。《大风歌》构思恢弘，笔力遒劲，气势磅礴，在艺术磨炼上集已往历史剧之大成而达到了新的高度。但对《大风歌》的评价、得失是有争论的。如有人认为剧中对吕雉的批判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
　　除喜剧和历史剧之外，陈白尘的代表作还有《岁寒图》（1944）。这是一部带有悲剧性的正剧，表现了旧中国知识分子的浩然正气和苦斗精神。它与《升官图》的思想是相通的，只是以不同的美学手段，暴露了40年代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现实。

      2971.《财主底儿女们》
      《财主底儿女们》是中国现代小说家路翎的代表作，出版于1946-1948年，是七月派小说中成就较高的一部。20万字的《财主底儿女们》初稿作于1940— 1941年间，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遗失。现版本是1942年重写的。全书长达80余万字，上部下部分别于1945年1948年出版。胡风曾为该书作序说“时间将会证明，《财主底儿女们》的出版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大胜利。”

      2972.小说结构
　　小说分两部。小说分两部。第一部结构虽稍凌乱，但线索仍很分明，从「一·二八」写到「七·七」事变前，故事中心是苏州头等富户蒋捷三一家在内外多种力量冲击下分崩离析的过程，穿插交错地描写在上海、南京、苏州的将家儿女的活动以及各自不同的思想面貌。 第二部结构则完整紧密，线索更加清晰，从「七·七」事变写到苏德战争爆发，集中描写蒋家的小儿子蒋纯祖在大动乱中经历的曲折生活道路，也穿插描写蒋家其他儿女在抗战后方过着平庸麻木的生活。第二部结构则完整紧密，线索更加清晰，从「七·七」事变写到苏德战争爆发，集中描写蒋家的小儿子蒋纯祖在大动乱中经历的曲折生活道路，也穿插描写蒋家其他儿女在抗战后方过着平庸麻木的生活。

      2973.小说人物
　　小说写了七十几个人物，除蒋家儿女及其亲友外，还写了士兵、军官、演员、教员等许多人物。小说写了七十几个人物，除蒋家儿女及其亲友外，还写了士兵、军官、演员、教员等许多人物。 叛党后的陈独秀和投敌前的汪精卫也在作品中出现。叛党后的陈独秀和投敌前的汪精卫也在作品中出现。 作者把财主的儿女，即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青年知识分子，放在民族矛盾激化的时代裡加以刻划，表现他们的思想面貌，挖掘他们的内心世界。作者把财主的儿女，即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青年知识分子，放在民族矛盾激化的时代里加以刻划，表现他们的思想面貌，挖掘他们的内心世界。 作者说：「我所检讨，并且批判、肯定的，是我们中国底知识分子们底某几种物质的、精神的世界。这是要牵涉到中国底複杂的生活的；在这种生活裡面，又正激盪着民族解放战争底伟大的风景。」作者说：「我所检讨，并且批判、肯定的，是我们中国底知识分子们底某几种物质的、精神的世界。这是要牵涉到中国底复杂的生活的；在这种生活里面，又正激荡着民族解放战争底伟大的风景。」

      2974.小说情节
　　蒋捷三是苏州最富有的人之一，他在京沪沿线许多地方拥有庞大的房地产，而在苏州的那座巨大的、园林式的豪宅里也收藏着不少的珠宝和古玩。蒋捷三有四个女儿：蒋淑珍、蒋淑华、蒋淑援、蒋淑菊，还有三个儿子：蒋蔚祖、蒋少祖和蒋纯祖。他们有的已经成家，有的还在念中学。表面看来，蒋家的人们都聪明、俊秀，而且温柔多情，相互亲爱，其实骨子里都十分自私和傲慢。在这些子女中，蒋少祖最受人们的瞩目。
　　蒋少祖16岁便离家到上海读书，在接受了当时的新思想熏陶之后，他与父亲决裂，成为蒋家叛逆的儿子。当时，他还只是个单纯的青年，在还没有明白什么是政治之前，就身不由己地卷入了政治活动，并由此养成了对政治的兴趣和雄心。大学毕业后，他和朋友们一起办报纸，后来，环境变得有些灰暗，他就跑到日本，在浓厚的忧郁中，他与同学陈景惠结了婚。然而，婚后他又觉得陈景惠虽然朴素而善良，却并不能理解他对事业的渴望，他陷入了深深的苦恼。
　　九一八事变的前半年，蒋少祖回到上海，把家庭生活的破碎的幻想抛开，开始了他的活动，接近了社会民主党，想努力成为一个政治家。但他觉得社会民主党里的人都很平庸，难有什么大的作为，而他自己则需要激烈、自由和优秀的个人英雄主义。一二八抗战刚刚爆发时，他颇兴奋了一阵，热情地希望在战争里能够有所成就，但很快就发现无法达到目的，加之看到了战争中的一些混乱、投机、出卖，热情很快就被浇灭。他看不起所有的人，认为自己是一个自由的、单独地为理想奋斗的人。为了摆脱内心的孤独，他与年轻热情的女郎发生了暖昧关系，导致女郎怀孕。在家庭和社会的强大压力下，女郎被迫杀死了刚刚诞生的婴儿。蒋少祖开始也感到内疚，但很快，自私和傲慢在心中占了上风，他觉得自己其实也没什么责任。
　　蒋少祖在上海与金融界和政府官员往来，扩大自己的社交圈子，成为报刊主笔，在社会上日益扩大了知名度，受到许多人的赏识。他逐渐觉得与周围的环境越来越和谐，年轻时的激烈真是幼稚得可笑。他开始精明地计算金钱。在发觉兄弟姐妹们正在纽印父亲庞大的家产时，他匆匆赶回苏州，与父亲和解，并得到一笔可观的财产。
　　蒋蔚祖的精明厉害的妻子首先发难，强行夺取了蒋家大部分家产，引起蒋家儿女激烈的反应，一场财产争夺战拉开了帐幕。结果蒋捷三被气死，蒋蔚祖被逼疯后跳入长江，而蒋家儿女间相互亲爱的面纱也被撕得粉碎。他们瓜分了财产，各自暴露出赤裸裸的自私面目。久病而孤高的蒋淑华经受不起这个沉重的打击，迅速衰弱死去。
　　正在读中学的、不知世事的蒋纯祖目睹这一切，精神上十分痛苦，他觉得家里的一切都代表着阴暗和苦闷。他憎恶所处的苦闷的现实生活，一度产生了毁灭的、孤独的、悲凉的思想，甚至想到自杀。这时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民族战争的空前热烈的气氛拯救了蒋纯祖，重新激动起他年轻的心。就在蒋少祖等人纷纷撤离南京退往汉口的时候，蒋纯祖却前往上海，到上海前线做后勤工作。
　　上海陷落了，中国军队开始了江淮平原上前所未有的大溃退，日军步步遏进，局面一片混乱。蒋纯祖和一切熟悉的人们失去了联络，疾速地向着南京逃亡，然后又精疲力竭地裹挟在无尽的难民和车辆中逃出南京，沿江向上游逃窜。他加入了一个散兵团伙，目睹了人民的苦难。
　　蒋纯祖的哥哥和姐姐们仍旧过著平庸、沉闷、无聊的生活，他们只关心着自己的一点利益，对国家大事却抱着轻蔑和麻木不仁的态度。听到蒋淑华丈夫已经战死的消息后，蒋淑暖和蒋少祖居然为了推卸对孤儿的抚养责任发生了争吵。蒋纯祖大失所望，他与哥哥姐姐们精神上的裂痕越来越大，而这些人对蒋纯祖的“浮躁”也越来越不满。
　　蒋纯祖进入了一个救亡团体，他渐渐熟悉了武汉，熟悉了他周围的人们。他先是加入了一个合唱队，继而又投身于一个演剧队，出发到重庆去做抗日宣传。不过，蒋纯祖虽然参加了抗日活动，但他只关心一件事，就是希望在目前的新的一切里成为英雄，享受光荣，所以他仍旧摆脱不掉失望与苦闷。他试图通过恋爱来获取安慰，与演剧队女演员高韵发生了性关系，结果只是陷入更深的苦恼和恐惧。
　　不久，演剧队解散，蒋纯祖决定到乡下去，到朋友办的一所小学去教书，做些实际的工作。但他很快又失望了。尽管他担任了校长，对包围在学校周围的浓重的黑暗的社会空气仍然毫无办法。他试图以高傲来抵抗当地鄙吝的土绅的压迫，然而也只能是勉强挣扎。他得了重病，在无助中寻求同校女教师万同华的爱情的抚慰，又出于傲慢而与她分手。他身心疲惫地回到重庆，发现蒋少祖已经成为一个拥有土地庄园的官僚地主，过起了“性本爱丘山”的疏懒的生活。在兄弟间相互交换了鄙视之后，蒋纯祖终于又离开重庆，挣扎着到乡下，死在万同华的怀抱里。

      2975.《财主底儿女们》
　　作者路翎（1923－1994），原名徐嗣兴，江苏南京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他的生父本姓赵，但早亡，路翎改随母亲的姓氏。两岁时，路翎随母亲改嫁给当时国民政府经济部的一个小职员。由于与继父关系不融洽，加上家境窘困，路翎童年时起就常常感到精神上的压抑，变得敏感内向，有些神经质，内心情感特别丰富，经常到文学作品中去寻找安慰，并由此阅读了许多中外名著。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随家人辗转到重庆。 1940年以路翎为笔名在胡风主持的《七月》、《希望》、《呼吸》等杂志上发表作品。
　　有短篇小说集《青春的祝福》、《求爱》等，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蜗牛在荆棘上》，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等。 建国后在南京大学执教，1950年后在北京青年艺术剧院，中国剧协创作室工作。
　　建国后在南京大学执教，1950年后在北京青年艺术剧院，中国剧协创作室工作。 因受胡风错桉牵连入狱，「文革」结束后恢复名誉。因受胡风错桉牵连入狱，「文革」结束后恢复名誉。

      2976.《财主底儿女们》创作
　　有这样一些作家，凌空出世时，尚值青春年少，青春的意气、胆气，佐以洋溢的才情、激情，笔之所之，涂抹下大片大片的绚烂，逗引出文坛阵阵惊呼。现代文坛将永远记得，张爱玲22岁发表了《金锁记》，曹禺18岁开始构思《雷雨》，路翎17岁动笔创作《财主底儿女们》……
　　年轻的心没有羁縻，初次创作长篇的笔更是不懂得节制。事与事，人与人，拥塞在一起，思想撞思想，行动碰行动，言语挤言语，《财主底儿女们》于是就有了80万字的浩大规模。也因了作者的年轻，这80万字建构正如同小说中许多人物的思维，充满混乱，深烙痛苦，稍带着病态与疯狂。整体而言，它没有一以贯之的事件、人物，乃至思想，除了作者恣意泼洒的青春与生命，除了作者追求的，“光明、斗争的交响和青春的世界底强烈的欢乐”（《题记》）。按着平常思路企图从《财主底儿女们》中发现主题的人们往往会失败：躁动的青春情绪才是这部小说无主题的主题。从局部看，我们可以在每一个人物的思想和行为的背后感到作者的不安痉挛着的执笔的手，却道不出人物为什么这样或那样想和做。每每，人物心理一激一宕，一蹙一舒，疾推疾进，猛收猛转，显得那样的不可理喻，却又如此地接近生活和生命的原始状态。或许正是“无章法”造就了这个作品的奇特与生动：它芜杂，因为它年轻；它充满活力，也因为它年轻。

      2977.时代背景 人物形象
　　小说从“一·二八”写到“七·七”事变前，故事中心是苏州头等富户蒋捷三一家在内外多种力量冲击下分崩离析的过程，穿插交错地描写在上海、南京、苏州的将家儿女的活动以及各自不同的思想面貌。
      小说塑造了王熙凤式的人物金素痕，以这个人物为中心在蒋家内部掀起一场惊心动魄的争夺财产继承权的斗争，写得有声有色。但是，小说在不少方面，特别是在描写知识分子道路方面，很大程度上又背离了现实主义。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大批知识分子到工农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不断改造自己，由投身民族解放斗争而走上同工农结合的大道。
　　《财主底儿女们》中塑造金素痕时，把她放在同蒋捷三争夺财产的舞台上，并夹杂着同丈夫蒋蔚祖情感搏斗，这样她的泼辣、野蛮、强悍、与阴毒就得到了很好的展示。而塑造王桂英这样一个小女子时，作家把她置于对她影响最大的也就是同蒋少祖的情感纠葛时来描写她，特别是当她有了私生子而被人唾骂时将她内心的挣扎痛苦推向高潮。更不用说在自己的妻子和父亲的争斗下以致被逼疯的蒋蔚祖了。在这种关乎人物命运的矛盾冲突中塑造人物，从而形成“强烈的内心冲突和锐角式的情绪波折”的心理艺术。而在这一过程中，人物的意识、潜意识都聚将上来，共同决定着人物的命运走向。也可以说，他作品中的意识与无意识都是共同表现了“人物精神底来龙去向”。
　　《财主底儿女们》这部以描述知识分子道路为主要内容的长篇小说，却不是努力反映这个客观实际，而把具有浓厚个人主义思想的蒋纯祖作为当代英雄加以歌颂，鼓吹蒋纯祖的道路，其实这条道路是一条脱离广大群众，脱离斗争实际的歧路。作者说：“我不想隐瞒，我所设想为对象的，是那些蒋纯祖们。对于他们，这个蒋纯祖是举起了他底整个的生命在呼唤着。”
　　小说中的蒋纯祖是财主蒋捷三的第三个儿子，抗战爆发后脱离令人窒息的家庭走向社会。作者以巨大的篇幅描写蒋纯祖在抗战中曲折的遭遇，用细腻的心理刻划展现蒋纯祖时刻在激荡的精神世界。在作者笔下，蒋纯祖忠厚、善良、高贵，富有正义感和爱国心，“他憎恶他所处的苦闷的现实”，对邪恶势力有一定反抗性，但是他又软弱动摇，在压迫加重时往往逃避，从混乱的前线逃到麻木的后方，从演剧队转到乡村小学，又在农村恶势力压迫下逃回城市，终于在贫病交加和失恋的精神重压下死去。如果作者用正确的观点分析这个人物，自然能给读者以启发，但在小说中作者对这个人物同情多于批评，甚至赞扬他孤高自赏，仇视一切理论，实际上也就是肯定和歌颂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鼓吹拒绝党的领导、脱离革命集体的个人奋斗。
　　在《财主底儿女们》第三部竟然被蒋纯祖的生命经历填满了的时候，一边讶异于这种写法的冒险，一边不由得佩服了作者的聪明——作者必须，也只能扣住蒋纯祖来写，因为无疑地，作者本人最亲近于蒋纯祖。
　　蒋纯祖的经历（或者毋宁说路翎的设计）是奇异的，然而最后，竟然在那么多巨笔已经描摹过了乡场中的孤独灵魂之后，路翎又让他的主人公走进乡场去教书。他是立意要学习他的前辈呢还是相反？
　　路翎好写大波澜，蒋纯祖勇猛如倪焕之，冲动如梅行素，绝望如萧涧秋，革痼弊他最敢作敢当，遭惨败时也是他跌得最重，这不能不归因于蒋纯祖的永远是躁动不安着的灵魂。作者牵扯着他的主人公，让他不停顿地拼杀，前进，让他与环境作最彻底决绝的反抗，让他大哭或大笑，突如其来地作各种决定，直至筋疲力尽。写蒋纯祖内心的狂涛巨澜时，作者的笔触也是癫狂的。他几乎让他的读者无法忍受那些几乎是无休止地翻来覆去的怀疑、惊惶、拷问、折磨，不无惨酷地盼望这一切快快完结。
　　《财主底儿女们》从整体上看，它时空跨度大，家庭与社会交错纵横，人物形象驳杂，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尖锐。为了争夺上辈留下财产，蒋家儿女明争暗抢、勾心斗角、串联倾轧，终于大打出手。在这争夺过程中，又人人经受着喜怒哀乐的刺激，在情感上纠缠不清的疙瘩搅得他们自己也常处于无所措其手足的情境。作家在记叙他们不同思想、不同经历变迁过程的同时，也不时在抒发出自己对这群蒋家儿女们生生死死苦乐的同情。尤其是蒋家小儿子蒋纯祖在路翎笔下被描绘成在中国苦苦寻觅的克利斯朵夫。他血气方刚、忠厚、善良、高贵、富有正义感与爱国之情。
　　他最憎恨的是他所处的苦闷的现实，具有不寻常的“雄心和梦想”，时刻想创造伟大的功绩，获得非凡的荣誉。但生活赐于他的却是长期的流浪漂泊，没有功建，未得“英雄”之称。自以为自己追求崇高的生活，并为此不遗余力，但结果是一次又一次地沉沦堕落，忏悔不已，病态的狂乱直到毁灭。对于这个人物，作家除给他一个悲剧和给予一定的批判之外，始终都是以欣赏和赞美的笔调来描写的。因此，在繁复的故事叙述中融合了较多的热情成分，或抒发描写对象的苦闷，悲观、消沉、颓废；或抒发作家对人物的赞美、欣赏、同情、惋惜。
　　路翎的蒋蔚祖却并不十分复杂，他只是一味地恋着金素痕，终至疯狂，疯人相对来说好写一些，情绪大起大落，行为可以乖张到极致。而同样题材的作品少年人则往往是最难把握的，无论是高觉慧，周冲，还是祁瑞全，比起蒋纯祖，都过于单纯，清澈见底了。小说中描写的其他几个财主儿女，思想面貌和性格特点各不相同，共同之点都
　　是一事无成。蒋家大儿子蒋慰祖受家庭内部倾轧和妻子放浪的刺激成为疯子，多次逃离家庭与乞丐为伍，最后烧毁住所，跳入长江，淹没在波涛之中。这个形象对财主家庭是个尖锐的讽刺，寄托了作者对丑恶现实的愤懑，和对私有财产制的谴责，许多情节动人心弦，但结局却是消极的。
　　蒋家的二儿子蒋少祖是个高级知识分子，较早脱离家庭参加抗日爱国活动，但并没有从立场上思想上背叛财主家庭，抗日也只限于空谈，后来成为新的地主、绅士和文化上的复古主义者。蒋少祖所走的道路是通向反动营垒的歧路，但作者对这个人物欣赏多于批判。小说通过这几个主要人物形象，企图解答“在目前这种生活里……，这个世界上，人们应当肯定，并且宝贵的，是什么。”但作品的实际却没有得出正确的结论，给读者的印象只能象小说描写蒋纯祖和他的同伴逃出石桥镇时“……他们无路可走了。……他们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但小说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上和强烈的时代气氛中，通过一个封建家庭的崩溃及其儿女们的曲折生活道路这一侧面，显示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必要性，而且篇幅巨大，又出自一个青年作者之手，因此小说出版后受到进步文艺界的重视。
　　《财主的儿女们》里的人物形象蒋少祖，时而觉得自己高、伟大，时而觉得自己卑劣、渺小；时而狂热、兴奋，时而消沉、颓唐；时而讲求实际，时而耽于幻想，时而是英雄的化身，可以完成一切，时而又觉得怯懦，什么都无能为力。另一个人物金素痕，既有王熙凤式的泼辣狠毒，又有暴发户式的贪婪放肆，完全够得上一个可怕的恶魔。然而，在丈夫蒋蔚祖逃亡失踪后的那段时间里，她又一反常态，痛器流涕，真诚地忏悔，热切地思念自己的丈夫，这时，她完完全全又是一位温柔的天使。
　　《财主底儿女们》中蒋少祖甚至直言“我信仰理性。”虽然作者并不赞同他的追求的和他的人生选择，但对他那种理性的自我判断和不盲从意识还是十分推崇的，从他的奋斗中更可以看得出来。他孤独高傲自命不凡，始终在探索自己的生活道路，又始终陷于苦闷迷惘幻灭中。他投身于民族解放的洪流，但终因看不到潜藏在人民身上的巨大力量而成为一个特立独行者。清醒而迷乱，真实与虚伪，高傲与谦逊，悲天悯人与孤独自私，紧紧缠绕在他身上，使他成为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性格复杂的典型。因此可以说，路翎的小说在心理分析上对理性世界的探索也是成就很大的。无论是清醒的，还是困惑的。他的小说中的人物，特别是那些知识们，都是一个个的探索者。曾有评论家称其为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感情和意志的百科全书，虽然有夸大其内容含量的成分，可是把《财主底儿女们》称为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诗再恰当不过了。
　　神判处西绪福斯把巨石推向山顶，然而石头由于自己的重量又从山顶滚落下来。这种重复而又无意义的劳动象征了人生的某种荒诞。在我看来，路翎的著作也正是呈现的在时代的裹挟中各色人物苦苦挣扎的荒诞世界。
　　在路翎的文学世界中，各种人物就像炼狱中的鬼魂在疯狂地挣扎、嚎叫和攫取自己或是他人的生命。这中间不但有金素痕那样的残酷与贪婪、蒋淑媛夫妇那样的虚伪和狡猾，蒋慰祖那样的怯弱与阴冷，蒋纯祖那样的犹疑与卑劣，也有他们灵魂深处的污秽中的洁白。在这里，人性的光明与阴暗，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纠葛就像一张无形的网缚住了每一个人，让他们在近乎宿命的网格中奔突和滚爬。在这张网中，每个人的灵魂都被撕裂了，那撕裂的各个部分之间有充满了敌视、攻击、啮咬和残害，充满了自我和他我的对话。正是在这种灵魂的鞭打中，显出了灵魂的深。这是一群在历史的漩涡中慢慢地蠕动着的人们，是被遗落在地狱深处饱受苦刑的鬼魂，他们伤害了别人，也摧残了自己，他们的奋斗与抗争并没有使他们逃出命运的手掌，
　　因为他们的内心里有永远也赎不清的罪过。金素痕利用了蒋慰祖的软弱与善良骗取了蒋家大量的财富，满足着自己的物欲和性欲的放纵，却饱受了蒋慰祖给她施加在精神上的酷刑，想获得别人的原谅和内心中的安宁而不能，最终失却了她生命中最为宝贵的东西，蒋慰祖也成为她心灵深处的鬼影，永远也抹煞不了。蒋少祖一次又一次的突围，然而作为个人英雄的他终于因为自身的弱点和现实的冷酷成为历史的残渣，复归到他所憎恶的传统中去成为历史的零余者。那个蒋纯祖在旷野的漂泊中和命运搏击，青春的躁动和热血的贲张，是他的灵魂负了那样的重荷，展现出他灵魂深处的卑劣和高尚混融的境界。这林林总总的灵魂终于让人们知道他们是现实中的正常人的灵魂，使人性自身在历史中所呈现的状态，是真的带有血的蒸汽的灵魂，也会想到自身被历史和现实扭曲后所形成的灵魂的病态，让读者发一身冷汗久久不能忘却。
　　在这样对于灵魂的残酷审视和鞭打中，我也感到作者把自己也烧了进去，也淌了自己心灵深处的血泪。这是在心灵的炼狱中凝成的血泪的史诗，凝结了一个青年面对那个纷繁世界的感受，凝结了作者对人的生存自身境遇的生命体验和情感体验。它的文字中燃烧着青春的火焰，跳动着热血奔流的脉搏，闪烁着人性的光芒。这是用任何或陈旧或时髦的问题和主义所不能涵盖所不能分析的，它就是一个青年突入现实经历了灵魂的浴血肉搏所呈现给人们的一部文学著作。
　　正是在这样的著作中，我看到了在精神的炼狱中苦苦挣扎求索的作者的身影。

      2978.《财主底儿女们》赏析
　　路翎是四十年代“七月派”小说家族的重要一员。在他的早期文学创作中，“原始的强力”作为一种朴素、强悍的冲动性力量和抗争本能，一贯被视为其小说的基本特征和终极追求。一九四八年，路翎的长篇巨著《财主底儿女们》由希望社将一、二两部完整出版，这被胡风评价为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并认为《财主底儿女们》是一部可以冠以史诗名称的小说。小说叙述了以蒋氏三兄弟等人为代表的青年知识分子在特定时代背景下所进行的酷烈思想斗争和血淋淋的人生搏斗，着力挖掘了“原始强力”在他们身上的寄兴、表现、以及各自不同的成因与深层内涵。
　　1945年《财主底儿女们》上卷出版。这部曾被誉为「现代中国的百科全书」39的巨著，细致而真实地刻画了蒋蔚祖疯狂的过程。正如冯雪峰所言，「疯子发疯的唯一理由，是以他自己的真实，恰恰碰撞著社会的真实。」40当个体的本真需求与社会的异化力量难以调和时，疯狂也就成为一种必然。这种折射人类生存困境的精神状态的产生与成长必然「和历史的传统、和现实的人生纠结得深」，从而使「整个现在中国历史能够颤动在这部史诗所创造的世界里面」。41《财》中的蒋蔚祖作为一个富足家族中受著父亲宠爱的长子，不用担心物质贫困，传统文化的根基使他善于从平凡的生活中挖掘出诗意，顺天安命的性格使他有一种自得其乐的平和，他似乎具备了一切使幸福成为可能的条件。这种摆脱生存压力后的疯狂更深刻地反映了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的尖锐冲突。
　　无可否认，蒋蔚祖疯狂的根本原因是其独立意志的缺失所导致的不成熟状态，以至在众人眼中「好像蒋蔚祖是小孩子」。42然而，这种独立意志的缺失正是传统父权的结果。他唯有取消自己的独立意志顺应父权，才有可能获得和平与安全。妻子的出现使他意识到爱情这种更为本真的需要，从而使他开始反抗父权。然而，独立意志的缺失使得他无法承担任何一种选择所产生的责任，当他试图倒向爱情的怀抱中时，亲情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而导他试图与亲情和解时，爱情又促使他逃离。他于是只能不停地在二者之间奔走逃亡，陷入一种精神分裂。但这种意志发展的滞后并不必然导致疯癫。他的发疯，更主要的还是他沦为一种工具性存在，成为父亲与妻子之间争夺的战利品。在这里亲情是扭曲了亲情，爱情是扭曲了爱情。
　　父亲试图利用父权将儿子束缚在自己的膝下，并且不惜以禁闭的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而妻子更是为了赤裸裸的物质利益利用他的爱情。在其他的人际关系中，这种异化更为严重。在蒋蔚祖的周围，并没有他所渴求的真正的理解与爱，有的只是用温情掩盖的物质利益的争夺。姊妹与妻子为了财产，在父亲尸骨未寒时，以爱情或亲情的名义迫使他们有利于自己的表态，为此不惜给他致命的一击。在这种赤裸裸的实用理性的支配下，人作为主体的意义消弭无形，异化为一种工具性存在。当蒋蔚祖无力顺应这些社会认同中的任何一种时，他也就只剩疯狂一条道路可走。然而，蒋蔚祖也正是以疯狂洞穿著这个世界的虚伪与丑态，在癫狂中无所顾忌地批判这个不将人当成人的社会，否定了现存的理性与道德。正是在疯狂中，蒋蔚祖以自己的本真对抗世界的异化，
　　以情感否定著工具理性与社会认同。路翎以一个灵魂的拷问者的姿态，不仅批判蒋蔚祖的软弱，而且批判了使他疯狂的病态社会。虽然蒋蔚祖的疯狂与自杀并未指示出前进的方向，但他的疯狂与自杀本身就出于对生存意义的严肃思考。「只有一个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那就是自杀。判断人值得生存与否，就是回答哲学的基本问题。」43在整个生存的荒诞处境中，疯狂与自杀一方面说明了生存的失败，另一方面则彰显著生存的意义与激情。

      2979.《财主底儿女们》评析
　　时间将会证明，《财主底儿女们》底出版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在这部不但是自战争以来，而且是自新文学运动以来的，规模最宏大的，可以堂皇地冠以史诗的名称的长篇小说里面，作者路翎所追求的是以青年知识分子为辐射中心点的现代中国历史底动态。然而，路翎所要的并不是历史事变底纪录，而是历史事变下面的精神世界底汹涌的波澜和它们底来根去向，是那些火辣辣的心灵在历史运命这个无情的审判者前面搏斗的经验。真实性愈高的精神状态（即使是，或者说尤其是向着未来的精神状态），它底产生和成长就愈是和历史的传统、和现实的人生纠结得深，不能不达到所谓“牵起葫芦根也动”的结果，那么，整个现在中国历史能够颤动在这部史诗所创造的世界里面，就并不是不能理解的了。
　　在封建主义里面生活了几千年，在殖民地意识里面生活了几十年的中国人民，那精神上的积压是沉重得可怕的，但无论沉重得怎样可怕，还是一天一天觉醒了起来，一天一天挺立了起来；经过了无数的考验以后，终于能够悲壮地负起了这个解放自己的战争底重担。人能够概括地对这提出简单的科学的说明，人更应该理解这里面的浩瀚无际的、生命跃动的人生实相。在那中间的青年知识分子，一方面是最敏感的触须，最易燃的火种，另一方面也是各种精神力量最集中的战场，因而也就是最富于变化的、复杂万端的机体。这种夹在锤和砧之间的存在，人能够简单地对它提出科学的分析和批判，但那里面的层出不穷的变幻，如火如荼的冲激，鲜血淋漓的斗争，在走向未来的历史路程上，却有着多么大的教育的意义。
　　在这里，作者和他底人物们一道置身在民族解放战争底伟大的风暴里面，面对着这悲痛的然而伟大的现实，用着惊人的力量执行了全面的追求也就是全面的批判。说全面的，当然不应是现象底巨大惧收的罗列，而是把握住精神现象底若干主要的倾向，横可以通向全体，直可以由过去通向未来的倾向。我们看到了封建主义底悲惨败战，凶恶的反扑，温柔的叹息，以及在伪装下面再生了的丑恶的形状，我们看到了殖民地性个人主义底各种形式，一直到被动物性主宰着的最原始的形式，一直到被教条主义武装着的最现代的形式。在这中间挣扎着忠实而勇敢的年青的生灵们），虽然带着错误甚至罪恶，但却是凶猛地向过去搏斗，悲壮地向未来突进。这一切，被自一·二八到苏德战争底爆发这个伟大的时代所照耀，被庄严而又痛苦的民族大战争所激荡，被时代要求和战争要求鞭打着的这古国底各种生活触手所纠缠。人没有权利怀疑作者为什么把舞台限在后方，
　　为什么不正面地接触到劳苦人民底世界，因为这不是作者要在这里负起的任务，人却应该感受得到，在这部史诗里面所照耀的，正是劳苦人民底神圣的解放愿望和他们底伟大的战斗目标。人更应感受得到，作者底一切努力一切争斗，正是为了和读者们一道通向那个愿望，突向那个目标。作者自己说，一切生命和艺术，都是达到未来的桥梁。正是这个把自己变成达到未来的桥梁或踏脚石的志愿，才有可能产生了把七十个左右的人物底运命旋转在那个愿望那个目标下面的磅大的气魄。从这里就可以理解作者所说的，他所追求的，“是光明、斗争的交响和青春的世界底强烈的欢乐”。是的，是“欢乐”。但可以把这换写为“痛苦”，也可以把这换写为“追求”。欢乐，痛苦，追求，这些原是“我们时代的热情”（借用那个蒋纯祖底用语）还没有找出适当的表现语的那个passion所必有的含义。时代底passi0n产生了作者底passi0n和他底人物们底passi0n。作者说，
　　作为他底对象们底综合性的人物，那个蒋纯祖，是举起了他底整个的生命在呼唤着，然而，人不难感到，作者自己更是举起了他底整个的生命向他底人物们和读者们在呼唤着的。原来，作者底对于生活的锐敏、感受力正是被燃烧似的热情所推进，所培养，所升华的。没有前者，人就只会飘浮，但没有后者，人也只会匍伏而已罢。没有前者，人当然不能突入生活，但没有后者，人即使能多少突入生活，但突入之后就会可怜相地被那裂缝夹住“唯物的”脑袋，两手无力地抓扑，更不用说能否获得一种主动的冲激的精神了。不过，这些当是易于被人感受的，除非他是一段木头，但人也许不易感受到贯串在这里面的神经系统似的要素，作者底深邃的思想力量或者说坚强的思想要求罢。没有对于生活的感受力和热情，现实主义就没有了起点，无从发生，但没有热情和思想力量或思想要求，现实主义也就无从形成，成长，强固的。前者使教条主义狼狈地溃退，后者使客观主义不能够藏身。
　　但若就一部作品底创造过程说，这三者总是凝成了浑然一体的、向人生搏斗的精神力，而这里面的思想力量或思想要求的成份，开始是尽着引导的作用，中间是尽着生发、坚持的作用，同时也受着被丰富被纠正的作用，最后就收获了新的思想内容底果实。人会吃惊于这部史诗里面的那些痛苦的境界，阴暗的境界，欢乐的境界，庄严的境界……，然而，如果没有对于生活的感受力和热情，这些固然无法产生，但如果对于生活的感受力和热情不是被一种深邃的思想力量或坚强的思想要求所武装，作者又怎样能够把这些创造完成？又怎样能够在创造过程中间承受得起？正是和这种被思想力量或思想要求所武装的对于生活的感受力和热情一同存在的，被对于生活的感受力和热情所拥抱所培养的思想力量或思想要求，使作者从生活实际里面引出了人生底悲、喜、追求、搏斗积梦想，引出了而且创造了人生底诗。
　　正由于抱着了这思想力量或思想要求，所以作者能够创造出“光明、斗争的交响”。说交响，当然是在众声底和鸣中间始终有着一条主音在。人不难看到，被民族解放战争中间的时代要求和人民要求所照耀，被对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意识形态的痛烈的批判所伴奏，回旋着前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底由反叛到败北，由败北到复古主义的历程，这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底在个人主义的重负和个性解放底强烈的渴望这中间的悲壮的搏战。在那个蒋少祖身上，作者勇敢地提出了他底控诉：知识分子底反叛，如果不走向和人民深刻结合的路，就不免要被中庸主义所战败而走到复古主义的泥坑里去。这是对于近几十年的这种性格底各种类型的一个总的沉痛的凭吊。而在那个蒋纯祖身上，作者勇敢地提出了他底号召：
　　走向和人民深刻结合的真正的个性解放，不但要和封建主义做残酷的搏战，而且要和身内的残留的个人主义的成份以及身外的伪装的个人主义的压力做残酷的搏战。这是这一代千千万万的青年知识分子应该接受但却大都不愿诚实地接受，企图用自欺欺人的抄小路的办法回避掉的命运。不用说，和一切真实的心灵一样，作者是向着未来，为了未来的，所以他底热情的形象到了以蒋纯祖底传记为主音的第二部，就更凄厉，更激荡，更痛苦，也更欢乐而庄严.在被丢掉了的初稿里面，相当于蒋纯祖的那个人物，是走上了比他更年青、更单纯、也就能够直线突进的，在这里的少年陆明栋所走的路，但这里的蒋纯祖却留在了后方，承受了痛苦的搏斗，而且终于倒下了。这是，人物性格底内在要求不能不这样，
　　作者自己的思想要求也不能不这样。走向未来，当然有种种的路，那里面也当然有直线突进的路，但直线突进的路并不能变为对于此时此地的负担的逃避，而蒋纯祖底性格更不是这样的幸运儿。他得承受更大更大的痛苦的搏斗，从他底搏斗里面展示出更深更广的历史的意义。一个蒋纯祖底倒毙启示了锻炼了无数的蒋纯祖。就这样，作者完成了他底史诗底构成和他底人物底经历。在我们底文艺领野，矗立着鲁迅的大旗。在今天，人会承认这面大旗，人更乐于自命是这面大旗底卫士，但人却不愿或不肯看见，多年以来（包括鲁迅在生的时候），
　　虽然也有一些来自这个传统的真诚的战斗，但却有多少腐蚀这面大旗，淹没这面大旗的乌烟瘴气。什么是鲁迅精神？岂不就是生根在人民底要求里面，一下鞭子一个抽搐的对于过去的袭击，一个步子一印血痕的向着未来的突进？在这个意义上，不管由于时代不同的创作方法底怎样不同，为了坚持并且发展鲁迅底传统，路翎是付出了他底努力的。自新文艺诞生以来，一直肯定着学习世界文学底战斗经验。然而，虽然不能抹杀那努力下来的痕迹，但可悲的倒是太容易发现结构底模仿，主题底窃取，人物底抄袭……●世界文学底战斗经验应该指的是，那些文艺巨人们虽然各各在时代底限制和思想底限制下面，但却能用着最高的真诚向现实人生突进，把人生世界里的真实提高成艺术世界里的真实的，那一种战斗的路径和战斗的能力。
　　那么，由于人类解放思想底武装和我们伟大的时代底要求这些有利的条件而摆脱了他们底思想上的限制或苦恼，从战斗底需要出发，汲取甚至征服着几个伟大的作家（特别是L·托尔斯泰）底现实主义，路翎也是付出了他底努力的。但作者是二十几岁的青年，而且成长在生活在激荡一切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时期，所以他底搏斗，人生上的和艺术上的搏斗都燃烧在青春底熊熊的热情火焰里面。人如果能够看出这灼人的青春底火焰的对于我们底人生、我们底文艺有着怎样的寄与，人就能够把作者自己所说的“失败”和“弱点”只当作青春的热情所应有的特点来理解的罢。所以，《财主底儿女们》是一首青春底诗，在这首诗里面，激荡着时代底欢乐和痛苦，人民底潜力和追求，青年作家自己的痛哭和高歌！就暂用这几节话当作对于这首诗和他底读者们的祝福罢。

      2980.《财主底儿女们》评价
　　这是一部心灵史。作者执著到几乎顽固地潜入每一个人物的心灵深处，汲汲于探询和描绘他们隐秘的内心苦恼，痛苦的生命创伤。在心灵的真实的悸动面前，非善即恶的传统概念失色了。作者似乎只关心一个是非：真的还是假的。——你很难指责谁：蒋少祖虚伪吗？他渴望忏悔的冲动是那样热烈，他忧国忧民的思考是那样深沉，他是小说中作者着力描绘的最有头脑的人，甚至于人们一再指责的他的复古，作者也未必对之抱有完全的反感。作者曾无限温柔地描摹蒋少祖的感动：夕阳黯淡，大地肃穆，云群舒卷，晚风轻拂，“祖先们底魂灵”神秘而庄严。金素痕无耻吗？行为上显然是的，但返归到她的内心，作者为她的一举一动都准备了辩护词，把她看作“仅仅成为一个妻子和母亲时”的女人，动情地述说她是如何害怕凄凉的未来，如何在蒋捷三灵前一空所思，哭泣如小孩，为了什么突然地由天使变成魔鬼，疯狂地攫夺蒋家的财产，等等，逼迫你恨她不得又怜她不得。这种写法有时固有其是非含混之弊，但它赤裸裸的真实或许恰恰更接近文学的本来意义。“路翎所要的并不是历史事变底纪录，而是历史事变下面的精神世界底汹涌的波澜和它们底来根去向，是那些火辣辣的心灵在历史运命这个无情的审判者前面搏斗的经验。”（胡风：《序》）把每一个人物当作一个独特的世界，路翎成功于不落入任何窠臼，成功于没有现成的思想框范他的人物，人物是鲜活的，这段历史因而也是鲜活的。大概这正是年轻的好处：他忙着倾吐，忙着展呈，还来不及判断，也顾不上（或者是没有学会）下结论。
　　年轻还有一点好处，就是从一开始就站在了历史的更高处。在同样题材的继承、延伸、开拓或变异中，新进作家的个性凸现得更其清晰和鲜明。
　　现代写大家庭的作品多长于刻画长子长孙，路翎的蒋蔚祖却并不十分复杂，他只是一味地恋着金素痕，终至疯狂，疯人相对来说好写一些，情绪大起大落，行为可以乖张到极致。而同样题材的作品少年人则往往是最难把握的，无论是高觉慧，周冲，还是祁瑞全，比起蒋纯祖，都过于单纯，清澈见底了。在你发现《财主底儿女们》第三部竟然被蒋纯祖的生命经历填满了的时候，一边讶异于这种写法的冒险，一边不由得佩服了作者的聪明——作者必须，也只能扣住蒋纯祖来写，因为无疑地，作者本人最亲近于蒋纯祖。
　　蒋纯祖的经历（或者毋宁说路翎的设计）是奇异的，然而最后，竟然在那么多巨笔已经描摹过了乡场中的孤独灵魂之后，路翎又让他的主人公走进乡场去教书。他是立意要学习他的前辈呢还是相反？
　　让知识者进入乡场，是许多现代作家的一条习惯思路。远离背景，一空依傍，对于荒蛮的民间，知识者敏感忧郁的灵魂总能浮现得更清晰一些，就像旷野里一棵孤独的树。这些故事也有着相近的模式：青年知识者躲开都市，来到乡间，或与愚民搏击，或纠缠于无奈人间的明争暗斗，结果无不是一败涂地，落荒而逃。有代表性的作品可以举出《倪焕之》《虹》《二月》《梦之谷》《围城》，《财主底儿女们》亦是其中重要一部。路翎好写大波澜，蒋纯祖勇猛如倪焕之，冲动如梅行素，绝望如萧涧秋，革痼弊他最敢作敢当，遭惨败时也是他跌得最重，这不能不归因于蒋纯祖的永远是躁动不安着的灵魂。
　　作者牵扯着他的主人公，让他不停顿地拼杀，前进，让他与环境作最彻底决绝的反抗，让他大哭或大笑，突如其来地作各种决定，直至筋疲力尽。写蒋纯祖内心的狂涛巨澜时，作者的笔触也是癫狂的。他几乎让他的读者无法忍受那些几乎是无休止地翻来覆去的怀疑、惊惶、拷问、折磨，不无惨酷地盼望这一切快快完结。人们都说《财主底儿女们》受《倪焕之》影响极深，可能情节安排上是这样。然而，《倪焕之》写得稳健从容，是中年人讲的故事，当倪焕之不堪心灵的重负，跌踬于地时，你会大吃一惊；《财主底儿女们》则紧张匆迫，是少年急不可待的表白，蒋纯祖那颗“永远没有安定”的魂灵溘然飘逝的时候，你不由得长出了一口气。
　　这就是少年人书写的心灵史，一座杂草与鲜花并生的山岗，一首激昂热情又时而显出狂乱的“青春底诗”，《财主底儿女们》。

      2981.《饥饿的郭素娥》
　　在这篇文章里，作者路翎用“生活的触手”描写了一个女人和一个世界。女主人公郭素娥被一个大烟鬼领拾后做了其妻，不久生活上又陷入了困境，丈夫丧一切能力，她瞒着她丈夫与一和工私通，最后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这是一个用劳动、人欲、饥饿、痛苦、嫉妒、欺骗、残酷、犯罪，但也有追求、反抗、友爱、梦想所组成的世界；在这中间，站着郭素娥和围绕着她的，由于她的命运而使鲜明现出本性的生灵。郭素娥这个女人却扰动了当时的这个世界。

      2982.《饥饿的郭素娥》人物分析
　　郭素娥：不甘心沉沦，在精神饥饿与物质饥饿的层面，强悍的女人，欧化的色彩
　　张振山：流浪型的工人，受过精神创伤，有暴力倾向，以暴制暴（左翼倾向），丧失唯一成为正常人的可能
　　魏海清：农民型的工人，从怯懦到爆发，从自私到同情他人
　　刘寿春：夫权制的代表，无能，有骗术，把妻子看做私有物品
　　黄毛：地痞流氓代表
　　陆福生：官方力量的体现

      2983.《饥饿的郭素娥》作者
　　路翎（1923-1994），男，祖籍安徽省无为县，生于江苏南京。原名徐嗣兴。汉族。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1940年曾任国民政府经济部矿治研究所职员、煤焦办事处职员，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讲师，1949年后历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组组长，中国剧协剧本创作室专业作家，1955年因受胡风冤案牵连，错划为反革命集团成员，1980年平反，后任中国戏剧出版社编审。中国作家协会第二、四届理事。1937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短篇小说集《朱桂花的故事》、《初雪》、《求爱》，话剧剧本《英雄母亲》、《祖国在前进》等。

      2984.《一个女人的悲剧》
      是艾芜最有影响的中篇小说：周阿四被抓了丁，周四嫂孤身一人要抚养几个孩子，支撑残破的家。她受尽乡长、地主、商人、乡丁甚至巫婆的压迫和欺诈。她的儿子病死了，她和两个女儿在这个“鬼世界”实在活不下去了，于是爬上山崖，抱着两个女儿跳崖自杀了。小说通过对周四嫂一家悲惨遭遇的描写控诉了旧社会的血腥和黑暗，给人以沉重压抑之感。

      2985.《一个女人的悲剧》作者
      艾芜（1904年6月2日－1992年12月5日），原名汤道耕，四川新都人，中共党员，著名作家，全国第一、二、三届人大代表。1927年后在云南、缅甸做劳工，曾任报馆校对、副刊编辑、教师，1931年参加左联，从事专业创作，任重庆大学中文系教授。1949年后历任重庆市人民政府委员、文化局长，四川省文联临时党组成员，省作协筹备组组长。1925年开始发表作品，194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短篇小说《南行记》，著有长篇小说《丰饶的原野》、《山野》、《故乡》、《百炼成钢》等。1992年12月5日，艾芜因患肺炎，引起肺部大面积感染而去世，终年88岁。

      2986.艾芜生平
　　祖父设馆教书，父亲是乡村小学教师。家庭贫苦，他小学未毕业，1921年考入免费的成都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因受《新青年》和创造社一些刊物的影响，对蔡元培《劳工神圣》的思想奉为圭臬，为逃避包办婚姻，于1925年夏天离家南行。这次漂泊，决定了这位“流浪文豪”此后的文学生涯。以后六年间，他徒步到昆明，做过杂役；他流浪缅甸克钦山中，当过马店伙计；他漂泊东南亚异国山野，与下层劳动者（赶马人、抬滑竿的、鸦片私贩以至偷马贼）朝夕相处。后来，他到缅甸仰光，病倒街头，为四川省乐至县人万慧法师（书法家谢无量的三弟）收留。以后，他当过报社校对、小学教师、报纸副刊编辑。1930年冬天，因参加缅甸共产主义小组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活动被捕。1931年春，被押送回国，途径香港、厦门，同年5月到上海。不久，巧遇成都一师同窗好友杨朝熙（即沙汀，他与艾芜被誉为中国文坛上双星同曜的双子星座）。当年11月29日，与沙汀联名，由艾芜执笔，写信与鲁迅先生，请教有关小说题材问题。12月25日，鲁迅先生回了信。这次通信，对两位现代文学史上杰出作家的成长起着导航引路的重要作用。1932年底，他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即终生从事文学创作活动，开始发表小说。
　　在上海期间，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南国之夜》、《南行记》、《山中牧歌》、《夜景》和中篇小说《春天》、《芭蕉谷》以及散文集《漂泊杂记》等。作品大都反映西南边疆和缅甸等地下层人民的苦难生活及其自发的反抗斗争，开拓了新文学创作的题材领域。他所描写的传奇性故事，具有特异性格的人物和边地迷人的绮丽风光，使作品充溢着抒情气息和浪漫情调。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理事。1944年由桂林逃难到重庆，写完著名长篇小说《故乡》，编辑抗敌协会重庆分会会刊《半月文艺》（附在重庆《大公报》上）计60期。1946年到陶行知担任校长的社会大学任教。1947年夏，国民党在重庆大捕民主人士，逃到上海。这个时期作品有长篇小说《山野》。解放战争时期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丰饶的原野》。反映了国统区劳动群众的苦难、抗争和追求。艺术表现上严谨沉郁的现实主义格调，取代了以前抒情浪漫的艺术特色。
　　1949年后，艾芜任重庆市文化局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全国文联委员等职，他曾去鞍山、大庆、小凉山等地体验生活。1957年有长篇小说《百炼成钢》等。同年加人中国共产党。1961年到云南旧地重游，完成了《南行记续篇》。解放后任四川省文联名誉主席。
　　1972年以后，艾芜以耄耋之年，壮心不已，仍深入大小凉山，重返云南边疆，笔耕不辍。发表《春天的雾》、《南行记新编》等百余万字，直至1992年与世长辞。

      2987.艾芜主要作品
　　《山中牧歌》（短篇小说集）1934
　　《南国之夜》（短篇小说集）1935
　　《漂泊杂记》（散文集） 1935
　　《南行记》（短篇小说集）1935
　　《夜景》（短篇小说集）1936
　　《春天》（《丰饶的原野》第1部，中篇小说）1937
　　《芭蕉谷》（短篇小说集）1937
　　《海岛上》（短篇小说集）1939
　　《逃荒》（短篇小说集）1939
　　《萌芽》（短篇小说集）1939
　　《文学手册》（文艺理论）1941
　　《杂草集》（散文集）1941
　　《荒地》（短篇小说集）1942
　　《黄昏》（短篇小说集）1942
　　《冬夜》（短篇小说集）1943
　　《爱》（短篇小说集）1943
　　《缅甸小景》（散文集）1943
　　《江上行》（中篇小说）1943
　　《秋收》（短篇小说集）1944
　　《锻炼》（短篇小说集）1945
　　《童年的故事》（短篇小说集）1945
　　《我的旅伴》（短篇小说集）1946
　　《丰饶的原野》（长篇小说）1946
　　《故乡》（上下集，长篇小说）1947
　　《艾芜创作集》（短篇小说集，原名《冬夜》）2947
　　《我的青年时代》（中篇小说）1948
　　《烟雾》（短篇小说集）1948
　　《乡愁》（中篇小说）1948
　　《山野》（长篇小说）1948
　　《一个女人的悲剧》（中篇小说）1949
　　《艾芜短篇小说集》1953
　　《新的家》（短篇小说集）1958
　　《幸福的矿工们》（报告文学）1955
　　《艾芜中篇小说集》1958
　　《百炼成钢》（长篇小说）1958
　　《夜归》（短篇小说集）1958
　　《初春时节》（散文特写集）1958
　　《艾芜选集》1959
　　《欧行记》（散文集）1959
　　《浪花集》（评论集）1959
　　《南行记续篇》（短篇小说集）1964
　　《艾芜短篇小说选》1978
　　《艾芜近作》（评论、散文集）1981
　　《我的幼年时代》（中篇小说）1981
　　《艾芜小说选》1981
　　《艾芜文集》（1-2卷）1981一1984
　　《艾芜儿童文学作品选》1983
　　《南行记新篇》（短篇小说集）1983
　　《谈小说创作》（文艺理论）1984
　　《春天的雾》（长篇小说）1985
　　《风波》（长篇小说）1987

      2988.艾芜作品风格
　　抗日战争爆发后，艾芜辗转于汉口、桂林、重庆等地，从事创作也教过书。任教于重庆大学中文系。出版有短篇小说集《荒地》、《黄昏》、《秋收》、《冬夜》、《童年的故事》、《锻炼》、《烟雾》，中篇小说《江上行》、《落花时节》、《我的青年时代》、《乡愁》、《一个女人的悲剧》，长篇小说《故乡》、《山野》等。反映了国统区劳动群众的苦难、抗争和追求。艺术表现上严谨沉郁的现实主义格调，取代了以前抒情浪漫的艺术特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艾芜任重庆市文化局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全国文联委员等职，他曾去鞍山、大庆、小凉山等地体验生活。所写长篇小说《百炼成钢》是建国后最早描写工业战线和工人生活的作品之一。他还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夜归》、《南行记续篇》，散文集《初春时节》、《欧行记》，理论著作《文学手册》，论文集《浪花集》，以及《艾芜中篇小说集》、《艾芜短篇小说选》、《艾芜儿童文学作品选》、《艾芜文集》等，以内容新鲜、描写生动、笔调优美而引人注目。
　　艾芜是现代文学史上独具风格、影响深远的著名作家。原名汤道耕，笔名刘明、吴岩、汤爱吾等。属龙，四川省新繁县清流场（现属新都区清流镇）连丰村人。

      2989.艾芜作品影响
　　《南行记》是艾芜的处女作，也是他的全部创作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最有艺术魅力的作品。郭沫若、茅盾、周扬、胡风、周立波等名家以及各种现代文学史和论著都给予很高的评价。在现代文学史上，艾芜最先在《南行记》中以绮丽的西南边塞风光，浓郁的异域情调，写出了一幕幕人间悲剧，刻划了“那些在生活重压下强烈求生的欲望的朦胧反抗的行动”（见《关于小说题材·与鲁迅的通信》）。他在描写那些底层劳动者、流浪汉、少数民族贫苦人民悲惨命运的同时，尽力去挖掘他们身上的真、善、美的品质、“他们性情中的纯金”（艾芜语）。他所塑造的小黑牛、夜白飞、鬼冬哥及野猫子等人物，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艺术感染力的形象。他的小说被译成英、俄、日本、朝鲜、德、法等多种文字，深受国外读者喜爱。艾芜研究方兴未艾，有关艾芜生平、创作的传记、专著、论文已有十余种、百余篇问世。根据《南行记》改编的电视剧《边寨人家的历史》（艾芜出现在荧屏上，令人倍增亲切与敬慕），荣获“’93中国四川国际电视节”金熊猫奖，深受国内外观从的赞赏。

      2990.艾芜作品评价
　　艾芜的那些作品开拓了新文学创作的题材领域，是一位真正作家的思想深层萃取物。我读过的郭沫若、茅盾、巴金、胡风、周立波等名家对艾芜作品的评介，多数是忘不掉的。
　　1939年春，巴金在上海为迁住桂林的艾芜编辑了小说集《逃荒》,并且在为该书撰写的《后记》中说，“在这时候我们需要读自己人写的东西，不仅因为那是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写成的，而且因为那里面闪耀着我们的灵魂，贯串着我们的爱僧。不管是一鳞一爪，不管是新与旧……”
　　郭沫若评介艾芜的作品：“我读过艾芜的《南行记》，这是一部满有将来的书。我最喜欢《松岭上》那篇中的一句名言：‘同情和助力是应该放在年轻的一代身上的。’这句话深切地打动着我，使我始终不能忘记。”
　　艾芜的作品是有读者缘的。尤其是好些青年读者喜欢他的作品。艾芜呢，也很自然地把同情和助力倾注于他们身上。

      2991.艾芜之墓
　　在艾芜的故乡的新都区桂湖公园中的饮马河畔，距学士堰遗迹不远的翠竹丛中，人们修建了艾芜墓。艾芜墓由红砂巨石垒成，上端矗立着他的半身青铜塑像。身后的碑文记载着他的生平；胸前的碑面上“艾芜之墓”四个字，由巴金手书。墓前端有一块正方形大理石，上部刻着艾芜的一段座右铭：“人应像一条河一样 ，流着，流着，不住地向前流着；像河一样，歌着，唱着，欢乐者，勇敢地走在这条坎坷不平、充满荆棘的路上。”下部嵌着一束铜质山茶花。座右铭、大理石、山茶花，寄寓着这位南行作家、流浪文豪不平凡的一生。

      2992.《大林和小林》
      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优秀的民族童话精品，奇特的构思，夸张的手法，大胆的想象，曲折的情节，让人爱不释手，很容易被它深深吸引。
　　大林和小林是一对双胞胎。大林好吃懒做，变成了一个寄生虫，最后饿死在金子堆里。小林勇敢正直，成长为一个有出息的好孩子。这个故事揭露了旧社会统治阶级的昏庸无耻和他们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压迫；同时写了劳动人民为了追求光明而顽强不屈的斗争。虽然这是一个写在解放前的童话，但是现在的孩子读来，却一点都不感到有距离，书中的各种人物，大林、小林、鳄鱼小姐、狐狸平平、绅士狗皮皮，蔷薇公主和四四格等形象呼之欲出，是一本值得每个孩子放进书架的书。

      2993.《大林和小林》目录
　　第一章 出门遇险
　　大林和小林
　　第二章 国王的法律
　　第三章 拍卖
　　第四章 足刑
　　第五章 小林的力气
　　第六章 到了中麦伯伯那里
　　第七章 小林给大林的一封信
　　第八章 美丽的天使
　　第九章 天使给叭哈的幸福
　　第十章 叭哈的家里
　　第十一章 大宴会
　　第十二章 皇家小学校
　　第十三章 两种赛跑
　　第十四章 不幸的事
　　第十五章 火车司机
　　第十六章 海
　　第十七章 “我真想吃！”
　　第十八章 富翁岛
　　第十九章 乔乔和小林的消息

      2994.《大林和小林》评析
      知足者常乐
　　“世界上有穷人，也有富人，穷和富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不管穷人还是富人都要有坚强的生活信心和战胜困难的勇气，同时要明白‘知足常乐’的道理。”
　　《大林和小林》这本书描述的是大林、小林两兄弟在失去父母后的生活经历，小林被迫成为一个奴隶，在作为奴隶的生活中，他一直没有放弃坚强的生活信念，经过不懈的努力，他终于摆脱了奴隶的身份，找到了一份工作，快乐地生活着。而大林呢，为了成为富翁，和狐狸商量，想法做了富人的干儿子。最后，喜欢金钱的大林，因舍不得离开与世隔绝的富翁岛，守着他的一堆财宝，活活饿死了。
　　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个世界有很多像大林这样贪图金钱的人，他们为了金钱可以放弃一切，永远不能满足。其实，每个人都会有欲望，但所有人都不能让欲望没有限制地增长。
      金钱不是万能的
　　金钱不是万能的，并不是任何问题金钱都能解决。拥有了金钱，并不等于拥有了生命。因为在漫长的人生路途中，有许多不确定因素。这是《大林和小林》这本书要告诉人们的。当大林需要工人开火车时，当大林来到没有水，没有食物的富人岛时，金钱失去了它的效用。
　　人必须得劳动，只有在劳动中，人们才能锻炼能力，增长知识。大林只知道吃和玩，什么事也不做所以丧失记忆里，也不会动脑和动手，以至于在面困难和处于险境时，只能坐以待毙。而认为“一个人总得干活”，也是一直爱干活的小林，却够解决生活的一个个难题躲过一场场灾难。
　　连环画版《大林和小林》
　　当小林被捕后，工人，农民，科学家，艺术家，甚至国外的老百姓都强烈抗议，是因为小林是个经常帮助他人，是对别人有用的人。正如《幸福是什么》中所说的：“幸福要靠劳动，要靠很好的尽自己的义务，做出对人们益的事情。”

      2995.《大林和小林》作者
      张天翼（1906年9月26日－1985年4月28日），又名元定、才宁，字汉弟，号一之，笔名张天净、铁池翰等，祖籍湖南湘乡东山，出生于南京，中国著名作家。主要作品为小说与儿童文学。曾任中国中央文学研究所副主任，中国作协理事、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主编等职。主要作品包括《华威先生》、《金鸭帝国》、《大林和小林》、《宝葫芦的秘密》、《秃秃大王》等。其著作结集为《张天翼文集》出版。1985年4月28日逝世，享年79岁。

      2996.张天翼简介
　　张天翼1906年出生于南京。民国11年，与同学戴望舒、杜衡、施蛰存合办小型文艺刊物，并在《星期六》、《法月》、《星期》等刊物发表作品。民国13年秋，考入上海美专学习一年；次年夏考入北京大学预科，课余仍广泛阅读文艺书籍并从画写作。民国1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体验下层社会生活，是夏毅然退学，在沪、宁等地充当小员司，做家庭教师、会计、记者、机关办事员、文书等，备尝解职失业之苦。民国18年，与鲁迅通信。民国2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积极从事革命文艺创作和其他革命活动。
　　民国26年冬，从事抗日宣传工作，频赴陶龛学校等处讲学，以鬻字献金支援抗日，并于此写成《谭九先生的工作》等短篇小说。次年任教湖南国学院。民国28年任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观察日报》副刊编辑。民国33年因病回湘乡休养，年底带病赴重庆“文协“总会工作，以后病情反复不定。民国37年赴上海后，病又转危，由组织护送至澳门镜湖医院治疗。1950年5月康复，赴北京。
　　1951年以的天边任中央文学研究所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人民文学》编委、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中共党委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参加第二四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肝，当选主席团成员 ，任第一到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成“走资派”、“执行文艺黑线的干将”，下放湖北咸宁“劳动”。病至半身不遂、失语、基本治愈后仍顽强坚持工作近10年，1983年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