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小常识

他延续了果戈理们锋利的批判精神，也继承了他们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并以此为武器抨击社会罪恶，揭露不人道的司法制度戕贼人性，肆意践踏人的尊严，剥夺人的自由，毁掉美好的生命。

学习了……

罗帆 发表于 2016-8-28 20:17
他延续了果戈理们锋利的批判精神，也继承了他们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并以此为武器抨击社会罪恶，揭露不 ...

感谢罗帆的关注和鼓励！

      5369、《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
      是索尔仁尼琴短篇小说的代表作。正直善良的伊凡·杰尼索维奇无辜被投入劳动营，并要呆上10年。作者仅仅描写了伊凡在劳动营里一天的经历，却充分揭露了人的权利遭践踏的冷酷现实，显示出深刻的批判意义。作家充分运用了聚焦的艺术，选取了富有代表性的完整的一天作为展现主人公漫长的劳改营生活的“焦点”。时间被浓缩在“一天”，又被分割、细化，形成确定不变的时间表，因此时间成为了人为规定的“程序”而具有关于权力运作的政治经济学的内涵。同时，时间又与个人的记忆和想象相联系具有了抽象性和心理色彩。个人在日常活动的时间的限制中，还拥有记忆中以及期望中的时间，因而超越了实存的时间而感受到灵魂的自由。

      5370、《马特辽娜的家》
　  马特辽娜是个普通的俄罗斯农村妇女，但是她却又不普通，因为她身上有着很多俄罗斯民族的传统美德：勤劳，善良，坚忍，平和，乐于助人，无私奉献，纯朴而不贪求金钱。马特辽娜是一位将近六旬年迈又孤苦的老妇人，她一生遭受了很多苦难，年轻的时候丈夫就从战场上一去不复还，生下的六个孩子都先后夭折；领养的女儿吉拉并不是一个孝顺的孩子，结婚之后就很少再来看她；年迈的马特辽娜因为机关办事总是互相推托和冗长而一次次白白奔忙却拿不到抚恤金；自己又因为体弱多病而被赶出了集体农庄，时常在生病的时候没有人照顾而一个人孤独地躺在简陋的家中的床上。像这样的境遇换到其他任何一个人的身上恐怕早就受不了了，但她不仅没有对生活和命运抱怨，默默地忍受这一切，还能以一颗耶稣般博爱的心善待周围的人，处处舍己为人，非常可贵和值得人尊敬。她吃饭的时候总是把最大的土豆留给伊格纳季奇，自己则吃小的。马特辽娜生活十分贫苦，她的早餐只有没削皮的土豆或者大麦米粥，大麦米最便宜，大家都成袋地买来喂猪，而这种食物却出现在马特辽娜的餐桌上，但她却十分关心别人，当对待别人的时候总是倾其所有、毫无保留，总是把最好的东西奉献给别人。当轮到马特辽娜给那些牧羊人管饭的时候，她总是大肆张罗，准备的都是平时连她自己都不舍得吃的砂糖、奶油等美食。就连当养女和女婿来拆她的房子拉走木料的时候，她还是盛情款待了他们和工人们吃饭，甚至还酿了私酒给他们喝。别人有点什么事要她帮她就热心地去帮，不要报酬。
　　马特辽娜不仅善待周围的人，她还以一颗仁爱之心对待动物和植物。马特辽娜的家虽然破旧寒酸，但它却是那些弱小生命的避难所。她的一个房间里摆满了橡皮树，“像森林一样”。 有一天夜里失了火，马特辽娜不是急着去救火，而是首先把那些橡皮树放倒在地板上，以免它们被烟熏死。“我”看到房子里蟑螂猖獗，想下一些药，但马特辽娜却不让，她怕连那只收留的跛脚老猫一起毒死。为了能让那头“生着弯犄角”的母山羊吃饱，她不顾自己体弱多病，每天早晨都要跑到很远的地方去割草。她热爱大自然的一切生灵，反感一切反自然的东西：她最害怕火车；听收音机里的新闻全是接待外国代表团的宴会报道就皱起眉头；听广播里说要放一颗人造卫星便连连摇头：“他们什么都要改变，是否连冬天或者夏天也都要改变一下哟。”她不喜欢夏里亚宾演唱的歌曲，格林卡的抒情歌曲才合她的口味，把她感动得热泪盈眶。
　　然而，这样的一个好人，最后却惨死在火车轮下！还是因为去帮助亲戚拆自己的房子运送木料才会发生这个事故的！读后真是让人为她不值和不平！她几乎贫困到一无所有，木屋是她仅有的一点财产，本来她就是要把它留给自己的养女的，但她还没死还住在那房子里，她的养女的父亲、她曾经的爱人法捷就急着逼她把自己住的正房交出来，好拆下木料盖新房得到一块地皮。善良的马特辽娜你同意了已经对他们很好了，干嘛还要这样尽心尽力帮他们？！结果害的自己惨死在火车轮下！唉！其实根本就是那个可恶的法捷害死了她！
　　马特辽娜不贪图金钱，对物质生活无欲无求。她没有购置家具，也没有拼命挣钱买东西，然后再将它们爱惜的胜似自己的生命。她过日子不仔细，甚至不养小猪。她节衣缩食，也不追求漂亮的衣服，总是穿的土里土气，使得她的丈夫嫌弃她而在城里找了情妇。她就是这样的纯朴。而法捷和她的亲戚们却是亲情冷漠，金钱至上。法捷害死了马特辽娜和自己的一个儿子，却没有丝毫的内疚和悔过，他想的只是怎样和马特辽娜的亲戚们争夺马特辽娜的财产。马特辽娜的亲戚们也和法捷一样，他们不为马特辽娜的死而悲伤，哭丧只是在表演，为的也是马特辽娜的财产。而那些经常得到马特辽娜的帮助的村民们也没有为她的死多悲伤，只是形式性地来站一站，看一看，哭一哭，不是出于真诚地哀悼死者。他们和法捷都是一类人，以金钱和财产为重，认为如果失去这两样东西，”在人前就会被看作是无耻而又愚蠢的“。他们利用马特辽娜的善良，却还对此蔑视，认为她很傻，帮别人白干活不要报酬。他们与马特辽娜形成鲜明对比，也体现出社会中人们传统美德和道德观的丧失。
　　马特辽娜不被人们所理解，”终于被遗弃“。但她所具有的代表俄罗斯民族的高尚精神品格将永在，她那颗圣洁美好的心灵所放射出的明亮光芒将永远不会熄灭。
　　正如小说的结尾所说：”她就是那种最正派的人，没有了这种人，就不会有村庄存在，不会有城市存在，不会有我们的整个地球存在。“面对社会中人们传统美德和道德观丧失的现象，更需要像马特辽娜一样的人所带来的正面的精神引导，才能使一个民族正常地生存和发展。

       5371、《癌病房》
       1955年1月下旬的某个雨夜，一个瘦高个儿的男子闯进了塔什干的一所医院。值班医生薇拉本想干预，但发现此人病情严重，所以破例让他立即住院。这个男子名叫科斯托格洛托夫，今年34岁，因胃癌转移获准从流放地来此就医。入院后，他在医生精心治疗下，病情奇迹般地得到了控制。2月初，病房里来了一个名叫卢萨诺夫的新病人，是当地工业管理局的干部。一进病房，他就为自己没有受到特殊照顾而忿忿不平。不久后的一天晚上，病人们聚在一起谈天。卢萨诺夫对一位病人讲述托尔斯泰写的一则民间故事十分反感，认为这全是胡说八道。科斯托格洛托夫反唇相讥说，谈道德修养只会刺痛那些道德败坏的人。卢萨诺夫恼羞成怒，心想一定要查查这个家伙的底细。星期天，科斯托格洛托夫与已经熟悉的医学院实习主卓娅愉快交谈。他告诉卓娅，他是个被判永久流放的犯人，他的主要罪名是反苏宣传。被捕时，他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常与一些同学一起跳舞玩耍，有时也谈谈政治。可是不久他们几个都被抓了起来，判了刑。卓娅明白：他被禁铜在流放地，但不是因为杀了人；他没有结过婚，但不是因为品质恶劣；事隔这么多年，他谈到过去的未婚妻还是一往情深，看来这个人能够有真正的感情；而他身上的刚毅坚强的品格又是她所结识的其他男青年身上所没有的。科斯托格洛托夫也从漂亮、真诚的卓娅身上感受到了重返生活的强烈欲望。就在科斯托格洛托夫与卓娅交谈的那段时间里，卢萨诺夫的妻子前来探望丈夫。她告诉卢萨诺夫一个惊人的消息：罗季切夫恢复名誉，从流放地回来了。卢萨诺夫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因为18年前罗季切夫是因为他的诬告而下狱的。这些年来受过他迫害的人还少吗？卢萨诺夫蒙头躺下，可怕的恶梦紧紧地缠住了他。有一天，病房里再次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在争论中，科斯托格洛托夫指责卢萨诺夫的“血统论”观点是种族主义的观点，指责卢萨诺夫是一心想着维护自己的特权的寄生虫。科斯托格洛托夫在争论中占了上风，他感到自己已经有多少年没有这样痛快地表达过思想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科斯托格洛托夫的肿瘤明显缩小，随着生理机能的恢复，种种“纷乱、流俗的欲望”在他内心产生。他为自己强烈的情欲而感到惶恐不安。他记得自己过去并不是那种见到女人就失魂落魄的人。可是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苦役不仅使他丧失了青春年华，而且与女性世界完全隔绝。如今人到中年的他，刚从苦役和病魔手中得到喘息，“就像秋天的草木急于吸干土地的最后几滴汁水”一样，产生了病态的情欲。他最初与卓娅和薇拉的交往中都带有这种情欲的因素。后来，他与薇拉的关系有了较大的发展，在相互了解和互有好感的情况下，他们的感情中有了更为丰富的内容。放射科主任董佐娃是个有二十多年丰富的实践经验的医生，她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挽救了无数病人的生命。可是近来她自己感到工作有点力不从心，胃部隐隐作痛。为此，她去拜访了自己的老师、75岁高龄的老医生奥列宪科夫。奥列宪科夫为人正直，医术高超，早年还参加过反对沙皇政权的革命活动。可是后来他却因为出身和所谓的“历史问题”而校长期剥夺行医的权利，只是因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救了当地一位显要人物的生命，才被允许继续行医。董佐娃的病被确诊为胃癌，她被迫离开了自己心爱的岗位。卢萨诺夫的女儿来探望父亲。她告诉父亲：莫斯科人人都在谈普遍复查的事情，当年告发他人的人被唤到法庭对质；莫斯科开始在反个人迷信，而那是针对斯大林的。卢萨诺夫听后，更是惶惶不可终日。在医院的花园里，科斯托格洛托夫遇到了病友舒路宾。舒路宾是个共产党员，而且学有专长。三十年代的大清洗殃及了他所在的农业科学院，许多人被捕。为了自己和妻儿，他违心地承认错误，与被捕者划清界线。在这样于时，他的灵魂是不安宁的。在临上手术台前，他向科斯托格洛托夫倾诉了自己由衷的悔恨。
       这一年的春天，报上不断出现一些新的信息，如斯大林去世两周年纪念日，报上无动于衷，又如贝利亚下台，最高法院人事全部更新……科斯托格洛托夫已经感觉到命运的叩门声已在他的头顶响起。科斯托格洛托夫康复出院了。此时，他与薇拉医生的关系已经发展到相当微妙的地步。薇拉给了他自己家的地扯，但科斯托格洛托夫最终还是决定不去扰乱她的生活。他在坐火车返回流放地前，去了城里的一家百货商店，可是几次都遇到尴尬的场面。当他听到有人询问有没有某种领子号码的衬衫时，他的反应竟是“好象被人用锉刀同时在左右两侧狠狠地挫了一刀”，与劳动营中艰辛的生活相比，那“纤尘不染的小子”竟然“记得自己领子的号码”？！而后，他受病友之托去了动物园，然而举目所见均引起他与众不同的反应：看到一动不动的山羊，想到的是“具备这等性格不愁经不起人生的波折”；看到关在栅栏里的熊，觉得“按熊的尺度来衡量，这只能算是隔离室”；看到一份公告上写着有人将烟沫子撒入猕猴的眼睛，感到的是“仿佛烟沫子是撒在他的眼睛里！究竟为什么？！……平白无故？”生活的大门已重新打开，然而重返生活对于科斯托格洛托夫来说并不是轻松的事。

      5372、《第一圈》
     “第一圈”源自但丁的不朽诗作《神曲》，诗中的《地狱篇》中把地狱分成了九圈，第一圈是最好的一层，索尔仁尼琴借用第一圈的喻意，描写了地处莫斯科郊区的一个特殊监狱--玛尔非诺里的生活。这里关押的犯人，都是被指控犯有“叛国罪”、“间谍罪”以及其它莫须有的罪名的科学家，他们享受比普通犯人要好的待遇，在玛尔非诺从事绝密的科学项目研究。
      三十多岁的外交部驻某国二等秘书瓦洛金，在一个电话亭中打电话，提醒托布洛莫夫可能要遭到迫害，没想到这个电话被窃听……
      特殊监狱玛尔非诺正在研究一种语音辨析器，为了抓到这个打电话的人，首脑机关直接下达命令，强行要求玛尔非诺的科学家立即研制出语音辨析器，不惜施以高压恐怖手段。最终，外交官瓦洛金被秘密逮捕……

      5373、《古拉格群岛》是由苏联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写的一部反映苏联奴隶劳动和集中营故事的书。实际上前苏联并没有古拉格群岛这个地理名称，它是索尔仁尼琴的一种比喻说法，索尔仁尼琴把整个苏联比作海洋，在这个海洋上处处皆是监狱和集中营的岛屿，他把这些岛屿称为古拉格群岛。作者亲自在古拉格集中营中生活过，并且是书中事件的目击者和第一手材料的获得者，出狱后采访了270位人士，为书中所写的事提供了证词。本书创作于1962年至1973年间，于1973年在西方出版。
     《古拉格群岛》名称的实际所指是--"作者把'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管辖下的全苏的劳改营比作由一个个孤立的、与世隔绝的'劳改营孤岛'所组成的'群岛'"，并通过七个部分，约一百四十万字对"群岛"的各种人和事进行了生动细致的描写。
      此书中既无臆造的人物，又无虚构的事件。人与地，都称其真姓实名。
      如果用的是姓名缩写，则系出于私人性质的考虑。如果什么名称也没有用，那只是因为人的记忆力没有把姓名保留下来--而所写的事实都是千真万确的。
     "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起一切，没有猜到一切。"
      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史诗般巨著《古拉格群岛》就是以这样沉痛的题辞开篇。1973年，索尔仁尼琴决定将这本书秘密送往西方发表，这成了苏联政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事件。可以说，苏联当局决定剥夺索尔仁尼琴的国籍，并将其强行驱逐到欧洲，与这本书的出版关系极大。
      这部长达140 万字的巨著，堪称苏联列宁和斯大林时期法制历史最精炼的描摹。所谓"古拉格"，即"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原是苏联劳改制度的象征。作者将其比喻为"群岛"，意在指出这种制度已经渗透到苏联政治生活的每个领域，变成了苏联的"第二领土"。全书分监狱工业、永恒的运动、劳动消灭营、灵魂与铁丝网、苦役刑、流放、斯大林死后7部，既以"群岛居民"的经历为线索，又穿插了苏联劳改制度发展史中的大量资料，结构宏大，卷帙浩繁，充分显示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驾驭材料的能力。书中有激昂的控诉，愤怒的谴责，也有尖锐的嘲讽，深切的诉说，是深刻理解苏联政治体制重要的参考著作。

       5373、亚·索尔仁尼琴
       索尔仁尼琴是一位作家，更是一个思想家，他文学作品的思想性大于艺术性，他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来影响社会。难能可贵的是索尔仁尼琴始终保持着清醒独立的思想，不被当权者和任何势力所左右。
       在前苏联时期，索尔仁尼琴写了大量揭露斯大林时代集中营情况的文艺作品。是“集中营文学”的创始人，并以此闻名西方。他是前苏联时期60年代末70年代初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代表人物，是“保卫人权运动”、“普遍民主运动”、争取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民主运动领袖人物，是争取实现各种民主改革的社会民主派。
       1974年索尔仁尼琴被指控叛国罪而逮捕，并被剥夺了前苏联国籍,逐出苏联流亡海外。迁居美国期间，他对美国也不买账，他反共但不认同西方制度，他怕被美国利用。在美国他过着莫斯科作息时间，从来不过美国圣诞节，家里面也永远说俄语。
       1994年经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邀请，索尔仁尼琴以“斗士”的形象结束流亡生涯回到祖国。但不久他就有了心理落差，他看到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一片废墟、满目疮痍。他痛心疾首俄罗斯被叶利钦和他周围的人搞成这样，他批评俄罗斯全盘接受西方民主体制，对曾经一度强大的祖国解体，充满了无尽的惋惜。于是他逐渐与新的当权者拉开距离，开始对目前的现实采取批判的态度。这有些像鲁迅先生所说：“在革命的时候，文学家都在做一个梦，以为革命成功将有怎样一个世界；革命以后，他看着现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于是他又要吃苦了。”另一方面，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苏维埃时代的看法，在1996年发表的小说《在转折关头》里肯定斯大林是伟大人物。
       索尔仁尼琴全盘拒绝叶利钦，所以这些年他一直隐居在莫斯科郊外。他也害怕被普京利用，对普京也保持距离。索尔仁尼琴与普京之间在很多方面心照不宣，比如西方化不是俄罗斯的道路。但他们的分歧也明显，普京主张自上而下的改革管理，而索尔仁尼琴则主张自下而上的自治管理，回归传统的俄罗斯乡村社会。
       有人说索尔仁尼琴是一个永远的持不同政见者，应该说索尔仁尼琴是一个坚守良知和道德的知识分子，一个保持清醒独立思想的爱国者。虽然他的思想观点有些地方也失之偏颇，但不撒谎、不违心、坚守理想、信仰、为追求自由、公正和人道理想而无私奉献的精神，是值得人们尊敬的。索尔仁尼琴去世后莫斯科市民自发献花悼念，俄罗斯为索尔仁尼琴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普京前去向索尔仁尼琴的遗体告别；总统梅德韦杰夫出席了索尔仁尼琴的葬礼。俄媒体对索氏评价很高，称其为“俄罗斯的良心”、“作家的良心”、“知识分子的良心”，甚至“人类的良心”。

      5374、维克多·彼得洛维奇·阿斯塔菲耶夫
      阿斯塔菲耶夫（1924-2001），苏联作家，1924年5月1日出生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一个叫奥夫相卡的小村庄。他在家里排行老三，上面有两个早亡的姐姐。阿斯塔菲耶夫七岁时，其父因从事"破坏活动"而入狱，其母在探视回来时溺水身亡。从此，阿斯塔菲耶夫被外祖父和外祖母收养。这段温暖快乐的时光对阿斯塔菲耶夫今后的创作活动具有较大影响，在他的自传第一部分《最后一次鞠躬》里有详细记载。
      其父出狱后带着他以捕鱼为生。一次渔汛后，父亲病逝，阿斯塔菲耶夫流落街头，后被孤儿院收留。
      1942年，18岁的阿斯塔菲耶夫参军，1943年，进入新西伯利亚步兵学校学习。二战期间，他在军队里当过司机、侦察兵、电话兵，1943年因在前线抢修电话线路而获得"勇敢"勋章。
      1945年，战争结束后，他退役居住于彼尔姆州的丘索瓦娅。1945~1951年期间，他做过钳工、辅助工、教师、车站值班员、仓库报关员。
      1951年，他的第一篇作品，短篇小说《公民》刊登在《丘索瓦娅工人报》上。从此，他开始在这家报社工作，写报道、评论、故事等。
      1953年，第一本长篇小说《下一个春天之前》出版。
      1958年，被吸收为苏联作家协会会员。
      1959年~1961年，在莫斯科高级文学培训班学习。
      1989年~1991年，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从传统派那里跳槽到自由派。为了表现自己观点与自由派一致并为了得到当局的信任，骂苏维埃制度骂得比谁都凶，支持新政权比谁都坚决，甚至主动讨好叶利钦，他的那副卑躬屈节、阿谀奉承的样子，使他过去的朋友看了为他感到羞耻。但是他的表现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他的作品能畅行无阻地发表。在作家们普遍感到出书难时，叶利钦拨专款给他出多达十五卷的文集，引起了很多人的羡慕。阿斯塔菲耶夫虽名利双收，看来生活得并不愉快。他的所作所为遭到许多人反对，过去的朋友和崇拜者先后离开了他。据他自己说，甚至一些老头和老太大都反对他，称他为"文学界的弗拉索夫分于"。有一位记者问他为什么心中蓄积了这么多的怨恨，他回答说，这不是怨恨，而是"悲伤和忧愁"。他还说，他内心的烦恼是像记者那样的年轻人无法理解的。（《劳动报》1997年5月30日）后来他又承认有一种"遭遗弃和不知所措的感觉"。（《文学俄罗斯报》2000年10月13日）
      1993年，因十月事件在《消息报》上刊登写给总统叶利钦的公开信《第四十二封信》。
      2001年11月29日于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市去世，年终77岁。葬于其家乡奥夫相卡。

      5375、维克多·彼得洛维奇·阿斯塔菲耶夫成绩及荣誉
    《鱼王》阿斯塔菲耶夫 著1971年，获得红旗劳动勋章
      1974年，获得红旗劳动勋章
      1978年，因中篇小说《鱼王》（1976年出版）获得苏联国家奖
      1991年，因长篇小说《有视力的拐杖》（1988年）获得苏联国家奖
      1975年，因中篇小说《隘口》（1958年）、《偷窃》（1966年）、《最后一次鞠躬》（1968年）、《牧童与牧女》（1971年）获得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高尔基奖
      1981年，获得民族友谊勋章
      1984年，获得红旗劳动勋章
      1985年，获得卫国战争勋章
      1989年，获得苏联劳动英雄称号
      1989年，获得列宁勋章
      1994年，获得友谊勋章
      1995年，因长篇小说《诅咒和死亡》（1995）获得俄罗斯联邦国家奖
      1997年，德国，阿尔弗雷德·特普费尔基金会授予普希金奖
      2003年，被追授俄罗斯联邦国家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