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小常识

      2464.魏晋文学发展历程
　　魏晋文学是从汉末建安开始的。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196-220），但这时政权实际上掌握在曹操手中，汉朝已经名存实亡。而且，正是在这二十几年间文学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出现了许多影响着后代的新趋势和新因素。因此，以建安作为这个时期文学的开始是恰当的。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终结，当然应以隋文帝统一中国（589）为标志。从公元196年到公元589年，魏晋南北朝文学共经历了393年。
　　建安文学实际上包括了建安年间和魏朝前期的文学，这时的文坛以曹氏父子为中心，在他们周围集中了王粲、刘桢等一批文学家。与两汉的儒生相比，这是在动乱中成长的一代新人。既有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又有务实的精神、通脱的态度和应变的能力；他们不再拘于儒学，表现出鲜明的个性。他们的创作反映了动乱的时代。政治理想的高扬、人生短暂的哀叹、强烈的个性、浓郁的悲剧色彩，这些特点构成了“建安风骨”这一时代风格。“建安风骨”被后世的诗人们追慕着，并成为反对淫靡柔弱诗风的一面旗帜。至于蜀国和吴国的文学则处于沉寂的局面。正始是魏齐王曹芳的年号（240-248），在文学史上习惯于正始文学泛指魏朝后期的文学。这时正是魏晋易代之际，司马氏掌握了大权，残暴地屠杀异己，形成恐怖的政治局面。在哲学史上，正始是魏晋玄学的开创期，主要代表人物是何晏和王弼。在文学史上，正始文学的主要代表是嵇康和阮籍。他们本身也是玄学家。他们对抗司马氏的残暴统治，崇尚自然反对名教，作品揭露了礼教的虚伪，表现了政治重压下的苦闷与抗议。西晋武帝太康（280-289）前后，文坛呈现繁荣的局面，锺嵘《诗品序》说：“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总的看来，太康诗风以繁缛为特点，丧失了建安诗歌的那种风力，但在语言的运用上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左思的《咏史》诗，抗议门阀制度，抒发寒士的不平，与建安诗歌一脉相承。
　　西晋末年，在士族清谈玄理的风气下，产生了玄言诗，东晋玄佛合流，更助长了它的发展，以至玄言寺占据东晋诗坛达百年之久。宋初由玄言诗转向山水诗，谢灵运是第一个大力写作山水诗的人。山水诗的出现扩大了诗歌题材，丰富了诗的表现技巧，是中国诗史上的一大进步。在晋宋易代之际，出现了一位伟大的诗人陶渊明。他在日常生活中发掘出诗意，并开创了田园诗这个新的诗歌园地。他将汉魏古朴的诗风带入更纯熟的境地，并将“自然”提升为美的至境。他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成就最高的，也是对后来的文学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人物。晋宋之间文学发生了重要的转折，此后更追求艺术形式的华美。

      2465.魏晋文学的玄学渗透
　　魏晋时期形成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它的理论形态就是魏晋玄学。魏晋玄学的形成和老庄思想有明显的关系，东晋以后又吸取了佛学的成分，步入新的阶段。这是一种思辨的哲学，对宇宙、人生和人的思维都进行了纯哲学的思考。它和两汉的神学目的论、谶纬宿命论相比，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魏晋玄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经籍的方法，对于打破汉代繁琐经学的统治也起了积极的作用。从两汉经学到魏晋玄学，是中国思想史的一大转折。
　　玄学有几个重要的论题：崇有与贵无、名教与自然、言意之辨、形神之辨、名理之辨。对文学和艺术有直接影响的是崇尚自然的一派、言不尽意的一派和得意忘言的一派。
　　“自然”一词不见于《论语》、《孟子》，是老庄哲学特有的范畴。其所谓“自然”，不是近代所谓与人类社会相对而言的自然界，而是一种状态，即非人为的、本来如此的、天然而然的。玄学家郭象在《庄子注》中对老庄的自然之义有进一步的发挥。老庄认为有一个先天地万物而生的道，郭象则认为连这样一个道也不存在，之所以有万物，万物之所以如此，并不是由道产生的，也不是道使然的，是它们自然地如此。而“我”也是自己而然的，不取决于任何什么，也不依赖于任何什么，因而完全独立。只要顺应自然的状态和变化，无所待，无所使，自然而然，就可以进入自由自如的境界。“真”，也不见于《论语》和《孟子》，是道家特有的哲学范畴。老子把“真”视为道的精髓、修身的极致。《庄子》对“真”有一个界定：“真者，精诚之至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于人；不知贵真，禄禄而受变于俗，故不足。”（《渔父》）这就是说：“真”是一种至淳至诚的精神境界，这境界是受之于天的，性分之内的，自然而然的。圣人不过是谨慎地守住这个精神境界，不受外物的干扰而已。不受礼教约束的、没有世俗伪饰的、保持其天性的人，就是“真人”。这样看来，“真”和“自然”有相通的地方，它们不仅属于抽象理念的范畴，又属于道德的范畴。玄学中崇尚自然的思想，其影响所及就是进一步确立了以“自然”与“真”为上的审美理想。“自然”和“真”，在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虽然还未占据主导地位，但是体现着这种美的陶渊明的出现，以及嵇康、阮籍、锺嵘、刘勰、萧统等人关于“自然”和“真”的论述，却对此后整个中国文学产生了极极深远的影响。嵇康和阮籍本身就是玄学家；陶渊明不仅是诗人也是哲人，他的思想和玄学有很深的关系。陶渊明的作品是魏晋玄学渗入文学之中所结出的硕果。后人极力推崇陶渊明，并把他的自然和真视为文学的极致，证明了玄学对文学产生的积极影响。
　　言意之辩讨论的内容是言辞和意旨之间的关系，其中言不尽意论和得意忘言论对文学创作和文学鉴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以荀粲为代表的言不尽意论，认为言可达意，但不能尽意，指出了言意之间的联系和差别，以及言辞在表达意旨时的局限。以王弼为代表的得意忘言论，认为象的功用是存意，言的功用是明象，只要得到象就不必拘守原来用以明象的言，只要得到意就不必拘守原来用以存意的象。如果不忘象就不能真正得到意，不忘言就不能真正得到象。要想真正得到意必须忘象，要想真正得到象必须忘言。言不尽意论对创作论有所启发，得意忘言论对鉴赏论有所启发。语言是人类伟大的创造，然而它同人类丰富的感情、心理相比，同大千世界相比，又是苍白无力的。文学创作欲求达意，最好的方法是：既诉诸言内，又寄诸言外，充分运用语言的启发性和暗示性，以唤起读者的联想，让他们自己去体味那字句之外隽永深长的情思和意趣，以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陆机在《文赋》中已经注意到文学创作中的言意关系：“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此后，陶渊明《饮酒》其五说：“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刘勰《文心雕龙·神思》说：“是以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意在咫尺而思隔山河。”“至于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至精而后阐其妙，至变而后通其数，伊挚不能言鼎，轮扁不能语斤，其微矣乎!”锺嵘在《诗品》中每以滋味论诗，他说：“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心动，是诗之至也。”滋味，固可求诸言内，更须求诸言外。言有尽而意无穷。这个道理对诗人和读者都很重要。中国诗歌的艺术精髓说到底就在于此。而这正是受了魏晋玄学的启发而得到的。
　　新的社会思潮改变着士大夫的人生追求、生活习尚和价值观念。儒家的道德教条和仪礼规范已失去原有的约束力，一种符合人类本性的、返归自然的生活，成为新的追求目标。身外的功业荣名既然受到怀疑，便转而肯定自身的人格。身后的一切既然那么渺茫，便抓紧即时的人生满足。他们以一种新的眼光看待世界，以一种新的情趣体验人生，成为和汉儒不同的新的一代。
　　这一代新人所追求的那种具有魅力和影响力的人格美，就是魏晋风流。这是“玄”的心灵世界的外观，也是那个乱世之下痛苦内心的折射。魏晋风流是在乱世的环境中对汉儒为人准则的一种否定，维系汉王朝统治的经学随着汉王朝的崩溃而失去了昔日的控制力，在崇尚风流的魏晋士人看来，汉儒提倡的名教是人生的执和障。而魏晋风流就是要破执除障，打开人生的新的窗户，还自我以本来的面目。构成魏晋风流的条件是玄心、洞见、妙赏、深情。魏晋风流表现在外的特点则可以概括为：颖悟、旷达、真率。如果再加以概括，则可以说是追求艺术化的人生，或者说是用自己的言行、诗文、艺术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这种艺术必须是自然的，是个人本性的自然流露。魏晋风流与文学有密切的关系。从表面看来，阮籍、嵇康、王羲之、陶渊明等著名的文学家同时也是魏晋风流的代表人物，他们的作品从不同的方面体现了魏晋风流的特点；《世说新语》这部著名的作品就是魏晋风流的故事集。从深层看来，魏晋风流下那种对人生艺术化的自觉追求，那种对个性化的向往，那种自我表现的要求，那种无拘无束的氛围，正是文学成长的良好气候。魏晋风流不仅对魏晋这两代文学产生影响，也对魏晋以后整个中国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已成为一个美好的影像，映在后人的心里，不断激发出文学的灵感。
　　然而，魏晋玄学作为一种思辩性的哲学是不宜直接转化为文学的，一个直接转化的例子就是占据了东晋诗坛达百年之久的玄言诗。严格地说玄言诗不算诗，因为那只是在诗的躯壳中放入玄理而已，没有诗之所以成为诗的最重要的东西。可是，玄言诗毕竟沉淀了至少一种可贵的东西，那就是理趣。有的玄言诗不止是抽象的说理，而是借助山水风景形成象喻，或者借着参悟山水风景印证老庄的道理，这样就有了理趣。王羲之等人的兰亭诗和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本是酝酿于一次山水游赏的雅集，证明玄理和山水的融合已是必然趋势。不过在这些诗里山水的描写并不多，理之趣也并不浓。此后陶渊明和他的邻里们的斜川之游，陶本人所留下的《游斜川》诗便是一首颇富理趣的山水诗了。而在陶渊明的其他许多诗中，将玄理融入日常生活，或者说从日常生活中体悟出玄理，已成为他的艺术特色。到了谢灵运手中，玄言的成分缩小为诗的尾巴，山水描写变成诗的主体，使玄言诗转向山水诗而获得新的生命。
　　诗歌虽不宜成为玄理的枯燥注疏，但也需要理解以构成点睛之笔，这理趣被宋代诗人发挥到极致。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来，玄言诗自有其不可完全抹杀的历史地位。

      2466. 建安风骨
　　建安时代，“三曹”、“七子”并世而出，为中国诗歌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并确立了“建安风骨”这一诗歌美学的典范。曹操古直悲凉，曹丕便娟婉约，曹植文采气骨兼备。曹氏父子的创作，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徒诗的转变，为五言诗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以曹氏父子为中心，王粲、刘桢等“七子”竞逞才藻，各造新诗，都有鲜明的文学个性。
　　正始时期司马氏专权，政治险恶，作家陷于极度苦闷之中。阮籍的《咏怀》组诗，用比兴的手法，隐晦曲折地抒发感慨、批判现实，形成了与建安文学不同的风貌。
　　曹丕《典论·论文》称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为“七子”。七子中孔融年辈较长，且在建安十三年（208）被杀，因此实际上只有六人参加了邺下时期的文学活动。其中王粲、刘桢的成就最突出，钟荣《诗品》列之于上品。
　　东汉末年的动乱，即使建安文人饱受乱离之苦，也激起他们的政治热情，建功立业、扬名后世，成为他们共同的追求。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以天下为己任，其政治理想最具代表性，对同时代的文人有很大影响。曹丕博通经史百家，又善骑射，好击剑，颇有“救民涂炭”之志。曹植怀抱“戮力上国，流惠下民”的壮志，而不甘以文士自居。王粲、陈琳、徐干、阮瑀、刘桢等人，都有卓荦不凡的气质。王粲的《从军诗》自抒壮志云：“服身事干戈，岂得念所私。”“被羽在先登，甘心除国疾。”陈琳《诗》云：“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庶几及君在，立德垂功名。”刘桢《赠从弟》其三则曰：“何时当来仪，将须圣明君。”建安文人政治热情的普遍高扬，造成了当时诗歌“雅好慷慨”、“志深笔长”、“梗概多气”（《文心雕龙·时序》）的特点。“慷慨”一词，为建安诗人所习用，如曹操《短歌行》：“慨当以慷，忧思难忘。”曹丕《于谯作诗》：“慷慨时激扬。”陈琳《诗》：“慷慨咏坟经。”吴质《思慕诗》：“慷慨自俛仰，庶几烈丈夫。”曹植《薤露行》：“慷慨独不群”；《野田黄雀行》：“秦筝何慷慨”；《赠徐干诗》：“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情诗》：“慷慨对嘉宾，凄怆内伤悲”；《弃妇诗》：“慷慨有馀音，要妙悲且清”等。还有“悲风”这个意象，在建安诗歌中也常出现，如曹操《苦寒行》：“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阮瑀《诗》：“临川多悲风。”曹丕《燕歌行》二首其二：“悲风凄厉秋气寒。”曹植《野田黄雀行》：“高树多悲风”；《杂诗》：“高台多悲风”，“江介多悲风”，“弦急悲风发”；《赠丁仪王粲》：“悲风鸣我侧”等。建安诗歌这种悲凉慷慨的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人生苦短的哀叹，是建安诗歌的另一个主题。当时社会动乱，生灵涂炭，疾疫游行，人多短寿。如曹丕享年40岁，曹植享年41岁，王粲、徐干、应瑒、刘桢、陈琳皆死于建安二十一、二年的疾疫，孔融、杨修、丁仪、丁廙先后被曹操、曹丕所杀。这种情况对文人刺激很大。面对短促而又多艰的人生，建安诗人采取了三种不同的态度：第一种是单纯的哀叹，如：“天地无期竟，民生甚局促”（刘桢《诗》）；“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徐干《室思诗》）；“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阮瑀《七哀诗》）；“常恐时岁尽，魂魄忽高飞”（阮瑀《诗》）。第二种是慨叹岁月短促、功名未立，却仍努力追求。曹操的《短歌行》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又如曹植的《赠徐干》：“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圆景光未满，众星灿以繁。志士营世业，小人亦不闲。”第三类是努力突破天命的限制，在有生之年追求更高的人生价值。这在曹操的《龟虽寿》等诗中得到充分体现。后两种思想体现了建安诗人积极的人生观，对后世有志之士有很大的激励作用。
　　建安时代是文学开始走向自觉的时代，也是诗人创作个性高扬的时代。傅玄上晋武帝疏说：“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建安诗人多高自标置，以文才武略自负，在进行诗歌创作时，便不肯踵武前贤或效法同辈，而是另辟蹊径，努力展现自己独特的风貌。如曹操诗古直悲凉，气韵沉雄；曹丕便娟婉约，有文士气；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钟嵘《诗品》）；王粲和刘桢的诗：“仲宣躁竞，故颖出而才果；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刘勰《文心雕龙·体性》）。在诗体的运用上，也各具匠心。曹操的四言诗独擅一时；曹丕的《燕歌行》二首被誉为七言之祖；曹植、王粲、刘桢、蔡琰则以五言诗名世。在诗歌语言方面，曹操、阮瑀、陈琳诸人较为朴质，曹丕、王粲等人则较秀美；曹植既有风骨，又富文采，成为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代表。鲜明的个性色彩，是建安诗歌独具魅力的标志。
　　由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刘勰《文心雕龙·时序》），建安诗歌带有浓郁的悲剧色彩。其诗“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慆荡，辞不离于哀思”（刘勰《文心雕龙·乐府》），曹操诗“悲凉”（钟嵘《诗品》），曹植诗“颇有忧生之嗟”（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平原侯植诗序》），王粲诗“发愀怆之词”（钟嵘《诗品》），刘桢诗“感慨深至”（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二）。建安诗人处于时代与个人双重悲剧的交汇点上，都敢于正视苦难的社会与人生，勉励自己及他人惜时如金，及早建功立业，赢得不朽的名声。以上所举各点，就是“建安风骨”这一美学范畴的内涵。

      2467.正始之音
　　曹魏后期，政局混乱，曹芳、曹髦等皇帝既荒淫无度又昏庸无能，司马懿父子掌握朝政，废曹芳、弑曹髦大肆诛杀异己。此时文人的命运与建安时大不相同。拥曹的何晏、夏侯玄等人被杀。嵇康拒绝与司马氏合作，亦惨遭杀害。阮籍本有济世志，但不满于司马氏的统治，故以酣饮和故作旷达来逃避迫害，最后郁郁以终。山涛本来与阮籍、嵇康等人为友。同在“竹林七贤”之列，后来投靠司马氏。
　　正始时期的诗人，政治理想落潮，普遍出现危机感和幻灭感。此时的诗歌也与建安诗坛风貌迥异，反映民生疾苦和抒发豪情壮志的作品减少了，抒写个人忧愤的诗歌增多了，故阮籍诗“颇多感慨之词”（钟嵘《诗品》）和“忧生之嗟”（李善《文选注》），嵇康诗亦“多抒感愤”（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八）。由于正始玄风的影响，诗歌逐渐与玄理结合，诗风由建安时的慷慨悲壮变为词旨渊永、寄托遥深。因而正始诗歌也体现出其独特的艺术风貌，严羽《沧浪诗话·诗体》说：“以时而论，则有……正始体。”注云：“魏年号，嵇、阮诸公之诗。”
　　阮籍的代表作是《咏怀诗》八十二首。这些诗非一时一地所作，是其政治感慨的记录。这些诗抒感慨，发议论，写理想，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嵇康的诗，现存五十馀首。有四言、五言、七言和杂言，而以四言成就较高。应璩是建安诗人应瑒之弟，以《百一诗》闻名后世，其内容相当广泛，主旨是对曹爽的规劝。态度平和，正是儒家所提倡的温柔敦厚的风人之旨。语言质朴，以言事与说理见长，形象则有所不足。

      2468.两晋诗坛
　　两晋诗坛上承建安、正始，下启南朝，呈现出一种过渡的状态。西晋与东晋又各有特点，西晋诗坛以陆机、潘岳为代表，讲究形式，描写繁复，辞采华丽，诗风繁缛。左思的《咏史》诗，喊出了寒士的不平，在当时独树一帜。郭璞的《游仙诗》借游仙写其坎壈之怀，文采富艳。东晋诗坛被玄风笼罩，以王羲之、孙绰、许询为代表的玄言诗人，作品缺少诗意，“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虽在当时被视为正宗，却无生命力。东晋末年的伟大诗人陶渊明，开创了描写田园生活的风气，成为魏晋古朴诗风的集大成者。
　　西晋诗人多以才华自负，他们努力驰骋文思，以展现自己的才华。陆机《文赋》说“辞程才以效伎”，著文要“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为了逞才，他们对当时最能表现才华的辞赋都十分重视，辞赋创作既为他们带来巨大的声誉，又使他们在艺术技巧方面得到很好的训练。而他们的文才，也的确十分突出。
　　由于时代的原因，潘、陆诸人不可能唱出建安诗歌的慷慨之音，也不会写出阮籍那种寄托遥深的作品，他们的努力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拟古，二是追求形式的技巧的进步，并表现出繁缛的诗风。左思曾以《三都赋》名震京都，但奠定其文学地位的，却是其《咏史》诗八首。刘琨早年生活豪纵，且慕老、庄，后来参加卫国斗争，思想感情发生变化，闻鸡起舞的故事，最能见其性格。《扶风歌》是刘琨的代表作之一。永嘉元年（307）他任并州刺史，募兵千馀人，历尽艰辛才到达任所晋阳，诗写途中经历和激愤、忧虑之情。郭璞的游仙诗，今存19首，其中有9首为残篇。钟嵘《诗品》说郭璞的《游仙诗》“辞多慷慨，乖远玄宗”，“坎壈咏怀”，这是很确切的评价。
　　王羲之是东晋著名文士，为人率直、洒脱。他虽出身高门，却淡薄宦情，好隐居，与清谈名士交游，以山水吟咏为乐。兰亭之会在后世享有盛名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王羲之写了一篇《兰亭集序》。玄言诗兴盛于东晋，一方面是魏晋玄学及清谈之风兴盛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与东晋政局及由此而形成的士人心态有关。东晋玄言诗的代表人物是孙绰和许询。

      2469. 两晋文坛新貌
　　沈约将建安文风的特点归纳为“以气质为体”（《宋书·谢灵运传论》），气质体现为个性。文学不再是经学的附庸，褪去了政教的色彩，更注重个性的表现。曹丕提出“文以气为主”（《典论·论文》）的命题，适时地反映了当时人对文学特性的认识与追求。这种文学取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正如陆机所谓“吐滂沛乎寸心”（《文赋》），乐观、悲观、慷慨、颓放、自得、内疚，各种沉潜的或稍纵即逝的感悟倾注于笔端，因而这个时期的文学从总体上说，较之于两汉，更具有一代人精神史料的价值。建安文学的时代风貌，首先在诗歌中得到集中体现，即如刘勰所言“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文心雕龙·明诗》），这是无疑的。不过，辞赋、书信、诏令等其他文体的创作，也流露出一种新鲜生动的气息，既表现为对旧体载的改造，也表现为强化应用文的文学性，从而下开其后文章创体增类、标能竞才的风尚。
　　正如刘勰用“气爽才丽”一语评论魏之三祖（《文心雕龙·乐府》），“气爽”与“才丽”的结合，其实也是建安群才的共同特点。沈约指出：“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宋书·谢灵运传论》）其中曹植在表现“盛藻”方面尤为突出，其《前录自序》称：“故君子之作也，俨乎若高山，勃乎若浮云，质素也如秋蓬，摛藻也如春葩。”以“春葩”自喻文采斐然。伴随着“诗赋欲丽”（《典论·论文》）说的提出，“丽”的审美要求不局限于诗赋，也影响到书表铭颂论说等其他体裁，从而大大加速了东汉以来文章渐趋骈化的进程，推动骈文臻于成熟。就建安文章而言，由于注重“气质”，故对藻饰的讲求尚能情辞相称，这也为后世建立了“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的典范。
　　在建安各体文章中，曹操的教令甚具异彩，饶有通脱之风。诏令之体，属于庙堂之制，在两汉时期，这种体制的文辞庄重典雅。曹操所作诸令，不但思想无所顾忌，而且行文风格也不拘常例。作于建安十五年（210）的《让县自明本志令》，自述身世志愿，恳切坦率，其中并不讳言自己功高盖世：“今孤言此，若为自大，欲人言尽，故无讳耳。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又说到自己不愿放弃兵权，以博谦退的美名，原因就在于“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明代张溥评之为“未尝不抽序心腹，慨当以慷”（《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魏武帝集》）。再如其《求贤令。标举“唯才是举”，《举贤勿拘品行令》甚至提出对“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也“勿有所遗”。正因称心而言，字里行间流动着一股率真之气，所以就容易带有个人色彩。这对于公文性质的诏诰而言，不啻是一种文学性的改造。
　　同样在应用性的文体中显露出文学魅力的，是曹丕、曹植的书札。其写作的动因，似并无具体事由，内容多为抒发当下的悲欢契阔之情，裁书叙心，因而较之前代书札，更能随境生趣，摇曳多姿。
　　辞赋在魏晋时期出现了新局面，其标志是抒情小赋的涌现，从而拓展了辞赋的表现领域与表现风格。沿着东汉以来情理赋发展的方向，魏晋之际的辞赋创作显示出抒情化、小品化的特色。随着感情表现领域的扩大，作者的表现力也在个性化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与东汉班固、张衡等赋家兼善散体大赋与骚体辞赋不同，这一时期的作家往往集诗人与小赋作者于一身，这也标志着诗赋交相影响的深化。王粲的诗赋为“七子之冠冕”（刘勰《文心雕龙·才略》），其代表作是《登楼赋》。
　　由于主体意识和抒情因素的强化，魏晋时期涌现出一批体物写志的佳作。如曹植写《洛神赋》，构思与手法虽受宋玉《神女赋》的启发，但主题发生了变化。《神女赋》借再现襄王梦中艳遇的经历，意在讽喻君王不可贪变美色，而《洛神赋》描绘对洛神的追求与幻灭过程，借以抒发作者个人政治上的失意和理想的破灭，这是对传统题材加以转换的一个典范。因政治险恶而倍感命运多舛的文人们，有的在赋中吐露一腔悲愤，如向秀《思旧赋》以极为凝练含蓄的语言，对惨死于司马屠刀下的友人追念感怀，并对迫害贤良的当政者寓有怨愤谴责之意；有的在赋中嬉笑讥讽，如阮籍《猕猴赋》刻划贪求利欲者“人面兽心”的丑态，他在颇具赋体风貌的《大人先生传》内，将虚伪的礼法之士讥为“何异夫虱之处裩中”，这一辛辣的比喻从《庄子·徐无鬼》的“豕虱”之喻变化而来，其对封建礼法的批判之意则更为坚锐。鲁褒的题为论而体亦如赋的《钱神论》痛诋唯利是图寡廉鲜耻的恶俗；有的在赋中寻求超脱放达，如刘伶《酒德颂》通过“大人先生”与“贵介公子”、“缙绅处士”的对峙，表达对名教礼法的蔑视；陶潜《归去来兮辞》展现了作者辞官归隐的意志和纯洁高旷的品性。这些作品篇幅几乎都不长，却意绪绵邈，给人以新鲜的感受。
　　辞赋生机的焕发，还表现在大赋的体式功能得到一定的调动。和魏晋以来，大赋仍有表现严正重大题材的习惯，不过与汉代不同的是，它已不限于国家政治生活之一端（如左思《三都赋》、潘岳《籍田赋》），更多更重要的是个人生活中的大事，如潘岳《西征赋》以及南北朝时期谢灵运《山居赋》、梁武帝《净业赋》、梁元帝《玄览赋》、颜之推《观我生赋》等。汉大赋多有以“乱”、“诗”、“歌”等形式系之文末的，但一般说来，这类文字的声情之美游离于主体结构之外，而魏晋以后的大赋则倾向于有意识地在主体结构中汲取诗意，不少中长篇作品的命题就取自诗骚或抒情小赋。被刘勰认为是“策勋于鸿规”的潘岳（《文心雕龙·诠赋》），在这方面颇具匠心，如其《秋兴赋》之于宋玉《九辩》，《闲居赋》之于张衡《归田赋》，《西征赋》之于班彪父女的《北征赋》、《东征赋》都是如此。后世庾信《哀江南赋》题目取自《楚辞·招魂》“魂兮归来哀江南”。杜甫也常以赋题为诗，如其《秋兴》和《北征》，一为联章，一为长篇，这种拓展文体的方法，可以在此找到发源的因素。
　　魏晋学术，一改汉代儒术独尊的局面，刑名、老庄之学兴盛，道佛二教亦各有发展，从而形成继春秋战国以后又一个思想活跃期。各种思想交锋争辩，成为一时风尚。谈辩之风也影响于文章，如赋体出现辩难之作，以及以思理见长的作品，包括探讨玄学或寄寓佛理。但最能凸现这一时期论辩风采的，则是论辩文。单篇说理之文，虽起于汉代，但受特定时代学术风气的激荡，论辩文至魏晋才出现高潮，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主题广泛，主要有研寻哲理、衡论宗教、品藻人物，箴贬风俗、讨论礼制等内容；二是名家辈出，并形成具有时代特征的风力，刘勰举出傅嘏论才性同，以及王粲《去伐论》、嵇康《声无哀乐论》、夏侯玄《本无论》、王弼《易略例》、何晏《无为论》与《无名论》为代表，评为“并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盖人伦之英也”（《文心雕龙·论说》）。章太炎《论式》赞赏魏晋论辩文“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其中嵇康的成就最为杰出，他的论辩文，多涉及当时重要的玄学论题。《晋书》本传称他“好老庄”，“善谈理，又能属文。”。如其《养生论》阐发形神交相养之理，他的论辩文独高一世的原因，在于析理缜密，辞喻丰博，兼宗名法之家与道家论理之特长，做到精核而不失之苛察，通贯而不失之虚浮，从而将论辩文推到新的高度。

我们的祖先说得好，
活到老就要学到老。
辍学45年饱受煎熬，
老年大学让我自豪。

王胜乾 发表于 2014-6-20 22:05
我们的祖先说得好，
活到老就要学到老。
辍学45年饱受煎熬，

      中华文明早，
      传承很必要。
      知青去农村，
      老年返学校。

      2470.十六国文化
   　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引起匈奴、羯、氐、羌、鲜卑五个少数民族入据中原。他们先后在北中国的土地上建立政权，互相混战。在这些少数民族政权中，以氐族苻氏和羌族姚氏所建立的前秦和后秦的文化程度为最高,其次要算鲜卑慕容氏建立的前燕、后燕。此外，汉族人张轨、李暠在今甘肃境内建立的前凉和西凉政权，更是那个时代北方文化的中心。所以，在十六国的统辖区也曾产生过一些民歌和文人作品。
　　十六国时代的民歌较著名的大抵保存于《乐府诗集》所录《梁鼓角横吹曲》中。其中如《企喻歌》出于氐族；《琅琊王歌辞》出于羌族；《慕容垂歌辞》出于鲜卑族，大致都可以考定。还有一些作品，出于哪个民族则较难断定。除了《梁鼓角横吹曲》以外，《晋书》的“载记”部分还保存一部分当时的谣谚，如前秦时流传的“长鞘马鞭击左股，太岁南行当复虏”；“河水清复清，苻诏死新城”等（《晋书·苻坚载记》）。
　　十六国的文人作家以前凉和前秦为多。前凉的张骏有乐府诗《薤露》、《东门行》两首，见于《乐府诗集》。前凉大臣谢艾的奏疏曾被《文心雕龙》提到，他的文集见《隋书·经籍志》著录。西凉的李暠有《靖恭堂颂》，现已失传；他的《述志赋》载于《晋书》本传，这篇赋表现了他建功立业的志趣和对西凉局势的忧虑，写得尚有文彩。前秦的赵整有两首五言四句诗，用比兴手法对苻坚进行讽谏;还有一首琴歌《阿得脂》是杂言体，有些字句难解，大约杂用氐语。苻坚的侄子苻朗则是一个散文家，作有《苻子》，其中有不少片断颇具文学意味。女诗人苏蕙的《织锦迴文诗》虽然有文字游戏的意味，但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诗人驱遣文学语言的工力，此诗及其本事成为流传不绝的佳话。此外后秦宗幹为王尚申辩的奏章，被当时人认为可与“魏之陈琳、徐幹、晋之潘岳、陆机”（《晋书姚兴载记》）相比；另一个出生于后秦的文人胡义周为赫连勃勃作《统万城铭》，写得典雅庄重，《周书·王褒庾信传论》曾加以赞扬。
　　此外，前赵的刘聪、刘曜，割据四川的成政权的龚壮等，据《晋书》说都有作品，但这些作品均未保存下来。
　　关于十六国时代的文学状况，历来的史书都很少提到。只有《周书·王褒庾信传论》曾略加论述，认为当时的章奏符檄，尚有可观之作，在文风上接近西晋末年的作家；至于诗、赋，则作者很少。其实从《晋书》及一些类书中所引《十六国春秋》的佚文看，当时也不是没有人吟诗作赋，但因为艺术价值不高，所以流传不广，均已失佚。

      2471.南北朝文学
      南北朝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一个充满活力的创新期，诗、赋、小说等体裁，在这一时期都出现了新的时代特点，并奠定了它们在此后的发展方向。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看，魏晋南北朝文学出现的这些“新变”，与佛教在中土的传播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文学史上所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始于东汉建安年代，迄于隋统一，历时约四百年。这一时期的历史情况比较复杂。南北朝文学是文学研究整体中的一门重要学科。建国以来收各大专院校、科研机构集体编写和专家个人编写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各有特色，其中有些著作还发生过较大影响。

      2472.南北朝文学慨述
　　中国古代小说有两个系统，即文言小说系统和白话小说系统。魏晋南北朝时期，只是文言小说。这时的小说可以统称之为笔记体小说，采用文言，篇幅短小，记叙社会上流传的奇异故事，人物的逸闻轶事或其只言片语。在故事情节的叙述、人物性格的描写等方面都已初具规模。作品的数量也已相当可观。但就作者的主观意图而言，还只是当成真实的事情来写，而缺少艺术的虚构。它们还不是中国小说的成熟形态。中国文言小说成熟的形态是唐传奇，白话小说成熟的形态是宋元话本。 从魏晋开始，历经南北朝，包括唐代前期，是中国文学中古期的第一段。综观这段文学，是以五七言古近体诗的兴盛为标志的。五古在魏晋南北朝进入高潮，七古和五七言近体在唐代前期臻于鼎盛。魏晋南北朝期间，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在这些变化中是最有意义的，正是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其他的变化和发展。这期间宫廷起着核心的作用，以宫廷为中心形成文学集团。集团内部的趋同性，使文学在这一段时间内呈现出一种群体性的风格，另一段时间又呈现为另一种风格，从而使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相当明显。
　　文学集团内出现了一些杰出的作家，如曹植、阮籍、庾信，但成就最高的陶渊明却不属于任何集团，他以超然不群的面貌高踞于众人之上。魏晋南北朝文学对两汉文学的继承与演化，在五言古诗和辞赋方面痕迹最明显。文人在学习汉乐府的过程中将五言古诗推向高峰；抒情小赋的发展及其所采取的骈俪形式，使汉赋在新的条件下得到发展。文学自觉的标志从人物品评到文学品评从文体辨析到总集的编辑文学理论体系的建立新的文学思潮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相对于文学创作异常地繁荣，（魏）曹《典论·论文》、（西晋）陆机《文赋》、（梁）刘勰《文心雕龙》、（梁）锺嵘《诗品》等论著以及（梁）萧统《文选》、（陈）徐陵《玉台新咏》等文学总集的出现，形成了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高峰。

      2473.南北朝文学历代过程
　　南北朝文学一是全国长期分裂。从汉末大乱到三国鼎立，而后由西晋实现了短暂的统一，但为时不过二、三十年，接着又是连年混战和南北大分裂，直到隋重新统一。在中国历史上，这是分裂时间最长的时代。二是政权更迭频繁。整个魏晋南北朝，除了东晋和北魏存在的时间超过一百年外，其余的王朝寿命都不长。南方的宋、齐、梁、陈四代，最长的宋立国约六十年，最短的齐才二十多年。三是社会动乱。在这一时期，由于国家分裂，政权不稳定，各种力量为了夺取统治权或扩大统治范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同时并立的政权之间总不免互相征伐，新旧王朝的更代大多也是通过战争实现的。即使没战争，统治集团中的权力之争同样充满着杀气。在不断发生的社会动乱中，不但普通民众蒙受了巨大的灾难，许多上层人士也难免杀身之祸。四是民族矛盾尖锐。自汉魏以来，中国西部和北部的少数民族开始大量向内地迁移。他们受到汉族统治力量的深重压迫。到了西晋后期，发生宗室争夺皇权的“八王之乱”，这些少数民族的首领纷纷趁机而起，并把汉族政权赶到了南方。在他们统治的北方地区，反过来又对汉族民众进行了残酷压迫。而南方汉族政权的北伐、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南征，也时起伏。 汉代末年在察举制度下，士族中已经流行着乡党评议的风气，如许劭与从兄许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此外，郭太也以关于鉴人而名闻天下。魏文帝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以后，人物品评的风气更加兴盛。（魏）刘卲（或作“劭”、“邵”）的《人物志》总结了鉴察人物的理论和方法，特别重视人的材质，形成才性之学。（宋）刘义庆《世说新语》的《识鉴》、《赏誉》、《品藻》、《容止》等门，记载了许多品评人物的生动事例。
　　人物品评在汉末多带有预言成败的意味，偏重在识鉴人才、拔擢俊彦，所以品评的重点在政治、道德方面。魏晋以后的人物品评有一个新的趋势，就是在预言性和政治、道德的评议外，增加了许多审美的成分，为已经享名的人物用形象的语言、比喻象征的手法加以品题。如《世说新语》中的这些品题：“公孙度目邴原：‘所谓云中白鹤，非燕雀之网所能罗也。’”（《赏誉》）“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赏誉》）“时人道阮思旷：‘骨气不及右军，简秀不如真长，韶润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渊源，而兼有诸人之美。’”（《品藻》）“有人叹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容止》）《世说新语》中品题人物常见的审美概念有：清、神、朗、率、达、雅、通、简、真、畅、俊、旷、远、高、深、虚、逸、超等，其中最常见的是：真、深、朗三者。而用作比喻的又不乏自然物象，如：千丈松、松下风、玉树、玉山、云中白鹤、龙跃云津、凤鸣朝阳。人物审美的兴盛，对文艺审美起了催化的作用。有的文学审美范畴来自人物审美，如“风骨”、“骨气”、“风神”、“清虚”、“清通”、“高远”、“情致”、“才情”等。而人物流品的划分，也直接影响着文艺批评，锺嵘《诗品》、庾肩吾《书品》、谢赫《古画品录》，就是明证。
　　刘勰《文心雕龙》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建立了完整的体系。《文心雕龙》共50篇，包括总论5篇，文体论20篇，创作论19篇，批评论5篇，最后一篇《序志》是全书的自序。它的内容博大精深，主要的贡献在以下两个方面：一、论述了文学发展的外部原因和内部规律。关于外部原因，它认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时序》）将文学的变化与社会的风俗、政治的兴衰联系起来。关于内部规律，它总结为“通”和“变”（《通变》），也就是继承和创新两方面的交互作用。刘勰在《明诗》等篇中论述了一些文体在历代的演变过程，《才略》则评论了历代的作家，这些论述已成为后人研究文学史的重要参考，至今仍有不可替代的参考价值。二、总结了许多宝贵的文学创作经验，揭示了创作活动的奥秘，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创作论。关于创作论，陆机在《文赋》里就有深入的探讨了，特别是对驰骋想象，捕捉形象，发挥独创性，以达到“意称于物”这个过程，描述得相当精彩。在<文心雕龙>中创作论这一部分是全书精粹，书中有许多精辟的概括，如“神思”、“体性”、“风骨”、“定势”、“情采”、“隐秀”等，涉及形象思维、艺术想象、艺术风格、艺术构思等许多重要的问题，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
　　总集的编辑是文体辨析的自然结果。萧统的《文选》是现存最早的文学总集，李善注《文选》六十卷，选录了先秦到梁代共130人的作品，另有古乐府三首和《古诗十九首》，共七百馀篇。此书的编排方法是先将文体分为赋、诗、骚、七、、诏、册、令、教、文等37大类，然后在一些大类之下再按题材分为若干小类，如赋又分为“京都”等许多小类。其中诗占了将近13卷的篇幅，共334首，是各类中数量最多的。从萧统所选诗歌可以看出，他带有较大的宽容性，他选诗最多的三位诗人是：陆机52首、谢灵运40首、江淹31首，以今天的眼光看来他们不一定是最优秀的。在标举第一流的诗人这方面，萧统的眼光并不是第一流的；但在推崇被忽视的优秀诗人（如陶渊明、鲍照）这方面，他却有极高的眼光。陶渊明入选8首，鲍照入选18首，他们在《文选》中得到这样高的地位，说明萧统是一位很有文学眼光的选家。《文选》自唐代以来赢得文人的广泛重视，并逐渐形成“文选学”，它在文学史和文献学上的地位是值得重视的。

      2474.南北朝文学特点
　　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论著中，可以看到一种新的文学思潮，这就是努力将文学从学术中区分出来，进而探寻文学的特点、文学本身的分类、文学创作的规律，以及文学的价值。在汉代，儒家诗都占统治地位，强调诗歌与政治教化的关系，诗歌被视为“经为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大序》）的工具。至于诗歌本身的特点和规律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魏晋以后，诗学摆脱了经学的束缚，整个文学思潮的方向也是脱离儒家所强调的政治教化的需要，寻找文学自身独立存在的意义。这时提出了一些崭新的概念和理论，如风骨、风韵、形象，以及言意关系、形神关系等，并且形成了重意象、重风骨、重气韵的审美思想。诗歌求言外之意，音乐求弦外之音，绘画求象外之趣，各类文艺形式之间互相沟通的这种自觉的美学追求，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创作，就是在这种新的文艺思潮的影响下展开的，同时它也为这种文艺思潮提供了赖以产生的实践依据。这个时期文学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服务于政治教化的要求减弱了，文学变成个人的行为，抒发个人的生活体验和情感。赋，从汉代的大赋演化为魏晋南北朝的抒情小赋，便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转变。五言古诗在汉末蓬勃兴起，文人的个人抒情之作《古诗十九首》被后人奉为圭臬。此后曹植、王粲、刘桢、阮籍、陆机、左思、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朓、庾信，虽然选取的题材不同、风格不同，但走的都是个人抒情的道路，他们的创作也都是个人行为。其中有些政治抒情诗，抒写政治生活中的愤懑不平，也并不带有政治教化的目的。至于梁陈宫体诗，虽然出自宫廷文人之手，也只是供宫廷娱乐之用而已。诗人们努力的方向在于诗歌的形式美，即声律、对偶、用事等语言的技巧，以及格律的完善。正是在这种趋势下，中国的古诗得以完善，新体诗得以形成，并为近体诗的出现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唐诗就是在此基础上达到了高峰。

      2475.南北朝文学观念
　　士族与庶族的对立寒士的不平文学家庭宗教与伦理。早在东汉后期，士大夫中就出现了一些世家大族，他们累世公卿，专攻一经，门生、故吏遍天下，在察举、征辟中得到优先，是一个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占据了特殊地位的阶层。士族的势力在曹操掌权时一度受到抑制，到了魏和西晋重新兴起。魏文帝曹丕建立九品中正制，因为中正官把持在士族手中而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晋书·刘毅传》）的局面。士族子弟经过中正品第入仕，形成世代相传的贵胄；而寒门庶族几乎失去了入仕的机会。进入东晋，士族门阀的势力更加强盛，特别是一些高级士族控制了中央政权，形成“王与马，共天下”（《晋书·王敦传》）的局面。这种门阀政治是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在东晋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到了南朝，士族势力衰微，遂又回到皇权政治。 门阀制度阻塞了寒士的仕进之路，一些才高的寒士自然心怀不平，士族和庶族的对立成为这个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寒士的不平反映在文学创作中，也就成为这个时期文学的一个特色。其实寒士的不平早在战国时代的文学作品中就有所反映了，《楚辞》宋玉《九辩》：“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算是他们最早的呼喊。《古诗十九首》：“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坎坷长苦辛。”则反映了寒士希望改变其地位的要求。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门阀制度下，寒士的不平更为强烈，在诗中的呼喊之声也就更为高亢。左思《咏史》其二：“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形象地反映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社会情况。其六写出自己这一介寒士的高傲：“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其五最后两句：“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则充分表现了寒士的气概。鲍照也将寒士的不平倾泻到诗中，如“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拟行路难》其六）。
　　文学家族的大量出现也是值得注意的现象。例如：三曹（曹操及其子曹丕、曹植）；阮瑀及其子阮籍；嵇康及其子嵇绍、绍从子嵇含；三张（张载及其弟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兄弟），两潘（潘岳及其从子潘尼）；傅玄及其子傅咸；谢安及其孙谢混，谢混及其族子谢灵运、谢瞻、谢晦、谢曜，谢灵运及其族弟谢惠连、其同族的谢朓；萧衍，其子萧纲、萧绎。文学家族的大量出现与门阀制度有直接的关系，文学乃至文化集中在少数世家大族手中，与政治的权力一起世代相传。文学家族在魏晋两代尤盛，南朝以后逐渐减少，这与南朝门阀势力的逐渐衰微的趋势是一致的。
　　重视门第的风气在文学作品中还表现为对宗族关系和伦理观念的强调。在魏晋南北朝的诗中，有一些追述或炫耀自己宗族门第的作品，在那些表现伦理关系或规诫子弟的诗中也往往带有追述先祖功德的内容，以及绍续家风、重振家业的愿望和使命感，而且多用典雅的四言形式写成。例如：王粲《为潘文则作思亲诗》，曹植《责躬》，潘岳《家风诗》，陆机《与弟清河云诗》，陆云《答兄平原诗》，左思《悼离赠妹诗》，潘尼《献长安君安仁诗》、《赠司空掾安仁诗》，谢混《戒族子诗》，陶渊明《命子诗》、《赠长沙公诗》等。有趣的是进入南朝以后，随着士族的没落，这类诗几乎不见了，谢灵运的《述祖德》五言诗二首算是例外。

      2476.南北朝文学渗透
　　摆脱两汉经学的束缚自然与真言意与形神魏晋风流：颖悟旷达真率之美从玄言到理趣。魏晋时期形成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它的理论形态就是魏晋玄学。魏晋玄学的形成和老庄思想有明显的关系，东晋以后又吸取了佛学的成分，步入新的阶段。这是一种思辨的哲学，对宇宙、人生和人的思维都进行了纯哲学的思考。它和两汉的神学目的论、谶纬宿命论相比，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魏晋玄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经籍的方法，对于打破汉代繁琐经学的统治也起了积极的作用。从两汉经学到魏晋玄学，是中国思想史的一大转折。玄学有几个重要的论题：崇有与贵无、名教与自然、言意之辨、形神之辨、名理之辨。对文学和艺术有直接影响的是崇尚自然的一派、言不尽意的一派和得意忘言的一派。 “自然”一词不见于《论语》、《孟子》，是老庄哲学特有的范畴。其所谓“自然”，不是近代所谓与人类社会相对而言的自然界，而是一种状态，即非人为的、本来如此的、天然而然的。玄学家郭象在《庄子注》中对老庄的自然之义有进一步的发挥。老庄认为有一个先天地万物而生的道，郭象则认为连这样一个道也不存在，之所以有万物，万物之所以如此，并不是由道产生的，也不是道使然的，是它们自然地如此。而“我”也是自己而然的，不取决于任何什么，也不依赖于任何什么，因而完全独立。只要顺应自然的状态和变化，无所待，无所使，自然而然，就可以进入自由自如的境界。“真”，也不见于《论语》和《孟子》，是道家特有的哲学范畴。老子把“真”视为道的精髓、修身的极致。《庄子》对“真”有一个界定：“真者，精诚之至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
　　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于人；不知贵真，禄禄而受变于俗，故不足。”（《渔父》）这就是说：“真”是一种至淳至诚的精神境界，这境界是受之于天的，性分之内的，自然而然的。圣人不过是谨慎地守住这个精神境界，不受外物的干扰而已。不受礼教约束的、没有世俗伪饰的、保持其天性的人，就是“真人”。这样看来，“真”和“自然”有相通的地方，它们不仅属于抽象理念的范畴，又属于道德的范畴。玄学中崇尚自然的思想，其影响所及就是进一步确立了以“自然”与“真”为上的审美理想。“自然”和“真”，在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虽然还未占据主导地位，但是体现着这种美的陶渊明的出现，以及嵇康、阮籍、锺嵘、刘勰、萧统等人关于“自然”和“真”的论述，却对此后整个中国文学产生了极极深远的影响。嵇康和阮籍本身就是玄学家；陶渊明不仅是诗人也是哲人，他的思想和玄学有很深的关系。陶渊明的作品是魏晋玄学渗入文学之中所结出的硕果。后人极力推崇陶渊明，并把他的自然和真视为文学的极致，证明了玄学对文学产生的积极影响。
　　言意之辩讨论的内容是言辞和意旨之间的关系，其中言不尽意论和得意忘言论对文学创作和文学鉴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以荀粲为代表的言不尽意论，认为言可达意，但不能尽意，指出了言意之间的联系和差别，以及言辞在表达意旨时的局限。以王弼为代表的得意忘言论，认为象的功用是存意，言的功用是明象，只要得到象就不必拘守原来用以明象的言，只要得到意就不必拘守原来用以存意的象。如果不忘象就不能真正得到意，不忘言就不能真正得到象。要想真正得到意必须忘象，要想真正得到象必须忘言。言不尽意论对创作论有所启发，得意忘言论对鉴赏论有所启发。语言是人类伟大的创造，然而它同人类丰富的感情、心理相比，同大千世界相比，又是苍白无力的。文学创作欲求达意，最好的方法是：既诉诸言内，又寄诸言外，充分运用语言的启发性和暗示性，以唤起读者的联想，让他们自己去体味那字句之外隽永深长的情思和意趣，以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陆机在《文赋》中已经注意到文学创作中的言意关系：“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
　　此后，陶渊明《饮酒》其五说：“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刘勰《文心雕龙·神思》说：“是以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意在咫尺而思隔山河。”“至于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至精而后阐其妙，至变而后通其数，伊挚不能言鼎，轮扁不能语斤，其微矣乎！”锺嵘在《诗品》中每以滋味论诗，他说：“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心动，是诗之至也。”滋味，固可求诸言内，更须求诸言外。言有尽而意无穷。这个道理对诗人和读者都很重要。中国诗歌的艺术精髓说到底就在于此。而这正是受了魏晋玄学的启发而得到的。新的社会思潮改变着士大夫的人生追求、生活习尚和价值观念。儒家的道德教条和仪礼规范已失去原有的约束力，一种符合人类本性的、返归自然的生活，成为新的追求目标。身外的功业荣名既然受到怀疑，便转而肯定自身的人格。身后的一切既然那么渺茫，便抓紧即时的人生满足。他们以一种新的眼光看待世界，以一种新的情趣体验人生，成为和汉儒不同的新的一代。这一代新人所追求的。

      2477.南北朝学术影响
　　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兴盛是与文学的自觉联系在一起的。文学的自觉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它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是经过大约三百年才实现的。所谓文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第一，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汉朝人所谓文学指的是学术，特别是儒学，《史记·孝武本纪》：“而上向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这里所说的文学显然是指学术。到了南朝，文学有了新的独立于学术的地位，宋文帝立四学，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并立；（宋）范晔《后汉书》单列《文苑传》，与《儒林列传》等并立，都是重要的标志。同时又有文笔之分，《文心雕龙·总术》：“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这代表了一般的认识。梁元帝萧绎《金楼子·立言篇》对文笔之分有进一步的说明：“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渭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萧绎所说的文笔之别已不限于有韵无韵，而强调了文之抒发感情以情动人的特点，并且更广泛地注重语言的形式美。他所说的“文”已接近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了。第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文体辨析可以上溯至《汉书·艺文志》，至于《东观汉纪》以及蔡邕的《独断》、刘熙的《释名》等反映了早期的文体辨析的意识。更为明晰而自觉的文体辨析则始自曹丕的《典论·论文》，他将文体分为四科，并指出它们各自的特点：“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文赋》进一步将文体分为十类，对每一类的特点也有所论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将诗和赋分成两类，并指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特点。（西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就现存佚文看来，论及12种文体，对各种文体追溯其起源，考察其演变，并举出一些作品加以讨论，比曹丕和陆机又进了一步。（东晋）李充《翰林论》联系风格来辨析文体，是对文体风格的进一步探讨。到了南朝，文体辨析更加深入系统了，（梁）任昉的《文章缘起》分为84题，虽不免琐碎，但由此可见文体辨析的细致程度。至于《文心雕龙》和《文选》对文体的区分既系统，对文体的讨论也很深入。《文心雕龙》的上篇主要的篇幅就是讨论文体，共分33大类。其《序志》说：“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
　　”对每种文体都追溯其起源，叙述其演变，说明其名称的意义，并举例加以评论。《文选》是按文体编成的一部文学总集，当然对文体有详细的辨析，这在下文还要讲到。如果对文学只有一种混沌的概念而不能加以区分，还不能算是对文学有了自觉的认识，所以文体辨析是文学自觉的重要标志。第三、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离不开审美的特性。所谓文学的自觉，最重要的或者说最终还是表现在对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上。上面提到过，“诗赋欲丽”的“丽”，“诗缘情而绮靡”的“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浏亮”，便已经是审美的追求了。到了南朝，四声的发现及其在诗歌中的运用，再加上对用事的对偶的讲究，证明他们对语言的形式美有了更自觉的追求，这对中国文学包括诗歌、骈文、词和曲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而《文心雕龙》以大量篇幅论述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涉及情采、声律、丽辞、比兴、夸饰、练字等许多方面，更是文学自觉的标志。

      2478.南北朝文学风尚
　　乱世与乱世文学文人多遭杀戮的命运药与酒：生死主题、求仙主题、隐逸主题。如果将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都称作乱世，也许并不过分。汉末的战乱，三国的纷争，西晋统一不久发生的“八王之乱”，西晋的灭亡与晋室的东迁，接下来北方十六国的混战，南方东晋王敦、桓玄等人的作乱，北方北齐、北魏、北周等朝代的一次次更迭带来的斗争，南方宋、齐、梁、陈几个朝代的更迭带来的争斗，以及梁末的侯景之乱，再加上东晋、南朝的北伐，北朝的南攻，在三百多年里，几乎没有多少安宁的时候。战乱和分裂，成为这个时期的特征。战争使很多人丧生，伴随着战乱而来的饥馑、瘟疫以及人口的大规模迁徙，不知又夺走了多少人的生命。这种在状况在文学作品中可以得到印证，曹操的《蒿里行》说：“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千里无鸡鸣”说出人烟的荒凉，“生民百遗一”说出人口的锐减。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其四说：“徘徊丘垄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馀。”写到整个村庄的灭绝。

      2479.南北朝文学命运
　　魏晋南北朝文学是典型的乱世文学。作家们既要适应战乱，又要适应改朝换代，一人前后属于两个朝代甚至三个朝代的情况很多见。敏感的作家们在战乱中最容易感受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命运的难卜，祸福的无常，以及个人的无能为力，从而形成文学的悲剧性基调，以及作为悲剧性基调之补偿的放达，后者往往表现为及时行乐或沉迷声色。这种悲剧性的基调又因文人的政治处境而带上了政治的色彩。许多文人莫名其妙地卷入政治斗争而遭到杀戮，如孔融、杨修、祢衡、丁仪、丁廙、嵇康、陆机、陆云、张华、潘岳、石崇、欧阳建、孙拯、嵇绍、牵秀、郭璞、谢混、谢灵运、范晔、袁淑、鲍照、吴迈远、袁粲、王融、谢朓等。还有一些死于西晋末年的战乱之中，如杜育、挚虞、枣嵩、王浚、刘琨、卢谌等。 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创作很自然地形成一些共同的主题，这就是生死主题、游仙主题、隐逸主题。这些主题往往以药和酒为酵母引发开来，药和酒遂与这个时期的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生死主题主要是感慨人生的短促，死亡的不可避免，关于如何对待生、如何迎接死的思考。在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中已有不少感叹生死的诗歌，《薤露》、《蒿里》之作，以及“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等诗句，可以说是这类主题的直接源头。魏晋以后生死主题越发普遍了，曹丕的《又与吴质书》很真切地表现了当时带有普遍性的想法：“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何可言！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
　　古人思秉烛夜游，良有以也。”他因疾疫造成众多亲故死亡而深感悲痛，由此想到少壮当努力成就一番事业，又想秉烛夜游及时行乐。生与死是一个带有哲理意味的主题，如果结合人生的真实体验可以写得有血有肉，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短歌行》）“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陶渊明《拟挽歌辞》）“春草暮兮秋风惊，秋风罢兮春草生。绮罗毕兮池馆尽，琴瑟灭兮丘垄平。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江淹《恨赋》）如果陷入纯哲学的议论又会很枯燥，如东晋的玄言诗。对待人生的态度无非四种：一是提高生命的质量，及时勉励建功立业；二是增加生命的长度，服食求仙，这要借助药；三是增加生命的密度，及时行乐，这须借助酒。第四种态度，就是陶渊明所采取的不以生死为念的顺应自然的态度。从陶诗看来，他不再是一个自叹生命短促的渺小的生灵，他具有与“大化”合一的身份和超越生死的眼光，因此他的这类诗歌便有了新的面貌。
　　游仙主题与生死主题关系很密切，主要是想象神仙的世界，表现对那个世界的向往以及企求长生的愿望。《楚辞》中的《离骚》、《远游》已开了游仙主题的先河，不过那主要是一种政治的寄托。魏晋以后，游仙主题作为生死主题的补充，企求长生的意思变得浓厚了。如曹操的《气出唱》、《精列》，曹植的《游仙》、《升天行》、《仙人篇》，张华的《游仙诗》，何劭的《游仙诗》，已经构成一个游仙的系列。特别是郭璞的多首《游仙诗》，使游仙主题成为魏晋南北朝文学中不可忽视的一个主题了。
　　隐逸主题包括向往和歌咏隐逸生活的作品，也包括招隐诗、反招隐诗，形成这个时期的一种特殊的文学景观。隐逸思想早在《庄子》书中就体现得很强烈了，隐逸主题可以追溯到《楚辞》中淮南小山的《招隐士》。汉代张衡的《归田赋》，可以视为表现这类主题的早期作品。到了魏晋以后，沿袭《招隐士》的作品有左思和陆机的《招隐诗》、王康琚的《反招隐诗》。沿袭《归田赋》的作品有潘岳的《闲居赋》。而陶渊明的大量描写隐逸生活和表现隐逸思想的作品，则使这类主题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所以锺嵘《诗品》说他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至于其他许多人的作品中，表达隐逸思想的地方就不胜枚举了。隐逸主题的兴起与魏晋以后士人中希企隐逸之风的兴盛有直接关系，而这种风气又与战乱的社会背景和玄学的影响有关。

      2480.《南北朝文学史》
      作者:曹道衡，沈玉成编著
　　文学史是文学研究整体中的一门重要学科。建国以来，收各大专院校、科研机构集体编写和专家个人编写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各有特色，其中有些著作还发生过较大影响。本书按时代分为十种十四册，计为《选秦文学史》、《秦汉文学史》、《魏晋文学史》、《南北朝文学史》、《唐代文学史》(上、下）、《宋代文学史》（上、下）《元代文学史》（上、下）《明代文学史》（上、下）《清代文学史》（上、下）《近代文学史》。各册自成起迄而互作适当照应，合则为文学通史，分则为断代文学史。本书编写的总要求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阐述中国古近代文学的基本面貌，要求材料比较丰富翔实，叙述比较准确充分，力图科学地、全面地评价作家、作品，从而阐明各种文学现象形成的历史过程及其继承和发展关系。

      2481.隋唐五代文学
      隋唐五代在中国历史上，属于封建社会中期。这是由长期的南北分裂进入统一，达到空前强盛，而最后又陷于大分裂的时期，也是封建经济和文化获得高度发展的时期。

      2482.隋代文学
      隋朝统一中国以后，采取了一些加强中央集权和恢复生产的措施，在政治、经济上，为继之出现的唐帝国打下了初步基础。隋代文学，基本上承六朝余绪，成就不高，但也提出了改革浮靡文风的要求，这一时期为由六朝文学向唐代文学的过渡时期。

      2483.唐代文学前期
      唐朝前期，经过太宗贞观年间到玄宗开元年间100多年的发展，对封建的政治、经济关系作了一系列调整变革，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和劳动者对封建主的人身依附，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唐王朝达到了国力强大、经济高涨的全盛阶段。同时，唐代文化在继承的基础上，也出现了全面高涨的形势。唐代的经学、史学、书法、绘画、建筑、音乐、舞蹈等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文学更放射出绚烂的异彩。特别是唐代诗歌。经过“初唐四杰”、陈子昂等人对齐梁余波的扫荡，以及发展其韵律、艺术表现手法方面的新形式，出现了后世所称道的“唐音”，体现了唐代新的精神和新的风格。在盛唐诗坛上，还产生了李白、杜甫以及王维、孟浩然、高適、岑参等大诗人，形成了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的高峰。清代学者沈曾植指出：“开元文盛，百家皆有跨晋、宋追两汉之思。”（《菌阁琐谈》）这种“凌跨六代”的壮志，正是盛唐时代精神的特征，是封建政治、经济高度发展在文化、文学上的反映。

      2484.“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这以后，中央政权削弱，藩镇割据形成，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唐德宗贞元年间到宪宗元和年间，遭战乱破坏的社会经济有所恢复，朝廷也曾一度振作，希图中兴。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有识之士发出了革除弊端、裨补时阙、挽回颓势的呼声。反映在文学领域，便出现了韩愈、柳宗元等人倡导的古文运动和白居易、元稹等人倡导的新乐府运动，产生了大量反映社会现实、有为而作的诗文，形成了唐代文学开元、天宝以后又一个高潮。同时，由于城市经济的发达，市民阶层的兴起，传奇小说、曲子词、变文等适应城市生活需要的文学样式也兴盛起来，较之唐前期，文学创作有了更多方面的发展。贞元、元和时期文学的显著特征是思想内容上谋求改革，艺术形式上追求创新。诗人作家大都怀抱壮志，自觉继承盛唐文学精神，而以复古为口号。所以沈曾植说：开元、元宝以后，“经大历、贞元、元和，而唐之为唐也，六艺九流，遂成满一代之大业”。

      2485.晚唐文学
      唐宪宗元和中兴的局面并未能持续很久。自唐文宗以后，随着唐王朝无可挽回地走向没落，社会危机愈演愈剧，终于爆发了黄巢领导的农民大起义，敲响了唐王朝的丧钟。晚唐杜牧、李商隐的诗歌，虽在艺术上有一定成就，但已不免抹有衰亡感伤的色彩。唐末皮日休、陆龟蒙等人的诗文，继承了新乐府运动和古文运动的传统，批判现实也较多地显露出愤激的情绪。与此同时，新兴的传奇、曲子词却更趋活跃。传奇的侠义神怪色彩更浓；温庭筠、韦庄大量创作曲子词，促进词的发展。进入五代十国以后，战乱频仍，社会动荡，文学趋于萎缩。只有西蜀和南唐相对说来较为安定，词在晚唐的基础上继续得到发展，为宋词的兴盛开辟了道路。

      2486.唐代文学
      唐代文学除受上述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基本制约外，还有一些唐王朝制订的制度、政策方针及社会风气的因素，对它的发展繁荣也有着显著影响。
　　唐代选拔人才，承袭并扩大了隋代的科举制度。其中最受重视的进士科以诗赋取士，以致写诗成了当时士人的必修科目。伴随科举而来的“行卷”风尚，也有助于锻炼士子的写作技能。只要诗文写得好，便可获得赏识，谋取官职，这对于中小地主阶层出身的士人从事文学创作，无疑是具有刺激作用的。正是他们，构成了当时作家队伍的主要力量。同时，唐代统治者大都爱好文艺，有的本身就会写诗作文，影响所及，从宫廷、官邸到酒楼、妓馆，吟诗唱曲成了普遍的风气。这也为文学创作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唐代作家作品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大大超越了前代。仅《全唐诗》所收，就有诗人2200余家，诗作48900余首。《全唐文》所收，则有作家3000余人，文章18400余篇。而且各种艺术风格纷呈，各种文学流派争胜，使得整个唐代文学园地呈现出了繁荣景象。
　　唐代统治者对意识形态采取比较开放的政策。历朝除武后隆佛外，都以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但同时提倡、扶植佛、道。这也有助于人们思想的活跃和文学创作的活跃。唐太宗曾命孔颖达等修《五经正义》，以指导士子学习、理解儒家经义，并颁布天下，规定为科试经义的依据。当时科举中的明经科，以儒家经典为主要考试内容。在文学上，杜甫、韩愈、白居易等人的诗文及文学主张，都体现了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佛教在唐代极盛。玄奘、义净等高僧曾先后游历天竺（印度），带回上千部佛经，大量翻译传播。除纯粹取自天竺佛学的法相宗外，当时还出现了结合中国特点的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等佛教宗派。道教在唐代视如国教，老子李耳被认作皇室的祖宗，尊为太上玄元皇帝。李林甫、贺知章、颜真卿、李泌、元载等著名官员，都是道教信徒。当时佛道两教的寺院,成为遍布全国的大小庄园,影响及于社会的各个方面。在文人中，王勃、王维、梁肃、白居易、柳宗元、李商隐等，都与佛教发生过密切的关系。在他们的集子里，有不少为佛教寺院而写的碑、记一类文章。王维、孟浩然等人的山水诗，往往将写景与禅趣结合在一起。即使是反对佛教的韩愈，其名篇《南山诗》连用51“或”字的句式，也是从《华严经·入法界晶》、《佛所行赞》学来。王梵志、寒山、拾得一派的诗，则擅长用通俗的语言阐说佛理。佛教故事，对唐人小说也有影响。如《酉阳杂俎》引述顾守绩令人守丹灶的故事，出自《大唐西域记》；《续玄怪录》中杜子春的故事，袭自天竺。传奇中的剑侠故事，与密宗经典记载的“成就剑法”和种种神通也不无关系。变文更是由佛经直接演变而来的，它那种讲唱合体的形式，又影响了《长恨歌》和《长恨歌传》一类诗文的写作。佛都谈神悟境界，谈象外之说，还影响到文学批评，导致了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这一派诗论的出现。道教与当时文学的关系，也并不亚于佛教，李白就是深受道教影响的大诗人。《枕中记》等传奇小说，便明显地带有道教神异色彩。五代杜光庭的传奇集《神仙感遇传》、《墉城集仙录》和沈汾的《续仙传》等作品，都辑录了大量的神仙传说。还有为数不少的游仙诗和道观的碑记等，内容也与道教有关。但这些作品中消极成分往往占有很大比重。儒、释、道三家对唐代文学的影响，都既有积极的方面，又有消极的方面。
　　唐代中外文化和国内各民族文化的广泛交流，音乐、舞蹈、绘画等各种艺术的普遍繁荣，也给文学增添了绚丽的光彩。当时与唐帝国通商的有高丽、日本、天竺、大食以及东南亚、中亚等地的40余国。除上述佛教文化对唐代文学具有重要影响外，还有从波斯传入的景教、祆教、摩尼教，从大食传入的回教等，也都对唐代文学发生过程度不同的影响。少数民族和外国的音乐、舞蹈传入中土，不仅给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题材，而且促成了新的文学体裁的产生，如曲子词是配合燕乐乐调演唱的，而燕乐则大多采用或融合了少数民族和西域的音乐。另一方面，唐代文学也给了少数民族和外国以很大的影响。如古文家萧颖士，当时日本国人愿以为师；张志和的《渔父》词流传到日本，嵯峨天皇即有和作，成为日本词学的开山；白居易的诗集，也曾传到新罗和日本，为嵯峨天皇所爱赏，并为管原道真等人所仿作。在新疆，回族人坎曼尔不仅抄读白诗，学习其批判现实的精神，而且还会用汉文写诗。这种文化的大交流，无疑对中外各民族文化的发展繁荣，都是具有促进作用的。
　　唐代丰富多采的文学创作实践，还为文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唐代的文学理论家，既有重视作品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的一派，如陈子昂、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元稹、皮日休等；又有侧重于探讨作品艺术形式和艺术风格的一派，如皎然、司空图等。他们的文学理论和文学主张，都是从创作实践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反过来又指导、推动了创作实践。其中有些理论如“文以载道”说、讽喻说、象外说等，对唐代文学和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隋唐五代文学，主要是唐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学已发展到成熟的阶段。诗歌、散文、小说、戏曲等各种基本的文学形式在唐代都已出现，诗和文的创作更取得了高度的成就。

      2487.宋代文学
      宋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特殊地位，它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即处在中国文学从“雅”到“俗”的转变时期。所谓“雅”，指主要流传于社会中上层的文人文学，指诗、文、词；所谓“俗”，指主要流传于社会下层的小说、戏曲。传统所谓“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戏曲”的说法，指明了各个朝代文学样式发达繁荣的侧重点。我们应该充分评价元明清诗文词的成就，但其未能超宋越唐，则可断言。如果说，宋代诗文词（特别是文和词）是元明清作家们不断追怀、仰慕的昨天，那么，元明清小说戏曲的大发展就是宋代刚刚发展起来的白话小说和戏曲的灿烂明天了。
　　宋代继唐代以后出现了又一个诗歌高潮。虽然至今还没有一部《全宋诗》，但其总量超出《全唐诗》好几倍则是无疑的。宋代诗人大都一生勤奋写作，作品众多，如现存苏轼诗二千七百多首，杨万里四千多首，陆游近万首，远比唐代李、杜为多（李诗近千首，杜诗一千四百多首），充分说明宋诗繁荣的盛况。

      2488.宋代文学概述
　　公元960年后周赵匡撒发动陈桥兵变，一举夺取政权，建立了北宋王朝.此后近二十年中，宋朝统治者通过军事征伐和外交活动，消除了南北的一些较大的割据势力，逐渐实现了统一，从而结束了唐五代以来的分裂局面，使动荡不安的社会进入了相对稳定的时期。
　　北宋初年，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采取了一系列的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农民因此获得了喘息机会，广大农村从劳乏困疲中解脱出来，部分地区甚至出现“稻穗登场谷满车，家家鸡犬更桑麻”的富裕景象，农村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随着农业生产的进步，手工业和商业也呈现为与之相应的兴盛局而。冶矿、纺织、瓷器；印刷业也都迅速发达起来。并逐渐地出现了一些新的繁华都市。这一切都为宋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尤其是活字印刷的出现，使大量书籍得以迅速刊行于世，促进了文化知识的传播和交流，扩展了文人学者的视野。提高了他们著书立说的兴趣，以致私家著述纷纷问世，其规模和数量远远超过了前代。开封、杭州、成都、扬州等大城市的日益繁盛，则为词的创作扩充了题材，丰富了内容。并由于市民阶层文化生活的迫切需要，促成了民间说唱伎艺的高度发展，使话本小说等通俗文学迅速兴盛起来。
　　宋代思想界提倡“道学”或“理学’，讲究“推理以存义“（程颐《答扬时论西铭书》）。这种学术空气弥漫开来，就使宋代诗文创作带有较浓厚的说教色彩，文意刻露。‘’唐诗主情，故多蕴籍。宋诗主气，故多径露”（王士祯《师友诗传续录》）。宋代诗文的这一特殊风貌，与多为言情的唐代诗文比较，恰成鲜明的对照。

      2489.宋代历史环境
　　北宋巩固中央集权，太祖杯酒释兵权时，劝诸大将“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上层官僚地主广置田园，过着沉迷于歌台舞榭的生活。又优待文臣，除俸钱禄米外，又有职钱和职田，“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赵翼《廿二史札记·宋制禄之厚》）。又广开科举，宋初进士，依唐旧制，每岁不过二、三十人，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放进士几500人，比旧制多20倍（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一）。宋的疆域小于唐，“官五倍于旧”（宋祁《景文集·上三冗三费疏》）。这也使中下层地主阶级士子有更多的可能进入仕途，可以过着酣歌曼舞的生活。这跟宋朝的经济发展有关。宋初兴修水利，扩大农田，增加农户。农业有了发展，工商业更得到空前的发展。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汴京（今河南开封）的繁华景象；周密《武林旧事》记南渡后临安（浙江杭州）的盛况。宋代都市的繁荣，造成广大的市民阶层。歌楼舞榭，盛极一时，“瓦子”中表演技艺的场所空前繁荣。这都是宋代词和话本发展的重要条件。
　　宋代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不让地方势力对抗中央，对地主阶级士子采取思想上的控制政策。北宋孙复著《春秋尊王发微》，既尊朝廷，又谓“《春秋》有贬无褒，大抵以深刻为主”，“变为罗织之经”（《四库全书总目》），适应宋朝的加强思想控制，跟着产生“正统”理论。司马光论正统，称“立法度，班号令，而天下莫敢违者乃谓之王”（《通鉴》魏纪黄初二年），强调思想统一，宋代道学家又提出“道统”，在散文创作上又有“文统”的说法。道统、文统都推本于韩愈。这又成为宋代的古文革新运动的社会背景。
　　宋代文学中贯穿着爱国主义精神，愤慨国势削弱，外族侵凌，怀抱破敌立功的壮志的，早在苏舜钦的诗里，就有《庆州败》一类的诗。稍后，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里，有“射天狼”的豪情。到南宋陆游、辛弃疾等多数作家的大量作品里，更充满着爱国忧国之情。而到南宋灭亡前后，文天祥、谢翱等作家的诗文里，这种感情就更加强烈。这一特色，是宋以前文学所没有的。这种爱国主义精神一直感染着后来的读者，成为宋代文学的重要特色。
　　词这种体裁，从唐末到五代，配合燕乐，作为歌楼舞馆的唱辞，所谓“拾翠洲边，自得羽毛之异；织绡泉底，独殊机杼之功”（欧阳炯《花间集序》），用翠羽轻绡来比，指出当时的词，风格和语言要求轻靡。又称“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同前），写柔靡的恋情。到北宋初年，士大夫的流连歌舞，加上都市的歌楼舞榭中都在唱词，这种轻靡和绮丽的词盛极一时。北宋晁补之说词是“当行家语”（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引），李清照称词“别是一家”（《论词》），除了词要合乐外，主要指词的内容和风格都与诗不同。到了苏轼手里，以诗为词，到了辛弃疾手里，以文为词，打破了词和诗文的界线，扩大了词所反映的生活领域，从而使词成为宋代最重要的文学形式。随着都市的兴起，市民阶层的壮大，适应市民需要的各种娱乐活动纷纷兴起。周密《武林旧事》称临安有瓦子23处，最大的一处有勾栏十三个。其中“说话”的，以小说、讲史最受人欢迎。吴自牧《梦梁录》称小说有烟粉、灵怪、传奇、公案、扑刀、杆棒、发迹变泰等类。还有“讲史书”，讲历代史传战争兴废之事。说话的底本称话本。说话在唐代已经出现，到宋代有了更大的发展。宋代的话本反映市民生活，使小市民成为话本的主角。话本由说话人用当时的口语和浅近的文言词语来讲说，形成了一种新的文体。它刻画人物，运用性格化的语言，胜于过去文言小说里记述的语言。
　　北宋提倡古文，继承韩愈《原道》的道统说。韩愈论文是文道合一的。因此，北宋初柳开提倡古文，他在《应责》里说：“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这里隐约含有道统、文统的意味，但柳开讲的道没有新义，且所作文不免艰涩，影响不大。而欧阳修领导古文革新运动，所讲的道，不限于以儒家的仁义为道，他反对“弃百事不关于心”（《答吴充秀才书》），认为应从关心百事中求道；用音乐作比，不仅要知道“八音、五声、六代之曲”，还要懂得“动荡血脉，流通精神”，使人悲喜歌泣得所以然（《书梅圣俞稿后》），即要有所自得。这是他扩大了对道的认识。韩愈的古文，有提倡“文从字顺”的一面，又有主张“沉浸浓郁”、追求词藻、用险难字的一面。欧阳修的古文，避难取易，力求平易畅达，开一代风气，加上追随者的响应，就使宋代散文的发展不同于唐代散文，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
　　欧阳修的散文不取韩愈的散文奇险浓郁的一面，但宋代在诗文革新运动时期的诗，却学习韩愈的以文为诗，又有取于他的炼字琢句的一面。大概唐诗以风神情韵为主，宋代革新时期的诗人，要求有自己的风貌，发展以议论为诗，以筋骨思理见胜。宋诗“取材广而命意新”（曹学佺《宋诗选序》）。在命意新上，宋诗人创作了富有理趣的诗，构成了宋诗的特色。宋人“以才学为诗”，用古典成语来表达情意，成为黄庭坚江西诗派的一个特点。这样，宋代的诗文具有不同于唐代诗文的独特风貌。
　　宋代加强了思想控制，宋真宗大中祥符中，“尝下诏禁文体浮艳。议者谓是时馆中作《宣曲》诗，‘或谓颇指宫掖’”，“赖天子爱才士，皆置而不问，独下诏讽切而已，不然亦殆哉？”（陆游《渭南文集》卷三十一《跋西昆酬唱集》）唐朝人写诗来讽刺本朝史事、时事都没有事。杨亿、刘筠等在被信任时，写了“颇指宫掖”的诗，就被诏书借“文体浮艳”为名而加禁止。夏竦罢枢密使，范仲淹等执政，石介作《庆历圣德颂》，歌颂进贤去佞，孙复说：“子祸始于此矣！”由此招来了夏竦的忌恨而招致石介在死后差一点被发棺，并使石介子弟受连累，很久羁管他州。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轼在诗中反映新法推行中的缺点，即被逮捕下狱，几乎被处死，世称“乌台诗案”。宋代表面上对文人在政治上表示宽大，在思想上则注意控制，当是宋诗在讽喻兴寄上较唐诗逊色的原因。从此开始，封建统治阶级就编织成一张“文网”，历明代而至清代的前期，这张网愈收愈紧，终于发展到了政治上的大规模迫害。

      2490. 北宋前期文学
　　宋初文学，元代方回《送罗寿可诗序》称，“宋刬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仿效白居易体的有王禹偁，他也提倡杜甫的诗。倡“昆体”的为杨亿、刘筠等的《西昆酬唱集》，效李商隐体，以《宣曲》诗讽刺宫掖，被下诏禁止。效晚唐体的有九僧（见“惠崇”）、林逋、魏野等人，用清淡的风格来写幽静的隐居生活，都受到晚唐诗人贾岛、姚合的影响。这时期的宋诗，还是模仿唐诗，没有形成自己的独特风貌。到梅尧臣起来，他的诗用思深远，风格平淡，虽作近体，而存古意，“意新语工”，苏舜钦跟他并称。苏舜钦的诗，笔力豪俊、超迈横绝，好作古体，内容多结合当时现实。欧阳修学韩愈的以文为诗，又受李白诗的影响。但韩诗矫健，欧诗舒畅，风格不同，这时开始显出宋诗的特色。
　　北宋初期的散文，仍袭五代浮靡的文风。柳开倡言“革弊复古”，提出重道、致用、崇散、尊韩等观点,但他的文辞不免艰涩。继柳开之后倡导古文的有王禹偁，他主张“传道而明心”，继承韩愈“文从字顺”的一面，强调文贵乎“句之易道，义之易晓”（《答张扶书》），语言平易近人。此后提倡古文的有穆修、尹洙、石介等人。穆修访求校正韩柳集，提倡古文，尔后为尹洙。尹洙通知古今，为文简而有法，再后为欧阳修。尹洙称范仲淹《岳阳楼记》为“传奇体”（《后山诗话》），不满意他的描绘景物用辞藻及对偶。欧阳修不反对偶俪，所见较广。欧阳修是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他对“道”与“文”有自己的看法。他的文“纡徐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苏洵《上欧阳内翰书》），平易畅达，有情韵之美，开创了一代文风。他奖引后进，在他周围，团结了曾巩、王安石及苏洵、苏轼、苏辙父子等人，使宋代散文有了空前的发展。
　　北宋前期的词，代表作家有晏殊、欧阳修、柳永等。晏、欧的词主要是小令，多写闲情逸致，词风则承袭五代，受南唐冯延巳影响尤深，但基调有所变化。晏词趋向雍容淡逸，和雅温婉；欧词较为疏宕俊朗，深挚清丽。柳永是北宋第一个大量写作慢词的词人。他的词长于铺叙，不避俚俗，以白描的手法，极写都市繁华和悲欢离合之情。“尤工于羁旅行役”，且多以同情态度描写伶工乐妓的生活和愿望，发展了词体，扩大了词境。但也时有下笔率易、迹近淫靡之病。这一时期以小令著称的还有宋祁、范仲淹、晏几道等。宋、范均存词不多，前者有一些佳句流传很广，后者在内容上有重要突破；塞垣风光，戍边情怀，苍凉悲壮，慷慨生哀，确是俯视群流，独放异彩。晏几道是晏殊的幼子，与其父合称“二晏”。所作多数是对往事的低回追忆，感伤惆怅，委婉深沉。这一时期的慢词作家还有张先。其词与柳永齐名，但才力稍逊，长于炼句而短于炼意，词风偏于纤巧冶艳，意境不高。
　　就北宋前期的文学说，在欧阳修领导下的诗文革新运动已取得成功，宋代的诗歌和散文，已开始呈现出不同于唐代诗歌和散文的风貌。北宋前期的词，以柳永的创作长调最为突出，显示宋词比唐五代词有了新的发展。
　　继承欧阳修的古文创作理论的是曾巩，他称“畜道德而能文章”，认为“畜道德”“则公且是矣。而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寄欧阳舍人书》），又称“所记者岂独其迹也，并与其深微之意而传之”（《南齐书目录序》），这就本欧阳修对道和文的看法作了阐明。他的散文，平正通达，委曲详明，在艺术性上次于欧阳修。王安石的散文，内容深刻，辞气峭折，具有不同于欧阳修的风格。他在《上人书》里要求“自得”“资深”，加以“左右逢源”，所以他的文章深刻透辟，曲折如意。王安石的诗歌创作工于刻画，善于议论，罢相后退居钟山所作刻画景物的诗，精工明丽，为人所称道。他在修辞上的特点，就是借用古语来表达情思。由于他博极群书，“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答曾子固书》），所以造成“以学问为诗”的风气。他的词所作不多，但像〔桂枝香〕“登临送目”，写金陵怀古，已经是以诗写词，不过影响不大。王安石在诗文词的创作上，都有杰出成就。

      2491. 北宋后期文学
　　北宋后期继欧阳修领导古文革新的运动，并取得完全胜利的是苏轼，在诗歌的创作上有了进一步发展的是苏轼，在词的创作上，打破诗词的界限，以诗为词，开辟了词的境界的也是苏轼，苏轼是北宋最杰出的大作家。
　　苏轼继欧阳修起来，在完成北宋诗文词的革新运动方面，发挥了更大的更全面的作用。欧阳修讲的道是关心百事，有所自得。苏轼讲的道，如学潜水的“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日喻》），是在生活实践中有所体会，才能“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为辞达”（《答谢民师书》）。其实苏轼的所谓“道”，在概念上和儒家道家以及宋代程朱的所谓道都有不同，更多地偏重于生活体验，从生活中获得创作构思。他会运用“博喻”，用丰富、新鲜、贴切的比喻，来表达这种口未能言的体会。他的创作，“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随物赋形”（《文说》），既有深厚广阔的生活体验，又有“随物赋形”的形象表现手法，显示了北宋最杰出的文学成就。他的散文，论辩滔滔，气势雄壮，纵横变化，汪洋恣肆。他的赋，象《前赤壁赋》，是叙事、描绘、哲理的结合，情韵相生。他的小品，富有诗情画意，有丰富的想象力。他的诗“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才情奔放，曲折变化，无不达之意。“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赵翼《瓯北诗话》卷五）。他的词，打破了诗词的界限，以诗为词，风格多样，有清新俊逸的，有刚健豪放的，给词开辟了新的境界。他完成了北宋诗文词的革新运动。
　　苏门四学士是黄庭坚、秦观、张耒和晁补之，四学士外还有陈师道也极有名。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开创者，陈师道是江西诗派中仅次于黄庭坚的作者。黄庭坚主张“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答洪驹父书》）。这是把王安石、苏轼等的以学问为诗的实践发展而建立的一套理论。他“搜猎奇书，穿穴异闻”来引用“陈言”，显示他的学问；这种“陈言”是用来“陶冶万物”的，所以他的诗是有内容的，也表达了他的感慨和激情。对黄庭坚，论者毁誉不一，但他的主张和诗歌作品在宋代产生了很大影响。陈师道初学黄庭坚，后来改学杜甫。他表达切身体会的五言古诗，写得极为朴挚。张耒的诗较多地反映人民生活。秦观的词有很高成就，“寄慨身世，闲雅有情思，酒边花下，一往而深”（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若以其词论，直是初日芙蓉，晓风杨柳，倩丽之桃李，容犹当之有愧色焉”（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二）。他跟苏轼的词不同，是当时婉约派词的杰出者。当时著名词人还有贺铸，他的词秾丽中有清刚之气。
　　稍后的著名词人有周邦彦。他精通音律，创作了许多新调。他的词“多用唐人诗语，?括入律，浑然天成；长调尤善铺叙，富艳精工”（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在当时和后代都为人推重。李清照《论词》“乃知别是一家，要“协音律”，又称“晏（殊）苦无铺叙，贺（铸）苦少典重，秦（观）则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非不妍丽，而终乏富贵态”。她推崇的别是一家大概即指周邦彦的词，协音律，讲铺叙，较典重，有故实，这代表了当时的看法。李清照的词，是婉约派的正宗，工于抒情，用白描的语言曲折地表达深挚的情意，姿态百出。她南渡后的作品，经历了国破家亡的苦难，流露了极为凄苦的感情。这时期她的诗歌，又充满爱国激情，具有豪迈猷劲的风格。

      2492.南宋前期文学
　　经历了北宋覆亡的“靖康之难”，激起了南宋诗人抵抗侵略、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们虽然或多或少地受到江西诗派的影响，但时代的剧变，迫使诗人抛开江西诗派“取古人陈言”的写法，写出表现爱国主义精神的诗篇。这时期取得杰出成就的是陆游和辛弃疾的作品。稍早于陆、辛的诗人有陈与义，“建炎间，避地湖峤（两湖五岭），行万里路，诗益奇壮，造次不忘忧爱。以简严扫繁缛，以雄浑代尖巧。第其品格，当在诸家之上”（《宋诗钞·简斋诗钞》）。他的身世漂泊与杜甫相似，他的诗也转向杜甫学习，学到杜诗的音节宏亮，风格沉著。“中兴四大诗人”，“尤、杨、范、陆”并称。尤袤的诗大都散失。杨万里的诗，自称“步后园，登古城，采撷杞菊，攀翻花竹，万象毕来，献予诗材”（《诚斋荆溪集序》）。他从生活中抓住一点感受就写诗，这就摆脱了江西诗派的以学问为诗的规范，作出活泼自然的诗。只是他的爱国感情不够强烈。范成大出使金时所作72首七绝，表达了北宋亡国之痛，反映了遗民盼望恢复的心情。他的《四时田园杂兴》60首，对农民的疾苦有了深入反映，胜过以前的田园诗。这时期最杰出的诗人是陆游。陆游的诗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体会生活的隽永滋味，熨贴景物的曲折情状；另一方面是表达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要为国家报仇雪耻，收复失地，解救沦陷区人民，悲愤激烈。他在诗和词里都表现了这种精神，在诗里更为突出。陆游的散文也很有成就。他的论文、记叙，不少贯串着爱国感情。他的《入蜀记》，写景、议论、抒情，均极为生动。
　　辛弃疾是南宋前期最杰出的爱国词人。他在词里充满了洗雪国耻的豪情，写出了壮志难酬、国势衰落的悲愤。他在苏轼以诗为词后，“别开天地，横绝古今，《论》《孟》《诗小序》《左氏春秋》”，“拉杂运用”（吴衡照《莲子居词话》卷一），以文为词。他的词有纵横奔放的一面，又有秾丽纤绵的一面。这时期的辛派词人，有陈亮和刘过等人。陈亮词笔力矫健，气势豪放。刘过词有豪气，多壮语。陈亮又是著名的政治家，坚持抗战，反对投降，要“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自谓差有一日之长”（《宋史》本传）。还有叶适的散文，多论时事，独抒己见。“文章雄赡,才气奔逸，在南渡卓然为一大宗”（《四库全书总目·水心集》）。

      2493.南宋后期文学
　　南宋后期文学，由于宋金媾和以后，经历一段相对安定时期，爱国主义的歌声逐渐衰退，格律派词人兴起。这一派，以姜夔为最著名。“白石脱胎稼轩，变雄健为清刚，变驰骤为疏宕”（周济《宋四家词选序论》），格调较高，音调和婉。他的〔扬州慢〕写“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反映了一些战乱的感叹，但缺少爱国的激情。史达祖〔满江红〕《九月二十一日出京怀古》：“老子岂无经世术，诗人不预平戎策。”表达了一些忧愤。他以咏物词著名，工于刻画。姜夔替他的《梅溪词》作序，称为“融情景于一家，会句意于两得”（《花庵诗选》引）。吴文英的词，在修辞协律上用力，过于雕琢，不免晦涩。周密的词，讲求清丽，曾和吴并称“二窗”（周草窗、吴梦窗），词风相近，但周并不象吴的晦涩。他选南宋词为《绝妙好词》，代表了雅正派的观点。张炎的词，表达南宋亡国后的凄凉哀怨。他研究声律，在唱腔上用功。他提倡“清空”。姜夔、张炎的词对后世影响较大。清代以朱彝尊、厉鹗等人为代表的浙派词人，就是推崇他们的。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亦极推重他们，称：“姜尧章词，清虚骚雅，每于伊郁中饶蕴藉。”又称：“张玉田词，如并剪哀梨，爽豁心目。”此外，史达祖、吴文英、周密等南宋词人，也得到清代词人的推重。跟格律派词相当的，有四灵派和江湖派的诗。“永嘉四灵”，学晚唐贾岛、姚合的诗，凄清幽咽，境界太狭，抒情太偏。江湖派是受四灵派影响的诗派，其中最著名的诗人首推刘克庄，他在学晚唐体的诗里面填嵌成语典故，可是还不能摆脱晚唐体的格局。
　　南宋末年，文学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再度发扬，有反侵略的忠愤，有崇高的民族气节，也有遁迹山林宁死不屈的孤高。象文天祥的《指南录》和《指南后录》中的诗文，刘辰翁表现亡国之痛的词，汪元量表现忠愤气节的诗，以及记录亡国之痛的《越州歌》20首，谢翱的血泪文《西台恸哭记》，构成了宋代文学的强烈尾声。
　　宋代文学还有白话短篇小说的话本和平话，是说话艺人的底本。话本是适应市民阶层的壮大产生的。它反映了城市中小商人、手工业者和下层妇女的生活，以这些人为话本中的主人，塑造了各种人物，具有性格化的对话，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运用接近口语的白话。它适应听众陆续到达的需要，在正式讲故事前有诗词或其他简短故事组成的“入话”，用韵文来对人物或情景作描写，全文用诗词作结束。宋代话本赞美妇女对爱情的追求的，有《碾玉观音》、《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写公案故事的，有《错斩崔宁》，暴露封建官吏的草菅人命；写侠盗故事的，有《宋四公大闹禁魂张》，赞美宋四公等劫富济贫、惩罚为富不仁者的侠义行为等。
　　这种话本成为白话短篇小说的开端，对后代的白话短篇小说有深远的影响。平话讲历代故事，有《新编五代史平话》和《大宋宣和遗事》，对后代长篇小说的创作有一定影响。

     2494.宋代诗歌
　　往往体现为一定的质量。作为一代诗歌，宋诗在继承唐诗的基础上，发生了显著的新变，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从思想内容看，宋诗在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社会黑暗和反映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方面都有所扩展，但又缺乏唐诗、特别是盛唐诗歌中追求远大理想的积极昂扬的精神；而在抒发民族斗争中的爱国忧国的情绪上，又比唐诗炽热和深切。这是由时代的条件决定的。宋朝比之以往的几个统一王朝来，是中央集权最为集中的朝代。这一方面对巩固宋朝统一、安定社会秩序、发展经济和抵御少数民族统治者的侵扰，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军权集中带来了宋朝军队训练不良，战斗力削弱，政权集中带来了官僚机构庞大臃肿，腐败无能，财权集中又刺激了统治阶级穷奢极欲，挥霍享乐。所以开国不过三十多年，宋太宗时就爆发了王小波、李顺的农民起义，人数达数十万。正是在积贫积弱局势逐渐形成、社会危机急剧发展的情况下，地主阶级中的有些改革家就出来倡导“变法”，改革弊政，形成了变法运动。王安石就是杰出的代表。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诗歌中反映民生疾苦、社会黑暗和统治阶级政治斗争的现实主义倾向，都和这种社会政治情况有关，跟变法运动在精神上是一致的。如梅尧臣《汝坟贫女》、《田家语》；欧阳修《食糟民》、《边户》；王安石《兼并》、《省兵》；苏轼《荔支叹》等一批作品。但是如同变法运动只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缺乏远大的政治前途一样，在宋诗中也缺乏唐诗中积极昂扬的政治进取精神，往往悲慨多于壮歌。这是一。其次，宋朝从开国之初直到灭亡，一直处于少数民族统治者的不断侵扰和威胁之中，是中国历史上统一朝代中最缺乏抵御力量的软弱王朝。宋王朝对他们一再割地求和、输币纳绢、称臣称侄。但是，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爱国将领和官员，尤其是广大汉族人民群众，是不能忍受这种受侮辱、被奴役的处境的，他们表现了可歌可泣的斗争精神，因此宋代诗歌中（包括词）所反映的爱国思想也就越来越显得突出。宋初路振《伐棘篇》对国耻国难的慨叹，苏舜钦《庆州败》对败于西夏的“羞辱中国堪伤悲”，苏轼《祭常山回小猎》、《和子由苦寒见寄》等所表达的“与虏试周旋”的决心，都是例证。而在北宋灭亡以后，更成为南宋诗歌的基调。伟大诗人陆游正是在南郑戎马生活中找到了创作的生命，为苦难的祖国歌唱了一生；在南宋灭亡前后，文天祥、谢翱、林景熙、郑思肖、汪元量等人的爱国诗篇，为宋代诗坛增添了最后的光彩。这是唐诗中所没有的。

      2495. 宋代散文
　　宋代散文是中国散文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在三百多年间出现了人数众多的散文作家。所谓“唐宋古文八大家”中，宋人就占了六位（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写作了不少文学散文和带有文学性的散文，也有许多议论文的名作。
　　宋代散文的重要成就之一，在于建立了一种稳定而成熟的散文风格：平易自然，流畅婉转。唐代韩愈是古文运动的领袖，在他的古文理论和古文实践中，都遇到过作文“难”和“易”或“奇”和“平”的问题。韩愈虽然企图把两者统一起来，所谓文“无难易，唯其是尔”（《答刘正夫书》），但他的艺术个性却崇尚“难”、“奇”一路。宋代古文家却着重发展平易风格。我们读韩愈《上兵部李侍郎书》和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两信都是“干谒”之文，对象都是掌管全国军事的高级长官。但韩文一开头便自称“究穷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沉潜乎训义，反复乎句读，砻磨乎事业，而奋发乎文章”，俨然以经纶奇才自居；然后说到对方身为“朝廷大臣”，正当“天子新即位”之际，提拔人才义不容辞。要求延引之意，咄咄逼人。用语新颖，戛戛独创，符合他提出的“词必己出”的标准。苏文却从写文章要养“气”说起；再说到气应从增加阅历、扩大交游中去获得；然后讲他离蜀来京，访古都，游名山，会名流，但所会名人还不多，这才把希望对方引见的意思委婉曲折地表露出来。行文纡馀徐缓而无急言竭论之态，语言明白浅易而绝少色泽尖新之词。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一书》评韩、欧文风一“难”一“易”的不同，可以看作对唐宋散文的概评。宋代散文的平易风格比之唐文更宜于说理、叙事和抒情，成为后世散文家学习的主要楷模。宋文比唐文的影响更大。
　　宋代散文的高度成就给其它文体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在宋代文学中，我们可以看到存在着一种普遍的散文化倾向。宋诗从梅（尧臣）、欧开始，发展了杜、韩“以文为诗”的倾向，进一步用散文的笔法、章法、句法、字法入诗，逐渐显露出宋诗的自家面目。词也在苏、辛手中加重了散文成分。赋从《楚辞》、汉赋、魏晋时的抒情小赋到唐代应举用的“律赋”，创作已趋衰微，缺乏艺术创造性；宋代却从散文中得到启示而重获艺术生命，形成一种类似散文诗的赋体，欧阳修《秋声赋》、苏轼的前后《赤壁赋》等都是历久传诵的名篇。宋代的骈文也不太追求辞藻和用典，采用散文的气势和笔调，带来一些新面貌。欧阳修《采桑子·西湖念语》、苏轼《乞常州居住表》、南宋汪藻《隆佑太后告天下手书》、方岳《两易邵武军谢庙堂启》等都是相当出色的骈文。这种普遍的散文化倾向是宋代散文繁荣的结果，构成宋代文学的一大特色。

      2496.宋词
　　词作为新兴的诗歌形式，从隋唐发轫，至宋代进入鼎盛时期。唐圭璋先生所编《全宋词》收词人千家以上，词作二万首。最近还陆续有所增补（如孔凡礼先生《全宋词补辑》等）。虽因词在开始时还未被承认为“正统”文学，亡佚很多，但目前搜集的成果就足以反映出宋词的繁荣兴盛和丰富多彩了。
　　前人论词，有“婉约”、“豪放”之说，历来聚讼纷纭。此说首见于明张綖所作《诗馀图谱》。其《凡例》后有按语说：“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辞情酝籍，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盖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抵词体以婉约为正。”张綖关于婉约、豪放的界说，是从艺术风格着眼的，但又把它们看作词的两“体”，后人又引申为两“派”（如王士祯）。这就与宋词实际风格的多样性发生矛盾：宋词显然不止这两种风格，即以豪放派创始人苏轼的作品而言，真正豪放者也不过二三十首，争论即由此产生。其实，在许多词学家的具体评论中，豪放、婉约两派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流派，也不是对艺术风格的单纯分类，更不是对具体作家作品的逐一鉴定，而是指宋词在内容题材、手法风格特别是体制声律方面的两大基本倾向，对传统词风或维护或革新的两种不同趋势。认识这种倾向和趋势对于宋词的深入研究是有重要意义的。大致说来，苏辛豪放词派即革新词派，与传统婉约词派的不同在于：在内容题材上，婉约派坚守词为“艳科”、“诗壮词媚”的樊篱，抒情则男欢女爱，伤春伤别，状物则风花雪月，绮罗香泽，豪放派扩大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的意境。苏轼手中，诸凡记游、怀古、赠答、送别，皆能入词，几乎达到“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艺概·词概》）的境地；南宋辛派词人，更把表现爱国精神作为词的主旨，标志着宋词的最高思想成就。在手法风格上，前者长于比兴，以清切婉丽为当行本色，后者善于直抒胸臆，以豪健奔放为主要特色。在体制声律上，前者强调合乐，如李清照《词论》要求词“协音律”、“可歌”，并批评苏轼“往往不协音律”，后者却重文不重声，不肯迁就声律而妨碍思想感情的自由表达，所谓“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能改斋漫录》卷十六）。这是宋词中实际存在的两大倾向和趋势。
　　应该指出，北宋以来不少词评家把豪放、婉约说成“正格”、“别格”的观点，是错误的。署名陈师道的《后山诗话》说：“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并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四库总目提要》卷198也说，词应“以清切婉丽为宗”，苏辛一派词“寻源溯流，不能不谓之别格。然谓之不工则不可。”他们虽然承认苏辛词“工”，但又囿于传统成见，把它视为“非本色”、“别格”，对苏辛词派的革新意义没有足够的认识。但解放以来有的论者又把两派说成“主流”、“逆流”的观点，也是错误的。一般被认为婉约派的作家，情况复杂，但都取得不同程度的思想艺术成就，逆流说导致全盘否定，显然不符实际；豪放派作家不仅仍有一些婉约之作，而其豪放词往往吸收、融化婉约词的艺术手法，仍然保持词区别于诗的特性，并不被诗同化。我们为“大江东去”这种俯仰古今的巨大感慨所感动，也能体味“扬柳岸，晓风残月”的侧悱缠绵的羁旅者的心情；张元干《贺新郎·送胡邦衡谪新州》、岳飞《满江红》、张孝祥《六州歌头》、陈亮《念奴娇·登多景楼》乃至辛弃疾的许多佳篇，固然大声镗鞳，悲歌慷慨，充分体现了时代的精神，但周邦彦《兰陵王·柳》、史达祖《双双燕》、吴文英《莺啼序》、王沂孙《齐天乐·蝉》等体物精细的工笔之作中，也包蕴着回肠荡气的情操。春兰秋菊，各尽其妙，都能满足人们多方面的审美需要。在充分估计豪放词派革新意义的前提下，应该把两派统一起来。
　　宋词是中国词史上的顶峰，其影响笼罩以后的整个词坛。宋词实际上是宋代成就最高的抒情诗，使它取得了与“唐诗”、“元曲”等并称的光荣。

      2497.宋代小说戏曲
　　宋代小说和戏曲为元明清小说、戏曲的大发展准备了良好的条件。
　　宋代的小说主要是“话本”，它原是说话人说书的底本，实即白话短篇小说。现存宋话本约三四十篇，散见于《京本通俗小说》、《清平山堂话本》、“三言”等书。宋话本具有两个鲜明的特色：一是市民文学的色彩。话本是当时“瓦舍技艺”的一种，是城市人民表现自己、教育和娱乐自己的文艺。下层市民人物，第一次作为正面人物成批地在话本中涌现，如《碾玉观音》中的碾玉匠崔宁、《志诚张主管》中的商店主管张胜、《错斩崔宁》中的卖丝村民崔宁，尤其是璩秀秀、周胜仙、小夫人、李翠莲等一群具有叛逆性格的下层妇女形象。小说的社会性、现实性都得到加强，为以后小说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二是白话文学的特点。话本的语言是白话，比之文言小说（如唐传奇）描写更细致生动、曲折有致，更富生活气息。特别是人物对话的个性化，取得很大的进展。后世虽仍有文言小说，但比起白话小说来，不得不退居第二位。至于长篇的“讲史”话本也为以后长篇历史小说提供故事的素材。
　　宋代的民间戏曲还处在戏曲的萌芽阶段。如傀儡戏、影戏、歌舞戏等，前两种不是由人来扮演的，后一种由人扮演，但还是叙事体而非代言体。然而这些都已具备戏曲的一些条件。北宋杂剧、南宋戏文，今天虽无剧本流传（有人认为《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中的《张协状元》是宋人作品），但它们已是相当完整的戏曲，具备中国戏曲艺术的基本特征，是以后戏曲发展的基础和出发点。
　　总之，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向文学提出新的要求，也由于文学本身发展的规律，中国古典诗、词和散文逐渐度过了它的黄金时代，失去支配文坛的地位，小说戏曲等文学样式正在酝酿着更大的文学高潮，进而成为文坛的重心。宋代文学正是处在这样一个过渡的转变阶段。   

      2498.宋代文学艺术旨趣
　　宋诗主要向思理、显露和精细方面发展。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说：“诗有词、理、意兴”，“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明杨慎《升庵诗话》卷四说：“唐人诗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诗主理，去三百篇却远矣。”今人钱钟书先生《谈艺录》说：“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他们所持的褒贬态度不同，但都共同认为“理”、“思理”为宋诗特点。重情韵者往往含蓄，重思理者则较显露。清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凡例》说：“唐诗蕴蓄，宋诗发露，蕴蓄则韵流言外，发露则意尽言中。”吴乔《围炉诗话》卷一也指出唐诗多比兴，因而“其词婉而微”；宋诗多赋，“其词径以直”。他们都指明了这种特点。此外，宋诗又追求精细。翁方纲《石洲诗话》卷四说：“诗至宋而益加细密。盖刻抉入里，实非唐人所能囿也。”所谓“细密”、“刻抉入里”，一方面指宋诗对客观事物的描摹，趋于求新、求细，形容尽致，纤微毕现，与唐诗的浑成淳滀各异其趣；另一方面指宋诗对用典、对仗、句法、用韵、声调等用工更深，日臻周详密致。与上述几点相联系，宋诗又呈现出议论化、散文化和以才学为诗的倾向，则对诗歌艺术的发展造成好坏兼具的影响。如同写水势湍急，李白《早发白帝城》在骏发豪爽中蕴含着欢快舒畅的情绪，而苏轼《百步洪》却说：“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一连用七个比喻，穷妍极态，炫人眼目，后半首又以议论出之。黄庭坚《题竹石牧牛》在句法上仿效李白《独漉篇》，但李诗浑然而意在言外，黄诗刻露而见新意，情趣有别。南宋以来诗歌史上发生过尊唐或尊宋的长期论争，这在客观上承认宋诗在唐诗高峰之后另辟蹊径，自立门户，具有某种典范性。诗歌的历史也表明，后世作品在总体上未能超出唐宋诗艺术境界的范围。

      2499.元代文学
      元代的历史不长，自1271年忽必烈将蒙古王朝改国号为大元（其时南宋尚未最后灭亡）算起，至1367年元亡，只有96年。自蒙古王朝灭金、统一北方到元亡，则为133年。和前代文学相比元代文学中最突出的成就在戏曲方面，后人常把“元曲”和“唐诗”、“宋词”并称。诗、词、散文等文学样式则相对衰微。

      2500.元诗
      诗词元人的诗，清顾嗣立《元诗选》共收 340家，席世臣补《元诗选癸集》搜罗散佚者数千首。此外顾氏未见的集子尚有50余家。而散见于《永乐大典》的诗尚多。不过这里所说元人的诗，包括蒙古时期。
　　蒙古王朝统一中国北方后的一个时期内，诗坛上活跃的依旧是金代诗人，元好问在这一时期写出了不少好诗，此外还有麻革、张宇、陈赓、陈庚、房暤、段克己、段成己、曹之谦等。房祺编的《河汾诸老诗集》所收的即是这些作家的作品。他们入元以后的诗作大都眷恋金室，并抒写自甘贫贱不做新朝的官的怀抱。和元好问几乎同时的李俊民，入元以后也继续他的诗歌创作。
　　蒙古贵族重武轻文，尊崇军事人才，不重视乃至鄙薄文士。直到世祖忽必烈才改变政策，吸收一些士人参加他的政权。但还认为“汉人惟务课赋吟诗”，没有什么用。一些参加新政权的士子如刘秉忠、郝经、许衡、刘因、杨果等，写了一些诗词，但诗坛没有出现什么新气象。这些参加新政权的人的作品大多流露出一种又想做官，又想归隐的矛盾心情。许衡在《训子》诗中说：“身居畎亩思致君。”而在《偶成》一诗中又说：“老作山家亦分甘。”产生这种思想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在重武轻文的形势下虽然见用而不被倚重，有屈才之感。一是在民族矛盾之中，怕遇到意想不到的祸难。许衡《偶成》说：“远怀未得生前遂，俗事多因困后谙。”耶律楚材《和邦瑞韵送行》诗说：“士行莫忘直报怨，人情须信害生恩。而今跃入惊人浪，珍重风涛过禹门。”他们在仕途中提心吊胆。这些人不象河汾诗派那些人甘心隐姓埋名，做诗而不做官。所以怀才不遇，屈才之感和隐居情思就是他们诗歌的基调。
　　在蒙古时期的后一阶段，忽必烈一面巩固北方政权，一面准备吞灭南宋，在北方汉族人士的思想中引起了复杂的反映。郝经、徐世隆不赞成侵吞南宋，他们被派往南方充当和平使节，被贾似道囚禁于真州16年。郝经有《宿州夜雨》：“星摩何日平康了，两国长令似一王”，希望宋、元和平相处。刘因于忽必烈出兵攻宋时，作《渡江赋》以寄慨，表现了他对宋王朝的留恋。王磬《哭文丞相》、王恽《禹庙》都吊古伤今，颇多慨叹。
　　忽必烈统一南北初期，汉族作家的诗词，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对于汉族政权覆灭的哀伤，和对战争给人民带来灾难的悲痛。如方回的《路傍草》，尹廷高的《过故里感怀》，吴澄的《怀黄县丞时避乱寓华盖山》，仇远的《寄董无益》、《挽陆右丞秀夫》，刘诜的《感旧行》等。但大德以后，一些隐居不仕的人开始活跃起来。明人吴讷说：“元世祖初克江南，畸人逸士浮沉里闾间，多以诗酒玩世。元贞、大德以后稍出。”方回《再送王圣俞戴溪》说：“宇宙喜一统，于今三十年。江南诸将相，北上扬其鞭。书生亦觅官，裹粮趋幽燕。”赵孟�櫤驮�桷等人就是这时候接受礼聘的。袁桷是戴表元的弟子。这时赵孟�櫼运纬�王孙入仕，风流儒雅，冠绝一时，袁桷和赵孟�櫥ハ喑�和，“诗学为之一变”。他们这些南方人，和北方的姚燧、元明善、马祖常等一起写古诗模仿汉魏，律诗学盛唐，风格清丽而遒壮，开始形成南北统一的诗的风貌和格调。内容也有些改变，从对新政权的不合作改为合作了。宋无《古砚歌》：“破天残缺无人补，一穴丝丝漏春雨。空藏老石磨今古，补天何时与天语。”袁士元《题寒江独钓图》：“堪笑江湖几钓徒，朝来相唤暮相呼。只今风雪蒙头处，回首烟波一个无。”他们离开寒江，去到朝廷为国效力。元代社会政治已经基本和平而安定，诗歌创作也进入盛世之音。继姚遂、袁桷等人而起来的元代四大家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他们的作品，一般说内容并不丰富，甚至贫乏，但都掌握了写作技巧，而虞集名气尤大。在虞、杨、范、揭之外，马祖常、萨都剌也有诗名。他们都是少数民族的诗人。
　　比虞集、萨都剌略晚一点的诗人朱德润、迺贤、许有壬、谢应芳、袁介等，他们的作品又有所变化。揭露社会现实黑暗的题材多起来，朱德润有一首《水深围》写到当时人民生活困苦，乃至“不愿为农愿为盗”。14世纪中叶元顺帝至正年间，山东河北等地爆发了一些规模不大的农民起义。接着江淮一带刘福通、徐寿辉、郭子兴、朱元璋等相继起义。号红巾军。方国珍、张士诚也率盐民起义，声势浩大，元朝统治集团手忙脚乱，难于对付，局势一片混乱。这是历史上的一个政治社会的重大转变时期。面对这个局势，一些作家和诗人在他们的作品中，由于社会地位和政治态度不同，做出了不同的反映。一般说来，除开以民谣形式出现的如《松江民间谣》外，其他一些文人的笔下几乎没有人正确描述这一场规模巨大的农民战争。张昱《戊戌（至正十八年）题》:“暮雨朝云翻覆手,落花飞絮短长亭。如何未熟黄梁饭，说道英雄梦已醒。”写的是张士诚。成廷珪《次曹新民感时伤事韵》：“客来为说淮南事，白骨如山草不生。翻覆几回云雨手，登临无限古今情。”也是指责张士诚的。陈友谅的幕僚周所立，当陈友谅和朱元璋火并时，他的朋友定位被杀，他写了一首《哭定位》，表示他对朱元璋的不满。在这次农民起义中，内部有矛盾，也出现一些投机变节分子。事情十分复杂，这时候许多诗人的作品中有一个总的倾向，就是大多数人虽同情贫苦农民，但对农民起来造反，却感到恐惧。张翥的《漷农叹》和《人雁吟悯饥也二章》，王冕的《伤亭户》、《江南妇》和《悲苦行》，都反映了人民在赋税掠夺下的凄凉悲惨境况。但张翥的《寄浙省周伯琦参政》、《后出军》、王冕的《劲草行》、《痛哭行》都流露出对农民起义的恐惧仇视情绪。王冕的诗语句质朴，气骨高奇，风格有时似李贺。元人作诗模仿李贺，一般认为萨都剌已开端，但宋无学得最象。江浙一带形成一股风气，临海项炯，东阳李序、李裕，甬东文质，淳安何景福，都是标榜李贺,诗多奇句。当时名气最大的诗人杨维桢，爱写乐府诗。他自己想模仿汉魏古乐府，但写来还是有点李贺的风格，所以有人说杨维桢“掇锦囊（李贺）之逸藻，嗣玉谿（李商隐）之芳韵。”
　　元代末年，张士诚在南方建立政权，实际是封建割据。在张士诚的政权统治下，士人中出现一个新的情况。杨维桢和这个政权有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他的朋友和学生陈基、张宪则是张士诚兄弟的幕僚。昆山人顾瑛,尽散家财，削发为在家僧。江阴人许恕学韩康卖药自养。无锡倪瓒尽弃田庐，东奔西走。他们把田园财产看作一身之累，宁可流浪他乡，也不居家过财主生活。元末诗人和元初诗人一样在民族矛盾中讨生活，社会动乱使得一些诗人进退两难。这在他们的作品中在不同程度上有所反映。
　　元代的词，比较宋词，颇为逊色。元词可以约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的词人大体上包括由金入元、由南宋入元的词人和在蒙古王朝统治下的北方词人三个部分。这时候的词作中写得比较动人的是表现故国之思的作品。第二时期的词作家大抵出生在忽必烈改元之后。这一时期的著名词人有张翥、萨都剌和虞集等。虞集的〔风入松〕，萨都剌的〔满江红〕《金陵怀古》，脍炙人口。而张翥的词清丽细腻，尤具特色。

      2501.元杂剧和散曲
      元代文学中新产生的一种体栽是戏曲。戏曲一般分为杂剧和散曲。散曲今存小令3800多首，套数 450多套。由于散曲是在北方金代的俗谣俚曲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所以绝大多数是北曲。作家留下名姓的有 200多人。许多杂剧作家在散曲创作上也有成就。散曲作家前期有关汉卿、马致远、白朴、卢挚、贯云石等，作风朴实，多本色语。后期有乔吉、张可久、睢景臣、张养浩及刘时中等人，文字稍露才华而辞藻清丽。因为散曲要用作宴会歌伎唱词，艳曲较多。但也有不少写景、抒情和怀古、叹世的小令；以及少量讽世喻俗、指摘时弊、揶揄乱世英雄的套数，如马致远《借马》、刘时中《上高监司》、睢景臣《高祖还乡》等；都有时代特色和较高艺术成就。
　　元人杂剧包括元、明之际无名氏作品，见于记载者计737种，今尚保存218种。杂剧最初流行在山西河北一带，今山西地区还保留金元时代的杂剧壁画和戏台。元初发展到其他地区，元灭南宋后又流入杭州等地。这个剧种是在宋杂剧、金院本及诸宫调等前代戏剧、曲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剧本的科白部分承袭院本体制，曲辞的组合则主要受到诸宫调的启示，基本上是歌舞剧。
　　杂剧除艺术形式新颖外，内容方面也具有时代的特色。首先是它广泛地反映了元代各阶层人们的生活，而中下层人民的生活和感情更占据了重要地位。其中商人和妓女形象更引人注目。商人和妓女大都集聚在城市里，妓女是城市的畸形产物，城市是商人交易的场所。蒙古王朝曾经跨有欧、亚两洲，大陆上东西交通畅行无阻。西域商人东来，商业经营受到刺激，追逐商业利润，成了当时城市生活的重要特色。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他的《行纪》中说，当时大都的货物运输，川流不息。当然也就成为商贩聚集的地方。武汉臣《老生儿》中所写的刘从善就是靠经商起家的，关汉卿的《救风尘》中的周舍也是商人，他骗娶妓女宋引章，而自己又被另一个妓女赵盼儿所骗。赵盼儿这个人物的性格，与唐人传奇，宋人话本中的妓女形象比较，很表现出独特的风貌。除此之外，元杂剧描写的女性大都富有斗争精神，只要她们胸中燃烧起爱情的火焰，就毫不隐讳地吐露出来。《金钱记》中的柳眉儿，《鸳鸯被》中的李玉英都是这样女性。《望江亭》中的谭记儿反对强暴的性格也有特色。此外元剧中清官公案故事也值得注意。从《武林旧事》载宋代官本杂剧段数和《辍耕录》记录金代院本名目都不见包公戏，但元杂剧中出现了不少包公戏。元代官府黑暗，权豪势要之家杀人可以不偿命。仅大德七年（1303）十二月，七道奉使宣抚所罢脏污官吏有 18473人，赃款45865锭，审冤狱5176件。冤案太多，很多冤案得不到昭雪。公案戏的出现同这种社会背景密切相关，而包公形象就成了人民愿望的清官化身。
　　元代杂剧中还有不少以历史故事作题材的剧本和一些水浒故事戏。这两种题材在宋代杂剧和金人院本中都极少见，而在宋元话本中却大量出现。红字李二所编李逵、武松等4部剧本，没有流传下来。高文秀编写杂剧 9种，现存1种。康进之编撰2种，传下1种。他们所编杂剧几乎都是李逵打抱不平的戏，而以《李逵负荆》为人所称道。写历史题材的作品中著名的有白朴的《梧桐雨》、马致远的《汉宫秋》和纪君祥的《赵氏孤儿》等。写三国故事的作品也有不少。无论历史题材或水浒题材，都寓有现实含义，作者们通过历史故事，抒发胸中的积愤和表达历史教训。
　　元杂剧中隐逸题材也值得重视。马致远《陈摶高卧》中陈摶唱：“鸡虫得失何须计，鹏�彦幸１缸灾�。看蚁阵蜂衙，龙争虎斗，燕去鸿来，兔走乌飞。浮生似争穴聚蚁，光阴似过隙白驹。世人似舞瓮醯鸡，便搏得一阶半职，何足算，不堪题！”表现消极不愿为官。但另一面却说：“休则管埋名隐姓，却教谁救那苦恹恹天下生灵。”这种不愿为官又想解除人民苦难的矛盾心情，正是汉族士子在元代南北一统初期的共同苦闷。
　　元杂剧中还有不少神仙道化剧，这在某种程度上同当时道教盛行有关。其中有的剧本纯属宗教宣传，但也有一些反映出与隐逸题材的杂剧共同的思想，要逃避现实而又不能忘情于现实。元代前期杂剧作者有白朴、史敬先、石子章、李文蔚、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杨显之、李时中、张国宾、红字李二、康进之、高文秀、纪君祥、尚仲贤、李直夫等。一时人才辈出，作品呈现出繁荣局面。其中关汉卿的作品最多，成就也最大。他的《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拜月亭》、《调风月》、《单刀会》等剧，都是杰作。关汉卿和白朴、马致远、郑光祖被后人称为“元曲四大家”。四家以外的王实甫，实际上成就也很高。他的《西厢记》被元末明初人贾仲明誉为“天下夺魁”。这部剧本在当时以及后代影响很大，成就最高。大德以后的杂剧作家不少是征召失意，考场落选，“门第卑微，职位不振”的人。他们的作品中都流露怀才不遇之感。郑光祖、乔吉、宫天挺都属于这类作家。郑光祖的《王粲登楼》就表现一个“空学成补天才”而“寻不着上天梯”的人的牢骚不平与怀才不遇的怨气。乔吉流落江湖40年，宫天挺为人陷害而不见用。乔吉除写杂剧外，散曲也写得很出色。他说：“看遍洛阳花似锦、荣、也在恁，枯，也在恁。”表明他一生潦倒，壮志销磨。
　　14世纪初，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恢复了停止78年之久的考选制度，但对考试内容作了一项新规定。即隋唐以来的“律赋省题诗小义皆不用，专立德行明经科”。这就是说元代后期社会矛盾加深了，统治者需要程朱理学封建礼教来维护他们的统治。他们强调：“经学实修己治人之道。”元政府推行这项政策，对元杂剧的创作产生一定影响。后期杂剧剧本中宣扬封建道德的气息颇浓厚，有的简直成为宣传封建礼教的福音书。杂剧创作也就趋向衰微。

      2502.元南戏
      南戏元代戏剧除杂剧外，在南方尚有南曲戏文，或称南戏。南戏原是浙江温州一带的剧种，也叫永嘉杂剧。宋度宗咸淳年间，《王焕》戏文在杭州流行一时。到元朝南戏仍然不断演出。演员如龙楼景、丹墀秀等人，专工南戏。据记载当时有 160多种剧本，今存16种左右。《荆钗记》、《拜月亭》（《拜月亭记》）和《白兔记》、《杀狗记》合称南戏四大名剧。到元顺帝时高明写出《琵琶记》，标志着南戏发展到高峰，也影响到明代传奇戏曲的繁荣。
　　南戏唱词早期本是宋词和俚巷谣曲杂凑起来的，结构松散，科诨较多，人物性格不突出，艺术粗糙。后来北杂剧传入杭州，互相交流之后，吸收北杂剧优点，唱词采用联套办法，科诨减少，便于集中刻画人物性格。后来出现多“出”组合的形式，是中国戏曲史上的一大发展。

      2503.元散文和小说
      元代散文和小说，基本只是继承宋代创作的成就，很少创新；加之散文和程朱理学纠缠在一起，思想贫乏，绝大多数是应用文字，缺少情致。文字模仿唐代韩、柳、宋代欧、苏，成就不高。世称元代古文二大家的姚燧和虞集，他们的散文也多为碑志和应制之作，文字虽典雅，但无特色。
　　小说多经明朝人修改，具体写作年代很难判断，能够指为元人所作，只有陆显之《好儿赵正》（《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一篇，其余不是残篇，即属推测莫定之作。惟历史平话，如《三国志平话》等数种，基本可断定是元代作品，其所叙史实，多系真假参杂，虚实并行，乃是说书人备用的话本。
　　统观元代文学，传统的诗词虽然也产生了一些优秀或较好的作品，但整个说来，成就不高。而戏曲出现了伟大作家和许多优秀或比较优秀的作品，在文学史上影响深远。

      2504.明代文学
      明代是小说、戏曲等俗文学昌盛而正统诗文相对衰微的时期。明代文学的演变发展，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大的阶段，从明初到正德年间是明代文学的前期，从嘉靖年间到明亡是明代文学的后期。这两个阶段的文学有着显著的变化，表现着鲜明的时代特点。这种变化和特点，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哲学思潮发生变化的必然结果。

      2505明代文学前期
      前期文学明代前期文学的发展，有个曲折的过程。除元、明之交产生了著名的长篇小说《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外，这时期没有产生成就较大的作品，只是到成化年间戏曲和民歌才有一些新的开拓。
　　因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爆发而形成的元末农民大起义，声势浩大，使大部分地区陷入战火之中。这种局面必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知识分子和作家，有的参加了农民起义队伍，有的因“避兵”而浪迹天涯，这就使他们开阔了视野，充实了生活体验。在这些作家群中，刘基和宋濂是受朱元璋征召而参加起义军的著名文人，传说施耐庵是张士诚义军中的人物，罗贯中则是因“遭时多故”而奔走湖海的作家。因此，罗贯中和施耐庵能够在民间长期流传的三国、水浒故事的基础上，加工写成《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这两部巨著。《三国志演义》以宏大的结构，曲折的情节，展现出东汉末年和整个三国时期封建统治集团之间的军事的、政治的、外交的种种斗争。作者描写的斗争场面，千变万化，各具特点，显露出独到的艺术匠心。和《三国志演义》表现的对象不同，《水浒传》是一部反映农民战争的小说，它艺术地概括了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全过程。全书着力歌颂了众多的起义英雄，不少英雄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性格鲜明。《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的创作成功，对后来的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小说的大量产生有着巨大的影响。在诗文领域里，也出现了一些揭露社会弊病、具有一定社会内容的作品。比如，刘基的一些诗歌和散文就有这一特点。刘基、宋濂、高启是这时期重要的诗文作家，他们的创作，有的以传记取胜，有的以寓言见长，有的善于驾驭五古，有的善于采用歌行，都取得一定的成就。此外，刘东生、贾仲明、杨景贤等人创作的若干杂剧，也属于较好作品之列。
　　随着明王朝的逐渐稳定，封建统治者为了强化统治，一方面是大兴文字狱，文士往往因一字一句之误而罹大祸；另一方面，又采取了笼络手段。明太祖时开设了文华堂，明成祖时召集了天下文士两千多人编纂类书《永乐大典》。为了控制文人的思想，明统治者还大力提倡程朱理学，明成祖曾命胡广等人编纂“四书”、“五经”、《性理大全》，指定为“国子监、天下府州县学生员”的必读之书。统治者对文艺创作的控制也严厉起来。比如，尽管明成祖本人喜欢戏曲，但对戏曲创作的内容注意控制，永乐九年（1411）曾有榜文：“今后乐人倡优装扮杂剧，除依律神仙道扮、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者不禁外，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剧非律所该载者，敢有收藏、传诵、印卖，一时拿送法司究治。奉圣旨，但这等词曲，出榜后，限他五日都要干净，将赴官烧毁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杀了。”（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十《国初榜文》）这种严酷的禁令不能不影响当时的文学创作。
　　当时把持文坛的，不是皇亲藩王，就是宰辅权臣，还有的是道学儒生。这些人，极力想把文学变成歌功颂德、消遣享乐的工具，成为宣扬封建道德、推行教化的教材。在戏曲创作领域里，封为周献王的朱有燉所作《诚斋乐府》，共有杂剧31种。这里有点缀升平、歌功颂德的“庆贺剧”，有荒诞迷信、消极颓废的“度脱剧”，有教忠教孝的“节义剧”，即使是描写梁山好汉的剧作，也歪曲了好汉们的性格和形象，并对农民起义进行了污蔑。其成就只是在杂剧的形式上稍有变化，剧作的曲词、音律也较流畅、和谐。传奇创作中，宣扬封建教化的最典型的作品是邱濬的《五伦全备记》和邵灿的《香囊记》。丘濬在“副末开场”里清楚表明了创作的目的：“近日才子新编出这场戏文，叫做《五伦全备》，发乎性情，生乎义理，盖因人所易晓者以感动之。搬演出来，使世上为子的看了便孝，为臣的看了便忠。”于是，剧中假撰出异母兄弟伍伦全与伍伦备二人，在处理“五伦”关系上，处处是至高的楷模。形象干瘪，语言酸腐。《香囊记》则“因续取《五伦》新传，标记《紫香囊》”。剧作叙述的张九成、张九思兄弟忠孝事，不少关目是剽窃他人剧作，拼凑而成的。《香囊记》等好用四六骈体的语言，追求辞藻和典故，世称骈俪派。这种作品，当时效尤者甚多，徐渭指出：“至于效颦《香囊》而作者，一味孜孜汲汲，无一句非前场语，无一处无故事，无复毛发宋、元之旧。三吴俗子，以为文雅，翕然以教其奴婢，遂至盛行。南戏之厄，莫甚于今。”（《南词叙录》）在正统诗文的创作领域里，形成了雍容典雅、词气萎弱的台阁体。代表人物是杨士奇、杨荣、杨溥，世称“三杨”。他们先后都官至大学士。在他们的作品里，充满了大量的“圣谕”、“代言”、“应制”和“颂圣”之作，其内容多为粉饰现实，点缀升平。艺术上也平庸呆板，了无生气。当时这种诗风的追随者不少。只有个别诗人不为台阁诗风所牢笼，如于谦，较能抒写自己的真情实感，且多忧国忧民之作，但由于他的诗作锤炼不足，在当时影响不大。至于小说创作，这时几乎是空白，只产生了瞿佑《剪灯新话》和李祯《剪灯馀话》这两部传奇小说，但意境和功力都逊于唐代传奇，并且“劝善惩恶”的说教气氛较浓。
　　统治文坛几十年的台阁体，首先引起一些有识之士的不满，先有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诗派，后有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加以反对。李东阳的散文追求典雅，与台阁体相差无几。在诗歌创作方面，他想通过宗法杜甫，以深厚雄浑之体来洗涤啴缓冗沓之习。但由于他着眼点主要在声律、法度，内容也较贫乏，真正消除台阁体影响的是始于弘治年间的前七子复古运动。这时的文坛领袖已不再是台阁重臣，而是中下层的积极有为的官吏。他们的一些诗文能抚事感时，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而且笔力较为雄健。但是，他们为挽救当时疲软文风所循的途径，主要是倡导复古，认为“文自西京、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明史·文苑传序》），于是造成模拟剽窃之弊,且这种弊端又蔚为风气，成为“复古派”的根本缺陷。前七子中的康海、王九思还创作了《中山狼》、《杜甫游春》杂剧及一些散曲，较有力地反击了戏剧领域那种点缀升平、进行道德说教的创作逆流。与此同时,传奇戏曲创作也有所发展。从成化年间开始,就陆续出现了《连环记》、《精忠记》、《双忠记》、《千金记》、《金印记》等作品。尽管这些剧作艺术上不够完整，仍处在传奇大繁荣的准备阶段，但其中有一些颇为动人的思想和较为成功的戏剧场面。此时期民歌颇繁荣，不少是描写闺情的作品，感情泼辣、真挚，在不同的程度上具有反对封建婚姻的现实意义，连前七子的首领李梦阳、何景明对民歌的成就也大加赞赏。这时期已有明显的势头，即小说、传奇戏曲之方兴未艾，明显地昭示着通俗文学的光辉前景。

      2506.明代文学后期
      明代文学后期文学从嘉靖以后，小说、戏曲等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创作十分繁荣，不仅数量多，而且取材面也较广。这是明代后期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与此同时，诗文也在缓慢地发生变化。
　　小说、戏曲创作繁荣的现象之所以产生，既有社会原因，也是文学本身发展的必然结果。
　　嘉靖以后，东南沿海一带的城市经济已相当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印刷术也随之繁荣。李诩曾指出，隆庆、万历时期，“满目坊刻，亦世华之一验也”（《戒庵漫笔》卷八）。这是更快传播小说、戏曲的物质条件。广大群众对小说、戏曲的爱好和需要也不断增长。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不少市民的子弟也入学读书。王世懋《二酉委谈》里就描写过景德镇市民子弟入学读书的情况：“民既殷富，子弟多入学校，然为窑利所夺，绝无登第者。”这种既有文化又不参加科举的市民知识层，极有利于原来植根于市民阶层的小说、戏曲的流行，因而促使书商印行这类作品：“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农工商贩，抄写绘画，家畜而人有之，痴�N�鑫母荆�尤所酷好。”（叶盛《水东日记》卷二十一）凌濛初在《初刻拍案惊奇》里说：“肆中人见其（指小说）行世颇捷。”在《二刻拍案惊奇小引》里又说，刻书商“一试之而效,谋再试之”。这种通俗文学流行过程中的商业化现象，又进一步激发了不少文人对小说、戏曲的创作热情。徐谦在《桂官梯》卷四引《劝诫类钞》中说：“万历年间,有才子张某，自命风流，酷爱编选小说，刊行发卖，自谓借人泡影，作纸上机锋，事属子虚，无伤阴德耳。”
　　这一时期，越来越多的文人认识到小说、戏曲的长处，也是其繁荣的重要因素。他们看到，小说、戏曲能更广阔地、更灵活地反映复杂的社会生活。如汪道昆十分赞叹《水浒传》所反映的现实面广阔，作品反映的地域宽阔、人物众多、事件复杂、头绪纷繁，“如良史善绘，浓淡远近，点染尽工；又如百尺之锦，玄黄经纬，一丝不纰”（《水浒传序》）。胡应麟欣赏《水浒传》竟能：“排比一百八人，分量重轻，纤毫不爽，而中间抑扬映带、回护咏叹之工，真有超出语言之外者。”（《少室山房笔丛·庄岳委谈》）他们之中有些人还认识到，小说、戏曲更有形象的具体性和感人性的优点。臧懋循指出，戏剧艺术能“随所妆演，无不模拟曲尽，宛若身当其处，而几忘其事之乌有，能使人快者掀髯，愤者扼腕，悲者掩泣，羡者色飞”（《元曲选序二》）。无碍居士在《警世通言叙》还举出例证：“里中儿代庖而创其指，不呼痛，或怪之，曰：‘吾顷从玄妙观听说〈三国志〉来，关云长刮骨疗毒，且谈笑自若，我何痛为！’”这种文艺观显然与当时出现的先进的哲学思潮密切相关。宋元长期受程朱理学统治，至明代王守仁提出致良知的学说，对程朱理学有所冲击，和以其弟子王艮为代表形成的泰州学派，以至于发展到李贽的“异端”思想，开始肯定人们的生活欲望，肯定人们“好货好色”的本性。在这种思想背景下，也就不难理解李贽肯定《水浒传》、《西厢记》为“天下之至文”的原因。这时期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的繁荣，有着历史的必然性。

      2507.讲史小说
      这种小说有两种倾向，成为通俗演义的形式，或向英雄传奇小说发展。吴门可观道人在《新列国志序》里曾描述过当时创作讲史小说的情况：“自罗贯中氏《三国志》一书，以国史演为通俗，汪洋百余回，为世所尚，嗣是效颦日众，因而有《夏书》、《商书》、《列国》、《两汉》、《唐书》、《残唐》、《南北宋》诸刻，其浩瀚几于正史分签并架。”如果将嘉靖至崇祯期间出版的讲史小说逐一排比，就会发现，对上自春秋战国，下至明代的历史都有所描写。有名的作品有：余邵鱼的《列国志传》，甄伟的《西汉通俗演义》，谢诏的《东汉通俗演义》,无名氏的《续编三国志后传》，杨尔曾的《东西晋演义》，无名氏的《隋炀帝艳史》，袁韫玉的《隋史遗文》，熊大木的《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南北两宋志传》、《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纪振伦的《杨家府演义》，无名氏的《云合奇踪》（《英烈传》）、《承运传》，孙高亮的《于少保萃忠全传》，无名氏的《魏忠贤小说斥奸书》、《警世阴阳梦》，乐舜日的《皇明中兴圣烈传》，陆云龙《辽海丹忠录》，无名氏的《平虏传》。《魏忠贤小说斥奸书》这类小说，虽然属于“讲史”类，但已是反映较近的社会现实了。
　　这类小说的数量之多，是中国小说史上的特殊现象。中国史籍丰富，除正史外，有大量的野史笔记，它们为创作这类小说提供了素材。创作者利用历史题材，往往按照自己意愿进行必要的改造和加工，表达自己思想。这类小说里最为成功的是于描写中虚构成分较多的历史英雄人物小说。如《北宋志传》，通过杨业一家世代忠勇的事迹，歌颂了他们抵抗契丹入侵的斗争精神。全书吸收了不少民间传说，处理事件带有民间色彩，因此，表现出朴素、粗犷的民间风格。嘉靖时期，边患严重。嘉靖二十九年（1550）蒙古族的鞑靼部曾大举兴兵，围攻北京。东南地区，倭寇也经常骚扰。因此，这时出现这类小说，是很有现实意义的。这一时期，绝大多数的讲史小说是比较粗糙的，艺术结构不够严谨，情节纷杂无绪，人物形象不够鲜明。这些缺点，同有些创作者兼出版商，他们急于求利而粗制滥造的作法也有一定关系。

      2508.神魔小说
      最先出现的是吴承恩根据民间流传的故事创作的《西游记》。《西游记》的成功，刺激了不少作者从事这类题材的写作。《西游记》的续书，这时期就有无名氏的《续西游记》，董说的《西游补》。此外，有的作者借历史事件来写神魔战斗，如罗懋登的《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无名氏的《封神演义》等。有的对当时流传的神怪故事进行改造加工，如吴元泰的《东游记》，余象斗的《南游记》、《北游记》等。有的根据神话传说进行必要整理，如朱名世的《牛郎织女传》等。有的写道仙、禅师的离奇故事，如邓志谟的《许仙铁树记》、《吕仙飞剑记》、《萨真人咒枣记》等。这类小说的产生，同嘉靖以后道教、佛教相继盛行颇有关系。
　　在这类小说中，成就最大的是《西游记》，其次是《封神演义》，它们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都有一定地位。《西游记》的独到处，不仅塑造了体现民间理想的孙悟空形象，而且赋予这神怪故事以现实内容，使许多神佛形象带有人间色彩，不少描写实际上是对当时社会的嘲讽，在形象塑造上，能使人性、神性、动物性有机地交融在一起，做到妙趣横生。《封神演义》的情况较为复杂。作品一方面比较成功地塑造了暴君纣王的形象，从而也写出了武王伐纣的正义性；另一方面，作品又描写了人数众多的文臣武将为他效力，以至奄竖也忠实于他，对这些人物作者不仅不采取嘲讽的态度，还歌颂他们这种“清风耿流千载”的壮烈行动。小说既描写了暴君形象，也强调了忠君思想。

      2509.世情小说
      虽然留传作品不多，但其中有著名的《金xx》。到了崇祯年间，描写世情的小说多起来，大抵只是一些才子佳人的故事，如《吴江雪》、《玉支玑》等。
　　《金XX》以西门庆这个典型形象为核心，辐射出封建社会末期统治阶级内部上上下下既互相勾结、互相包庇、互相利用又互相明争暗斗的复杂的网状社会关系，反映出广阔的社会生活面。《金XX》注意整体艺术结构的完整，注意从日常生活细节来刻画人物，注意人物性格之间的差异，在相当程度上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作为一部暴露小说，《金XX》缺乏思想光辉，其中的淫秽描写更不可取。这时期小说戏曲常多淫秽描写，是当时堕落世风的一种反映。

      2510.公案小说
      这类小说没有产生成就很高的作品。李春芳的《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以审案人海瑞贯串全篇，每回演述一个故事，除少数情节较为曲折外，大部分枯燥乏味。余象斗的《皇明诸司公案传》是搜罗古今一些贤吏折狱的异闻，近似笔记，缺少小说应具有的形象性和生动性。无名氏的《龙图公案》世传有繁（百则）简（六十六则）两种，都是各篇独立不相连属，只以包公串联全书，较之前代写包公的作品，书中宣传封建礼教气息颇浓。

      2511.话本
      话本在这时期因群众爱好得以大量刊行，也引起文人重视。文人模拟话本进行创作，后人称“拟话本”。嘉靖年间洪楩辑印了《清平山堂话本》。天启年间，有冯梦龙编集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其中有不少是当时人创作的拟话本。继“三言”之后，有凌濛初所作《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周清源编写的《西湖二集》，于麟写的《清夜钟》，还有佚名的《石点头》、《醉醒石》、《幻影》等，形成白话短篇小说的繁荣局面。
　　拟话本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一是城市中的商人、手工业者大量作为正面主人公出现。这里面，有买卖珠宝的、贩运布匹的和海外经商的各种商人，有小手工业者、机户、碾玉工匠和线铺主管，有裱褙铺主的女儿、贩香商人的姑娘，还有挑担卖油和提篮售姜的小贩。作品中写了对商人的公开赞扬，以及商人对自己“本业”的自豪感。二是在某些写爱情的作品中，两性关系中封建意识褪色了，偷情、外遇等等现象普遍起来。女子在追求爱情生活甚至在偷情行动中，表现出了甚少拘束的大胆性格。而对那些偷情的姑娘和有外遇的妻子，有的作品往往对她们作正面的描写，流露和表示了某些欣赏、肯定的态度。在封建道德意识褪色的同时，一些作品强调了对人格的尊重，有些作品则表现了金钱在两性关系中的主宰作用。这正是复杂的市民阶层的生活思想的真实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