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小常识

      2413.乐府诗《孔雀东南飞》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织布，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君既为俯吏，守节情不移。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停息。三日断布匹，大人故嫌迟。非为故作迟，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送。
      俯吏得闻之，堂上启阿母：“儿已薄禄相，幸复得此妇。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共事良三年，始尔未为久。女行无偏斜，何意致不厚？”阿母谓俯吏：“何乃太区区！此妇无礼节，汝岂得自由？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便可速谴之，谴去甚莫留！”俯吏常跪告，伏惟启阿母：“今若谴此妇，终老不复娶！”阿母得闻之，槌床便大怒：“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吾已失恩意，会不相从许！”
      府吏默无语，再拜还入户。举言谓新妇，哽咽不能语：“我自不驱卿，逼迫有阿母，卿但暂还家，吾今且报府。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娶。以此下心意，慎勿违吾语。”
      新妇谓府吏：“勿复重纷纭！往昔初阳岁，谢家来贵门。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谓言无罪过，供养卒大恩。仍更被驱遣，何言复来还？妾有绣腰襦，威蕤自生光。红罗复斗帐，四角垂香囊。箱帘六七十，绿碧青丝绳。物物各有异，种种在其中。人贱物亦鄙，不足迎后人。留待做遗施，于今无会因。时时为安慰，久久莫相忘。 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裌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要若留纨素，耳著明月档。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上堂谢阿母，母听去不止。“昔作女儿时，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兼愧贵家子。受母钱帛多，不堪母驱使。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 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新妇初来时，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遣，小姑如我长。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 出门登车去，涕落百余行。
      府吏马在前，新妇车在后，隐隐何甸甸，俱会大道口。下马人车中，低头共耳语：“誓不相隔卿，且暂还家去，吾今且赴府。不久当还归，誓天不相负。” 新妇谓府吏：“感君区区怀。君既若见录，不久见君来。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我有亲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一煎我怀。” 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
      入门上家堂，进退无颜仪。阿母大拊掌：“不图子自归！十三教汝织，十四能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知礼仪，十七遣汝嫁，谓言无誓违。汝今无罪过，不迎而自归！”兰花惭阿母：“儿实无罪过。”阿母大悲摧。
      还家十余日，县令遣媒来。云有第三郎，窈窕世无双，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阿母谓阿女：“汝可去应之。”阿女含泪答：“兰芝初还时，府吏见丁宁，结誓不别离。今日违情义，恐此事非奇。自可断来信，徐徐更谓之。”阿母白媒人：“贫贱有此女，始适还家门；不堪吏人妇，岂合令郎君？幸可广问讯，不得便相许。
      媒人去数日，寻遣丞请还，说有兰家女，承籍有宦官。云有第五郎，娇逸未有婚，遣丞为媒人，主薄通语言。直说太守家，有此令郎君，既欲结大义，故遣来贵门。阿母谢媒人：“女子先有誓，老姥岂敢言？”阿兄得闻之，怅然心中烦。举言谓阿妹：“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兰芝仰头答：“理实如兄言。谢家事夫婿，中道还兄门，处分适胸意，那得自任专？虽与府吏要，渠会永无缘！登即相许和，便可作婚姻。” 媒人下床去，诺诺复尔尔。还部白府君：“下官奉使命，言谈大有缘。”府君得闻之，心中大欢喜。视历复开书，便利此月内，六合正相应。“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交语速装素，络绎如浮云。青雀白鹄舫，四角龙子幡，婀娜随风转；金车玉作轮，踯躅青骢马，流苏金镂鞍。鸡钱三百万，皆用青丝穿。杂彩三百匹，交、广市鞋珍。从人四五百，郁郁等郡门。
      阿母谓阿女：“适得府君书，明日来迎汝。何不作衣裳？莫令事不举！”阿女默无声，手巾掩口啼，泪落便如泻。移我琉璃塌，出置前窗下。左手持刀尺，右手执绫罗，朝成绣裌裙。晚成单罗衫。掩掩日欲暝，愁思出门啼。
      府吏闻此变，因求假暂归。未至二三里，摧藏吗悲哀。新妇识马声，蹑履相逢迎，怅然遥相望，知是故人来。举手拍马鞍，嗟叹使心伤。“自君别我后，人事不可量，果不如先愿，又非君所详。我有亲父母，逼迫兼弟兄，以我应他人，君还何所望！”府吏谓新妇：“贺卿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新妇谓府吏：“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执手分道去，各各还家门。生人做死别，恨恨那可论！念与世间辞，千万不复全。
      府吏还家去，上堂拜阿母：“今日大风寒，寒风摧树木，严霜结庭兰。儿今日冥冥，令母在后单。故作不良计，勿复怨鬼神！命如南山石，四体康且直。”阿母得闻之，零泪应声落。“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慎勿为妇死，贵贱情何薄？东家有贤女，窈窕艳城郭。阿母为汝求，便复在旦夕。”府吏再拜还，长叹空房中，作计乃尔立。转头向户里，渐见愁煎迫。 其日牛马嘶，新妇入青庐。庵庵黄昏后，寂寂人定初。“我命绝今日，魂去尸长留。”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府吏闻此事，心知长别离。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
      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行人驻足听，寡妇起彷徨。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

      2414.乐府诗《木兰诗》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
      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
      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
      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出门看火伴，火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
      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2415.乐府诗的影响
      我国诗歌创作有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历来有诗国的美誉。早在西周至春秋，就有《诗经》的结集。战国期间尽管中原争战，文士热衷于纵横之术或理论思辨，诗歌呈寥落之状，但南方楚国却出现了光照千秋的伟大诗人屈原，从此在诗歌发展史上掀开了诗人创作的崭新的一页，又足以使这一时期诗坛熠熠生辉。但是经秦到汉的四百年间，由于在文学上是辞赋的时代，诗歌创作很不景气，直至东汉后期之前，几乎没有值得称道的诗人诗作，寂寞的诗坛大抵呈一片荒芜。然而恰在此时，从汉武帝 采诗夜诵 到东汉一代 举谣言 ，遂使大量优秀的民间诗歌以乐府的形式得以保存，于是不仅适时填补了汉代诗坛的相对空白，而且 简直是使荒漠变成了花园 （余冠英《乐府诗选·前言》）。从这种意义上讲，正是汉乐府民歌使中国诗歌从《诗经》开始的现实主义精神，发展成为延续未断的更加丰富、更加具有创作活力的传统，其地位之重要，是不言自明的。
      汉乐府民歌对后世诗歌的健康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当然首先表现在 感于哀乐，缘事而发 的现实主义传统继承上。正是在汉乐府民歌的滋养下，直面人生的汉代诗人创作才逐渐活跃起来，从开始时的模拟到创新，为建安诗坛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而诗家所推崇的建安风骨、魏晋风力 ，又是初唐陈子昂诗歌革新运动的一面旗帜。到盛唐，伟大诗人杜甫即事名篇所作的三吏、三别等不朽诗章，到中唐，白居易、元稹标举的新乐府运动，到晚唐，皮日休正乐府，整个唐代，汉乐府民歌的优良传统都在现实主义诗歌创作中起指导作用。甚至晚清著名诗人黄遵宪在旧民主主义的革命时代，仍自觉地取 乐府之神理。至于汉乐府民歌所开创的五言诗体，一直作为中国古典诗体的主流，以及汉乐府民歌在叙事技巧、语言艺术等方面对后世起到的显著作用，都已有目共睹，毋庸赘言了。

      2416.汉赋
      汉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叙。从赋的形式上看，在于“铺采摛文”；从赋的内容上说，侧重“体物写志”。汉赋的内容可分为5类：一是渲染宫殿城市；二是描写帝王游猎；三是叙述旅行经历；四是抒发不遇之情；五是杂谈禽兽草木。而以前二者为汉赋之代表。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在两汉400年间，一般文人多致力于这种文体的写作，因而盛极一时，后世往往把它看成是汉代文学的代表。

      2417.汉赋的结构
　　汉赋在结构上，一般都有三部分，即序、本文和被称作“乱”或“讯”的结尾。汉赋写法上大多以丰辞缛藻、穷极声貌来大肆铺陈，为汉帝国的强大或统治者的文治武功高唱赞歌，只在结尾处略带几笔，微露讽谏之意。

      2418.汉赋的类别
　　汉赋分为骚体赋、大赋、小赋。骚体赋代表作为贾谊的《吊屈原赋》、《鹏鸟赋》，它直接受屈原《九章》和《天问》的影响，保留着加“兮”的传统，其语言是四言和散句的结合，表现手法为抒情言志汉初六十年是骚体赋的时期。大赋又叫散体大赋，规模巨大，结构恢宏，气势磅礴，语汇华丽，往往是成千上万言的长篇巨制。西汉时的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扬雄，东汉时的班固、张衡等，都是大赋的行家.小赋扬弃了大赋篇幅冗长、辞藻堆砌、舍本逐末、缺乏情感的缺陷，在保留汉赋基本文采的基础上，创造出篇幅较小、文采清丽、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赵壹、蔡邕、祢衡等都是小赋的高手。

      2419.汉赋的产生
　　中国汉代文体。作为文体名称，它渊源于荀子 的《赋》；作为文学体制，它直接受到屈宋楚辞和战国恣肆之风的极大影响。由于汉帝国经济发达，国力强盛，为汉赋的新兴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统治者对赋的喜爱和提倡，使文人士大夫争相以写赋为能事，汉赋遂成为汉代400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

      2420.汉赋的发展
　　赋作为一种文体，早在战国时代后期便已经产生了。最早写作赋体作品并以赋名篇的可能是荀子。据《汉书·艺文志》载，荀子有赋10篇（现存《礼》、《知》、《云》、《蚕》、《箴》5篇），是用通俗“隐语”铺写五种事物。旧传楚国宋玉也有赋体作品，如《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等，辞藻华美，且有讽谏用意，较之荀赋，似与汉赋更为接近，但或疑为后人伪托，尚无定论。从现存荀赋来看，这时赋体还属萌芽状态。赋体的进一步发展，当受到战国后期纵横家的散文和新兴文体楚辞的巨大影响。赋体的主要特点，是铺陈写物，“不歌而诵”，接近于散文，但在发展中它吸收了楚辞的某些特点──华丽的辞藻，夸张的手法，因而丰富了自己的体制。正由于赋体的发展与楚辞有着密切关系，所以汉代往往把辞赋连称，西汉初年的所谓“骚体赋”，确实与楚辞相当接近，颇难加以明显的区分。

      2421.汉赋的种类
　　赋大致分为五种，也正是五个重要时期：西汉人将楚国诗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也视为赋体，没有一定的限制性，这称做楚辞体的骚赋；汉赋篇幅较长，多采用问答体，韵散夹杂，其句式以四言、六言为主，但也有五言、七言或更长的句子，汉赋喜堆砌词语，好用难字，极尽铺陈排比之能事，却被后人视为赋体正宗，也称古赋；六朝赋是东汉抒情短赋的变体，其特点是篇幅短小，句式整齐，多为四言、六言骈偶组成，而又讲究平仄，通篇押韵，又称俳赋；唐宋又有律赋，题目，字数韵式，平仄都有严格限制；文赋是中唐以后产生的一种散文化的赋体，不刻意追求对偶、声律、词采、典故，句式错落多变，押韵较自由，甚至大量运用散文的句式，文赋实际上是赋体的一种解放。赋家主要代表人物有屈平、宋玉、司马相如、杨雄、枚乘等人。

      2422.西汉前期的赋
　　西汉前期，自高祖、惠帝、吕后、文帝至景帝，历时六十多年，是汉赋的肇始期。在这一期间，由于文化政策相对宽松，优待士人，一改秦代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 焚书坑儒的暴虐，故而使战国后期从楚国开始兴起的赋体文学，得以利用四海统一所提供的新的契机，融合南北的文明成果向前发展。但是，又由于继亡秦之后，百业凋弊，百废待兴，社会经济曾极度困窘，正如《汉书·食货志上》所说：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钱），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亡（无）盖藏，自天子不能具纯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所以当整个社会皆处于如此严重的饥馑之中时，自然是不可能谈得上文学发展的，即使 孝惠、高后之间，衣食滋殖 ，也仍然远远未能解决问题；到文、景之治，经过数十年休养生息，才逐渐形成富庶繁荣景象。而与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相应，赋体文学也必然是走着一条相对渐进的道路。另外，为恢复生产、发展经济，这一时期在政治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是道家黄老清静无为 ，以省俭为本的思想。这种政策注诸文学，固然不会扼制汉赋的兴起，也不可能为以铺采摛文 为特点的大赋的产生与发展，创造优裕的条件与丰厚的土壤。鉴于上述，这一时期赋体文学在创作上，还大体继续着楚辞的余绪，以骚体赋为主流，在相对缓慢的发展进程中，逐渐显现向散体大赋的过渡与分流，因此有的文学史家称：汉初，……只可算是辞的时代，而不是赋的时代。是基本合乎实际的。
      汉初之赋，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八家，即陆贾、朱建、赵幽王刘友、贾谊、庄忌、枚乘、淮南王刘安以及未具名的淮南王门下群臣宾客，作品共一百七十二篇。其中陆贾三篇、朱建二篇、刘友一篇，刘安八十二篇已全部亡佚，无法具论；余下四家之作虽也不全，然毕竟尚可窥豹一斑。

      2423.西汉中期的赋
　　西汉中期从武帝经昭帝至宣帝，九十余年间是汉赋的鼎盛期。这一时期，由于积七十余年休养生息的持续发展，政权巩固，国力强大，疆域辽阔，封建皇权至高无上，思想观念也趋向杂儒霸的舆论一律。与此相应，统治集团已不再以省俭为本，而是好大喜功，耽于声色享乐，并形成风气，因此上自皇帝，皆喜爱最适于形象地再现这种时代风气的赋体文学，从而给予大力提倡。这样就为赋体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极其丰厚的土壤，很快吸引了几乎所有的文士为之呕心沥血，殚思竭虑，驰骋才华，于是迅速出现了繁荣景象。仅据班固《汉书·艺文志》中依照刘向在成帝时经过审查筛选， 论而录之的六十一位有主名的赋家和九百三十篇赋作统计，这一时期就占了绝大多数。此时的赋又以枚乘《七发》所展示的散体大赋为主流，并将其发展到定型的极致，而继楚辞余绪的骚体赋则退居支流，为世所轻了，所以这时才真正是赋的时代。

      2424.西汉后期的赋
　　西汉后期经元帝、成帝、哀帝、平帝近六十年间，国力日颓，王朝日衰。
在政治上，皇权削弱，外戚专擅，吏治腐败，豪强大户肆意兼并，统治集团日益侈靡，导致百姓愈发贫困化，无以为生。仅据《汉书》，从元帝即位开始，在这一时期无论史实记录，抑或大臣所上奏书，一句人至相食 ，竟多次出现，社会矛盾迅速激化，农民起义此起彼伏，遂使局势动荡不安，不可收拾，整个政权渐次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哀帝时，谏大夫鲍宣就曾上书痛切指陈：窃见孝成皇帝时，外亲持权，人人牵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贤人路，浊乱天下，奢泰无度，穷困百姓，……危亡之征，陛下所亲见也，今奈何反复剧于前乎！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王莽篡位，西汉灭亡。如此政局，势必给文学以深深的影响。作为汉赋主体的散体大赋，其创作精神既然主要是 兴废继绝，润色鸿业 ， 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 ，那么经一百多年的发展，随着王朝的兴旺，当其跃上全盛的顶峰之后，这时又随着王朝的衰颓，既无什么鸿业可供润色 ，又无多少上德可供宣扬 ，所通讽谕不过起到劝百的作用，所尽忠孝亦只能为虎作伥，再加上本身结体庞大臃肿，对客观事物的靡丽铺排往往淹埋主体情志，大量罗列奇词僻字更使作品生涩诘屈，因而不可避免地渐露衰败，走下坡路，而重在抒情言志的骚体赋，则在自身变革中，顽强地表现出继续发展的态势。

      2425.东汉前期的赋
　　公元8年，西汉王朝被自身的腐败击垮，掌握大权的外戚王莽篡位，建立了新朝。从此以后的十五年中，王莽打着变法改革的旗号，实际推行更加残暴的统治，很快就激发了遍及全国的农民大起义，整个社会陷于战乱之中，王莽新朝被摧毁。到公元25年，南阳豪强刘秀称帝，重建汉朝，因定都洛阳，史称东汉。
      东汉自光武帝、明帝至章帝的六十余年，史断为前期。这一时期大致可称新建政权的经营、巩固和发展期。值王莽新朝农民大起义之后，各地豪强并起，纷纷割据一方，因此光武帝首先面临的是削平割据，安抚百性，整顿吏治，恢复生产。经过十多年用兵，国家得到统一，实行一定程度的让步政策，政权逐渐稳固。到明帝时，甚至出现了 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 （《后汉书·明帝纪》）的繁荣局面。
      如此社会状况，反馈到文学艺术主体的赋的创作中，就使得一个时期之内，前后景观颇不相同：光武帝建武年间，继西汉末世仍为散体大赋衰歇，骚体赋活跃发展；而明帝永平年间，散体大赋却犹如回光返照，再度复燃，但毕竟已失去了往日的光辉，成为注定要退出历史舞台的最后一搏。

      2426.东汉后期的赋
　　公元88年，汉章帝死，年仅十岁的和帝即位，外戚窦宪掌握了朝权；四年后，和帝依靠宦官郑众诛杀窦宪，又开始了宦官干政。从此，东汉王朝进入了由盛入衰的后期。经安帝、顺帝到桓帝、灵帝，百余年间，外戚、宦官往往通过野蛮屠杀交替专权，政治极其腐败黑暗，豪强势力恶性膨胀，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各种矛盾不断激化，最后终于触发了黄巾大起义，导致全国性的军阀混战，而东汉统治也就让位于三国鼎立了。这样的时代环境，使班固重新提倡的以雍容揄扬地颂圣为特点的大赋失去了存在的条件，正直的文学家无论是抒下情而通讽谕，还是宣上德而尽忠孝 ，都随时面临受排挤、迫害甚至杀戮的危险，他们经常陷于忧思感愤之中，现实迫使他们对朝政失掉信心，总要在作品里强烈地注入自己的情绪、思索。再加上文学领域除赋之外，诗歌也逐渐摆脱传统经学、夷夏观念的束缚，冲破音乐附庸的地位，成为语言艺术的重要形式，走上自觉发展的道路，文苑已经不再是赋体一统天下。凡此种种，都必然给赋的创作以深刻的影响，促使其从内容到形式都一定要革故更新，从有固定模式，热衷于脱离实际地聚事征材、纂组辞藻而忽略、淡化主观情志的抒发，转变为灵动自由，短小精悍，在对客观事物的生动描绘中抒情述志的新体制，否则就势必被不断发展的文学所淘汰。而这一时期，恰恰是汉赋完成了自身转化获得新生的重要时期，张衡则为杰出的代表。

      2427.汉赋的三个阶段
　　汉赋的形成和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汉初的赋家，继承楚辞的余绪，这时流行的主要是所谓“骚体赋”，其后则逐渐演变为有独立特征的所谓散体大赋，这是汉赋的主体，也是汉赋最兴盛的阶段；东汉中叶以后，散体大赋逐渐衰微，抒情、言志的小赋开始兴起。汉赋的这种发展变化过程，与汉代社会状况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2428.汉赋的第一时期
　　自汉高祖初年至武帝初年。当时所谓“大汉初定，日不暇给”，封建统治者在思想文化上禁锢不严，儒家思想尚未占据统治地位。当时诸王纳士，著书立说，文化思想还比较活跃。这一时期的辞赋，主要仍是继承《楚辞》的传统，内容多是抒发作者的政治见解和身世感慨之作，在形式上初步有所转变。这时较有成就和代表性的作家是贾谊，此外还有淮南小山和枚乘等人。

      2429.贾谊
　　贾谊的《吊屈原赋》是借悼念屈原抒发愤慨，虽吊逝者，实为自喻。此篇的形式与风格，是骚体的继承，但由于作品倾诉的是作者的真情实感，因而和后来那种纯然出于模拟《楚辞》而为文造情的作品明显不同。贾谊的《鵩鸟赋》是一篇寓志遣怀之作，假设与鵩鸟对话而敷衍出一篇文字。这篇赋一方面使用了主客问答体，同时也比较多地倾向于使用铺陈的手法，散文的气味浓厚预示了新的赋体正在孕育形成。

      2430.淮南小山
　　淮南小山的《招隐士》写作者以急切的心情召唤隐居山林的隐士早日归来。赋中描写山中景物，使用铺叙和夸张的手法，充满丰富的想象，是汉初骚体赋的优异之作。
      贾谊和淮南小山的赋作都还距骚体不远，仅在某些方面开始有所转变，而标志着汉赋正式形成的第一个作家和作品，是枚乘和他的《七发》。

      2431.枚乘
　　枚乘主要生活于汉文帝、景帝时期，死于武帝初年。他的《七发》写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去问候，通过主客的问答，批判了统治阶级腐化享乐生活，说明贵族子弟的这种痼疾，根源于统治阶级的腐朽思想，一切药石针灸都无能为力，唯有用“要言妙道”从思想上治疗。赋中用了七大段文字，铺陈了音乐的美妙，饮食的甘美，车马的名贵，漫游的欢乐，田猎的盛况和江涛的壮观。《七发》虽未以赋名篇，却已形成了汉大赋的体制。它通篇是散文，偶然杂有楚辞式的诗句，且用设问的形式构成章句，结构宏阔，辞藻富丽，刘勰称：“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文心雕龙·杂文）从汉初的所谓骚体赋到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汉大赋，《七发》是一篇承前启后的重要作品。

      2432.汉赋的第二时期
　　西汉武帝初年至东汉中叶，共约200多年时间，从武帝至宣帝的90年间，是汉赋发展的鼎盛期。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汉赋900余篇，作者60余人，大部分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从流传下来的作品看，内容大部分是描写汉帝国威震四邦的国势，新兴都邑的繁荣，水陆产品的丰饶，宫室苑囿的富丽以及皇室贵族田猎、歌舞时的壮丽场面等等。
      自汉武帝刘彻到宣帝刘询的时代，即所谓西汉中叶，这是汉帝国经济大发展和国势最强盛的时期。汉武帝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他上承“文景之治”，为了进一步保卫国家和巩固政权，他又北向出击匈奴，弭除了历年的边患；用兵南方，结束了南方一些部族纷争的局面。这在一般封建文人眼里，无疑是一个值得颂扬的“盛世”。又加上武帝好大喜功，雅好文艺，招纳了许多文学侍从之臣在自己身边，提倡辞赋，诱以利禄，因而大量歌功颂德的作品，就在所谓“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的借口下产生了。班固在《两都赋序》中说：“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
      这一时期的赋作基本上同《诗经》的雅颂一样，是一种宫廷文学，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润色鸿业”服务的。有一些作家，作为皇帝的侍从，对皇帝歌功颂德，但他们又对自己类似俳优的地位时时感到不满，因而也写作了一些感慨身世和以讽谕为主的作品。也有一些作家对当时汉帝国空前繁荣强盛的局面，感到鼓舞和喜悦，但对皇室大量挥霍资财和迷于奢侈享乐的生活，无论从历史教训出发，还是从当时的民生出发，也曾感到担忧。这就构成了当时一些鸿篇巨制的大赋在思想内容方面的普遍特点，它们往往既歌颂夸耀于前，又讽谕劝戒于后，而这两者统一在一篇作品中，因而造成了这些汉代大赋思想内容的复杂性。

      2433.司马相如
　　是汉代大赋的奠基者和成就最高的代表作家。《文选》所载《子虚》、《上林》两赋是他的著名的代表作。近人据《史记》、《汉书》本传，考定二赋或本是一篇，即《天子游猎赋》。这两篇以游猎为题材，对诸侯、天子的游猎盛况和宫苑的豪华壮丽，作了极其夸张的描写，而后归结到歌颂大一统汉帝国的权势和汉天子的尊严。在赋的末尾，作者采用了让汉天子享乐之后反躬自省的方式，委婉地表达了作者惩奢劝俭的用意。司马相如的这两篇赋在汉赋发展史上有极重要的地位，它以华丽的词藻，夸饰的手法，韵散结合的语言和设为问答的形式，大肆铺陈宫苑的壮丽和帝王生活的豪华，充分表现出汉大赋的典型特点，从而确定了一种铺张扬厉的大赋体制和所谓“劝百讽一”的传统。后来一些描写京都宫苑、田猎、巡游的大赋都规抚它，但在规模气势上又始终难以超越它。所以扬雄说：“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法言·吾子》）
      汉武帝、宣帝年间著名的赋作家还有东方朔、枚皋、王褒等人。《汉书·艺文志》著录他们的赋作颇多，但传世颇少。如枚皋，据记载有赋 120篇，现已一篇无存。东方朔流传下来的《七谏》，是一篇因袭楚辞的骚体赋，并无新意。但他的《答客难》、《非有先生论》，虽未以赋名，却是两篇散体赋，对以后述志赋的发展有一定影响。王褒是宣帝时重要赋家，今存《洞箫赋》和骚体赋《九怀》。《洞箫赋》是现存描写音乐赋作较早的一篇，对后世的咏物赋和描写音乐题材的作品有过影响。
      西汉末年至东汉中叶100多年间，《子虚》、《上林》两赋成为这一时期众多作家创作的共同模式，他们的作品都不能越出其范围，完全失去了新鲜的创造力，只有扬雄和班固，由于他们有多方面的文化修养和才能，他们赋作尚有自己的特点，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

      2434.扬雄
　　是西汉末年最著名的赋家。《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是他的代表作。这些赋在思想、题材和写法上，都与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相似，不过赋中的讽谏成分明显增加，而在艺术水平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部分段落的描写和铺陈相当精彩，在模拟中有自己的特色。后世常以“扬、马”并称，原因即在于此。他的《解嘲》，是一篇散体赋，写他不愿趋附权贵，而自甘淡泊的生活志趣，纵横论辩，善为排比，可以看出有东方朔《答客难》的影响。但在思想和艺术上仍有自己的特点，对后世述志赋颇有影响。《逐贫赋》和《酒赋》，或表达自己甘于贫困，鄙视“贫富苟得”的志趣，或对皇帝、贵族有所讽谏，思想和写法也都各具特色。

      2435.班固
　　是东汉前期的著名赋家。他的代表作《两都赋》，由于萧统编纂《文选》列于卷首，而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两都赋》在体例和手法上都是模仿司马相如的，是西汉大赋的继续，但他把描写对象，由贵族帝王的宫苑、游猎扩展为整个帝都的形势、布局和气象，并较多地运用了长安、洛阳的实际史地材料，因而较之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赋作，有更为实在的现实内容。张衡以至左思的所谓“京都大赋”的出现，都明显地受到《两都赋》的影响。

      2436.汉赋的第三时期
　　东汉中叶至东汉末年，这一时期汉赋的思想内容、体制和风格都开始有所转变，歌颂国势声威、美化皇帝功业，专以铺采摛文为能事的大赋逐渐减少，而反映社会黑暗现实，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开始兴起。东汉中叶以后，宦官外戚争权，政治日趋腐败，加以帝王贵族奢侈成风，横征暴敛，社会动乱频仍，民生凋敝。文人们失去了奋发扬厉的精神，失望、悲愤，乃至忧国忧民的情绪成为他们思想的基调，这就促使赋的题材有所扩大，赋的风格有所转变。这种情况的出现始于张衡。

      2437.张衡
　　具有代表性的赋作是《二京赋》和《归田赋》。《二京赋》是他早年有感于“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而创作的，基本上是模拟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和班固的《两都赋》。但他对统治阶级荒淫享乐生活的指责比较强烈和真切，他警告统治者天险不可恃而民怨实可畏，要统治者懂得荀子所说的“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的道理。这是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对作者的启发，表现了当时文人对封建统治的危机感。《二京赋》除了像《两都赋》一样，铺写了帝都的形势、宫室、物产以外，还写了许多当时的民情风俗，容纳了比较广阔的社会生活。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他的《归田赋》。作者以清新的语言，描写了自然风光，抒发了自己的情志，表现了作者在宦官当政，朝政日非的情况下，不肯同流合污，自甘淡泊的品格。这在汉赋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很大的转机。他把专门供帝王贵族阅读欣赏的“体物”大赋，转变为个人言志抒情的小赋，使作品有了作者的个性，风格也由雕琢堆砌趋于平易流畅。在张衡之前，已出现过一些言志述行的赋，如班彪所作《北征赋》，通过记述行旅的见闻，抒发了自己的身世之感，显示了赋风转变的征兆，张衡在前人的基础上，使汉赋的发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2438.其它
　　继张衡而起的是赵壹和蔡邕，赵壹的《刺世嫉邪赋》对东汉末年是非颠倒“情伪万方”的黑暗现象进行了揭露和抨击，表现了作者疾恶如仇的反抗精神。这篇赋语言犀利，情绪悲愤，揭露颇有深度，与前一阶段那种歌功颂德，夸美逞能的大赋，已经是完全殊途了。蔡邕的《述行赋》是他在桓帝时被当权宦官强征赴都，在途中有感而作。在赋中作者不仅揭露和批判了当时宦官专权、政治黑暗、贵族们荒淫无耻的现实，而且还满怀同情地写出了当时的民间疾苦，表现了作者的爱憎感情，语言平实，格调冷峻，颇具感染力。稍后祢衡的《鹦鹉赋》是一篇寓意深刻的咏物赋，作者借写鹦鹉，抒发了自己生于末世屡遭迫害的感慨。这些作品完全突破了旧的赋颂传统，尽管数量不多，却为建安以至南北朝抒情言志、写景咏物赋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2439.汉赋的地位和影响
　　赋是继《诗经》、《楚辞》之后，在中国文坛上兴起的一种新的文体。在汉末文人五言诗出现之前，它是两汉四百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封建时代的词章家非常推崇汉赋，但他们奉为汉赋正宗的却是枚乘、司马相如、扬雄及班固、张衡等人的大赋，但也正是这些大赋，在思想和艺术形式上表现了较多的局限性。西晋的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批评说：“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他所谓“今之赋”就是指汉代兴起的大赋。他认为它们“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词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挚虞对汉赋的社会作用以及艺术上的某些根本缺陷所作的批评，是切中要害的。
      汉赋，特别是那些大赋，尽管有着如上所述的缺点，在文学史上仍然有其一定的地位。
      首先，即以那些描写宫苑、田猎、都邑的大赋来说，大都是对国土的广阔，水陆物产的丰盛，宫苑建筑的华美、都市的繁荣，以及汉帝国的文治武功的描写和颂扬，这在当时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而赋中对封建统治者的劝谕之词，也反映了这些赋作者反对帝王过分华奢淫靡的思想，表现了这些作者并非是对帝王贵族们毫无是非原则的奉承者和阿谀者。尽管这方面的思想往往表现得很委婉，收效甚微，但仍然是不应抹杀的。
      其次，汉大赋虽然炫博耀奇，堆垛词藻，以至好用生词僻字，但在丰富文学作品的词汇、锻炼语言辞句、描写技巧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建安以后的很多诗文，往往在语言、辞藻和叙事状物的手法方面，从汉赋得到不少启发。
      最后，从文学发展史上看，两汉辞赋的繁兴，对中国文学观念的形成，也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中国的韵文从《诗经》、《楚辞》开始，中经西汉以来辞赋的发展，到东汉开始初步把文学与一般学术区分开来。《汉书·艺文志》中除《诸子略》以外，还专设立了《诗赋略》，除了所谓儒术、经学以外，又出现了“文章”的概念。至魏晋则出现了“诗赋欲丽”（曹丕《典论·论文》），“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陆机《文赋》）等对文学基本特征的探讨和认识，文学观念由此日益走向明晰化。》
      汉赋在流传过程中多有散佚，现存作品包括某些残篇在内，共约二百多篇，分别收录在《史记》、《汉书》、《后汉书》、《文选》等书中。

      2440.汉赋的主要代表
      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哀二世赋》《长门赋》《美人赋》
      枚乘：《七发》（楚辞体）《柳赋》《梁王菟园赋》
      贾谊：《鵩鸟赋》《吊屈原赋》
      扬雄：《河东赋》《校猎赋》《长杨赋》《酒赋》
      王褒：《洞箫赋》
      班婕妤：《自悼赋》
      刘向：《九叹》
      刘歆：《遂初赋》
      班固：《两都赋》
      班彪：《北征赋》
      司马迁：《壮士不遇赋》
      张衡：《二京赋》

      2441.建安文学
      建安文学指东汉末年至三国曹魏年间的文学作品，这种作品的形式多样，内容富有现实主义精神，有所谓“风”、“骨”的风格特色，也在某程度上受到汉朝乐府诗的影响。建安文学的代表有“三曹”、“七子”和蔡琰等。
      建安是东汉末年汉献帝的年号，公元196—220年。这时期的政治大权完全操纵在曹操手里。所以那时的文学领袖都是曹家人物，著名的七位诗人建安七子也大多死于建安年间，故称这时期的文学为建安文学。

      2442.建安文学的历史背景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不安。汉沛国谯（今亳州）人曹操组建青州兵，挟持汉献帝，统一北方，社会有了比较安定的环境。曹操父子皆有高度的文学修养，由于他们的提倡，一度衰微的文学有了新的生机。在当时建都的邺城（故址在今河北省临漳县境内），聚集了一大批文人。诗、赋、文创作都有了新的突破。尤其是诗歌，吸收了汉乐府民歌之长，情词并茂，具有慷慨悲凉的艺术风格，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汉末的社会现实以及文人们的思想情操。因发生在汉献帝建安时期，故后人称这一时期的文学为建安文学。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是“三曹”和“七子”，而以三曹为核心。曹操是建安文学的主将和开创者，今存其乐府诗20余首，代表作《蒿里行》描写了军阀混战时期的惨景，《短歌行》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曹丕是曹操的次子，其诗歌委婉悱恻，多以爱情、伤感为题材。两首《燕歌行》是现存最早的七言诗。其所著《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著作。曹植是这一时期最负盛名的作家，流传下来的诗赋文章共有100多篇，如描绘人民痛苦生活的《泰山梁甫行》，描写爱情的《美女篇》，《洛神赋》等，曹植写《七步诗》的原委，更流传为尽人皆知的佳话。李白有“蓬莱文章建安骨”之句，可知建安文学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2443.建安文学的兴盛原因
　　建安文学之所以兴盛，与其时代背景有很密切的关系。东汉末年州牧割据，战祸延绵，人民妻离子散，四处逃亡，或死於乱军之中，或死於饥荒疠疫。建安文人生活於这个巨变的年代，目击种种社会的惨状，极有切身的感受。故当时的文学作品，多有反映现实的主题，描写战乱、人民疾苦和渴望国家统一的作品大量产生。可见时代环境的刺激对建安文学的兴盛是有重大影响。
　　儒学的衰微亦助长建安文学的兴盛。自西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儒学一直在思想上占据著统治的地位。儒学传统的文学观点乃是原道宗经，文学一直只是经学的附庸，窒碍了文学的自由发展。东汉倾颓，传统的儒学已失去了统治地位和支配思想的力量，故此文学开始摆脱了经学的束缚。很多的作家都具有反传统的思想，尤以曹操、曹植父子最为明显。他们不再将文学视为阐发经义的工具，而是用来反映现实生活和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使文学的道路更为开阔。
　　另外，文学批评的盛行和发展也带动了建安文学的兴盛。正由於社会纷乱，儒学式微，建安文人对文学的价值和作用，有更深刻的反思，对各种文体的特点、文章的风格与作者的关系等也有更深入的研究，文人亦经常相互探讨批评，曹丕的《典论‧论文》正是当时最举足轻重的一篇文学批评之作，可知建安文学的发展与文学批评不无关系。
　　当时领袖的提倡，也使建安文学更为兴盛。曹操父子不单是当时的文坛领袖，更是政治的领袖人物，「奉天子以令不臣」。他们爱好文学，广招人材，曹操下令「唯才是举」，促成了一群有水准的文人共同创作，建安七子即是一例。曹氏父子招才之馀，自己亦有优秀的文学作品，加以其政治地位，对建安文学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他们喜好文学，对文士自然礼遇有加，不同於过去的统治者将之视作「俳优」，相反却是一同从事创作，讨论文章，相处如宾如友。是以文学风气变得活跃，建安文学兴盛，与统治者的态度有莫大关系。
　　最後，建安文学的兴盛，实际也是文学发展的规律。两汉文学为建安之兴起了准备作用，诗、赋等等，皆启发了建安的作家们。例如建安文学的现实精神，就是师承於汉代乐府诗「感於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三祖陈王，以至建安七子，常以乐府旧题名篇反映现实。古诗十九首等亦为建安抒情诗提供了借鉴。

      2444.建安文学的崛起
　　从东汉桓、灵之时，后党秉政，中涓弄权，朝政昏暗无比，以至于人民怨声载道，终于导致了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藩镇借着剿灭黄巾的机会，发展自己的力量，地方势力渐渐强大起来。东汉王朝在风雨飘摇、天下大乱之际摇摇欲坠。汉献帝即位后，屡屡遭到播迁，需要仰仗权臣的鼻息才能生存下来。尤其是曹操挟献帝迁都于许，借着天子的名义使令诸侯之后，汉献帝已经成为了一个傀儡，权威尽失，威风尽丧。
　　而儒家的正统思想统治，则在东汉末年的战火纷纭中轰然倒塌。人们的思想文化观念在社会无序、天下大乱的情况下，必然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于是各种离经叛道的思想观念，突破了儒家思想道德观念的束缚，纷纷应时而出。儒家思想不但已经失去了权威，而且不再成为人们道德标准和价值尺度。当时的社会，一切都处于失范状态之下。人们纵情任性，特立独行，突出自我意识，又追求个人的精神和享受。在这样无意识的社会条件下，传统文化在建安时期不可避免的发生了改变，从而呈现出多种文化争奇斗艳，齐头并行的状态。
　　无论是从文化的进化还是演变的角度来看，建安时期的文化裂变，都是一件值得我们给予其充分赞扬和肯定的事情。正是有了建安时期的文化裂变，才使得各种文化思想能够纷纷登场以及流行。
　　建安时期政治局势的动荡，儒家思想的坍塌，以及各种应运而生的思想观念的碰撞，各种社会文化行为不仅极大的改变了人民的思维方法和行为方式，改变了人们看待社会、思考问题的层面，而且极大的促进了人们对人生价值的再一次认识，激发了人们的进取精神，提升了人们的个性意识，刺激了文士的创作欲望。建安时期的文学，就是在这种文化大背景下迅速崛起的。
　　不得不说的是，在建安时期，尤其是汉献帝迁都，曹操平定冀州后，文学的发展获得了一个相当宽松的社会文化环境，文学士人在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同时，“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一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创作出许许多多表现时代精神，反映时代生活，展现时代风貌的文学作品，使得建安时期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繁荣时期。

      2445.建安文学的历史影响
　　1、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曹操。他诗歌创作 代表作品有描写汉末战乱和人民苦难的《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是《蒿里行》中的名句。表现统一天下雄心壮志、充满积极进取精神的《短歌行》中的“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表现了他博大的胸怀；《观沧海》中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描写了大海孕大含深的气派。《短歌行》中的“青青子矜，悠悠我心”表现了作者对贤才的渴慕，《龟虽寿》中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表现了曹操积极进取精神。
　　2、曹操是建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开用乐府旧题写时事的先河。他的作品除五言外，四言诗也不少优秀之作，他学习汉乐府，但又有自己的风格。
　　3、现存最早的完整的文人七言诗是曹丕的《燕歌行》；他的《典论·论文》是现存最早的文学专论，他提倡文学，对建安文学的繁荣起了推动作用。
　　4、曹植的生活和创作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以公元220年曹丕称帝为界线，
　　5、曹植诗歌创作的代表作有描写游侠少年的高超武艺和爱国精神的《白马篇》，其中“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集中表现了少年的爱国精神；鼓励朋友建功立业的《赠徐干》；在思妇身上寄托自己的失意和苦闷的《七哀》；描写一个少年斩断罗网，拯救一只黄雀的故事的《野田黄雀行》；描写海边人民贫困生活的《泰山梁甫吟》；以美女盛年未嫁的苦恼寄托自己怀才不遇之感慨的《美女篇》等。钟嵘称他的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
　　6、建安时期重要的作家有“三曹”“七子”和女诗人蔡琰。“三曹”指曹操、曹丕、曹植；“七子”之称见于曹丕的《典论·论文》，指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七人，成就最高的是王粲。
　　7、“七子”的诗歌创作中反映社会动乱和人民苦难的代表作有王粲的《七哀诗》其一，其中“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表现了战乱给人民带不的苦难。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阮瑀的《驾出北郭门行》等；抒写个人的抱负和遭遇的代表作是刘桢的《赠从弟》三首等。
　　8、现存题为蔡琰的作品有五言《悲愤诗》，骚体《悲愤诗》和《胡笳十八拍》。最可信的是蔡琰所作的是五言《悲愤诗》。

      2446.建安文学特点
　　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从黄巾起义到魏明帝景初末年，大约五十年时间。在东汉末群雄并峙逐鹿中原的争夺兼并中，曹操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大业，并吸引大批文士，形成了以曹氏父子为核心的邺下文人集团。建安诗歌便是社会由分裂动荡趋向统一这一历史时期的产物。“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时代特征，建安文人开阔博大的胸襟、追求理想的远大抱负、积极通脱的人生态度，直抒胸臆、质朴刚健的抒情风格，形成了建安诗歌所特有的梗概多气、慷慨悲凉的风貌。为中国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并确立了“建安风骨”这一诗歌美学风范。
　　建安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期，建安文学中所反映的人在社会角色义务之外，还有个人的情趣，爱好，公共的社会生活之外还有私人的日常生活。建安文学是充分展示个体生命的文学，它充分展示着伟大的生命精神，具有恒久的魅力和价值.。
　　东汉王朝恢复，曹操便制订了“外定武功，内兴文学”的治国方针。曹操在逐个消灭各个割据势力，消除战乱，实施一系列富国强兵措施的同时，身体力行，积极领导发展文学事业，“御军三十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他的儿子曹丕、曹植以及追随他们的建安七子：孔融（唯其与曹操政见不一）、王灿、陈琳、徐干、阮瑀、应瑒，刘桢及一、二十位文人学士亦仿照曹操积极努力创作。建安时期，无论是诗歌、辞赋，文章等都获得了极大的进步，尤其是诗歌，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文人诗的创作高潮，使汉乐府诗完全成熟，五言诗体得以发展，七言诗体从此开创。曹操又率先冲破儒学的禁锢，打破当时盛行的骈体文格式，采用通脱的文体作文章，追随他的文人学士亦积极响应。在北方，不仅出现了一个文学繁荣的局面，而且使一代文风得以转变。这一时期的文学被称之为“建安文学”。建安文学为推动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尤其是对后来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447.建安风骨
　　公元204年，曹操彻底打垮了最大的军阀袁绍，攻克邺城，领了冀州牧，遂又平定四州，自这以后曹操基本上常住邺城。“百川赴巨海，众星环北辰”，文人学士亦紧紧追随曹氏父子，多集聚在邺城，这时的邺城是俊才云蒸、群星灿烂。曹操见此便大兴土木，建造了铜雀台作为文人名士集聚、笔会之地，以至文学的繁荣达到了顶峰。因当时的江南文风不盛，作品也很少，后人亦把建安文学称之为“邺下文学”、“魏国文学”或“北方文学”。公元204年后文学一改西汉、东汉两朝近四百年死板、格式化的文体和以歌颂宫廷生活为中心的体式，转向重点描写黑暗的社会现实，吟咏战乱时期悲凉的人生，高歌统一国家的理想，讴歌战乱消除给人民带来的安居生活，以及追求美好未来的愿望。不仅文体创新，形式多样，而且辞藻华美，语言质朴刚健、清新自然，形成一代新的艺术风格。后人把建安文学时期慷慨激昂地倾吐胸襟，豪爽磊落地施展才华、抒发胸怀；阐明事理不追求纤细、周密的技巧，遣辞造句、描摹形貌唯求通顺明达；以及慷慨悲歌，激越高亢的思想情调与刚健爽朗、清新自然的艺术形式完美地结合起来，称之为“建安风骨”。

      2448. 建安七子（孔融）
　　孔融（153-208） ，字文举，其实家学渊源，他是孔子的二十世孙，鲁国曲阜人，后来为曹操所用。他年少时曾让大梨给兄弟，自己取小梨，因此名垂千古，这也就是『孔融让梨』的故事了。灵帝时，辟司徒杨赐府。中平初（185），举高第，为侍御史，与中丞不合，托病辞归。后辟司空府为僚属，拜中军候，迁虎贲中郎将。献帝初平元年（190），因忤董卓，转为议郎，出至黄巾军最盛的青州北海郡为相。兴平二年（195），刘备表荐他领青州刺史。建安元年（196），袁绍之子袁谭攻青州，孔融只身出奔，妻子被俘。曹操迁献帝都许昌，征孔融为将作大匠，迁少府。在许昌，不满曹操雄诈，多所乖忤，被奏免官。后复拜太中大夫，退居闲职，好士待客，座上客满，奖掖推荐，声望甚高。终为曹操所忌，枉状构罪，下狱弃市。孔融为建安七子之首，文才甚丰。现存作品只有散文和诗。散文如《荐祢衡表》、《与曹公论盛孝章书》辞藻华丽，骈俪气息较多；《与曹操论禁酒书》则有诙谐意味。其《杂诗》第二首，以白描手法写丧子之痛，哀婉动人。

      2449.建安七子（陈琳）
　　陈琳（？ -- 217）， 字孔璋，广陵射阳（今江苏淮安市楚州区东南）人，为建安七子之一，生年无确考，惟知在“建安七子”中比较年长，约与孔融相当。汉灵帝末年，任大将军何进主簿。何进为诛宦官而召四方边将入京城洛阳，陈琳曾谏阻，但何进不纳，终于事败被杀。董卓肆恶洛阳，陈琳避难至冀州，入袁绍幕。袁绍使之典文章，军中文书，多出其手。最著名的是《为袁绍檄豫州文》，文中历数曹操的罪状，诋斥及其父祖，极富煽动力，建安五年（200），官渡一战，袁绍大败，陈琳为曹军俘获。曹操爱其才而不咎，署为司空军师祭酒，使与阮瑀同管记室。后又徙为丞相门下督。建安22年（217），与刘桢、应玚、徐干等同染疫疾而亡。擅长章奏书记。《饮马长城窟》为他的诗歌代表作，假借秦代筑长城故事，揭露当时繁重的徭役给民间带来的苦难，尤为深刻。

      2450.建安七子（王粲）
　　王粲（177-217） ，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城）人，为建安七子之一，王粲幼时往见左中郎将蔡邕，蔡邕见而奇之，倒屣以相迎。王粲强记默识，善算术行文；一次与友人共行，读道边石碑，观一遍而背诵之，不失一字。又曾观人下围棋，其局乱，王粲复为重置，不误一道。后到荆州依附刘表，刘表以其为上宾。刘表死后，王粲劝刘表次子刘琮，令归降于曹操。曹操至荆州，王粲赐爵关内侯。魏国始建宗庙，王粲与和洽、卫觊、杜袭同拜侍中，共议尊曹操为「魏王」；后因中书令荀攸谏止不行而后忧死，其议遂罢。 在七子中属他的成就最高。他的《七哀诗》（有三首）和《登楼赋》最能代表建安文学的精神。《七哀诗》之一（《西京乱无象》）写他由长安避乱荆州时途中所见饥妇弃子场面，深刻揭示汉末军阀混战造成的惨象及人民深重灾难，使人怵目惊心。《登楼赋》是荆州时登麦城城头所作，主要抒发思乡之情和怀才不遇的愁恨，富于感人力量，是抒情小赋的名篇。

      2451.建安七子（徐干）
　　徐干（171-217），字伟长，北海（今山东潍坊市）人，建安七子之一。少年勤学，潜心典籍。汉灵帝末，世族子弟结党权门，竞相追逐荣名，徐干闭门自守，穷处陋巷，不随流俗。建安初，曹操召授司空军师祭酒掾属，又转五官将文学。数年后，因病辞职，曹操特加旌命表彰。后又授以上艾长，也因病不就。建安22年（217）2月，瘟疫流行，亦染疾而亡。主要著作是《中论》，曹丕称赞此书"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与吴质书》）其情诗《室思》也写得一往情深。

      2453.建安七子（阮瑀）
　　阮瑀（？-212），字元瑜，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建安七子之一。所作章表书记很出色，名作有《为曹公作书与孙权》。年轻时曾受学于蔡邕，蔡邕称他为“奇才”。所作章表书记很出色，当时军国书檄文字，多为阮瑀与陈琳所拟。后徙为丞相仓曹掾属。诗歌语言朴素，往往能反映出一般的社会问题。诗有《驾出北郭门行》，描写孤儿受后母虐待的苦难遭遇，比较生动形象。阮瑀的音乐修养颇高，他的儿子阮籍，孙子阮咸皆是当时名人，位列“竹林七贤”，妙于音律。明人辑有《阮元瑜集》。

      2454.建安七子（应玚）
　　应玚（？-217） ，字德琏，东汉汝南南顿县（今河南省项城市南顿镇）人，建安七子之一。擅长作赋，代表性诗作《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初被魏王曹操任命为丞相掾属，后转为平原侯庶子。曹丕任五官中郎将时，玚为将军府文学（掌校典籍、侍奉文章），著文赋数十篇。诗歌亦见长。

      2455.建安七子（刘桢）
　　刘桢（？-217），字公干，东平（今山东东平县）人，建安七子之一。以文学见贵。建安中，刘桢被曹操召为丞相掾属。与曹丕兄弟颇相亲爱。后因在曹丕席上平视丕妻甄氏，以不敬之罪服劳役，后又免罪署为小吏。建安22年（217），与陈琳、徐干、应玚等同染疾疫而亡。他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诗歌、特别是五言诗创作方面。今存诗十五首，《赠从弟》三首为代表作，言简意明，平易通俗，长于比喻。

      2456.建安三曹（曹操）　　
　　曹操（155-220），字孟德，既是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也是一位诗人，今存诗20余首。他的一部分诗真实反映了汉末动乱的社会现实和百姓的苦难。如《蒿里行》记录了汉末董卓之乱前后最黑暗混乱的一段历史，描绘了军阀争权夺势所造成的悲惨现实：“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另一部分诗抒发了他的人生抱负和统一天下的雄心大志。曹操不仅用自己的创作开风气之先，而且以其对文学的倡导，为建安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2457.建安三曹（曹丕）　　
　　曹丕（187-226），字子桓，是曹操次子，于公元220年废汉献帝自立，是为魏文帝。现存诗约40首，形式多样，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无所不备，多为对人生感慨的抒发和人生哲理的思考。题材上除一部分写游赏之乐的宴游诗外，以表现游子行役思亲怀乡、征人思妇相思离别居多。

      2458.建安三曹（曹植）　　
      曹植（192-232），字子建，为曹操第四子，天资聪颖，才华过人。现存诗90多首，创作以建安25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
　　曹植诗歌文采气骨兼备，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对诗歌的题材和内容进行了多方面开拓，艺术上注重声色的描绘和技巧的琢磨，富于创造，大大丰富了诗歌的艺术表现力。钟嵘《诗品》评价其诗曰：“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曹植又是第一位大力写作五言诗的文人，现存诗中有三分之二是五言诗。他以自己杰出的创作为我国古典诗歌从朴质无华的民歌向体被文质的文人诗转变做出了巨大贡献，不愧是建安诗坛最杰出的代表。

      2459.建安诗歌
　　七子"以写五言诗为主。五言诗是直到东汉后期才兴盛起来的新诗体，桓、灵之世"古诗"的出现，标志着五言诗已经初步成熟。而"七子"的优秀五言之作，写得情采飞扬，变化多致，使五言诗在艺术上更臻于精美。如徐干的《室思》就比同一题材的《青青河畔草》或《冉冉孤生竹》写得细腻深厚。而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阮瑀《驾出北郭门行》等都作于汉末战乱发生之前，其写作时间不一定比"古诗"晚，它们在五言诗发展史上的重要性就更加值得重视。

      2460.建安辞赋
　　"七子"写了大量的小赋，他们在张衡、蔡邕等已经取得的成就基础上，为小赋的进一步繁荣作出了贡献。"七子"的小赋有三点值得注意：
　　①取材范围更加扩大，题材的普通化、日常化进一步冲淡了过去大赋的贵族性质；
　　②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更趋加强，直接描写政治事件的作品有所增多；
　　③抒情色彩愈益浓厚。对于"七子"的赋，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曾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也表示了同样的意见，还特别认为王粲、徐干二人是曹魏一代的"赋首"，说他们可与宋玉、司马相如、左思、潘岳等并列。

      2461.建安散文
　　孔融的章表，陈琳、阮瑀的书记，徐干、王粲的论说文，在当时都能独树一帜。它们的共同优点就是曹丕所说的"文以气为主"（《典论·论文》），贯注了作者独特的气质。"七子"散文名篇有孔融《荐祢衡疏》、《与曹公论盛孝章书》，陈琳《移豫州檄》、《为曹洪与魏太子书》，阮瑀《为曹公作书与孙权》，王粲《务本论》、《荆州文学记官志》等。"七子"散文在形式上有逐步骈化的趋向，尤以孔融、陈琳比较显著。他们的一些作品对偶整饬，又多用典故，成为从汉末到西晋散文骈化过程中的一个不能忽略的环节。

      2462.建安作品集
　　"七子"著作，原集皆已佚，今独存徐干的政治伦理专论《中论》。明代张溥辑有《孔少府集》、《王侍中集》、《陈记室集》、《阮元瑜集》、《刘公干集》、《应德琏休琏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清代杨逢辰辑有《建安七子集》。

      2463.魏晋文学
      魏晋文学是指中国古代三国两晋时期的文学，在文学史的分期上，属于中国文学中古期第一段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前期。魏晋期间，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在这些变化中是最有意义的，正是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其他的变化和发展。这期间宫廷起着核心的作用，以宫廷为中心形成文学集团。集团内部的趋同性，使文学在这一段时间内呈现出一种群体性的风格，另一段时间又呈现为另一种风格，从而使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相当明显。文学集团内出现了一些杰出的作家，如曹植、阮籍等。但成就最高的陶渊明却不属于任何集团，他以超然不群的面貌高踞于众人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