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小常识

      2363.《治安策》主要思想
　　《治安策》不仅在形式上有《荀子》之《富国》、《议兵》诸篇的结构，而且在思想上也深得荀学修养。《治安策》关于置三公三少以教训太子，主张从孩提之时，以道习之，他的立论点就是基于荀子的“惟善者伪也”的理论。同时，贾生又有荀子“谨注错，慎习俗”思想的复述。荀子谓“积礼义而为君子”，贾生则说，“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积渐，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积，在其取舍。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这正与荀子“习俗移志，安久移质”之说相合。 不仅如此，详析贾生思想，其核心仍不出儒学范围，贾生也极力推崇仁义。他论秦之过，认为秦败即败在“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而且他也曾指责商鞅“遗礼义，弃仁恩，并心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贾生认为，汉初立，“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官名，兴礼乐”，于是“乃悉草具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如此制度变更更是儒者所为。

      2364.《治安策》写作背景
　　汉文帝七年（前173年），文帝想念贾谊，又把他从长沙召回长安。贾谊到长安后，文帝在未央宫祭神的宣室接见了他。当时祭祀刚完，祭神的肉还摆在供桌上。文帝对鬼神的事感到有不少疑问，就问贾谊。贾谊是怎么回答的，史书上缺乏记载。只知贾谊关于鬼神的见解，使文帝感到很新鲜，听得很入神，甚至挪动座位（当时是席地而坐），凑到贾谊跟前，一直谈到半夜方止。事后，文帝感叹不已地说：“我好久没有见到贾生了，自以为学问赶上了他，现在听了他的谈话，还是不及他啊。” 贾谊这次回到长安，朝廷上人事已有很大变化，原来曾压制过贾谊的灌婴已死，周勃在遭冤狱被赦免后回到绛县封地，不再过问朝中政事。但是，文帝还是没有对贾谊委以重任，只是把他分派到梁怀王那里去当太傅。其原因，还是由于邓通仍在文帝身边，贾谊又多次得罪过这个文帝的宠臣，这就成了贾谊施展其政治抱负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
　　梁怀王刘揖，又名刘胜，是文帝最喜爱的小儿子。文帝任命贾谊为梁怀王太傅，也算是对他的一种重视。
　　当时，西汉的政治局势基本是稳定的，但也面临两个矛盾，一个是中央政权同地方诸侯王之间的矛盾，一个是汉王朝同北方匈奴奴隶主政权之间的矛盾。这两个矛盾的尖锐化，在当时已见端睨。如济北王刘兴居、淮南王刘长接连叛乱，吴王刘濞企图叛乱的消息也时有所闻；而匈奴也经常侵扰西汉北部边境。贾谊透过当时政治局势的表面稳定，看到了其中潜伏着严重的危机，对此深为关切和忧虑。他接连多次向文帝上疏，向文帝敲警钟。其中最，是在文帝前之七年（前173年）他从长沙回长安后所上的《治安策》（也叫《陈政事疏》）。

      2365.《治安策》主要内容
　　《治安策》一开头，贾谊就大声疾呼：我看天下的形势，可为痛哭的有一个问题，可为流涕的有两个问题，可为长叹息的有六个问题，其他违法背理的事就更多了，难以一一列举。他斥责那些认为天下“已安且治”的人，认为这种人不是无知，就是阿谀奉承，都不是真正懂得治乱大体的人。他形象地说：把火放在柴堆之下，而自己睡在柴堆上，火还没有燃烧起来，就说平安无事。当今的形势，同这有什么两样呢？
　　贾谊指出危害西汉政治安定的首要因素，是诸侯王的存在以及他们企图叛乱的阴谋。他回顾历史，列举事实说明分封诸侯王的害处。起初，汉高祖刘邦分封异姓王，结果是“十年之间，反者九起”，一年也不得安宁。异姓王的叛乱虽然被平定了，但又不能从中吸取教训，又分封了一批同姓王。在文帝初即位时，天下还算安定，为什么呢？因为大的诸侯王年纪尚幼，而汉王朝派去的太傅、相还能掌握实权。但是，几年之后，诸侯王们大都长大，血气方刚，而汉王朝派去的傅、相年老多病，有的被罢免了，各诸侯王国的丞、尉以上的官职，都被诸侯王们安插了自己的亲信来担任。这样的形势发展下去，要想使国家政治安定，恐怕连尧、舜也是办不到的。
　　贾谊指出，有人把异姓王叛乱归结为同汉王朝（即刘氏）关系疏远，这是不对的。他举出济北王刘兴居（文帝的侄子）、淮南王刘长（文帝的弟弟）相继叛乱的事实，说明同姓王虽“亲”，也是靠不住的。因为这些同姓王虽名为臣，其实都有布衣昆弟之心，也有称帝为皇的野心。他们在自己的国里擅自授人爵位，赦免死罪之徒，甚至使用皇帝的宫室和仪仗，使汉朝的法令在他们的独立王国里面行不通。
　　贾谊指出，诸侯王的叛乱，并不取决于是疏是亲，而是取决于“形势”，取决于他们力量的强弱。他回顾汉初七个异姓诸侯王反叛的历史事实，认为大都是强者先反。如韩信当楚王时势力最强，所以就最先反；韩王信依靠匈奴，接着也反了；……燕王卢绾力量比较弱，最后才反。异姓王中也有不反的，这就是长沙王吴芮。长沙国只有二万五千户，实力最小，同皇帝的关系比较疏远，反而最忠于朝廷。这并不是因为吴芮的性情与别人不同，也是形势所造成的。这样从“形势”来解释诸侯王反叛与否，是贾谊的独到的见解。他甚至假设，如果让樊哙、郦商、绛周勃、灌婴据数十城而为王，他们也会反叛，因而被灭亡；相反，如果让韩信、彭越这些人作为列侯而居，他们也不见得会反叛，也还可能完好而存。正因为给予诸侯王以相当大的地盘和实力，那末，他们不管是异姓还是同姓，都有可能反叛。因此，贾谊得出的结论是：“疏者必危，亲者必乱”。
　　根据异姓诸侯王反叛的历史教训和同姓诸侯王必然反叛的危险，贾谊向文帝提出了自己的对策。为此，他说明了这个问题上应该有的指导思想。他说：现在诸侯王势力强大，好比是大骨头，汉王朝如果不用权势法制这把大斧头去砍，而想用仁义恩厚这把薄刃小刀去切割，那末，这个刀子不是被碰缺口，就是被折断，那是无济于事的。他形象地指出：现在的形势就象害了浮肿病，一条小腿肿得几乎同腰一样大，一个指头肿得几乎和大腿一样粗，只能平放而不能伸屈，一两个指头疼起来就不得了。如果现在不及时治疗，一定会成为不治之症，将来虽有扁鹊那样的名医，也没有办法治了。
　　那末，切实可行的对策是什么呢？贾谊根据“大都强者先反”的历史教训，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针。也就是说，在原有的诸侯王的封地上分封更多的诸侯，从而分散削弱他们的力量。贾谊建议：诸侯王死后，他的封地应该分割为若干块，分封给他的几个儿子。这样，可以让诸侯王的子孙们放心，他们知道会按制度受到分封，就不会反叛朝廷了。诸侯王的封地，一代一代分割下去，愈分愈少，直到“地尽而止”，力量也就愈来愈削弱下去了。这就叫做“割地定制”。这样做的结果，就能使国内的形势，好像是身体支配手臂，手臂支配手指那样顺从，诸侯就不敢有异心了，国家也就能得到治理了。
　　《治安策》除了论述了地方诸侯王的问题外，还对其它政治问题，以及经济、军事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商人经济力量的膨胀和北方匈奴的问题。
　　贾谊指出，现在商人卖奴隶，给奴隶穿上古时天子后妃祭祀时才穿的绣衣、丝鞋，关在木栅栏里。现在皇帝穿的衣服不过是普通的黑色丝织品，而富民的墙上竟挂上了文绣；皇后装饰衣领的东西，富的婢妾们却用来缝鞋边。商人富民这样穷极奢侈，后果是严重的：一百人作衣服还不够他们一人穿，想全国人不受寒挨冻，怎么可能呢？一人耕田，十人聚食，想全国人不挨饥受饿，是不可能的，饥寒迫使老百姓痛苦不堪，想使他们不造反．是办不到的。国家已无能为力，“盗贼”不过在等待时机而已，但是献计的人却说政治上以“毋动”为上策；这些富人大商习俗奢侈，太不尊重国家制度，太冒犯皇帝的尊严了，但献计的人还说“毋为”，不要改革，这真是可以长叹息的事啊！
　　从汉高祖刘邦开始，由于军事上失利，对北方的匈奴采取和亲政策，将公主（实际上多由宗室女顶替）嫁给匈奴单于为妻，每年还要交送大量的金银和丝织品。文帝时也曾派军抗击匈奴的侵扰，因诸侯王叛乱而撤军，又恢复和亲政策。贾谊认为，和亲并不能制止匈奴统治者经常侵扰的祸患，他表示愿意出征北伐，“亲俘匈奴单于而制其命，抓住中行说（投降匈奴的汉奸）而笞其背”。贾谊认为，应该扩大汉朝的政治影响，以争取匈奴的人民大众；并且用声色口腹的物质享受为手段，来分化匈奴贵族。这些论述虽是豪言壮语，但不那么切合事实，因此鲁迅认为贾谊论匈奴“乃颇疏阔”。
　　贾谊《治安策》的可贵之处，在于居安思危。如毛泽东所说：“《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着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39页）这个评价，是非常确切的。

      2366.《论贵粟疏》西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奏章。晁错（公元前200-前154年），汉颍川郡（今河南禹县）人，著名的政论家。汉文帝时为太子家令，足智多谋，时人称为“智囊”。汉景帝时升至御史大夫。他针对汉王朝面临的各种社会危机，提出了加强中央权、削弱诸侯势力、巩固边防和发展农业等一系列建议。由于晁错主张削减诸侯封地来加强中央权力，遭到诸侯王的反对，吴楚七国打着清君侧的旗号起兵叛乱。景帝受袁盎挑唆，杀了晁错。

      2367.《论贵粟疏》原文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
　　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种夏耕，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 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亡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2368.《论贵粟疏》译文
　　贤明的君主在上面管理国家，老百姓之所以没有挨饿受冻，并不是因为明君能种出粮食给老百姓吃，织出布帛给老百姓穿，而是由于他有给老百姓开辟财源的办法。所以尧、禹的时候有过九年水灾，汤的时候有过七年旱灾，可是却没有由于粮食缺乏导致百姓被遗弃或者瘦弱不堪因而减少国内人口，这是因为积蓄的粮食多，事先早有防灾的准备。现在全国统一，土地和人口之多不亚于汤、禹的时候，又多年没有发生水旱灾害，可是粮食的积蓄却不如禹、汤的时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现有的土地还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老百姓的生产能力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可以种植谷物的土地没有全部开垦，山林水泽的资源没有全部开发，社会上还有游手好闲、不劳而食的人不从事耕种。
　　老百姓生活贫困，就容易违法乱纪。他们生活贫困是由于财物不足，财物不足是由于老百姓不热心从事农业生产，不热心从事农业生产，便不愿意在农村安家落户。不愿意在农村安家落户，便会轻易离开家乡。老百姓像鸟兽一样四处谋生，即使有很高的城墙，很深的护城河，严厉的法律，残酷的刑罚，还是不能禁止他们违法乱纪。人在寒冷的时候，不会等到有了轻便暖和的衣服才穿；人在饥饿的时候，也不会等到有了美好的食物才吃。人一旦饥寒交迫，就不顾廉耻了。人们的常情是一天不吃两顿饭就会饥饿，一年到头不添制衣服就会受冻。肚子饿没有东西吃，身子冷没有衣服穿，就是慈爱的母亲也不能保全她的孩子，君主又怎么能拥有百姓呢？英明的君主是懂得这个道理的，所以他使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减轻赋税，扩充积蓄，用来充实国库，防备水旱灾害，这样就可以得到老百姓的拥护。
　　老百姓的去留，取决于君主如何管理。他们追逐利益如同水朝低处流一样，是不选择什么东南西北的。珠宝、玉石、金银，饿了不能吃，冷了不能穿，但是大家都把它看得很珍贵，这是因为君主喜欢用它。这些东西，作为财物，轻便、小巧，容易收藏，可以放在手里拿着，走遍全国也不担心受冻挨饿。这样便使臣子轻易背叛君主，使老百姓轻易地离开他的家乡，使盗贼得到鼓励，使逃亡的人可以很轻便地带着生活费用。粟米布帛出产在地里，生长要靠天时，收获加工需要人力，不是短时间可以完成的。好几石重的粮食布帛，一般人拿不动，不容易被坏人贪图利用，但一天得不到它，饥寒就产生了，因此英明的君主重视五谷而轻视金玉。
　　现在五口之家的农户，给官府服役的不会少于二人，他们能耕种的田不会超过一百亩，一百亩田收的粮食不会超过一百石。春天耕种，夏天耕耘，秋天收获，冬天收藏，砍柴禾，修建房舍，提供劳役；做这些事情不能躲避风沙尘土，夏不能躲避酷暑炎热，秋不能躲避阴雨，冬不能躲避寒冷冰冻，一年四季，没有休息的时候；又有个人的送往迎来，悼念死者、慰问病人，抚养孤儿、养育小孩等等费用都出在里面。像这样辛勤劳苦，还遭受水旱灾害和官府残酷的压榨，征收赋税没有一定的时候，早上发出命令，晚上就要缴齐。在准备纳税时，手头有粮的，就把粮半价卖出去，手头没有钱粮的只能出加倍的利息向人借钱完税。于是出现了靠卖田卖屋、卖子孙来还债的情况。可是大商人却囤积货物，追求加倍的利润，小商人开设店铺，贩卖货物，也大获赢利。他们天天在街市上游逛，当朝廷急需某种货物的时候，就乘机抬高物价，牟取成倍的暴利。所以他们男的不从事农业生产，女的不养蚕织布，但穿的总是华美的锦绣，吃的总是精美的食物，没有经历过农民种田的痛苦，却坐享农民的收获。凭着财物很多，他们交接王侯，势力比官僚还大，相互争夺利益；还到处游玩，华丽的冠服车盖在大道上互相可以望见，他们乘着坚固的车子、赶着肥壮的马，脚穿丝鞋、身上拖着丝织的长衣，招摇过市，这就是商人兼并农民的土地，农民背井离乡、流亡在外的原因。现在法律上轻视商人，可是商人已经富贵之极；法律上尊重农民，可是农民已经贫困无比。所以世俗所尊贵的，正是君主所轻视的商人；官吏所轻视的，正是法律上所尊重的农民。上下相反，喜恶的态度相互抵触，这样下去，国家富强、法制建全的希望是不能实现的。
　　当前最为紧要的事情，莫过于让老百姓安心务农。要老百姓安心务农，关键在于国家要重视粮食生产。重视粮食生产的办法，就是要让老百姓知道粮食可以作为奖赏和惩罚的手段。现在需要号召全国人民把粮食缴纳给政府，使缴纳粮食的人能得到爵位，或免去罪刑。这样，富人有了爵位，农民有了钱，粮食也分散到需要的地方去了。能够献出粮食得到爵位的人，都是家有余粮的。从有余粮的人手中得到一些粮食，供政府使用，那贫穷农民的赋税就可以减少，这就是所谓损有余，补不足，命令一出，老百姓就会得到好处。这样符合老百姓的心愿，增加的好处有三点：一是政府需用的用度充足了，二是老百姓的田赋少了，三是鼓励人们从事农业生产。现在法令规定：老百姓有出一匹拉战车的马的，可以免除三人服兵役。车骑，这是国家的军备，所以给献它的人免除兵役。神农氏留下教导说：“有十仞高的石头城墙，百步长的注满沸水的护城河，披盔带甲的百万士兵，可是没有粮食，还是不能守住。”由此可以看出，粮食是对于君王大有用途的东西，重视粮食是政事中带根本性的大事。教老百姓交纳粮食，授予他五大夫以上的爵位，只不过免除一个人的兵役、劳役罢了。这出粮食和出战马所得到的优待相比真是相差太远了。爵位，是君主专有的东西，皇帝一开口，就可以没有穷尽地授给人爵位。粮食，是老百姓种出来的，只要生长在地里就不会缺乏。而得到高的爵位和免除罪刑，是人人都十分向往的权利。让天下的人将粮食送到边地，由此来得到爵位、免除罪刑，不超过三年，边防地区的粮食就一定会大大增多。

      2369.《论贵粟疏》 影响与传播
　　本篇所论，切中时弊，对于当时发展农业生产和巩固边防是有利的，也是切实可行的。文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制定了一系列奖励粮食生产以促进农业发展、打击商人投机牟利以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经文、景两朝施行，汉初的农业生产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国家日益富足，社会比较安定，经济相对繁荣。以至于武帝初年，出现了“太仓之粟，陈陈相因，都鄙廪庾尽满”的富庶情况。

      2370.《论贵粟疏》点评
　　《汉书·食货志》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 晁错上书给汉文帝，说明守卫边塞、“劝农务本”是当前急迫的两件事。这一篇《论贵粟疏》就是论其中“劝农力本”的部分。汉初，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生产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但随着商业的发展，大地主、大商人势力日益膨胀。他们大肆聚敛财富，兼并、侵夺广大农民的土地和财产，迫使大批农民破产逃亡，背井离乡，农业生产凋敝，贫富差距日益扩大，阶级矛盾渐趋激化。针对这种情况，晁错向文帝上了这一封奏疏，提出了重农抑商的主张和入粟受爵的建议。
　　文章指出，只有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才是安定社会、富国强兵的根本。只有让人民丰衣足食，才不会产生暴乱。明君应该“贵五谷而贱金玉”，使农民与土地相依为命，一心务农，不轻易离乡远走，去追逐商贾之利。作者尖锐地指出汉初农业政策的弊病，农民负担沉重，一年四季不停地耕作劳动，却所得甚微。而官府的赋税和劳役都很沉重，劳作一年的结果往往是即使贩卖儿女都不足以缴纳赋税。而商贾们交通王侯，兼并农民土地，操纵市场价格，囤积居奇，牟取暴利，不从事农业生产却坐享其成，生活奢侈，并受到世俗的尊重。有鉴于此，文中建议汉文帝采取贵粟的措施，即入粟受爵，以此来打破财产过于集中的状况，提高农业生产的地位，刺激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带来主用足，民赋少，劝农功、塞下之粟必多三大好处。
　　这篇奏疏不仅是切中时弊的精彩政论，而且是历代传诵的文学名篇。文中善于使用对比手法，如用禹、汤有蓄积同当今无蓄积相比；用饥寒则君主不能保有其民，同充实粮仓以防备水旱则“民可得而有”相比；用贵珠玉的害处与贵粟之利相比；用农夫勤劳但生活困苦同商人的安逸享乐相比；用法律的贵贱同世俗的好恶相比；用有粟和无粟相比等等。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对比，揭示了当时农民穷困劳苦的状况，抨击了商人的骄奢逸乐和政府的急征暴赋，呼吁最高统治者要重视和发展农业生产。在对比中又往往使用排比和铺陈，使得文气流动，气势不凡。文章逻辑严密，说理透辟，辞意畅达。立论方法上紧扣论点，环环紧扣，论证严密，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全篇语言风格简练峻急，流畅优雅，于严峻中透出一股逼人的气势。既体现了政治家的高瞻远瞩之谋，又表现了政论家的能言善辩之才，是鲁迅所称“西汉鸿文”中的代表作之一。

      2371.《盐铁论》
      《盐铁论》是中国西汉桓宽根据汉昭帝时所召开的盐铁会议记录“推衍”整理而成的一部著作。书中记述了当时对汉武帝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的一场大辩论。该书共分六十篇，标有题目，内容是前后相连的。桓宽的思想和贤良文学人士相同，所以书中不免有对桑弘羊的批评之词。书中语言很精练，对各方的记述也很生动，为现代人再现了当时的情况。公元1487年（明朝成化二十三年）的涂祯刊本是较好的版本，现代的参考版本有郭沫若的《盐铁论读本》和王利器的《盐铁论校注》。

      2372.《盐铁论》简介
　　在西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期间召开“盐铁会议”，以贤良文学为一方，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另一方，就盐铁专营、酒类专卖和平准均输等问题展开辩论。
　　桓宽根据当时的会议记录，并加上与会儒生朱子伯的介绍，将其整理改编，撰成《盐铁论》。第一篇至第四十一篇，记述了会议正式辩论的经过及双方的主要观点。第四十二篇至第五十九篇写会后双方对匈奴的外交策略、法制等问题的争论要点。最后一篇是后序。
     《盐铁论》是研究西汉经济史、政治史的重要史料。由于《史记》对桑弘羊的记述不够完备，《汉书》又未立专传。《盐铁论》因有桑弘羊的对话，可补此不足。另外《盐铁论》采用对话体的写法，并且各篇之间互相联系，在古代散文作品中是很少见的。
      但美中不足的是《盐铁论》作者桓宽偏向儒家思想，并不能保持客观立场。桓宽於此次会议记录中诸“贤良文学”有明显偏颇的立场，书中多次描述官府官员们的窘态，或默然不对、或勃然作色、或怃然内惭……。多有贬抑之辞。

      2373.《盐铁论》成书背景
　　汉武帝时为了掌握全国经济命脉，从经济上加强封建中央集权，抗御匈奴的军事侵扰，打击地方割据势力，推行了以桑弘羊为主所制定的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及均输、平准、统一铸币等一系列重大财经政策。这些经济措施，虽然适应了当时巩固西汉王朝政权的需要，为西汉王朝奠立了坚实的财政经济基础，但是，却也给农业生产、中小工商业和群众生活带来了某些不便与困难，特别是剥夺了地方诸侯和富商大贾的既得利益，因而必然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和反对，于是盐铁官营、酒类专卖等问题，就成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大事。
　　公元前81年（汉昭帝始元六年）旧历二月，朝廷从全国各地召集贤良文学60多人到京城长安，与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首的政府官员共同讨论民生疾苦问题，后人把这次会议称为盐铁会议。会上，双方对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均输、平准、统一铸币等财经政策，以至屯田戍边、对匈奴和战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规模较大的关于国家大政方针的辩论会。
　　在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全面抨击了汉武帝时制定的政治、经济政策。在经济方面要求“罢盐铁、酒榷、均输”。他们以儒家思想为武器，讲道德，说仁义，反对“言利”，认为实行盐铁等官营政策是“与民争利”，违背了古代圣贤“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的信条，败坏了古代淳朴的社会风尚，引诱人民走“背义而趋利”的道路。他们提出了战国以来法家的重本抑末说，认为官营工商业“非治国之本务”，主张“进本退末，广利农业”，指责官府经营工商业是“与商贾争市利”。贤良文学还提出“外不障海泽以便民用，内不禁刀币以通民施”的放任主张。他们的重本抑末说，实际上是要抑官营工商业，而为私人工商业争取利权，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一种方式。
      会议结果，废除了全国的酒类专卖和关内铁官。事过30年，桓宽根据这次会议的官方记录，加以“推衍”整理，增广条目，把双方互相责难的问题详尽地记述出来，写成《盐铁论》。
      在昭帝时召开的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推崇董仲舒的新儒学，经常引用《春秋繁露》的语言作为立论的根据。他们的经济思想亦大多承袭董氏，且更具保守和教条化。《盐铁论？本议》记文学说： 窃闻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广道德之端，抑末利而开仁义，毋示以利，然后教化可兴，风俗可移也。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夫文繁则质衰，末盛则本亏。末修则民淫，本修则民悫，民悫则财用足，足侈则饥寒生。愿罢盐铁、酒榷、均输，所以进本退末，广利农业，便也。这是贤良文学在盐铁会议上的第一次发言，即开宗明义反对 与民争利 、请罢盐铁等，表明他们基本承袭董仲舒的思想。但他们围绕 罢盐铁 所阐述的理由，却偏离了董氏的原意。如贤良文学所谓 开仁义，毋示以利 的崇义贬利观点，就扼杀了董仲舒包含追功求利的进取精神。董氏虽然重视农业，但没有 抑末 的言论，他们却积极主张 进本退末.董氏反对统治集团挥霍浪费，在他们那里变成了 防淫佚、尚敦朴 的安贫乐道思想。可见这时以贤良文学为代表的儒家经济思想，把 圣人之道 当作教条，已明显趋向保守。
      《盐铁论》一书由桓宽编次整理而成。桓宽，汝南人。汉宣帝时举为郎，官至庐江太守。《盐铁论？散不足》提到 宣帝建学官 ，说明此书是在宣帝死后，汉元帝时定稿的。盐铁会议留下的书面材料经过桓宽的加工润色，处处渗透着他本人的观点。《盐铁论》赞赏贤良文学的崇义贬利，进本退末、安贫乐道思想溢于言表，被诸史列入儒家类，充分反映了汉元帝时期儒学的守旧观念。自元帝以后，西汉政权重用纯儒，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完全确立，加上西汉王朝的经济开始衰退，更加重了经济思想界的沉寂和保守气氛。而且，从董仲舒就流露出的宜少近古的经济复古思绪，也成为西汉后期的新动向。

      2374.《盐铁论》主要内容
　　《盐铁论》全书分为10卷60篇。前41篇是写盐铁会议上的正式辩论，自第42篇至59篇是写会后的余谈，最后一篇“杂论”是作者写的后序。篇各标目，前后联成一气，采用对话文体，以生动的语言真实反映当时的辩论情景，保存了不少西汉中叶的经济史料和丰富的经济思想资料。
      书中记述，在汉昭帝下诏调集的这次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们提出，盐铁官府垄断专营和“平准均输”等经济政策是造成百姓疾苦的主要原因，所以请求废除盐、铁和酒的官府专营，并取消均输官。
      均输和平准是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88年），其最初目的是利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和调剂物价的两种措施，均输就是在各地设置均输官，负责征收、买卖和运输货物，地方应交纳的贡物，折合成钱交给均输官，均输官再在各地之间贱买贵卖，调节物价，同时也为国家增加了收入。平准则是官府负责京师和大城市的平抑物价工作，贱时国家收买，贵时国家抛售，抑制奸商的投机倒把行为，稳定物价。但是由于理论的过于理想化，造成了百姓买什么什么贵的恶性循环。
　　书中的御史大夫即桑弘羊，站在封建中央政府的立场，强调法治，崇尚功利，坚持国家干涉经济的政策，对盐铁官营、平准、均输等重大政策措施采取坚决维护的态度，认为它“有益于国，无害于人”，既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以佐助边费”，又有发展农业生产，“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的作用，因而决不可废止。他在为盐铁官营等政策辩护时，全面地提出了他对工商业的看法。他接受了范蠡、白圭的重商思想和国家经营工商业的思想，认为工商业在人民经济生活中是不可少的，人民生活所需的“养生送终之具”均“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所以，他主张“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农商交易，以利本末”。但他认为工商业应该由政府控制，发展官营工商业。这样既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又可以“排富商大贾”，抑制他们的兼并掠夺，有利于“使民务本，不营于末”，有利于“建本抑末”。

      2375.《盐铁论》历史价值
　　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在辩论中所阐述的当时的儒家经济思想，经过《盐铁论》的“推衍”，更为全面系统，形成中国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思想。《盐铁论》的作者桓宽，服膺儒家思想，在政治上站在反对桑弘羊的立场，但他把盐铁会议辩论双方的思想、言论比较忠实地整理出来，因而使《盐铁论》这部著作，不仅保存了西汉中期较丰富的经济史料，也把桑弘羊这一封建社会杰出理财家的概略生平、思想和言论相当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成为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特别是西汉经济思想史的一部重要著作。

      2376.《盐铁论》作者简介
　　桓宽，西汉后期散文家。字次公。汝南（今河南上蔡西南）人。生卒年不详。汉宣帝时被举为郎，后任庐江太守丞。著有《盐铁论》十卷六十篇。《盐铁论》原为汉昭帝时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丞相田千秋为一方，以各地贤良、文学为另一方，就盐铁官营和酒类专卖等问题举行辩论的会议纪要，后经桓宽推演整理而成此书。《盐铁论》以对话形式，生动地记载了这场辩论的情况。全书体例统一，风格一致，结构严密，通晓畅达，在经济思想史和文学史上都具有重要价值。

      2377.《盐铁论》目录
      卷一
      本议第一
      力耕第二
      通有第三
      错币第四
      禁耕第五
      复古第六
      卷二
      非鞅第七
      晁错第八
      刺权第九
      刺复第十
      论儒第十一
      忧边第十二
      卷三
      园池第十三
      轻重第十四
      未通第十五
      卷四
      地广第十六
      贫富第十七
      毁学第十八
      褒贤第十九
      卷五
      相刺第二十
      殊路第二十一
      讼贤第二十二
      遵道第二十三
      论诽第二十四
      孝养第二十五
      刺议第二十六
      利议第二十七
      国疾第二十八
      卷六
      散不足第二十九
      救匮第三十
      箴石第三十一
      除狭第三十二
      疾贪第三十三
      后刑第三十四
      授时第三十五
      水旱第三十六
      卷七
      崇礼第三十七
      备胡第三十八
      执务第三十九
      能言第四十
      取下第四十一
      击之第四十二
      卷八
      结和第四十三
      诛秦第四十四
      伐功第四十五
      西域第四十六
      世务第四十七
      和亲第四十八
      卷九
      繇役第四十九
      险固第五十
      论勇第五十一
      论功第五十二
      论邹第五十三
      论菑第五十四
      卷十
      刑德第五十五
      申韩第五十六
      周秦第五十七
      诏圣第五十八
      大论第五十九
      杂论第六十

      2378.《盐铁论》四库记载
　　《盐铁论》十二卷（内府藏本）
      汉桓宽撰。宽字次公，汝南人。宣帝时举为郎，官至庐江太守丞。昭帝始元六年，诏郡国举贤良文学之士，问以民所疾苦。皆请罢盐铁、榷酤，与御史大夫桑宏羊等建议相诘难。宽集其所论，为书凡六十篇，篇各标目。标榜，此亦世变之渐矣。迨托克托等修宋史，以道学、儒林分为两传。而当时所谓道学者，又自分二派，笔舌交攻。自时厥后，天下惟朱、陆是争，门户别而朋党起，恩雠报复，蔓延者垂数百年。明之末叶，其祸遂及於宗社。惟好名好胜之私心不能自克，故相激而至是也。圣门设教之意，其果若是乎？今所录者，大旨以濂、洛、关、闽为宗。而依附门墙，藉词卫道者，则仅存其目。金溪、姚江之派，亦不废所长。惟显然以佛语解经者，则斥入杂家。凡以风示儒者无植党，无近名，无大言而不惭，无空谈而鲜用实则反覆问答，诸篇皆首尾相属。后罢榷酤，而盐铁则如旧，故宽作是书，惟以盐铁为名，盖惜其议不尽行也。书末杂论一篇，述汝南朱子伯之言，记贤良茂陵唐生、文学鲁万生等六十馀人，而最推中山刘子雍、九江祝生，於桑宏羊、车千秋深著微词。盖其著书之大旨，所论皆食货之事，而言皆述先王，称六经，故诸史皆列之儒家。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改隶史部食货类中，循名而失其实矣。明嘉靖癸丑，华亭张之象为之注。虽无所发明，然事实亦粗具梗概。今并录之，以备考核焉。

      2379.《论衡》
     《论衡》是中国历史上东汉时期思想家王充的一部著作，是一部宣传无神论的檄文，是一部古代唯物主义的哲学文献。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衡”字本义是天平，《论衡》就是评定当时言论价值的天平。它的目的是“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 （《论衡·对作》篇）。

      2380.《论衡》作者简介
　　王充，字仲任，生卒年大约为公元27年至公元100年，家住东汉会稽郡上虞县（今浙江省上虞县），祖籍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县）。王充出身于“细族孤门”，自幼好学，老师是大学者班彪，约在元和三年（86年）至章和二年（88年）期间，王充被扬州刺史董勤征聘，担任了九江的刺史府治中从事。之后不久，王充便辞官返回故里，以教授学生为生。后来肃宗颁发诏书，任命王充担任公车徵，并派公车前去迎请王充。然而王充无意于仕途，借口体弱多病推辞了任命。永元年间，王充因病去世。王充死后，葬于上虞县西南的乌石山上。
　　王充一生的主要著作除了《论衡》，还另外包括《讥俗节义》、《政务》和《养性》。但得以流传至今的仅有《论衡》一书。

      2381.《论衡》内容特点
　　《论衡》一书，分为30卷，85篇（除《招致》一篇外，其余84篇都保存了下来）。全书共计20余万字。
　　王充哲学思想的核心是元气自然论。“元气”的说法是在西汉初期提出的，最早出现在韩非子的《春秋繁露》和刘安等人的《淮南子》中，在这两部书中，“元气”被解释为一种天地由以产生的原始的气。不过真正在中国思想界，最早提出较为完整的唯物主义元气论的思想家还是王充。《论衡·自然》篇反映了王充重要的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王充在《自然》中开篇说道：“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如夫妻合气，子自生矣。”在这里，王充阐述了关于“元气”的基本观点。认为元气是天地万物的由来，元气和天地万物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犹如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一样，有了元气，万物自然而然便产生，万物都是由“气”形成的。庄子认为元气是构成世界的基本元素，宇宙万物都是由元气组成的实体。元气不同因而各种事物的类别也千差万别。王充还运用朴素唯物主义的自然观点，有力抨击了董仲舒及其著述中所鼓吹的唯心主义观点。王充和儒家所展开的辩论，首先是围绕天是有为还是无为这个基本问题展开的。董仲舒宣扬天人感应，认为“天故生人”、“故生万物”，意思是天是有意识的天，天特意创造了人，并创造了万物作为人们生存的依赖条件。与之相对立的正是王充的元气自然论。王充否认天的意志，认为万物是自己生长出来的，天不是有意识地生出五谷丝麻来供人们吃和穿的，这和天出现灾害和异常情况，并不是想用来谴责和警告人们是一个道理。元气的运动和变化是自发的，而非依靠什么天的意志为动力。王充肯定宇宙和自然界出现和存在的客观性和自然性，从而否定了董仲舒的荒谬而带有神秘主义的思想。
　　在人与万物的关系问题上，儒家认为人是高于万物的，万物是为了满足人的生活需要而由天制造出来的，服务和服从于人类。这种观点将人与万物的关系定为从属的关系。为了进一步强调封建等级观念，董仲舒特意将君王的形象神话，以示皇权是神圣而不可动摇。他的天人感应也是为宣扬君权神授而创造出来的。董仲舒在“天故生人”、“故生万物”的基础上，进而指出皇帝是为了替天行使最高权力而被天创造和安排到人间的。儒家还为君王的诞生也蒙上了一套相应的神话色彩，使得他们区别于普通人，例如讲夏的祖先是其母吃了一种叫做“薏苡”的草生下的，被人们视为吸取天地之精华而生的露水、灵芝等物体，以及人们想象中的吉祥神圣之物龙凤、麒麟等，都被他们用来作为神话帝王降生的道具。不难发现董仲舒等人的意图，即将皇帝的出现和存在披上一层神圣的外衣，制造“替天行道”的歪理谬论。然而王充却将人和万物摆在同等的地位，人属于万物，同是元气所产生和构成的。在肯定人是动物的基础上，王充又肯定了人与一般动物的区别，即人是动物中最高级的种类，是万物中具有智慧的群体。
　　在关于人的形体和精神两者关系的问题上，王充明确地指出了精神是必须依附于形体的。《论死》、《道虚》、《辩崇》等篇章，是王充批判鬼神迷信思想，宣传无神论的重要论文。王充在《论死》一篇中首先纠正了社会上所说的“人死为鬼，有知，能害人”的迷信观点，指出人死之后不能变鬼，没有知觉，不能害人。王充这样说道：从天地开辟、有人类以来，人们有的寿命终结而死去，有的中途夭亡，这些人多得可以用亿万来计算。比较起来，当前活着的人不如死了的人多，如果（按照）人死后就会变成鬼的观点来推论的话，那么在路上岂不是每走一步就有一个鬼，鬼肯定多得满屋满院，满街满巷。王充依照人们的这种迷信说法，进行了假设推理，从而论证了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错误观点。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形式，机巧而有力地驳斥了“灵魂不灭”的迷信鬼神之说。
　　东汉时期，社会科学水平低下，人们对自然的认识也非常有限，对于许多自然现象无法做出解释，于是就将这些理解为上天即鬼神的意志和安排。许多人认为人之所以遭遇生病、死亡、刑罚、破产、意志失常等灾祸，都是因为办事时没有挑选合适的时间（即所谓的吉利的时辰），触犯了主管灾祸的鬼神，鬼神便降罪于他们。王充认为这些都是谎话，他认为人在世上，就不能不做事，所谓的好时辰、坏时辰之说，不过是那些从事迷信职业的人故弄玄虚，鼓吹自己法术，借以骗取钱财的伎俩。王充的思想研究，是本着客观求实的原则进行的，他推翻了当时普遍承认的因果报应的观点，指出自然寿命到了尽头，即便品行再优良的人，也不会被延长生命；寿命应该很长的人，品行再恶劣，也不会因此而被折寿。

      2382.《论衡》主要思想
　　《论衡》一书中，作者为了驳斥迷信思想和各个学派的谬说，使得本人的论点具有更强的说服力，采用了理论结合实际的科学方法来澄清事实，并对人生老病死以及对比如云、雾、露、霜、雨、云、雷电和潮汐等自然现象进行了合理的分析，做出了符合科学的解释。例如王充在《论死》一文中说道：枯骨在野地里，有时会发出呜呜的呼鸣声，就像在夜里听到的哭声一样，有人说这是死人的声音，这是错误的。接着王充就从人依靠口舌咽喉发声和笙箫靠管孔发声的科学原理，指出了人死后，口舌和咽喉都腐烂了，怎么可能再发出声音呢？王充明确指出了“生无不死”，“有始者，必有终”。这是一种朴素的辩证思想，和方士们宣扬的人可长生不老，甚至不死等蛊惑人心的言论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如儒家的书籍上记载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故事，大致内容是：淮南王刘安召集了天下所有通晓道学的人帮助自己学道成仙，最后终于得了道，不仅全家都升天成仙，甚至连鸡犬这样的牲畜，也因为吃了剩下的仙药，一起随着淮南王上了天。王充驳斥了这种得道成仙的荒唐谣言，他在《道虚》一文中说道：人是万物中的一种，即便是身份尊贵的王侯也不例外。只要属于万物之列，就没有不会死去消亡的，那么人又怎么能够不死而成仙呢？鸟有翅膀能飞，但也不能升天。人连翅膀都没有，靠什么飞起来呢？这是对神话邪说的反问，更是对其荒谬性的沉重一击。
　　王充对儒术的批判和揭露是符合实际的，更是惊世骇俗的。他将锋利的思想匕首直刺儒学的中心——— 孔子及其论述《论语》，震撼了整个封建正统社会。他考察所谓的贤士圣人的言论，发现其中有很多地方上下抵触，他们的文章有不少地方前后矛盾，而后来的学者们对此都没有察觉。王充清楚地看到：“圣人之言，不能尽解，说道陈义，不能辄形。”（《论衡·问孔》）即认为圣人所说的话，并非都能让人理解，圣人说讲的道理，也未必都是清楚明白的。因此王充又说道：“凡学问之法，不畏无才，难于拒师，核道实义，证定是非也。”（《论衡·问孔》）告诫人们做学问，最让人担心的不是没有才干，而是缺乏保持自己的观点和主见，难得的是抵制老师的错误引导，提醒人们不要盲目听信老师的教导，应该学会分清是非，考察事物本身是否符合道义。王充的思想里具有进步的因素，他批判儒家宣扬的“今不如古”的倒退思想，反对落后的复古主张。为此，王充结合实际，强烈抨击了这种片面的认识。王充的观点认为人们如此推崇孔子的70位得意弟子，但他们的才能和其他人并没有什么不同，现在的儒生如果有孔子那样的老师，那么他们之中也会出现颜回那样的学生。如果当时没有孔子那样的老师，那么这七十弟子也就与现在的儒生一样了。儒家思想对人们的言行制定了一系列繁杂的伦理道德标准，孔子的学生宰予，因为在白天睡觉，被孔子训斥为： “朽木不可雕，粪土之墙不可也。”在王充看来，孔子对宰予的厌恶是毫无道理的，王充在《论衡·问孔》中说道：“昼寝之恶也，小恶也；朽木粪土，败毁不可复成之物，大恶也。”认为白天睡觉只能算是小缺点，但孔子却将朽木、粪土这样令人厌恶的东西来形容宰予，试问一个人在白天睡觉，怎么就能败坏品行呢？一个品行败坏的人，即使白天黑夜都不睡觉，难道就可以因此改变人们对他的看法？
　　当然，《论衡》中也反映出了王充思想上的不足和错误认识。第一，由于受到当时某些流派的影响，王充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保留着一定的神秘主义成分，例如他提出了“五常之气”、“善气”、“恶气”、“仁之气”等概念，并认为这些气是可以左右人的命运的。第二，王充认为任何现象的产生都是自然的，在这里他并没有排除唯心主义所认为的某些神秘现象，并割断了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认为任何事物的产生、运动、变化、发展及终结，都完全由自身决定，不需要任何外部条件。
　　王充的思想及观点，虽然没有彻底地摆脱天人感应的神秘主义思想的影响，但的确有了很高的反神学的觉悟，具备了唯物主义的斗争精神。由于《论衡》一书的言论，极大地触怒了东汉的封建贵族及官僚大地主们，王充因此被诬为“躁人”，人身安全受到了极大的威胁。《论衡》一书更被视为“妖变”。而后人，恰恰从《论衡》一书中，看到了作者可贵的唯物主义斗争精神。魏晋时期的哲学家杨泉、南朝时的思想家何承天和无神论者范缜、唐朝的刘禹锡和柳宗元、明清时期的思想家王夫之等后世的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王充思想及观点的影响。
　　《论衡》一书，以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批判了当时盛行的谶纬迷信思想和天地万物由神主宰的谬论，书写了两汉哲学史上朴素唯物主义的篇章。

      2383.《论衡》全书目录
　　卷1 逢遇篇 累害篇 命祿篇 氣壽篇
　　卷2 幸偶篇 命義篇 無形篇 率性篇 吉驗篇
　　卷3 偶會篇 骨相篇 初稟篇 本性篇 物勢篇 奇怪篇
　　卷4 書虛篇 變虛篇
　　卷5 異虛篇 感虛篇
　　卷6 福虛篇 禍虛篇 龍虛篇 雷虛篇
　　卷7 道虚篇 語增篇
　　卷8 儒增篇 藝增篇
　　卷9 问孔篇
　　卷10非韓篇 刺孟篇
　　卷11談天篇 說日篇 答佞篇
　　卷12程材篇 量知篇 謝短篇
　　卷13效力篇 別通篇 超奇篇
　　卷14狀留篇 寒溫篇 譴告篇
　　卷15變動篇 招致篇（佚）明雩篇 順鼓篇
　　卷16亂龍篇 遭虎篇 商虫篇 講瑞篇
　　卷17指瑞篇 是應篇 治期篇
　　卷18自然篇 感類篇 齊世篇
　　卷19 宣漢篇 恢國篇 驗符篇
　　卷20 須頌篇 佚文篇 論死篇
　　卷21 死偽篇
　　卷22 紀妖篇 訂鬼篇
　　卷23 言毒篇 薄葬篇 四諱篇 訁間時篇
　　卷24 譏日篇 卜筮篇 辨祟篇 難歲篇
　　卷25 詰朮篇 解除篇 祀義篇 祭意篇
　　卷26 实知篇 知实篇
　　卷27 定贤篇
　　卷28 正说篇 书解篇
　　卷29 案書篇 對作篇
　　卷30 自紀篇

      2384.《论衡》历代版本
　　现存《论衡》有 85 篇（《招致篇》为存目佚文），与《后汉书•王充传》的说法吻合。 但王充在《自纪篇》中却说“吾书百篇”，“吾书亦才出百”，可能《论衡》 原有百篇以上，到范晔写《后汉书》时仅可见到 85 篇了。王充死后，《论衡》 最初由蔡邕、王朗二人传世，以后辗转流传，篇目有所佚失是完全有可能的。
　　《论衡》见于著录较晚，《隋书•经籍志•杂家》著录“《论衡》，二十九卷”，《旧唐书•经籍志•杂家》著录“《论衡》，三十卷”。二者相差一 卷，可能是从二十九卷中分出《自纪篇》单为一卷的缘故。自此以后，见于 著录的《论衡》多为三十卷。《论衡》在宋代以前无定本。北宋庆历五年（公元 1045 年），进士杨文昌用当时流行的俗本二十七卷与史馆本三十卷对校， “改正涂注一万一千二百五十七字”作序刊印，称为善本。百余年后，南宋孝宗乾道三年（公元 1167 年），会稽太守洪适又据杨刻本复加校订重刻。这两种宋版《论衡》目前仅存残卷。
　　现在收藏于北京图书馆的宋本《论衡》，经元、明两代不断修补，是今 存最早刊印的全本。另有《新刊王充论衡》十五卷本八册（旧称“元小字本”）， 是明朝初年坊间据宋乾道三年本刻印的，这两种刻本均未流行于世。流行较 广的是明嘉靖十四年（公元 1535 年）吴郡苏献可刻印的“通津草堂”本《论 衡》（《累害篇》缺一页四百字）。以后的版本很多，都是根据这个本子刻 印的，只是有些刻本据宋本补足了缺页。

      2385.《论衡》篇目归类
　　如果把现存《论衡》85 篇大体归类，其基本内容有如下方面：
　　一、从不同的角度论述性命问题的，有 14 篇文章。其中，《物势篇》是性命说所依据的理论；《本性篇》与《率性篇》主要说性；《初禀篇》、《无 形篇》、《偶会篇》、《命禄篇》、《气寿篇》、《命义篇》、《逢遇篇》、《累害篇》、《幸偶篇》、《吉验篇》主要说命；《骨相篇》说性和命在骨体上的表征。
　　二、论述天人关系的，有 21 篇文章。其中，《自然篇》是天人关系说所依据的理论，表述了王充的自然主义天道观。《寒温篇》、《谴告篇》、《变 动篇》、《招致篇》（佚文）、《感类篇》是评论当时儒家阴阳灾异、天人感应诸说违背了天道自然之义；《明雩篇》、《顺鼓篇》、《乱龙篇》、《遭 虎篇》、《商虫篇》是论述当时的灾异变动的；《治期篇》、《齐世篇》、《讲瑞篇》、《指瑞篇》、《是应篇》、《宣汉篇》、《恢国篇》、《验符
　　篇》、《须颂篇》、《佚文篇》是论述当时各种瑞应的。
　　三、论人鬼关系及当时禁忌的，有 16 篇文章，全部贯穿了王充的无神论精神。其中，《论死篇》、《死伪篇》、《纪妖篇》、《订鬼篇》、《言毒
　　篇》、《薄葬篇》、《祀义篇》、《祭意篇》主要论述的是人鬼关系，反复 阐明人死无知，不能为鬼，不能致人祸福，因而提倡薄葬；《四讳篇》、《? 时篇》、《讥日篇》、《卜筮篇》、《辩祟篇》、《难岁篇》、《诘术篇》、《解除篇》论述的是当时的各种禁忌，说明“吉凶祸福，皆遭适偶然”，所
　　以不应相信一切禁忌。
　　四、评论书传中的天人感应说及虚妄之言的，有 24 篇文章，充分表现了 王充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其中，《变虚篇》、《异虚 篇》、《感虚篇》、《福虚篇》、《祸虚篇》、《龙虚篇》、《雷虚篇》主 要是评论书传中的天人感应说；《奇怪篇》、《书虚篇》、《道虚篇》、《语 增篇》、《儒增篇》、《艺增篇》、《问孔篇》、《非韩篇》、《刺孟篇》、《谈天篇》、《说日篇》、《实知篇》、《知实篇》、《定贤篇》、《正说 篇》、《书解篇》、《案书篇》主要是评论书传中的虚妄之言。
　　五、论述区分贤佞才智和用人制度的，有《答佞篇》、《程材篇》、《量 知篇》、《谢短篇》、《效力篇》、《别通篇》、《超奇篇》、《状留篇》
　　等 8 篇文章。
　　六、可以当作自序和自传的有《对作篇》和《自纪篇》两篇文章。
　　以上仅仅是很粗略的分类，不一定很合理，但要过细区分，既不可能，
　　也没有必要。

      2386.《论衡》妙语佳句
　　天地合气，万物自主，犹如夫妻合气，子自生矣。
　　有始者，必有终。
　　圣人之言，不能尽解，说道陈义，不能辄形。

      2387.《潜夫论》
     《潜夫论》共三十六篇，多数是讨论治国安民之术的政论文章，少数也涉及哲学问题。他对东汉后期政治社会提出广泛尖锐的批判，涉及政治、经济、社会风俗各个方面，指出其本末倒置、名实相违的黑暗情形，认为这些皆出于“衰世之务”，并引经据典，用历史教训警告当时的统治者。把社会的黑暗动乱的根源归之于统治者的昏暗不明，把治理乱世的希望寄托在明君和贤臣身上。他希望明君能任贤使能，忠信纳谏，天下就能太平。他建议采取考功、明选等办法，来改革吏治，反映了当时庶族地主强烈参政要求。他的政论文中有同情人民重视人民的思想，他强调“国以民为基，贵以贱为本。” 这是对先秦时期“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在经济政策上，他要求重本抑末，重视发展农业生产，爱惜民力，重视对边远地区的防御和建设。他反对谶纬迷信，大量揭露官吏豪强奢侈浪费和迫害人民的罪行。

      2388.《潜夫论》作者简介
　　王符（85?～163?），东汉政论家、文学家。字节信。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人。与马融、张衡等著名学者友善。他是庶出之子，舅家无亲，所以在家乡受歧视；又不苟于俗，不求引荐，所以游宦不获升迁。于是愤而隐居著书，终生不仕。延熹五年（162），同乡度辽将军皇甫规解官回安定。乡人往谒，皇甫规冷落退职太守，而欢迎王符。以致时人传语说：“徒见二千石，不如一缝掖。”可见他在当时颇负盛名。 王符著书“以讥当时失得，不欲章显其名”（《后汉书·王符传》），题曰《潜夫论》。在文学上，王符主张文章以载“教训”，要“遂道术而崇德义”，批评当时学者“好语虚无之事，争著丽之文，以求见异于世”；认为诗赋应“颂善丑之德,泄哀乐之情”，要“温雅以广文，兴喻以尽意”，批评当时文人“苟为饶辩屈蹇之辞，竞陈诬罔无然之事，以索见怪于世”（《务本》）。《潜夫论》基本上实践了他的文学主张。他总结三代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以此立论，批评东汉后期政治弊端，是非明确，内容切实，说理透辟，指斥尖锐。由于辞赋的影响，东汉政论“往往以单行之语，运排偶之
　　词，而奇偶相生，致文体迥殊于西汉”（刘师培《论文杂记》）。《潜夫论》几乎通篇排偶，遣词骈俪，相当突出地表现着东汉后期政论散文的骈化趋势，渐启建安盛行的华丽之风。《潜夫论》有清人汪继培笺注本。
　　王符不仅思想深邃，还继承了汉代文学的优良传统，有着高深精湛的文学修养。因为他终生生活在民间，对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对社会生活有着深刻的观察和体验，见闻广博，观察敏锐，有丰富的生活创作源泉。他的文章非常优美，不但观点鲜明，逻辑严密，笔力浑厚，语言质朴，而且善于运用确切生动的比喻、排比、对偶等修辞手法，有时也采用韵文，使忧国忧民之情跃然纸上。清代刘熙载在他的《艺概》中说：“王充、王符、仲长统三家文，皆东京之矫矫者。”他在东汉散文中自成一家。
　　王符在家乡的遗迹传说甚多，历代十分推崇，在文庙建有专祠奉祀。县城北山为王符隐居的地方，山上有王符手植柏和王符读书台。为纪念王符，这座山取名潜夫山，现在辟为潜夫山公园。潜夫亭高高耸立山顶，新落成的王符纪念馆，雄伟庄严，碑廊亮丽，壁画新颖，广场中央王符雕像巍然屹立，肃穆沉思，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县城北约五里处的白原村有王符墓。县城东门外曾立有“汉王符、李恂故里”石碑。这些都成为镇原县供人凭吊哲人的古迹胜景。总之，王符不愧为中国历史上进步的政论家和思想家，他的著作是我们了解和研究东汉社会的珍贵的历史资料。

      2389.《潜夫论》创作背景
　　秦始皇统一中国，结束了诸侯纷争的局面，文学也随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中国文学史上，秦汉文学是上古期的第二段。两汉王朝总共四百余年，是中国历史上的昌盛时期。汉代统治者认真总结秦朝迅速覆灭的历史教训，虽然在政治体制上沿袭秦朝，但在文化政策上有较大调整，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文学发展的措施；加之国力增强，社会进步，汉代文学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无论是作家的文学素养，还是文学作品的数量和种类、思想深度和艺术水平都很值得注意。汉代文学在价值取向、审美风尚、文体样式等诸多方面为后世树立了典范。 汉代采用推荐和考试相结合的办法录用人才，为作家群体的生成提供了许多机遇。西汉朝廷诏举贤良方正，州郡举孝廉、秀才，东汉又增加敦朴、有道、贤能、直言、独行、高节、质直、清白等科目，广泛搜罗人才。两汉选拔人才注重学问品行，也不排斥对有文学创作才能者的录用，许多作家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主要并不是他们经通行修，而是在于他们的文才。尽管以文才录士在两汉用人制度中并不居于主导地位，而仅是一种补充手段，但它对两汉作家群体的生成却起到了推动作用。汉代不仅中央朝廷、诸侯王，甚至有些身居要职的外戚都以文才取士。
　　东汉政权长期被外戚把持，那些身居显位的外戚大量招纳宾客，东汉许多著名作家都当过他们的幕僚。杜笃曾任车骑将军马防的从事中郎，战殁于射姑山；傅毅任军司马，马防以师友之礼待之。（《后汉书·文苑列传》）马融先后依附大将军邓骘、梁冀。（《后汉书·马融列传》）在那些显赫的外戚中，窦宪网罗的文人最多，“永元元年，车骑将军窦宪复请毅为主记室，崔骃为主簿。及宪迁大将军，复以毅为司马，班固为中护军。宪府文章之盛，冠于当世。”（《后汉书·文苑列传》）当时几位著名作家都在窦宪府供职，成为历史上一件盛事。
　　汉代时断时续的游宦风气，也为作家群体的生成注入了活力。西汉早期，文士的游宦活动主要是在诸侯王之间进行的。武帝朝至东汉初期，游宦之风稍衰。东汉中、后期，游宦又成为社会时尚。“自和、安之后，世务游宦，当途者更相荐引。”（《后汉书·王符列传》）有些文人通过游宦进入仕途，相当一部分成为侍从文人、幕僚文人。而那些不能入仕的文人则是大量的，绝大多数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他们或滞留太学，或穷居野处，和侍从文人、幕僚文人鼎足而立，是汉代作家群体的重要成分。
　　东汉散文在西汉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史传散文中，班固的《汉书》和赵晔的《吴越春秋》都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政论散文相继出现了以王充《论衡》、王符《潜夫论》为代表的一批积极参与现实的作品。另外，游记、碑文等新的散文样式也崭露头角，开始成为文体大家庭的一员。从总的趋势看，东汉散文向着骈俪化的方向发展，同时，不少语体散文作家也着意追求通俗易懂、浅显明快的文章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对浮华文风有所矫正。

      2390.《潜夫论》概述
　　《潜夫论》是中国东汉末年思想家王符所写的政治哲学著作。《后汉书·王符传》载：“符独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遂不得升进。志意蕴愤。乃隐居著书三十余篇，以讽当时失得，不欲章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潜夫论》10卷，36篇，大部是对汉末社会、政治、风俗等腐朽黑暗情况的揭露和批评。
　　《潜夫论》主张崇本抑末，薄葬节俭，反对浮侈，要求爱惜民力，澄清吏治，选举贤能，打破豪族权贵对政权的垄断，反映了下层地主知识分子对政治的改良要求。其中《本训篇》论述了宇宙形成问题，认为元气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具有唯物论的思想倾向。
　　《潜夫论》有四部丛刊本。注释有清代汪继培的《潜夫论笺》，1979年中华书局有赵铎校正的新刊标点本。今存本35篇，《叙录》1篇，共36篇，虽有脱乱，但大致仍属旧本。全书以《赞学》始，以《五德志》叙帝王世系、《志氏姓》考谱牒源流而终。其余诸篇，分题论述封建国家的用人、行政、边防等内外统治策略和时政弊端，兼及批评当时迷信卜巫、交际势利等社会不良风气。“其指讦时短，讨谪物情，足以观见当时风政”（《王符传》），而在思想上则“折中孔子，而复涉猎于申、商刑名，韩子杂说”（汪继培《笺〈潜夫论〉序》），大致以儒为体，以法为用。所以《文心雕龙》归之“诸子”，而《隋书·经籍志》则入于“儒家”。

      2391.《潜夫论》军事思想
　　中国东汉后期政论著作《潜夫论》中关于边防问题的理性认识。《潜夫论》，王符撰。10卷36篇。王符（约公元85～163），字节信，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东南）人，终身不仕，隐居著书，“以讥当时失得，不欲彰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后汉书·王符传》）。书成于汉桓帝时期。版本以清汪继培笺注本为善。
　　《潜夫论》中《劝将》、《救边》、《边议》、《实边》4篇为军事专论，针对当时西北边疆的情况，着重论述如何加强边远地区的防御。主要论点是：①早定战守之策。认为救边乃无患，边无患中国乃得安宁，呼吁及时平乱，反对示弱寇敌、竞割国家之地以与敌的惟图苟安、不思救边的做法。②选用明于变势的将帅。认为羌变以来，边军进战则兵败，退守则城亡，皆因将帅怯劣软弱，不明修守御之备，无断敌合变之奇，故强调诸有寇之郡，太守令长不可以不晓兵"，更不可阿亲戚使典兵官。③以利激励士卒。认为人皆趋利避害，而当时士不劝于死敌，是由言赏则不与，言罚则不行，士卒进无利而自退无畏。因此，强调明赏必罚，使士卒必顺我令乃得其欲。④迁内地人民实边。认为土地为民之本，边境地广民稀，不可久荒以开敌心，应从人多地少的内地迁民实边，使土地人民必相称，并使实边之民各有所利。强调均苦乐，平徭役，充边境，乃安中国之术。
　　《潜夫论》继承孙武论将、晁错实边等思想，对一些基本军事原则的阐述，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2392.《潜夫论》艺术成就
　　《考绩》篇写道：群僚举士者，或以顽鲁应茂才，以桀逆应至孝，以贪饕应廉吏，以狡猾应方正，以谀谄应直言，以轻薄应敦厚，以空虚应有道，以嚣闇应明经，以残酷应宽博，以怯弱应武猛，以愚顽应治剧。名实不相副，求贡不相称。
　　汉代用人制度有诏举贤良、方正、孝廉、秀才、有道、贤能、直言、敦朴、质直、清白等科目，王符认为群僚举士名不副实，于是把应举科目和所举之人的品格才能用对比鲜明的反义词逐一加以标示，句法整齐，揭露得非常深刻。桓、灵时童谣云：“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这首童谣和王符的上述话语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王符是用相反的概念构成强烈对比，童谣则是使鲜明的形象和徒有的虚名造成巨大反差。《务本》篇写道：“今赋颂之徒，苟为饶辩屈蹇之辞，竞陈诬罔无然之事，以索见怪于世。”王符批判靡丽浮华的文风，《潜夫论》一书的文字皆朴实无华，准确简练。书中虽不时显露批判的锋芒，但以温雅弘博见长，不为卓绝诡激之论，和王充的《论衡》稍有不同。王充、王符以及后来的仲长统，并称东汉政论散文三大家，而又各有自己的特点。
　　东汉政论散文继承了西汉的传统，但文章气势不如西汉。而叙事散文和西汉相比，在样式上则有所突破，出现了成熟的碑文和游记。王符在他的《潜夫论》中，使用不少篇幅，展开对社会迷信的批判，并且把迷信行为跟当时权贵们侈靡的生活结合起来加以声讨。从他这些议论中我们可以看出来，东汉社会存在的问题实在太严重了。劳动的人少，游手好闲的人多，其比例几乎是一比一百。社会上诱骗行为十分普遍。人们害了病不找医生，而是找巫婆神汉。妇女本是管蚕桑和织绢工作的，现在受社会风气影响，把蚕桑丢下不管，去当巫婆。人们深信，生病是神鬼作祟的结果。这样，反迷信、批鬼神，就成了思想家的任务。王充说，鬼这种东西根本不存在，它是患病之人精神状态失常后的一种虚幻。王符的观点没有这么明朗，他以带有“二元论”色彩的说法，在《巫例》篇里说，一个人的吉凶，一半靠人自己的行为。他说的天命和天意，我们可以解释说是自然机遇；但其中无可讳言地还包括着董仲舒的神学遗存。他说的人自己的行为，主要指修养和道行。他主张“邪不伐正”。你自己正了，妖邪就侵袭不到你身上来。这种办法，在纠正社会不良风气方面，其作用自然是迂缓的。但王符在这方面的功劳，主要在于揭发。

      2393.《昌言》
      中国东汉末哲学家仲长统的哲学政治著作。《后汉书·仲长统传》载，仲长统“每论说古今及时俗行事，恒发愤叹息。因著论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十余万言”。 原书已佚，《后汉书》“本传” 录有《理乱》、《损益》、《法诫》三篇。此外，《群书治要》、《意林》、《齐民要术序》、《文选》、《太平御览》等书中保存有某些片断。
      《昌言》针对东汉末年的社会弊病，主张“限夫田以断并兼，急农桑以丰委积，严禁令以阶僭差，察苛刻以绝烦暴”；“政不分于外戚之家，权不入于宦竖之门”。反对“选士而论族姓阀阅”，主张“核才艺以叙官宜”。在哲学上，提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的观点，反对迷信天道而背人事。
      《昌言》的辑本，见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的《全后汉文》和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

      2394.汉乐府
      汉乐府是自秦代以来设立的配置乐曲、训练乐工和采集民歌的专门官署，汉乐府指由汉时乐府机关所采制的诗歌。这些诗，原本在民间流传，经由乐府保存下来，汉人叫做“歌诗”，魏晋时始称“乐府”或“汉乐府”。后世文人仿此形式所作的诗，亦称“乐府诗”。
      汉乐府是继《诗经》之后，古代民歌的又一次大汇集，不同《诗经》（《诗经》亦是现实主义），它开创了诗歌现实主义的新风。汉乐府民歌中女性题材作品占重要位置，它用通俗的语言构造贴近生活的作品，由杂言渐趋向五言，采用叙事写法，刻画人物细致入微，创造人物性格鲜明，故事情节较为完整，而且能突出思想内涵着重描绘典型细节，开拓叙事诗发展成熟的新阶段，是中国诗史五言诗体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汉乐府在文学史上有极高的地位，其与诗经、楚辞可鼎足而立。
      《陌上桑》和《孔雀东南飞》都是汉乐府民歌，后者是我国古代最长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与《木兰诗》合称“乐府双璧”。汉代《孔雀东南飞》、北朝《木兰诗》和唐代韦庄《秦妇吟》并称“乐府三绝”。此外，《长歌行》中的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也是千古流传的名句。

      2395.汉乐府扩充
　　西汉乐府的扩充和发展是在武帝时期，《汉书·礼乐志》云：“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 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 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乐府的职能在武 帝时进一步强化，它除了组织文人创作朝廷所用的歌诗外，还广泛搜集各地歌谣。 许多民间歌谣在乐府演唱，得以流传下来。文人所创作的乐府歌诗也不再像《安 世房中歌》那样仅限于享宴所用，还在祭天时演唱，乐府诗的地位明显提高。据 《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武帝时，乐府令下设三丞。又据《汉书·礼乐志》 所言，至成帝末年，乐府人员多达八百余人，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音乐机构。武 帝到成帝期间的一百多年，是乐府的昌盛期。哀帝登基，下诏罢乐府官，大量裁 减乐府人员，所留部分划归太乐令统辖，从此以后，汉代再没有乐府建制。
      东汉管理音乐的机关也分属两个系统，一个是太予乐署，行政长官是太予乐 令，相当于西汉的太乐令，隶属于太常卿。一个是黄门鼓吹署，由承华令掌管， 隶属于少府。黄门鼓吹之名西汉就已有之，它和乐府的关系非常密切。至东汉，由承华令掌管的黄门鼓吹署为天子享宴群臣提供歌诗，实际上发挥着西汉乐府的 作用，东汉的乐府诗歌主要是由黄门鼓吹署搜集、演唱，因此得以保存。郊庙歌辞：主要是贵族文人为祭祀而作的乐歌，华丽典雅，没有什么思想内容。如《安世房中歌》十七章（楚音）、《郊祀歌》十九章音乐背景：来源：（1）秦国音乐（2）楚国音乐
      1、鼓吹曲辞：又叫短箫铙歌，是汉初从北方民族传入的北狄乐。歌辞是后来补写的，内容庞杂。主要是民间创作。
      2、相和歌辞：音乐是各地采来的俗乐，歌辞也多是“街陌谣讴”。其中有许多优秀作品，是汉乐府中的精华。
      3、杂曲歌辞：其中乐调多不知所起。因无可归类，就自成一类。里面有一部分优秀民歌。

      2396.汉乐府作品简介
　　《汉书·艺文志》在叙述西汉乐府歌诗时写道：“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两汉乐府诗都是创 作主体有感而发，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激发乐府诗作者创作热情和灵感的是日常 生活中的具体事件，乐府诗所表现的也多是人们普遍关心的敏感问题，道出了那 个时代的苦与乐、爱与恨，以及对于生与死的人生态度。
      两汉乐府诗的作者来自不同阶层，诗人的笔触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因此，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悬殊、苦乐不均在诗中得到充分的反映。相和歌辞中 的《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表现的都是平民百姓的疾苦，是来自社 会最底层的呻吟呼号。有的家里“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逼得男主人公不得不拔剑而起，走上反抗道路。（《东门行》）有的是妇病连年累岁，垂危之际把孩子托付给丈夫；病妇死后，丈夫不得不沿街乞讨，遗孤在家里呼喊着母亲痛哭。（《妇病行》）还有的写孤儿受到兄嫂虐待，尝尽人间辛酸。（《孤儿行》）这些作品用白描的笔法揭示平民百姓经济上的贫穷，劳作的艰难，并且 还通过人物的对话、行动、内心独白，表现他们心灵的痛苦，感情上遭受的煎熬。 《东门行》的男主人公在作出最终抉择之后，不得不割舍夫妻之爱、儿女之情， 夫妇二人的对话是生离死别的场面。《妇病行》中的病妇临终遗嘱伤心刺骨，而 丈夫无力赡养遗孤的愧疚、悲哀，也渗透于字里行间。至于《孤儿行》中的孤儿， 因不堪忍受非人的待遇，竟然有生不如死的想法，小小年纪便对命运已经完全丧 失信心。两汉乐府诗在表现平民百姓疾苦时，兼顾到表现对象物质生活的饥寒交 迫和精神、情感世界的严重创伤。尤其可贵的是，诗的作者对于这些在死亡线上 挣扎的贫民百姓寄予深切的同情，是以恻隐之心申诉下层贫民的不幸遭遇。
      同是收录在相和歌辞中的《鸡鸣》、《相逢行》、《长安有狭斜行》三诗，与《东门行》等三篇作品迥然有别，它们展示的是与苦难世界完全不同的景象，把人带进另一个天地。这三首诗基本内容相同，都是以富贵之家为表现对象；三首诗的字句也多有重复，最初当是出自同一母体。《相逢行》的作者犹如一位导游人员，两度把人引入侍郎府。第一次见到的是黄金为门，白玉为堂，堂上置洒，作使名倡，中庭桂树，华镫煌煌。第二次见到的是鸳鸳成行，鹤鸣噰噰，两妇织绵，小妇调瑟。这首诗在渲染主人富有的同时，还点出了他的尊贵身份：“兄弟两三人，中子为侍郎。”这是一个既富且贵的家庭，而且宝贵程度非同寻常。 黄金为门，白玉为堂，是富埒王侯的标志，不是一般的富，而是巨富。侍郎是皇宫的禁卫官或天子左右侍从，是皇帝信任的近臣，其特殊地位不是普通朝廷官员 所能相比。《鸡鸣》和《长安有狭斜行》把表现对象的显赫地位渲染得更加充分， 或云：“兄弟四五人，皆为侍中郎”或云：“大子二千石，中子孝廉郎。小子无官职，衣冠仕洛阳。”诗中的富贵之家不只是一人居官，而是兄弟几人同时宦达； 所任官职也不限于俸禄为四百石的侍郎，而是秩达二千石的高官显宦。《相逢行》和《长安有狭斜行》二诗，作者是用欣赏的笔调渲染富贵之家，《鸡鸣》一诗则警告豪门荡子不要胡作非为，以免触犯刑律，带有劝谏和批判的成分。上述三诗对富贵之家气象的展现，对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具有示范性，后来许多同类作品都是以此作为蓝本。黄金为门，白玉为堂，到《红楼梦》中演变成贾府的“白玉为 堂金作马”。至于三妇织绵鼓瑟的段落，则被单独划分出去，名为“三妇”，在古代乐府诗中频繁重复出现，成为富贵之家的象征，积淀成一种具有特定含义的符号。
      表现平民疾苦和反映富贵之家奢华的乐府诗同被收录在相和歌辞中，这就形成对比鲜明、反差极大的两幅画面。一边是饥寒交迫，在死亡线上挣扎；一边是 奢侈豪华，不知人间还有忧愁事。一边是连自己的妻儿都无法养活，一边是妻妾成群，锦衣玉食，而且还豢养大群水鸟。这两组乐府诗最初编排在一起带有很大 的偶然性，它们的客观效果是引导读者遍历天堂地狱，领略到人间贫富悬殊、苦乐不均的两极世界。

      2397.乐府诗中的爱情题材
　　诗还对男女两性之间的爱与恨作了直接的坦露和表白。爱情婚姻题材作品在两汉乐府诗中占有较大比重，这些诗篇多是来自民间，或是出自下层文人之手，因此，在表达婚恋方面的爱与恨时，都显得大胆泼辣，毫不掩饰。鼓吹曲辞收录的《上邪》系铙歌18篇之一，是女子自誓之词：“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这首诗用语奇警，别开生面。先是指天为誓，表示要与自己的意中人结为终身伴侣。接着便连举五种千载不遇、极其反常的自然现象，用以表白自己对爱情的矢志不移，其中每一种自然现象在正常情况下都是不会出现的，至于五种同时出现， 则更不可能了。作品由此极大地增强了抒情的力度，内心的情感如火山爆发、如江河奔腾，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遏止。两汉乐府诗中的女子对于自己的意中人爱得 真挚、热烈，可是，一旦发现对方移情别恋，中途变心，就会变爱为恨，果断地与他分手，而绝不犹豫徘徊。另一篇铙歌《有所思》反映的就是未婚女子这种由爱到恨的变化及其表现。女主人公思念的情人远在大海南，她准备了珍贵的“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想要送给对方。听到对方有二心，她就毅然决然地毁 掉这份礼物，“拉杂摧烧之”，并且“当风扬其灰”，果断地表示：“从今以往， 勿复相思。”她爱得热烈，恨得痛切，她的选择是痛苦的，同时又斩钉截铁，义无反顾。
      《孔雀东南飞》所写的是另一种类型的爱与恨。诗的男女主角焦仲卿和刘兰芝是一对恩爱夫妻，他们之间只有爱，没有恨。他们的婚姻是被外力活活拆散的， 焦母不喜欢兰芝，她不得不回到娘家。刘兄逼她改嫁，太守家又强迫成婚。刘兰芝和焦仲卿分手之后进一步加深了彼此的了解，他们之间的爱愈加炽热，最后双双自杀，用以反抗包办婚姻，同时也表白他们生死不渝的爱恋之情。《孔雀东南 飞》的作者在叙述这一婚姻悲剧时，爱男女主人公之所爱，恨他们之所恨，倾向是非常鲜明的。两汉乐府诗还有像《陌上桑》和《羽林郎》这样的诗。在这两篇作品中，男女双方根本没有任何感情基础，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男方企图依靠权势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女方。于是，出现了秦罗敷巧对使君、胡姬誓死回绝羽林郎的场面。这两首诗的作者也是爱憎分明，对秦罗敷和胡姬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赞扬，嘲笑了好色无行的使君和金吾子。

      2398.乐府诗特点
      汉乐府最大、最基本的艺术特色是它的叙事性。这一特色是由它的“缘事而发”的内容所决定的。在《诗经》中我们虽然已可看到某些具有叙事成分的作品，如《国风》中的《氓》、《谷风》等。但还是通过作品主人公的倾诉来表达的，仍是抒情形式，还缺乏完整的人物和情节，缺乏对一个中心事件的集中描绘，而在汉乐府民歌中则已出现了由第三者叙述故事的作品，出现了有一定性格的人物形象和比较完整的情节，如《陌上桑》、《东门行》，特别是我们将在下一节叙述的《孔雀东南飞》。诗的故事性、戏剧性，比之《诗经》中那些作品都大大地加强了。因此，在我国文学史上，汉乐府民歌标志着叙事诗的一个新的更趋成熟的发展阶段。它的高度的艺术性主要表现在：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来表现人物性格。有的采用对话的形式，如《陌上桑》中罗敷和使君的对话，《东门行》中那个妻子和丈夫的对话，都能表现出人物机智、勇敢、善良等各自不同的性格。《上山采蘼芜》和《艳歌行》的对话也很成功。如果和《诗经》的《国风》比较，就更容易看出汉乐府民歌这一新的特色。对话外，也有采用独白的，往往用第一人称让人物直接向读者倾诉，如《孤儿行》、《白头吟》、《上邪》等。汉乐府民歌并能注意人物行动和细节的刻划。如《艳歌行》用“斜柯西北眄”写那个“夫婿”的猜疑；《妇病行》用“不知泪下一何翩翩”写那个将死的病妇的母爱；《陌上桑》用“捋髭须”、“著绡头”来写老年和少年见罗敷时的不同神态；《孤儿行》则更是用一连串的生立即将回归带和纠风办瓜车翻覆”等来突出孤儿所受的痛苦。由于有声有色，人物形象生动，因而能令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语言的朴素自然而带感情。汉乐府民歌的语言一般都是口语化的，同时还饱含着感情，饱含着人民的爱憎，即使是叙事诗，也是叙事与抒情相结合，因而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故应麟说：“汉乐府歌谣，采摭闾净，非由润色；然而质而不俚，浅而能深，近而能远，天下至文，靡以过之！”（《诗薮》卷一）正说明了这一语言的特色。汉乐府民歌一方面由于所叙之事大都是人民自己之事，诗的作者往往就是诗中的主人公；另一方面也由于作者和他所描写的人物有着共同的命运、共同的生活体验，所以叙事和抒情便很自然地融合在一起，做到“浅而能深”。《孤儿行》是很好的范例：孤儿生，孤儿遇生，命独当苦!父母在时，乘坚车，驾驷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贾。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腊月来归，不敢自言苦。头多虮虱，面目多尘，大兄言“办饭”！大嫂言“视马”！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儿泪下如雨，使我朝行汲，暮得水来归。手如错，足下无菲。怆怆履霜，中多蒺藜。拔断蒺藜，肠肉中，怆欲悲。泪下渫渫，清涕累累。冬无复襦，夏无单衣。居生不乐，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春气动，草萌芽。三月蚕桑，六月收瓜。将是瓜车，来到还家。瓜车翻覆，助我者少，啖瓜者多。“愿还我蒂，兄与嫂严，独且急归，当兴校计。”乱曰：里中一何譊譊，愿欲寄尺书，将与地下父母：兄嫂难与久居!
      宋长白《柳亭诗话》说：“病妇、孤儿行二首，虽参错不齐，而情与境会，口语心计之状，活现笔端，每读一过，觉有悲风刺人毛骨。后贤遇此种题，虽竭力描摹，读之正如嚼蜡，泪亦不能为之堕，心亦不能为之哀也。”这话很实在，并没有冤枉“后贤”，但他还未能指出这是一个生活体验的问题。《孤儿行》对孤儿的痛苦没有作空洞的叫喊，而着重于具体描绘，也是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
      形式的自由和多样，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以及杂言种种，其中最常用的是新兴的杂言和五言诗。汉乐府民歌没有固定的章法、句法，长短随意，整散不拘，由于两汉时代紧接先秦，其中虽有少数作品还沿用着《诗经》古老的四言体，如《公无渡河》、《善哉行》等，但绝大多数都是以新的体裁出现的。从那时来说，它们都可以称为新体诗。这新体主要有两种：一是杂言体。杂言，《诗经》中虽已经有了，如《式微》等篇，但为数既少，变化也不大，到汉乐府民歌才有了很大的发展，一篇之中，句式、字数不一，有整有散，由一二字到八九字乃至十字的句式都有，灵活多变，如《孤儿行》“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便是十字成句的。而《铙歌十八曲》全部都是杂言，竟自成一格了。另一是五言体，形式十分整齐。这是汉乐府民歌的新创。在此以前，还没有完整的五言诗，而汉乐府却创造了像《孔雀东南飞》《陌上桑》《上邪》《十五从军行》等完美的长篇五言。从现存《薤露》、《蒿里》两篇来看，汉乐府民歌中当有完整的七言体，可惜现在我们已看不到了。丰富多样的形式，毫无疑问，是有助于复杂的思想内容的表达的。
      浪漫主义的色彩。汉乐府民歌多数是现实主义的精确描绘，但也有一些作品具有不同程度的浪漫主义色彩，运用了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如抒情小诗《上邪》那种如山洪暴发似的激情和高度的夸张，便都是浪漫主义的表现。在汉乐府民歌中，作者不仅让死人现身说法，如《战城南》，而且也使乌鸦的魂魄向人们申诉，如《乌生》，甚至使腐臭了的鱼会哭泣，会写信，如《枯鱼过河泣》：枯鱼过河泣，何时悔复及。作书与鲂鱮，相教慎出入。
      所有这些丰富奇特的幻想，更显示了作品的浪漫主义的特色。陈本礼《汉诗统笺》评《铙歌十八曲》说：“其造语之精，用意之奇，有出于三百、楚骚之外者。奇则异想天开，巧则神工鬼斧。”其实，并不只是《铙歌》。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陌上桑》。从精神到表现手法都具有较明显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因素。诗中的主人公秦罗敷，既是来自生活的现实人物，又是有蔑视权贵、反抗强暴的民主精神的理想形象。在她身上集中地体现了人民的美好愿望和高贵品质。“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诗人通过“行者”假装歇息，放担凝视、叹赏之至，忘情捋须；“少年”脱帽理巾，亟思逗引罗敷，欲赚得螓首蛾眉，流波一转；在桑林旁的“耕”“锄”者乃至忘了劳作；等等诙谐而夸张的描写，侧面烘托、着力渲染罗敷之美丽动人。这样的侧面描写和，可谓妙笔生花。它一方面使诗歌平添了喜剧色彩、乐观情绪，使叙事的场面、气氛显得无比活跃。更重要的一方面，这样从虚处落笔，烘云托月，借助人类爱美的天性，对美丽异性的本能向往之情的抒，不着罗敷容貌一字，而尽得其“风流”。人们对容貌美的标准，本来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而诗人这样写，就避开了这一“难题”，从虚空处表现了那种不可描摹的绝对理想化的完美。十分明显，如果没有疾恶如仇的现实主义和追求理想的浪漫主义这两种精神的有机结合，以及现实主义的精确描绘和浪漫主义的夸张虚构这两种艺术方法的相互渗透，是不可能塑造出罗敷这一卓越形象的。尽管这种结合，是自发的、自然而然的，但作为一种创作经验，还是值得我们借鉴。
      《薤露》、《蒿里》是汉代流行的丧歌，送葬时所唱，都收录在相和歌辞中。《薤露》全诗如下：“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 这首诗认为人的生命短暂，不如草上的露水。露水干了大自然可以再造，人的生 命却只有一次，死亡使生命有去无归，永远消失。《蒿里》把死亡写得更为凄惨： “蒿里谁家地？聚敛魂魄无贤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这首诗 是用有神论的观念看待人的死亡，写出了面对死亡时的痛苦心情，是以无可奈何的态度看待魂归蒿里这个不可抗拒的事实。正常死亡尚且引起如此巨大的悲哀，夭折横死产生的巨痛更是难以诉说，铙歌《战城南》表现的是对阵亡将士的哀悼。将士战死以后的景象是：“水深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 作者极力渲染战场变成墓场之后的苍凉、凄惨，是一幅近乎死寂的阴森画面。尤其令人目不忍睹的是，“野死不葬乌可食”，阵亡者暴尸城外，无人掩埋，乌鸦任意啄食。人生之惨，莫过于此。虽然诗中的死者故作豪迈之语，但战争对生命的摧残依然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以上几首诗在描写死亡的凄惨悲哀时，表现出对生命的珍惜和留恋，对死亡的疏远和拒斥，死亡被写成是无法回避而强加于人的残酷事件。
      两汉乐府诗还表达了强烈的乐生恶死愿望。如何超越个体生命的有限性，是古人苦苦思索的重要课题，两汉乐府诗在这个领域较之前代文学作品有更深的开 掘，把创作主体乐生恶死的愿望表现得特别充分。
恶死和乐生是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两汉乐府诗坦率地传 达了人们对死亡的厌恶之情，同时又以虚幻的形式把乐生愿望寄托在与神灵的沟通上。郊祀歌《日出入》由太阳的升降联想到人的个体寿命。太阳每天东出西入，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永远没有穷尽。然而，人的个体生命却是有限的，生为出，死为入，一出一入便走完了人生的历程，从而和反复出入、永恒存在的太阳形成鲜明的对照。于是，作者大胆地想象，太阳是在另一个世界运行，那里一年四季的时间坐标与人世不同，因此，太阳才成为永恒的存在物。诗人期待能够驾驭六 龙在天国遨游，盼望神马自天而降，驮载自己进入太阳运行的世界。收录在杂曲 歌辞中的《艳歌》描绘出一幅进入天国的理想画面。诗人幻想自己升上云宵，来到神界仙乡，成为那里的贵宾。各种神灵都为他的到来而忙碌，天公河伯、青龙 白虎、南斗北极、嫦娥织女都殷勤备至，甚至连流霞清风、垂露奔星也都载歌载舞，张帷扶轮，热情地为诗人服务。这首诗表现的是超越个体有限生命，到达彼 岸世界之后的至乐，给许多天体对象注入了生命。使天神地只和诗人聚集一堂。同类诗篇还有相和歌辞中的《长歌行》、《董逃行》，不过这两首诗中的长生之 乡不是天国，而是仙山，是靠神药延年益寿。
      两汉乐府诗在表达长生幻想时，有时还写神界的精灵来到人间，和创作主体 生活在同一世界。郊祀歌《练时日》、《华烨烨》二诗的都是来自天上，铙歌《上陵》中的仙人来自水中。在描写神灵莅临的时候，乐府诗作者充分发挥想象力， 刻画得非常细致。《练时日》通过对灵之游、灵之车、灵之下、灵之来、灵之至、 灵已坐、灵安留等多方面的依次铺陈，展示出神灵逐渐向自己趋近的过程及风采， 以及自己得以和神灵交接的喜悦心情。《华烨烨》在写法上和《练时日》极其相似。《上陵》中的仙人则是桂树为船，青丝为笮，木兰为?翟，黄金交错，显得 超凡脱俗。这些作品表面是写神灵来到世间，神灵向创作主体趋近，实际是暗示诗人借助神灵的力量获得长生属性，即将成为神仙世界的一员。
      两汉乐府诗无论是写举体飞升进入神国仙乡，还是写神灵来到人间，都把人和神置于同一层面。神灵不再是高高在上，和创作主体很疏远，而是人神同游， 彼此亲近。两汉乐府诗是通过人的神仙化、神仙的世俗化，表达作者沟通天人的理想。
      两汉乐府诗在表现人世间的苦与乐、两性关系的爱与恨时，受《诗经》影响 较深，有国风、小雅的余韵；而在抒发乐生恶死愿望时，主要是继承楚文化的传统，是《庄》、《骚》的遗响。

      2399.乐府诗的背景
　　汉代从武帝开始，就频繁地发动战争，大量地征调行役戍卒，造成人民的大批死亡，也使很多家庭遭到毁坏。《战城南》的笔触不仅涉及到战场上凄惨荒凉，还延伸到广阔的社会空间，写出战争造成的社会秩序的破坏、农业生产的荒废。《十五从军征》，以“十五从军征”与“八十始得归”写出了兵役制度的黑暗，两个数字之间巨大的距离令人心惊，它带来的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造成家庭“松柏冢累累”的惨象。

      2400.乐府诗的取材
　　热闹的场所（酒店、京都），突发性的事件，都是作者喜好描述的对象。
      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品讲述了具有完整情节的故事。如《妇病行》《孤儿行》、《孔雀东南飞》等等。有时情节还曲折多变。《孔雀东南飞》扣住兰芝夫妇的坚贞爱情与封建专制的矛盾，展开了丰富而曲折的情节。兰芝不堪刁难，自请遣归，掀起波澜；仲卿求情，似乎能平息矛盾，但焦母态度蛮横，矛盾反而更加尖锐。焦刘分手前的盟誓，使矛盾稍缓。而兰芝被逼再嫁，又使矛盾激化。情节跌宕起伏，一波三折。汉代乐府诗塑造出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其写人的手法十分娴熟。或通过人物言行表现人物性格，或利用环境、景物衬托人物形象。《妇病行》《孤儿行》的细节、《陌上桑》中的对话、《孔雀东南飞》中人物的行为以及环境气氛，都有效地刻画了人物。

      2401.乐府诗的写作手法
　　两汉乐府诗注意剪裁，详于叙事而略于抒情，注重铺陈场面，详写中间过程而略写首尾始末。使作品一方面两汉乐府诗对中国古代诗歌样式的嬗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实现了由四言诗向杂言诗和五言诗的过渡。
      《诗经》的四言体式，长于抒情而不宜于叙事描写。尤其是先秦之后，汉语双音词增多，但动词仍多为单音形式，四言诗的“二二”式节拍很难使双音词与单音词进行很好的搭配。诗体革新势在必行。《楚辞》的杂言体对四言诗体是一大解放。汉代乐府诗一开始也多用杂言形式，使叙事描写变得方便起来。杂言诗中已有五言句式。东汉时，五言诗在民间创作中增多，进而影响到文人创作体式。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重要体式此时逐渐成熟。

      2402.乐府诗的题材
　　中国诗歌一开始，抒情诗就占压倒优势。《诗经》中仅有几首叙事诗（如《七月》、《东山》《氓》），大多是抒情诗，且多用重章叠唱的形式。楚辞也以抒情为主。到了汉乐府民歌的出现，虽不足以改变抒情诗占主流的局面，但毕竟有了相当多的成熟的叙事诗。现存的汉乐府诗，约有三分之一为叙事性作品。这些叙事诗，大多采用第三人称，表现人物事件比较灵活。短篇则往往截取生活的一个典型片段来表现，使矛盾集中在一个焦点上，既避免过多的交代和铺陈，又能表现广阔的社会背景。如《东门行》，只写了丈夫拔剑欲行，妻子苦苦相劝的场面，但诗歌背后的内容却是很丰富的。又如《十五从军征》，一面是六十五年的从军生涯，苦苦思乡；一面是家中多少天灾人祸，亲人一一凋零。这一切都不说，只说老人白头归来，面对荒凉的庭院房舍和一座座坟墓，人生的苦难，社会的黑暗，乃至更多人的同样遭遇，尽在其中了。中等和长篇的叙事诗，如《陌上桑》、《孔雀东南飞》，则有更多的描绘和情节的展开、矛盾冲突的起伏。完全有理由说，中国古代的叙事诗，是在汉乐府民歌的基础上发　汉乐府诗开创了新的诗体——杂言体和五言体。其杂言诗自由灵活，似乎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一篇之中从一二字到十来个字的都有（如《孤儿行》）。作者只是根据内容的需要来写。这为以后的杂言歌行开辟了道路。一般认为，五言诗是在汉代产生的。乐府诗中的《江南》、《十五从军征》等是整齐的五言诗。一般认为这两首诗是西汉时的作品。到了东汉，乐府诗中的五言诗越来越多，艺术性也日臻完美。而且和文人五言诗互相影响，共同促进。在汉代乐府民歌中和文人创作中孕育成熟的五言诗体，此后成为魏晋南北朝诗歌的主要形式。

      2403.乐府诗《十五从军征》
      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
      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
      遥望是君家，松柏冢累累。
      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
      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
      烹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
      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
      出门东向望，泪落沾我衣。

      2404.乐府诗《战城南》
　　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深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驽马独徘徊。梁筑室，何以南，何以北，禾黍不获君何食？愿为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臣诚可思：臣朝行出攻，暮不夜归。

      2405.乐府诗《病妇行》
      妇病连年累岁，传呼丈人前一言。
      当言未及得言，不知泪下一何翩翩。
     “属累君两三孤子，莫我儿饥且寒，
      有过慎莫笪笞，行当折摇，思复念之。”
      乱曰：抱时无衣，襦复无里。
      闭门塞牍，舍孤儿到市。
      道逢亲交，泣坐不能起。
      从乞求与孤儿买饵，对交啼泣，
      泪不可止。“我欲不伤悲不能已！”
      探怀中钱持授交。入门见孤儿，
      啼索其母抱。徘徊空舍中，
     “行复尔耳，弃置勿复道。”

      2406.乐府诗《孤儿行》
　　孤儿生，孤子遇生，命独当苦。父母在时，乘坚车，驾驷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贾。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腊月来归，不敢自言苦。头多虮虱，面目多尘土。大兄言办饭，大嫂言视马。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儿泪下如雨，使我朝行汲，暮得水来归。手为错，足下无菲。怆怆履霜，中多蒺藜。拔断蒺藜肠肉中，怆欲悲。泪下渫渫，清涕累累。冬无复襦，夏无单衣。居生不乐，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春气动，草萌芽。三月蚕桑，六月收瓜。将是瓜车，来到还家，瓜车反覆。助我者少，啖瓜者多。愿还我蒂，兄与嫂严。独且急归，当兴校计。乱曰：里中一何譊譊，愿欲寄尺书，将与地下父母，兄嫂难与久居。
      清·宋长白《柳亭诗话》说：“病妇、孤儿行二首，虽参错不齐，而情与境会，口语心计之状，活现笔端，每读一过，觉有悲风刺人毛骨。后贤遇此种题，虽竭力描摹，读之正如嚼蜡，泪亦不能为之堕，心亦不能为之哀也。”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思念故乡，郁郁累累。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
      秋风萧萧愁杀人，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谁不怀忧？令我白头。胡地多飙风，树木何修修。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

      2407.乐府诗《饮马长城窟行》
      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
      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
      梦见在我傍，忽觉在他乡。
      他乡各异县，辗转不相见。
      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
      入门各自媚，谁肯相为言。
      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
      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
      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
      上言加餐饭，下言长相忆。

      2408.乐府诗《上邪》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有所思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鸡鸣狗吠，兄嫂当知之。妃呼豨！秋风肃肃晨风飔，东方须臾高知之。

      2409.乐府诗《上山采蘼芜》
      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
      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
     “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姝。
      颜色类相似，手爪不相如。”
     “新人从门入，故人从閤去。”
     “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
      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
      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

      2410.乐府诗《陌上桑》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 罗敷善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 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 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
　　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姝。 “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年几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使君谢罗敷：“宁可共载不？” 罗敷前致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
　　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何用识夫婿？ 白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腰中鹿卢剑，可值千万余。 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 为人洁白皙，鬑鬑颇有须；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 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

      2411.乐府诗《长歌行》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意思：园中的葵菜呵郁郁葱葱，晶莹的朝露阳光下飞升。 春天把希望洒满了大地，万物都呈现出一派繁荣。 常恐那肃杀的秋天来到，树叶儿黄落百草也凋零。 百川奔腾着东流到大海，何时才能重新返回西境？ 少年人如果不及时努力，到老来只能是悔恨一生。
      赏析： 这首诗从“园中葵”说起，再用水流到海不复回打比方，说明光阴如流水，一去不再回。最后劝导人们，要珍惜青春年华，发愤努力，不要等老了再后悔。这首诗借物言理，首先以园中的葵菜作比喻。“青青”喻其生长茂盛。其实在整个春天的阳光雨露之下，万物都在争相努力地生长。何以如此？因为它们都恐怕秋天很快地到来，深知秋风凋零百草的道理。大自然的生命节奏如此，人生又何尝不是这样？一个人如果不趁着大好时光而努力奋斗，让青春白白地浪费，等到年老时后悔也来不及了。这首诗由眼前青春美景想到人生易逝，鼓励青年人要珍惜时光，出言警策，催人奋起。

      2412.乐府诗《江南》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这首诗描写了采莲时观赏鱼戏莲叶的情景。这首诗诗为《相和歌辞。相和曲》之一，原见《宋书。乐志》，算得上是采莲诗的鼻祖。主旨在写良辰美景，行乐得时。清人沈德潜评此诗为“奇格”（《古诗源》卷三）。张玉榖则认为此诗不写花而只写叶，意为叶尚且可爱，花更不待言。
      大体这种民歌，纯属天籁，最初的创作者未必有意为之，而自然显现一片大自然活泼的生机。余冠英先生认为“鱼戏莲叶东”以下四句，可能是“和声”。前三句由领唱者唱，而后四句为众人和唱。
      此为汉代民歌，诗中大量运用重复的句式和字眼，表现了古代民歌朴素明朗的风格。诗歌描绘了江南采莲的热闹欢乐场面，从穿来穿去、欣然戏乐的游鱼中，我们似乎也听到了采莲人的欢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