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小常识

      4979.《恋情的终结》
     《恋情的终结》是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最具自传性质的小说。据说它是格林从自己与一位富有的美国农场主的妻子，凯瑟琳·沃尔斯顿的恋情中获得灵感而创作成功的，小说也是献给她的。格林的传记作家诺曼·谢里将他们的这段恋情称为“本世纪最伟大的文学恋情。”那么由这段伟大的文学恋情演绎而出的《恋情的终结》究竟是怎样一部小说呢？
      小说家莫里斯·本德里克斯因为创作需要结识了政府公务员亨利·迈尔斯的妻子萨拉。两人在被法西斯的闪电战摧残着的伦敦开始了一段恋情。他们的爱情故事与我们时代的经典似乎相去甚远。他们两人没有站在船头，执手相看，耳边私语：“我在飞”也没有生死之际，豪情万丈：“你跳我就跳！”即使爱在浓时，两人也只是在灯火管制的伦敦小公寓里终日厮守，偶尔闹闹小情绪，情人间的缠绵悱恻而已。最放肆的也只是亨利生病休息在家时，两人依然情难自控，就在亨利卧室的楼下幽会。他们面对着战争背后的死亡阴影。本德里克斯虽然因为腿跛而没有参军，但却在一次空袭中险些丧命，而萨拉居然就自此离他而去。分手时她对本德里克斯说：“你不用这么害怕，爱不会终结。不会只是因为我们彼此不见面……”究竟萨拉是另有新欢，还有别有隐情？在嫉妒和痛苦中度过了两年的时光，本德里克斯终于决定雇佣私家侦探帕基斯，让他跟踪萨拉，找出真相。嫉妒的情人，无能的丈夫，捉摸不定的妻子，这样的三角关系看起来似乎颇为老套，但与一般的爱情小说不同，这部小说并非仅仅讲述红尘中的男女之情，而是在本德里克斯跟踪萨拉的过程中，探讨爱自己、爱他人和爱信仰这三种单纯而基本的感情。

      4980.《权力与荣耀》
     《权力与荣耀》被公认为洛雷厄姆·格林的杰作，是他最受专家推崇也最受读者赞誉的“严肃小说”之一。作品写出了神圣的爱与卑劣的爱、美与极度的丑的复杂交织，具有深刻的人性内涵。
     《权力与荣耀》内容：一场反教会的革命席卷了墨西哥，波及到了偏远的南方小州。当地教区的神父们被迫害致死，只剩下了最后一名神父过着逃亡的生活。在逃亡的过程中，他接触到了不同的事物和人，心灵上受到强烈的冲击。最后，他也没有逃脱死亡的厄运，但此时，另一名神父又踏上了这片土地。

      4981.《问题的核心》
     《问题的核心》作者格雷厄姆·格林。故事讲述英属西非殖民地副专员斯考比原是个正直、虔诚的天主教徒，为了送精神苦闷的妻子去南非度假，他不得不向一名叙利亚奸商借债，从此受到那商人的威胁利诱，接连犯罪而不能自拔，最后为求得精神解脱而服毒身亡。这部具有古典传统的悲剧性小说是格林所作的一系列探索宗教问题的小说中的一部代表作，其中充分发挥了那些贯穿他所有小说中的主题：怜悯、恐惧、爱情、失望和责任，以及一种对人的精神解脱的探索。
      本书入选美国兰登书屋现代文库编辑部组织知名学者和作家评选的“本世纪百部最佳英语小说”，名列第四十位，跟以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为榜首的其他九十九部小说一起被认为是“本世纪最有价值和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

      4982.《问题的核心》内容简介
      故事发生在西非某英属殖民地，一个灼热、肮脏的港口城市。主人公斯考比是市警察局副专员，身材粗矮，头发灰白，看上去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他正面临着一个难题：专员马上要退休了，而他却不可能升职。据传要调一个比他更年轻的人来。斯考比对此无所谓，他热爱他的工作，对他来说，工作比升职更重要。但他担心他的妻子露易斯会为此发疯。怀着内疚，对妻子的忧郁、不满和绝望的惧怕，他回到家。果然，露易斯已从别人的议论中得知这个消息，丈夫回来，她马上开始了发泄。露易斯是个热爱诗歌、敏感的妇女，也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然而不断让人失望的生活，女儿的夭折，以及丈夫现在受到的不公平的待遇，众人的窃窃议论与讥笑，使她的神经极为紧张，她渴望着去南非的旅行，渴望摆脱目前的环境。
      当晚，她与斯考比去俱乐部借书，在那里她认识了新来的一个孤单的男子威尔逊。威尔逊名义上是会计师，实际上是负有特殊使命来这里调查钻石走私的。威尔逊在俱乐部中显得落落寡合，众人似乎在排斥他。他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一大片扶手椅中间。这使露易斯觉得他与自己的处境极为相似。他们的相识给露易斯带来了兴奋。威尔逊也喜欢诗歌，共同的爱好将他们联系在一起。他们经常见面，朗诵诗歌。斯考比看到交往给露易斯带来了幸福，很高兴这样。对他来说，只要露易斯愉快，怎么都行。这天夜晚，斯考比在下班的路上遇到了因汽车坏了被耽搁在路旁的叙利亚商人尤瑟夫，并顺路把他送回了家。从此这个狡猾而又不乏真诚的商人就卷入了斯考比的命运。
      露易斯每天抱怨、渴望去南非休假使斯考比下决心让她如愿。但他却没有钱。对他这个克己奉公的人来说，除工资外别无收入。在某次公务搜查中，他曾搜出某商船船长的一封私信。他完全可以以此要挟船长以解决露易斯的旅费。然而，出于怜悯和同情，他既没有要挟，也没有报告，而是把信烧掉，暗中救了船长一命。尤瑟夫知道了斯考比的难处，主动要借钱给他。他起初拒绝了。他去银行借钱，没借到。在露易斯又一次谈起去南非时，出于本能一样的怜悯，斯考比答应让她两星期后走。无处可弄到的200块钱使斯考比病中神智混乱。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借了尤瑟夫的钱，斯考比清楚地知道他要为此付出代价。露易斯终于走了。尤瑟夫向他谎报了一个假情况：另一个叙利亚商人在走私钻石。出于忠于职守，斯考比相信了他，结果使自己陷入了圈套。接下来的经历使斯考比陷于更无以自拔的境地：从法属殖民地开来的一条船遭到德国水雷的袭击，在海上漂流了40天的幸存者中有一位19岁的结婚才几天丈夫就遇难的姑娘海伦。斯考比在救护时对她产生了同情：她与他死去的女儿差不多大，对世事人情还一无所知，经过这场磨难后瘦骨伶仃，面容丑陋。斯考比与她在一起时，悲哀、爱怜和同情交织在心头。他认为自己有扶助她的责任。一个大雨滂沱之夜，不该发生的事发生了：他们发生了肉体关系。斯考比越陷越深。他想保密，但有特殊使命的威尔威就住在隔壁，一切都没逃过这个侦探的眼睛。海伦，这个看上去柔弱无助的女子，也开始唇枪舌剑地像露易斯一样与他争吵不休，无休无止地抱怨不停。为证明自己的爱情，在海伦挑刺的刺激上，斯考比写了一封感情冲动的表白爱情信。同时对两个女人怀有怜悯和爱，使斯考比开始说谎。
      露易斯要回来了。斯考比面临选择：断绝与海伦的关系，重新回到他与露易斯的正常生活中。但是，他不能。他曾对海伦发过誓：只要她需要，他就会来。绝望之中，他想到了死。此刻尤瑟夫找上门来，要他利用职权转送给那位被他救过的船长一盒东西：钻石。他当即拒绝。但是尤瑟夫手中有他窃取来的斯考比给海伦的信，并以此要挟，斯考比只得干了。从此他更坠入深渊。露易斯回来了，总是逼着他上教堂，他则找尽一切借口拖延不去。最后，他再也逃不掉了：他没向神父忏悔就领了圣餐。这种渎神行为，使真诚的天主教徒斯考比无法原宥自己，他自认为已进入“永世惩罚”的行列，内心的绝望更加深重。他别无选择，开始周密地计划不露痕迹的自杀。这时，他接到通知，他被提升为专员了。但这已不能救他。他心绪极为恶劣。他去看海伦，大吵一场，海伦不理解也不想理解他。他身不由己地去尤瑟夫家。他觉得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理解他的只有尤瑟夫。他讲了自己的忧虑。尤瑟夫要帮他的忙，把知道他们的事、为斯考比忠实服务了15年的佣人阿里杀了。斯考比十分震惊：是他送掉了阿里的命。一切都准备停当了。他装作心脏病发作的药物足够了。他向海伦告别。露易斯自从得知他被提升，情绪大为改观。他做了。他被认为是心脏病猝发正常死亡。只有一个人，威尔逊发现了他自杀的秘密，他将发现告诉了露易斯，并向她求婚。露易斯向神父证实这事。神父回答：“他是爱上帝的。”

      4983.《问题的核心》赏析
      格林自己也承认他为了忠于想象而陷入了某种程度的不忠于教会的境地。有些作家如伊夫林·沃、乔洽·奥威尔等均对其中的宗教意义提出了批评。格林则声称：“我写了一本关于一个人走向炼狱的书。”这部作品的严肃性和深刻性也正在这里。作者深入到他所体验到的人类困境之中，探索着善与恶、怜悯与毁灭、拯救与绝望等至关重要的问题。评论家魏恩达姆认为这是“对人生绝望的研究”、“对人的精神解脱的探索”。
      斯考比是个善良而饮弱的人，富于同情心和责任感的警官。他对他所工作的这个气候恶劣、人性败坏的城市怀着悲天悯人的热爱。他几乎像圣徒爱人类一样愿分担人们的不幸。在书中有两个词多次得到重复：怜悯和责任。这种怜悯与责任感体现在他与妻子、与海伦的关系上，体现在他暗中为船长解脱困境和途中帮助尤瑟夫上。但是，怜悯并不能拯救自己，也没能拯救他人。怜悯反而使他陷入无休止的痛苦的纠葛甚至罪恶之中，并最终导致了他的毁灭。作为人类心灵的洞察者，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停留在动机与效果的相悖上，而是更深一层地揭示了斯考比剧烈复杂的内心冲突，亦即把这个人物置于“炼狱”之中，随着盲目的，几乎不可知的命运进程，揭示了作为一个人，什么是他斯考比可以忍受的，什么是他不可承受的。从故事的角度看，是命运在捉弄斯考比，但这却是整个人类都无法摆脱的命运。“恶在人间畅行无阻，而善却不能再在世间漫步。”（格林语）富有怜悯与责任感的斯考比，是善的象征。他处处行善，结果因善而殒命。他善良地轻信尤瑟夫对另一个商人的诬陷，结果导致上级对他的不信任。他善良地对待妻子，妻子不理解他，他善良地帮助侮伦，后者反而逼他。他的善越是得到表现，他遭到的不公正的待遇越多，最后他彻底绝望，开始说谎、犯罪，领了渎圣的圣餐，忽然一切顺利了，“从一个可诅咒的胜利走向另一个可诅咒的胜利”。作者描绘了一幅善遭毁灭，恶渐胜利的可怕图景。然而善与恶并非泾渭分明，善的斯考比出卖了自己忠心耿耿的仆人，使他被杀害，恶的奸商尤瑟夫实际上又是这世界唯一理解他、在他需要时帮助他的人。人性的复杂也就在此。虔诚信仰天主的斯考比最后自戕，表面上是彻底背弃上帝，然而在书中的人物里，可能只有他一个人才是真正地爱上帝的。格林所思索并要读者也思索的根本问题是：这些问题的核心在哪里？斯考比的死表明了完善的公正与完美的怜悯的和谐一致，但这是以自杀——天主教中不可宽恕之罪——为代价的。
      该书出版后引起很多争论。正像一部伟大著作一样，不同的人从中看到不同的意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该书被公认为一部杰作。在这里，作者运用了电影剪辑手法。小说一开始即以威尔逊在远处观察的目光描写斯考比。这种颇类似于格林惯用的侦探小说的写法和角度又恰当地表现了人物内心的紧张不安。在处理复杂的情节和人物关系上，作者巧妙地将斯考比——露易斯——海伦；斯考比——尤瑟夫——威尔逊错综复杂的关系一环扣一环地引向最后的悲剧。心理描写和内心冲突的揭示，也是作品的特色。在环境描写上——红土路，铁皮屋顶上振翅的秃鹰，热汗和雨，港口小城的灼热和肮脏等等，不仅真切，也和主人公及其他人物的生存状态及内心的焦灼不宁相呼应，浑然一体。作者文笔流畅、简练，富于想象力和形象化。特别是作者在叙述里掺入的议论，恰如其分，更是该书的重要特色。

      4984.《文静的美国人》
     《文静的美国人》是其“政治小说”方面的代表作。作品以越南抗法战争时期为背景，老牌殖民主义者法国面临失败，一个年轻而文静的美国人乘虚而入，靠一帮土匪搞恐怖活动，企图建立所谓的“第三种势力”，受害者还是无辜的老百姓。最后这个多行不义的美国人也遭到暗杀。作品对新老殖民主义的恶劣行经作了有力的揭露和嘲讽。同时，作品还描写了这个美国人及本书另一男主人公、英国某报社驻越南记者与一位漂亮的越南姑娘之间的一场爱情纠葛，大大增强了这部严肃作品的可读性。

      4985.《我们在哈瓦那的人》
    《我们在哈瓦那的人》 “美国推理作家协会”一百部最佳推理小说上榜作品，是一部让人从头笑到尾的一部间谍小说，格林式的幽默大放送作品。
      这本书的矛头直指007式不食人间烟火的间谍，以嘲讽的笔调讲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故事：
      一个身不由己的小人物无意间被卷入国家政权之间的争斗风波，结果竟然靠弥天大谎在两国之间无往不利，玩弄阴险狡诈的政客于鼓掌之上。
      入木三分的讥讽彻底解构了以往具有传奇色彩的间谍小说，是间谍小说中翻新出奇的作品。

      4986.《人性的因素》
     《人性的因素》是格雷厄姆·格林的诸多著作之一，他着重刻画每个人物更重要的内心世界。英国特工卡瑟尔被派往白人统治下的南非。他在那里和黑人女子萨拉相爱。为了萨拉不受种族主义迫害，也为了帮助萨拉的同胞，他寻求克格勃的帮助，成为双面间谍。可是克格勃为了自身利益出卖了他，英方也在追杀变节者，具有人性的卡瑟尔成了被剥削人性的工具和牺牲品。我想用非浪漫的手法来描绘作为生活方式之一的情报部门的工作，刻画每个人物更重要的内心世界。那里的工作人员每天去办公室上班，退休后拿养老金，跟其他任何职业一一比如银行职员和公司经理没有什么两样，既不危险，也不新奇。

      4987.《人性的因素》介绍
     《人性的因素》里有两个微不足道的角色，一是主人公卡瑟尔在情报部门的同事戴维斯，一是卡瑟尔家的小狗布勒。说“微不足道”，是因为他们对故事的进展毫无影响。错杀戴维斯的珀西瓦尔医生对上级说：“你不用那么操心戴维斯。对处里来说他不是损失，约翰。当初真不该录用他。他工作效率低，做事马虎，酒喝得太多。反正他迟早都是个问题。”而当戴维斯作为卡瑟尔的替死鬼被清除后，那位真正的双面间谍并未停止活动，也就没能避免败露。戴维斯不仅对情报部门无关紧要，对卡瑟尔也无关紧要。布勒之被豢养和最后被杀，同样无关紧要。我感兴趣的是，作者格雷厄姆·格林为什么在故事中安排这样的角色。戴维斯的遭遇好歹具有情节因素，布勒则好像仅仅是要强调此种死法的无辜。
　　任职于英国情报部门的卡瑟尔把情报送给苏联，乃“人性的因素”使然，因为苏联间谍机关当年在南非对他有所帮助。他对妻子萨拉说：“当人们说起布拉格和布达佩斯以及如何在共产主义那里找不出一张人性的面孔时，我保持着沉默，因为我见过人性的面孔——至少一次。我对自己说如若不是卡森，萨姆就会出生在监狱里，而你很可能性命不保。有一种共产主义——或共产分子——救了你和萨姆。我不相信什么马克思和列宁，正如我不相信圣保罗一样，但是难道我没有表达感激的权利么？”而当卡瑟尔的母亲斥责儿子“背叛了他的国家”时，萨拉说：“他曾说过我就是他的国家——还有萨姆。”相比之下，珀西瓦尔医生则是作者眼中情报机关——无论英国的，南非的，还是苏联的——的化身，他所说的“干我们这行当，不是非要弄明白不可的”、“不用良心上过不去。别有负疚感”，适可概括。在卡瑟尔与珀西瓦尔之间，存在着人性的因素与非人性的因素的对立与冲突。
　　戴维斯与布勒使得这一冲突变得不那么简单。戴维斯命丧珀西瓦尔之手，是替代卡瑟尔而死。“卡瑟尔从没认真对待过戴维斯。没有把他的酗酒、赌博甚至他对辛西娅那无望的爱情当真过，可一具尸体是不能轻易忽视的。……死亡使戴维斯变得重要了，死亡让戴维斯高大起来。”卡瑟尔认为此乃“天意”，但没有参加戴维斯的葬礼，并承认“弗洛伊德会说我本来就想忘记”，可见他还是无法面对戴维斯的死。布勒则是他逃亡前不得不亲手处理掉的。“卡瑟尔在想萨姆将会如何得知布勒的死讯。他知道他永远也不会得到原谅。”
　　情报部门主持调查泄密事件的丹特里上校对珀西瓦尔说：“行动和后果之间没有任何关系。这是你想告诉我的么？”这番话同样可以用来问卡瑟尔。人性的因素与非人性的因素使卡瑟尔和珀西瓦尔的“行动”截然有别，却在戴维斯和布勒身上落实为完全相同的“后果”。书中这样谈论卡瑟尔：“爱与恨都是危险的……他对萨拉的爱让他和卡森走到了一起，卡森最终又将他引向了鲍里斯。恋爱中的男人如同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怀里揣着定时炸弹走在世间。”戴维斯和布勒，萨拉和卡瑟尔的继子萨姆，还有他自己，都承受了这种“爱的危险”。最终卡瑟尔留在苏联，与萨拉和萨姆无法团聚，他也就失去了自己苦苦守护的“国家”。而当苏联间谍机关揭示“你传给我们的那些经济情报本身是毫无价值的……这才是你报告的真正价值。一个不错的欺骗手段”时，更凸现出种种死亡与丧失。《人性的因素》并非格林的最佳作品，但“人性的因素”是他的母题之一，在对“人性的因素及其后果”的开掘上，这部小说具有特殊价值。
　　萨拉对卡瑟尔说：“为什么你对这个那么担心呢？没人会说你的感激是错的。我也很感激。感激没什么不对，如果……如果没有让你走得太远的话。”可以说是从另一角度对人性的因素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的认识。卡瑟尔的母亲说法与此一致：“你对一丁点儿的善意总报以过分的感激。这是缺乏安全感的表现……有一次你把一支很好的钢笔给了一个同学，因为他送了你一块夹巧克力的小圆面包。”反观珀西瓦尔的滥杀无辜，同样出于“缺乏安全感”，也是“走得太远”。最终卡瑟尔认可了妻子所说和母亲当初的批评，不过为时已晚。
　　萨拉对卡瑟尔的看法，最接近于作者自己的态度。格林并不否定卡瑟尔的行为，至少肯定他这么做的目的。《人性的因素》故事发生在英国，却与南非白人当局镇压黑人革命运动有关，可与作者描写抗法战争时期越南的《沉静的美国人》，描写巴蒂斯塔独裁统治下的古巴的《哈瓦那特派员》，描写比利时殖民主义者撤退前的刚果的《精疲力竭的病例》，和描写杜瓦利埃暴政下的海地的《喜剧演员》相提并论，体现了他有关国际政治问题的立场。格林自己做过情报工作，了解情报机关，对于双面间谍的看法与众不同。在《人性的因素》的所有人物中，作者最认同的是卡瑟尔，但并未赋予其所作所为以终极意义。此书秉承格林的一贯写法：作者认同或倾向于某个人物，同时俯视包括他在内的整个世界。书中一再提及珀西瓦尔的说法，“我们全都生活在箱子里”；唯独作者才是那个向内张望的人，只有他洞察一切。“人性的因素”不仅体现于卡瑟尔，也体现在戴维斯、萨拉、萨姆甚至布勒身上。书中说，“要是谁能从他的坦白交代中捞取到什么好处，他希望那人是丹特里”，似乎告诉我们，这位主张秉公办事却又无可奈何的人，可能有着更多人性的因素。而戴维斯临死之际“希望得到一点公正”，布勒则被形容为“全世界的朋友”，不免让人觉得，也许无辜才接近于至善。

      4988.威廉·戈尔丁
     威廉·戈尔丁（1911～ 1994）英国小说家。生于英格兰康沃尔郡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自小爱好文学。1930年遵父命入牛津大学学习自然科学，两年后转攻文学。1934年发表了处女作——一本包括29首小诗的诗集（麦克米伦当代诗丛之一）。1935年毕业于牛津大学，获文学士学位，此后在一家小剧团里当过编导和演员。1940年参加皇家海军，亲身投入了当时的战争。1945年退役，到学校教授英国文学，并坚持业余写作。1954年发表了长篇小说《蝇王》，获得巨大的声誉。1955年成为皇家文学会成员。1961年获牛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辞去教职，专门从事写作。
      戈尔丁是个多产作家，继《蝇王》之后，他发表的长篇小说有《继承者》（1955）、《品契·马丁）（1956）、《自由堕落》（1959）、《塔尖》（1964）、《金字塔》（1967）、《看得见的黑暗》（1979）、《航程祭典》（1980）、《纸人》（1984）、《近方位》（1987）、《巧语》（1995）等。其中《航行祭典》获布克·麦克内尔图书奖。此外，他还写过剧本、散文和短篇小说，并于1982年出版了文学评论集《活动的靶子》。
      戈尔丁在西方被称为“寓言编撰家”，他运用现实主义的叙述方法编写寓言神话，承袭西方伦理学的传统，着力表现“人心的黑暗”这一主题，表现出作家对人类未来的关切。由于他的小说“具有清晰的现实主义叙述技巧以及虚构故事的多样性与普遍性，阐述了今日世界人类的状况”，198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