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小常识

      2265.《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是秦国丞相吕不韦主编的一部古代类百科全书似的传世巨著，有八览、六论、十二纪，共二十多万言。《吕氏春秋》是战国末年（公元前“239”年前后）秦国丞相吕不韦组织属下门客们集体编撰的杂家（儒、法、道等等）著作，又名《吕览》。吕不韦自己认为其中包括了天地万物古往今来的事理，所以号称《吕氏春秋》。

      2266.《吕氏春秋》简介
　　《吕氏春秋·察今》简称《吕览》在公元前239年写成当时正是秦国统一六国前夕。吕不韦是一代名相任职于战国末年秦国。吕不韦因散尽家财帮助在赵国为人质的秦昭王孙异人立嫡有大功劳在异人后来继位为秦庄襄王后被任用为丞相。
　　在那时魏国有信陵君楚国有春申君赵国有平原君齐国有孟尝君他们都礼贤下士结交宾客。并在这方面要争个高低上下。吕不韦认为秦国如此强大把不如他们当成一件令人羞愧的事所以他也招来了文人学士给他们优厚的待遇门下食客多达三千人。与四公子不同的是吕不韦招揽门客并不甚看重勇夫猛士却十分注重文才。原来吕不韦有他自己的见解。他素来善于谋略瞧不起那些头脑简单的勇夫。再说秦国猛将如云军力强大没有必要再蓄养征杀之士。还有一个原因其时许多善辩之士纷纷著书立说广为流传不但天下闻名还可传之后世永垂青史这一点尤其令吕不韦眼热。吕不韦本是商人出身没有条件去著书立说但他可以借助这些擅长舞文弄墨的门人来实现自己的抱负和愿望。那时各诸侯国有许多才辩之士像荀卿那班人著书立说流行天下。
　　待到一切准备就绪吕不韦就令门下凡能撰文者每人把自己所闻所见和感想都写出来。等到文章交上来后五花八门写什么的都有古往今来、上下四方、天地万物、兴废治乱、士农工商、三教九流全都有所论及许多文章还有重复。吕不韦又挑选几位文章高手对这些文章进行筛选、归类、删定综合在一起成书取名叫《吕氏春秋》。为了慎重起见成书后吕不韦又让门人修改了几遍直到确实感到满意为止。吕不韦对此书十分看重他自己认为这部号称《吕氏春秋》的书是杰作夸口说该书是包揽了“天地、万物、古今”的奇书。例如在相当全书总序的《序意篇》中对十二世纪的论述也可见一斑“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
　　为了精益求精也是为扩大影响吕不韦还想出一个绝妙的宣传该书的办法他请人把全书誊抄整齐悬挂在咸阳的城门声称如果有谁能改动一字即赏给千金。消息传开后人们蜂拥前去包括诸侯各国的游士宾客在内却没有一个人能对书上文字加以改动。当然这不一定就证明《吕氏春秋》字字珠玑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而很可能是因为人们都敬畏吕不韦的威势没有人愿意出头罢了。不过这样一搞其轰动效应却是巨大的《吕氏春秋》和吕不韦的大名远播东方诸国。值得一提的是这部作于战国时期的大作其中保存了不少古代的遗文佚事和思想观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吕氏春秋》汇合了先秦各派学说“兼儒墨合名法”故史称“杂家”。吕不韦借门客之手撰写《吕氏春秋》虽主要靠借他人之光提高其形象但在文化事业上确实是作了件大好事功不可没。

      2267.《吕氏春秋》的分篇
　　《吕氏春秋》共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共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字。内容驳杂有儒、道、墨、法、兵、农、纵横、阴阳家等各家思想所以《汉书·艺文志》等将其列入杂家。在内容上虽然杂但在组织上并非没有系统编著上并非没有理论内容上也并非没有体系。正如该书《用众》篇所说“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吕氏春秋》的编著目的显然也是为了集各家之精华成一家之思想那就是以道家思想为主干融合各家学说。据吕不韦说此书对各家思想的去取完全是从客观出发对各家都抱公正的态度并一视同仁的。因为“私视使目盲私听使耳聋私虑使心狂。三者皆私没精则智无由公。智不公则福日衰灾日隆。”《吕氏春秋·序意》
　　《吕氏春秋》的十二纪是全书的大旨所在是全书的重要部分分为《春纪》、《夏纪》、《秋纪》、《冬纪》。每纪都是15篇共60篇。本书是在“法天地”的基础上来编辑的而十二纪是象征“大圜”的天所以这一部分便使用十二月令来作为组合材料的线索。《春纪》主要讨论养生之道《夏纪》论述教学道理及音乐理论《秋纪》主要讨论军事问题《冬纪》主要讨论人的品质问题。八览现在63篇显然脱去一篇。内容从开天辟地说起一直说到做人务本之道、治国之道以及如何认识、分辨事物、如何用民、为君等。六论共36篇杂论各家学说。
　　《吕氏春秋》是战国末年公元前221年前后秦国丞相吕不韦组织属下门客们集体编纂的杂家著作又名《吕览》在公元前239写成当时正是秦国统一六国前夜。此书共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共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字。书中尊崇道家肯定老子顺应客观的思想但舍弃了其中消极的成分。同时融合儒、墨、法、兵众家长处形成了包括政治、经济、哲学、道德、军事各方面的理论体系。吕不韦的目的在于综合百家之长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以后的秦国统治提供长久的治国方略。　
　　书中还提出了“法天地”“传言必察”等思想和适情节欲、运动达郁的健身之道有着唯物主义因素。同时书中还保存了很多的旧说传闻在理论上和史料上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另外书中也有一些天人感应的迷信思想应该加以分辨。司马迁在《史记》里将《吕览》与《周易》《春秋》《离骚》等并列表示了他对《吕氏春秋》的重视。东汉的高诱还为其作注注释认为此书“大出诸子之右”即超过了诸子的成就。《汉书·艺文志》则将该书列入杂家所以以儒家学者不再重视。

      2268.《吕氏春秋》的思想
　　《吕氏春秋》对先秦诸子的思想进行了总结性的批判。《不二》篇中说“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倪良贵后。”它认为这不同的思想应当统一起来“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不二》思想统一后才能“齐万不同愚智工拙皆尽力竭能如出一穴。”统一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批判吸收的过程。所以《吕氏春秋》对各家思想都进行了改造、发展与摒弃。例如儒家主张维护君权这种思想被《吕氏春秋》吸收了但是它是以独特的面目出现的。它主张拥护新“天子”即建立封建集权国家。它说“今周室既灾而天子已绝乱莫大于无天子。”《谨听》“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抟之也。一则治两则乱。”《执一》
　　孔子主张维护周王朝的一统天下但并没有强调专制问题《吕氏春秋》却有了“执一”、“抟”这样的观念。“执一”和“抟”就是中央集权。这是对先秦儒家思想的发展。又如对墨家思想《吕氏春秋》对墨子提倡的“节葬”观念是赞同的所以它对当时厚葬的风气进行了批评“愈侈其葬则心非为乎死者虑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为荣俭节者以为陋不以便死为故而徒以生者之诽誉为备。《节丧》但是墨子是主张“非攻”的即反对战争的。《吕氏春秋》便对此进行了批驳“夫攻伐之事未有不攻无道而罚不义也。攻无道而伐之义则福莫大焉黔首利莫厚焉。禁之者是息有道而伐有义也是务汤武之事而遂桀纣之过也。”《振乱》《吕氏春秋》主张兴“义兵”“义兵至则邻国之民归之著流水诛国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远得民滋众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怀宠》《吕氏春秋》认为一味地反对战争是没有意义并且是不对的正义的战争即“攻无道而伐不义”的战争不仅可以除暴安良而且还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这实际是为秦国进行统一中国的战争辩护。
　　在物质的起源问题上《吕氏春秋》把宋尹学派的“精气”说拿过来加以改造。宋尹学派认为“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而《吕氏春秋》说“万物所处造于太一化于阴阳。”《大乐》这就是说“太一”是万物的本源世界万物都是从“太一”那里派生出来的并由阴阳二气变化而成的。“太一”是什么呢它说“道也者视之不见听之不闻不可为状……道也者不可为形不可为名。强为之谓之太一。“道”就是“太一”“太一”就是“精气”。由这里的论述可以明显地看到老子的影响。《吕氏春秋》认为由“精气”道派生出来的万物是在不停地运动着的“与物变化而无所终穷”。《下贤》上至天上的日丹星辰下至地上的草木泉水都在不停地运动。“天为高矣而日月星辰云气雨露未尝休也。地为大矣而水泉草毛羽裸鳞未尝息也。”《观表》但值得注意的是《吕氏春秋》把物质的运动看作是一个循环反复的过程。“物动则萌萌而生生而长长而大大而成成乃衰衰乃杀杀乃藏圜道也。”《圜道》
　　在社会历史观上《吕氏春秋》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的“今之于古也犹古之于后世也。今之于后世亦犹今之于古也。故审知今则可知古知古则可知后古今前后一也。”《长见》这就是说历史的发展是一环扣一环的今之视者亦犹后之视今无古不成今。了解过去有助于了解今天。但是了解过去并不意味着拘泥不变恰恰相反当时代变化了相应的法规、政策等也应该变化以适应时代的需要“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易时移变法宜矣……故凡举事必循法以动变法者因时而化。”它还用两个寓言故事来说明这一道理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入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以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救剑若此不亦惑乎荆人欲袭宋使人先表澭水。澭水暴益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余人军惊而坏都舍。这两则寓言都见于《察今》。前一则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刻舟求剑”。这两则寓言故事都是讽刺那种泥古不知变的人这也是生动地表现了《吕氏春秋》的历史观。
　　《吕氏春秋》继承了老庄的无为思想主张巩固政权在于清静无为“有道之主因而不为”“虚静以待”。《知度》只有这种“无为”、“虚静”才能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自由境界。
　　《吕氏春秋》还表现了一定的音乐美学思想。它将音乐的产生与宇宙万物联系起来提出“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太乐》又从“心”“物”感应关系论述了音乐产生的心理过程。提出了“适”的概念强调要音“适”和心“适”才能获得美的感受。
　　《吕氏春秋》的评价
　　《吕氏春秋》保存着先秦各家各派的不同学说还记载了不少古史旧闻、古人遗语、古籍佚文及一些古代科学知识其中不少内容是其他书中所没有的。
　　在过去《吕氏春秋》深得人们的好评。司马迁称它“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在《报任安书》中甚至把它与《周易》、《春秋》、《国语》、《离骚》等相提并论。东汉高诱在给它作注时说它“大出诸子之右”。客观地说《吕氏春秋》不是一部系统的哲学著作它有一定的思想价值但更主要的是资料价值。它的一些寓言故事至今仍脍炙人口富有教育意义。书中还提出了“法天地”、“传言必察”、等思想和适情节欲、运动达郁的健身之道有着唯物主义因素。同时书中还保存了很多的旧说传闻在理论上和史料上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另外书中也有一些天人感应的迷信思想应该加以分辨。
　　《吕氏春秋》的注释本有清朝人毕沅的《吕氏春秋新校正》近代以来陈奇猷的《吕氏春秋校释》和王晓明的《吕氏春秋通诠》可以作为参考。
　　1、引婴投江
　　有过江上者见人方引婴儿而欲投之江中婴儿啼。人问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虽善游其子岂遽善游哉以此任物亦必悖矣。
　　【译文】
　　有个从江边上走过的人看见一个人正在拉着个小孩想把他投到江里去小孩哭了。旁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这孩子的父亲很会游泳。”孩子的父亲尽管很会游泳那孩子难道就一定也很会游泳吗用这种方法处理事情也必然是荒谬的。
　　【哲理】
　　这个故事讽刺了墨守成规、不知变通的人。告诉人们一是本领的获得要靠自己而不能靠先天的遗传。二是处理事情要从实际出发对象不同处理的方法也要有所不同。
　　讽刺那些做事不考虑实际情况主观判断的人
　　加点字
　　过经过
　　方正在正要
　　引牵拉
　　故原因缘故
　　善擅长善于
　　虽即使
　　岂难道反问句式。
　　遽就遂
　　任处理
　　悖荒谬
　　2、刻舟求剑
　　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
　　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
　　出自《吕氏春秋察今》
　　【译文】
　　有个楚国人乘船过江时剑从船上掉进水里他就在船帮上刻下一个记号说“这是我的剑掉下去的地方。判断句”等船靠岸他就从刻记号的地方跳进水里去找剑。船已走了很远而剑却没走这样去找剑不是很糊涂吗
　　【哲理】情况发生了变化解决问题的途径应灵活有变告诫人们不能片面静止狭隘地看问题。
　　涉渡
　　坠落
　　遽急忙快
　　契用刀刻
　　是这
　　惑糊涂
　　出自《吕氏春秋·察今》
　　3、循表夜涉
　　荆人欲袭宋使人先表澭水。澭水暴益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馀人军惊而坏都舍。向其先表之时可导也今水已变而益多矣荆人尚犹循表而导之此其所以败也。
　　循表夜涉译文
　　楚国人想要偷袭宋国派人先在澭水作了标记澭水暴涨楚国人不知道按照标记夜里渡河淹死者一千多人军队惊叫发出的声音好像房屋倒塌一样。先前标记的时候可以通过现在水已经变化而增多了楚国人还按照标记通过这就是他们失败的原因。
　　【寓意】
　　处理问题要从实际出发情况发生了变化人们的观念也应该随着变化解决问题的方法也要灵活多变。讽刺那些墨守成规固执己见不知变通拘泥固执不懂得根据客观实际采取灵活对策的人。

      2269.《吕氏春秋》内容
　　《吕氏春秋》是战国末期秦相国吕不韦组织门客编写的著作又称《吕览》。吕不韦~公元前235年原是阳翟今河南禹县巨商因帮助秦始皇的父亲子楚继承秦国王位被任为丞相封文信侯食河南洛阳10万户。秦始皇继位后尊他为相国号称“仲父”。秦始皇十年被免职十二年自杀。《吕氏春秋》全书体例划一篇与篇之间内容有一定的联系与分工表明它是按统一的计划有组织地编写的。全书的序文《序意》篇叙述著作大旨的部分冠有“文信侯曰四字表明书中贯彻了吕不韦的思想文化观念及政治主张。
　　战国末期政治上统一的趋势加强各家思想也迅速走向融合在此背景下产生的《吕氏春秋》注重博采众家学说因而汉代以来一直被称为“杂家“。以今人眼光衡量《吕氏春秋》一书的写作目的是为了综合各家学说之长指导秦国统治阶级兼并六国建立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并实现长治久安。它对各家学说实际上是有所吸收有所扬弃主要是吸收其中比较合理进步和有利于实现上述目的的内容。因而它是“杂而不杂”宗旨明确。《吕氏春秋》明确声明它是“集腋成袭”。不管哪家哪派只要是好的思想都要综合进来。《用众》篇说“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故以众勇无畏乎孟贲矣以众力无畏乎乌获矣以众视无畏乎离娄矣以众知无畏乎尧舜矣。夫以众者此君人之大宝也。”《吕氏春秋》对先秦各家各派着重审视其优长偏重于汲取其精粹力图超出门户之见它说“老耽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兼关尹贵清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责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此十入者皆天下之豪士也。”由于《吕氏春秋》有这种兼容并包的眼光故能取精用宏融汇百家。

      2270.《吕氏春秋》关于儒家
　　《吕氏春秋》重视并吸收了儒家的民本思想。《务本》篇说“主之本在于宗庙宗庙之本在于民”《顺民》篇说“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贵公》篇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 下世。”这些言论正如郭沫若所言“具有一种钢铁的声音”尤其在君主专制的时代。《吕氏春秋》赞赏儒家修齐治平的贤人政治 它说/‘圣人行德乎己而四荒咸伤乎仁。”“为国之本在于为身身为而家为国为天下为。故曰以身为家以家为国以国为 天下。”当然《吕氏春秋》的“重视”人民仍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重视”。它虽然说“宗庙之本在民”接下去却说“民之治乱 在有司”人民始终是被统治者至于《吕氏春秋》贯彻修齐治平的贤人政治也是为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

      2271.《吕氏春秋》关于道家
　　《吕氏春秋》大量吸收道家虚静无为之说并把它运用于为君之道的政治理念中。它说“君也者处虚素服而无事故能使众智也。智反无能故能使众能也。能执无为故能使众为也。无智无能无为此君之所执也。”“善为君者无识其次无事。有识则有不备矣有事则有不恢矣。不备不恢此官之所以疑而邪之所从来也。”“天子不处全不处极不处盈。全则必缺极则必反盈则必亏。”《吕氏春秋》认同先秦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的主张它说“大圣无事而干官尽能。”“善为君者劳于论人而佚于治事。”《吕氏春秋》认为这种表面的“无为”才能达到“事省而国治”的目的。相反“人主好暴示能好唱自奋人臣以不争持位以听从取容是君代有司为有司也”其结果必然是君臣职能倒置造成混乱和危殆。应该说《吕氏春秋》中的这些见解来自于老庄而又发展了老庄。

      2272.《吕氏春秋》关于墨家
　　相对儒、道二家《吕氏春秋》对墨家思想吸收较少。墨家的尊天、明鬼、非攻、非乐等主张它基本据弃或予以驳斥。但对尚贤、兼爱之说还是有所吸收的。《爱类》篇说“贤人之不远海内之路而时往来于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以民为务故也。”“仁人之于民也可以便之无不行也。”《精通》篇强调圣人“以爱利民为心”。《圜道》篇赞赏尧、舜“以贤者为后不肯与其子孙”也与墨子“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的尚贤主张相一致。《吕氏春秋》中有一篇《节葬》吸收并改造了墨子“薄葬短丧”的思想主张人死虽不为鬼亦无知觉但出于活着的亲人在感情上的需要送死仍要有一定的仪节然而“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无有不亡之国是无不扬之墓也”故此厚葬是无益的。那么社会上何以盛行厚葬之风呢?《节葬篇》说“今世俗大乱之主愈侈其葬则……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为荣俭节者以为陋……此非慈亲孝子之心也。”这一见解比起墨子的节葬观更显得理智和深刻。另外《吕氏春秋》提出唯物主义的真理观、名实观注重类比推理的正确运用批驳诡辩的名辩思想显然也是吸收、继承了《墨经》中的优秀思想。

      2273.《吕氏春秋》关于法家
　　《吕氏春秋》肯定法家的重要性和变法的必要性明确指出“有金鼓所以一耳必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众也勇者不得先惧者不得后所以一力也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故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不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事易时移变法宜矣。”这些观点显然与商、韩的思想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吕氏春秋》对于法家“惨礉少恩”的一面对于《韩非子》中的种种阴谋权术是拒斥不取的。

      2274.《吕氏春秋》关于农家等
　　《吕氏春秋》还吸收了先秦农家的思想。该书《士容论》中《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显然是农家之言。《上农》篇重视农业生产其理由是“古先圣之所以导其民也先务于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这就是说倡导重农不仅为了生产还有“贵其志”的目的。它接着说“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境安主位尊。”当然《吕氏春秋》重农并不排商它主张先农后商与商鞅“困末作而利本事”的唯农抑商政策是有区别的。先秦兵家是思想苑地的一枝奇葩《吕氏春秋》中《荡兵》、《振乱》诸篇继承了这一份文化遗产尤其是它总结出的“义务必胜”的思想是比一般先秦兵家更卓越的观点。综上所述历史上号称“杂家”的《吕氏春秋》并不是混杂不分毫无原则的。《吕氏春秋》有自己的特点。它的特点是博采各家学说但不取鬼神、迷信的思想而是吸取各家比较进步的思想。如对于儒家主要吸取其民本思想、修齐治平思想对于道家主要吸收其清静无为的思想对于墨家主要吸收其薄葬的思想对于法家主要吸收其法治思想。《吕氏春秋》虽采取各家学说但所采取的观点之间并不牴牾。因此《吕氏春秋》可谓“杂而不杂”具有博综众家的融合倾向。

      2275.吕不韦生平
　　吕不韦？约前235年战国末年卫国濮阳人。原籍阳翟今河南禹州。
　　吕不韦是阳翟的大商人他往来各地以低价买进高价卖出所以积累起千金的家产。
　　秦昭王四十年前267年太子去世了。到了昭王四十二年前265年把他的第二个儿子安国君立为太子。而安国君有二十多个儿子。安国君有个非常宠爱的妃子立她正夫人称之为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没有儿子。安国君有个排行居中的儿子名叫异人后改名楚异人的母亲叫夏姬不受宠爱。异人作为秦国的人质被派到赵国。秦国多次攻打赵国赵国对子楚也不以礼相待。
　　子楚是秦王庶出的孙子在赵国当人质他乘的车马和日常的财用都不富足生活困窘很不得意。吕不韦到邯郸去做生意见到子楚后非常喜欢说“异人就像一件奇货可以囤积居奇。以待高价售出”成语“奇货可居”的出典。于是他就前去拜访异人对他游说道“我能光大你的门庭。”异人笑着说“你姑且先光大自己的门庭然后再来光大我的门庭吧”吕不韦说“你不懂啊我的门庭要等待你的门庭光大了才能光大。”异人心知吕不韦所言之意就拉他坐在一起深谈。吕不韦说“秦王已经老了安国君被立为太子。我私下听说安国君非常宠爱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没有儿子能够选立太子的只有华阳夫人一个。现在你的兄弟有二十多人你又排行中间不受秦王宠幸长期被留在诸侯国当人质即使是秦王死去安国君继位为王你也不要指望同你长兄和早晚都在秦王身边的其他兄弟们争太子之位啦。”异人说“是这样但该怎么办呢”吕不韦说“你很贫窘又客居在此也拿不出什么来献给亲长结交宾客。我吕不韦虽然不富有但愿意拿出千金来为你西去秦国游说侍奉安国君和华阳夫人让他们立你为太子。”异人于是叩头拜谢道“如果实现了您的计划我愿意分秦国的土地和您共享。”
　　吕不韦于是拿出五百金送给子楚作为日常生活和交结宾客之用又拿出五百金买珍奇玩物自己带着西去秦国游说先拜见华阳夫人的姐姐把带来的东西统统献给华阳夫人。顺便谈及异人聪明贤能所结交的诸侯宾客遍及天下常常说“我异人把夫人看成天一般日夜哭泣思念太子和夫人”。夫人非常高兴。吕不韦乘机又让华阳夫人姐姐劝说华阳夫人道“我听说用美色来侍奉别人的一旦色衰宠爱也就随之减少。现在夫人您侍奉太子甚被宠爱却没有儿子不趁这时早一点在太子的儿子中结交一个有才能而孝顺的人立他为继承人而又像亲生儿子一样对待他那么丈夫在世时受到尊重丈夫死后自己立的儿子继位为王最终也不会失势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一句话能得到万世的好处啊。不在容貌美丽之时树立根本假使等到容貌衰竭宠爱失去后虽然想和太子说上一句话还有可能吗现在异人贤能而自己也知道排行居中按次序是不能被立为继承人的而他的生母又不受宠爱自己就会主动依附于夫人夫人若真能在此时提拔他为继承人那么夫人您一生在秦国都要受到尊宠啦。”华阳夫人听了认为是这样就趁太子方便的时候委婉地谈到在赵国做人质的子楚非常有才能来往的人都称赞他。接着就哭着说“我有幸能填充后宫但非常遗憾的是没有儿子我希望能立子楚为继承人以便我日后有个依靠。”安国君答应了就和夫人刻下玉符决定立子楚为继承人安国君和华阳夫人都送好多礼物给子楚而请吕不韦当他的老师因此子楚的名声在诸侯中越来越大。
　　吕不韦选取了一姿色非常漂亮而又善于跳舞的邯郸女子一起同居直到她怀了孕。异人有一次和吕不韦一起饮酒看到此女后非常喜欢就站起身来向吕不韦祝酒请求把此女赐给他。吕不韦很生气但转念一想已经为异人破费了大量家产为的借以钓取奇货于是就献出了这个女子。此女隐瞒了自己怀孕在身足月之后生下儿子名政。异人就立此姬为夫人。
　　秦昭王五十年前257年派王齮围攻邯郸情况非常紧急赵国想杀死异人。异人就和吕不韦密谋拿出六百斤金子送给守城官吏得以脱身逃到秦军大营这才得以顺利回国老家是楚国的华阳夫人给这位继子改名为子楚。赵国又想杀子楚的妻子和儿子以子楚的夫人是赵国富豪人家的女儿才得以隐藏起来因此母子二人竟得活命。秦昭王在位五十六年前251年终于去世了太子安国君继位为王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为太子。赵国也护送子楚的夫人和儿子赵政回到秦国。
　　安国君继位秦王一年之后去世谥号为孝文王。太子楚继位他就是秦庄襄王。庄襄王尊奉为母的华阳王后为华阳太后生母夏姬被尊称为夏太后。庄襄王元年前249年任命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河南洛阳十万户作为他的食邑。
　　庄襄王即位三年之后死去太子赵政继立为王尊奉相国吕不韦为“仲父”。秦王年纪还小太后常常和吕不韦私通。吕不韦家有奴仆万人。
　　秦始皇越来越大了但太后一直淫乱不止。吕不韦唯恐事情败露灾祸降临在自己头上就暗地寻求了一个阴茎特别大的人嫪毐烙矮作为门客不时让演员歌舞取乐命嫪毐用他的阴茎穿在桐木车轮上使之转动而行并想法让太后知道此事以此事引诱她。太后听说之后真的想在暗中占有他。吕不韦就进献嫪毐假装让人告发他犯下了该受宫刑的罪。吕不韦又暗中对太后说“你可以让嫪毐假装受了宫刑就可以在供职宫中的人员中得到他。”太后就偷偷地送给主持宫刑的官吏许多东西假装处罚嫪毐拔掉了他的胡须假充宦官这就得以侍奉太后。太后暗和他通奸特别喜爱他。后来太后怀孕在身恐怕别人知道假称算卦不吉需要换一个环境来躲避一下就迁移到雍地的宫殿中居住。嫪毐一直跟着太后得到的赏赐非常丰厚而太后凡事也都由嫪毐决定。嫪毐的仆人有数千人希望成为嫪毐的门客而自愿成为太监的也有上千人。
　　秦始皇七年前240年庄襄王的生母夏太后去世。孝文王后叫华阳太后和孝文王合葬在寿陵。夏太后的儿子庄襄王葬在芷阳所以夏太后另外单独埋葬在杜原之东称“向东可以看到我的儿子向西可以看到我的丈夫。在百年之后旁边定会有个万户的城邑”。
　　秦始皇九年前238年有人告发嫪毐实际并不是宦官常常和太后淫乱私通并生下两个儿子都把他们隐藏起来还和太后密谋说“若是秦王死去就立这儿子继位”。于是秦始皇命法官严查此事把事情真相全部弄清事情牵连到相国吕不韦。这年九月把嫪毐家三族人众全部杀死又杀太后所生的两个儿子并把太后迁到雍地居住。秦始皇十年前237年十月免去了吕不韦的相邦职务。等到齐人茅焦劝说秦王秦王这才到雍地迎接太后使她又回归咸阳但把吕不韦遣出京城前往河南的封地。
　　又过了一年多各诸侯国的宾客使者络绎不绝前来问候吕不韦。秦王恐怕他发动叛乱就写信给吕不韦说“你对秦国有何功劳秦国封你在河南食邑十万户。你对秦王有什么血缘关系而号称仲父。你与家属都一概迁到蜀地去居住”吕不韦一想到自己已经逐渐被逼迫害怕日后被诛杀就喝下酖酒自杀而死。秦王所痛恨的吕不韦、嫪毐都已死去就让迁徙到蜀地的嫪毐门客都回到京城。
　　秦始皇十九年前228年太后去世谥号为帝太后。与庄襄王合葬在芷阳。吕不韦墓位于洛阳市东约20公里的偃师市南蔡庄大冢头村东。

      2276.《吕氏春秋》的影响
　　《吕氏春秋》对诸子百家兼收并蓄因而保存了各家的思想资料成为先秦思想的资料汇编许多古代的遗文佚事也靠它得以保存。春秋战国诸子如杨朱、宋钘、尹文、惠施、公孙龙等人的著作早已失传但在《吕氏春秋》中却能找到有关他们的资料而且因为它成书在战国末期和这些思想家相隔的时间较近所以史料价值较高。尤其珍贵的是《上农》、《任地》、《辨士》等篇保存了大量的古代农业科学技术方面的资料。此外《吕氏春秋》一书包容各家具有调和色彩所以也反映了当时儒法合流的某些趋势。《吕氏春秋》中某些法家的观点往往渗入了儒家的成分。《察今》篇说"世易时移变法宜矣。"这本来是法家的观点。但同时说"察今则可以知古古今一也。"《长见》篇又说"古今前后一也。"这就和法家不同了。商鞅主张"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①韩非也主张"不期修古"。②《吕氏春秋》"古今一也"的主张③显然是调和儒法两家的产物。值得提到的另一点是《吕氏春秋》一书在编书的方法和体例方面比以前有所创新对于后世《太平御览》等类书的出现有很大的影响。

      2277. 吕氏春秋·去私
　　晋平公问于祁黄羊曰“南阳无令其谁可而为之”祁黄羊对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仇邪”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仇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国人称善焉。居有间。平公又问祁黄羊曰“国无尉〔尉管理军事的官〕 其谁可而为之”对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邪”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国人称善焉。孔子闻之曰“善哉祁黄羊之论也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祁黄羊可谓公矣。”

      2278.吕氏春秋·察传
      原文
　　夫传言不可不察数传而白为黑黑为白。故狗似玃玃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与狗则远矣。此愚者之所以大过也
　　闻而审则为福矣闻而不审不若不闻矣。齐桓公闻管子于鲍叔楚庄闻孙叔敖于沈尹筮审之也故国霸诸侯也。吴王闻越王勾践于太宰嚭智伯闻赵襄子于张武不审也故国亡身死也。
　　凡闻言必熟论其于人必验之以理。鲁哀公问于孔子曰“乐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乐传教于天下乃令重黎举夔于草莽之中而进之舜以为乐正。夔于是正六律和五声以通八风。而天下大服。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夫乐天地之精也得失之节也。故唯圣人为能和乐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宋之丁氏家无井而出溉汲常一人居外。及其家穿井告人曰“吾穿井得一人。”有闻而传之者曰“丁氏穿井得一人。”国人道之闻之于宋君。宋君令人问之于丁氏丁氏对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于井中也。”求闻之若此不若无闻也。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于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
　　辞多类非而是多类是而非是非之经不可不分此圣人之所慎也。然则何以慎缘物之情及人之情以为所闻则得之矣。
      译文
　　传闻不可以不审察经过辗转相传白的成了黑的黑的成了白的。所以狗似玃玃似猕猴猕猴似人人和狗的差别就很远了。这是愚人所以犯大错误的原因。
　　听到什么如果加以审察就有好处听到什么如果不加审察不如不听。齐桓公从鲍叔牙那里得知管仲楚庄王从沈尹筮那里得知孙叔敖审察他们因此国家称霸于诸侯。吴王从太宰嚭那里听信了越王勾践的话智伯从张武那里听信了赵襄子的事没有经过审察便相信了因此国家灭亡自己送了命。
　　凡是听到传闻都必须深透审察对于人都必须用理进行检验。鲁哀公问孔子说“乐正夔只有一只脚真的吗”孔子说“从前舜想用音乐向天下老百姓传播教化就让重黎从民间举荐了夔而且起用了他舜任命他做乐正。夔于是校正六律谐和五声用来调和阴阳之气。因而天下归顺。重黎还想多找些象夔这样的人舜说‘音乐是天地间的精华国家治乱的关键。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和谐而和谐是音乐的根本。夔能调和音律从而使天下安定象夔这样的人一个就够了。’所以说‘一个夔就足够了’不是‘夔只有一只足’。”宋国有个姓丁的人家里没有水井需要出门去打水经常派一人在外专管打水。等到他家打了水井他告诉别人说“我家打水井得到一个人。”有人听了就去传播“丁家挖井挖到了一个人。”都城的人人纷纷传说这件事被宋君听到了。宋君派人向姓丁的问明情况姓丁的答道“得到一个人使用并非在井内挖到了一个活人。”象这样听信传闻不如不听。子夏到晋国去经过卫国有个读史书的人说“晋军三豕过黄河。”子夏说“不对是己亥日过黄河。古文‘己’字与‘三’字字形相近‘豕’字和‘亥’字相似。”到了晋国探问此事果然是说晋国军队在己亥那天渡过黄河。
　　言辞有很多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是非的界线不可不分辩清楚这是圣人需要特别慎重对待的问题。虽然这样那末靠什么方法才能做到慎重呢遵循着事物的规律和人的情理用这种方法来审察所听到的传闻就可以得到真实的情况了。

      2279.《吕氏春秋》是秦相吕不韦召集诸门客集体编纂的一部著作。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纪、览、论。“纪”按春夏秋冬十二个月分为十二纪如春分三纪孟春、仲春、季春。每纪包括五篇文章总共60篇。“览”按照内容分为八览每览八篇八八六十四篇第一览有始览缺一篇现有63篇。“论”也是按内容分为六论每论六篇六六三十六篇。还有一篇序意即全书的序言今本已残缺放在十二纪后边。总括起来《吕氏春秋》全书共160篇结构完整自成体系。它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以及它所保留的科学文化方面的历史资料是我们民族的一份珍贵遗产。
　　图书目录　　
　　孟春纪第一
　　仲春纪第二
　　季春纪第三
　　孟夏纪第四
　　仲夏纪第五
　　季夏纪第六
　　孟秋纪第七
　　仲秋纪第八
　　季秋纪第九
　　孟冬纪第十
　　仲冬纪第十一
　　季冬纪第十二
　　有始览第一
　　孝行览第二
　　慎大览第三
　　先识览第四
　　审分览第五
　　审应览第六
　　离俗览第七
　　恃君览第八
　　开春论第一
　　慎行论第二
　　贵直论第三
　　不苟论第四
　　似顺论第五
　　士容论第六

      2280.《吕氏春秋》是秦相吕不韦召集门下食客三千人所著。以易学、阴阳、五行、干支文化思想为总纲融合众家所长、形成了包括政治、经济、哲学、道德、军事、农业各方面的理论体系肯定并尊崇揆天道、察地道、览人情的顺天应人思想同时又更加主张去主动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等因素积极有为地进行社会活动。全书共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共三个部分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约二十万字。十二纪主要论述天时八览主要论述人事六论则主要阐释地理。知识范围涉及易学、阴阳、五行、干支、养生、军事学、政治学、音律、星象、农业生产、气象、自然、历史、地理、工艺、机械等多个方面。如今它已经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光阴是中华民族的一份珍贵遗产。

      2281.《楚辞》
     《楚辞》是一部收录中国战国时期楚地诗歌的诗集，是仅次于《诗经》的中国历史上第二部诗歌作品集，与《诗经》一样成为之后两千多年内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源头。

      2282.《楚辞》基本信息
　　西汉刘向辑。为骚体类文章的总集。收录有屈原、宋玉、王褒、贾谊、严忌等人的辞赋及刘向自己的作品《九叹》，共计十六篇。全书以屈原作品为主，其余各篇也都承袭屈赋的形式。其中有二十五篇作品归到屈原名下，是《离骚》、《九歌》（十一篇）、《天问》、《九章》（九篇）、《远游》、《卜居》、《渔父》。另外，还收入了宋玉和一些汉代作家的作品：《九辩》、《招魂》、《大招》、《惜誓》、《招隐士》、《七谏》、《哀时命》、《九怀》、《九叹》、《九思》。

      2283.《楚辞》详细解释
　　亦作“楚词”。本为楚地的歌辞。战国楚屈原吸收其营养，创作出《离骚》等巨制鸿篇，后人仿效，名篇继出，成为一种有特点的文学作品，通称楚辞。西汉刘向编辑成《楚辞》集，东汉王逸又有所增益，分章加注成《楚辞章句》。 唐孟浩然《陪张丞相自松滋江东泊渚宫》诗：“腊响惊云梦，渔歌激楚辞。”《朱子语类》卷一三九：“楚词平易，后人学做者反艰深了，都不可晓。”宋魏庆之《诗人玉屑·诗体上》：“有楚辞，屈宋以下，效楚辞体者，皆谓之楚辞。” 姚华《论文后编·目录中》：“楚辞者，楚人之辞也。虽‘凤兮’‘沧浪’，已载前籍，而《骚》尤深远，其辞若跌宕怪神，其思则缱绻恻怛，故能义兼《风》《雅》，体先词赋，於是楚辞代《诗》而兴，蔚然成家矣。”

      2284.《楚辞》基本定义
　　楚辞，其本义是指楚地的歌辞，后来逐渐固定为两种含义：一是诗歌的体裁，二是诗歌总集的名称（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楚国文学）。楚辞的创作手法是浪漫主义的，它感情奔放，想象奇特，且具有浓郁的楚国地方特色和神话色彩。与《诗经》古朴的四言体诗相比，楚辞的句式较活泼，句中有时使用楚国方言，在节奏和韵律上独具特色，更适合表现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
　　从诗歌体裁来说，它是战国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在楚国民歌基础上开创的一种新诗体。从总集名称来说，它是西汉刘向在前人基础上辑录的一部“楚辞”体的诗歌总集，收入战国楚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贾谊、淮南小山、严忌、东方朔、王褒、刘向诸人的仿骚作品。　“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酷吏列传》。可见至迟在汉代前期已有这一名称。其本义，当是泛指楚地的歌辞，以后才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这种诗体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黄伯思所说，“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东观余论》）。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这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另外，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汉代人还普遍把楚辞称为“赋”。《史记》中已说屈原“作《怀沙》之赋”《汉书·艺文志》中也列有“屈原赋”、“宋玉赋”等名目。
　　在汉代，楚辞也被称为辞或辞赋。西汉末年，刘向将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承袭模仿屈原、宋玉的作品共16篇辑录成集，定名为《楚辞》。楚辞遂又成为诗歌总集的名称。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共373句，是我国古代最长的抒情诗，故楚辞又称为骚或骚体。

      2285.《楚辞》浪漫主义诗歌总集
　　《楚辞》作为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由于诗歌的形式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加工形成，篇中又大量引用楚地的风土物产和方言词汇，所以叫“楚辞”。《楚辞》主要是屈原的作品，其代表作是《离骚》，后人因此又称“楚辞”为“骚体”。西汉末年，，刘向搜集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辑录成集。《楚辞》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不仅开启了后来的赋体，而且影响历代散文创作，是我国积极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源头。
　　《楚辞》是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楚辞的主要作者是屈原。他创作了《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不朽作品。在屈原的影响下，楚国又产生了宋玉、唐勒，景差等楚辞作者。现存的《楚辞》总集中，主要是屈原及宋玉的作品；唐勒、景差的作品大都未能流传下来。
　　楚辞的特征，宋代黄伯思在《校定楚辞序》中概括说：“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顾可谓之‘楚辞’。”这一说法是正确的。除此而外，《楚辞》中屈、宋作品所涉及的历史传说、神话故事、风俗习尚以及所使用的艺术手段、浓郁的抒情风格，无不带有鲜明楚文化色彩。这是楚辞的基本特征，它们是与中原文化交相辉映的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286.《楚辞》楚国文学总集
　　西汉刘向辑，东汉王逸章句。原收楚人屈原、宋玉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的辞赋共十六篇，后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该书以屈原的作品为主，其中《离骚》、《九歌》、《天问》等篇保存了较多的历史资料和神话传说，可供治史者参考。屈原（约前339～约前278），名平。初任楚怀王左徒、三闾大夫。因主张彰明法度，举贤授能，联齐抗秦，受怀王稚子子兰及靳尚等人谮毁而革职。顷襄王时，屈原被放逐，他无力挽救楚之危亡，又无法实现政治理想，遂投汨罗江而死。《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这篇宏伟的政治抒情诗表现了作者的进步理想，为实现理想而进行的不懈斗争，和斗争中所遇到的挫折及自己的苦闷。屈原常常征引历史以抒发情怀，从中寻找经验教训，“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纣、羿、浇之败，冀君觉悟，反于正道而还己也。”其中有些地方可以和史书互相参证补充，例如《离骚》云：“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天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浇身被服强圉兮，纵欲而不忍。日康娱以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夏桀之常违兮，乃遂焉而逢殃。”此段所述夏代历史相当完整，可与《左传》互相参看，而补《史记·夏本纪》不言羿、浞之事的疏漏。此外，从《离骚》中关于羲和、望舒、飞廉、丰隆、宓妃的记述，也可窥见上古神话传说的一斑；而“摄提贞于孟陬兮，唯庚寅吾以降”，则是考证古代天文历法的资料。
　　《九歌》本为古代乐歌，相传是夏启从天上偷来的。屈原在民间祀神乐歌基础上创作的《九歌》，袭用了古代乐歌的名称，共十一篇。其中保存了关于云神、山神、湘水神、河神、太阳神等的神话故事，是研究上古民俗和楚文化的珍贵资料。
　　《天问》是一首长诗，它对自然宇宙和社会历史提出的一百七十多个问题中，保存了许多神话传说和古史资料。例如，关于鲧、禹治水的传说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就涉及鲧和鸱龟的关系，禹和鲧治水方法的不同，禹治水时曾得应龙之助，禹娶涂山氏女等细节；关于后羿的传说所提的问题又涉及后羿射日，射河伯而妻雒嫔，被寒浞杀害等细节。关于商之始祖契，以及自契至汤的历史，文献资料十分缺乏。《天问》透露了许多关于这段历史的重要线索，其中涉及契、王季、王亥、王恒、上甲微等殷人先公先王的内容，尤为宝贵。

      2287.《楚辞》目录介绍
　　离骚
　　九歌： 东皇太一　东君　云中君　湘君　湘夫人　大司命　少司命　河伯　山鬼国殇　礼魂
　　天问
　　九章：　惜诵　涉江　哀郢　抽思　怀沙　思美人　惜往日　橘颂　悲回风
　　远游
　　卜居
　　渔父
　　九辩
　　招魂
　　大招
　　惜誓
　　吊屈原
　　鸟
　　招隐士
　　七谏：　初放　沈江　怨世　怨思　自悲　哀命　谬谏
　　九怀：　匡机　通路　危俊　昭世　尊嘉　蓄英　思忠　陶壅　株昭　
　　九叹：　逢纷　离世　怨思　远逝　惜贤　忧苦　愍命　思古　远游
　　九思：　逢尤　怨上　疾世　悯上　遭厄　悼乱　伤时　哀岁　守志

      2288.《楚辞》代表人物
　　《楚辞》的代表人物屈原（前340－前278年），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爱国诗人。　在《楚辞》初本的16卷中，屈原的作品占绝大部分，共收他的诗作8卷20余篇。包括《离骚》、《九歌》（11篇）、《天问》、《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招魂》等。其它8卷是，宋玉的《九辩》，景差的《大招》，及汉代贾谊的《惜誓》、淮南小山的《招隐士》、东方朔的《七谏》，严忌的《哀时命》、王褒的《九怀》、刘向的《九叹》等。南宋朱熹在些基础上编为《楚辞集注》，增入贾谊的《鹏鸟赋》、《吊屈原赋》两篇；删去《七谏》、《九怀》、《九叹》等作品，朱熹认为这些作品缺乏真实的思想感情。他并把屈原的作品划为“离骚类”，把其它作品划为“续离骚类”，按原篇章次序编为8卷。　屈原的作品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离骚》《九章》等在流放生活中写的政治抒怀诗；一类是以《九歌》为代表的祭歌和反映诗人世界观、人生观的《天问》。　屈原的代表作《离骚》，是我国古代最长的一篇浪漫主义抒怀诗，也是“楚辞”的代表作品。由此，世人称“楚辞”为“骚体诗”，并与《诗经》并称“诗骚”。“骚体诗”由屈原创造，句式可长可短，篇幅宏大，内涵丰富复杂；它打破了《诗经》那种以整齐的四言句为主，简短朴素的体制。《离骚》是诗人在遭第二次流放中，满怀“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委屈，凝聚忧愤、感慨于笔端写成的。这首近2500字的长诗，叙述了诗人的身世和志向，通过表现诗人一生不懈的斗争和决心以身殉志的悲剧，反映了楚国统治阶层中正直与邪恶两种势力的尖锐斗争，暴露了楚国的黑暗现实和政治危机，表达了他为国为民而战斗不屈，“九死而不悔”的精神。

      2289.《楚辞》诗史地位
　　楚辞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经过加工、提炼而发展起来的，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由于地理、语言环境的差异，楚国一带自古就有它独特的地方音乐，古称南风、南音；也有它独特的土风歌谣，如《说苑》中记载的《楚人歌》、《越人歌》、《沧浪歌》；更重要的是楚国有悠久的历史，楚地巫风盛行，楚人以歌舞娱神，使神话大量保存，诗歌音乐迅速发展，使楚地民歌中充满了原始的宗教气氛。所有这些影响使得楚辞具有楚国特有的音调音韵，同时具有深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和浓厚的巫文化色彩。可以说，楚辞的产生是和楚国地方民歌以及楚地文化传统的熏陶分不开的。
　　同时，楚辞又是南方楚国文化和北方中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春秋战国以后，一向被称为荆蛮的楚国日益强大。它在问鼎中原、争霸诸侯的过程中与北方各国频繁接触，促进了南北文化的广泛交流，楚国也受到北方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正是这种南北文化的汇合，孕育了屈原这样伟大的诗人和《楚辞》这样异彩纷呈的伟大诗篇。
　　《楚辞》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出现，打破了《诗经》以后两三个世纪的沉寂而在诗坛上大放异彩。后人也因此将《诗经》与《楚辞》并称为风、骚。风指十五国风，代表《诗经》，充满着现实主义精神；骚指《离骚》，代表《楚辞》，充满着浪漫主义气息。风、骚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的两大流派。
　　注本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四库全书总目》说：「初，刘向裒集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而各为之注。」但刘向编定的《楚辞》16卷原本已佚。《楚辞章句》即以刘向《楚辞》为底本，它除了对楚辞做了较完整的训释之外，还提供了有关原本的情况。在《楚辞章句》的基础上，南宋洪兴祖又作了《楚辞补注》。此后，南宋朱熹著有《楚辞集注》，清初王夫之撰有《楚辞通释》，清代蒋骥有《山带阁注楚辞》，等等。他们根据己见，作了许多辑集、考订和注释、评论工作。

      2290.楚文化和楚辞的形成
　　长江流域同黄河流域一样，很早就孕育着古老的文化。楚人兴起以后，成为这一地域文化的代表。至迟在殷商时期，楚人已经同北方政权发生关系；至西周初，据说鬻熊曾“子事文王”，后来熊绎又被成王封于楚（《史记·楚世家》）。这应该理解为周王朝对楚人实际控制江汉地区的承认。至春秋时代，楚国迅速发展壮大，兼并了长江中游许多大小邦国，成为足以与整个中原相抗衡的力量。楚庄王为春秋五霸之一，一度有北取中原之志。战国时期，楚进而吞灭吴越，其势力西抵汉中，东临大海，在战国诸雄中，版图最大，人口最多。一度有“横则秦帝，纵则楚王”的说法，意谓秦、楚二国，最具统一全国的可能。最后楚为秦所灭。但楚地的反秦起义，又成为推翻秦王朝的主要力量。汉王朝的建立，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是楚人的胜利。秦、汉大一统，最终完成了南北文化的融汇，也由此形成了伟大的“汉族”。
　　楚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与中原文化进行交流。春秋战国时代，北方的主要文化典籍，如《诗》、《书》、《礼》、《乐》等，也已成为楚国贵族诵习的对象。《左传》记楚人赋诵或引用《诗经》的例子，就有好多起。但另一方面，楚文化始终保持着自身强烈的特征，与中原文化有显著区别，因而楚人长期被中原国家看作野蛮的异族。《小雅·采芑》记叙周宣王南征楚国之事，说：“蠢尔蛮荆，大邦为雠。”并把“蛮荆”与北方的玁狁并列。《鲁颂·閟宫》又把楚人与北方戎狄并列，同作为应予严惩的对象：“戎狄是膺，荆舒是惩。”
　　而楚人自己，在不愿承认周王室权威的时候，也往往自称：“我蛮夷也。”（见《史记·楚世家》）
　　一般认为楚文化比中原文化落后，这样说不完全对。楚文化的兴起也许比中原文化迟，但到了春秋战国时代，楚文化的落后，主要只是表现在国家制度不够成熟，尤其是用于维护统治秩序、等级关系的政治与伦理思想远不及北方文化完密。——所以楚人需要引进有关的学说和典籍。与此相应，原始宗教——巫教的盛行，也可以看作楚文化落后的表现。但在其他方面，楚文化不一定落后，甚至有许多地方远远超过中原文化。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楚辞十分重要。
　　首先应该注意到，南方的经济条件较北方具有一定的优越性。《汉书·地理志》说，楚地“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蠃蛤，食物常足”。由于谋生较为容易，就可能有较多的人力脱离单纯维持生存的活动，投入更高级更复杂的物质生产。所以至少在春秋以后，楚国的财力物力，已经明显超过北方国家。《左传》记重耳奔楚，对成王说：“子女玉帛，则君有之；羽毛齿革，则君地生焉。其波及晋国者，君之余也。”已可窥见一二。据历史记载，楚是春秋战国时拥有黄金很多的国家。从近年地下考古发掘来看，战国时代楚国的青铜器，足以代表先秦青铜器冶铸的最高水平。至于楚地漆器、丝织品之精美，那是北方根本无法比拟的。屈原《招魂》中描绘楚国宫廷内极其奢华的享乐景象，当然也须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样因为在南方谋生比较容易，途径也多，不需要组成强大的集体力量以克服自然，维护生存，所以楚国也没有形成像北方国家那样的严密的宗法政治制度。据《韩非子》说，楚国的贵族也一直拥有比较独立的势力。这对于楚国同北方国家的对抗也许是不利的。但另一方面，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个人受集体的压抑较少，个体意识相应就比较强烈。一直到汉代，楚人性格的桀骜不驯，仍是举世闻名。《史记》、《汉书》中，可以找到不少例子。
　　丰富的物质条件，较少压抑而显得活跃的生活情感，造成了楚国艺术的高度发展，这是楚文化明显超过中原文化的一个方面。在中原文化中，艺术，包括音乐、舞蹈、歌曲，主要被理解为“礼”的组成部分，被当作调节群体生活、实现一定伦理目的的手段。因而，中庸平和被视为艺术的极致。而楚国的艺术，无论娱神娱人，仍然都是在注重审美愉悦的方向上发展，充分展示出人们情感的活跃性。楚地出土的各种器物和丝织品，不仅制作精细，而且往往绘有艳丽华美、奇幻飞动的图案。《招魂》、《九歌》所描绘的音乐舞蹈，也显示出热烈动荡、诡谲奇丽的气氛。旧楚地、今湖北随县出土的一套具备五个半八度的编钟，被中外专门家誉为“世界奇迹”，实际证明了楚国音乐及歌舞的发达。而北方的正统音乐，通常是限制在一个八度的音域范围内的。
　　综上所述，应该说：以春秋战国时代而论，楚文化与中原文化，实是各有特点，各有所长。如果单就艺术领域而言，楚文化的成就为高。文学是广义的艺术的一个方面。我们所要论述的楚辞，既是楚文化土壤上开出的奇葩，又代表了楚文化的辉煌成就。楚文化尤其楚国艺术的一般特点，如较强的个体意识，激烈动荡的情感，奇幻而华丽的表现形式等等，也都呈现于楚辞中。
　　楚辞的形成，从直接的因素来说，首先同楚地的歌谣有密切关系。如前所述，楚是一个音乐舞蹈发达的地方。现在从《楚辞》等书还可以看到众多楚地乐曲的名目，如《涉江》、《采菱》、《劳商》、《九辩》、《九歌》、《薤露》、《阳春》、《白雪》等。现存的歌辞，较早的有《孟子》中记录的《孺子歌》，据说是孔子游楚时听当地小孩所唱：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还有刘向《说苑》所载《越人歌》，据说是楚人翻译的越国舟子的唱辞：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这种歌谣到秦汉时还十分流行。如刘邦有《大风歌》，项羽有《垓下歌》。它的体式与中原歌谣不同，不是整齐的四言体，每句可长可短，在句尾或句中多用语气词“兮”字。这些也成为楚辞的显著特征。
　　但值得注意的是，楚辞虽脱胎于楚地歌谣，却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汉人称楚辞为赋，取义是“不歌而诵谓之赋”①（《汉书·艺文志》）。屈原的作品，除《九歌》外，《离骚》、《招魂》、《天问》，都是长篇巨制；《九章》较之《诗经》而言，也长得多。它们显然不适宜歌唱，不应当作歌曲来看待。同时，这种“不歌而诵”的“赋”，却又不是像散文那样的读法，据古籍记载，需要用一种特别的声调来诵读。这就是“吟”。（所谓的“吟”，就是介乎于“读”和“唱”之间的一种形式，是以一种较为简单的调子来吟完整篇文章，当然，楚辞之中应该还有当时楚地的楚音。）歌谣总是篇幅短小而语言简朴的，楚辞正是摆脱了歌谣的形式，才能使用繁丽的文辞，容纳复杂的内涵，表现丰富的思想情感。顺带说，现代人为了区别楚辞与汉赋，不主张称楚辞为“赋”，这不无道理，却不能说汉人这样称呼有何过错。因为本来是先有“屈赋”而后有“汉赋”的。
　　汉人又有“赋者，古诗之流也”一说（见班固《两都赋序》），当是为了攀附儒家经典，兼考虑到赋的铺张特征。
　　楚地盛行的巫教，又渗透了楚辞，使之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据史书记载，当中原文化巫教色彩早已明显消退以后，在南楚，直至战国，君臣上下仍然“信巫觋，重淫祠”（《汉书·地理志》）。楚怀王曾“隆祭礼，事鬼神”，并且企图靠鬼神之助以退秦师（见《汉书·郊祀志》）。民间的巫风更为盛行。《汉书·地理志》及王逸《楚辞章句》等，都言及楚人信巫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的风俗。可见在屈原的时代，楚人还沉浸在一片充满奇异想象和炽热情感的神话世界中。生活于这一文化氛围中的屈原，不仅创作出祭神的组诗——《九歌》，和根据民间招魂词写作的《招魂》，而且在表述自身情感时，也大量运用神话材料，驰骋想象，上天入地，飘游六合九州，给人以神秘的感受。甚至《离骚》这篇代表作的构架，由“卜名”、“陈辞”、“先戒”、“神游”，到“问卜”、“降神”，都借用了民间巫术的方式。
　　除了楚文化本身的因素，其他一些因素对楚辞的形式也起了一定作用。如前所述，春秋以后，楚国贵族对《诗经》已经相当熟悉，这成为他们的文化素养的一部分。屈原《九章》中的《橘颂》全用四言句，又在隔句的句尾用“兮”字，可以视为《诗经》体式对《楚辞》体式的渗透。在战国时代，纵横家奔走游说，十分活跃。他们“欲以唇吻奏功，遂竞为美辞，以动人主”，“余波流衍，渐及文苑，繁辞华句，固已非《诗》之朴质之体式所能载矣。”——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中的这一节论述，正确地指出了战国纵横家华丽铺张的文辞对《楚辞》形成的影响。
　　当然，“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文心雕龙·辨骚》）。
　　楚辞是楚文化的产物，具体说来，又离不开伟大诗人屈原的创造。

      2291.《楚辞》的传播
　　《楚辞》较早就流传海外，特别是在日本、朝鲜、越南等“儒学—中华文化圈”。至1581年（万历九年），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东方文明遂远播重洋，《楚辞》逐渐进入西方人的视野，1840年鸦片战争后，欧美世界开始广泛注意《楚辞》。据粗略统计，17至18世纪由传教士以拉丁文翻译的中国典籍达数百种，其中包括《楚辞》。迄20世纪中，相继出现英、法、德、意、等文字的楚辞，屈原作品全部有西译，其中以《离骚》为最多，甚至同一语种有不止一个译本。

      2292.百家争鸣
      百家争鸣是指春秋（公元前770～公元前476年）战国（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时期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的涌现及各流派争芳斗艳的局面。《汉书·艺文志》将战国主要思想学派分为十家——儒、墨、道、法、阴阳、名、纵横、杂、兵、小说。西汉人刘歆在《七略·诸子略》中将小说家去掉，称为“九流”。俗称“十家九流”就是从这里来的。

      2293.百家争鸣的概念
　　“百家争鸣”反映了当时社会激烈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主要是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之间的阶级斗争。这个时期的文化思想，奠定了整个封建时代文化的基础，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是由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过渡的时期，新旧阶级之间，各阶级、阶层之间的斗争复杂而又激烈。
　　代表各阶级、各阶层，各派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都企图按照本阶级（层）或本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对宇宙对社会对万事万物作出解释，或提出主张。他们著书立说，广收门徒，高谈阔论，互相辩难，于是出现了一个思想领域里“百家争鸣”的局面。

      2294.百家流派的儒家
　　儒家的创始人是孔子。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现在山东曲阜）人，被后人尊称为“万世师表”。他的理论的核心是“仁”，他认为仁就是要爱人，要求人与人之间要相互爱护，融洽相处；实现‘仁’要做到待人宽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体现仁的制度或行为的准则是“克己复礼”。孔子首创私人教学，主张“有教无类”，认为不分贫富，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同时也打破了贵族垄断文化教育的局面。孔子主张“为政以德”，“节用而爱人”，使百姓“足食”，国家“足兵”，取得“民信”。这种思想包含了民本思想,也是他所提倡的道德观和伦理观。重视道德教育，特别是个人修养，强调关爱别人，用社会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
　　著作：《春秋》
　　孔子整理的《诗》、《书》、《礼》、《易》、《乐》五种教本,连同《春秋》被后人称为"六经"。其中《乐》后来亡佚了，现存《诗》、《书》、《礼》、《易》、《春秋》被称为“五经”。
　　儒家学派在孔子以后发生分裂，至战国中期孟子成为代表人物。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时期邹国人，是孔子的嫡孙子思（名孔伋）的弟子，有“亚圣”之称。孟子的主张是复古倒退的，当时许多诸侯都认为不合时宜。他主张“仁政”，进一步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的伦理观是“性本善”。
　　儒家的代表人物还有荀子。荀子名况，时人尊他为荀卿。 在政治方面，他主张“仁义”和“王道”，“以德服人”，并提出“君者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亦则覆舟”。也哲学方面坚持“天行有常”，“制天命而用之”。荀子认为人生来就是有感官上的要求，饿了要吃饭，冷了要穿衣，这就形成了人们“好利”“好声色”的本性需求。但是，通过学习礼仪,通过法治，可以使小人变为君子，普通人变为圣人，荀子的这种主张，被称为“性恶论”。荀子改造儒家思想，综合了法家和道家思想的积极合理成分，使儒家思想更能适应社会的需要。
　　孟子、荀子对儒家思想加以总结和改造，又吸收了一些其他学派的积极合理的成分，使儒学体系更加的完整，儒家的思想更能适应社会的需要。战国后期的儒学发展成为诸子百家中的蔚然大宗！

      2295.百家流派的墨家
　　墨家学派创始人是墨子。墨子名翟，是战国初期鲁国人。
　　墨子的主张和儒家是针锋相对的。反对世卿世禄制度，主张尚贤，任用官吏要重视才能，打破旧的等级观念，使“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
　　代表墨翟思想的有《墨子》一书，是他的弟子根据受课笔记编撰而成的。
　　他主张“兼爱”，消除亲属，贵贱的分别，同等的去爱所有的人、
　　“非攻”，谴责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
　　“尚同”，“明鬼”、“尚贤”等。
　　墨家思想代表平民百姓的愿望。
　　“百家”中，以儒墨两派最有实力，当时有“非儒即墨”之说。墨家创始人墨翟，战国初期鲁国人。他的思想代表了平民的利益，特别是手工业者的利益。墨子主张“兼爱”（爱一切人，不分“王公大人”和“万民”的阶级差别）“非攻”（反对战争，在当时主要是反对不正义战争，反映了小生产者渴望安定生活的愿望）“尚贤”（主张任人唯贤，反对王公贵族的任人唯亲）。墨子创立严密的组织，墨者团体的领导者成为巨子，墨者行动必须遵守巨子的指挥。墨家思想一度成为战国时期的显学，他的思想曾被其他学派广泛吸收征用，战国后期逐步不受重视。

      2296.百家流派的道家
　　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是老子。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楚国人，约与孔子同时，出身于没落贵族。反映他思想的书为《老子》，又名《道德经》，大约是战国人编纂的。
　　老子把“道”抽象化，概括为普遍的无所不包的最高哲学概念。在他看来，道是凌驾于天之上的天地万物的本原。他还提出“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摒除利“天命”的绝对权威。
　　老子的哲学里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指出，任何事物都有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矛盾两方可以互相转化，转化的途径是“守静”
　　政治上提倡“无为而治”。无为是指不妄为，不胡作非为，为所欲为。
　　道家在战国时期的代表人物是庄周。庄周是宋人，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曾做过宋国漆园吏的小官。后来厌恶官职，“终身不仕”。《庄子》一书，是由他和门人编成的。 又名《逍遥游》是与《道德经》齐名的道家经典。
　　庄子的思想是以老子为学说为基础而发展的。《庄子》一书更像是以故事的形式对道家学说加以解说。其中的语言形式对中国的古代小说和传奇的文本表达有重大的影响。道家思想讲究一切讲究自然，不可强求，与儒家思想相反。

      2297.百家流派的法家
　　法家学派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早期代表人物有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人，后期法家韩非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理论集大成者。
　　韩非是荀子的大弟子，与李斯同学，出身于韩国的贵族家庭。《韩非子》一书是他总结前期法家思想的成果。韩非注意吸取法家不同学派的长处，提出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
　　韩非是战国后期的一位思想家，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韩非子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当代必然胜过古代，人们应该按照现实需要进行政治改革，不必遵循古代的传统。提出了系统的法治理论，主张“以法为本”“法不阿贵”（法治的对象是广大臣民，出国君以外，不论贵贱，一律要受法德约束）。主张君主要利用权术驾驭大臣，以绝对的权威来震慑臣民（法术势）。韩非子主张建立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国家大权集中在君主一人手里，迎合了建立大一统专制国家的历史发展趋势。

      2298.百家流派的兵家
      兵家的鼻祖是春秋晚期杰出的军事家孙武。当时著名的兵书有《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
　　《孙子兵法》是孙武写的一部军事名著，“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等军事名言就出自这本书。今天此书在世界上也享有盛誉，很多西方的军事学校都把它列为教材。战国时期，孙武的后代孙膑继承发扬了他的军事思想，写成了《孙膑兵法》。他们当时被称为兵家。

      2299.百家流派的名家
　　该派萌芽于春秋末期，郑国大夫邓析为先驱。作为一个学派，名家并没有共同的主张，仅限于研究对象的相同，而各说差异很大。主要有“合同异”和“离坚白”两派。
　　所谓“合同异”，即认为万物之“同”与“异”都是相对的，皆可“合”其“同”、“异”而一体视之。该派以宋国人惠施为代表。惠施提出著名的“历物十事”，即“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泛爱万物，天地一体”等十个命题。
　　所谓“离坚白”，即认为一块石头，用眼只能感觉其“白”而不觉其“坚”，用手只能感觉其“坚”而不觉其“白”。因此“坚”和“白”是分离的、彼此孤立的。该派以赵国人公孙龙为代表，“白马非马”、“坚白石二”等命题由其提出。
　　合同异强调事物的统一性，离坚白强调事物的差异性。战国末期，后期墨家对二者的片面性有所纠正，提出了“坚白相盈”的观点，荀子亦强调“制名以指实”。

      2300.百家流派的阴阳家
　　阴阳的概念，最早见于《易经》，"五行"的概念最早见于《尚书》，但两种观念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年代。
　　到战国时代，阴阳和五行渐渐合流，形成一种新的观念模式，便是以“阴阳消息，五行转移”为理论基础的宇宙观。阴阳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因提倡阴阳五行学说，并用它解释社会人事而得名。这一学派，当源于上古执掌天文历数的统治阶层，也称“阴阳五行学派”或“阴阳五行家”。
　　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列"阴阳家"为六大学派之首。
　　“诸子百家”之一：刘歆《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著录名家著作有一百多家，将其列为“十家九流”之一。其后的《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等书则使“诸子百家”（先秦至汉代出现的学术流派）著作上升到千家。但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最为著名的学派不过有十家，有：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农家、杂家、小说家等。

      2301.百家流派的纵横家
　　纵横即合纵连横。
　　战国时以从事政治外交活动为主的一派，主要人物是:鬼谷子.《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韩非子》说：“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他们朝秦暮楚，事无定主，反复无常，设第划谋多从主观的政治要求出发。合纵派的主要代表是苏秦，连横派的主要代表是张仪。最后苏秦失败了，张仪胜利了。在张仪、苏秦之后，齐国又出了一位著名的纵横家鲁仲连，人称布衣丞相，布衣之士！在后期最后一次操纵和六国抗秦，不过还是以失败告终！

      2302.百家流派的杂家
　　杂家中国战国末至汉初的哲学学派。以博采各家之说见长。以“兼儒墨，合名法”为特点，“于百家之道无不贯通”。《汉书·艺文志》将其列为“九流”之一。杂家的出现是统一的封建国家建立过程中思想文化融合的结果。杂家著作以秦代《吕氏春秋》、西汉《淮南子》为代表，分别为秦相吕不韦和汉淮南王刘安招集门客所集，对诸子百家兼收并蓄，但略嫌庞杂。又因杂家著作含有道家思想，故有人认为杂家实为新道家学派。
　　杂家，列于诸子中，是很鲜明的一派，因为它是战国末至汉初兼采各家之学的综合学派。《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将其列为九流之一。 后有赵蕤著<反经>综述杂家。
　　战国末期，经过激烈的社会变革，封建制国家纷纷出现，新兴地主阶级便要求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统一。在这种呼声下，学术思想上出现了把各派思想想融合为一的杂家，杂家的产生，大体上反映了战国末学术文化融合的趋势。
　　杂家的特点是“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杂家虽只是集合众说，兼收并蓄，然而通过采集各家言论，贯彻其政治意图和学术主张，所以也可称为一家。

      2303.百家流派的农家
　　农家，是先秦在经济生活中注重农业生产的学派。吕思勉先生在其《先秦学术概论》中，把农家分为两派：一是言种树之事；二是关涉政治。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将农家列为九流之一，并称：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 “所重民食”也正是农家的特点，尊神农氏。
　　农家学派主张推行耕战政策，奖励发展农业生产，研究农业生产问题。农家对农业生产技术经验之总结与其朴素辩证法思想，可见于《管子·地员》、《吕氏春秋》、《荀子》。

      2304.百家流派的小说家
　　小说家，是先秦与西汉杂记民间古事的学派。
　　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小说家指的是一类记录民间街谈巷语的人，而小说家被归类于古中国诸子百家中的其中一家。《汉书．艺文志》曰：“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意即小说家所做的事以记录民间街谈巷语，并呈报上级等为主，然而小说家虽然自成一家，但被视为不入流者，刘歆列九流十家，惟小说家不在九流之列，影响甚小。然而小说家反映了古代平民思想的侧面，却是其它九流学派都无法所能代替的。故有九流十家之说。

      2305.百家争鸣的历史介绍
　　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促进了商业繁荣和城镇兴盛，传统的社会秩序受到猛烈冲击。在各国竞相改革的风潮中，拥有文化知识的士人四处游说、讲学，极大地开阔了视野，促使了他们独立思考和创造性地探索。社会上不同政治思想派别的代表人物，对各种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涌现出一批做出了开创性贡献的学术大师，形成了思想领域中百家争鸣的局面。
　　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是思想和文化最为辉煌灿烂、群星闪烁的时代。这一时期出现了诸子百家彼此诘难，相互争鸣的盛况空前的学术局面，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使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诸子百家政治学术思想大融合的重要时期， 这个时期，社会结构急遽变化，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兼并战争接连不断，文化思想空前活跃。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大多出现于这个时代，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精华和基础。
　　这个时期，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知识分子——“士”阶层的出现和活跃。
　　“士”阶层是如何产生的呢?西周之时，学校都是官府的。《周礼》明确规定，“古者学在官府”。那时的史官，既是官府的官吏，又是学校的老师。章学诚先生说：“三代盛时，天厂之学.无不以吏为师，《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学备矣”。说的就是“学在官府”的情形。即夏商周王代，官府完全控制着学校，学必须以官吏为老师，各种各样的学问，都要向官府有关主管的官吏学习。比如，要学习法律，《周礼·地官》记载“受法于司徒”。即向司徒之官学习法律。但是，并非任何人都可以进学校学习，只有王公贵族的子弟才有资格。一般人是不能掌握文化知识的。周平王东迁，天子的地位衰微，出现了“礼坏乐崩”的形势。一些“王官”便散入各诸侯国，有的则流落民间。“学在官府”局面的打破，使私人办学蓬勃兴起，入学条件西周时大力改变，像孔子所办的私学提倡“有教无类”，教育的对象不分贵贱等级，只要学生送给他“束俯”(一串腊肉)作为学费，就可以了。这样便大大扩大了受教育者的范围，因而有学问的人多了起来。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士”。“士”的成分很复杂。他们分属各个阶级。“士”可以经人推荐而担任官职。很多有经济基础的人弃农为士，而私人办学的发达，提供了这一条件。
　　“士”阶层的活跃，和当时社会的“养士”之风的盛行，有密切的关系。春秋时代已经开始“养士”，而战国时期更为盛行。各诸侯或大夫除了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加强自己的实力外，为了逐鹿中原，统一中国，十分需要借重士的力量，因此纷纷“养士”，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如春秋晚期，齐国的田常，早在齐景公时就施惠于“士”。每杀—头牛，仅取“一豆（四升）肉”，其余的都用来供士食用。每到年底，田常仅取“二制”，即两匹布帛，其余的分给“士”做衣服穿。又如战国初期的魏文侯草贤礼士，他周围有一大批知识分子。战国中期.齐威王、宣王之时，在都城临淄西门外设谡下学宫，招探天下文人学士，在那里讲学和著书立说.议论朝政。后来的“四公子”，即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他们“养士”多达几千人。战国后期秦国的吕不韦，也有“食客三千“，多为有一技之长者，“士”中许多优秀人物受到重用，甚至出为卿相，如商鞅、吴起等，学术活动也受到鼓励和资助。
　　此外，当时诸侯各国致力于富国强兵，对学术研究采取宽松的政策也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对“士”往往都采取宽容的政策，允许学术自由。这就为“士”著书立说、发表个人的意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而大大促进了战国时期的思想解放。
　　百家争鸣的主要基地稷下学宫是最为典型的例证。
　　战国时代，由于齐国经济发达、政治开明，以及良好的文化政策，齐国君王给予士人的优厚物质待遇。吸引了当时几乎所有的著名学派汇集稷下。而稷下学宫成为百家争鸣的极其引人注目的学术场所。并使诸侯各国羡慕不已，纷纷效而仿之，几乎无一例外，成为了当时的一种模式。
　　稷下学宫的创建与兴衰历史，基本上与田齐政权共始终.随着田齐的强弱而兴衰。学界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创建于田氏取代姜族，夺取齐国政权后的第二代国君齐桓公田午时期；发展于齐威王时期，兴盛于齐宣王时期；中衰于齐悯王时期；中兴于齐襄王时期；亡于齐王建，秦灭齐时。大约存在了150年，但对后世产生的深远的影响直至今日。
　　既然稷下学宫是田齐王朝兴办的，其直接的原因是政治乃是需要。田氏代齐以后，历代君主无不发愤图强，励精图治，图谋称雄诸侯。稷下学士则是为田齐君王们的政治需要，制造舆论、设计蓝图、拟定典章制度。客观上也是适应田齐统治的政治需要。因此，稷下学宫首先是一个智囊团性质的机构。其次，就是炫耀国力，标榜尊贤至士，吸引人才。这就为学术交流、文化传播、百家争鸣创造了优越的政治环境。故稷下学宫又具有社科院的性质。
　　“不治而议论”，是稷下学士的主要活动特点之一，这一特点体现了学官鲜明的政治性。“不治”，即“不任职”。虽有上大夫的头衔.但不担任实际职务。“议论”，就是议论时政、国事、治乱之策，为田齐统治者提供决策依据，以实现智囊团的功能。而他们的议论时政，是在宽松自由的政治氛围内，对田齐统治者的政治活动提出批评意见和决策参考建议，没有或者少有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情况，所提意见及建议都是坦率的直言。
　　同时，稷下先生及其各派学者利用齐国提供的良好的环境与条件，潜心研讨，互相争鸣，取长补短，丰富和发展了各自学派的学说.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大融合。这一时期产生了一大批不同学派的著作，有些著作在稷下得以丰富补充。即有黄老学派，也有儒家、法家、阴阳家等等。《汉书·艺文志》就记述了部分稷下先生的著作目录。而稷下先生及各派著名学者荟萃稷下，往往是率领弟子门徒一并来的。稷下先生与各派著名学者在学宫传道、授业、解惑，培养出了众多的人才。比如荀子，15岁就到此学习，后来成为了稷下的学术大师。而孟子两次入齐讲学，时间长达三十年，被授予上卿。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齐宣王时稷下学宫有“数百千人”，其户下不乏有成就者。对一些有成就的人才，往往被齐录用为各级官吏，直接参与齐国的政治活动，《战国策·齐策》对此有所记载。
　　刘向《别录》记载说；‘齐有稷门，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这所说的就是指各派学者的定期学术例会。在例会上，各学派推荐出他们学派的代表，阐发学术观点和政治主张.批驳与他们观点不一致的学派。这实际就是为各学派提供学术交流与争鸣的机会，以便更好地丰富、发展他们的学说，获得政治上的重视。但他们争鸣的议题非常广泛，既有不同学术观点的洁难，又有不同政治主张的阐发，也有对宇宙奥秘的思考。稷下学宫作为战国百家争鸣的主要园地，而这类学术报告例会则是百家争鸣的集中体现。
　　无论在战国早期魏国的“西河之学”，或是战国中期齐国的谡下学宫，还是战国晚期吕不韦以三千门客编撰《吕氏春秋》，所实行的学术政策都是宽容的。各国对“士”给以十分优厚的待遇，而其中以齐国威王、宣王时期的谡下学宫尤为突出，是当时的学术文化中心，百家争鸣的发源地。田齐政权虽然倡导黄老之学，但对各家各派的学者并不排挤打击.而是兼容并包.都受到礼遇。学者们可以自由讲学、著书立说和随意议论政事。比如儒家大师孟子与齐威王、宣王的政见是不同的.但在谡下学宫都受到重视，爵禄都是相当高的。齐宣王多次向盂子问政，甚至象齐伐燕这样的重大决策.也向孟子征求意见。后来终因为彼此政见不合，孟子离开齐国。但齐宣王还尽量挽留他，“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即打算给孟子建造一座房，并资助其办学。
　　由于春秋战国诸侯对“士”的宽容政策，允许其“合著留不合则去”。“士”就好像自由的鸟那样，可以“择木而梧”，从而促进了各国的人才流动。比如商鞅在魏没有得到重用，听说秦孝公“广令国中求贤者”，于是西入秦，求见秦孝公，终于委以重任。又比如邹衍本是齐国人，在谡下学宫位在上大夫之列，他不满齐滔王的暴政，而到了燕，成为燕昭王之师。在齐襄王时，邹衍又回到谡下学宫，并在齐王建时作为齐国使者出使赵国，而从未受到非议。又如吴起一生中曾在鲁、魏、楚等国为官，每当遭到诬陷，便另投明主。如此等等类似的例子还很多。春秋战国这种待殊历史环境，对诸于百家的形成和“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创建了良好的条件。
　　在学术自由的环境中，谡下先生们敢于冲破旧传统的思想束缚，敢于探求和创新的精神得到发扬，大大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因此，各家各派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各种观点纷然并存，各种针锋相对的辩论时有发生，这就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景象。
　　百家争鸣出现的原因概括起来是以下几点因素：
　　其一，政治因素。当时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各诸侯国林立纷争。各诸侯国的国君为了在争斗中取得霸主地位，竞相招贤纳士，运用不同思想学说以使自己的国家富足强大起来。这便给百家争鸣创造了一个宽松的学术氛围。
　　其二，经济因素。当时经济有了极大发展，这使得有某些人成为有闲阶层，有时间从事自己的学术活动。
　　其三，科技因素。科学技术取得了较大进步，如天文学、数学、光学、声学、力学、医学等方面在当时均达到较高水平。这些科技成果标志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丰富了人的精神世界和物质生活。
　　其四，文化因素。当时“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其结果是打破“学在官府”的局面，使原来有贵族垄断的文化学术向社会下层扩散，下移于民间（这种历史现象被称为“文化下移”），致使“私学勃兴”。
　　其五，学术自由因素。各学术团体于政治权势是相对于独立的。他们虽从不同的社会集团的利益出发，纷纷著书立说，议论时事，阐述哲理，各成一家之言，但是他们并非政治附庸，依附于某个政治权势集团，而是“用我则留，不用我则去”。
　　此外，各个学派之间、同一学派的不同流派之间，既相互斗争又相互学习和借鉴。这也是促成百家争鸣的另一重要因素。

      2306.百家争鸣的历史环境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出现，正是上述社会与阶级关系在我国古代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反映。而这种"百家争鸣"的出现，则又是有其特殊的历史环境的。春秋晚期与战国初期，各诸侯国先后进行了变法改革。这些都是新兴地主阶级利用政权的力量来改变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从而完成封建化的过程。到战国时期，由于各国处于封建割据的状态，统一的封建政权还没有形成。新兴地主阶级在各诸侯国都把主要精力用于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变法改革，以致于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落后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其他方面。由于居于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本身政权还不巩固，他们的思想也还没有形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这就为诸子百家的争鸣局面的出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春秋中后期至战国时期社会的各阶级、阶层的思想家，都能够自由地著书立说和四处奔走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并不受到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的排挤和束缚。而一旦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确立，封建大一统的国家形成，就很难再出现春秋战国时期那样的“百家争鸣”的盛况了。

      2307.百家争鸣是文化背景
　　春秋战国时期文化辉煌，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社会大变革时代为各个阶级、集团的思想家们发表自己的主张、进行“百家争鸣”提供了历史舞台；同时，它也有赖于多种因素的契合。
　　——礼崩乐坏的社会大变革，将原本属于贵族最底层的士阶层从沉重的宗法制羁绊中解放出来，在社会身份上取得了独立的地位，而汲汲于争霸事业的诸侯对人才的渴求，更助长了士阶层的声势。士的崛起，意味着一个以“劳心”为务、从事精神性创造的专业文化阶层形成，中华民族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注定要受到他们的深刻影响。
　　——激烈的兼并战争打破了孤立、静态的生活格局，文化传播的规模日盛，多因素的冲突、交织与渗透，提供了文化重组的机会。
　　——竞相争霸的诸侯列国，尚未建立统一的观念形态。学术环境宽松活泼，使文化人有可能进行独立的、富于创造性的精神劳动，从而为道术“天下裂”提供了前提条件。
　　——随着周天子“共主”地位的丧失，世守专职的宫廷文化官员纷纷走向下层或转移到列国，直接推动私家学者集团兴起。
　　正是如上种种条件的聚合，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发展创造了一种千载难逢的契机。气象恢宏盛大的诸子“百家争鸣”，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2308.百家争鸣的成果
　　1.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作品：《春秋》、《孟子》、《荀子》
　　主张：儒家是战国时期重要的学派之一，它以春秋时孔子为师，以六艺为法，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人的自身修养的一个学术派别。
　　儒家强调教育的功能，认为重教化、轻刑罚是国家安定、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主张“有教无类”，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应该进行教育，使全国上下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
　　在政治上，还主张以礼治国，以德服人，呼吁恢复“周礼”，并认为“周礼”是实现理想政治的理想大道。至战国时，儒家分有八派，重要的有孟子和荀子两派。
　　2.道家，代表人物：老子、庄子、杨朱。作品：《道德经》、《庄子》
　　主张：道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又称“道德家”。这一学派以春秋末年老子关于“道”的学说作为理论基础，以“道”说明宇宙万物的本质、本源、构成和变化。认为天道无为，万物自然化生，否认上帝鬼神主宰一切，主张道法自然，顺其自然，提倡清静无为，守雌守柔，以柔克刚。政治理想是“小国寡民”、“无为而治”。老子以后，道家内部分化为不同派别，著名的有四大派：庄子学派、杨朱学派、宋尹学派和黄老学派。
　　3.墨家，代表人物：墨子。作品：《墨子》
　　主张：墨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创始人为墨翟。 这一学派以“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学说的基础：兼，视人如己；兼爱，即爱人如己。“天下兼相爱”，就可达到“交相利”的目的。政治上主张尚贤、尚同和非攻；经济上主张强本节用；思想上提出尊天事鬼。同时，又提出“非命”的主张，强调靠自身的强力从事。
　　墨家有严密的组织，成员多来自社会下层，相传皆能赴火蹈刀，以自苦励志。其徒属从事谈辩者，称“墨辩”；从事武侠者，称“墨侠”；领袖称“巨（钜）子”。其纪律严明，相传“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吕氏春秋·去私 》，墨翟死后，分裂为三派。至战国后期，汇合成二支：一支注重认识论、逻辑学、数学、光学、力学等学科的研究，是谓“墨家后学”（亦称“后期墨家”），另一支则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
　　4.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李斯、商鞅。作品：《韩非子》、《商君书》、《管子》
　　主张：法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故称之为法家。春秋时期，管仲、子产即是法家的先驱。战国初期，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开创了法家学派。至战国末期，韩非综合商鞅的“法”、慎到的“势”和申不害的“术”，以集法家思想学说之大成。
　　这一学派，经济上主张废井田，重农抑商、奖励耕战；政治上主张废分封，设郡县，君主专制，仗势用术，以严刑峻法进行统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则主张禁断诸子百家学说，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其学说为君主专制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行动方略，《汉书·艺文志》著录法家著作有二百十七篇，今存近半，其中最重要的是《商君书》和《韩非子》 。
　　5.兵家，代表人物：孙武、孙膑。作品：《孙子兵法》、《孙膑兵法》
　　主张：兵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主要是在军事方面大有成就，“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等军事名言都出自兵家，代表作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当今社会也深受影响，在国内外都享有盛名。
　　6.名家，代表人物：邓析、惠施、公孙龙、桓团。作品：《公孙龙子》
　　主张：名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从事论辩名（名称、概念）实（事实、实在）为主要学术活动而被后人称为名家。当时人则称为“辩者”、“察士”或“刑（形）名家”。代表人物为惠施和公孙龙。
　　7.阴阳家，代表人物：邹衍
　　主张：阴阳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因提倡阴阳五行学说，并用它解释社会人事而得名。这一学派，当源于上古执掌天文历数的统治阶层，代表人物为战国时齐人邹衍。
　　阴阳学说认为阴阳是事物本身具有的正反两种对立和转化的力量，可用以说明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五行学说认为万物皆由木、火、土、金、水五种原素组成，其间有相生和相胜（葜）两大定律，可用以说明宇宙万物的起源和变化。邹衍综合二者，根据五行相生相胜说，把五行的属性释为“五德”，创“五德终始说”，并以之作为历代王朝兴废的规律，为新兴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理论根据。 《汉书·艺文志》著录此派著作二十一种，已全部散佚。成于战国后期的《礼记·月令》 ，有人说是阴阳家的作品。 《管子》中有些篇亦属阴阳家之作， 《吕氏春秋·应同》、 《淮南子·齐俗训》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保留一些阴阳家的材料。
　　8.纵横家，代表人物：鬼谷子、苏秦、张仪。主要言论传于《战国策》、《鬼谷经》
　　主张：纵横家是中国战国时以纵横捭阖之策游说诸侯，从事政治、外交活动的谋士。列为诸子百家之一。主要代表人物是苏秦、张仪等。
　　战国时南与北合为纵，西与东连为横，苏秦力主燕、赵、韩、魏、齐、楚合纵以拒秦，张仪则力破合纵，连横六国分别事秦，纵横家由此得名。他们的活动对于战国时政治、军事格局的变化有重要的影响。 《战国策》对其活动有大量记载。据《汉书·艺文志》记载，纵横家曾有著作“十六家百七篇”。
　　9.杂家，代表人物：吕不韦 作品：《吕氏春秋》
　　主张：杂家是战国末期的综合学派。因“兼儒墨、合名法”，“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汉书．艺文志》及颜师古注）而得名。秦相吕不韦聚集门客编著的《吕氏春秋》 ，是一部典型的杂家著作集。
　　10.农家，代表人物：许行
　　主张：农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因注重农业生产而得名。此派出自上古管理农业生产的官吏。他们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本，应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 《孟子．滕文公上》记有许行其人，“为神农之言”，提出贤者应“与民并耕而食，饔飨而治”，表现了农家的社会政治理想。此派对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也注意记录和总结。《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等篇，被认为是研究先秦农家的重要资料。
　　11.小说家，代表人物： 虞初。作品：《虞初周说》
　　主张：小说家，先秦九流十家之一，乃采集民间传说议论，借以考察民情风俗。 《汉书·艺文志》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   

      2309.秦文化的内涵
　　秦文化的根源乃嬴秦文化，又称秦氏文化。而秦氏文化是历代秦氏先祖和秦族人在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共同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包括所有秦族人、秦氏宗族及其相关组织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秦氏宗族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它是嬴秦族人自身的宗族文化。它的载体包括秦族人及其相关族系组织。据史料记载，秦姓的来源出自赢姓、姬姓和大秦人。赢姓秦氏是秦国王族的后裔，以国为姓，称秦赢，其郡望为天水；姬姓秦氏为周文王的后裔，周公旦之子伯禽受封于秦邑，以秦为姓，其郡望为太原；大秦人是中国古代对罗马帝国的称谓，据称古代迁来中国的大秦人，也以秦为姓。以上三宗秦氏，以赢姓秦氏为代表。
　　秦文化是赢姓秦氏先祖在秦氏文化的基础上开创的人类文明成果，是我国法治思想和政治文化的典范，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它发源于中国西北部的秦国故地，在西周时期，它由宗族文化逐渐发展成为区域性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它升华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文化；在秦国统一中国后，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它又上升为占居主导地位的全国性文化。在以后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秦文化的要素又转变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
　　“明法度，定律令“的法治思想是秦文化的基础，“维护国家大一统和推行中央集权政治制度”是秦文化的核心内容。它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多个朝代、近千年历史的锤炼。早在五帝时期，传说黄帝之曾孙颛顼帝（名高阳），其苗裔孙女修，吞“玄鸟殒卵”生大业，其子大费助大禹治水有功，舜帝乃“妻之姚姓玉女”，又“赐姓赢氏”；大费恩命“佐舜调驯鸟兽”。至“夏桀之时”，其玄孙费昌“去夏归商，为商御”，“遂世有功，故赢姓多显”，“遂为诸候”。至周穆王时，其后裔造父助周救乱，穆王“以赵城封造父”；同宗族裔秦非子，“以造父之宠，皆蒙赵城”，“由此为赵氏”。至周孝王时（约公元前900年），秦非子（一世祖）“居犬丘”，“好马善养”，孝王为保西垂，封之于秦地，“使复续赢氏祀，号曰秦赢”。至周宣王时（前827~782年），秦庄公（四世祖，前821~778年）受命率兵七千，征服西戎，被授“西垂大夫”。公元前771年，西周灭亡，秦襄公（五世祖）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被赐歧西之地，受封诸侯国，秦国日渐强盛。至公元前753年，“初有史以纪事”，经济文化有较大发展。至秦穆公（十四世祖，前659~前621年）时，任用百里奚为大夫进行变革，势力向东扩展，后又“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至秦孝公（三十一世祖，前361~前338年）时，任用商鞅为左庶长推行变法，推行“郡县制”，“并小邑为40县，迁都咸阳（前350年）”；至秦始皇时（前246~210年），夷东周，灭六国（前221年），建立中国第一个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秦始皇为了“天下大一统”，制定了全国统一的经济与文化政策，实行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以及“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在政治上“不师古，不崇经，禁儒术，以法为治，以吏为师”，“依古以来典法行之”。从西周时期至秦朝建立约900年间，秦国所创制的政治制度和法治文化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自秦以后，朝野上下，所行者，皆秦之制也"。

      2310.秦文化的特点
　　在秦人的价值观上，功利主义的特征十分明显，与儒家提倡的重礼义道德大不相同。《汉书刑法志》这样描述秦国：“其生民也狭隘，其使民也酷烈。…皆干赏蹈利之兵，庸徒鬻卖之道耳，未有安制矜节之理也。”《荀子议兵》也有类似的话：“秦人其生民也陿阸（即狭隘），其使民也酷烈。”颜师古注《汉书》和杨倞《荀子》，都解“狭隘”为地势狭小险固，但郝懿行《荀子补注》、王念孙《读书杂志荀子第五》认为“狭隘”在这里指秦国人民生计穷蹙。而商鞅之法又规定“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在这种政治下，秦人社会养成了十分明显的功利色彩，其生活节奏和社会风气里显现出“急促”的特征，与齐、鲁等地“舒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整个社会形成了“贪狼强力”的风俗，无疑，商鞅变法对秦俗的这种改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秦人著述的《秦诗十篇》，王照圆《诗说》论云：“秦晋诗音节皆入商声，殊少大和元气之妙。而秦尤雄厉，或以为水土使然。然溯其始，秦固周岐丰之地也。二南之作，为王化始基，周若彼其和平，秦若此其猛厉。何欤?且帝王不易民而治，彼强悍战斗之俗，独非忠厚仁让之道欤?此无他，古今之异宜，则政教之殊致也。”又曰:“秦晋之风多剽急，而少舒缓之体。与齐音正相反。”李斯说秦的音乐也是“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具有简单粗犷的特色，与郑、卫之音的靡丽也大不相同。
　　秦的文字和东方六国的文字虽然原都是从西周文字发展而来，但其后的发展却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到战国中晚期以后，虽然六国各国文字也表现出了地域上的差异，但与秦国的文字相较，基本上仍是一个系统之内，而秦国的文字却独成一系。

      2311.秦文化的历史背景
　　春秋、战国期间秦国的占领范围不断扩大(到公元前3世纪初，已拓取今四川大部、湖北西部等地)。随着秦的军事征服、势力扩张、人员迁动，秦文化所影响和覆盖的地区不断扩大。在这样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中，秦文化对其他文化也有吸收，内容是越来越丰富的。
　　到秦朝完成统一，实现了对全中国的统治，进而又采取许多措施巩固和发展统一，包括实行一系列的政策，有意识地统一思想、文化，以至于“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史记·礼书》指出:“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这是说，秦朝对六国文化是加以吸收而能予以兼容的。但是，秦朝在政治文化方面，确定的原则是不师古，不崇经，以法为治，以吏为师。推行这些政策的极致，就是实行“焚书坑儒”的野蛮举措，予文化以严重的摧残，对思想和学术自由更是沉重的打击。因此，秦文化对于中原传统文化又并非主要是“依古以来典法行之”。
　　由于秦朝统治的时间很短，其目的在于统一思想文化的政策并未来得及完全实施，亦未取得预期的成效。与此同时，秦文化也未能在政治统一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其他文化予以充分吸收和消化。因此，在秦朝统一的短时期内，秦文化并没有和东方六国文化融为一体，其作为全中国的主导文化的地位，也没有来得及完全得以确立。在原属东方六国的广大地区内，各区域文化继续表现着它们的特色和活力。
　　随着秦政权的被推翻，秦文化所依倚的政治支柱倒折了，秦文化也由文化融合的主体变为客体，其作为全中国统治文化的短暂时期也就宣告结束。不过，在代之而起的汉代，秦文化的要素继续存在，而且还保持着强有力的影响。“自秦以后，朝野上下，所行者，皆秦之制也”。秦文化奠定了大一统国家形态和大一统国家观念的基础，也就是奠定了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基础。秦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最有建树、对后世逐步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为深远的，应当说是它的政治文化、制度文化。战国以至于秦汉时期，经常有人注意并描述秦文化的一些特点。如魏国的信陵君说:“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仪德行”。西汉初年，贾谊痛说“秦俗日败”，指出:商鞅变法以来，秦国一直是“并行于进取”，虽然“功成求得”，但却出现了社会道德水准严重下降的恶果，秦始皇又“废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更把秦朝推向灭亡。《淮南子·要略》说:“秦人之俗，贪狠强力，寡义而趋势利”，司马迁也说:“今秦杂戎翟之俗，先暴戾，后仁义”。这里所说的“俗”，部分地有我们所说的“文化”的含义。以上言论，虽然包含了对秦国或秦人的敌对心理，但却也揭示了秦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如秦人因其长期生活的环境的影响，在性格上受戎翟即西北少数民族的影响，倾向于强悍好斗，为了达到目的，可以狠下决心，不惜一切。秦文化注重实效、功利，质朴而率直，不事虚浮，追求大和多，不停地拓展，主动性极强，为了实现某一目标，定会一往直前，不容任何困难和力量的阻挡。

      2312.秦兵马俑
　　目前在秦始皇陵发现的主要遗址有:兵马俑坑、铜车马坑、石铠甲坑、仿生水禽坑、马厩坑、百戏俑坑、文官俑坑、动物坑、寝殿、便殿、食官遗址、内外城垣遗址、丽邑遗址、打石场遗址、刑徒墓地、公子公主墓地及其他一些陪葬墓。在秦始皇陵食官遗址上发现的一个青铜编钟上刻有“乐府”两个字，这一发现将中国古代设立乐府的时间提到了秦代，因为在此之前，据《汉书·礼乐志》记载:汉武帝时，“乃立乐府”，颜师古注:“始置之也，乐府之名盖起于此，哀帝时罢之”，秦始皇陵乐府编钟的发现证明颜师古的注解是错误的。该乐府钟制作精致，与秦始皇陵的祭祀活动有关。后来在汉长安城中出土的秦封泥中也发现了秦的“乐府”和“乐府丞印”。食官遗址上发现了不少的“丽山食官左”、“骊山食官右”等陶文，说明秦始皇陵最初就称为“丽山”，以表示其高大无比，显示皇权的尊严。秦始皇陵只是后人的称谓。
　　在秦兵马俑的身上也发现了很多的陶文。内容为“宫水”、“宫”、“宫得”、“宫系”、“咸阳衣”、“咸阳午”、“栎阳重”、“工路”等，目前已发现不同的刻名有80余个，这实质上是制作陶俑的工匠名，表示这些工匠来自于不同的地方，来自于宫廷的，在名字之前均有一“宫”字，来自咸阳作坊的，则在名字前有“咸阳”或“咸”字，还有来自栎阳、安邑、临晋等地的，有的干脆只写名字。这些陶俑身上的名字既为我们研究秦俑的制造者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而且也验证了《考工记》记载的当时实行的“物勒工名，以考其诚”的记载，秦兵马俑坑的铜兵器上也有制作者的刻铭，说明早在秦代就实行责任制了。

      2313. 云梦秦简
　　1975年，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发现了一批秦竹简，为秦始皇时期人所手书，但其成文年代有早有晚，早的可以到商鞅变法，晚的则到秦始皇三十年，反映的历史长达100余年。
　　云梦秦简的出土，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在此之前，还未出土过秦简，云梦秦简的发现则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这批竹简的数量达1150枚，近4万字。经过整理发现内容极为丰富。这批竹简是研究秦文化难得的实物资料，极大地弥补了秦史料的不足，有力地促进了秦文化的深入研究。
　　这批秦简使我们对秦代历史的若干重大问题，可以获得很多新的认识。例如《南郡守腾文书》，不仅有助于了解秦始皇时期的政治、军事斗争形势，而且有助于认识秦的用人制度、县道并立的地方行政系统、县设啬夫的制度、郡守与县道啬夫的职权范围以及传达文书的制度等等，还反映出从《田律》到《田令》的变化发展、区分良吏恶吏的标准与意义等问题。又如《编年记》，它可以订正、补充与印证《史记·秦本纪》、《史记·六国年表》及有关《世家》、《列传》关于秦的统一战争的若干年代、地区和具体经过，也可以印证与纠正前人对《史记》有关记载的解释，更可以从中看出秦的地方官制、秦的赋役制度、秦的历法、当时的统一战争与反统一战争以及一些地名的历史沿革变迁等等，其史料价值不亚于《史记·六国年表》中的关于秦的年表部分。至于《为吏之道》，除了能说明当时官吏的行为标准、善恶准则外，还反映出儒、法融合的初步迹象以及当时社会的风尚等等问题。
　　《秦律》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条目最全、内容最丰富的成文法典。它填补了自李悝《法经》与商鞅《秦律》散佚以来的空缺，是研究法制史的重要史料；同时还是研究秦时阶级、阶级关系的不可多得的资料。秦的官制、土地、赋役、赐爵、租税、官吏考核、罪犯审讯、工匠培训、户籍、上计、仕进等制度，以及仓库的类型、结算、设置、封提、管理等制度，由官府禀衣、禀食、传食等制度和管理、财经出纳的预算、决算制度等等，都在《秦律》中有明确而且比较详细的反映。此外，如当时的物价、秦的牛耕、城市制度、商品经济、官私手工业、社会风气、流行疾病以及秦人的思想、文化特征等等也有所反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关于秦的刑名、刑罚、刑徒、刑期及隶臣妾的地位、来源、特征等等，《秦律》也提供了充分的资料，对于了解秦的刑罚制度和奴隶制残余等问题，有重大的意义。甚至还可以从《秦律》与现存《汉律》零星条文的比照中，看出秦律与汉律的异同和中国古代法制的演变轨迹。
　　过去秦的封泥发现很少，而且在断代上存在问题，并未引起学者的注意。上世纪九十年代，一批秦封泥破土而出，立即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最早由路东之收藏的千余枚，经周晓陆和路东之两先生共同对外发布，引起极大的轰动，后西安市文物园林局和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对相家巷遗址进行了调查和科学发掘，又获得了不少的秦封泥，使人们对秦封泥的出土地点有了明确的认识。
　　关于秦职官的封泥主要有:丞相之印、右丞相印、左丞相印、上家马丞、下家马丞、中车府丞、骑尉、内官丞印、郡左邸印、郡右邸印、左弋丞印、大仓丞印、泰仓、泰仓丞印、泰匠丞印、泰库令印、内者、内者府印、宦者丞印、中官丞印、高章宦者、高章宦丞、弄陶丞印、尚浴、尚浴府印、中宫丞印、中宫、中府丞印、北宫宦丞等等，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宫廷内部和直接为宫室（包括为皇帝、太后、太子）服务的官吏。许多官职是以前史书没有记载的，有些虽然有记载但记载混乱，因而问题也说不清，秦封泥发现的这些官职则使历史上的许多问题迎刃而解。譬如，秦的丞相问题一直是争论的问题，在遗址中发现的丞相官印应该说解决了这一问题，即当时既有丞相，又有左、右丞相，这应该是秦始皇实行中央集权制的有效办法之一。从发现的官职中也可以看到秦时的宦官现象是比较严重的，因为出土了不少关于这方面的封泥，也验证了历史上嫪毐和赵高之所以能在秦国为所欲为、专横跋扈的事实。南宫、北宫封泥的发现也证明了文献中关于秦有南北宫的记载是正确的。
　　里耶古城所在地位于酉水中游，是武陵山区土家族的发源地，并非人们认为的文化发达地区，当时是楚人、巴人和秦人争夺的战略要地，是文化交流频繁的地方，也是战争激烈的地方，但历代对这一地区的记载非常少，一些重大问题长期以来扑朔迷离，简牍的发现再结合文献资料对于解决诸如楚国的疆域、夜郎的所在、秦楚为什么争夺此地、秦国郡县制的推行以及楚国有无郡县制等重大问题都有极大的帮助。众多的特别是县、乡等基层官吏的记载，使我们可以了解秦王朝行政机构的具体运作，严格地将每天分为十二刻，每刻再分成十二分，计时精确，由年、月、日、地名、职官、事件及办理的事可构成简洁完整的公文，可知秦政权严格而高效的管理制度，丰富了我们对秦代政治制度的认识。
　　里耶古城秦简的意义是巨大的。首先是十多万字的文字资料大大充实了少得可怜的秦史资料，其次这批简牍是秦时县级政府的部分档案资料，内容包括政令、各级政府之间的往来公文、司法文书、吏员簿、物资（含罚没财产 云梦秦简
　　1975年，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发现了一批秦竹简，为秦始皇时期人所手书，但其成文年代有早有晚，早的可以到商鞅变法，晚的则到秦始皇三十年，反映的历史长达100余年。
　　云梦秦简的出土，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在此之前，还未出土过秦简，云梦秦简的发现则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这批竹简的数量达1150枚，近4万字。经过整理发现内容极为丰富。这批竹简是研究秦文化难得的实物资料，极大地弥补了秦史料的不足，有力地促进了秦文化的深入研究。
　　这批秦简使我们对秦代历史的若干重大问题，可以获得很多新的认识。例如《南郡守腾文书》，不仅有助于了解秦始皇时期的政治、军事斗争形势，而且有助于认识秦的用人制度、县道并立的地方行政系统、县设啬夫的制度、郡守与县道啬夫的职权范围以及传达文书的制度等等，还反映出从《田律》到《田令》的变化发展、区分良吏恶吏的标准与意义等问题。又如《编年记》，它可以订正、补充与印证《史记·秦本纪》、《史记·六国年表》及有关《世家》、《列传》关于秦的统一战争的若干年代、地区和具体经过，也可以印证与纠正前人对《史记》有关记载的解释，更可以从中看出秦的地方官制、秦的赋役制度、秦的历法、当时的统一战争与反统一战争以及一些地名的历史沿革变迁等等，其史料价值不亚于《史记·六国年表》中的关于秦的年表部分。至于《为吏之道》，除了能说明当时官吏的行为标准、善恶准则外，还反映出儒、法融合的初步迹象以及当时社会的风尚等等问题。
　　《秦律》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条目最全、内容最丰富的成文法典。它填补了自李悝《法经》与商鞅《秦律》散佚以来的空缺，是研究法制史的重要史料：同时还是研究秦时阶级、阶级关系的不可多得的资料。秦的官制、土地、赋役、赐爵、租税、官吏考核、罪犯审讯、工匠培训、户籍、上计、仕进等制度，以及仓库的类型、结算、设置、封提、管理等制度，由官府禀衣、禀食、传食等制度和管理、财经出纳的预算、决算制度等等，都在《秦律》中有明确而且比较详细的反映。此外，如当时的物价、秦的牛耕、城市制度、商品经济、官私手工业、社会风气、流行疾病以及秦人的思想、文化特征等等也有所反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关于秦的刑名、刑罚、刑徒、刑期及隶臣妾的地位、来源、特征等等，《秦律》也提供了充分的资料，对于了解秦的刑罚制度和奴隶制残余等问题，有重大的意义。甚至还可以从《秦律》与现存《汉律》零星条文的比照中，看出秦律与汉律的异同和中国古代法制的演变轨迹。
　　过去秦的封泥发现很少，而且在断代上存在问题，并未引起学者的注意。上世纪九十年代，一批秦封泥破土而出，立即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最早由路东之收藏的千余枚，经周晓陆和路东之两先生共同对外发布，引起极大的轰动，后西安市文物园林局和西安中国书法艺术博物馆对相家巷遗址进行了调查和科学发掘，又获得了不少的秦封泥，使人们对秦封泥的出土地点有了明确的认识。
　　关于秦职官的封泥主要有:丞相之印、右丞相印、左丞相印、上家马丞、下家马丞、中车府丞、骑尉、内官丞印、郡左邸印、郡右邸印、左弋丞印、大仓丞印、泰仓、泰仓丞印、泰匠丞印、泰库令印、内者、内者府印、宦者丞印、中官丞印、高章宦者、高章宦丞、弄陶丞印、尚浴、尚浴府印、中宫丞印、中宫、中府丞印、北宫宦丞等等，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宫廷内部和直接为宫室（包括为皇帝、太后、太子）服务的官吏。许多官职是以前史书没有记载的，有些虽然有记载但记载混乱，因而问题也说不清，秦封泥发现的这些官职则使历史上的许多问题迎刃而解。譬如，秦的丞相问题一直是争论的问题，在遗址中发现的丞相官印应该说解决了这一问题，即当时既有丞相，又有左、右丞相，这应该是秦始皇实行中央集权制的有效办法之一。从发现的官职中也可以看到秦时的宦官现象是比较严重的，因为出土了不少关于这方面的封泥，也验证了历史上嫪毐和赵高之所以能在秦国为所欲为、专横跋扈的事实。南宫、北宫封泥的发现也证明了文献中关于秦有南北宫的记载是正确的。
　　里耶古城所在地位于酉水中游，是武陵山区土家族的发源地，并非人们认为的文化发达地区，当时是楚人、巴人和秦人争夺的战略要地，是文化交流频繁的地方，也是战争激烈的地方，但历代对这一地区的记载非常少，一些重大问题长期以来扑朔迷离，简牍的发现再结合文献资料对于解决诸如楚国的疆域、夜郎的所在、秦楚为什么争夺此地、秦国郡县制的推行以及楚国有无郡县制等重大问题都有极大的帮助。众多的特别是县、乡等基层官吏的记载，使我们可以了解秦王朝行政机构的具体运作，严格地将每天分为十二刻，每刻再分成十二分，计时精确，由年、月、日、地名、职官、事件及办理的事可构成简洁完整的公文，可知秦政权严格而高效的管理制度，丰富了我们对秦代政治制度的认识。
　　里耶古城秦简的意义是巨大的。首先是十多万字的文字资料大大充实了少得可怜的秦史资料，其次这批简牍是秦时县级政府的部分档案资料，内容包括政令、各级政府之间的往来公文、司法文书、吏员簿、物资（含罚没财产）登记和转运、里程书等。必将复活秦时的各项制度，譬如行政管理制度、文书制度、邮驿制度等。其次，该简中还有不少的有关秦历史地理的材料，有很多的地名，如迁陵、酉阳、阳陵、沅陵、益阳、零阳、临沅等，特别是有数支简中记载了“洞庭郡”，对洞庭郡的介绍十分详细，不仅有行政机构建制，而且还出现了“洞庭郡司空”、“洞庭司马”、“洞庭尉令”、“洞庭假尉”等官名。这是以前的史书中从未记载的，虽然目前对秦到底有多少郡有很大的争论，但无论哪一种观点都未提出过有洞庭郡。迁陵一带原来是楚黔中郡之所在。《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昭王二十七年（前280年）“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三年后，《史记·楚世家》记载楚顷襄王二十二年（前277年）“秦复拔我巫、黔中郡”。《水经·沅水注》更清楚记载“秦昭襄王二十七年，使司马错以陇、蜀军攻楚，楚割汉北与秦;至三十年，秦又取楚巫、黔及江南地，以为黔中郡”。到汉初时，割黔中故治为武陵郡，史书中未说明有秦一代黔中郡有何变化。因此，秦是否有黔中郡还需要有关的资料来说明。另外里耶秦简也为我们增加了许多过去并不知道的县名，因为过去一般认为秦王朝并未管到此地，对此地的管理是从西汉初年开始的，由里耶简文记载的迁陵、酉阳、沅陵、阳陵、益阳、零阳、临沅等可知秦朝已对这一带进行了严格的管理。里耶简牍中还发现了当时各地之间的距离，如:“鄢到销百八十四里，销到江陵二百四十里，江陵到孱陵百一十里，孱陵到索二百九十五里，索到临沅六十里，临沅到迁陵九百一十里”。
　　再次，里耶秦简将中国乘法口诀的使用提前到秦时。在一片木牍上发现了乘法口诀表，竟与现今生活中使用的乘法口诀有着惊人的一致。这是中国乘法口诀表最早的实物证明，从而印证了文献中所记载的春秋战国时乘法和乘法口诀表已被使用。目前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数学著作是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竹简的《算书书》。在里耶秦简发现乘法口诀以前，曾在敦煌和居延汉简中也发现过乘法口诀。
　　通过对这批简牍的研究将使我们对当时的历朔及当时的行书与文书格式有了明确的了解，因为在此前还未发现如此大量的固定成熟的文字格式
　　秦金文主要的有秦公钟、秦公镈、杜虎符及青铜兵器上的铭文、度量衡器上的铭文。秦青铜器铭文在北宋就有发现，但铭文的大量发现则是近几十年的事情，从而为秦文化的研究补充了很多难得的资料，对研究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都有所裨益。王辉先生对以前出土的和传世的青铜器铭文进行考释和研究，出版了《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为我们研究秦文化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前多年在甘肃礼县发现的秦公大墓中出土了不少青铜器皿，有青铜壶、鼎、簋等，该墓葬是襄公、文公的墓葬，为中字形，墓葬规模大，随葬品丰富，惜大墓被疯狂盗掘，不少文物流失，从现在得到的部分秦青铜器上我们发现了一些铭文，内容主要为:“秦公作铸用鼎”、“秦公作宝簋”等）登记和转运、里程书等。必将复活秦时的各项制度，譬如行政管理制度、文书制度、邮驿制度等。其次，该简中还有不少的有关秦历史地理的材料，有很多的地名，如迁陵、酉阳、阳陵、沅陵、益阳、零阳、临沅等，特别是有数支简中记载了“洞庭郡”，对洞庭郡的介绍十分详细，不仅有行政机构建制，而且还出现了“洞庭郡司空”、“洞庭司马”、“洞庭尉令”、“洞庭假尉”等官名。这是以前的史书中从未记载的，虽然目前对秦到底有多少郡有很大的争论，但无论哪一种观点都未提出过有洞庭郡。迁陵一带原来是楚黔中郡之所在。《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昭王二十七年（前280年）“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三年后，《史记·楚世家》记载楚顷襄王二十二年（前277年）“秦复拔我巫、黔中郡”。《水经·沅水注》更清楚记载“秦昭襄王二十七年，使司马错以陇、蜀军攻楚，楚割汉北与秦；至三十年，秦又取楚巫、黔及江南地，以为黔中郡”。到汉初时，割黔中故治为武陵郡，史书中未说明有秦一代黔中郡有何变化。因此，秦是否有黔中郡还需要有关的资料来说明。另外里耶秦简也为我们增加了许多过去并不知道的县名，因为过去一般认为秦王朝并未管到此地，对此地的管理是从西汉初年开始的，由里耶简文记载的迁陵、酉阳、沅陵、阳陵、益阳、零阳、临沅等可知秦朝已对这一带进行了严格的管理。里耶简牍中还发现了当时各地之间的距离，如:“鄢到销百八十四里，销到江陵二百四十里，江陵到孱陵百一十里，孱陵到索二百九十五里，索到临沅六十里，临沅到迁陵九百一十里”。
　　再次，里耶秦简将中国乘法口诀的使用提前到秦时。在一片木牍上发现了乘法口诀表，竟与现今生活中使用的乘法口诀有着惊人的一致。这是中国乘法口诀表最早的实物证明，从而印证了文献中所记载的春秋战国时乘法和乘法口诀表已被使用。目前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数学著作是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竹简的《算书书》。在里耶秦简发现乘法口诀以前，曾在敦煌和居延汉简中也发现过乘法口诀。
　　通过对这批简牍的研究将使我们对当时的历朔及当时的行书与文书格式有了明确的了解，因为在此前还未发现如此大量的固定成熟的文字格式
　　秦金文主要的有秦公钟、秦公镈、杜虎符及青铜兵器上的铭文、度量衡器上的铭文。秦青铜器铭文在北宋就有发现，但铭文的大量发现则是近几十年的事情，从而为秦文化的研究补充了很多难得的资料，对研究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都有所裨益。王辉先生对以前出土的和传世的青铜器铭文进行考释和研究，出版了《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为我们研究秦文化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前多年在甘肃礼县发现的秦公大墓中出土了不少青铜器皿，有青铜壶、鼎、簋等，该墓葬是襄公、文公的墓葬，为中字形，墓葬规模大，随葬品丰富，惜大墓被疯狂盗掘，不少文物流失，从现在得到的部分秦青铜器上我们发现了一些铭文，内容主要为:“秦公作铸用鼎”、“秦公作宝簋”等。

      2314.秦文化的历史意义
　　秦文化是秦氏宗族文化进化和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秦国地处西戎，长期经受社会环境与战争洗礼，受到西北少数民族的影响；秦族人性格质朴、率直，性情坚强彪悍，做事敢作敢为，在艰苦的环境中善于嬗变和进取。那些人文因素，体现秦文化注重实效，讲求功利，勇于创造；为了实现目标，善于策划，精于组织，遵循法则，追求大和，并能够坚定不移地勇往直前，不容任何困难和力量的阻挡。秦文化的精神特质造就了“跨海内制诸候”的强大秦国，为秦朝建立、统一中国创造了有利条件。从历史唯物主义来看，秦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深刻的历史内涵:
　　其一，跨越历史的伟大实践。从秦非子受封于秦地，到秦襄公建立诸候国，再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秦国经历了37代君王、约678年的励精图治，几乎每个历史阶段都经受战争的严峻考验与社会的重大变革。秦文化就是在纷争频仍的社会动荡和改朝换代中，不断发展、提升，不断获得补充和完善，每个朝代都赋予它新的内容和定义。因此，秦文化是在前无古人、史无先例的历史条件下，通过艰难探索、反复实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通过世世代代秦国先祖把握发展机遇，主导社会改革，从横跨多个世纪的伟大实践中演变而成的，它曾走上历史的巅峰，成为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最先进的文化。
　　其二，“海纳百川”的文化视野。秦国对外来文化一向采取包容的态度，从秦穆公开始就注重引进人才，吸收外来文化。至秦昭王时，博采众长，学术已出现“纳六国之士”的风气。而李斯《谏逐客令》所谓“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觉鼍之鼓，秦不生一焉”，以及“异国之乐者，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等等，这都是秦国融合各国文化的充分体现。秦始皇执政时期，注重吸纳礼乐，“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还御准吕不韦召集六国学子，编撰《吕氏春秋》，兼采各家学说，展示了“泰山不让土壤”的广阔视野。虽然曾出现“燔诗书，明法令，禁儒术”和“梵书坑儒”现象，但这只是推行政制的权宜之策，并未影响秦文化的兴盛和繁荣。
　　其三，“河海不择细流”的招贤纳才政策。从秦孝公建都咸阳之后的144年间，秦国一直是诸子百家的政治摇篮，“门户开放“乃秦国的优良传统。秦国大力从六国引进人才，大量吸收外部世界的新信息、新观念，如秦孝公时的商鞅，秦惠文王时的苏秦、张仪，秦昭王时期的范睢、蔡泽，秦始皇时的李斯、韩非、蔚缭、郑国等等，他们都是当时六国的名贤志士，“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他们均在秦国找到了实现其政治抱负的舞台，对当时的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秦国对待外来人才的宽容、开放政策，使咸阳成为当时人才云集的都城，秦国变成当时政治、经济、文化最为强大的国度。
　　其四，“王者不却众庶”的社会改革。秦国从商鞅变法就开始建立“县制”，推行土地私有制，逐步废除分封制。其目的就是为了打击封建诸候的地方势力，瓦解封建贵族和领主对土地的控制，准许民间自由买卖土地，让耕农合法占有田地。这一改革，推翻了自西周以来一直施行的“分土诸候”制度，恢复了基层百姓的基本权利，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那些措施又继续延伸到皇族规制和“世卿世禄”制度，如始皇登基后，不循祖制，“使秦无尺土之封，不立子弟为王”；各级官员勋爵，均凭军功授予，以“功臣为诸候”；直至始皇驾崩时，国朝不封皇后、不立太子，群臣百官均依制任命，各司其职。秦始皇以上“事不师古”的改革，充分体现他以“庶民社会”为本的治国思想，以及积极推动中国走向“君主法治”的政治理想，反映他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政治家、改革家和体恤“庶民”、亲善百姓的皇帝。
　　其五，亘古通今的政治变革。秦国在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贡献，在于它开疆扩土，收复西垂，经略巴蜀，开发南越，统一中国，并创制了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它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创立皇帝制和三公九卿制；二是创立郡县制；三是制定完善的法律制度，实施法治；四是推行土地私有制；五是实行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车轨。秦始皇顺应历史潮流，不仅实现了中国社会由封建割据向封建统一转变，而且他在这一转变中对每一个历史关节点的准确把握和驾驭、创立了影响中国社会2000多年的政治制度。&#8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