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小常识

      4717.凯瑟琳·安·波特生平
      波特把她的毕生精力都倾注在文学事业上。就象托·斯·艾略特一样，她的生平远没有她的作品那样绚丽多彩。波特1890年5月15日出生于美国得克萨斯州迈阿密海滩附近的印第安河市一个信仰天主教的家庭里。她的父亲哈里森·布恩是美国著名拓荒者丹尼尔·布恩的曾侄孙。母亲玛丽·阿莉斯·波特同有世界声誉的美国短篇小说家欧·亨利（真名威廉·西德尼·波特）沾亲。但是，在她出生的时候，家道已经中落了。用波特自己的话来说，她是“一场打败了的战争的孙女儿”。所谓“打败了的战争”，当然是指那场南北战争。　波特在两岁的时候，就失去了母亲，由祖母抚养，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农场上度过她的童年，8岁到12岁在一所私立学校上学，12岁到16岁在厄苏林修道院读书。她后来说，在那所修道院里，她受的是“零零碎碎、完全没有用的装饰性教育”。天主教修道院里刻板、繁琐的清规戒律不但束缚不了波特的倔强的性格，反而激起了她强烈的反感。她抛弃宗教信仰，从修道院里出走，同人结婚，从此结束了她的正规的学习生活，也同她的家里人，尤其是同她父亲的关系产生了一道始终没有弥合的裂痕。但是，波特始终未能消除美国南方旧家和天主教修道院生活在她心头留下的痕迹；这些经历每每反映在她笔下的人物身上。她的婚姻生活持续了三年，同她的第一个丈夫分手，独立谋生，先后在芝加哥的一家报纸工作过，在得克萨斯州短期演唱过苏格兰民歌；后来，从事卖文生涯，主要写书评和政治性评论。1917年，进《评论家》周刊编辑部工作。1918年起，在丹佛的《落基山新闻》当记者和艺术评论员；1919年，因病辞职去纽约，重以卖文为生，有时候为了糊口，不得不代人捉刀。二十年代初期，她离开美国，到墨西哥去研究艺术，在那里曾经参预左翼政治活动。
      1922年12月，她的第一篇短篇小说《玛丽亚·孔塞普西翁》在《世纪》上问世，这是一篇描绘一个墨西哥印第安人的刚强的性格和火一般的感情的作品。1930年，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开花的犹太树和其他的故事》出版，书名小说也是以墨西哥为背景的。该书使她获得了一九三一年美国古根海姆研究基金会提供的资助。她重游了墨西哥，并且在墨西哥启程去欧洲。长篇小说《愚人船》中的航行路线同她自己的这次航行的路线完全吻合。可见这次航行对《愚人船》的形成具有密切的关系和起了重大的作用。她一直拒绝匆忙写作或为钱写作。后来，她一边创作，一边在斯坦福大学、维吉尼亚大学、加里福尼亚大学英语系任教，并到处讲学。
      波特后来的作品有小说集《盛开的犹大花和其他故事》（1930）、《《中午酒》（1937）、《灰色骑士灰色马》（1939）和《斜塔》（1944）等。《中午酒》以美国南方为背景，写一个专门以搜捕疯子为职业的人被雇佣疯子的农场主杀害的故事。作者认为生活中的善与恶，是与非之间的界限有的时候是很难划分清楚地。《灰色骑士灰色马》带有一定的自传性质，写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女记者对帝国主义的反感。她爱上一个军人，企图在战争中寻的一丝温暖而不可的。小说用运《新约.启示录》中灰色马的死神典故，充满一种人无法与命运抗衡的悲剧气氛。这篇小说是波特最喜爱的作品。
     《愚人船》（1961）作者从1940年开始创作这部小说，波特自称这是她写的最费力的一篇小说。它写1931年希特勒政权以前从墨西哥开往德国的一艘客轮上形形色色的人物，描绘了一幅大难临头的世界图景。作者企图表明，“恶”总是在“善”的妥协与默契下得逞。人的天性是脆弱的，人有毁灭别人和自我的本能。这部作品出版后受到欢迎，但是批评家认为不如他的中短篇小说。波特还有散文集《过去的时日》（1952），记述她对几个作家的回忆以及她的创作体会。
      波特在文学上的声望发展得很慢，一直到二次大战后才在美国文坛上享名。她1950—1952年荣任美国全国文学艺术协会副主席，1962年获欧-亨利纪念奖和美国科学与艺术学院的“爱默森—梭罗”文学铜质奖章，1967年又获全国文学艺术协会金质奖章。1966年，她把二十六篇短篇小说汇集出版后，获得普利策奖和全国图书奖。1970年，她八十大寿时出版了《散文和随兴漫谈集》，其中收集了她五十年来所写的约四十万余字的随笔、文艺批评、创作谈、诗作和一部未完成的传记小说《柯顿·马赛》。1977年，她的《千古奇冤》出版。作品写她20年代参加抗议处死无政府主义者萨柯·攀塞蒂一案的情况。
      波特的作品描写细腻，思想上很有深度。文字讲究，风格优美。批评家认为她善于反映生活中人的孤独、苦闷、失意与得不到理解等问题，她既不采取悲愤激俗的态度也不表示廉价的哀伤，而是以富有诗意的笔调含蓄地加以表达，能使读者进一步的对人生加以思考。

      4718.凯瑟琳·安·波特《愚人船》作品欣赏
     《愚人船》是一部寓意深刻的小说。讲述了在1931年8月，一艘名为“真理号”的船载着50多个头等舱乘客和876个统舱乘客，从墨西哥的维拉克鲁斯驶往德国不莱梅港，形形色色的人物在航行途中以各种方法排遣时光，在他们的脑海里则有种种光怪陆离的念头时时浮现，通过这些不同国籍、不同职业，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政治主张的人物在二十天里的日常活动和相互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态度，凯安波特以她独特的文体和带荒诞色彩的笔调为我们构造了一个漂流在水面上的小小社会，描绘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处于大萧条阴影笼罩下的资本主义的一幅世态画。书名“愚人船”的含意是与上帝的智慧（天意）相比，世间芸芸众生都是愚人。

      4719.《开花的犹大树》
      凯瑟琳·安·波特最有名的短篇小说之一，是她文学成就中一个辉煌的作品，它建立了波特在文学领域的崇高地位。为什么犹大树会开出华丽的紫红色花？据撒加说，这是由于树的枝干里流动着一个名叫犹大的人的血。将近两千年前，他把自己吊死在一株南欧紫荆上。从此这种花树就有了新的颜色，也有了新的名字。
      在这篇小说中，波特向读者展现了丰富的象征艺术。而这些复杂的象征首先隐含在小说的题目——《开花的犹大树》中，开花的犹大树是背叛者的象征，同时也是这部小说中最重要的象征。此外，在小说中的人物—劳拉、布拉焦尼和欧亨尼奥身上，也体现出许多象征意义。波特在描述这些人物时，并没有直接表达自己的真实感情，而是留给读者小说中人物身上许多不被解释的细节，这些细节是有关象征意义至关重要的线索。通过微妙地运用象征艺术，波特不仅深化了小说的主题—背叛，也使故事的风格更加优美。

      4720.《别的声音，别的房间》
     《别的声音，别的房间》是美国作家杜鲁门·卡波特23岁时的代表作，带有自传性质，围绕着一名少年寻找自我的历程展开各方面的议论，对孤独、恐惧、爱情、寻根、成长等主题进行了探索。这是一部美国南方哥特式小说，诗意、奇特而复杂，其中充满了比喻和象征，是有声有色的文字游戏：华丽、璀璨，大胆地炫耀写作技巧，具有鲜明的实验性。作者将其思想用半隐秘的语言流动式地环环相扣地表达出来，显示了其对语言惊人的驾驭能力，被誉为“20世纪中期文学的试金石”。

      4721.《别的声音，别的房间》内容简介
      出版于杜鲁门·卡波特仅23岁之际，《别的声音，别的房间》是20世纪中期文学的试金石。在这部成熟的半自传体小说中，13岁的男孩乔尔 诺克斯从小生活在新奥尔良，母亲死后，被送去南方，与在他刚出生就抛弃他的父亲一起生活。但是，当乔尔到了位于阿拉巴马州乡下那衰败的斯卡利庄园，他的父亲却卧床不起，甚至不能说话。相反，乔尔见到了乖僻的继母埃米，埃米古怪的堂弟伦道夫，一个公开的同性恋者，还有叛逆的小女孩伊达贝尔，后来伊达贝尔和乔尔离家出走去镇上的时候，伊达贝尔爱上了患有侏儒症的紫藤小姐，结尾，侍女苏走过乔尔的窗户时候，乔尔意识到自己将作为一个同性恋者生存下去。
      作品很精彩，特别是伦道夫诉说自己喜欢墨西哥拳击手佩佩的那段话……真是太精彩了。
      受到卡波特幼年时悲观厌世思想的影响，这部小说以色彩斑斓的叙述展现时间和环境，表现生命中潜在的希望和失落的天真。
      这个版本收录了约翰 贝伦特精彩的导语，引导读者重新发现卡波特作为一名文体优雅、多才多艺的作家，早期就创造的辉煌作品。

      4722.《别的声音，别的房间》作者简介
      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1924年生于新奥尔良，美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南方文学作家，曾两次获得欧·亨利小说奖。他自幼父母离异，高中便辍学，受雇于《纽约客》开始写作生涯。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别的声音，别的房间》；中篇小说《草竖琴》、《蒂凡尼的早餐》、《夏日十字街头》等；出版于1966年的《冷血》以“非虚构小说”的文体形式开创了美国纪实小说的先河，进一步奠定了其文坛地位；另有《圣诞忆旧集》、《犬吠》、《变色龙的音乐》 等作品集。

      4723.《草竖琴》
      长篇小说《草竖琴》（1951）是作家代表性的短长篇小说之一，描写三个畸零人的主人公--一个是孤儿，另两个是性情古怪的老太太--为美国南方残酷的现实生活所困扰，他们都无依无靠，生活无着，只能相依为命，苟且偷生。他们尝试用各种哀婉乞讨手法都无法生存下去，无奈只得离开竞争激烈、无穷人立身之地的现实世界，隐居到一所树屋里去。这是一部作者创作早期梦境与现实、虚构与真实的作品，体现了美国早期南方文学的传统和色彩。

      4724.《草竖琴》鉴赏
     《草竖琴》是卡波蒂最具自传色彩的名著，描写三个畸零人——一个孤儿和两个古怪的老太太决定退出残酷的现实世界，隐居到一所树屋上的故事；小说文笔优美、情感细腻、格调凄婉。与他的成名之作、同样自传体的《别的声音，别的房间》比较起来，那种美国南方特有的哥特式阴郁和古怪几乎消失不见了，就像姨婆苏克也许给了卡波蒂一生最为温柔阳光的陪伴，《草竖琴》的气氛也温柔醇和，时常幽默诙谐，故事讲得非常抒情。即便是暴力的场面，畸零的人物，生离死别，也仿佛透过印度草的歌声，变得悠远，好像隔着晨雾的朦胧美。

      4725.《圣诞忆旧集》内容梗概
      自幼父母离异的卡坡蒂被寄养在阿拉巴马乡间亲戚家中，单纯善良的老处女苏柯小姐的陪伴与呵护使一个本可能苦情的童年变成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时间过去，当年的乡下小男孩已是纽约名流圈里的优游客，豪掷一场黑白舞会被称为世纪派对。高处不胜寒，眼前光华流转，他却一次次回溯童年，成名以后的三十年里断续写下的三个短篇仿佛一气呵成，字句平朴，乡愁绵延，在不经意的细节处催人泪下。
      亲情和友善是世间最明媚的色彩，无论背景多么灰暗，大萧条年代，寄人篱下的孤童，寂寞老妇，也可以相互涂抹出足以温暖一生的记忆。

      4726.《五号屠场》
     《五号屠场》
      1969美国作家冯尼古特（1922—2007）的成名小说。
      主要叙述主人公毕利在二次大战前后的生活经历。
      毕利出生于一理发师之家。中学毕业后就上了一所验光专科学校，不久应征入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服役。
      还没来得及参加一场真正的冲杀就为德军所俘，被运往德国德累斯顿城的一个名叫“五号屠场”的集中营。
      毕利在途中历尽千辛万苦，目睹德国法西斯的暴行。
      1945年2月，毕利目击了“欧洲有史以来最大的屠杀”。具有千年历史文化的古城德累斯顿遭盟军轰炸，全城顿时化为灰烬，死伤无数，毕利死里逃生。
      战后毕利通过俘虏交换被运回美国，重新进入验光学校。
      毕业后以配镜为业，逐渐发迹，生活美满。
      后来在一次空难中毕利虽又一次幸免于死，却因此得了精神分裂症。1967年毕利自称被来自541大众星的飞碟绑架。回来后变得更加精神恍惚，神经错乱，常常在报纸、电台等场合发表奇谈怪论，大谈他在大众星上的生活经历和感受。
      作品通过对毕利在二次大战前后惨痛经历的描写，反映了战争给人类造成的创伤和人们强烈的反战情绪。主人公毕利是个荒唐可笑而又玩世不恭的人物。战前是个不谙世事的毛孩子，被比喻为中世纪“儿童十字军”的一员；战后却成了精神分裂症患者——生活在现实和梦幻之中，奔驰于过去、现在和将来之间。
      美国当代小说家库尔特·冯内古特（1922—）的小说《五号屠场》的历史叙事，是一个任意、循环的话语结构，既有历史的事实又有虚构的故事，用语言构筑了历史的现实动机，真实地揭露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五号屠场》写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野蛮大屠杀——德累斯顿轰炸，这是一个十分棘手的历史题材。冯内古特亲身经历的德累斯顿毁灭，那场难以想像的“欧洲历史上最大的屠杀”，是一个难以形容的，但作为一个曾在现场的有良心的作家“必须说点什么”（P230）的重大事件。对一个美国人来说，德累斯顿故事之所以难讲，一个简单的原因就是：因为是同盟国策划要尽可能多地炸死德国平民，而且这次空袭令人惊愕地成功实现了那一目标。“对德累斯顿胜利的程度在战后保密多年，这是对美国人保密。当然不是对德国人保密”。这使冯内古特花了很多年才弄清楚了1945年2月13日夜晚德累斯顿生命毁灭的真正规模：根据最保守的估计，十三万五千人死于那次空袭——死亡人数远远超过美国同年晚些时候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冯内古特在一次接受采访中说：“当初我们参加这场战争时，本以为我们的政府是尊重生命的，注意不去伤害平民和类似事物。德累斯顿没有战略价值；它是个平民城市。然而，同盟国轰炸了它，直到它被烧尽，化为废墟。然后他们又撒谎掩盖事实。所有这一切都令我们十分吃惊。”（P95）
      冯内古特的德累斯顿经历对他的一生和小说写作生涯来说都是非常残酷的，但在小说创作中，冯内古特并没有将这一经历过分戏剧化。他写这部小说的任务似乎是要在“20世纪对生命的恐怖和我们的理解恐怖现实的想像力之间日益加大的鸿沟上架设一道桥梁（P69）。的确，对于当代到目前为止人类冷酷地、科学地、有方法地、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数量屠杀自己同类的疯狂，人们能说些什么呢？冯内古特不得不找到一个新的方法去表现恐怖，用一种新的形式去反思一种新的意识。诚然，他运用了反讽，但他走得更远，改变了叙述本身的基本过程。《五号屠场》不是一部传统的战争回忆录，而是一个描写新的概念模式的尝试，这一新的概念模式彻底改变了关于时间和道德的传统观念。
      像冯内古特的其他作品一样，《五号屠场》是事实与虚构的混合体。它由两个世界构成：一个是虚构或幻想的世界（541号大众星），另一个是残酷的事实世界（德累斯顿）。冯内古特的小说强调人们在面对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大屠杀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累斯顿轰炸时想像的重要作用。为了与表现再生的主题一致，小说的形式回避了典型的线性叙述的高潮和结局，作者首先在第一章的网状提纲中做出了摒弃线性叙述的计划。如果按照传统的叙述，在小说末尾埃德加·德比因为在德累斯顿毁灭后从废墟中拿了一把茶壶而被以抢劫罪名义处死一事应是全书的高潮。小说避开了这一高潮，以形式的创新表现了人类再生这一主题。小说《五号屠场》中的主人公——作者的另一个我——毕利·皮尔格里姆在不受时间的羁绊时学会了一种看待人生的新观点：不去理会糟糕透顶的日子，专注于美好的时光。对他来说，镜片的矫正既是隐喻的又是真实的。读者在小说开头了解毕利时就得知“镜架能赚钱”的道理，这句带有隐喻意义的论断也帮助解释了为什么冯内古特为自己的小说选择了非线性结构的原因。
      在《五号屠场》的创作中，冯内古特打破传统的处理历史事件的结构，将他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德累斯顿经历置入一个非常复杂的循环结构中。这种循环结构与小说的时间、死亡和再生的较大主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具有自传性质的第一章为读者就小说自身这些较大主题的充分探讨作了准备。
      时间使他烦扰。奥斯特洛夫斯基小姐使我想起“按分期付款的办法购买死亡”中的奇异情景，赛林纳想要止住街上人群的喧闹，他在街上大声疾呼：让他们停下来……不要让他们再动一动了……喂，让他们站住不动……永远地！……这样他们就再也不会消失了！
      在这一段里，冯内古特提到赛林纳想要提供一种固定之物来阻止历史消逝，这种东西会防止时间流逝和死亡的不断侵犯。当然，这是一个令人痛苦的悖论：这种固定之物也与死亡有关。阻止时间流逝既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同时又不是。
      冯内古特花了二十多年时间探索如何阻止时间消逝、死亡侵犯和德累斯顿毁灭的办法，然后从《五号屠场》的第一页就开始暗示541号大众星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他在与德国出租车司机格哈特·缪勒尔（他的母亲在德累斯顿大火中化为灰烬）谈过话之后，就开始在全书中频繁重复这个短语：“就这么回事。”但是读者直到第三章才知道，原来这是541号大众星人（生活在毕利·皮尔格里姆想像中的一个遥远行星上的神秘的生物）对死亡的说法。根据毕利的解释，541号大众星人关于时间和死亡的哲学是对线性叙述的逃避。他们通过不把死亡当作最后结局的办法来避免去跳“与死亡的尽职舞蹈”。在全书每当提到任何一种死亡（不论那死亡有多么微不足道）时，作者就说一句541号大众星人的小小惯用语“就这么回事”。从人类的角度看，这是极端宿命论的观点。但是短语“就这么回事”的最重要功能是它使小说在形式和内容上具有了一种循环的特点。这一短语自相矛盾地充当了再生的源泉，这是冯内古特小说的典型情景，因为尽管（甚至因为）死亡在激增，它却能使小说继续向前发展。我们又一次遇上一个悖论：死亡使生命运动，它甚至是小说的生命，但是在冯内古特的寂静的世界里，这种运动是独立进行的。在一个生命必须任意地实现自我再生的世界里，精神构成物变得极为重要。短语“就这么回事”标志着人类希望生存下去的意愿，它作为继续前进的动力，在整部小说中重复出现。
      冯内古特在《五号屠场》中借助于541号大众星人的时间观念建立了这样一个循环结构：“过去，现在，将来——所有的时间——一直存在，而且永远存在。”这意味着一种循环的“轮回”，毕利·皮尔格里姆的时间旅行体现了这种轮回。在小说中，毕利从生到死、从死到生，然后再回到出生前的时刻，基本上经历了几个循环的过程。毕利凭着对未来的记忆，一边宣讲他的541号大众星人的信条，一边谈论他自己的死亡：“‘如果你们抗议，如果你们认为死亡是可怕的，那么你们对我的话一句也没听懂。’他最后说（每次演讲结束时都这样）：‘再见啦，诸位，再见啦，诸位。’”这样，毕利就肯定了这种循环。他的这一小小仪式表明，通过想像实现再生的可能性是永远存在的。541号大众星人的时间观念和毕利的时间旅行用无时间性和想像体现了循环轮回。
      小说的循环结构是“任意的”，其任意性表现在它的自我再生基本上未受到任何一般的外部形式的帮助。《五号屠场》中，人的想像使自我再生成为可能。作为一个实干家，毕利对现实无可奈何——所以，他驱车径直穿过一片烧毁的少数民族集中居住区。尽管他对生存缺乏热情，但他通过他的541号大众星的虚构的帮助，继续活下去。虽然他和冯内古特都不能改变德累斯顿轰炸这一事实，但是他们都能运用想像生存下去。
      小说的任意循环最终通过再次循环到德累斯顿的经历这一历史事实，作了恰当的“结尾”，从而克服了德累斯顿死亡的固定性。小说描写了毕利（更准确地说，冯内古特）如何被从德军手中解放出来。冯内古特的著名的关于德累斯顿轰炸一书以再生的象征结束。在小说结尾处，那辆绿色的棺材形状的运货车是对自然循环的微弱的回应。通过这一意象，读者会意识到循环本身反映出人自身的本质：他在精神上经历了不朽的再生。小说所揭示的再生思想将主题与形式、历史与虚构结合起来。冯内古特的小说创作表明，历史叙事不仅是过去事件和程序的模式，而且是与故事、语言结构或象征物的复杂性相似的隐喻性陈述，作者用这些隐喻性陈述来说明我们生活中的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