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小常识

      4720.《别的声音，别的房间》
     《别的声音，别的房间》是美国作家杜鲁门·卡波特23岁时的代表作，带有自传性质，围绕着一名少年寻找自我的历程展开各方面的议论，对孤独、恐惧、爱情、寻根、成长等主题进行了探索。这是一部美国南方哥特式小说，诗意、奇特而复杂，其中充满了比喻和象征，是有声有色的文字游戏：华丽、璀璨，大胆地炫耀写作技巧，具有鲜明的实验性。作者将其思想用半隐秘的语言流动式地环环相扣地表达出来，显示了其对语言惊人的驾驭能力，被誉为“20世纪中期文学的试金石”。

      4721.《别的声音，别的房间》内容简介
      出版于杜鲁门·卡波特仅23岁之际，《别的声音，别的房间》是20世纪中期文学的试金石。在这部成熟的半自传体小说中，13岁的男孩乔尔 诺克斯从小生活在新奥尔良，母亲死后，被送去南方，与在他刚出生就抛弃他的父亲一起生活。但是，当乔尔到了位于阿拉巴马州乡下那衰败的斯卡利庄园，他的父亲却卧床不起，甚至不能说话。相反，乔尔见到了乖僻的继母埃米，埃米古怪的堂弟伦道夫，一个公开的同性恋者，还有叛逆的小女孩伊达贝尔，后来伊达贝尔和乔尔离家出走去镇上的时候，伊达贝尔爱上了患有侏儒症的紫藤小姐，结尾，侍女苏走过乔尔的窗户时候，乔尔意识到自己将作为一个同性恋者生存下去。
      作品很精彩，特别是伦道夫诉说自己喜欢墨西哥拳击手佩佩的那段话……真是太精彩了。
      受到卡波特幼年时悲观厌世思想的影响，这部小说以色彩斑斓的叙述展现时间和环境，表现生命中潜在的希望和失落的天真。
      这个版本收录了约翰 贝伦特精彩的导语，引导读者重新发现卡波特作为一名文体优雅、多才多艺的作家，早期就创造的辉煌作品。

      4722.《别的声音，别的房间》作者简介
      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1924年生于新奥尔良，美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南方文学作家，曾两次获得欧·亨利小说奖。他自幼父母离异，高中便辍学，受雇于《纽约客》开始写作生涯。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别的声音，别的房间》；中篇小说《草竖琴》、《蒂凡尼的早餐》、《夏日十字街头》等；出版于1966年的《冷血》以“非虚构小说”的文体形式开创了美国纪实小说的先河，进一步奠定了其文坛地位；另有《圣诞忆旧集》、《犬吠》、《变色龙的音乐》 等作品集。

      4723.《草竖琴》
      长篇小说《草竖琴》（1951）是作家代表性的短长篇小说之一，描写三个畸零人的主人公--一个是孤儿，另两个是性情古怪的老太太--为美国南方残酷的现实生活所困扰，他们都无依无靠，生活无着，只能相依为命，苟且偷生。他们尝试用各种哀婉乞讨手法都无法生存下去，无奈只得离开竞争激烈、无穷人立身之地的现实世界，隐居到一所树屋里去。这是一部作者创作早期梦境与现实、虚构与真实的作品，体现了美国早期南方文学的传统和色彩。

      4724.《草竖琴》鉴赏
     《草竖琴》是卡波蒂最具自传色彩的名著，描写三个畸零人——一个孤儿和两个古怪的老太太决定退出残酷的现实世界，隐居到一所树屋上的故事；小说文笔优美、情感细腻、格调凄婉。与他的成名之作、同样自传体的《别的声音，别的房间》比较起来，那种美国南方特有的哥特式阴郁和古怪几乎消失不见了，就像姨婆苏克也许给了卡波蒂一生最为温柔阳光的陪伴，《草竖琴》的气氛也温柔醇和，时常幽默诙谐，故事讲得非常抒情。即便是暴力的场面，畸零的人物，生离死别，也仿佛透过印度草的歌声，变得悠远，好像隔着晨雾的朦胧美。

      4725.《圣诞忆旧集》内容梗概
      自幼父母离异的卡坡蒂被寄养在阿拉巴马乡间亲戚家中，单纯善良的老处女苏柯小姐的陪伴与呵护使一个本可能苦情的童年变成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时间过去，当年的乡下小男孩已是纽约名流圈里的优游客，豪掷一场黑白舞会被称为世纪派对。高处不胜寒，眼前光华流转，他却一次次回溯童年，成名以后的三十年里断续写下的三个短篇仿佛一气呵成，字句平朴，乡愁绵延，在不经意的细节处催人泪下。
      亲情和友善是世间最明媚的色彩，无论背景多么灰暗，大萧条年代，寄人篱下的孤童，寂寞老妇，也可以相互涂抹出足以温暖一生的记忆。

      4726.《五号屠场》
     《五号屠场》
      1969美国作家冯尼古特（1922—2007）的成名小说。
      主要叙述主人公毕利在二次大战前后的生活经历。
      毕利出生于一理发师之家。中学毕业后就上了一所验光专科学校，不久应征入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服役。
      还没来得及参加一场真正的冲杀就为德军所俘，被运往德国德累斯顿城的一个名叫“五号屠场”的集中营。
      毕利在途中历尽千辛万苦，目睹德国法西斯的暴行。
      1945年2月，毕利目击了“欧洲有史以来最大的屠杀”。具有千年历史文化的古城德累斯顿遭盟军轰炸，全城顿时化为灰烬，死伤无数，毕利死里逃生。
      战后毕利通过俘虏交换被运回美国，重新进入验光学校。
      毕业后以配镜为业，逐渐发迹，生活美满。
      后来在一次空难中毕利虽又一次幸免于死，却因此得了精神分裂症。1967年毕利自称被来自541大众星的飞碟绑架。回来后变得更加精神恍惚，神经错乱，常常在报纸、电台等场合发表奇谈怪论，大谈他在大众星上的生活经历和感受。
      作品通过对毕利在二次大战前后惨痛经历的描写，反映了战争给人类造成的创伤和人们强烈的反战情绪。主人公毕利是个荒唐可笑而又玩世不恭的人物。战前是个不谙世事的毛孩子，被比喻为中世纪“儿童十字军”的一员；战后却成了精神分裂症患者——生活在现实和梦幻之中，奔驰于过去、现在和将来之间。
      美国当代小说家库尔特·冯内古特（1922—）的小说《五号屠场》的历史叙事，是一个任意、循环的话语结构，既有历史的事实又有虚构的故事，用语言构筑了历史的现实动机，真实地揭露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五号屠场》写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野蛮大屠杀——德累斯顿轰炸，这是一个十分棘手的历史题材。冯内古特亲身经历的德累斯顿毁灭，那场难以想像的“欧洲历史上最大的屠杀”，是一个难以形容的，但作为一个曾在现场的有良心的作家“必须说点什么”（P230）的重大事件。对一个美国人来说，德累斯顿故事之所以难讲，一个简单的原因就是：因为是同盟国策划要尽可能多地炸死德国平民，而且这次空袭令人惊愕地成功实现了那一目标。“对德累斯顿胜利的程度在战后保密多年，这是对美国人保密。当然不是对德国人保密”。这使冯内古特花了很多年才弄清楚了1945年2月13日夜晚德累斯顿生命毁灭的真正规模：根据最保守的估计，十三万五千人死于那次空袭——死亡人数远远超过美国同年晚些时候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冯内古特在一次接受采访中说：“当初我们参加这场战争时，本以为我们的政府是尊重生命的，注意不去伤害平民和类似事物。德累斯顿没有战略价值；它是个平民城市。然而，同盟国轰炸了它，直到它被烧尽，化为废墟。然后他们又撒谎掩盖事实。所有这一切都令我们十分吃惊。”（P95）
      冯内古特的德累斯顿经历对他的一生和小说写作生涯来说都是非常残酷的，但在小说创作中，冯内古特并没有将这一经历过分戏剧化。他写这部小说的任务似乎是要在“20世纪对生命的恐怖和我们的理解恐怖现实的想像力之间日益加大的鸿沟上架设一道桥梁（P69）。的确，对于当代到目前为止人类冷酷地、科学地、有方法地、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数量屠杀自己同类的疯狂，人们能说些什么呢？冯内古特不得不找到一个新的方法去表现恐怖，用一种新的形式去反思一种新的意识。诚然，他运用了反讽，但他走得更远，改变了叙述本身的基本过程。《五号屠场》不是一部传统的战争回忆录，而是一个描写新的概念模式的尝试，这一新的概念模式彻底改变了关于时间和道德的传统观念。
      像冯内古特的其他作品一样，《五号屠场》是事实与虚构的混合体。它由两个世界构成：一个是虚构或幻想的世界（541号大众星），另一个是残酷的事实世界（德累斯顿）。冯内古特的小说强调人们在面对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大屠杀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累斯顿轰炸时想像的重要作用。为了与表现再生的主题一致，小说的形式回避了典型的线性叙述的高潮和结局，作者首先在第一章的网状提纲中做出了摒弃线性叙述的计划。如果按照传统的叙述，在小说末尾埃德加·德比因为在德累斯顿毁灭后从废墟中拿了一把茶壶而被以抢劫罪名义处死一事应是全书的高潮。小说避开了这一高潮，以形式的创新表现了人类再生这一主题。小说《五号屠场》中的主人公——作者的另一个我——毕利·皮尔格里姆在不受时间的羁绊时学会了一种看待人生的新观点：不去理会糟糕透顶的日子，专注于美好的时光。对他来说，镜片的矫正既是隐喻的又是真实的。读者在小说开头了解毕利时就得知“镜架能赚钱”的道理，这句带有隐喻意义的论断也帮助解释了为什么冯内古特为自己的小说选择了非线性结构的原因。
      在《五号屠场》的创作中，冯内古特打破传统的处理历史事件的结构，将他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德累斯顿经历置入一个非常复杂的循环结构中。这种循环结构与小说的时间、死亡和再生的较大主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具有自传性质的第一章为读者就小说自身这些较大主题的充分探讨作了准备。
      时间使他烦扰。奥斯特洛夫斯基小姐使我想起“按分期付款的办法购买死亡”中的奇异情景，赛林纳想要止住街上人群的喧闹，他在街上大声疾呼：让他们停下来……不要让他们再动一动了……喂，让他们站住不动……永远地！……这样他们就再也不会消失了！
      在这一段里，冯内古特提到赛林纳想要提供一种固定之物来阻止历史消逝，这种东西会防止时间流逝和死亡的不断侵犯。当然，这是一个令人痛苦的悖论：这种固定之物也与死亡有关。阻止时间流逝既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同时又不是。
      冯内古特花了二十多年时间探索如何阻止时间消逝、死亡侵犯和德累斯顿毁灭的办法，然后从《五号屠场》的第一页就开始暗示541号大众星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他在与德国出租车司机格哈特·缪勒尔（他的母亲在德累斯顿大火中化为灰烬）谈过话之后，就开始在全书中频繁重复这个短语：“就这么回事。”但是读者直到第三章才知道，原来这是541号大众星人（生活在毕利·皮尔格里姆想像中的一个遥远行星上的神秘的生物）对死亡的说法。根据毕利的解释，541号大众星人关于时间和死亡的哲学是对线性叙述的逃避。他们通过不把死亡当作最后结局的办法来避免去跳“与死亡的尽职舞蹈”。在全书每当提到任何一种死亡（不论那死亡有多么微不足道）时，作者就说一句541号大众星人的小小惯用语“就这么回事”。从人类的角度看，这是极端宿命论的观点。但是短语“就这么回事”的最重要功能是它使小说在形式和内容上具有了一种循环的特点。这一短语自相矛盾地充当了再生的源泉，这是冯内古特小说的典型情景，因为尽管（甚至因为）死亡在激增，它却能使小说继续向前发展。我们又一次遇上一个悖论：死亡使生命运动，它甚至是小说的生命，但是在冯内古特的寂静的世界里，这种运动是独立进行的。在一个生命必须任意地实现自我再生的世界里，精神构成物变得极为重要。短语“就这么回事”标志着人类希望生存下去的意愿，它作为继续前进的动力，在整部小说中重复出现。
      冯内古特在《五号屠场》中借助于541号大众星人的时间观念建立了这样一个循环结构：“过去，现在，将来——所有的时间——一直存在，而且永远存在。”这意味着一种循环的“轮回”，毕利·皮尔格里姆的时间旅行体现了这种轮回。在小说中，毕利从生到死、从死到生，然后再回到出生前的时刻，基本上经历了几个循环的过程。毕利凭着对未来的记忆，一边宣讲他的541号大众星人的信条，一边谈论他自己的死亡：“‘如果你们抗议，如果你们认为死亡是可怕的，那么你们对我的话一句也没听懂。’他最后说（每次演讲结束时都这样）：‘再见啦，诸位，再见啦，诸位。’”这样，毕利就肯定了这种循环。他的这一小小仪式表明，通过想像实现再生的可能性是永远存在的。541号大众星人的时间观念和毕利的时间旅行用无时间性和想像体现了循环轮回。
      小说的循环结构是“任意的”，其任意性表现在它的自我再生基本上未受到任何一般的外部形式的帮助。《五号屠场》中，人的想像使自我再生成为可能。作为一个实干家，毕利对现实无可奈何——所以，他驱车径直穿过一片烧毁的少数民族集中居住区。尽管他对生存缺乏热情，但他通过他的541号大众星的虚构的帮助，继续活下去。虽然他和冯内古特都不能改变德累斯顿轰炸这一事实，但是他们都能运用想像生存下去。
      小说的任意循环最终通过再次循环到德累斯顿的经历这一历史事实，作了恰当的“结尾”，从而克服了德累斯顿死亡的固定性。小说描写了毕利（更准确地说，冯内古特）如何被从德军手中解放出来。冯内古特的著名的关于德累斯顿轰炸一书以再生的象征结束。在小说结尾处，那辆绿色的棺材形状的运货车是对自然循环的微弱的回应。通过这一意象，读者会意识到循环本身反映出人自身的本质：他在精神上经历了不朽的再生。小说所揭示的再生思想将主题与形式、历史与虚构结合起来。冯内古特的小说创作表明，历史叙事不仅是过去事件和程序的模式，而且是与故事、语言结构或象征物的复杂性相似的隐喻性陈述，作者用这些隐喻性陈述来说明我们生活中的文化意义。

      4727.《五号屠场》作者
      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1922—2007），美国黑色幽默作家，美国黑色幽默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以喜剧形式表现悲剧内容，在灾难、荒诞、绝望面前发出笑声。这种“黑色幽默”风格始终是冯内古特小说创作的重要特质。其代表作《五号屠宰场》、《猫的摇篮》抓住了他处身时代的情绪，并激发了一代人的想象。晚年冯内古特在曼哈顿和纽约长岛的田园里，颐养天年。2007年4月11日，因病在曼哈顿逝世。

      4728.库尔特·冯内古特基本信息
      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1922—2007），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祖先是19世纪中叶来自德国的移民。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社会反德情绪甚嚣尘上，德国人及其后代备受歧视，这给冯内古特幼小的心灵留下浓重的阴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美再一次成为交战国，德裔美国人的原罪感更深，所受歧视比一战期间有过之而无不及。1945年，冯内古特在向英裔美国人简·玛瑞·克可斯小姐求婚时，克可斯的一个叔叔还问她是否“真的想和所有的德国人混在一起”，不快之情溢于言表。冯内古特说？“直到今天，在德裔美国人和英裔美国人之间还存在着一条圣安德里亚断层。”

      4729.库尔特·冯内古特介绍
      作为德裔美国人，冯内古特的民族身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受到严峻考验。战争初期，冯内古特坚决反战，为《康奈尔太阳报》撰写了不少反战文章。但在日本军队偷袭珍珠港之后，他改变了立场，志愿应征入伍，赴欧洲参战。这时的冯内古特，保卫西方文明的信念战胜了民族情感。1944年12月，冯内古特在著名的保吉战役中被德军俘虏，关押在德国城市德累斯顿。1945年2月13—14日，英美空军在德军战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对不设防的历史文化名城德累斯顿实施了狂轰滥炸，整个城市被摧毁殆尽，十多万居民丧身其中。冯内古特因为被关押在一家屠宰场的地窖中，成为侥幸逃过浩劫的极少数人之一。这段恐怖经历对冯内古特来说刻骨铭心，让他看到民族间的仇杀如何达到歇斯底里的疯狂程度。冯内古特把自己生命最后一部作品命名为“没有国家的人”，这显示在精神归属上，他已经不再把美国当成自己的祖国。冯内古特用意何在﹖我以为他不是从自己的德裔立场出发，对主流的英裔美国人宣泄愤恨情绪。他实际上抛弃了历史上两个民族间的恩怨情仇，超越了对种族歧视的单纯批判，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思考人类面对的共同问题。这种境界是令人钦佩的。
      也因为这个缘故，冯内古特的幽默和讽刺时常关注现行的政府和政治。他在2005年出版的《没有国家的人》中用了“耶鲁大学的C等生”、“启斯东式警察”、“预言家”等形象。“耶鲁大学的C等生”指从耶鲁大学毕业，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在美国政坛，耶鲁毕业生有着强大的势力。美国中央情报局有耶鲁大学校友会之称，美国前任总统克林顿，现任总统布什都来自耶鲁大学。冯内古特说这些耶鲁生出身高贵，知识贫乏，是“明目张胆的白人至上主义者”，有“最令人恐怖的精神变态人格”。“启斯东式警察”原本指的是1914－1920年间，由美国启斯东影片公司拍摄的喜剧片中的美国警察形象。他们头脑简单，干活卖力，可始终装腔作势，保持着警察的那股子威风。冯内古特说，美国现已经“被卑劣、低俗、愚蠢而无能的启斯东式警察接管了”。“预言家”指人类历史上形形色色善于蛊惑和蒙蔽人民的统治者。冯内古特说，“现今世界上调门最大、最傲慢无知的预言就在华盛顿流行。”“我们宝贵的宪法中有一个悲剧性缺陷，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弥补它，这就是：只有神志不清的疯子才想当总统。”而正是这些疯子“使我们整个国家和这个星球的其他许多地方完全陷入混乱，也正是这些天生没有是非之心的人在突然之间掌控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