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小常识

      4543.安部公房创作生涯
      安部公房生于东京泷野川一个医生的家庭，原籍北海道。公房出生翌年，举家到了沈阳。小学、中学在沈阳就读，已经开始阅读家中收藏的《世界文学全集》、《近代戏剧全集》，对表现主义的作品深感兴趣。1940年，公房16岁中学毕业后，独自回国入东京成城高校，攻读理科。不久得了肺病，又回到沈阳的父母身边，疗养了一年。1942年春，再次回国复学。这时东京的战争气氛更加浓厚，学校加强军事训练，他十分嫌恶。面对时代的不安，他埋头研读尼采、雅斯贝斯、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和倾倒陀思妥耶夫斯基，涉猎了他的许多文学作品。
      1940年回日本升学。1943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医学系，喜爱搜集昆虫标本和醉心于里尔克的《形象诗集》。1944年10月，东京战局日趋紧张，全国总动员，全面征兵，他估计日本将败，便伪造诊断书，休学到了沈阳。日本无条件投降的1945年冬上，其父感染斑疹伤寒而亡故。他与作为作家的母亲被遣返回到故里北海道石狩川流域的祖父母家，然后自己只身上了东京。可以说，他幼少年时代从出生地。成长地、原籍地来回过着游移不定的生活。他自己也说，写自传开头总是无从下笔，因为他是个没有故乡的人。在他感情底部流动着对故乡的一种憎恶，也许他的文学思想是由于这种背景而来。
      安部在东京，继续学业，同时开始写诗，自费出版了《无名诗集》。战后初期他生活贫困，营养不良，半工半读，靠卖咸菜和煤球为生。但通过这段艰苦的生活和奋斗，培养了乐天而又孤独的性格，激发了他的文学创作热情，也给他提供了丰富的生活体验和文学素材。东大医学系毕业后弃医从文，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终道标>写就后，有的学者说“写出《终道标》的安部公房的出现，对战后文学来说，是划时代的事件”。可见他在日本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安部公房在战后走上文坛，就以超现实主义的手法，陆续发表小说《闯入者》、《梦的士兵》、《异端者的告发》等，很快成为战后最有影响的文学杂志《近代文学》的同人。他无固定职业，过着穷困的生活，为工厂职工组织文学小组而奔走，同时先后发表 了《墙--卡尔玛氏的犯罪》、《赤茧》，分别获得了芥川奖和战后文学奖，一举成名，正式登上文坛。
      在他的文学生涯中，写下了在日本现代文学史占有地位的《砂女》、《箱男》、《他人的脸》、《石眼》、《燃烧的地图》，以及短篇集《饥饿的皮肤》、《闯入者》等。此外，他还写了许多剧本和文艺评论，其中剧本《幽灵在这儿》、《夏本武扬》、《朋友们》分别获岸田演剧奖、艺术节奖和谷崎润一郎奖等。他的作品在欧洲有广泛的影响，《砂女》获法国的最优秀外国文学奖。

      4544.安部公房作品风格
      安部公房走上文坛的50年代，正是日本战后时代的终结。日本社会开始摆脱战后的混乱、贫困和战争的阴影，经济进入复苏与高速发展时期，社会相对稳定，但又面临新的矛盾和危机。这时期，日本存在主义作家将目光关注着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状况和人的存在的不合理现象，并表现出一种悲观与绝望的情绪，只相信自我的完善，而不相信民众的变革力量。他们虽也不乏对政治、社会的关心者，但大多陷入追求个人内心的不安和日常生活的矛盾中去。
      从此他就在作品中、努力打破共同体的束缚，在都市的孤独中，寻找和创造存在的新路。他的《砂女》描写一个昆虫学者在现实不断侵蚀自己的生活的威胁下，作出自己的选择，进入一个砂洞里，在不断地与侵蚀而来的砂搏斗中，绝望地发现了现实世界的一个新侧面。作者着力表现主人公与砂搏斗的精神运动，寓喻人在混乱的社会的孤独中，通过努力才能创造人的存在的客观条件，才会寻找到存在的可能性。《砂女》作为存在主义代表作。更具典型的意义。
      可以说，安部公房的作品大多是描写人与现代社会的疏远，陷入孤独和绝望的生活，于是设定奇异的幻想，比如设定在一个“物体”内，自在地转换形象和构建非现实的世界。来追求人的内在性。他的《墙——卡尔玛氏的犯罪》设定在“墙内”，《砂女》设定在““砂洞内”，暗喻了资本主义社会异化，人与人、人与社会互不沟通，处在一种绝对孤独的抽象世界里。
      安部公房无论是设定在“墙内”、“砂洞内”，还是设定在”箱内”、“茧内”，但这些都不是不可逾越的界限，相反地他窥视这些东西的内里，尽管内里黑暗也要探个究竟。一他在（墙》里就说：主人公撞上了“墙”，尽管他无法把目光从墙上移开，但他却被墙内的黑暗所吸引，盯住墙想把墙内看个仔细，它成为主人公采取行动的契机。
      安部公房在现实中发现了超现实，又努力捕捉超现实的现实。他塑造的人物无论变身、变形的形象是“茧人”、“墙人”还是“砂人”、“箱人”等．都作为构成现实的总体，构成“物”的世界与“实存”的世界，即外部的现实与内部的现实的双重异化。但他们虽然被双重地闭锁在现实的秩序和自我意识的内部，还是顽强地挣扎着表现自己的精神。所以说，安部的文学世界岂止没有脱离，而且深深而牢固地植根于日本的今日和明日的现实。在他的绝望内里，回响着希望之音。

      4545.电影《砂女》
      成就影响 1964年《电影旬报》年度最佳，20世纪日本百佳电影。同时，它也是塔尔科夫斯基最喜爱的十部电影之一。在这个充满隐喻感的故事里，摄影完美展现了荒漠、砂丘与人物的微妙关系，而配乐则不时地营造着诡秘、压抑的气氛。无尽的荒漠，幽闭的砂丘，背后隐藏着人性欲望的无穷张力。作品将存在的无奈和畏惧推向了一个艺术表现的高峰。那徒劳的西绪福斯式的反抗和最终无法逃逸的环境，莫不就是人类生存的终级象征。
      内容简介
      主人公，某学校教员仁木顺平，利用休假日外出采集昆虫标本，住宿砂穴民家。穴中只住有一位年轻女人。第二天“他”醒来发现，通往地面的绳梯已被人撤去，始知自己受了欺骗。这处砂的村落由那位把“他”引往砂穴中的“年长者”控制着。虽有粮水烟茶平均按时供给，却无行动自由。“他”几次劝导年轻的女人放弃这种无视自我存在的、为了苟活而终日挖砂不止的活动，却遭到女人绝念而平静的拒绝：不可能。在与女人的肉体生活中，“他“获得过短暂的快乐，但逃跑的心不死。然而几次行动都惨遭失败。后来在送已有身孕的女人去医院时，“他”得到了通往地上的绳梯，却已无心逃出。

      4546.安部公房社会评价
      据说，大江健三郎获奖后曾有如下表示：“如果安部公房先生健生，这个殊荣非他莫属，而不会是我。”这也许不完全是一番谦辞。作为战后随着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一道成长起来的作家，安部的创作仿佛是一代日本人的心灵史，那种由于物化现实而导致的人与环境、人与自身的“间离”感、“疏隔”感，充斥于他的作品；而作家对于这种现实，无论就思考的深度或表现手法的成熟而言，都直逼卡夫卡，如称之为“日本的卡夫卡”，我以为是不为过的。和卡夫卡一样，安部的作品风格冷峻，意念性很强，叙述偏于抽象。他从来都是撇开现实的外部，直接描写它的内在结构——比如说，他极少完全地描写人物的经历的事件，而是直接表现人物的存在状态，这使得我们很难看到故事的发生，很难寻求情节的演进，目光永远被引向人的处境，并思考这样的处境。 安部笔下的后工业社会空间，具有一种混凝土式的冰凉、坚硬、冷漠的基调，它是隔断、难以沟通的，大抵正如（他人的脸）所形容的那栋S公寓：“被那堵和蔼的墙壁严严遮挡着，以至于我一直处于彻底的孤独之中”。与此同时，他笔下又一再出现逃离的意象（如《野兽跑向故乡》、《砂女）、（箱男》）。不可逃离的坚硬坚实与反复的逃离冲动，构成了他作品中一个主要而奇怪的矛盾；其结果，人的摆脱混凝土般物化现实的努力，只能以钻进“纸箱”、“砂洞”、一空茧”，藏在“他人的脸”之后这一类方式而告终，虽然是对现实的某种摆脱和遗忘，实质上却不得不陷于更深刻的孤独。这些可惊讶的超现实的笔触，貌似荒谬，其实却是后工业社会中人们普遍的心理感受。在物的挤压之下，想要逃离而又无可逃离，渴念自我、渴念个性化空间而又惧怕孤独，诸如此类的两难境地，日益构成全球性的精神苦闷。

      4547.《性的人》赏析
      20世纪后半叶给文学冒险家留下的垦荒地只有性的领域了。《性的人》通过作为“性的人”青年J的同性恋、性滥交等反社会的行为，来体验人的存在的真实，人性存在的真实。还通过“我们的时代”的靖男在同情人的性快乐与无能的反复中，思考我们的时代日本青年不可能具有积极意义上的希望，同时在快感刚萌芽就立即枯萎，但并非由于生理上的因素，而是因为陷入“精神阳痿”的痛苦……

      4548.《性的人》作者
      大江健三郎（日本语：大江 健三郎／おおえ けんざぶろう oekizabulo，1935年1月31日－），日本当代著名存在主义作家。出生于日本四国偏僻的山村，在东京大学修读法国文学，1957年正式踏上文坛时便赢得了“学生作家”、“川端康成第二”等赞语。1994年10月13日获诺贝尔文学奖。

      4549.大江健三郎人物简介
      大江健三郎（日本语：大江 健三郎／おおえ けんざぶろうōe Kenzaburō?，1935年1月31日－），日本当代著名存在主义作家。出生于日本四国偏僻的山村，在东京大学修读法国文学，1957年正式踏上文坛时便赢得了“学生作家”、“川端康成第二”等赞语。
      1994年，他因作品中“存在着超越语言与文化的契机、崭新的见解、充满凝练形象的诗这种‘变异的现实主义’，让他回归自我主题的强烈迷恋消除了语言等障碍”而荣膺诺贝尔文学奖。但某些日本人得知大江获奖时相当惊讶、愤怒，他们认为“持续批评日本的态度”才是大江被瑞典学院青睐的原因。大江本人的解释是，他的获奖是“边缘（文学）对中心的胜利”（他认为从文化角度上看，日本应该被视为世界的边缘）。

      4550.大江健三郎人物生平
      出生与成长
      1935年1月31日，大江健三郎出生于日本四国岛的爱媛县喜多郡大濑村，在七兄弟中排行老三。 1941年入大濑国民学校就读，1944年丧父。战争结束后，大江健三郎于1947年进入战后设立的新制中学——大濑中学接受民主主义教育，并以同年5月颁布的新宪法作为自己的道德规范。1950年入县立内子高中，翌年转入县立松山东高中，在校期间编辑学生文艺杂志《掌上》。1953年高中毕业后大江健三郎赴东京，入补习学校做报考大学的准备。1954年考入东京大学文科，热衷于阅读加缪、萨特、福克纳和安部公房等人的作品。
      大学生涯
      1955年入东京大学法文专业，在渡边一夫教授的影响下开始阅读萨特的法文原作，并创作剧本《死人无口》和《野兽们的声音》。大江健三郎积极从事文学活动，于1957年5月在《东京大学新闻》上发表《奇妙的工作》并获该报“五月祭奖”。著名文艺评论家平野谦在《文艺、时评》上谈到该短篇小说时，认为这是一篇“具有现代意识的艺术作品”。在这一年里，大江健三郎还相继发表了习作《死者的奢华》、《人羊》和《他人的脚》等短篇小说，其中《死者的奢华》被荐为芥川奖候选作品，著名作家川端康成称赞该作品显现出作者“异常的才能”。自此，大江健三郎作为学生作家开始崭露头角。1958年又发表了《饲育》和《在看之前便跳》等短篇小说，其中《饲育》获得第39届芥川奖，使得这位学生作家得以与石原慎太郎、开高健和江藤淳等人齐名，同被视为文学新时期的象征和代表；而稍后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摘嫩菜打孩子》，则更是决定性地把他放在了新文学旗手的位置上。
      1959年3月，大江健三郎完成学业，从东京大学法文专业毕业，其毕业论文为《论萨特小说里的形象》。同年，作者接连发表了长篇小说《我们的时代》和随笔《我们的性的世界》等作品，开始从性意识的角度来观察人生，试图表现都市青年封闭的内心世界。当时，这种尝试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作者也受到了种种攻击性批评。1960年2月，大江健三郎与著名电影导演伊丹万作的长女伊丹缘结婚，积极参加“安保批判之会”和“青年日本之会”的活动，明确表示反对日本与美国缔结安全保障条约，并因此而与石原慎太郎和江藤淳等人严重对立。在这一年里，大江健三郎还发表了长篇小说《青年的污名》，虚构性自传体长篇小说《迟到的青年》也于9月开始在《新潮》杂志连载。这一时期的作品大多具有较浓厚的民主主义色彩，反映出作者对社会和人生的思索。
      代表作品
      1994年瑞典文学院以其作品《个人的体验》、《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授予大江健三郎诺贝尔文学奖 。《个人的体验》这部长篇小说以作者的亲身生活经验为基础写成。大江健三郎生有一残疾儿子，后去广岛搞社会调查，对原子弹造成的迫害深有感触。小说表现了现代人的孤独，以主人公下决心承担起抚育畸形儿的重任为终局。小说获日本第十一届新潮文学奖。《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写两兄弟回四国山村故园寻根，却发现这个山村仍陷于百年前（即万延元年）农民起义的影响中。作品在暴动、自杀、通奸、畸形儿诞生等互相交织的社会场面中，插入维新精神和战后精神，无论在思想上和文体上都堪称大江健三郎的创作高峰。小说获日本第三届谷崎润一郎奖。瑞典文学院宣布，日本文学家大江健三郎以“诗的力量创造了一个想象的世界，并在这个想象的世界中将生命和神话凝聚在一起，刻画了当代人的困惑和不安”，认为大江健三郎“深受以但丁、巴尔扎克、艾略特和萨特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影响”，“开拓了战后日本小说的新领域，并以撞击的手法，勾勒出当代人生百味”，因此决定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大江健三郎成为26年来，第二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
      这一时期作品中的民主主义思想并不是偶然和孤立的。据作家本人回忆，他12岁时正逢日本公布新宪法，他认为宪法中“主权在民，放弃战争”的内容对他的思想形成具有很大影响。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和日本政府大规模整肃共产党员的事件，使得这位15岁的少年为理想在现实中难以实现而感到苦闷。 1960年5月底，在日本国内反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的高潮中，这位已在日本文坛小有名气的战后派青年作家，参加了以野间宏为团长的第三次日本文学家代表团访问了中国。在中国进行访问的半个多月里，大江健三郎和代表团其他成员一起先后受到了毛泽东、陈毅、郭沫若和茅盾等人的接见，大江健三郎本人还在《世界文学》杂志发表特约文章，认为日本人民在反日美安全条约的斗争中“报答了中国人民的友谊，从而结成了永恒的友谊”，并且充满热情地写道：“我们日本人民向中国人民保证并发誓决不背叛你们，永远和你们保持友谊，从而恢复我们作为一个东方国家的日本人民的荣誉。”

      4551.大江健三郎创作历程
      大江健三郎的这些经历，很难不对他的创作生涯产生影响。早在1958年，这位东京大学法文专业的学生作家在以小说《饲育》获芥川奖后即对报界表示：“我毫不怀疑通过文学可以参与政治。就这一意义而言，我很清楚自己之所以选择文学的责任。”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在进一步谈及文学的责任时，这位作家认为：“所谓文学的责任，就是对20世纪所发生过的事和所做过的事进行总清算。关于奥斯威辛集中营、南京大屠杀、原子弹爆炸等对人类的文化和文明带来的影响，应给予明确的回答，并由此引导青年走向21世纪。”1961年，他以右翼少年刺杀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的事件为题材，写了《十七岁》和《政治少年之死》两部小说，通过对17岁少年沦为暗杀凶手的描写，揭露了天皇制的政治制度。《政治少年之死》在《文艺春秋》杂志发表后，大江健三郎立即遭到右翼势力的威胁，而《文艺春秋》杂志则未经作者本人同意，便刊登了道歉声明。自此，这篇小说再也未能收入到他的任何作品集里。
      对于大江健三郎的创作生涯来说，1963年是个非常重要的年头。在这一年里，他的长子大江光出世了。这原本应该是一件喜事，却给这位28岁的青年作家蒙上了厚厚的阴影——婴儿的头盖骨先天异常，脑组织外溢，虽经治疗免于夭折，却留下了无法治愈的后遗症。就在这一年的夏天，大江健三郎还去广岛参加了原子弹在广岛爆炸的有关调查，走访了许多爆炸中的幸存者。这两件与死亡相关联的事给这位作家带来了难以言喻的苦恼和极为强烈的震撼，使他把小的“死”（残疾病儿大江光的死的威胁）与大的“死”（全人类所面临的核武器爆炸的死的威胁）联系在一起，认为死亡的危险正经常性地显露出来。这种思考又使得作者在生活中不得不时时意识到死亡，并且将这种生活态度自觉不自觉地与自己的文学创作结合起来。
      诺贝尔文学奖获
      奖作品《个人的体验》（1964年），正是作者在这种苦闷之中创作的一部以自身经历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如同日本著名文学评论家平野谦所盛赞的那样，“在大江健三郎至今的所有作品里，这是最为出色的一部”。在这部发表后即获得新潮文学奖的作品中，当主人公鸟在面临脑残疾婴儿的生死抉择——或听从情妇劝告，借黑市堕胎医生之手埋掉病儿，或接受医院建议，为病儿施行脑疝气手术以拯救其生命——时，最终决定听从医生的建议。这也就意味着，自己要同将会留下严重脑残疾的儿子共度生涯，从而把个人的不幸升华为人类的不幸。同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另一部作品《万延元年的足球队》（1967年）也属于这一类表现残疾人题材的长篇小说。在这部被称之为现代传奇小说的作品中，白痴儿的父亲蜜三郎与从美国回来的弟弟鹰四，一起返回故乡四国的群山之间，卖掉了百年老屋并寻找这座老屋所象征的祖先的谱系。早在万延元年（1860年）的农民起义中，他们的曾祖父（身为村长的老屋主人）与其任义军首领的弟弟相互对抗，最后曾祖父杀死了纵火焚烧老屋的弟弟。为把村里年轻人组织起来同朝鲜人抗衡，鹰四用卖老屋的钱办起一支足球队，蜜三郎却通过此事从鹰四身上看到了曾祖父弟弟的暴力基因。
      在计划抢劫朝鲜人的超级市场失败后，鹰四承认了奸污白痴妹妹并在致其怀孕后逼迫她自杀的事实，随后自己也用猎枪自杀身亡。蜜三郎与妻子商定，要把白痴儿子接回来，并收养鹰四的孩子。在整部作品里，作者以故乡四国的群山、森林和山村为舞台，把虚构与现实、过去与现在、畸形儿、暴动、通奸、乱伦和自杀交织在一起，勾画出一幅幅离奇的画面，并借该作品表现出自己的焦虑：人类应如何走出那片象征着核时代的恐怖和不安的“森林”。与前一时期的作品相比，作者在1963年以后发表的作品大多以残疾人和核问题为主要题材，具有较浓厚的人道主义倾向。就其艺术特色而言，在更成熟地借鉴西方现代派文学技巧的同时，充分运用日本文学传统中的想象，把现实与虚构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还有《日常生活的冒险》（1964年）、《核时代的森林隐遁者》（1968年）、《洪水淹没我的灵魂》（1968年）等长篇小说。此外，大江健三郎在随笔和文学评论领域也非常活跃，著有《广岛日记》（1965年）、《作为同时代的人》（1973年）和《小说方法》（1978年）等作品和文论。

      4552.大江健三郎作品评价
      大江对传统文化十分执著和尊重，从本民族的土壤中充分汲取营养，很好地继承并大量使用了自《竹取物语》（859—877年间）延续下来的象征性技法和日本文学传统中的想象力。与此同时，这位战后成长起来的作家异常热情地借鉴外来文化，并在充分消化的基础上予以吸收，显现出一种“冲突·并存·融合”的文化模式，使得自己的创作活动不仅面向日本和东方，同时也面对世界和现代。在谈到授奖原因时，瑞典文学院认为，大江氏在其作品中“通过诗意的想象力，创造出一个把现实和神话紧密凝缩在一起的想象世界，描绘出了现代的芸芸众生相，给人们带来了冲击”。
      作者在把现实引入小说的同时，致力于非现实性的虚构（即日本文学传统中的玄虚），两者之间既截然分明，又随意重叠，而将这两者巧妙结合起来的，则是大江氏从日本文学传统中继承下来、又具有浓郁个人特色的象征性表现手法（即日本文学传统中的幽玄）。在这个独特、丰富的想象世界里，出生于森林之中的大江氏似乎对森林情有独钟，在诸多以森林为舞台的小说中，大量导入日本文学传统中的想象力和日本神话的象征性，意在把现实中的神话意义剥离出来，好像在有意印证英国诗人布莱克的论点——出自森林的是生命，回归森林的则是完成了的死亡。其实，这是作者在人为地拉开与现实之间的距离，用虚构这一形式来表现和渲染潜于表层之下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