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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老顽童宋晓华 于 2014-11-27 15:04 编辑
4473.“流浪”作为生存形式与精神形式
将这类作品称之为“流浪文学”,是因为它们提供了“真正的流浪者”形象。“真正的流浪者”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不仅人物的形体(身)在流浪——远离祖国和家人、身处异邦,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精神(心)在流浪——特定的生活道路和生存环境改变了他们,使他们既不容于异国,又很难与祖国完全认同,于是精神失去了归依。这样,“流浪”不仅成为他们的生存形式,而且成为他们的精神形式,他们是形体与精神(身与心)的双重流浪者。典型地体现这种双重流浪特征的人物形象是《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中的牟天磊。天磊从台湾去美国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并在大学里谋得教职,生活富裕、有保障,但他认为中国人不可能在美国安家落户,“参加美国人的宴会,或是和几个美国朋友一起玩,他总觉得他自己是陌生人、局外人,不属于他们的国家、他们的团体以及他们的欢笑的圈外人”。因此,他思念台湾,盼望回到那个属于自己的地方去。但真的回到台湾的时候,他仍然觉得自己是“站在漩涡之外的陌生客”。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常常使他感到不适应,他甚至起了回美国的念头。因此他自称“没有根的一代”。“没有根”——这个词揭示的正是他的精神特征。无独有偶,牟天磊深刻体验到的这种孤独感与放逐感同样被聂华苓和曹桂林小说中的人物深刻地体验着。聂华苓《桑青与桃红》中的桑青,历尽磨难到了美国,成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受到美国移民局官员的调查。在被问及出生地时,她的回答是:“我是开天辟地在山谷里生出来的。……我到哪儿都是个外乡人”。被捕后将要被递解出境时,美国移民局官员问她将要去哪里,她的回答却是:“不知道”。这种回答揭示的也是桑青精神主体的流浪特征和茫然无路的绝望情绪。《北京人在纽约》中的中国移民们,同样清醒而又悲哀地意识到自身的两难处境:“既做不了美国人,又不再是中国人”。
这类人物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品中独有的、具有“类型性”的人物形象。他们不同于美国海明威之类“失落的一代”(“失落的一代”是主动与传统道德绝缘、自甘堕落,以反抗美国的商业文明),不同于俄国文学中的“多余的人”(“多余的人”是徒有改造社会的热情但屈服于黑暗现实、脱离人民从而幻想破灭、自甘沉沦的贵族知识分子),也不同于“五四”文学中的“零余者”(“零余者”是因为觉醒之后与愚昧的社会不相容而痛苦、困感乃至绝望的知识分子)。正是这种具有双重流浪特征的人物形象,决定着“流浪文学”的独特品格。
结合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方文学来看,“流浪文学”确实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特有的文学现象。中国古典文学中并不缺少取材于流落他乡者生活的作品。仅就唐诗而言,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中所谓的“宦遊人”、孟郊《遊子吟》中所谓的“遊子”、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中的“征人”,都可以看作“流浪者”。但是,他们作为“流浪者”与流浪文学中的“流浪者”并不是一回事,因为他们只是“身”在流浪,而“心”并未流浪,故乡仍然像一个美丽的“精神家园”,像一个温馨的梦,召唤着他们,抚慰他们寂寞孤独的心灵。因此才有“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不知何处吹羌管,一夜征人尽望乡”这种虽然凄凉但却还痴迷的情调,才有“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鬃毛衰”一诗中那种淡淡的惆怅掩饰不住的欣慰和归属感。这类作品也许可以称为“遊子文学”,但称不上“流浪文学”。其中的痴迷、欣慰和归属感在流浪文学作品中很难发现。西方曾经有过所谓的“流亡文学”——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经惊诧主流》中把十九世纪初叶法国作家(包括少数其他国籍的作家)的创作称之为“流亡文学”,但实际上,对于那些作家来说,“流亡”只是他们逃避专制政府、获取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一种生存方式,“流亡”这种生存方式本身并没有作为题材或主题进入作品。夏多布里安的《阿达拉》与斯塔尔夫人的《苔尔芬》作为“流亡文学”的主要作品,表现的都是与“流亡”无关的内容。在勃兰兑斯这里,“流亡”一词描述的是作家的生存状态,而非作品中人物的生存状态。尽管他认为“正是这些流亡的知识分子对整个法国传播了有关别国特点和文化的知识。如果要给这时期的文学活动一个总的名称,恐怕没有什么比‘流亡文学’更适合的了。”但仅仅从作家的生存状态出发来给某类文学作品命名,显然有损于文学分类的逻辑性与科学性。文学的本质并不等同于作家的生存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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