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小常识

      4428.宁静的史铁生
      蒋子丹
      史铁生是经常能给我们以惊异的那种作家。也许因为他特殊的身体状况给了他人所不及的感悟力。
      史铁生的出语惊人并不表现为壮怀激烈与慷慨陈词，他总是很平静甚至很低调地写一些平实的文字，然后让你大吃一惊。这有点像有人用近乎耳语的声音，宣布与大伙性命相关的消息，并不因为其音量小而被忽视。比如，他在《我与地坛》里对我们说：“死是一件无须乎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了的事，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史铁生的苦难是显而易见的，不仅因为他有一具残疾的身体，更因为他有一个聪慧过人的大脑。这么多年了，他在轮椅上年复一年地沉思默想，度过绝望而狂躁的青年时光，也成熟了他中年的深厚思想。思想本来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一切思想必定是忧郁的，何况如史铁生这样，从第一天得知自己将永远不能再站立起来的时候起，就一刻也不能停顿地冥思苦想着的人。这时候，我们忘了，在人的生命活动中，惟沉思的时刻，才是敏锐、富有，也是最强大的时刻。这大约是我们每个人都能体验到的，只是由于肢体的完整，由于行动的灵便，由于俗务的纠缠，更由于欲望的循循善诱，沉思的机会于我们正变得越来越稀少。史铁生不然，他有的是机会让自己强大，尽管他被迫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惟其强大，才可能这样平实地谈论死亡，既不夸张对它的向往，也不回避它的到来，就像一个操心家务的农夫，安排惊蛰开犁清明下种的农事，也预告秋季的收成一样寻常。
      史铁生当然算得上是经历过绝境了，绝境从来是这样，要么把人彻底击垮，要么使人归于宁静。
      宁静是一种规格很高的品质。庄子说：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意思是要对一个人作出判断，观其动不如视其静。自古以来，心如止水、宠辱不惊、以不变应万变等等说法，都表现了对宁静心态的某种崇敬。

      4429.史铁生个人荣誉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奶奶的星星》分获1983、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电影剧本：《死神与少女》以其对人生价值的探索于1989年获保加利亚第十三届瓦尔纳国际红十字会与健康电影节荣誉奖； 《多梦时节》以其新颖的视角获第九届金鸡奖最佳儿童片奖，广电部1988年优秀影片奖，第三届儿童电影童牛奖艺术追求特别奖
      1996年11月，史铁生的短篇小说《老屋小记》获得浙江《东海》文学月刊“三十万东海文学巨奖”金奖（五万元），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2002年，史铁生荣获华语文学传播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同年，《病隙碎笔》（之六）获首届“老舍散文奖”一等奖。

      4430.史铁生社会评价
      史铁生是当代中国最令人敬佩的作家之一。他的写作与他的生命完全同构在了一起，在自己的“写作之夜”，史铁生用残缺的身体，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他体验到的是生命的苦难，表达出的却是存在的明朗和欢乐，他睿智的言辞，照亮的反而是我们日益幽暗的内心。
      他的《病隙碎笔》作为2002年度中国文学最为重要的收获，一如既往地思考着生与死、残缺与爱情、苦难与信仰、写作与艺术等重大问题，并解答了“我”如何在场、如何活出意义来这些普遍性的精神难题。当多数作家在消费主义时代里放弃面对人的基本状况时，史铁生却居住在自己的内心，仍旧苦苦追索人之为人的价值和光辉，仍旧坚定地向存在的荒凉地带进发，坚定地与未明事物作斗争，这种勇气和执着，深深地唤起了我们对自身所处境遇的警醒和关怀。
      史铁生肉体残疾的切身体验，使他的部分小说写到伤残者的生活困境和精神困境。但他超越了伤残者对命运的哀怜和自叹，由此上升为对普遍性生存，特别是精神“伤残”现象的关切。和另外的小说家不同，他并无对民族、地域的感性生活特征的执著，他把写作当作个人精神历程的叙述和探索。“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炼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计”（史铁生《我与地坛》）。这种对于“残疾人”（在史铁生看来，所有的人都是残疾的，有缺陷的）的生存的持续关注，使他的散文有着浓重的哲理意味。他的叙述由于有着亲历的体验而贯穿一种温情、然而宿命的感伤；但又有对于荒诞和宿命的抗争。《命若琴弦》就是一个抗争荒诞以获取生存意义的寓言故事。

老顽童宋晓华 发表于 2014-11-23 06:50
4430.史铁生社会评价
      史铁生是当代中国最令人敬佩的作家之一。他的写作与他的生命完全同构在了 ...

拜读，欣赏，学习你的佳作！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学习到老，活到老！向老顽童学习了！祝你永远健康快乐！

秋兰 发表于 2014-11-23 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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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知青战友的鼓励，祝秋兰健康快乐！

秋兰 发表于 2014-11-23 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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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31.当代文学作品推荐《古船》
     《古船》以胶东小镇洼狸镇自土改至改革开放40余年的历史作背景，讲述了隋、赵、李三个家族之间的恩怨情仇，真实地再现了那个特殊年代里人性的扭曲与异化以及在改革大潮的冲击下那片土地的变迁。
      作品通过家庭的沧桑抒写了灵魂的困境与挣扎，以一个古镇的历史折射了整个中国的历史进程，是“民族心史的一块厚重碑石”。

      4432.《古船》创作背景
      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文坛上兴起了一股“文化寻根”的热潮，作家们开始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他们的创作被称为“寻根文学”。文化寻根意识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在文学上美学意义上对民族文化资料的重新认识和阐释，发掘其积极向上的文化内核；第二，以现代人感受世界的方式去领略古代文化遗风，寻找激发生命能量的源泉；第三，对当代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的丑陋的文化因素的继续批判，如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的深入挖掘。但这些方面并非绝对分开，许多作品是综合表达了“寻根”的意义。综合来看，“寻根派”的文学主张是希望能立足于我国自己的民族土壤中，挖掘分析国民的劣质，发扬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成分，从文化背景来把握我们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理想、价值标准，努力创造出具有真正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文学。虽然打出了“文化寻根”的旗号，但对于什么是“文化”，这些寻根作家们却莫衷一是。大多数作家选取了自己最为熟悉的某个地域做为切入文化层面的基点。而张炜，则选择了自己所熟悉的农村为背景，进行了一次乡野文化寻根之旅。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每一次社会变化的时期同时也是人的思想变迁、保守与疑虑迸发的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一次社会转型或动荡都会引起知识分子新的精神觉醒和价值重铸。正如雅斯贝尔斯所描绘的“一战”后人们的精神状态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仅欧洲到了日薄西山之时。而且地球上的一切文化均处于在暮霭沉沉之中，人类的末日，任何一个民族和任何一个人均不能逃脱的一次重新铸造——不论是毁灭也罢，新生也罢——都已经被人们预感到了”，处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同样面临社会改革的震荡——当然，这种震荡主要指的是文化和精神方面。当社会的中心价值和标准已经解体，面对“无名”的时代，很多人不可避免地陷入到无可自拔的虚无与苦痛中去。作为文化精英的知识分子，尤其比其他人有切入肌肤的痛感。他们或固守传统以求灵魂的安妥，或以新的勇气寻求新的信仰和价值，或以绝望的心态去哀叹魂灵之死。
      随着社会转型时期的到来，在社会生活中充满了荒诞，惟利是图、道德沦丧的情况愈演愈烈，人的各种物欲在经济发展的历史前提下越来越肆虐，人的价值追求和理想信仰变得淡漠而陌生，普遍意义上的精神危机日益凸现——对于深受中国民间传统精神浸润的张炜来说，这对他心目中的道德原则构成的巨大冲击是不言而喻且长久地挥之不去的。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儒家文化的民本思想至今仍为理想价值，主要表现在对当权者、对民众不同态度的两方面现实意义。面对广大平民百姓的生存状态，山东作家群的思想共通性是传统文化中‘泛爱众’的合理内核”，对新的理想的塑造与坚持，是张炜作品中的重要主题，而这种主题是在追求民间文化中蕴涵的积极的传统理想而得以实现的。张炜深受民间文化的熏陶，他的这种道德精神尤其深厚，也因此他对时代主题的变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诸多困惑感受更为敏锐，他曾这样表述自己的愤怒：“历史，将一些常年辛劳众受到严重磨损的极度衰弱者，将一些由于某种原因而养得强健肥壮的人，一同推到了今天的起跑线上。但是——如果那些强健肥壮的人进而在跑道上向本来就衰弱无力的人挥拳动手，甚至是坐上车子让他们去拉，那就让人愤怒了”。正是这种衍生于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巨大的落差，促使张炜将他的精神建构放在了传统理想这一催生价值、信念的广阔空间。

      4433.《古船》写作特色
      倾诉性：“倾诉”展现了抱朴充满矛盾冲突的复杂的内心世界：家族和自我的忏悔与审判、文化的传承与走向、个体家族的兴衰与世界历史的发展、道德的自我约束与本能的欲望、朴素的善恶观念与崇高的个人信仰、科技主义的兴起与全球化的浪潮……可以说，正是通过“倾诉”，抱朴的“思想者”形象至此方得圆满，思想有了依托，有了内容，亦有了深度。正因为此，人物形象才得以丰满生动。《古船》共计二十七章，第十六、十七章的“倾诉”处于全书中部，对于抱朴人物形象的塑造恰起了承前启后之作用。正是通过这样庞大的“倾诉”，抱朴的内心世界得以展现，许多令人不解的行为也有了合理性解释。无论从情节架构还是人物塑造上来说，“倾诉”都是《古船》中不可或缺的篇章，同时也是《古船》中最精彩的篇章。由此可见张炜从一开始就对“倾诉”的倚重。
      事实上《古船》并非早期“倾诉”文本的唯一案例。与《古船》写作时间相应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倾诉”的发生期。之所以称为“发生期”，是因为此时期“倾诉”仅仅在张炜作品中露出端倪，还不是特别强大。大段的倾泻式的对话开始在文本中出现，“倾诉”对象已基本设定，具有类的特征（后文将详细论述），但“倾诉”还多由于对话形式而依附于人物和故事情节，尚不具备独立性。《古船》中的十六、十七章，全是抱朴对见素的倾诉。但这样的倾诉必须联系前后文，不能独立成篇。
     《古船》既不太注重形式的别致，也不愿以特别好看的故事哗众取宠，很本色，很真，追求的只是心灵的表达，是力求清晰的陈述和思辨，是恳切的诉说，是忘情的自吟。在张炜的写作中，这一切常常到了固执的、无暇他顾的程度，所以在许多人看来，就有些不可理喻。

      4434.《古船》思想价值
      当代文学在1985年前后开始自觉地以文化视角对人的生存状态作理性的审视。这一视角的确立，使文学呈现出一种强烈的整体意识和民族（地域）意识。作品的历史纵深感强化，对各种文化的特殊性的认识也较以往的阶级学、社会学的表现更贴近人的深层内容。在民族因袭负荷被指出之后，新时期之初特有的那种意识到人性尊严的觉醒和精神独立的乐观情绪，便被忧郁、严峻的神色所取代。作家们不无担忧地发现：摆脱根深蒂固的文化羁绊，要比根治政策环境、经济环境的变化艰难得多。对这种共识的表述各异，张炜的《古船》是当时较重要的作品之一。中国知识分子自鲁迅起就已掘出民族痼疾的根源所在，而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再次证明：在历史长河中，知识分子的呼声往往是那么的一相情愿，无助无奈，也于世无补。
      反映改革时期，却是从历史、文化与人性的角度与深度同时推进：一个仅有二十多岁的青年作者，一个有沉重的道德感，忧患意识和理想主义色彩的作家，在《古船》中，以对历史血腥的真实还原与对现实苦难的直面相结合，在主人公抱朴的最终抉择中寓含了自己的期望：改革时期的民族文化人格亟待整合，民族发展要想避免重蹈覆辙，民族要振兴，必须作出新的文化选择。
     《古船》以胶东小镇洼狸镇自土改至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历史作背景，展开了镇上隋、赵、李三家族间的恩怨。这是一段刚刚逝去的历史，带着几千年的深刻印痕，与现实紧紧交织。这段历史中，三家族间的恩怨与历次政治运动相互纠葛：老隋、老赵、老李家人们的命运浮浮沉沉，仁厚的、刚毅的、怨毒的、痴狂的、伪善的、怪诞的灵魂不断地轮回和重现。而其中，作者最想凸出的，是历史进程中两股相互盘结较量的力：一股能够顺应和推动历史与人类的脚步，另一股则会死死地拽住历史的行进步伐。历史在这种盘结中艰难行进，有时会停滞，也有时甚至会反复，会出现历史洄流，这才是作者真正为民族忧虑的。那又是一段荒诞的历史。与人类自由要求的悖反，是这荒诞的根源：为着改变农民命运的土地革命，在这儿被简化成了报复和杀戮；对剥削阶级特权的剥夺，被改造成了对个体生命的剥夺；从“文革”中的夺权、绝食、致敬电，一直到洼狸镇的承包大会，历史不断地上演着荒诞戏。人类最基本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都失去了保障，饥饿、寒冷、杀戮、冷酷吞噬着人们的生命。理性的丧失带来兽性的膨胀，洼狸镇上血流成河。对历史的拷问中，作者直逼人性深处的扭曲与异化。那段历史同样充满了耻辱与苦难。人的尊严遭到肆无忌惮的践踏，隋家三兄妹苦难挣扎的焦灼沉重得令人窒息。现实承载着历史的重负，死人紧紧地拖曳着活人，《古船》中每一声沉重的叹息、痛苦的呐喊都扣击着人们的心弦。把笔触探及作为传统文化心理的母体与原型的农民文化意识、农村人际结构的深层，张炜的思考已提升到人类文化意识的哲学高度。
     《古船》之所以震撼人心，关键在于它毫不讳饰地、充满道德义愤地拷问着历史，拷问着苦难、拷问着人性。对于极左路线、封建糟粕是怎样地与人性恶结合，干扰着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土改复查中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的冲突、流血，张炜不惮于作真实的揭示。赵炳形象当代形态上的典型意义因而生成。当代农村，封建阶级已被消灭，旧的所有制形式已不存在，它们会不会死灰复燃？还有没有有继承人？会不会借其他面目继续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还会不会有赵炳第二，赵炳第三？鬼影似的二槐——赵多多第二，不是已经开始作恶了吗？洼狸人什么时候才能不迷信那些貌似权威的东西？压在民族身上的历史因袭何时能够摆脱？走向未来的坚实的起点在哪里？追问中，《古船》沉郁厚重因而产生。
      胶东改革开放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日里夜里牵扯着一个胶东青年的心灵，基于深切的关注产生的思考不能不深刻，贯穿其中的故土情怀也不可能不强烈。《古船》中所描写的粉丝大厂，在胶东半岛上的招远、，作者的故乡龙口及莱阳几乎每个镇子上都有一两处。它们每年为当地经济创造的效益使之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之一。而每一个粉丝厂都有一片白沙地上，竖立着一排排的木桩，木桩之间的铁丝上晾晒的雪白粉丝在阳光下白得耀眼，晾粉女工穿梭在木桩间，愉快的歌声感染着过往的行人。粉坊万一发生倒缸，全村都会慌乱。《古船》中的晒粉场位于海边，蓝天碧海白沙，一排排白亮亮的粉丝与蓝天上的白云有何不同？真正是作者记忆中美丽的故乡的写生画。地域色彩也成为《古船》的一个鲜明特征。这一切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的生活图景的真实再现，及小说中对粉丝产业对当地人们的意义的充分书写，源于张炜对故乡人民的深切真情，对故土风情的真切了解。而《古船》也因而成为作者最具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八十年代经典的现实主义作品。
      与前期短篇小说相比，《古船》沉郁厚重，冷静的理性叙述与剖析代替了单纯的诗性发言，而又少有后来创作中的长篇心灵倾诉的说教嫌疑，所以，《古船》一直以来被许多评论认为是张炜最好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