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小常识

      4418.戴厚英成名作品
     许多人对戴厚英的了解是从她的两本书《人啊，人！》和《诗人之死》开始的。1964年，有一天戴厚英在马路上碰到一位熟人，熟人的身边站着一位高大英俊的中年汉子，那个汉子就是诗人闻捷，戴厚英和闻捷就这样认识了。不久，戴厚英和闻捷相恋并订婚了。后来，闻捷因为历史问题接受“文革领导小组”的“第四把手”戴厚英的审查。正因为这样的“跨阶级”恋爱，闻捷不久就自杀了。闻捷的死对于戴厚英的打击之大可想而知，《人啊，人！》和《诗人之死》因此成文。
      两本著作
      许多人对戴厚英的了解是从她的两本书《人啊，人！》和《诗人之死》开始的。1964年，有一天戴厚英在马路上碰到一位熟人，熟人的身边站着一位高大英俊的中年汉子，那个汉子就是诗人闻捷，戴厚英和闻捷就这样认识了。不久，戴厚英和闻捷相恋并订婚了。后来，闻捷因为历史问题接受“文革领导小组”的“第四把手”戴厚英的审查。正因为这样的“跨阶级”恋爱，闻捷不久就自杀了。闻捷的死对于戴厚英的打击之大可想而知，《人啊，人！》和《诗人之死》因此成文。

      4419.戴厚英人物回忆
      戴厚英性格刚强，而且对待一切事物都观点明确，有时甚至难免走极端。不怕，因为她一旦醒悟后，就绝不文过饰非，而且会坦诚地纠正自己。例如在人道主义问题上，她极左过，而且出于真诚。但当她认识自己的失误时，她有勇气并且毫不犹豫地公开否定自己，从而在八十年代初写出了影响深远的《人啊，人！》。
      说起戴厚英，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她在自我认识上的坦率。她在批评旁人时不留情面，她对自己也更是这样。
      戴厚英是一个诚实的人。她对旁人认真，对自己也丁是丁，卯是卯，绝不马虎。这说来容易，实践起来却很难。恰如其分地批评旁人不易，准确的自我批评难度更大。
      论年龄，我和厚英是隔代人。我们之间可说是忘年交。1949-1979年间，神州大地接连发生几次大折腾，把人心都搞乱了。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她才只有十一岁。厚英基本上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她积极向上，敢打敢冲，因而在动荡的年月里，也做过日后反悔的事。问题不在于她那个时期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而在于她的动机：她是出于真诚。后来她在认识上起了变化，那也是反思的结果。
      前年八月她在家中惨遭杀害一事，在国内外曾引起强烈反响。这样卓越的作家，竟死于一个愚昧凶残的歹徒之手，这真是难以想象的。
      厚英住在上海，心却总依恋着生她养她的安徽。她多次为家乡赈灾而解囊，且计划退休后回乡去振兴教育，济老扶贫。她总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厚英为人光明磊落，性格直爽坦率，是非分明，作品富有强烈的使命感，1987年初，我和洁若曾在香港与她同看改编成话剧、用粤语演出的《人啊，人！》。我一面听着男主角讴歌人道主义思想的大段独白，一面对作者敢于探讨人性，呼唤人性的胆量由衷地感到钦佩。
      厚英是位深深地扎根于家乡的乡土作家。她具有丰富的人生经历，深厚的文学理论根底和旺盛的创作力。如假以天年，本可大有作为。不幸竟遭到这样的惨死。这是当代中国文学史上的巨大损失！
      感谢安徽文艺出版社及时印出这八卷厚英的遗作。这里是淮河女儿戴厚英毕生的爱与恨，她的信念与期望。厚英的鲜明形象必将永远留在千千万万读者的心中。

      4420.戴厚英小说曾受批判
     “文化大革命”后，戴厚英以自己的生活为素材，写出了《诗人之死》。上海文艺出版社决定出版。上海某些人闻讯，视为猛兽———因为闻捷之死与那些人有关。此书停了下来。不久，上海文艺出版社还是决定转印，打了纸型。这时，上海某人又借用夏衍之口，压此书。终于此书无法在上海印，转到福建人民出版社，上海又派人追到福建。关键时刻，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给予支持，使此书问世。上海新华书店原订六万册。印成后，受到某些人干涉，上海退书，一本也不让进。后来，总算进了一点点。有人看了，说：“写一个专案组长跟专案对象的恋爱？！”
     《人啊，人！》出版之后，戴受到了“密集性”的“批判”。她知道原因何在。可是，声势浩大的“批判”，反而使这本书一下子引起注意。美国出了烫金精装本，香港出了两种版本，法国出了译本，日本、联邦德国也在翻译出版……可是，她不仅得不到版税，连样书也没拿到。
      戴厚英还告诉我，外国出版社编辑来沪，要求会见作者。复旦大学党委请示上海市委宣传部，未予同意。德国波恩大学马丁教授求见，也遭拒绝。里根总统访问复旦大学时，复旦大学有关的接待文件上，专为戴厚英写了一条：“如果外国记者问起戴厚英，就说不知道。”
      上海某人要把戴打成“三种人”。戴说，那人明明知道她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属“三种人”，为什么强往这上面套？据说，上海市委一位书记在一次会议上，曾提及戴是“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市委写作组成员”。戴说，这显然不符合事实。
      戴说，对《人啊，人！》的“批判”，是她一生中蒙受的第二次打击。
      打击，反而磨炼了她。她说，一旦看透了，反而很冷静。她无心于功名利禄，唯一的追求就是要在文学上有所建树。迄今她还不是中国作协会员。但是，她说，她在读者中的广泛影响，已无愧于是一位中国作家。最近，中国作协要她写申请。她说，她不写。她不愿打着白旗进入中国作协。

      4421.戴厚英的“任性斋”
      上世纪80年代，因为探讨人性、人道主义的长篇小说《人啊，人！》，而蜚声文坛的已故女作家戴厚英在沪上复旦大学居所的书斋，有一个很新奇的名称：“任性斋”。虽然它的布置风格非常传统，可以说与“时代潮流”颇不协调——既没有什么豪华摆设，也不见值钱的古玩艺术品。房间内放着满满的四个书橱，一张宽大的写字台，一只老式的三人沙发。也许，只有那部当时尚不多见的台式电脑，彰显着主人公思想状态的“先锋”与“前卫”。为什么给书斋取这样的名称呢？戴厚英说：自己“原本是性情中人，生活在性情之中，颜色、式样对我都是毫不重要的外壳，不值得注重的。”有一位爱好书法的青年朋友，专门为她的斋名书写了匾额，白纸、黑字、木框，质朴而大气。戴厚英在闲暇时刻，仔细品味那雄浑厚拙的字形，确乎能感到不随外界风雨飘摇、锈蚀之性情的魅力——丰富、深邃、坚韧，生机勃勃。进而联想到，只要怀抱这样的性情，世界上什么样的苦酒、辣酒不敢开怀畅饮？什么样的孤独寂寞不能甘之如饴？但时间久了，她还是感觉，那三个字写得有些过于庄重和沉重了。特别是那个“斋”字，右边一竖直直地伸下来，墨迹似乎被厚厚的泥土掩埋了。如此站久了，岂不太累？戴厚英想，应该让它轻松、休息下来。于是，到黄山旅游买回的五只陶猴派上了用场。戴厚英虽然属相是虎，但她对猴子却一直情有独钟，她认为，猴上下攀缘所依附的，无非树木山峦，不贵不贱，却披戴着常青的枝叶，吸取山峦的灵气。它没有雄踞山头的威严，却享受嬉笑揶揄的情趣。何况，“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小小美猴王，也敢于置豺狼虎豹的威胁于不顾，幻想自成一统，自由自在。虽不免成为大人们的笑柄，但终究算得上一种迷人的艺术境界。想到就做，她叮叮当当一阵敲打，五只猴子便跳到墙上“任性斋”匾额的旁边，有的打拳，有的踢腿，嬉笑打闹，似乎已经帮助那个“斋”字拔出了沉重的腿脚。平实的书房顿时变得灵动活泼起来。

      4422.当代文学作品推荐《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遥远的清平湾，读了令人感到，清平湾并不遥远，它就在作者的心里，在读者的眼前。那一道道的黄土高坡，那一群群慢慢行进的牛群，那一孔孔窑洞中住着的婆姨娃娃，那整天唱个不停的破老汉，都让人觉得那么亲近，甚至嗅到了那里的黄土味。破老汉是个为新中国的建立出过力的人，他曾跟着队伍一直打到广州，若不是恋着家乡的窑洞，他就不是现在这个拿一根树枝赶着牛，走一路唱一路的破老汉了，也不会让他的留小儿吃不上白肉，穿不上绒袄了。这些当年老革命根据地的乡亲们仍过着穷日子，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一股劲儿吃白馍馍了。老汉儿家、老婆儿家都睡一口好棺材。”留小儿羡慕城里人啥时想吃肉就吃，不明白为什么北京人不爱吃白肉。太多的太多都令现下青年费解···佩服当时放弃城里无忧虑的生活，争先的到荒芜的农村。肚子填不饱却不停的自由回荡的民歌。读《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总是不知不觉地被那字里行间的脉脉温情而深深打动，也常常勾起我童年时农村生活的美好回忆；偶尔能会心一笑，偶尔也忍不住要流出泪水,直到读完它，合上书页，它才像一杯悠远的苦味茶一样：喝的过程里是淡淡的苦涩，回味的过程里是丝丝的甜味，尽管茶水已尽，却余味无穷。不知道究竟该不该埋怨上帝的不公平，陕北黄土高原上的清平湾，没有几棵树，没有多少野物生灵，有的却是受不完的苦，唱不完的愁。一股劲儿地吃上白馍馍，老汉儿家、老婆儿家都睡上一口好棺材，这都是一个遥远的梦。信天游里唱着的是“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受苦人过得好光景”，而穷山穷水，这好光景永远也只能是受苦人的一种盼望。然而，受苦的也不仅仅是受苦人，同样受苦的，还有那些为这片黄土地竭力耕耘、默默奉献，争着抢着添地上渗出的盐碱的可怜可敬的老牛。清平湾是苦的，穷的，回味清平湾，回味的也就是对苦涩的感觉。清平湾却又是可爱的，是温情的，是甜美的。在这个偏远的穷困的陕北农村，没有大城市的繁华，也没有大城市的冷漠，却有着对苦难的坚忍的承受，对生命的顽强的追求，对生活的淳朴的向往，以及赤诚动人的美好的人性温情。白老汉对“我”处处关照，对揽工人儿和瞎子说书人同情帮助，对留小儿爷孙情深，甚至对老黑牛也心怀感恩。受苦人虽苦，受苦人却能够乐观地面对这苦难，甚至顾不了自己的苦难也要帮人。人性是美好的，这美好的人性在苦难中散发出人性的善和美，让这苦涩也变淡了，让这苦涩也充满了丝丝甜美。清平湾是一处苦地，然而清平湾也有着自己的纯美，有着自己的温情，有着自己的顽强。这里的人是纯美的，留小儿攒积着自己对北京的憧憬，老黑牛奉献着对牛不老的慈爱，崖上的野鸡，春天的燕儿，还有这片深厚的黄土地，这条流淌着的清平河，都有着自己的生命，都让清平湾不仅被穷苦充满，也被这顽强的生命充满，被这美好的人性，淳朴的温情所充满。清平湾继续着生命的顽强，人性的美好，红犍牛老了，白老汉也还唱着那歌，但“我”的清平湾却离我越来越远了。遥远的“清平湾”，永远在十年之前，永远在我们的心里，永远，是一杯悠远的苦味茶，苦涩中含着淡淡的甜味，悠远，悠远……

4423.《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作者
      史铁生，中国著名小说家，散文家。曾任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驻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残疾人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职称。
      史铁生生前数十年与疾病顽强抗争，在病榻上创作出了大量优秀的、广为人知的文学作品。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说集《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礼拜日》《舞台效果》《命若琴弦》等，散文集《病隙碎笔》《我与地坛》等，长篇小说《务虚笔记》等。曾先后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鲁迅文学奖以及多种全国文学刊物奖，一些作品被译成英、法、日等文字，单篇或结集在海外出版。

      4424.史铁生生平经历
      史铁生，1951年1月4日出生于北京，河北涿县（今涿州市）人，是中国电影编剧，著名小说家，文学家。生前曾任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驻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残疾人作家协会副主席。1958年入北京东城区王大人胡同小学读书，1967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1969年到陕西延川插队落户。1972年回北京，1974—1981年在北京新桥街道工厂做工，后因瘫痪而停薪留职，回家养病。
      1979年发表第一篇小说《法学教授及其夫人》，以后陆续发表中、短篇小说多篇，1983年他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从1986年起，即为北京作家协会合同制作家，后为北京作家协会驻会作家，一级作家职称。1996年11月，短篇小说《老屋小记》获得《东海》文学月刊“三十万东海文学巨奖”金奖。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奶奶的星星》分获1983、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作品风格清新，温馨，富有哲理和幽默感，在表现方法上追求现实主义和象征手法的结合，在真实反映生活的基础上注意吸收现代小说的表现技巧，从成名作《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到《插队的故事》，作品从内容到形式技巧都显出异乎寻常平淡而拙朴，属意蕴深沉的“散文化”作品。
      另外，他还创作了电影剧本《多梦时节》《与人合作》、《死神与少女》等，《死神与少女》属于一种新的电影类型——诗电影，这为电影类型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这两部影片都由林洪洞执导，《多梦时节》以其新颖的视角获第九届金鸡奖最佳儿童片奖，广电部1988年优秀影片奖，第三届儿童电影童牛奖艺术追求特别奖，《死神与少女》以其对人生价值的探索于1989年获保加利亚第十三届瓦尔纳国际红十字会与健康电影节荣誉奖。　
      史铁生著有短篇小说《午餐半小时》、《我们的角落》、《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奶奶的星星》、《命若琴弦》《第一人称》、《别人》、《老屋小记》；中篇小说《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插队的故事》、《礼拜日》、《原罪·宿命》、《一个谜语的几种简单的猜法》、《小说三篇》、《中篇1或短篇4》等；散文《好运设计》、《我与地坛》、《墙下短记》、《足球内外》；长篇小说《务虚笔记》、《我的丁一之旅》。曾先后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鲁迅文学奖，以及多种全国文学刊物奖。一些作品被译成英、法、日等文字，单篇或结集在海外出版。已出版作品散文集《一个人的记忆》、《灵魂的事》、《答自己问》、《我与地坛》、《病隙碎笔》、《扶轮问路》长篇小说《务虚笔记》,《秋天的怀念》被选入冀教版小学六年级课本
      史铁生多年来与疾病顽强抗争，在病榻上创作出了大量优秀的、广为人知的文学作品。他的作品多次获得国内外重要文学奖项，多部作品被译为日、英、法、德等文字在海外出版。他为人低调，严于律己，品德高尚，是作家中的楷模。
      史铁生在2010年12月30日凌晨3点46分，史铁生因突发脑溢血在北京宣武医院抢救无效去世。根据其生前遗愿，他的脊椎、大脑将捐给医学研究；他的肝脏将捐给需要的患者。

      4425.史铁生作品特点
      初期有的小说，如《午餐半小时》等，带有暴露“阴暗面”文学的特征。发表于1983年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既是史铁生一生中的一份重要之作，也是当时小说创作的重要作品。它在多个层面上被阐释：或说它拓展了“知青文学”的视野，或称它在文学“寻根”上的意义。在“寻根”问题上，作者表达了这样的见解，“‘根’和‘寻根’又是绝不相同的两回事。一个仅仅是，我们从何处来以及为什么要来。另一个还为了：我们往何处去，并且怎么去”。关于后者，他认为“这是看出了生活的荒诞，去为精神找一个可靠的根据”（《礼拜日·代后记》，华夏出版社1983年版）。
      史铁生肉体残疾的切身体验，使他的部分小说写到伤残者的生活困境和精神困境。但他超越了伤残者对命运的哀怜和自叹，由此上升为对普遍性生存，特别是精神“伤残”现象的关切。和另外的小说家不同，他并无对民族、地域的感性生活特征的执著，他把写作当做个人精神历程的叙述和探索。“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炼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计”（史铁生《我与地坛》）。这种对于“残疾人”（在史铁生看来，所有的人都是残疾的，有缺陷的）的生存的持续关注，使他的小说有着浓重的哲理意味。他的叙述由于有着亲历的体验而贯穿一种温情、然而宿命的感伤；但又有对于荒诞和宿命的抗争。《命若琴弦》就是一个抗争荒诞以获取生存意义的寓言故事。
      用自己的心灵去写作！

      4426.史铁生经典语录
      永恒的距离，才能引导永恒的追寻。永恒孤独的现实才能承载此岸永远是残缺的，否则彼岸就要坍塌。
      但是太阳，他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他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他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辉之时。
      那一天，我也将沉静着走下山去，扶着我的拐杖。
      有一天，在某一处山洼里，势必会跑上来一个欢蹦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
      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炼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计。
      如果爱情就被这身后的喧嚣湮灭，就被这近前的寂静囚禁，这个世界又与我何干，我甚至现在就能清楚地看见，一旦有一天我不得不长久地离开它，我会怎样想念它，我会怎样想念它并且见它，我会怎样因为不敢想念它而梦也梦不到它。
      摇着轮椅在园中慢慢走，又是雾罩的清晨，又是骄阳高悬的白昼，我只想着一件事：母亲已经不在了。在老柏树旁停下，在草地上在颓墙边停下，又是处处虫鸣的午后，又是鸟儿归巢的傍晚，我心里只默念着一句话：可是母亲已经不在了。把椅背放倒，躺下，似睡非睡挨到日没，坐起来，心神恍惚，呆呆地直坐到古祭坛上落满黑暗然后再渐渐浮起月光，心里才有点明白，母亲不能再来这园中找我了。
      要求一切都实际且明晰，岂止是在扼杀文学，那是在消灭理想和进步。
      亲吻，依偎，抚慰，阳光下由衷的坦露，月光中油然地嘶喊，一次又一次，呻吟和颤抖，鲁莽与温存，心荡神驰但终至，束手无策......
      肉体已无禁区。但禁果也已不在那里。　
      春风强劲，春风无所不至，但肉体是一条边界——你还能走进哪里，还能走进哪里？肉体是一条边界因而，一次次心荡神驰，一次次束手无策。一次又一次，那一条边界更其昭彰。　
      无奈的春天，肉体是一条边界，你我是两座囚笼。　
      倘禁果已被肉体保释--“我拿什么献给你，我的爱人？”
      所有的词汇都已苍白。所有的动作都已枯槁。所有的进入，无不进入荒茫。　

      4427.我看史铁生
      陈村
      我在新年的头上专程去一次北京，为的是和史铁生做个谈话，用在《收获》的专栏上。本来早该去了，因为年底忙乱，因为他和我的身体都要挑一个恰当的时候，还因为我说的等2001年再去飞机栽下来也是21世纪的作家啦。反正我是去了，谈了，回来了。我和史铁生谈的话题是"生存还是不生存"，也就是"爱与死是永恒主题"中的那个"死"。我相信我俩对死的心得要比别人多一些。去的那天正好是他生日，本来要打开的话头因客人的来访未能展开。那样也好，死总是排在生的后面的，明天再谈。当日晚上我们去一个叫孔乙己的饭店吃饭。来接他的是《人有病，天知否》的作者陈徒手等哥们，到了那里还有我热爱的姜文和他的朋友。反正就是一桌子的人吧，在中国式的环境中，祝贺一声他的50大寿就开始吃了。他那天抽烟，喝一点点酒，说一点点话。他说一上午不敢动弹，把精力攒下来了。他说座山雕也是50岁。他说要健康不说长寿了吧。
      这些年，我到北京必去望望史铁生。在他那里坐两三个小时，吃顿饭。他们夫妇邀我住他们家，我总推辞了。我来去匆匆，住下本可以多说话，可是他的身体禁不住客人的打扰。他的截瘫，他的肾脏萎缩，用他的话说，发动机和轮子都坏了，维持身体的运行很累。每周两到三次的肾脏透析，不由分说地打断他的生活和思维。
      除了他的体力精力，除了同情他不能多抽烟，我和他的谈话与常人无异。谈得很快乐。残疾其实并不缺少什么，只是不能实现罢了。他常常想得比人们深入透彻，他有自己的理由和节律。他是小说家，我喜欢读他作品的一个最大的理由是，他的想法和文字明净，不曾神神鬼鬼牵丝攀藤。他的手总是温暖的，宽厚的。他是能超越智和愚的。他不作状，而是常常省察自己的内心。他把自己看轻了，才能去爱自己，爱世界。
      史铁生通常并不抱怨，他知道感恩，知道在生的命题下诸多奥义。别人用腿走路，丈量大地。他从腿开始思想，体察心灵。他常常纠缠在那些排遣不开的命题，时间长了，成为习惯和乐趣。他的想法都是经过推理论证的，有明晰的线索可寻。可是，听他说话的人，因为自己的好腿好肾，常常哼哼哈哈的，懒得跟从他的思维。他更多被阅读的是《遥远的清平湾》，《我与地坛》，《命若琴弦》。那样的故事只有他能写。读时候想，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
      读史铁生的文章，和他谈话，都不会越读越狭隘。他肾亏却没有阴湿之气。他很艰难地从生存的窄缝里走出来，带着豁然开朗的喜悦。我常是站到自己之外，有一种嘲弄自己之流的快乐。他不是，他完整地保存自己，依然快乐。经过那道窄缝之后，快乐肯定不再张扬，应该称为喜悦了。他是用喜悦平衡困苦的人，不容易破灭。许多游戏和他无缘，他不再迷失，可以观赏自己，观赏上帝的手艺。
      我最后想说的是陈希米，他的妻子。她是"我们上海人"，在北方久矣。我永不能忘记的是她的笑，那是天使的笑容。天使的笑，是那种忘忧的笑，忘我的笑，来去自由的笑，让看见的人也喜悦的笑。没人比她笑得更美好。我看资料，孩子一天笑上150次，成人可以一天不笑一次。她常常笑着，灿烂又本分地笑着。有了她的笑，那个凝重的50岁的史铁生再没有装扮殉道者的理由和必要了。生活就是这样，一会儿笑盈盈一会儿沉甸甸。
      我这次去北京，是由妻子陪同护送。也许下次到北京去见史铁生，我也要坐个轮椅了。我们将讨论轮椅的牌子，谈论足球的伟大，言说一些好笑的事情。我可以负责地说，本人即便已经坐上轮椅，依然可以春心荡漾，可以不依不饶，可以尖酸刻薄。当然，更可以在一个个深夜，摆放好自己，默读史铁生的文字，感受生的气息。
      他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非常有影响的一个作家，同时也是一位十分令人敬佩的作家。他生于1 951年，是北京人，汉族。1967年从清华附中初中毕业，两年后，也就是1969年响应号召下乡插队务农，他插队的地方就是延安地区的清平湾。1972年一场大病导致史铁生的双腿瘫痪，回到北京也治疗无效。在21岁生日这一天，他住进医院，从此再也没有站起来。1974年他被安排进了北京北新桥街道工厂工作，一直到1981年因为急性肾损伤而停止工作回家疗养。在街道工厂的七年间，史铁生就开始了文学创作。1979年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法学教授及其夫人》，1983年发表了回忆知青生活的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获得了当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从这篇小说开始，史铁生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坛上一位重要的作家。1984年，小说《奶奶的星星》再次为他带回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殊荣。他的短篇小说《老屋小记》和《务虚笔记》也获得了《作家报》评选的1996年十佳小说奖。同时《老屋小记》也获得了首届鲁迅文学奖。1998年他的病情恶化，不得不进行透析。他的243则写于重病中的人生笔记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结集为《病隙碎笔》出版发行。一些作品被译成英、法、日等文字，单篇或结集在海外出版。2002年，荣获华语文学传播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同年，《病隙碎笔》（之六）获首届“老舍散文奖”一等奖。2005年，完成长篇小说《我的丁一笔记》，再次成为文坛关注的焦点。代表作品有：小说《我遥远的清平湾》、小说《命若琴弦》、小说《务虚笔记》、小说《插队的故事》、小说《夏日的玫瑰》、散文《我与地坛》、散文《合欢树》、散文集《记忆与印象》、散文集《病隙随笔》、散文集《灵魂的事》、最新散文集《我的丁一之旅》。他的作品比较突出地表现出对于残疾人命运的关注，同时还兼有对知青生活的回忆。有的作品反映了他对于社会与人生的某些带有哲理性的思考，语言优美，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在小说创作上，他的作品大多都呈现出以小说合并哲学的倾向，表现了对于生活哲学化的思索。
     “他的写作与他的生命完全同构在了一起，在自己的《写作之夜》，史铁生用残缺的身体，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他体验到的是生命的苦难，表达出的却是存在的明朗和欢乐；他睿智的言辞，照亮的反而是我们日益幽暗的心……当多数作家在消费主义时代里放弃面对人的基本状况时，史铁生却居住在自己的内心，仍旧苦苦追索人之为人的价值和光辉，仍旧坚定地向存在的荒凉地带进发，坚定地与未明事物作斗争，这种勇气和执着，深地唤起了我们对自身所处境遇的警醒和关怀。”——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得主史铁生授奖词。
     “宁静是一种规格很高的品质。真正获得了宁静的人非但不是麻木的生硬的，反而是极其敏感极其温厚也是极其丰富极其坚韧的。他可能为草的凋零或者树叶的飘落而伤感，也可能替一位素不相识的弱智小女孩而担忧，他思考过怎样生也思考过怎样死，说到生的时候，他有那么多山重水复的烦恼和柳暗花明的喜悦，讲到死的时候他事无巨细从心态、方式到装裹和墓地，全都娓娓道来更谈笑风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