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小常识

      4302.《人生》创作历程
      真正奠定路遥创作基础的作品是《人生》。当路遥年轻时不停地奔波在城市与乡村时，他最为熟悉的生活即是“城市交叉地带”，充满生气和机遇的城市生活对于像他那样的身处封闭而又贫困的农村知识青年构成了一种双重的刺激，不论在物质还是在精神上。 路遥思考并理解了这一现象，在城市化的浪潮汹涌而来的种种冲击中，他提出了农村知识青年该如何做出选择。
      早在大学读书时，路遥阅读了大量的经典名著，并对新中国的文学成就进行了一翻巡视。他发现以前的小说带有某种脸谱化的倾向，正如儿童眼中将电影中的人物形象简单分为“好人”和“坏蛋“，而人的思想是复杂的、多变的，绝对不能将复杂的人性这样简单的划分，这种思考体现在《人生》的主人公高加林身上。

      4303.《人生》点评鉴赏
      路遥的追求与成功，他的忧思与矛盾，都同他的心理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他被称为“土著”作家，主要受到的是农民文化的影响，作为农民的儿子，他深深地爱着他的故乡，承袭和接受了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农民生活作为他取之不尽的源泉。但他又是一名“文明”的作家，他立意高远，广纳博取，时时瞻望世界文化，他喜欢《红楼梦》、鲁迅的作品，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肖洛霍夫的作品他更是百读不厌。各种报纸期刊他也经常翻阅，勤奋大量的阅读，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再参之以他独特的生活体验，使他的创作博大宏阔却又情深意长。
     《人生》没有《平凡的世界》篇幅长，矛盾冲突更加激烈，唯一觉得遗憾的是，路遥对于高加林在巧珍和黄亚萍之间选择的挣扎刻画的不够，他也许本来并不想让读者斥责痛恨高加林的，但是我的确对于他的见异思迁和爱慕虚荣感到有点愤怒。
      不过人生也的确是矛盾的，换做是其他任何人处在高加林当时的位置，也难免不做出相同的选择。如果不是后来的变故也许高加林和亚萍之间也的确比和他和巧珍能够更加和谐。
      巧珍很善良，有金子般的心，可是同样是金子，在乞丐面前绝对比在国王面前更耀眼，关键是看获得金子的人是贫穷还是富贵。
      抛开感情不谈，真正值得敬佩的是巧珍的坚强和豁达，即使在遭遇情感变故的时候并没有像一般女性一样任由自己软弱消沉，觅死觅活，反而是高加林在最后埋怨活着没有意思。
      巧珍没有文化而高加林是村里的才子，但是这种优劣的对比却在需要坚韧的意志力时候颠倒了，也许正是因为巧珍的没有文化，从小在乡野山间长大才让她对于世事无常的得意失意没有过多计较和苛求，往往是一些自命不凡，自负清高的文化人才对于生活百般挑剔。
      对于繁华未知的大城市，高加林的憧憬和向往是可以理解，无可指责的，实际上他缺乏的是自己对于自己选择负责的勇气，放弃巧珍的同时是告别粗俗底下的农民生活，接受亚萍意味着对于事业和未来的开阔前景，我们并不应该苛责哪个是正确哪个是错误。而要看一个人自身的个性会让他作出怎么样的选择，高加林如果留下和巧珍一同生活也绝对不是他躁动的个性所能安于接受的。他只是缺乏了对于突如其来的变故的应变能力和敢于承担后果的决心。
      人生，其实无非是矛盾与选择的综合体，无关对错，仅仅在于我们能否有勇气在矛盾中作出选择并勇敢承担一切后果。路遥的这个故事没有时间空间的局限性，他仅仅是纷繁复杂的人生游戏在某个人某个地方的缩影。我认为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我已经能够完全领会了。

      4304.《人生》成就影响
     《人生》问世不久即轰动全国，反响热烈。由著名导演吴天明拍摄为同名电影后，更是家喻户晓，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
      马云：路遥对我的影响最大。18岁时，我是蹬三轮车的零工，是《人生》改变了我的人生。
      贾樟柯：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还是个上中学的孩子。这么多年我看过很多作品，都对我的电影创作有很大的 影响，但是对我影响最大的反而是这本《人生》，它让我开始对社会有了新的认识，开始思考我的人生。

     4305.《人生》作者简介
      路遥（1949-1992），原名王卫国，1949年12月3日生于陕西榆林市清涧县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因家贫7岁即过继给延川县农村的伯父。曾在延川县立中学学习，1969年回乡务农。其间做过许多临时性工作，并在农村一小学教书一年。
      1973年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开始文学创作。大学毕业后，任《陕西文艺》（今为《延河》）编辑。1980年发表《惊心动魄的一幕》，获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2年发表中篇小说《人生》，获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8年完成百万字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于1991年获茅盾文学奖。
      1992年11月17日上午8时20分，路遥因病医治无效在西安逝世，年仅42岁。

      4306.当代文学作品推荐《乔厂长上任记》
     《乔厂长上任记》是一部典型的“乌托邦”作品。 它叙述了某重型机器厂经历了十年动乱后，生产停顿，人心混乱，成了一个烂摊子，乔光朴赴命于危难之际，立下军令状当了厂长后，大刀阔斧地整顿队伍，建立新的生产秩序和奖惩制度，激发了职工的工作热情和主人公精神，很快改变了全厂的涣散状态，扭转了生产被动局面。

      4307.《乔厂长上任记》作者简介
     《乔厂长上任记》作者蒋子龙，1941年生，河北沧县人。创作活动始于60年代中期。已出版《开拓者》、《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拜年》、《赤橙黄绿青蓝紫》、《燕赵悲歌》、《阴阳交接》、《饥饿综合症》等小说集及长篇小说《蛇神》，另有《蒋子龙短篇小说集》、《蒋子龙中篇小说集》、《蒋子龙选集》等。蒋子龙小说创作坚持近距离反映生活，不回避现实矛盾和斗争，作品所涉及的，大多是社会人生领域和工业发展过程中的重大课题；擅于刻划积极进取、勇于开拓、具有进攻型性格的企业家和普通工人形象，从中揭示人生的真谛；笔调沉郁冷峻，风格雄浑刚健，为我国工业题材小说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4308.《乔厂长上任记》创造背景
      作为开“改革文学”先河的《乔厂长上任记》，产生于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不久，改革作为时代主旋律在中国大地尚未全面奏响之时。诚然，这篇小说所描写的企业整顿还只是我国工业体制改革的前奏，文学反映现实生活的传统在当时也才恢复不久。然而，作家却有力地摆脱了长期以来文学创作表现阶级斗争的模式，毅然地将艺术的聚焦点调整到经济建设、企业整顿改革上来。更为可贵的是，作家无意在自己的作品中人为地缓解“文革”结束不久客观存在于我国政治经济领域、企业整顿改革中的尖锐复杂的矛盾，而是如实地表现种种严峻的生活，不仅仅是企业内部存在着的“千奇百怪的矛盾，五花八门的问题”，而且更有政治活动中难于绕开的障碍，以及不易对付的社会关系网。作家将其主人公置于一个巨大的漩涡中，置于一场并不亚于战争的磨难中，通过“和平年代的战争”的种种描写，展示出新时期之初的社会面貌，以及时代强者的遭遇和命运。
      跟某些鼓吹远离政治的作家不同，蒋子龙决不试图使自己的创作脱离时代，在作品中抹去“政治的痕迹”。恰恰相反，他认为只有时代才有资格“选择作家”，只有政治才可能成为“生活的神经”。出于这种思想和美学追求，他在《乔厂长上任记》的创作中，努力创造弥漫着时代气氛、政治气息的环境，塑造着富于政治色彩的人物形象。当我们国家刚摆脱“文革”带来的危机，在企业困难重重，工人队伍人心涣散，特别是一部分人在人生观、价值观方面已产
生异化的时刻，乔光朴敢于挺身而出，知难而上，即便身陷困境也坚定不移地进行企业的整顿改革，表现出我们民族有识之士所共有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可贵品质；他智深勇沉，处事坚韧、果断；他精通现代企业管理，勇于实验和另辟蹊径。特别可贵的是，作为一个充满自信，坚强有力的企业家，他并不认为“鼓动家”、政治家只是企业家的一种陪衬甚至只是一件摆设。他充满诚意地动员“老搭档”石敢“出山”，是因为他意识到正是他们“两个人”才把过去的电机厂“搞成了一朵花”，是他深知自己性格和工作中的缺陷和弱点，要获得事业的成功不能没有“诙谐多智的鼓动家”的配合和辅佐。这是一个完全排斥恐惧、怀疑、阿谀奉承、互相戎备等劣质的伟大性格。我们并不否认乔光朴形象塑造中存在着的理想化倾向，但我们又认为，乔光朴才是改革时代所要召唤的真正的无产阶级企业家，是我们国家实现“四化”最需要的人才。乔光朴属于今天，更属于明天。

      4309.《乔厂长上任记》内容概要
      局长霍大道主持机电工业局党委扩大会议，研究派硬手到两年半没有完成生产任务的重型电机厂当厂长。电机公司经理乔光朴打破沉寂毛遂自荐，并当众立下了“不完成国家计划请求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军令状。他提议二十多年前曾和他一起将电机厂“搞成一朵花”的石敢仍担任党委书记，并硬是将在“文革”中被批斗得心灰意懒的石敢动员出山。
      乔光朴回到独居的家中，神使鬼差地打电话约了童贞。童贞是乔光朴在苏联学习时认识的留苏学生。 回国后，乔光朴出任电机厂厂长，童贞也在厂里当技术员。童贞深爱着乔光朴，但由于乔已有妻室，便矢志不嫁。她的外甥郗望北以为厂长骗了他老姨，对乔光朴怀恨在心。在“文革”中，乔光朴的妻子不清不白地死在“牛棚”里，他自己也常挨批斗，加上厂造反派头头郗望北又给他扣上了“道德败坏分子”的帽子，使他比别的走资派吃了更多的苦头。童贞的心灵也受到了伤害。
      两人见面后感慨万分。乔光朴向童贞求婚，并希望明天回厂上任后就结婚。童贞担心群众议论，又怕乔光朴跟已担任副厂长的郗望北无法共事，显得忧心忡忡。但乔光朴五十多岁还雄心勃勃，热爱自己的事业，又使她那颗工程师的心也热了起来，她同意跟他到厂里转转。
      进了车间，乔光朴发现青年工人杜兵采用“鬼怪式操作法”，十分气愤。在他之先到厂的石敢摸到的情况更严重：工人思想混乱，干部其实是三套班子。 他告诉乔光朴，冀申正在主持召开紧急党委会，这肯定跟他们回厂有关。他们来到了办公楼，只见会议室灯光通明，好像在讨论明天的大会战。乔光朴给霍大道挂了一个电话，拉着石敢、童贞走进了会议室。党委会正在讨论两项内容，一项是郗望北的停职清理，另一项便是大会战。冀申想用大会战孤注一掷，在生产回升后借台阶离开电机厂，同时在交印之前把郗望北拿下去，在乔光朴和郗望北这对冤家中埋下一根引信。不料会议中途来了不速之客，后又进来了局长霍大道。霍大道当众宣布了局党委的决议，并补充了一项任命：任命童贞为厂副总工程师、党委常委。乔光朴谈了对工厂搞大会战的不同意见，最后宣布自己跟童贞已举办婚礼。
      乔光朴上任半个月，撂挑子下去整天在下边转。终于，连留在上边坐阵的石敢也坐不住了。乔光朴告诉他已经有了眉目，抓准了病情可以动大手术了。第二天，他一下将全厂九千多名职工推上了大考核、大评议的比赛场，留下精兵强将，把考核不合格的，组成服务大队替代农民工搞基建和运输。乔光朴也因此树起了一批“仇敌”，不仅有像杜兵这样的工人，而且还有那些“编余”中层干部，他们强烈要求对厂长也进行考核。在“考厂长”时，乔光朴地各种各样的问题回答滔滔不绝，始终没有被问住，而分管生产的副厂长冀申却完全被考垮了。乔光朴当机立断，将冀申调去搞基建，把下车间的郗望北调上来顶替冀申的位置。 冀申抓基建几天，服务大队里对乔厂长不满的人就放出风要把他再次打倒。
      乔光朴亲自出差去“搞外交”。由于不通“关系学”，大败而归，而郗望北却显示了处理这类关系的能力。这期间，冀申走上层路线到外贸局上任去了。 两人在剧场相遇，冀申故作姿态，一脸得意之色。郗望北准备连夜出发，去解决厂长没有解决的材料、燃料和各关系户的协作问题。
      石敢在灯下仔细研究一封封控告乔光朴的信件，憎恨自己开脱了自己而加重了老乔的罪过。刚进办公室的霍大道和石敢愁眉苦脸的样子比较，显得情绪特别好。乔光朴推门进来，发现了石敢急忙收藏的控告信。霍大道向石敢示意都给乔光朴看。乔光朴看完控告信，怒不可遏。石敢劝他回局交令。乔光朴嚷道：“我不怕这一套，我当一天厂长，就得这么干！”霍大道说：“我喜爱这一句话：宁叫人打死，不叫人吓死。我在台上，就当主角。”他告诉乔光朴，部长对电机厂的搞法很感兴趣，希望乔光朴把手脚再放开一些，积累点经验。三人越谈兴致越高，乔光朴唱起了他喜爱的京剧：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

      4310.《乔厂长上任记》争论
     《乔厂长上任记》（简称《乔》）是著名作家蒋子龙的成名作，在《人民文学》1979年第9期上一发表就引起广泛关注。蒋在北京得到了茅盾、周扬、冯牧、陈荒煤等“文艺掌门人”的赞誉，但在天津却得到了“14块版的批评文章”。
      关于天津日报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问题，已在市委宣传部召集天津日报编委的座谈会上，按朱穆之同志指示批评了天津日报“戴帽子、打棍子、揭作者老底”。这个问题应当算已经过去了，不必再提了，可是陈荒煤同志号召对天津日报出击，并说：“它（指《乔厂长上任记》）是粉碎‘四人帮’以来最优秀的作品之一，标志着我国日益繁荣的短篇小说创作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此号召下，现在电视台、广播、报纸一齐出动，大肆称赞这篇小说。我认为这篇小说有严重的政治错误，这样做很不妥当。
      这篇小说是发表在1979年7月，但作者一开始就说清楚了，是写的1978年6月的事情。去年6月，正是天津揭开了解学恭（编者注：“文革”期间的天津市领导，1978年被免职，后被开除党籍）的盖子，开始揭批查。正在这时候，乔厂长上任，正好碰上一个政治问题，前党委让派头头郗望北作检查，他就推翻了前任党委的这个正确决定，让党委书记（石敢）找郗望北宣布对他解脱，要他出来工作。这个派头头表示，不但不能作检查，反而要求党委向全厂职工说清楚为什么让他检查，质问说：“就根据我当过派头头？”这样一个拒绝检查、反对揭批查运动的派头头，乔厂长重用了，当了主管生产的副厂长。我认为这一段已经不是小说，是造反派头头对揭批查的政治声明。有不少群众称赞这篇小说，是因为大家都有迫切把国家的生产搞上去的心情，但有少数人拍手叫好，则是因为造反派保住了夺得的权，顶住了揭批查，他们在高兴，在庆祝。使人难以理解的是冯牧同志，他竟然说：“乔厂长是厂长的榜样。”我想果真如此，在揭批查运动中，一开始每一个厂都去一个乔厂长，每一个乔厂长保一个拒绝揭批查的造反派头头，那我们这个国家就危险了，就有“四人帮”复辟的可能，当然这个估计和冯牧同志的结论一样，是推导出来的，不是现实。
      就以上看法，认为这个小说有严重的政治错误。因此对于陈荒煤同志这种只准谈好、不准说有错误的看法，不能理解，不知为了什么？不知要把文艺引导到什么方向？在作风上用行政的方法号召出击等等也觉得不大合适。

      4311.《乔厂长上任记》引发波澜
      天津狠批蒋子龙《乔》发表后不久，1979年9、10两个月，《天津日报》上连续发表了四篇14块版的批判文章，指责《乔》是反对“揭批查”运动的。
     “揭批查”运动是1977至1978年在中央领导下对“四人帮”和林彪反党集团的清查运动。把背景放在1978年6月的《乔》，自然会涉及到“揭批查”。蒋子龙刻意塑造了郗望北这一角色，与他自己刚刚摆脱作为“揭批查”运动对象的厄运有关。而他之所以会成为审查对象，起因于他发表于1976年《人民文学》复刊号上的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
      然而，没过多久，《机》便被“四人帮”视为“毒草”。在文化部和天津市委的高压之下，蒋子龙不得不遵照指示，违心写了小说《铁铣传》。
      两个月之后，“四人帮”垮台。《机》变成了“香花”；而《铁铣传》又成了“大毒草”，受到了批判，蒋子龙也成为“揭批查”对象。这一经历让蒋子龙耿耿于怀。他把自己的不满通过郗望北的言行表现出来，以此表达对“揭批查”对象标准的理解：郗望北一没搞过打砸抢，二和“四人帮”没有任何个人联系，仅仅是当过一个“造反派”头头而已，这样的人不应当作为“揭批查”的对象。
      蒋子龙的这一理解，与现实中领导“揭批查”运动的天津市委书记刘刚的理解发生了严重冲突。于是，《乔》受到批判。
      北京立挺蒋子龙
      就在《天津日报》发表了对《乔》的批判文章后，茅盾、周扬、张光年、冯牧、陈荒煤等“文艺掌门人”却对《乔》给予了高度赞誉。
      其实，这样的力挺，在于《乔》所写的，恰是中国在经历十年浩劫后经济百废待兴、政治上拨乱反正的时刻。在这种大背景下走马上任的乔光朴，立了军令状，下工厂搞改革，自然是全社会都需要的英雄。
     《乔》实际上是当年政治的图解。对陈荒煤、冯牧、周扬等文艺界领导来说，突然看到这么一篇与政治的主流相吻合、反映和冲击国人激情的小说，能不感到欣喜若狂吗?此外，当时有人指责“伤痕文学”、“暴露文学”泛滥成灾，而《乔》的登场改变了文坛只有“伤痕文学”的错误印象。《文艺报》、《文学评论》、《工人日报》等相继召开座谈会对《乔》褒扬有加。
      天津上书胡耀邦
      北京方面不仅以座谈会的形式力挺，还通过朱穆之出面行政干预，天津方面自然败下阵来。刘刚执行中宣部的指示，但内心并不服气，于是不久就直接上书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宣部部长胡耀邦，认为这篇小说有严重的政治错误，朱穆之、陈荒煤等人对其的称赞和对天津方面的批评很不妥当。
      12月28日，胡耀邦看到信后批示说：“这个问题需要议一议。刘刚同志的看法我也不很赞同。”
      天津二次上书
      1980年3月25日，1979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揭晓，《乔》当选。《乔》的获奖，又触及天津方面敏感的神经。上次刘刚给胡耀邦的上书，被胡“留中不发”。这时，胡耀邦已离开中宣部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王任重担任了中宣部部长，大概天津方面觉得可以再试一试运气，又给王“奏上一本”。王任重4月23日给天津方面回了信。6月，又经过了一番周折，天津方面终于偃旗息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