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小常识

      4264.《爱，是不能忘记的》影响
      作品发表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时人们的思维尚停留在新与旧的交界处，因而这篇小说给许多人带来的震撼是可想而知的，一时间它在读者和评论界引起热烈的反响和争论。
      首先，老作家黄秋耘在1980年第1期《文艺报》上发表《关于张洁作品断想》一文指出：《爱，是不能忘记的》并不是一般的爱情故事，它所写的是人类在感情生活上一种难以弥补的缺陷，作者企图探讨和提出的，并不是什么恋爱观的问题，而是社会学的问题，它能让我们思索一下：为什么我们的道德、法律、舆论、社会风习等等加于我们身上和心灵上的枷锁是那么多，把我们自己束缚得那么痛苦？而这当中又究竟有多少合理的成分？等到什么时候，人们才有可能按照自己的理想和意愿去安排自己的生活？《北京文艺》1980 年第2 期刊载谢冕、陈素琰《在新的生活中思考》则充分肯定了这篇小说，该文认为：现今社会中没有爱情而只有金钱与权势的婚姻的泛滥，引起了作家的优虑。该文赞扬张洁执拗地宣传一种似乎是“傻里傻气”的爱，它超越了婚姻，但却是真正的爱，这是一个严肃的命题，而且，凡是从生活实际出发，走在生活前面思考的努力，都应得到支持。    1980 年第5 期的《文艺报》推出了着名评论家李希凡《“倘若真的有这样的天国”》和《光明日报》1980 年5 月14 日上发表的肖林《试谈（爱，是不能忘记的）格调问题》两文对这篇小说持否定意见，引起文坛哗然。李文指出，被作者表现为给男女主人公带来爱情痛苦的传统道德标准，不仅不是我们社会在人类情感生活上所造成的难以弥补的缺陷，而且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必应具备的精神道德和思想情感境界。  再说，老干部和他的妻子既然生活得那么“和睦、融洽”,能说相互间没有爱情吗？可是，忽然有人来“呼唤”他的“爱情”了，他本来也可以用钟雨这样的知识妇女来代替那工人的女儿，可他却考虑到不能这样背弃患难夫妻，而宁愿痛苦地割舍自己的爱情。这样的道德就是“精神枷锁”吗？就是没有“合理的成分”吗？
      与其观点相近的肖文则认为，这篇小说格调不高，在思想上存在弱点，离开充满浓厚的抒情气息的语言外壳，小说的思想本质是极为贫弱和渺小的，我们应该警惕和剔除小资产阶级思想和情调的浸染。李、肖两文发表后，引起了另外一些批评家和读者的反批评，读者中也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作者对所谓“天国”的希冀乃是对人间悲剧的质疑和批判，写上一辈人是为了促进新一代的思考。希望年轻人摆脱旧习俗、旧意识的影响，正确处理婚姻与爱情的关系。绝大部分读者和评论者对钟雨和老干部怀有深切的同情，认为这两个人物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和积极的进步意义，但也有的读者认为，作品宣扬男人背弃妻子另觅新欢，女人企图占有有妇之夫，这种凌辱社会道德的暖昧关系是今天一代青年所不齿的。钟雨和老干部的爱，是应该忘记的。并向作者提出质问：到底要把我们青年引导到什么道路上去呢？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再也不会纠缠于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是否道德了，越来越多的人肯定它是人类更上一层楼的对更高境界的追求。张洁自己曾说：“这不是爱情小说，而是一篇探索社会学问题的小说。”王蒙也认为，小说写的是“人的感情，人的心灵中的追求、希冀、向往、缺憾、懊悔和比死还强烈的幸福与痛苦。”这些话都能帮助我们更深切更公允地理解和把握这篇小说的主题及它对文坛的影响。

      4265.当代文学作品推荐《人到中年》
      1979年秋，北京某医院眼科女医生陆文婷因突发心肌梗塞入院抢救，眼科主任孙逸民十分感慨地回忆起往事。陆文婷自分配到医院工作十八年来，为使千百双眼睛重见光明而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如今人到中年，虽已是眼科业务骨干，却仍是只有五十六块半工资的住院医生。陆文婷的爱人傅家杰是被她治愈的患者从事金属力学的研究工作。家中四口人挤在十二平方米的小屋里，过着清贫的生活。
      繁重的业务和生活的重担压垮了陆文婷孱弱的身躯。就在她病倒的当天上午，她还连续做了三个手术，其中一个是焦成思副部长的白内障摘除手术。部长夫人秦波对既不是主任级大夫又不是主治医生更不是党员的陆文婷很不放心，却不知道“十年动乱”中正是陆文婷不畏红卫兵的威胁，为焦部长的另一只眼睛做的白内障摘除手术。待看完病人赶到托儿所时，床上只剩下发着高烧的小女儿了。在医务人员的抢救下，陆文婷从昏迷中醒来。她深感不堪生活的重负，为不能给丈夫傅家杰创造写作论文的良好环境，没有时间为儿子买白球鞋和为女儿扎小辫而感到内疚，认为自己是个不称职的妻子和母亲。她忏悔自己没有尽到妻子和母亲的责任，嘱咐丈夫照顾好孩子。傅家杰听了心如刀割。
      这时，曾经对中年人的作用和甘苦大发感慨、对党中央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缺乏信心的刘学尧、姜亚芬夫妇终于取得了出国护照，前来医院向陆文婷告别。临上飞机前，二人却又给她写来一封充满对祖国依恋之情的信，希望她相信他们一定会回来。不久，经过医院的精心治疗，陆文婷病体渐愈。在傅家杰的搀扶下，她迎着朝阳和寒风走出了医院。

      4266.《人到中年》
     《人到中年》以陆文婷躺在病床上的意识流动为主要情节线索，同时穿插周围人物如眼科主任孙逸民、陆文婷的丈夫傅家杰、同学兼同事姜亚芬等人为视点参与叙述，展现了近二十年知识分子的生活场景。作品塑造了陆文婷光辉的艺术典型。作为医院眼科的中年技术骨干，她以高尚的人生理想和奉献精神全心全意救治病人，服务社会，就如文中刘学尧所言“身居陋室，任劳任怨，不计名位，不计报酬，一心苦干”，数十年如一日直到像“一茎瘦草”般倒下。  陆文婷是中国中年知识分子的缩影，他们一方面承受工作的“超负荷运转”，另一方面却面临着收入低下，难以晋升，住房狭小的窘境。文本还写了以姜亚芬夫妇为代表的部分知识分子不满现实状况选择出国的现象，显示出中国社会知识分子问题的严重和社会价值观念的分化。

      4267.《人到中年》
     《人到中年》发表以来，评论者大都指出，作者通过陆文婷光辉形象的塑造，讴歌了知识分子的无私奉献精神，并尖锐地指出了社会普遍存在的知识分子的艰难处境，及造成这一问题的社会根源和现实因素。小说以人道主义笔触发出真切的呼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人权和人性，改变社会现状，为知识分子报效祖国创造更好的社会环境。其实，这只是作品的表层意蕴。它的深层意蕴则展示出当时的社会价值观念正在悄然发生移位、变迁，主流意识形态特别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念在人们心目中已不再是铁板一块，个人主义已经觉醒并潜在的支配着他们心灵的变化。知识分子要求个人价值的实现，他们在为社会服务时需要得到个人利益的满足。文本正反映出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与当时社会现状的矛盾。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由于政治和道德伦理的禁锢缺乏自我意识及独立人格，直到近代社会出现以西方精神为武器的思想解放潮流，特别是后来“五四”新文化运动形成巨大影响力，“人的觉醒”、个性解放成为时代主题。但是伴随着重建民主国家的追求及军事政治的严峻形势，促使知识分子自愿或被迫纳入到群体性的行动之中。

      4268.《人到中年》
     《人到中年》里的陆文婷是近乎完美的体现集体主义价值观念的奉献者形象。她承受工作的沉重压力和生活的困顿，作为医院眼科技术骨干长期无法晋升，她在文革期间因为给焦成思做手术而背负种种“罪名”，她遭受秦波的百般刁难和一些人的不体谅，所有这些她都能以超人的胸怀坦然面对，几乎没有任何怨言，她一心想着集体和事业而没有时间没有心情考虑个人得失。她身上几乎没有任何缺点，即使和“十七年”文学里的英雄形象相比也毫不逊色。
      事实上，在陆文婷敞开感情世界的时候，作者的感情世界也敞开了，作家非常关心的是个人的一切：生活的改善，家庭的幸福，孩子的快乐……纯粹的大公无私只是被规训的神话。
      陆文婷夫妇和姜亚芬夫妇在文本中作为两个相对照的叙事序列，他们的思想观念和现实选择都有很大的不同。相对于陆文婷、傅家杰的无私奉献，任劳任怨，姜亚芬夫妇选择了出国寻求更好的生活。但是他们这种体现个人主义价值取向、逃避“历史责任”的行为并没有受到作者的严厉谴责，而是被赋予一种理解和同情。

      4269.《人到中年》
     《人到中年》是作者敏锐把握现实勇于揭示矛盾的“问题小说”，文本通过刻画以陆文婷为典型的中年知识分子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心竭力无私奉献，却承受着异乎寻常的生活困窘，身心处于崩溃边缘，提出了亟待解决的知识分子待遇问题。文本并不仅止于问题的提出，只有解决和引起解决才有可能带来知识分子被拯救。文本提供了两种可能的拯救方式：一种是自我拯救，即出国；另一种是“他者”拯救，即依靠官僚、政府部门。“作者所塑造的秦波形象具有极高的认知价值和典型意义，她形象生动，呼之欲出，和陆文婷一样是文本中最令人难忘的人物。而焦副部长给人的总体印象是沉默的、形象模糊不清的。尽管在文本中作者总是将其置于情节发展的有利位置，如他纠正秦波对陆文婷的过度刁难，他联想起陆文婷十年前给他治病的情节而处于感恩者位置。但我们从他身上感受不到太多的光明，也看不到鲜明的个性，他更像一个缺乏自己行动和脸谱的政治符号。由于政治和权力的因素，文本呈现出微妙的叙事修辞。可以认为，秦波和焦副部长是同一根系分蘖出来的。秦波是作者批判指向及情绪发泄的承接者，作者感情的丰沛和真挚造就秦波生动可信的形象；而虚构的焦副部长由于缺少作家的真情实感流于呆板和平面化。应当指出，秦波固然是作者批判指向的替罪羊，而作者对焦副部长的爱护、光明化的叙事控制也并不仅仅是在权力面前的话语策略，这也许是文本的内在叙事结构所决定的。

      4270.《人到中年》
     《人到中年》充满了很强的个人主义观念和经济意识。这从一些知识分子纷纷出国的动机和行为，从文中“告别晚宴”上傅家杰自我调侃时对“报酬面议”的强调，从作者对中年知识分子生活维艰待遇差的着重渲染都可以透露出来。正是在这种文本氛围的营造中，知识分子问题才显得异常严峻、尖锐，秦波的形象变得异常鲜明、生动，她本人操持的政治术语才显得异常刺耳、不合时宜。
      这一切都反映了社会观念的移位、变迁，知识分子的角色认同、价值标准、思想资源已不像以前那样“纯粹”了。主流意识形态丧失了一贯的控制力，知识分子不再满足于做所谓历史车轮上的齿轮与螺丝钉，而是逐步成长为以个体为本位，有自己独立意识和价值判断的个人主体。还应看到，作为建国后新中国所培养的知识分子的一员，谌容的思想意识具有那一代知识分子共有的情结，主流意识形态早已内化为她的自觉认同，尽管个人主义价值观念已经嵌入其思想内核，并带来价值观念的转变，但它还没有完全取代主流意识形态的支配地位。正缘于此，作者并没有让陆文婷死去。与姜亚芬全家出国个人狂欢的情形相比，文本结尾“陆文婷大夫靠在丈夫臂上，艰难地一步步朝门外走去……”的叙述成为意味深长地隐喻。

      4271.《人到中年》
     《人到中年》是谌容最为成功的作品，在1980年春发表后产生了很强的轰动效应，并在全国首届中篇小说评奖中一举夺魁，由作者自己改编的电影剧本播映后也是大受欢迎，连续荣获多种奖项。其实这部作品能够得以发表及之所以产生重大影响，主要是由于文本所揭示的社会问题是大家所感同身受的，且迎合了社会价值观念变化的集体无意识。但时过境迁，曾经没有合法地位的个人主义观念、个性人性的追求早已被社会所接纳，这就致使《人到中年》较早揭示社会价值观念移位、个人主义觉醒的事实成为今天人们解读这部作品的盲点。加之文本强烈的问题意识冲淡了审美意蕴，且作家写作的启蒙姿态更与现今的叙事语境格格不入，种种原因造成《人到中年》逐渐被文学史摒弃出经典的行列。然而，这部曾经产生重大社会效应的作品毕竟在艺术上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且较早较真切的反映出当时社会价值观念的移位、变迁的状况，低估和漠视《人到中年》的价值无疑是值得商榷的。

      4272.《人到中年》作者
      谌容于1936年10月3日在湖北省汉口出生后刚满九个月，就被中国历史上的"七七"事变卷进了动荡的生活。在从武汉到成都，到重庆乡下，到北平，又返回重庆的颠沛流离中，她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她生命的航程中重大的转折点是重庆解放后的1951年。她要摆脱的那个家庭，曾给她起过很典雅、很封建的名字：德容；那个家庭还有一个毕业于中国大学法律系、当过国民党法官的父亲。她先后考取了部队文工团和西南工人出版社，家庭的熏陶令她在歌舞和书籍之间更钟情于后者，于是这个出版社门市部的小小营业员，便常常背着书沿着嘉陵江走向工厂矿山去卖书，从此同书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2年在西南工人日报社读者来信组工作，白天分发来稿来信、夜里记录广播新闻之余拼命读书的谌容，并不曾有过当作家的自我设计，但她自修了俄语和全部高中课程，广泛涉猎了解放区文学和苏联文学，于1954年考上了当时的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即后来的北京俄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今日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成为新中国第一批调干大学生，实际是为日后登上文学殿堂奠定了基础。起初她似乎很顺利地走上了另一条道路：读书，入团，结婚（丈夫是《人民日报》的范荣康），1957年毕业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先当音乐编辑后任俄文翻译，家庭、事业美满，真像“幸福的生活万年长”的样子。
      然而，命运之神或说是义乙女神却不能容忍在二十世纪的女作家中没有谌容。他们让神经官能症之类的多种疾病把她击倒在打字机旁，在1962年逐（精简）出中央机关。为了寻找精神寄托，她读书，集邮，习画，听戏，操持家务，这一切都丰富了日后她写作的小说的细节，却没能使她的灵魂得到解脱。她八十年代写完《人到中年》便累得大病一场，但还写了散文<病中>为证，而九十年代她在病中编完一本自选集后竟感到从来没有过的累，累得连写一篇不足千字的杂文的力气都没有。
     “四清运动”的声浪打破了乡间小路的宁静，作为国家干部，谌容被动员参加四清工作队的工作。回到北京两年后，在她创作的三个多幕话剧中《万年青》和《今儿选队长》被宣告失败，《焦裕禄在兰考》被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选中，她已经同剧组一起去兰考体验过生活时，一场空前猛烈的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风暴席卷了中国大地上的每一个角落，她同“旧市委”的干部一起下放到北京通县马驹桥公社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972年冬天，她开始动用自己近十年间的全部生活积累，写作第一部长篇小说《万年青》，描写1962年万年青大队在支书江春旺的带领下，同县委副书记黄光推行“包产到户”试点工作进行斗争的故事。第一个读者是李希凡，后来便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严文井、韦君宜诸前辈。真要出书的时候，躲不过的“批林批孔”运动却给了她致命的打击：给谌容出书竟成为造反派们揭发严文井“举逸民”“兴灭国”的“钢鞭材料”。她给把持着文艺界最高领导权的江青（通过邮局）写了信，保卫自己出书的资格和生存的权利。五十天后，上面有了批示，1975年9月，《万年青》出版。
      她1976年2月回到吕梁山下，住在乡宁小县城的县委机关里，雄心勃勃地开始写作长达九卷的鸿篇巨制《光明与黑暗》（这本书只在1978年7月出版了第一部）。茅盾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对她于1979年5月发表在<收获>上的中篇《永远是春天》的赞扬，直到《人到中年》一举成名，谌容离开教育口成为北京作家协会驻会作家。
      谌容成为名人是在1980年，那时她已四十四岁。《人到中年》的小说和电影都受到过“有严重缺陷”、“给生活蒙上阴影”等等指责，但此时自有广大读者和评论家们去应付这些笔墨官司，无须她自己上阵，然而她的痛苦未能就此结束。蜚声丈坛后她要应邀到全国各地世界各地参观访问，她要担任很多机构的理事或委员，要更富创造性地写作。
      她成名后多次对采访者说过“我没有牧歌式的童年”，她给自己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陆文婷们或惠莲们安排了孤苦寂寞的童年，大概就是在表达她自己对“童年”二字的理解和感受吧？当然，她的“根”是在四川，祖籍是她从未去过的巫山。所以她让《永远是春天》里的男主人公李梦而用川菜为女儿山妮饯行。但她的很多作品里回旋着的是纯正的京腔京韵，她甚至以北方人的耳朵和心理，感觉出拖长的川腔里风趣幽默的成分，她把这口音给了研究外国文学的沈志业，使他得以借此在小说《真真假假》中的政治学习会上严肃地扮演一个令人捧腹的角色，达到她对“文革遗风”调侃的目的。看来，浪迹天涯的人生旅程把这个川妹子改变得颇有些忘本了。

      4273.谌容写作历程
      谌容1964年开始创作，1980年因发表中篇小说《人到中年》而蜚声中外，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一等奖，由她改编的同名电影曾先后获金鸡奖、文化部优秀影片奖和百花奖。她的作品曾多次获奖。出版有长篇小说《万年青》、《光明与黑暗》，小说集《永远是春天》、《赞歌》、《真真假假》、《太子村的秘密》、《谌容小说选》、《谌容中篇小说集》，以及《谌容集》等。中篇小说《人到中年》、《太子村的秘密》分别获全国第二、三届优秀中篇小说奖。她还发表过一些散文。谌容善于在日常家庭生活中开掘出重大的社会主题，追求小说的诗意美和艺术表现的新颖独到，格调清新明丽、委婉细腻、朴实深沉。
      她生命的航程中重大的转折点是重庆解放后的1951年。当时这个梳着两条小辫于的大眼睛初中学生“立志脱离家庭，参加工作”。她要摆脱的那个家庭，曾给她起过很典雅、很封建的名字：德容；那个家庭还有一个毕业于中国大学法律系、当过国民党法官的父亲。中断学业，自食其力，不知她当时是否感到过痛苦，但这样的政治抉择对一个十五岁的小姑娘来说是够严峻、够沉重的。她先后考取了部队文工团和西南工人出版社，家庭的熏陶令她在歌舞和书籍之间更钟情于后者，于是这个出版社门市部的小小营业员，便常常背着书沿着嘉陵江走向工厂矿山去卖书，从此同书结下了不解之缘。以至过了三十年她成名后，人们得以借“从卖书到写书”之题大作文章。也许1952年在西南工人日报社读者来信组工作，白天分发来稿来信、夜里记录广播新闻之余拼命读书的谌容，并不曾有过当作家的自我设计，但她自修了俄语和全部高中课程，广泛涉猎了解放区文学和苏联文学，于1954年考上了当时的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即后来的北京俄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今日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成为新中国第一批调干大学生，实际是为日后登上文学殿堂奠定了基础。起初她似乎很顺利地走上了另一条道路：读书，入团，结婚（丈夫是《人民日报》的范荣康），1957年毕业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先当音乐编辑后任俄文翻译，家庭、事业美满，真像“幸福的生活万年长”的样子。
      然而，命运之神或说是义乙女神却不能容忍在二十世纪的女作家中没有谌容。他们让神经官能症之类的多种疾病把她击倒在打字机旁，在1962年逐（精简）出中央机关，而北京市的中学也不敢接纳一次次晕倒在讲台上的病号，她只好回到北京市教育局，吃“劳保”，待分配。疾病的折磨，生活的孤独，“闲”的惨痛，成为她人生舞台上最不堪回首的黑暗一幕。为了寻找精神寄托，她读书，集邮，习画，听戏，操持家务，这一切都丰富了日后她写作的小说的细节，却没能使她的灵魂得到解脱。虽然拿着“劳保”在家中做贤妻良母的，无论是六十年代还是九十年代都大有人在；虽然在《真真假假》里谌容写过“烹调是通向家庭幸福的桥梁”；虽然她多次让自己笔下的陆文婷们、阿璋们抒发对丈夫、儿女和家庭的歉疚、负债的感情，但为一个有知识、有理想的新中国女性看来，“烹调蒸煮、缝纫洗涤”“只是家庭的需要，并不是社会所需要的。我毕竟还是一个对社会没有用处的人！”在谌容式的词典里，安于对社会没用即是“沉沦”。看来“自扰”的未必都是庸人。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价值观念中社会责任感或使命感或义务感这些“自寻烦脑”、“自讨苦吃”的信念和感情，在谌容这一代人身上更被革命激情强化得执拗而狂热，她心无宁日，苦苦求索，终于在各种尝试中豁然开朗：“病体不能坚持八小时上班，有一小时的健康还不能写点什么？”于是她走上了文学之路。古今中外的作家们进行文学创作的动因是多种多样的。愤怒出诗人，病痛也可以出诗人。谌容视文学为生命，倒不是以文学谋稻粱，而是谋生存的高质量，高品位，寻求自身生命存在的最佳形态。她称文学是自己在“痛苦中的抉择”，殊不知，这一抉择给她带来的是更多更深的痛苦，这大概就是“人生识字痛苦始”吧。
      当然，这痛苦主要不是指所有作家都体味到的文学创作的艰辛。虽然她八十年代写完《人到中年》便累得大病一场，但还写了散文《病中》为证，而九十年代她在病中编完一本自选集后竟感到从来没有过的累，累得连写一篇不足千字的杂文的力气都没有。作为新中国培养的大学生，无疑会本能地认定文学要为工农兵服务。六十年代的谌容不可能描写舞会剧院中的生活，更“不屑为自己的病痛呻吟”，她要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为自己在小学生时代有所接触的农民服务。于是她自讨苦吃地拆散了自己的家庭：把两个儿子送到上海，把丈夫丢在城里，1963年7月她孤身一人自掏路费来到吕梁山下汾阳县内一个叫万年青生产队的小村。大自然的清新有力和农民的纯朴真诚，使她的身心如鱼得水般地得到调治抚慰和愉悦。可惜好景不长，
     “四清运动”的声浪打破了乡间小路的宁静，作为国家干部，谌容被动员参加四清工作队的工作。出于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她不愿干伤害他们的事情。左右为难的结果，是一走了之。然而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就在她回到北京两年后，在她创作的三个多幕话剧中《万年青》和《今儿选队长》被宣告失败，《焦裕禄在兰考》被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选中，她已经同剧组一起去兰考体验过生活时，一场空前猛烈的大革文化命的政治风暴席卷了中国大地上的每一个角落。排练停止，百业俱废，人人争当那“95％”又人人被打成过“5％”，改造别人又被别人改造，被别人伤害又伤害别人，谁也没能躲过那长达十年的混战。幸而谌容是“编外”人员，得以保持住“逍遥派”的身份，但最终还是同“旧市委”的干部一起下放到北京通县马驹桥公社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这种“下放”似乎含有“变相劳改”的意味，但对谌容来说无异于放虎归山。她插秧耪地挖河喂猪地劳动了一年，又作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成员在群众和干部中工作；她既可以参加县、社、队各级干部会议，又能和大妈二婶子们盘腿坐在坑上纳鞋底拉家常。到了1972年冬天，她开始动用自己近十年间的全部生活积累，写作第一部长篇小说《万年青》，描写1962年万年青大队在支书江春旺的带领下，同县委副书记黄光推行“包产到户”试点工作进行斗争的故事。虽然业余创作被视为“不守本分”、“想入非非”的“个人主义”而不得不进入“地下”状态，但写书过程还是顺手的，1973年回北京做了五中的俄语教员后，书稿也完成了。第一个读者是李希凡，后来便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严文井、韦君宜诸前辈。真要出书的时候，躲不过的“批林批孔”运动却给了她致命的打击：给谌容出书竟成为造反派们揭发严文井“举逸民”“兴灭国”的“钢鞭材料”。原来她十五岁便立志脱离的那个家庭二十多年后还把她罩在自己的阴影里：那个早已被结论为“一般历史问题”的父亲此时却背上了“七条人命”的黑锅！书稿退回来了，在“没法活下去了”的心情中，她给把持着文艺界最高领导权的江青（通过邮局）写了信，保卫自己出书的资格和生存的权利。五十天后，上面有了批示，1975年9月，《万年青》出版。
      于是这位“持重武器（指长篇小说）崭露头角”的女作家得到了学校和教育局给予的创作假，在1976年2月回到吕梁山下，住在乡宁小县城的县委机关里，雄心勃勃地开始写作长达九卷的鸿篇巨制《光明与黑暗》（这本书只在1978年7月出版了第一部）。  然而，十月里的一声春雷让中国人在这个月的下旬欢度了不是国庆日的国庆，本该和全国人民一道获得解放的谌容却因为那封信又和出版社一起受到了清查。追查送信的“线”。书中的人起名“江春旺”和“邓万举”便是吹捧江青攻击邓小平。取消创作假，限期上班，最终在1977年4月停发工资。陆文婷啃凉烧饼喝白开水的细节，便是她生活拮据借贷度日的体验。上书中宣部后得到的两次批示，茅盾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对她于1979年5月发表在《收获》上的中篇《永远是春天》的赞扬，都未能帮她脱离困境。直到《人到中年》一举成名，谌容离开教育口成为北京作家协会驻会作家的1980年9月，她才得到了补发的工资。风息浪止。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回顾坎坷的文学生涯，谌容的感觉是“累，真累”，她甚至难以相信自己当年竟然有那样的勇气和精力去应付无休无止的纷争。她表示再遇到类似前述的“大战”，“情愿不战而降”，因为“人生毕竟是短促的。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只要“还能写下去，我实在舍不得时间去打那些无头的笔墨官司了”（见《并非有趣的自述》）。然而，这一代人在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上颠簸了几十年，他们的命运，他们的灵魂，都是被政治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化”过了的，在一些难逃的“劫数”面前，她能退避三舍么？围绕着《万年青》的出版展开的两次“大战”结束了，但对《万年青》、对《光明与黑暗》的评价虽大有文章可做却并没有真正开始。一向不爱谈自己的经历和创作的谌容竟也按捺不住某种情绪地写道：《万年青》、《光明与黑暗》不会再出版了，因为它们“不符合现行政策”，但“我不能说我的处女作是《永远是春天》而不是《万年青》”。她不同意说自己是“脱离生活”写出了这样的作品，因为“生活同政治分不开”，“多年来我们的生活被‘左’的政治扭曲了，反映生活的文学作品只能反映那个被扭曲了的生活”，对这“特有的文学现象”“主要不能从作者个人身上去找原因”。我不打算针对这些看法占用本文有限的篇幅，因为《万年青》和《光明与黑暗》不是谌容的代表作或成名作，它们在谌容的创作中不能占据多么重要的地位，谌容不属于当代文学的“十七年”或“十年”，她是被称作“新时期”的那个时代的代表作家；而在中国当代文学两大传统题材之一的农村题材作品中，《万年青》的艺术成就也未能使它们出类拔萃占住显赫地位。若想理论作家反映生活与评价生活的问题，现实主义的“真伪”问题，人们多半会以《艳阳天》之类为例证，而不借《万年青》之题去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