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小常识

      4001.茹志鹃苦闷迷惘搁笔
      六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风云变幻，文艺界的风浪也一阵紧似一阵。对茹志鹃作品的评价分歧愈来愈大，否定意见在逐步升级，甚至要求她放弃自己的风格，去攀登重大题材的高峰，去描写“高大全”式的英雄形象。在众说纷坛面前，她有点拿不准，感到无所措。1960至1961两年，茹志鹃已离开编辑岗位，从事专业创作，却只写了四篇小说《三走严庄》、《同志之间》、《阿舒》、《第二步》。1963-1964年，文艺界更加充满火药味，束缚乃至扼杀文学创作的清规戒律越来越多。许多长于写重大题材的作家都遭到了批判，何况茹志鹃，“在这风风雨雨中，我惶惶然，茫茫然了，不知怎么奋斗才好了”。（《生活经历与创作风格》，同上）她陷入了极度痛苦之中。两年间，只写了《月牙初上》和《回头卒》。《回头卒》是她“文化大革命”前写的最后一篇小说，写得艰苦极了。“我望着滔滔的江水，硬要让一个解放初期......的老农，去表演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种种。”（《二十三年这一"横"》 ，收入《惜花人已去》）一篇作品不是发自作家心灵深处，还有什么生命力呢？1964年以后，她除写小量散文外，就近乎搁笔了。这对于一个风华正茂的作家来说，是多么痛心疾首的事啊：“我内心是着急、焦虑的，但是无计可施。因为当时形势要求的，正是我所不能的。我不会处理尖锐的矛盾冲突，不善于写高大完美的英雄形象，也极少写过反面人物等等，我愿意克服这些弱点，来适应政治形势的需要（当时称作时代的要求），可是秉性是难移的。”
      实际上茹志鹃创作上的荒芜，早在“文化大革命”前三年就已经开始了。在动乱的年代，像她这样以写“儿女情”、“家务事”著称的女作家当然不能幸免，她被戴上“文艺黑线的尖子”、“文艺黑线的金字招牌”等帽子，遭到了无情的批判。

      4002.茹志鹃美丽的百合花
      她在1958年春天写了小说《百合花》，这篇美丽的作品40年来美丽了许多人的心灵。它被纳入中学语文课本。茹志娟因为写了《百合花》，自己也成了一朵流芳百合，而百合这种名不见经传的草本植物，因为茹志娟而变成千古百合，这都是真的。现在中药堂里边最动听的药名当推百合，百合百合，细细品味两遍，真是满口噙香。
      茹志娟的葬礼在上海举行。她的遗照披挂着白纱，这很容易使我想到一个纯洁的灵魂正从百合花下悄然离去。她今年73岁，33岁那年写了《百合花》，在此之前，她还写过话剧剧本及《妯娌》、《关大妈》等短篇小说多篇，但影响不大。《百合花》之后，又写过多篇：《高高的白杨树》 、《静静的产房》、《三走严庄》等，也未超过《百合花》。真可以这样说：百合一开四十年，茹志娟清香为百合。 1958年3月号的《延河》，温润的油墨香还没有完全干透，读者们就发现了这道清鲜的文学佐餐，他们争相传递着一个信息：茹志娟的《百合花》值得读。
      为什么呢？因为以往战争题材小说往往穿着一个裁缝做的“铠甲”，生硬裹住脆弱。虽然鲁迅说过，无情未必真豪杰，但是在我国建国初期的文学作品中，谈论情感二字的确很奢侈。无法抒情，只好靠描写紧张的场面来烘托主题。而《百合花》一反“常态”，柔软细腻，剥开外衣，突出灵魂。要的是真性情。这样，读者的眼界一下子给擦新了、擦亮了。所以，当时的文学评论说：茹志娟是一个创新。
      清新扑面，这样的小说简直不是写出来的，是刚从山坡上采摘下来的，还带着晶莹的露水呢，嗅一嗅，鲜润透腹。茹志娟是谁？人们关心她了，想探知她了。同年的《人民文学》第六期茅盾做了一篇《谈最近的短篇小说》的文章，谈的主要就是茹志娟的《百合花》。茅盾是带着欣喜若狂的心情来评说的，我在这儿摘抄几段，以飨读者：
     “我所举的那些例子中间，《百合花》可以说是在结构上最细致、严密，同时也是最富有节奏感的。它的人物描写也有特点，是由淡而浓，好比一个人迎面而来，愈近愈看得清，最后，不但让我们看清了他的外形，也看到了他的内心。“这些细节描写，安排得这样自然巧妙，初看时不一定感觉到它的分量，可是后来它就嵌在我们脑子里。
     “一般说来，在五六千字的短篇小说里写两个人物，是不太容易处理的，但《百合花》的作者处理得很好。全篇共六千余字，开头两千字集中写通讯员，然后引出第二个人物（新媳妇），用了五六百字集中写她，接着把这两个人物交错在一处写，而最后又集中写新媳妇，可是同时仍然在烘托通讯员，因为读者此时抑不住感动的情绪，一半是为了新媳妇，一半也是为了通讯员———，主要是为了通讯员。
      茅盾不惜重墨，给我们评析了一篇经典作品，这在文学大家庭里也是一处感人的细节，而最感人的细节是《百合花》里边19岁小通讯员枪筒里插的山菊花。这朵可爱的鲜花在战斗打响之前还盛开在小战士的枪筒里，战斗一打响，花朵就不见了，小战士也不见了，战争与和平，美丽和凄婉，茹志娟用她的笔轻轻一拨，便拨得这样动人心弦。
      记得在中学里读《百合花》时，老师拿出比平时多两倍的课时，来品评这篇文章，而这个细腻的过程，我的女老师曾两度流下热泪。小战士和山菊花，这个经典细节是在老师泪水的浸润下而印入我脑海的。所以，快二十年的生活摩擦，它一直像块铜像一样璀璨。多年来我也在留心茹志娟，希望从报章中见到她的身影。她是怎样的一个人呢？热爱《百合花》的人们都在热爱她，想知道她。尤其想知道她是怎样创作《百合花》的。
      茹志娟说：“我写《百合花》的时候，正是反右派斗争处于紧锣密鼓之际，社会上如此，我家庭也如此。我丈夫王啸平处于岌岌可危之时，我无法救他，只有每天晚上，待孩子睡后，不无悲凉地思念起战时的生活，和那时的同志关系。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出现了战争时接触到的种种人。战争使人不能有长谈的机会，但是战争却能使人深交。有时仅几十分钟，几分钟，甚至只来得及瞥一眼，便一闪而过，然而人与人之间，就在这个一刹那里，便能够肝胆相照，生死与共。

      4003.茹志鹃五六十年代小说心理
      由于对当年日渐严峻的现实社会政治生活处境充满了“忧虑”和“悲凉”，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小说创作过程中，茹志鹃偏爱对革命的“宏大叙事”（历史的和现实的）进行回避、剪裁和净化处理，其目的是通过在文本中虚构出一系列理想化的日常人伦情感话语空间，以此作为“精神避风港”来宣泄自己内心的焦虑。茹志鹃的这种补偿性的隐秘创作心理机制在当年的革命文学话语秩序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4004.茹志鹃与孙犁
      茹志鹃与孙犁是创作风格相当接近的作家。他们都不擅长于在强烈的行动中刻划人物，而往往通过人物心理活动的展现来把握人物的性格，他们的作品里都少有英雄人物形象，而更多的是普通人，即使写英雄人物，常也通过侧面去反映他们的先进，而不是正面讴歌他们。他们尤其擅长写女性。他们的作品色彩柔和，文字清新、俊逸。在强调突出反映社会主义英雄人物的创作语境中，他们的作品也都因取材小、没有写出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英雄形象而受到批评。
      孙犁建国初期的短篇小说主要呈现两大主题：军民关系和建国初期农村生活情形。他承续着他一贯的小处落笔、擅长刻划女性、写欢乐的创作风格。他这一时期写得较好的作品有：《石猴》、《吴召儿》、《山地回忆》、《秋千》、《小胜儿》、《正月》、《女保管》等。
      建国初期，战争题材是许多作者偏爱的，战争是他们记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对战争场面的还原中，塑造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歌颂共产党的胜利。但这些作品大多受“左”的思潮的影响，在塑造英雄时往往把他们神化，使他们缺少人物本来应有的内心世界的丰富性和生动性。另外这些作品更注重书写战争的正义性，而较回避战争本身对人的伤害。因而这一题材的大部分作品不仅审美性不强，也缺少对人的关怀。但孙犁笔下这一题材的短篇小说却别有一番动人的情致。
     《吴召儿》着力书写了吴召儿的机智、勇敢；《小胜儿》不仅赞扬了我军士兵爱护老百姓的财物的优良品质，还塑造了小胜儿这一女子形象，她在现实中看到了战争的必要性，她帮助青梅竹马的小金子养好伤后，又鼓励他重新去找队伍去。人民的智慧和支持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山地回忆》则通过在战争年代物质困乏时期纽儿替“我”缝制了一双褂子，叙写了老百姓对解放军士兵的深厚感情。故事虽然是在战争背景下展开的，但作者并不正面写敌人的“烧”、“杀”、“抢”，而只是从妞儿将杨树叶当食粮、从她向“我”急急地询问何时才能打败鬼子等细节中呈现日本侵略者对我国人民所造成的巨大伤害。同时解放军士兵感受到这种真挚的军民亲情，目睹了老百姓灾难深重的生活，也更唤发出他们战斗的热情。这样作者透露出的对战争的肯定更突出于对正义的追求、对美好生活的渴望，而并不仅仅是仇恨。
《石猴》、《秋千》、《正月》和《女保管》等反映的是建国初期的农村生活。这些小说中都没有大的矛盾冲突，《正月》中除一个极小的有关新旧织布机的争论外，多儿的婚事得到家庭、社会各方面人的赞同。作者在这类主题的作品中状写了建国初期人们昂扬、乐观的精神面貌。特别是作者显示了一种自信，那就是在这种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下，农民即使身上有些历史所造就的弱点，干部即使管理经验尚不足，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石猴》中工作组的老猴私自拿了贫农团收缴的一块化石猴，对工作组不利的种种谣言因此四起，老猴受了处分，最后交出了小猴。《秋千》中的干部李同志和大伙一样对建国初期重新划分成份的政策并不很熟悉，很容易斗错中农；《女保管》中有做惯了奴才、反倒看不起穷人的陈春玉、侯先生，有蹭集体饭吃的人，有虽心好却没有管理经验的干部李同志，然而干部却在所受的批评中、在工作麻烦的解决中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这是他们向前迈进的第一步。孙犁的可贵之处在于在一片颂歌声中他能看到建国初期农村存在的问题，但长于写欢乐的创作风格又局限了他进一步地开掘这些问题，难得的是他在小说中并没有设置虚假的喜庆尾巴，这几篇小说几乎都是在事件、人物有好转迹象时嘎然而止，给读者留下了一定的思考空间。

      4005.茹志鹃作品分类
      茹志鹃的作品大约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以《如愿》、《春暖时节》、《静静的产院》为代表、注重在对人物心理的探究中勾划人物的性格特征并触及他们的精神历史；一类是以《百合花》、《高高的白扬树》为代表、抒情性较强的作品；一类是以《关大妈》、《三走严家庄》为代表、反映革命斗争题材的作品。
      第一类作品是作者写得最好的，几个女性的心理刻划细腻、生动。《如意》中的何大妈在旧社会是一个苦苦捱日的妇女，新中国的成立给她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里弄生产小组的新型的生产关系让她对自我的价值有了新的确认，这使她越发热爱自己的工作。工作的意义之于她，更多的是确认自我。但何大妈的儿子、媳妇却并不支持她的工作，这让何大妈苦恼。她回想着自己解放前受的非人待遇，回想着解放后自己闲赋在家时内心的落寞，体味着自己自从参加工作后所感到的被别人需要的快乐，何大妈对自己心里真正想要的东西渐渐有点明白了，她便对儿子、媳妇的不理解感到格外难受，对自己工作者的身份也就更在意。小说写得最有趣的是何大妈星期天一清早起来准备去她们的挂钩工厂领材料这一细节。在此细节的描写中，将何大妈完成任务前的兴奋、认真，在儿子媳妇面前的好胜和对孙女的慈爱全勾划出来了。这就使小说的人物有了丰富的内心情感，而且她还有了历史的纵深感。
     《静静的产院》则写活了谭婶婶从最早学习、推行新法接生时的坚定，到产院组成后的兴奋及自豪，到在更年轻、更讲究科学的荷妹面前的不自在、生气，再到重新鼓起勇气学习自己不会的医学知识，这一条内心活动长线。特别是谭婶婶在产院头次和刚分回来的荷妹见面时，她炫耀式地向荷妹介绍产院各方面发展的情况，却冷不防被荷妹浇了一盆冷水，她对荷妹的态度便来了一个大转弯。她以自己曾有的成绩支撑着自己的骄傲，却发现在荷妹所讲的科学面前她是落伍了，她在对荷妹的说教中掩饰自己的失落，其较大的内心波澜被作者轻轻巧巧地把握住了。在这一类作品中作者不仅写活了许多新型的女性形象，还表达出了她对这些女性的精神世界、发展前景的思考。
      作者的第二类作品在发表当时取得了较大的反响，《百合花》是作者的成名作，被茅盾赞为是“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作品。这些作品都抒发了对军民关系、对美好心灵的歌颂之情。这类作品并不是空洞地扇情，而是通过细节的巧妙设置来抒发细腻的情感。《百合花》里新媳妇在已牺牲的通讯员衣服上留下的绵绵针脚、铺在通讯员棺材里的崭新的百合花被，《高高的白扬树》里反复出现的白扬树都引出了生活中感人至深的细节，显示出作者处理这些题材时举重若轻的才能，作品的构思相当精巧，但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却不如第一类作品中的来得厚重。
      而作者的第三类作品则表明她曾在革命斗争题材的选择方面做出过努力，但从审美角度来看它们是茹志鹃作品中最薄弱的部分，甚至作者在前两类作品中表现出的构思的精巧性、细节的传神性在这类作品中都较缺乏。如果说《关大妈》是作者的初期作品，还可另当别论，那么《三走严家庄》中形象刻划方面的粗疏则说明作者对人物革命性因素的强调使她忽略了对人的丰富内心世界的思量。这类作品的生动性也远不如她其它两类的作品。茹志鹃的创作实践的成败再次表明小题材处理好了同样具有冲击力，而大题材处理不好，也是苍白无力的。

      4006.《重放的鲜花》
     《重放的鲜花》是一部多人作品合集。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给中国当代文学带来勃勃生机，出现了一批眼光敏锐、关注社会问题的青年作家和诗人，产生了一些张扬个性的诗歌和一批揭露社会弊端的特写和小说。不久，“反右”斗争扩大化，这些青年作家遭到严厉的批判，他们的作品被彻底否定，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二十多年后的197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从这些被封杀多年的作品中选取了流沙河、刘宾雁、耿简、邓友梅等十七位作者的曾在社会上有过较大影响的篇章，编辑为《重放的鲜花》出版。

4007.《重放的鲜花》目录
一、在桥梁工地上
二、爬在旗杆上的人
三、本报内部消息
四、本报内部消息（续篇）
五、在悬崖上六、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七、小巷深处
八、平原的颂歌
九、太阳的家乡
十、沉默
十一、草木篇
十二、科长
十三、寒夜的别离
十四、西苑草
十五、被围困的农庄主席
十六、入党
十七、杨妇道
十八、改选
十九、红豆
二十、美丽

      4008.《重放的鲜花》出版前言
      这本集子里，收集的都是发表在二十多年前的作品。
      一九五六年，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全党工作的重点正在向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转移。面对当时新的形势，新的任务，一些作家根据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文艺作品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以及创作题材、创作风格的如何多样化，进行探求，并且发表了一些有影响的作品，但是不久，这些作品却受到了这样那样的批判，有的被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对解放十七年的文艺作品大张挞伐，这些作品更是首当其冲，属于斩尽杀绝之列，从此被长期禁锢。不得再见天日了！
      粉碎了“四人帮”，这些先前被打成“毒草”的作品，也重新得到了应有的评价。为了侦一些长期被禁锢的作品与广大读者见面，我们选取了一部分在社会上有过一定影响的篇章，编辑成这本集子，并且把它题名为《重放的鲜花》。
      重读这些二十多年前的作品，仍旧强烈地感到它们的时代气息和现实意义。我们从《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改选》等这些“干预生活”的作品中，看到那里面塑造的罗立正、陈立栋、刘世吾等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者，今天还在玷污我们党的荣誉，腐蚀我们党的肌体，妨碍我们奔向四个现代化的步伐。我们必须与之作积极的斗争。我们也可以从这些作品里的曾刚、黄佳荚、林震等人物身上，汲取到鼓舞意志、奋起斗争的力量。
       《小巷深处》、《在悬崖上》和《红豆》等写爱情题材的作品，作者是通过写这些所谓“家务事，儿女情”、“悲欢离合”的生活故事，借以拨动人们心中的“情弦”，歌颂高尚革命情操，歌颂新社会；鞭挞自私自利的丑恶灵魂，批判旧世界。它们能发人深思，促人猛省；引人向上。总的说来，这些“干预生活”的和爱情题材的作品，它们不是为暴露而暴露；为爱情而爱情，它们都有一定积极的社会意义，也有一定的艺术质量，即使其中的某些篇，还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或错误，但只要遵循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原则，不把艺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同起来，不把政治思想方面的一般错误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混同起来，就不应该剥夺它们与读者见面的权利，不能否定它们存在的价值，实践是枪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些作品艺术水平的高低，缺点错误的大小，将会得到广大读者的检验和评定。

      4009.《重放的鲜花》背景介绍
      20世纪80年代的文坛，在“双百”文艺方针的鼓舞下，亠大批老作家以新时代主人的热情重返文坛，作品选集《重放的鲜花》便是标志。“朦胧诗”的出现，如一缕清风，刷新了诗歌语言的美学原则，恢复了个人话语在诗歌领域的作用。80年代前期的文学，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知青文学”到“改革文学”，文学作品以较为深邃的历史纵深感和较大的思想容量，揭露现实中的社会问题，如《乔厂长上任记》；而对传统文化追寻的“寻根文学”，对现代青年生存体验的张扬的“先锋文学”则构成了80年代后期文学的主流。三毛的游记散文、琼瑶的言情小说、金庸的武侠小说等通俗小说更使心灵彻底的释放。
      一九七九年年初，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推倒了两个“凡是”观点，把长期以来束缚着理论界、文艺界人们思想的紧箍咒拿掉了。为错划右派的同志平反等一系列拨乱反正工作，也在积极进行。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上海文艺出版社决定将反右运动中被打成毒草或批判过的作品重新评价，编辑出版，并把它命名为《重放的鲜花》。选入这本集子的十七位作者的二十篇作品，主要是曾经在全国性刊物上发表或在全国性刊物上公开批判过的有一定影响的小说、特写。当然，也可能有入选不当或可以入选而被遗漏了的。
      这本集子里的作品，一大部分是所谓“干预生活”、揭露社会阴暗面的题材。“干预生活”这个口号，即使在今天来展开争鸣，也还会有各不相同的意见，但只要我们回顾一下这些作品诞生之前的文学创作方面存在的回避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冲突，只能歌颂，不能批判；只写光明面，不写阴暗面的极左倾向，就会觉得这些作品勇敢地冲破人为设置的创作禁区，批判横亘在社会发展道途中的形形色色的反面人物和消极现象，这样的“干预生活”，不仅无可非议，谈不上是什么毒草，实在是应该给予支持发扬的。《本报内部消息》、《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改选》、《入党》、《爬在旗杆上的人》、《沉默》、《被包围的农庄主席》、《科长》等，虽然在揭示问题的深浅和艺术成就的高低方面各有不同，但也都具有这种揭示社会现实矛盾，引起疗救者的注意的功效。尤其是在这些作品中，作者还塑造了与这些反面人们、消极现象作斗争的先进分子形象，人们不仅从中看清了罗立正之流怎样在玷污党的荣誉，腐蚀党的肌体，同时也见到了和他作斗争的青年工程师曾刚这样的先进人物，并且可以从这样的人物身上汲取力量，勇敢战斗，奋发图强。
      写爱情题材的篇章在集子里也有较大数量。这当然不是编者的偏爱，而是这类题材的作品，当年在被批判中也是首当其冲的。回顾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之前，对于写爱情题材的作品，虽然没有什么禁止的明令，但一经涉猎，往往容易被戴上“小资产阶级情调”、“歌颂知识分子”、“儿女情”、“黄色”等等帽子，事实上已成了一个创作的“危险地带”。邓友梅的《在悬崖上》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除了作品本身的艺术成就以外，还同当时读者对这类题材已经相当生疏、产生了饥渴感不无关系。这里入选的《在悬崖上》、《小巷深处》、《红豆》、《寒夜的别离》、《西苑草》、《美丽》等篇，有的批判对待爱情的损人利己思想；有的描写在旧社会被损害被侮辱的妇女，在翻身解放后建立新的爱情生活时的曲折斗争；有的表现了知识分子走向革命道路过程中在爱情问题上的痛苦历程；有的歌颂老一辈革命者为革命牺牲了爱情的崇高精神。这些作品，艺术上有一定特色，它们借爱情拨动了人们的心弦，歌颂革命，歌颂光明，歌颂高尚情操，鞭挞黑暗的旧世界，鞭挞自私自利的丑恶灵魂。即便是有的篇章还存在某些缺点和不足，但就总的倾向来说，都是引人向上的。
     《平原的颂歌》、《杨妇道》、《太阳的家乡》和散文诗《草木篇》的选入，有些特殊原因。前两篇的作者，是当年被打成“反党集团”的“探求者”成员，这两篇作品被说成是“反党”“探求”的代表作。《平原的颂歌》原是歌颂一位热爱平凡工作，安于在偏僻荒凉、寂寞冷落的小站上干一辈子的铁路干部的，因为描写了小站的荒凉冷落，就被扣上了“丑化社会主义”的罪状；《杨妇道》被说成坏作品，只是因为作品中的主人公杨妇道是个自私落后的农民。尽管作者是把这个落后人物作为讽刺对象写的。
     《太阳的家乡》也是作者被错划为右派后，用株连法给作品定罪状，说它的罪状是歌颂了解放前的知识分子。尽管这个知识分子是为科学献身的。
      散文诗《草木篇》的入选与否，曾经是一个难题。因为据说毛主席曾经批评过这一作品。就作品本身给人的感受来说，它也不如小说、特写那么直接、明确，所以评价不很一致。而就这一作品在反右期间在全国的影响来说，不入选实际上就表明还是当它毒草，持否定态度。我们彻底从“凡是”观点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考虑它的主要倾向是好的，决定给予入选。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艺界的反映尤其强烈，各地报刊、广播先后推荐评介不下几十处，并且引起了国外文艺界的注意，有的报纸也发表评介文章，有的出版社准备翻译出版。全国第四次文代大会还把它的出版，载入了60年来文艺大事的史册。总之，《重放的鲜花》出版，成了文艺界拨乱反正，给作家、作品落实政策的一个标志，也成了17年里也存在过极左倾向的一个佐证。陆放翁的《咏梅》词里有过这样的名句：“零落成泥辗作尘，只有香如故”。对梅花这样倾扬，只不过是诗人的主观愿望，有谁能在落尽花瓣的梅花树下永久嗅到香味呢？但借用这一名句来比喻优秀的文学作品，也许倒是合适的。一个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作家，他站在革命人民的立场上，写出反映人民意愿，符合生活真实，对推动历史前进起积极作用的作品，不管他（它）们会受到怎么样的不公平待遇，历史终会作出公正的评判，它们的香味艳色，总是会常留人间的。

      4010.《傅雷家书》
     《傅雷家书》是我国文学艺术翻译家傅雷及夫人1954—1966年间写给孩子傅聪、傅敏的家信摘编，该书是一本优秀的青年思想修养读物，是素质教育的经典范本，是充满着父爱的教子名篇。他们苦心孤诣、呕心沥血地培养的两个孩子（傅聪—著名钢琴大师、傅敏—英语特级教师），教育他们先做人，后成“家”，是培养孩子独立思考，因材施教等教育思想的成功体现，因此傅雷夫妇也成为是中国父母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