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小常识

      1889.甲骨文的发现
      几片刻有图案符号的兽甲骨在清朝光绪年间，古董商、金石学家王懿荣，是当时最高学府国子监祭酒（相当于校长）。有一次他看见一味中药叫龙骨，看见上面刻着字，就觉得很奇怪，就翻看药渣，没想到上面居然有一种看似文字的图案。于是他把所有的龙骨都买了下来，发现每片龙骨上都有相似的图案。他把这些奇怪的图案画下来，经过长时间的研究他确信这是一种文字，而且比较完善，应该是殷商时期的。后来，人们找到了龙骨出土的地方——河南安阳小屯村，那里又出土了一大批龙骨。因为这些龙骨主要是龟类兽类的甲骨，是以人将它们命名为“甲骨文”，研究它的学科就叫做“甲骨学”。此种说法目前存疑，详见百度王襄词条。另当时药店疏“龙骨”有规定，带字的不要，所以王不可能在药中看到。范寿轩先将龙骨卖予王襄，王襄无力全部购买，余下的范带到北京卖与王懿荣。
      在总共10余万片有字甲骨中，含有4千多不同的文字图形，其中已经识别的约有2500多字。
      王懿荣甲骨文中形声字约占27%，可见甲骨文已是相当成熟的文字系统。
      甲骨文是中国的一种古代文字，被认为是现代汉字的早期形式，有时候也被认为是汉字的书体之一，也是现存中国最古老的一种成熟文字。甲骨文又称契文、龟甲文或龟甲兽骨文。甲骨文为一种很重要的古汉字资料。绝大部分甲骨文发现于殷墟。殷墟是著名的殷商时代遗址，范围包括河南省安阳市西北小屯村、花园庄、侯家庄等地。这里曾经是殷商后期中央王朝都城的所在地，所以称为殷墟。这些甲骨基本上都是商王朝统治者的占卜纪录。
      商代统治者非常迷信，例如十天之内会不会有灾祸，天会不会下雨，农作物是不是有好收成，打仗能不能胜利，应该对哪些鬼神进行哪些祭祀，以至于生育、疾病、做梦等等事情都要进行占卜，以了解鬼神的意志和事情的吉凶。占卜所用的材料主要是乌龟的腹甲、背甲和牛的肩胛骨。通常先在准备用来占卜的甲骨的背面挖出或钻出一些小坑，这种小坑甲骨学家称之为“钻凿”。占卜的时候就在这些小坑上加热使甲骨表面产生裂痕。这种裂痕叫做“兆”。甲骨文里占卜的“卜”字，就像兆的样子。从事占卜的人就根据卜兆的各种形状来判断吉凶。从殷商的甲骨文看来，当时的汉字已经发展成为能够完整记载汉语的文字体系了。在已发现的殷墟甲骨文里，出现的单字数量已达4000左右。其中既有大量指事字、象形字、会意字，也有很多形声字。这些文字和我们如今使用的文字，在外形上有巨大的区别。但是从构字方法来看，二者基本上是一致的。

      1890.甲骨文现有发现
      截至2012年，发现有大约15万片甲骨，4500多个单字。这些甲骨文所记载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商代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不仅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习俗等内容，而且涉及天文、历法、医药等科学技术。从甲骨文已识别的约2500个单字来看，它已具备了“象形、会意、形声、指事、转注、假借”的造字方法，展现了中国文字的独特魅力。中国商代和西周早期（约公元前16～前10世纪）以龟甲、兽骨为载体的文献。是已知汉语文献的最早形态。刻在甲骨上的文字早先曾称为契文、 甲骨刻辞、卜辞、龟版文、殷墟文字等，现通称甲骨文。
      商周帝王由于迷信，凡事都要用龟甲（以龟腹甲为常见）或兽骨 （以牛肩胛骨为常见）进行占卜，然后把占卜的有关事情（如占卜时间、占卜者、占问内容、视兆结果、验证情况等） 刻在甲骨上，并作为档案材料由王室史官保存 （可参见甲骨档案）。除占卜刻辞外，甲骨文献中还有少数记事刻辞。甲骨文献的内容涉及当时天文、历法、气象、地理、方国、世系、家族、人物、职官、征伐、刑狱、农业、畜牧、田猎、交通、宗教、祭祀、疾病、生育、人文、灾祸......是研究中国古代特别是商代社会历史、文化、语言文字的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现有发现中，还有包括广西平果感桑遗址出土的石刻文、骨刻文字以及东巴文、水书等。从广义上说都同属甲骨文，成为研究古代中国文化渊源的重要资料。

      1891.殷人的历史
      刻在肩胛骨上的甲骨文《礼记·表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已知，殷商时期，国王在处理大小事务之前，都要用甲骨进行占卜，祈问鬼神，事后将所问之事契刻于甲骨上。商亡之后，占卜在周代逐渐绝迹，其文字也逐渐不为人知。甲骨文最早出土于何时，尚无定论。河南安阳殷墟一带，自北宋以来就不断发现商代铜器，当地在千百年前即有甲骨出土是完全有可能的。但直到清末，历代学者都没有注意到甲骨文的存在。

      1892.甲骨文的重现
      学术界基本认同清末官员、金石学家王懿荣是甲骨文的最早发现者。而关于具体发现过程则有两说。
      第一说源于刘鹗的记载。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河南出土龟版之后，被山东潍县古董商人范寿轩、范维卿等人收购，并运至北京售卖。时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素来喜好收集古物，通晓金石文字，从古董商手中高价收购了这批甲骨。
      另一说流传甚广，与中药“龙骨”密不可分。龙骨一般是指远古哺乳动物的骨骼化石，中医认为其可以入药，有治疗咳逆、泻痢、便血的作用。后来，甲骨代替龙骨，用于药用，安阳一带有人甚至世代以此为业。在这一过程中，甲骨文资料受到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光绪二十五年，王懿荣染疾服药，偶然在中药中的龙骨上发现了古文字。

      1893.甲骨文认定
      王懿荣为清末翰林，进士出身，具有深厚的金石学造诣。他在得到甲骨之后，即认定其上文字是比籀文更加古老的殷商遗物，并开始重金收购有字甲骨，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春，共得到1508片。然而，王懿荣尚未对这种文字进行深入研究，即在同年七月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自杀殉国。
      王懿荣对甲骨的收购，逐渐引起学者重视，古董商人则故意隐瞒甲骨出土地，以垄断货源，从中渔利。王懿荣好友刘鹗等派人到河南多方打探，皆以为甲骨来自河南汤阴。后来罗振玉经过多方查询，终于确定甲骨出土于河南安阳洹河之滨的小屯村，这里与古文献记载的商朝后期的殷都所在地相吻合。

      1894.甲骨文发掘
      甲骨文的发现引发了当地民间对甲骨的私掘热潮，各地古董商人、藏家学者纷至沓来，大量收买。据统计，到民国十七年（1928年），已有数万片甲骨流散各地。
      同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很快提出殷墟发掘计划。8月，在考古学家董作宾领导之下，第一次对殷墟进行了科学发掘，直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前后共进行十五次发掘，获得有字甲骨24918片。
      日军占领安阳期间，日本方面曾组织日本学者在当地发掘甲骨及其他文物，并将所得运往日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等部门继续开展甲骨发掘工作，共获得5300多片。此外，河南辉县、偃师、洛阳、郑州二里岗及河北藁城等地的商代遗址也有有字甲骨出土。陕西岐山、山西洪洞、北京昌平等地还发现了周代的有字甲骨。

      1895.甲骨文特点
      从字体的数量和结构方式来看，甲骨文已经是发展到了有较严密系统的文字了。汉字的“六书”原则，在甲骨文中都有所体现。但是原始图画文字的痕迹还是比较明显。其主要特点：
    （1）在字的构造方面，有些象形字只注重突出实物的特征，而笔画多少、正反向背却不统一。
    （2）甲骨文的一些会意字，只要求偏旁会合起来含义明确，而不要求固定。因此甲骨文中的异体字非常多，有的一个字可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写法。
    （3）甲骨文的形体，往往是以所表示实物的繁简决定大小，有的一个字可以占上几个字的位置，也可有长、有短。
    （4）因为字是用刀刻在较硬的兽骨上，所以笔画较细，方笔居多。
由于甲骨文是用刀刻成的，而刀有锐有钝，骨质有细有粗，有硬有软，所以刻出的笔画粗细不一，甚至有的纤细如发，笔画的连接处又有剥落，浑厚粗重。结构上，长短大小均无一定，或是疏疏落落，参差错综；或是密密层层十分严整庄重，故能显出古朴多姿的无限情趣。
      甲骨文甲骨文，结体上虽然大小不一，错综变化，但已具有对称、稳定的格局。所以有人认为，中国的书法，严格讲是由甲骨文开始，因为甲骨文已备书法的三个要素，即用笔、结字、章法。

      1896.甲骨文发展
      甲骨文因镌刻于龟甲与兽骨上而得名，为殷商流传之书迹；内容为记载盘庚迁殷至纣王间二百七十年之卜辞，为最早之书迹。殷商有三大特色，即信史、饮酒及敬鬼神；也因为如此，这些决定渔捞、征伐、农业诸多事情的龟甲，才能在后世重见天日，成为研究中国文字重要的资料。
      商代已有精良笔墨，书体因经契刻，风格瘦劲锋利，具有刀锋的趣味。受到文风盛衰之影响，其大至可分为五期，底下分别介绍。
      一、雄伟期：自盘庚至武丁，约一百年，受到武丁之盛世影响，书法风格宏放雄伟，为甲骨书法之极致。大体而言，起笔多圆，收笔多尖，且曲直相错，富有变化，不论肥瘦，皆极雄劲。
      二、谨饬期：自祖庚至祖甲，约四十年。两人皆可算是守成的贤君，这一时期的书法谨饬，大抵承袭前期之风，恪守成规，新创极少，但已不如前期雄劲豪放之气。
      三、颓靡期：自廪辛至康丁，约十四年。此期可说是殷代文风凋敝之秋，虽然还有不少工整的书体，但篇段的错落参差，已不那么守规律，而有些幼稚、错乱，再加上错字数见不鲜。
      四、劲峭期：自武乙至文武丁，约十七年。文武丁锐意复古，力图恢复武丁时代之雄伟，书法风格转为劲峭有力，呈现中兴之气象。在较纤细的的笔画中，带有十分刚劲的风格。
      五、严整期：自帝乙至帝辛，约八十九年。书法风格趋于严谨，与第二期略近；篇幅加长，谨严过之，无颓废之病，亦乏雄劲之姿。
      殷王武丁占卜用的龟腹甲甲骨上细瘦的笔迹，也受到刀刻的影响。占卜时常用“是”或“否”刻于龟甲中央纵线两侧，自此中线向左右书写，故两旁对称和谐，具有行款对称之美。且契刻后，大小字分别填上墨朱，或正反面分填朱墨，更深具艺术之意味，堪称书史奇迹。

      1897.甲骨文内容
      甲骨文的内容大部分是殷商王室占卜的记录。商朝的人皆迷信鬼神，大事小事都要卜问，有些占卜的内容是天气晴雨，有些是农作收成，也有问病痛、求子的，而打猎、作战、祭祀等大事，更是需要卜问了！所以甲骨文的内容可以隐略了解商朝人的生活情形，也可以得知商朝历史发展的状况。
     同时，甲骨文与古老建筑的造型非常的接近，可以说建筑记载也是甲骨文的一大起源。从甲骨文中许多有关建筑的字形上，可以了解中国远古时代建筑的结构形式及其发展脉络。
      甲骨文“高”字。从它的字形上，可以推断在商代已有了一种建造在土台上的建筑了。其下部应该看作是土台中挖有一口地窖，这是私有制抬头和家庭出现后的一种建筑方式。其上部可以看成是一栋既有屋顶又有墙身的建筑。墙的出现在中国远古时代是个了不起的创造。用墙围合而得到的室内空间，比只用屋顶的要高大得多，这也正合了“高者，崇也”的字义。
      甲骨文“宫”字。它可以看成在一个大屋顶下罩着两个（或两个以上）室内空间的房子。这是一种专供统治阶级使用的十分讲究的高大建筑物。

      1898.甲骨文第一部字典
      清末刘鹗著的《铁云藏龟》是甲骨文的第一部字典。1903年抱残守缺斋石印出版。1903年，刘鹗从所藏的五千余片甲骨中精选1058片，编成《铁云藏龟》共六册。原书有罗振玉和吴昌绶的序以及刘鹗的自序。
      甲骨文字典后徐中舒的《甲骨文字典》由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刘兴隆的《新编甲骨文字典》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刘星池的《甲骨文画帖字典》由山东美术出版社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的《甲骨文编》由中华书局出版。

      1899.甲骨文字典
      王本兴所著《甲骨文字典》由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出版。自此甲骨文与现代汉语字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接轨。成为甲骨文工具书的里程碑。
      甲骨文是最早的成熟的汉字系统，是世界四大古文字中唯一与活文字有传承关系古文字。众多甲骨文学者历尽毕生精力，已辩识出甲骨文近两千个，辩识很难，经辩识后再认知则很容易。每一个小学生利用汉语拼音的索引，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认识这些甲骨文字。从而对自己一生的文字修养都有好处。汉字的基础要从甲骨文打起，而这本《甲骨文字典》则是打好汉字基础的有力工具。
      该书在2011年第二十届美术图书评比中获得“金牛杯”金奖。

      1900.甲骨文工具书
      罗振玉1914年编《殷虚书契考释》和1916年编《殷虚书契待问编》，王襄1920年《簠室殷契类纂》（天津博物院），商承祚1923年《殷虚文字类编》（决定不移轩自刻本）、1927年出了删校本、 1971年中国台北艺文印书馆翻印本，日本高田忠周1925年《古籀篇》（古籀篇刊行会），孙海波1934年《甲骨文编》（哈佛燕京学社），曾毅公1939年《甲骨地名通检》（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金祥恒1959年《续甲骨文编》（中国台北艺文印书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1965年《甲骨文编》、孙海波改订本（中华书局）、1979年香港中华书局版，李孝定1965年《甲骨文字集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日本岛邦男1967年《殷墟卜辞综类》（汲古书院）1971出增订本），日本永田英正1968年《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甲骨文字索引》（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日本赤井清美1974年《书体字典》（东京堂）和1976年《书体小字典》（东京堂），日本小林博1977年《古代汉字彚编》（木耳社），高明1980年《古文字类编》（中华书局），徐中舒1981年主编《汉语古文字字形表》（四川人民出版社）和1989年《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日本小林石寿1985年《展大甲骨文字精华》（木耳社），1987年《拓影展大甲骨文字字典》（木耳社）和1988年《五体篆书字典》（木耳社），加拿大许进雄1981～1988年《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所藏甲骨文字索引》（一～九卷《中国文字》新四～十二期连载），日本高嶋谦一1985年《殷虚文字丙编通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孟世凯1987年《甲骨学小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赵诚1988年《甲骨文简明词典·卜辞分类读本》（中华书局），日本师春妙石1988年《古典文字字典》（东方书店），姚孝遂1988年主编《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中华书局）和1989年《殷墟甲骨刻辞类纂》（中华书局），饶宗颐1989～1999年《甲骨文通检》（已出先公先王先妣贞人、地名、天文气象、职官人物、田猎与祭祀等五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日本松丸道雄与高嶋谦一1993年合编《甲骨文字字释综览》（东京大学出版会），刘兴隆1993年《新编甲骨文字典》（中国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日本水上静夫1995年《甲骨金文字典》（雄山阁）、于省吾1996年主编《甲骨文诂林》（中华书局）等。

      1901.甲骨文书法
      甲骨文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系统文字，也是比较成熟的文字。而上古文字的点横撇捺、疏密结构，用眼光去看，确实初具用笔、结体、章法等书法要旨，孕育着书法艺术的美，很值得欣赏与品味。以甲骨文而言，郭沫若在1937年出版的《殷契粹编》的序言中，就对其书法体现非常赞赏：“卜辞契于龟骨，其契之精而字之美，每令吾辈数千载后人神往。文字作风且因人因世而异，大抵武丁之世，字多雄浑，帝乙之世，文咸秀丽。而行之疏密，字之结构，回环照应，井井有条……足知现存契文，实一代法书，而书之契之者，乃殷世之钟王颜柳也。”

      1902.殷代的钟王颜柳
      指的是古代的四位大书法家。“钟王颜柳”们，就是那些书刻卜辞的史官卜人。正是他们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史料，也留下了一份份珍贵的上古书法作品。若就甲骨文书契形式作粗略的一瞥，会发现早期字体较大，像罗振玉编《殷虚书契菁华》所收录的许多武丁时期的卜辞，非常大气、醒目；而到商末帝乙、帝辛时代，字变得细小委琐；至于西周甲骨文则更是细若粟发。
      甲骨文风格类型：一是劲健雄浑型、二是秀丽轻巧型、三是工整规矩型、四是疏朗清秀型、五是丰腴古拙型。总之尽管甲骨文是契刻出来的文字，但笔意充盈，百体杂陈，或骨格开张，有放逸之趣；或细密绢秀，具簪花之格，字里行间，多有书法之美。

      1903.甲骨文书法
      所谓“甲骨文书法”，大抵有两层意思。
      一是指以商周甲骨文字体结构、书法特征为宗，加以工整地摹写而成的书法作品。这类作品可以按照需要集古字以组合为新句子。内容是新的，字却如同三千年前殷人的入笔文字一般饶富雅趣。但是甲骨文总共才二千多字，其中还有不少尚未释出的怪字（特别是人名、地名），真正派上用场的不是很多。因此一旦遇到甲骨文中没有的字，而所书写的对联、题词中又无法代替，就只好进行偏旁拆零，自己拼接了；再拼不出，就要到金文等其他古文字里去讨救兵。进行这项创作的首要人物是罗振玉。1921年他在研究之余，将甲骨文用毛笔书写成楹联，出版了《集殷墟文字楹帖》。继之有章钰、高德馨、王季烈等人，也仿效集字创作。一些古文字学前辈如董作宾、商承祚、唐兰、于省吾等也擅长甲骨文书法，这是本真意义上的甲骨文书法作品。
      另一层意思是指借鉴甲骨文特征加以自行创作的现代书法作品。他们将甲骨文视作一种灵感，仅仅是艺术创作中的一点启示，而并不在于追求“形似”。因此，他们并不严格按甲骨文的书法特征去写，可能是综合了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等多种古文字的特点而创作。这样的书法艺术与古文字学虽有关系，但不是亦步亦趋。

      1904.甲骨文书法艺术
      有的学者更认为，甲骨文的“书体”在甲骨断代和碎片的缀合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书法形体取决于书写人的技术与手法。它的流行受习惯的崇尚而具有时间性。用书体来测量某一时期文化和艺术的风尚，可以大体上窥见一斑。并指出：
      武丁时期的书法，气魄雄伟，峻敖瑰丽。即使中小字体也是工整秀丽，但无论大中小字体，无一处不表现出这一时期书法方面的熟练，深邃的造诣；祖庚祖甲时期，主要在严饬工整方面下工夫，与后世书家比拟，颇有欧阳率更的风趣；禀辛康丁时代，一部分沿袭了祖庚祖甲时工整的作风，但大多逐渐衰退，趋向潦草苟且；武乙时期的大字，粗疏古拙，劲削而带有暴戾的气氛；文丁武丁的作品，又是五花八门，百体杂陈，在书法上颇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情景，有的骨骼开张，有放逸之趣，有的细小娟秀，有簪花之格。
      可见，甲骨文的书法艺术是为学者们所公认的。
      此外，甲骨文还具有自身的一些特点。它一般是用刀直接刻字，有的刻好后还填以朱砂，也有个别不是刀刻而是用朱砂直接写成的。所以，甲骨文的刀法就体现了它的笔意。从刻划的线条犀利苍劲来看，刀法也很熟练。线条起止有度、转折恰当，且有粗有细，有长有短，说明有用单刀，也有用双刀的。字形结构一般呈瘦长形，有大小、长短、方圆之别；各种长短线条的排列疏密有序，各种横竖斜直线的组合也恰如其分，既保持了平衡对称的结构，又表现出丰富而有变化的笔意。同时，甲骨文还具备了象形、指事、会意、假借、转注、形声“六书”的汉字构造法则，既是成熟的文字，也是高水平的书法艺术。
      甲骨文有完整的内容和形式。它一般包括叙辞（为贞卜日期和贞人名）、命辞（所问之事）、占辞（为商王亲自视兆占问吉凶）、验辞（刻记占卜结果）等项，故又称甲骨文为卜辞。刻辞的排列也很有规律，或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或从右至左，或从左至右，但一般是先横后竖。一片甲骨上少则数字，多则上百字。其章法布置毫无做作气，错落自然，浑然一体，变化无穷，一片天机。无论从哪方面看，都体现了殷代贞人高度的艺术技巧和艺术匠心，不愧为中国最早的书法艺术。

      1905.甲骨文之父
      首先对甲骨文作出确认的王懿荣还没来得及作深入研究并著书立说，八国联军便逼近北京城，他被任命为京师团练大臣。
      甲骨文1900年7月，侵略军兵临城下，慈禧太后带领皇室人员仓皇出逃，王懿荣彻底失望了。他对家人说：“吾义不可苟生！”随即写了一首绝命词毅然服毒坠井而死，年方56岁。
      后来人们称这位最先发现甲骨文的人荣誉为“甲骨文之父”，在甲骨文发现90周年的1989年秋，在他的家乡山东烟台市福山区建成王懿荣纪念馆，以纪念他的功绩。
      王懿荣殉难后，他所收藏的甲骨，大部分转归好友刘鹗（即《老残游记》作者刘铁云）。刘鹗又进一步收集，所藏甲骨增至5000多片，于1903年拓印《铁云藏龟》一书，将甲骨文资料第一次公开出版。不久，学者孙诒让根据《铁云藏龟》的资料，又写出了甲骨文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契文举例》。

      1906.甲骨文学术研究
      甲骨文被发现之后，引起学术界的轰动。古董商人为了垄断财源，对于甲骨的来源秘而不宣，以后又谎称出自河南汤阴、卫辉等地。直到1908年，学者罗振玉才首先访知甲骨出土于河南安阳的小屯村一带，于是他派遣自己的亲属去安阳求购，又亲自前往安阳进行实地考察。先后共搜集到近二万片甲骨，于1913年精选出2000多片编成《殷墟书契》（前编）出版，随后又编印了《殷墟书契菁华》（续编），为甲骨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继罗振玉之后，许多著名的学者，如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唐兰、陈梦家、容庚、于省吾、胡厚宣等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考释和研究，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甲骨学。董作宾、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并称为“甲骨四堂”，被誉为甲骨学研究的一代宗师。
      甲骨文是中国发现最早的文献纪录，如今甲骨学已成为一门蔚为壮观的世界性学科，从事研究的中外学者有500多人，发表的专著、论文达3000多种。它对历史学、文字学、考古学等方面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1907.甲骨
      司马迁在《史记》中有一篇《殷本纪》，详细记载了商王朝的世系和历史。过去史学界许多人对这些记载将信将疑，因为没有当时的文字记载和留存的实物资料可作印证。
      本世纪初，罗振玉在他搜集的甲骨中，发现了刻有商王朝先公、先王的名字，证实了这些甲骨的出土地小屯就是《史记》中所说的“洹水南，殷墟上”的殷墟所在地。
      此后，学者王国维对甲骨卜辞中所见的商代诸先王、先公，对照《史记》记载作了详细的考证，证实了《史记》中《殷本纪》的可信性。殷墟是商朝第10代王盘庚于公元前1318年，把都城从奄（今山东曲阜附近）迁到殷（小屯村一带），从此历经至8代12王，在此建都达273年之久。这些研究成果，把中国有考据可信的历史提早了一千年。
      从一片殷商甲骨上文字的发现和认定，由此发展到肯定了一个距今3000多年、长达600多年的朝代，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发现！这样就把本世纪20年代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可信历史始于西周的“疑古”思潮，予以彻底的否定。

      1908.甲骨占卜风之盛
      王室贵族上自国家大事，下至私人生活，如祭祀、气候、收成、征伐、田猎、病患、生育、出门，等等，无不求神问卜，以得知吉凶祸福决定行止。于是，占卜成了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朝廷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和卜官。有刻辞的甲骨，都作为国家档案保存起来，堆存在窖穴之中。因此甲骨上的卜辞成为研究商代历史的第一手材料，它反映了从公元前1300年到公元前1000年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从1899年甲骨文首次发现，据学者胡厚宣统计，共计出土甲骨154600多片，其中大陆收藏97600多片，台湾省收藏有30200多片，香港藏有89片，总计中国共收藏127900多片，此外，日本、加拿大、英、美等国家共收藏了26700多片。到目前为止这些甲骨上刻有的单字约 4500个，迄今已释读出的字约有2000个左右。
中国的文字萌芽较早，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陶器上，就发现了各种刻划符号，成为中国文字的雏形，经过二三千年的孕育、发展，到了商代，中国的文字达到基本成熟阶段。甲骨文具有一定体系并有比较严密的规律，刻划精湛，内容丰富，对中国古文字研究有重要作用。过去，古文字研究的主要的依据是商周青铜器上的铭文，如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甲骨文比《说文解字》要早1500年，而且它是来源于直接发掘出来的出土文物，可信程度更高，对研究汉字的起源和发展，纠正《说文解字》的疏失，解决青铜器铭文中悬而未决的问题，都有极大价值。
      从甲骨上的文字看，它们已具备了中国书法的用笔、结字、章法三要素。其用笔线条严整瘦劲，曲直粗细均备，笔画多方折，对后世篆刻的用笔用刀产生了影响。从结字上看，文字有变化，虽大小不一，但比较均衡对称，显示了稳定的格局。从章法上看，虽受骨片大小和形状的影响，仍表现了镌刻的技巧和书写的艺术特色。“甲骨书法”现今已在一些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中流行，就证明了它的魅力。
      由于弄清了甲骨出土的地点，从1928年秋到1937年夏抗日战争爆发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著名考古学家董作宾、李济、梁思永等人先后主持下，在小屯村一带进行了长达10年的15次考古发掘，不仅先后发现了总计24900多片甲骨，而且发现了商代后期的宫殿、宗庙遗址和王陵区，出土了大量珍贵的铜器、玉器、陶器，从物质文化上提供了殷墟为商代王都的证据。殷墟成为世界闻名的古文化遗址，又一次震动了中外学术界。

      1909.甲骨发掘
      考古工作者又进行了多次调查、发掘，大体弄清了殷墟的范围和布局。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区西北郊的殷墟，它以小屯村为中心，东西约6公里，南北约5公里，总面积30平方公里左右。洹河南岸的小屯村一带是殷王居住的宫殿区，发掘出宫殿基址数十座，最大的一座面积5000平方米。洹河北部是殷王陵区，先后发掘出十几座大墓、一千多座小墓，以及大批祭祀坑。在宫殿附近发现了两座甲骨文档案库和铸铜、制玉、制骨、烧陶等手工业作坊遗址。殷墟发掘延续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收获之丰，是中国考古史上罕见的。
      为了纪念殷墟考古的伟大发现，1987年秋，安阳市在宫殿遗址区东北面修建了一座殷墟博物苑，复原和再现了3000年前殷王宫和一些建筑的风貌。
      1976年春，在宫殿区附近，小屯村北偏西100米处，发掘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将军妇好的墓。甲骨文记载，妇好是商王武丁的王后。有一年夏天，北方边境发生战争，双方相持不下，妇好自告奋勇，要求率兵前往，武丁犹豫不决，占卜后才决定派妇好起兵，结果大胜。此后，武丁让她担任统帅，从此，她东征西讨，打败了周围20多个方国（独立的小国）。有一片甲骨卜辞上说，妇好在征战羌方时，统帅了1?3万人的庞大队伍，这是迄今已知商代对外用兵最多的一次。妇好墓是殷墟发掘的唯一保存完整的殷代王室墓葬，出土的很多器物上都刻有铭文，是唯一能与甲骨文、历史文献相印证，从而能确定墓主身份、年代的商代王室墓葬。
      对殷墟70年的考古，特别要提出来的是对甲骨文的三次重要的考证与发现：
第一次是1936年6月12日，在小屯村北宫殿区发掘出一个甲骨坑，保存着带字甲骨17096片，记录着商王武丁时期的许多活动，看来这是武丁王室的甲骨文档案库，这批甲骨片的出土，对考证武丁时期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有极宝贵的价值。发掘时坑中还发现埋有一个身体蜷曲、侧卧的尸骨，其身躯大部分压在甲骨上，专家认为可能是档案库的看守人。
      第二次，1973年在小屯村南地，又发掘出甲骨7150片，其中刻字甲骨5041片。与这批甲骨同时出土的还有陶器制品，这种甲骨与陶器共存的现象为甲骨文分期及殷墟文化分期提供了宝贵资料。
      第三次是1991年秋，在花园庄东地发掘出一个仅2平方米的甲骨坑，但其叠压厚度却达0.8米，出土1583片甲骨，其中刻字甲骨有579片，记载内容丰富，而且问卜者都是武丁时期的王族成员和高级贵族。说明这个时期，占卜活动已不限于最高统治者国王，王室贵胄都可以利用占卜来预测吉凶了。
      甲骨文的发现以及由此引发的殷墟发掘，对中国考古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此之前的学者，只是在书斋中研究碑文和铜器铭文，从不去田野里考察和发掘。中国的田野考古，最早是1921年对河南渑池县仰韶村遗址的发掘，然后是 1927年开始在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的早期发掘。但当时对这两处的发掘，不是由中国学术部门独自承当的，而是由当时政府聘请外国学者主持，或由中外学术单位合作进行。真正由中国学术机关独立进行的田野考古，是从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对殷墟的首次发掘开始的。它对中国田野考古学的产生和发展，都起到了奠基的作用。中国老一代的考古工作者，绝大部分是在殷墟考古工地上成长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新一代的考古工作者，又基本上是由他们培训出来的。因此称殷墟是中国田野考古学的诞生地，确属当之无愧。

       1910.甲骨研究
       殷墟甲骨刻辞的发现亦为研究商代历法提供了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数十年来在这方面已有较多的研究成果。1945年在四川石印出版的《殷历谱》是董作宾以12年时间利用甲骨文等资料撰写的研究殷代历法与周祭祀谱的巨著。在本书第一卷中提出商人采用干支纪日，一直连续而未间断；商人之月为太阴月，有大小月之制（小月29日，大月30日），过14或16月后连置两大月；他认为当时采用阴阳合历之年，故有置闰月之法，19年而7闰，并依其新旧派之分的见解，指出旧派（如武丁）年终置闰（设13月），新派（如祖甲）则为年中置闰。在第三卷他还讨论了卜辞所见日、月食，企图证明当时已有古四分术与正月建丑之制。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进一步肯定了董氏的一些说法，同时作了修正，认为年终或年中置闰在一个时期（祖庚、祖甲）内曾并行。但陈氏批评董氏所提出的殷代历法为古四分术及正月建丑之说，认为“是完全错误的”。1981年出版的由天文史学家撰写的《中国天文学史》肯定了董、陈氏对阴阳合历与大小月的看法及董氏提出的干支纪日从殷代至今未间断的看法，并肯定了年终置闰，但否定了殷代有年中置闰的可能性。
      殷代以太阴纪月，治甲骨文的学者如董作宾过去多认为是朔日为首。上举《中国天文学史》与1984年张培瑜等发表的论文均认为应是以新月出现为首。同样的看法，日本学者薮内清在1957年即已提出。但1990年冯时发表《殷历月首研究》一文仍认为殷人是以朔日为月首，因为相对疏阔的朔还是可以通过观测取得。由此可见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今后还会继续下去。
      有关商代地理的知识对于商代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殷墟甲骨文发现以前，文献中有关的记载寥寥可数，因此殷墟卜辞中出现的地名便格外引起学者的注意。开殷墟卜辞地理研究之先河者为王国维，他在1914（或1915）年撰写了一篇很短的文章《殷墟卜辞中所见地名考》，从当时已能见到的200余地名中选了8个距今安阳较近而又见载于文献的地名，考释了其地望。此时还谈不上地名间系联。真正为卜辞地理研究创立了一种行之有效而又科学的方法的学者是郭沫若。他在1933年出版的《卜辞通纂》（日本文求堂）中以商王田猎卜辞为研究对象（此种卜辞多附记当日占卜地名，即田猎驻地），通过同版几条卜辞干支之日差计算地点间的距离，而后又通过异版同名联系其他地名，从而结合文献记载建立起地理区域构架。此后，虽有不少学者继续开拓商代地理研究领域，但采用的方法皆本自于郭氏的干支系联法。至80年代末，治商代地理成绩突出的有董作宾、陈梦家、李学勤、岛邦男、松丸道雄与钟柏生。董氏的成绩在于将黄组卜辞的征人方卜辞中经过地点系统地收集起来，按干支系联，借以考释其地望，并绘出路线图。陈氏则较全面地讨论了商晚期诸种地理结构，如大邑商所在之王畿地区与沁阳田猎区，勾画了卜辞地名网，并在伐人方路线上修正了董氏之说。李氏的专著将沁阳田猎区作了更细致的区域分划，更正了郭沫若将“衣逐”之“衣”释为地名的错误，指出“衣”当读为“殷”，训“同”或“合”。松丸道雄的著作则从理论上讨论了田猎地之间距离的推定方法，这是他超出其他诸家之处。钟柏生的论文集将卜辞地名作了分类，分为田游地理、农业地理、部族方国地理等。他详细评析了以前诸家研究的成绩与方法、观点上存在的问题，在田猎地名研究上虽仍主要采用干支系联法，但对辞例的条件作了较严格的规定。
      有关殷墟卜辞地理研究的最新成果是1994年出版的郑杰祥的《商代地理概论》，其特点首先是对地名作详细的文字考证，以求字识准确；其次是卜辞资料更为齐全，不仅利用了《甲骨文合集》，而且有《小屯南地甲骨》等新资料，是他书所未采用的；三是书中充分利用了最新的田野考古资料。
      商代地理的研究虽然有较多成果，但由于卜辞资料本身的限制，对卜辞中出现的地名之地望的看法分歧仍比较大。其中最明显的如商王田猎卜辞中所反映出来的主要田猎区究竟在哪里，如今即有河南沁阳、山东泰山、河南濮阳（及新乡以东、山东以西）三个地区三种看法。

      1911.甲骨研究者命运
      王懿荣
      在发现甲骨文半年后，王懿荣在“庚子国难”奋勇御敌，后从容就死，以身殉国。据记载，他的自戕过程极其惨烈，先是吞金，未死；又服毒，仍未死；在受尽极端痛苦后，他挣扎着来到院中灰褐色的井边，投水而死。
      刘鹗
      甲骨文再说晚清四大谴责小说《老残游记》的作者江苏人刘鹗，其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从小得名师传授学业。他学识博杂，精于考古，并在算学、医道、治河等方面均有出类拔萃的成就。在购得王懿荣的甲骨后，刘鹗又搜集了几千片，于1903年出版了《铁云藏龟》一书（和《老残游记》同年出版），首次把甲骨上的卜辞公布于众。然而，命运还是和他开了个大玩笑。此前，在1900年庚子国难中，为了赈济饥民，他曾向联军以低价购得太仓（京师官方谷仓）粟，“全活甚众”，按说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不料，1908年，他却忽被以“擅散太仓粟”等罪名流放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住在一座寺庙的戏台底下，靠为人治病度日，于1909年8月凄凉去世。
      罗振玉
      此后是罗振玉，同样是江苏人，还是刘鹗的儿女亲家。一个偶然的机会，罗振玉发现了刘鹗家中的甲骨文拓本，并意识到价值非凡。1908年，一位常卖甲骨商人酒后失言，罗振玉获悉，甲骨多见于河南安阳城西北一个叫小屯的村庄，这与《史记龟策列传》等记载的“闻古五帝三王发动举事，必先决于蓍龟”和关于“殷墟”等的记载，以及刘鹗的论断甲骨文是“殷人刀笔文字”相合。此后，罗振玉收购了大量甲骨片，并实地到甲骨发掘现场查看。作为“甲骨四堂”（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晚号观堂，董作宾，字彦堂，郭沫若，号鼎堂）之一，他率先正确地判定了甲骨刻辞的性质及出土处之地、考释出大量的单字，并首创了对卜辞进行分类研究的方法等。然而，其渊博学识并没有帮助他与时俱进，满清国破后，他投身日本傀儡溥仪“主政”的满洲国，担任伪监察院长及满日文化协会会长等职，于1940年5月14日卒于辽宁旅顺，可谓晚节不保，令人叹惋。
      王国维
      1917年，王国维根据他对甲骨文的研究发表了《殷人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并根据甲骨文研究写出了《殷周制度论》，从而轰动了学术界。但令人至今颇感疑惑的是，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终年50岁。

      1912.最早的甲骨文
      1985年夏，陕西考古研究所镐京考古队西安市西南20多公里的长安县斗门镇花园村一带，发掘出西周名都镐京的大型宫殿建筑遗址时，意外地发现了一处“龙山文化”时期的原始社会部落居住遗址，并且在这个遗址上发现了一批刻有文字的甲骨。据此，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认为它是中国迄今所见的最早的甲骨文，这批甲骨文的历史至少可上溯到4500~5000之前，比过去认定的商代甲骨文要早1200-1700年。
      甲骨文在甲骨文以前，我国还有没有文字？从史书记载来看，《荀子》、《吕氏春秋》、《韩非子》、《世本》都记载有仓颉造字的传说。许慎的《说文》序把《系辞传》的说法和仓颉的传说结合起来，说：“及神家氏结绳 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航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刈，万品以察。”黄帝的时代大约在公元前两千五六百年，甲骨文最早的不超过公元前1300年。从考古材料来看，在甲骨文以前，我国境内已有很多尚未成熟的文字符号出现。30年代在山东章丘县城子崖发掘的龙山文化陶片中就发现了一些符号。西安半坡彩陶上也有文字符号，它是由刻画的几何线条构成的，大多数比较简单，郭沫若称半坡彩陶上的符号有文字的性质。在山东大汶口文化陶器上也发现有符号，有的符号上还涂有色彩。这些符号都刻画在陶器表面极显著的位置。有的符号象是太阳或月亮从山上升起的样子。另外在青海马家窑文化、郑州商代早期文化及河北商代中期文化的陶器上都发现有符号。这些符号有的是同图纹合在一起，有的明显地区别于彩陶纹饰，这些符号虽是简单的、零星的、无一定律的，但都是中国文字的雏形，可以说中国文字的诞生至少有五六千年以上的历史。所以，准确来说甲骨文是我国最古老的比较成熟的文字。

      1913.甲骨文书法意义
      甲骨文是镌刻或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出土在河南安阳小屯一带，因这里曾是商代后期商王盘庚至帝辛的都城，史称为“殷”。商灭国，遂成为了废墟，后人便以“殷墟”名之。因此，甲骨文也称“殷墟文字”。其内容绝大多数是王室占卜之辞，故又称“卜辞”，或“贞卜文字”。这种文字基本上都是由契刻而成，又称“契文”、或“殷契”等。
      甲骨文甲骨文距今已有三千余年，它不仅是研究我国文字源流的最早而有系统的资料，同时也是研究甲骨文书法重要的财富。从书法的角度审视，甲骨文已具备了书法的用笔、结字、章法三个基本要素。
      从用笔上看，甲骨文因用刀契刻在坚硬的龟甲或兽骨上，所以，刻时多用直线，曲线也是由短的直线接刻而成。其笔画粗细也多是均匀；由于起刀和收刀直落直起，故多数线条呈现出中间稍粗两端略细的特征，显得瘦劲坚实，挺拔爽利，并富有立体感。
      就结字而言，甲骨文外形多以长方形为主间或少数方形，具备了对称美或一字多形的变化美。另外，甲骨文在结字上还具有了方圆结合，开合辑让的结构形式，有的字还具有或多或少的象形图画的痕迹，具有文字最初发展阶段的稚拙和生动。
从章法上看，卜辞全篇行款清晰，文字大小错落有致。每行上下、左右、虽有疏密变化，但全篇能行气贯串、大小相依、左右相应、前后呼应的活泼局面。并且，字数多者，全篇安排紧凑，给人以茂密之感，字数少者又显得疏朗空灵，总之，都呈现出古朴而又烂漫的情趣。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伴随着书法热的兴起，甲骨文书法得到了广大书法家的重视。但由于甲骨文书法创作毕竟不过百年的历史，还没有十分成熟的临习与创作方法可供借鉴。以怎样的笔法去研习这一古老的书体，成为从事甲骨文书法创作者亟需解决的一道课题。沙曼翁先生认为：“写甲骨把笔要轻，运笔要活，要学‘大米’的刷字。要中、侧锋互用，既要写出毛笔的韵味，又要有刀的感觉。”是极为精辟的见解。尽管甲骨文是由锲刻而成，但书写的痕迹依然存在，因此，我们在临习甲骨文时既要体现锲刻的感觉，更要表现书写的味道。起笔微逆入纸，提笔中锋运行，驻笔平出空收。在行笔时切忌出现楷书的顿挫之法，笔致要简率、质直和畅达。尤其是要做到搭笔即成的迅捷运笔方式，做到急缓适中。临习甲骨文尽管以中锋为主，但要间或辅之以侧锋，以增其韵。甲骨文的转折，一般应断而再起，且不可一笔带过，形成圆转之状，而失去了甲骨文方整峻拔的特质。
      最后，尚需指出，临习甲骨文，除掌握上述笔法外，平时要多读甲骨文拓片，品味其线条、结字以及高古的气息。同时，坚持临写小篆和金文，多读一些文字学著作，这对学习甲骨文很有帮助。

      1914.竹简
      战国至魏晋时代的书写材料。是削制成的狭长竹片（也有木片，称木简），牍比简宽厚，竹制称竹牍，木制称木牍。均用毛笔墨书。册的长度，如写诏书律令的长三尺（约67.5cm），抄写经书的长二尺四寸（约56cm），民间写书信的长一尺（约23cm），因此人们又称信为“尺牍”。在湖南长沙、湖北荆州、山东临沂和西北地区如敦煌、居延、武威等地都有过重要发现，其中居延出土过编缀成册的东汉文书。

      1915.竹简详细解释
   （1）古代用以书写、记事的竹片。《后汉书·宦者传·蔡伦》：“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 晋 荀勗 《<穆天子传>序》：“ 汲县 民 不准 盗发古冢所得书也，皆竹简素丝编，以臣 勗 前所考定古尺度其简，长二尺四寸，以墨书，一简四十字。” 清 俞樾 《茶香室续钞·宋人书帖犹用竹简》：“ 南宋 初，士大夫书翰犹用竹简。” 胡适 《叔永书》：“正如古人用刀刻竹作字，后来有了纸笔，便不用刀笔竹简了。”
   （2）指史册。 清 陈梦雷 《作书友人投笔志恨》诗之一：“我志原何许，逢人却乞怜。是非留竹简，方寸付苍天。”

      1916.竹简的由来
      竹简产生的背景
      裁煮烘干早期的文字刻在甲骨和钟鼎上，由于其材料的局限，难以广泛的传播， 所以直至殷商时期，掌握文字的仍只有上层社会的百余人，这极大地限制了文化和思想的传播，这一切直到竹简的出现才得改变。
      竹简的制作过程
      现代： 裁、煮、烘，切竹，刮青、书写、钻孔、编。
      古代：裁、切、烘（杀青）、书写、钻孔、编。
      竹简的涵义
      竹简多用竹片制成，每片写字一行，将一篇文章的所有竹片编联起来，称为“简牍”。这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书籍形式，用于书写文字的木片称木牍，多用于书写短文。
      简牍是中国古代先民在纸张发明之前书写典籍、文书等文字载体的主要材料，是我国最古老的图书之一。简牍与甲骨文、敦煌遗书、明清档案一同被列为二十世纪东方文明的四大发现，目前简牍学也以惊人的速度形成了世界性学科，它从史学、考古、古文字学、文献学、书法等，多角度多领域，为中国历史文化学术的研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简牍几乎与甲骨文、金文同时出现，春秋到东汉末年是简牍最盛行的时期，纸张发明后，竹木简牍又与纸张并行数百年，直至东晋末年恒玄下令，简牍制度方告结束。
      竹简的影响
      竹简是我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书籍形式，是造纸术发明之前以及纸普及之前主要的书写工具，是我们的祖先经过反复的比较和艰难的选择之后，确定的文化保存和传播媒体，这在传播媒介史上是一次重要的革命。它第一次把文字从社会最上层的小圈子里解放出来，以浩大的声势，向更宽广的社会大步前进。所以，竹简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它的出现，才得以形成百家争鸣的文化盛况，同时也使孔子、老子等名家名流的思想和文化能流传至今。

      1917.竹简的影响
      竹简是我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书籍形式，是造纸术发明之前以及纸普及之前主要的书写工具，是我们的祖先经过反复的比较和艰难的选择之后，确定的文化保存和传播媒体，这在传播媒介史上是一次重要的革命。它第一次把文字从社会最上层的小圈子里解放出来，以浩大的声势，向更宽广的社会大步前进。所以，竹简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它的出现，才的以形成百家争鸣的文化盛况，同时也使孔子、老子等名家名流的思想和文化能流传至今。

      1918.竹简书法价值
      竹简是研究战国楚文字和西汉初年书法的重要资料。先秦时代，文字从应用性走向艺术性。这时的书法与文字的 变革紧密联系着，它从稚拙阶段渐趋完美，从而奠定了在中国书法史上的特殊地位。1975年12月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出土了竹简千余枚，上为墨书秦隶。从考古发掘出来的材料来看，战国和秦代一些木牌和竹简上的文字，已有简化篆体，减少笔划，字形转为方扁，用笔有波势的倾向。这是隶书的萌芽。西汉时，书法中隶体的成分进一步增加。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帛画《老子甲本》已有了明显的隶意。
      竹简的字体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常见于楚国简帛，字形结构是楚国文字的本色，书法体势则带有“蝌蚪文”的特征，可以说是楚国简帛的标准字体；第二类出自齐、鲁儒家经典抄本，但已经被楚国所“驯化”，带有“鸟虫书”笔势所形成的“丰中首尾锐”的特征，为两汉以下《魏三体石经》、《汉简》、 《古文四声韵》所载“古文”之所本；第三类用笔类似小篆，与“古文篆书”比较接近，应当就是战国时代齐、鲁儒家经典文字的原始面貌；第四类与齐国文字的特征最为吻合，保留较多齐国文字的形体结构与书法风格。竹简书法俊朗，疏密得宜，对研究中国书法史有很重要价值。
      简册，“惟殷先人，有册有典”。
      西周和春秋时期有竹木简上记事的方式，战国时期的竹简发现很多。战国中晚期的竹简，内容为遣册、古书和卜筮记录。秦木牍和秦简上的隶书字形正方、长方、扁方不拘，笔画肥、瘦、刚、柔，极尽变化。点面有明显的起伏和波势，用笔有轻、重、疾、徐的区别，是考证隶书发展 的极为珍贵的资料。
      战国的竹简是手写。这些字的笔画具有弹性，起止处较尖锐，中间或偏前的部分略粗，充分表现了毛笔书写的特色。这与金文随形轻重和因接搭凝结的笔画形态不同，已由迟重变为流美，笔画和体式也较篆文更为简略。可见早在秦始皇推行小篆之前已有初期的隶书在流行。“简书”是近年在中国书法界兴起了一支流派（又称“竹简书法”）。这是一种仿效秦汉竹简和帛书的“古隶”体式，即效仿先秦、两汉时代在竹片、木片和丝织物上的古文字的书法，即以独特的国画颜料配制古朴赭黄色，以板刷在生宣纸上刷出类似竹简书竖条，字体就写在这赭色“竹简”条上，别有一番古雅特色，适应了现代审美装饰情趣。 对色彩变化瞬息之间的精确把握，使书法获得了“随类赋彩”之妙。这种书法呈现出活泼，具有生机的形象。“简书”这一书法艺术于图与文的抽象共性中彼此和谐。使我们在欣赏书法艺术的同时，又驰骋在色彩和图案带给我们无限想像的空间里。

      1919.历史文物竹简
    （1）1953年7月，湖南长沙仰天湖古墓出土竹简42支，最长的22厘米，宽1.2厘米，篆文，每简2-10字，为战国之物。
    （2）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发现《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竹简。约五千枚。
    （3）1975年12月，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简一千一百多枚。为秦昭王元年（公元前306年）至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之物。
      竹简不仅在古代文化史、书籍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印刷术也有重要的影响，特别是简牍的形式，即为卷轴装的前身，为早期的雕版印刷所广泛使用。现代竹简更多的是收藏和家居
    （4）2001年 湖北楚天绿采用激光雕刻在优质楠竹材料上雕刻，字体隽永清晰，笔峰刚劲而富神韵，其竹简笔筒，竹简名片座更是将竹简工艺向家居装饰做得很好。
    （5）1975年12月，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简一千一百多枚。为秦昭王元年（公元前306年）至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之物。

      1920.竹简脱水保护
      1994年春，上海博物馆接受了一批饱水竹简的脱水保护任务，总量有一千多支。完整的简最长为五十几厘米，短的有二十几厘米。这些竹简软若面条，不能整支提起，竹材质地相当疲弱，若稍施外力即会折断（尤其是竹节部位）；还有些是损坏程度十分严重，散成竹丝状的竹简。
      此外，有的竹简还因受挤压而被扭曲变形，竹简上少见的朱砂标记很容易消失。
      这批竹简的文字字体与已出土的战国楚简文字一致。其内容专家判断全部都是先秦古籍，有哲学、文学、历史、政论等等方面的丰富记载。书篇约有百种。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总之，竹简材质处于极差状态。而竹简内容又是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资料，具有极其重要研究价值。因此，必须尽最大努力想尽一切办法，及时妥善、完整、长期地保存这份珍贵的遗产。
      充分研究了饱水木器和竹简的各种处理方法，决定采用真空冷冻干燥法进行这批竹简的处理研究。真空冷冻干燥法原理是：水经冷冻成固体，在真空条件下，由固体转化气体，消除毛细管表面张力，使物体保持原有形状。成功应用亦不乏其例。但其应用于这批严重朽蚀饱水竹简的脱水干燥处理，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
这批竹简的相对含水率高达百分之八十几，这么高含水率的竹简，不是仅仅消除毛细管表面张力，就能防止细胞壁收缩，细胞腔崩塌，就能达到解决竹简的脱水定型的目的。
      影响饱水竹简收缩变形另一重要因素是干燥产生的应力与纤维结构所能支撑的机械强度。这么高含水率说明竹材中的大量成分流失，细胞壁被腐蚀则是更为重要。因此，增强纤维细胞的强度，抵御干燥过程中的收缩应力，必须采用填充材料，才能防止其在脱水过程中收缩、变形、开裂。真空冷冻干燥的预处理是关键。填充材料的选择十分重要。置换材料要求能与水相混溶，取代饱水竹简中的水分；分子量低，分子体积小，粘度低；材料的溶液不仅低浓度且较高浓度的状态时，呈中性，亦容易渗透入细胞腔，细胞壁中；填充后能有一定的强度；色泽浅淡，使处理后能接近原物本色。
      对多种填充材料进行了饱水木材的渗透实验。从处理后的电镜照片图三，四中看出，一种GX溶液较为理想。未处理前壁厚在1－3微米，处理后壁厚大部分超过5微米，孔壁增厚，内中有较多的填充物，起到了增强纤维结构的作用。
      严重朽蚀饱水竹简要处理成功?其填充量必须达到一定程度，尽可能多地置换出其中的水分?才能保持其形状的稳定。因此，制备高浓度GX溶液是极为重要的一步。
      用十支竹简作了实验性处理?经逐步增高溶液浓度的浸渗程序?然后在温度为－20℃?真空度为10－3毫米汞柱的条件下干燥。采用千分卡与立体显微镜配合的方法对十支残、短简进行脱水前后的收缩率的测定，具体结果如下表：
      从测定数据看，干燥后的竹简，其收缩率宽度方向在0.7—1.9%。竹简的色泽近似竹材本色，达到了原先的设想要求。
      对碎裂成丝状的竹简，除了上述处理的浸渗程序外?还需加入适量的黏合材料，将丝状整理成形，再真空冷冻干燥。经过三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这批扭曲变形竹简的校正，朱砂标记的保存。一千多支竹简的脱水定型任务。由此，竹简可以在自然或人工光线下供专家们进行排比和研究。虽然脱水定型使竹简得到了妥善的保护。但为了更好的保存，还需要采取妥善的保护手段，采用了把竹简密封保存在有机玻璃盒中，并充以氮气。其中以内容不同的十支竹简，在陈列柜的灯光照射下陈列了三年（1997－1999），没有发现变形，也没有发现肉眼可视的变色；其余封存放在库房的竹简，也已8年了，至今未发现变化。此批竹简正由研究人员整理，并陆续以上海博物馆馆藏战国楚竹书出版面世，供研究人员研究。

      1921.保护秦汉竹简的报导
      “岳麓书院抢救的这批国宝，是文化史、学术史上一件重大事件，如再不回收保护，（这批竹简）就会化为齑粉，化为泥土，那将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昨日，记者在一张有胡平生、李学勤等八九位著名简牍研究专家亲笔签名的鉴定表上读到了以上文字，专家一致认为，这批被岳麓书院紧急抢救回来的简牍，将对弄清秦汉法律源头、对秦汉史的研究以及对学术史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而这批被专家们认定为具有“不可估量”意义的简牍，曾在香港文物市场上流转迁徙，2007年11月才被岳麓书院带回保护中心进行整理、保护。
      “它们破损厉害，有的就像面条，一碰可能就化掉”
      这批珍贵竹简与湖南人的结缘，源于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院长陈松长2006年12月份的一次香港之行，“那次陈院长是去开会，但却意外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香港某文物商手上有着数千枚秦汉竹简，如果再不进行专业保护，将可能永久性消失……”昨日，岳麓书院文物管理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郑明星向记者讲述了这批竹简的来龙去脉：
      “陈院长本身是简牍研究专家，他马上敏感地意识到这批文物的消失可能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于是开始千方百计地打听这批文物的下落。”
      “经过多方努力，2007年11月，在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张光裕搭桥牵线下，岳麓书院与香港文物商取得了联系，并第一次见到这批竹简的真面目。然而，这批竹简的破损程度让人震惊：它们有的就像面条，一碰就可能化掉，上面长满了霉点，还有粉状物质……”
      郑明星说，让人惊喜的是，香港文物商和岳麓书院在“要抢救这批文物”这一点上形成了高度的默契，对前往香港的湖南工作人员，文物商没有任何为难，并且很快亲自把多达8捆的竹简送到了长沙。
      “有着和长沙走马楼汉简相似的糖元结构”
      简牍来到长沙后，岳麓书院马上请来国内简牍保护专家、“出土木漆器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学术委员、湖北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研究员方北松，负责竹简的取样检测和脱色工作。
      经过对样品的检测，方北松得出结论：竹简存在严重的降解，有着和长沙走马楼汉简、荆州谢家桥汉简相似的糖元结构，与新竹完全不同，并且具有编连、折断和竹节干后的老化痕迹。“这意味着这些竹简是真品，不是仿造的。”郑明星向记者解释说。
      由于竹简表面已呈黑色，字迹模糊不清，“方教授把这批竹简放进纯净水里进行防脱水处理，之后进行脱色处理，最后小心地用线条缠好，用玻璃片固定。”出于保护竹简的目的，这批处理好的竹简被装进特制锦盒后秘密收藏。
      “内容比里耶秦简更丰富”
      这批竹简上究竟记载了什么内容？目前是否确定年代？对此，郑明星称：“专家们打算花十年时间进行仔细研究。”但他透露，1月15日，岳麓书院邀请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学、湖北荆州博物馆、荆州文物保护中心、湖南省文物局等单位的有关专家观摩竹简。从已经识读的极少数竹简来看，这批竹简内容涵盖算术、隶卜、律令、日书，“相比以日书和行政文书为主的里耶秦简，这批竹简的涵盖面更为丰富、广泛，许多内容是别的竹简所没有涉及的。”
      而就在4月13日，著名历史学家、清华大学教授、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受邀来到岳麓书院研读这批竹简，“李教授根据竹简上出现的一些湖北古地名及出现‘内史’的称呼等信息判断，这批竹简可能出自湖北一郡守之墓，郡守相当于现在的省级官员。”
      另据一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这批竹简中有“苍梧”、“洞庭”等里耶秦简中出现过的秦代郡名，又有“居货”、“为吏之道”等富有秦代特色的词语，行文避秦始皇讳，所以，这批竹简的确切年代有可能比汉更早。

      1922.战国竹简
      上海博物馆数年前自香港古玩肆抢救回的一千二百枚流散楚简，经考证研究，近日将首次解密公布百枚竹简，其中三十一枚有关《诗经》的内容，与传统文学史记载相悖，填补了先秦文献空白，并破译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千古之谜”。
      据此间媒体今日报道，上海博物馆近年来对这批举世瞩目的珍贵竹简进行了脱水去色保护。同时组织专家用数码放大仪对竹简文字逐个进行审视、考证。从初步审视内容来看，其内容庞杂，涉及哲学、文学、历史、政论、音乐等多方面的内容。自一九九七年起，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等对其中一篇共三十一枚有关《诗经》记载的竹简进行了详尽研究、考证，并发现许多地方与传统文学史记载大不相同。
      例如，关于孔子如何向其弟子授诗，以往文献全无记载。而此三十一枚竹简共九百八十余字，全是孔子弟子对孔子讲诗的追记文字。孔子在此提出“诗毋离志”、“乐毋离情”、“文毋离言”的三条具有准则性的说法，在文学史上还是初见。
      此外，竹简中论诗次序以颂、大雅、小雅、国风为顺序，与今本《诗经》排列正好相反。竹简诗论序中的论次也与今本《诗经》中的大序相反。许多诗句用字也与今本不同。竹简孔子诗论也没有今本《诗经》小序中有关“美”、“刺”的内容。
      又例如，通常说《诗经》数量为三百篇，或三百零五篇，而竹简中出现的六十个篇名中又发现了轶诗六篇。另外，在七枚记载诗曲音调的竹简中，也有为今本所未见的轶诗。由此可推断《诗经》的篇数远远超过三百，而从竹简诗的篇名记载还可证明孔子当年并没有如传统说法那样删过诗。
      再例如，对于中国古代音乐，过去一直有“五音”、“七音”之说，而竹简中所载古代唱诗伴奏已有四声和九个音调，显得相当规范化。音乐界专家日前对竹简音调进行鉴定后惊喜地发现，古代的音调表示法同现代的音调竟如此相似，确是中国古代音乐史上的重大发现。
      据悉，上海博物馆有关专家将在近期于北京举行的“新出简帛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首次向中外学者公布这一批竹简解密的重要内容。

      1923.竹简综述
      竹简将文字、图象或其他各种特定的符号写绘于事先加工过的竹片上的书籍形式。竹简渊源:早期的文字刻在甲骨和钟鼎上，由于其材料的局限，难以广泛的传播，所以直至殷商时期，掌握文字的仍只有上层社会的百余人，这极大地限制了文化和思想的传播，这一切直到竹简的出现才得改变。
      竹简是中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书籍形式，是造纸术发明之前以及纸普及之前主要的书写工具，是我们的祖先经过反复的比较和艰难的选择之后，确定的文化保存和传播媒体，这在传播媒介史上是一次重要的革命。它第一次把文字从社会最上层的小圈子里解放出来，以浩大的声势，向更宽广的社会大步前进。所以，竹简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它的出现，才的以形成百家争鸣的文化盛况，同时也使孔子、老子等名家名流的思想和文化能流传至今。拓展生活，共享闲适与激越！

      1924.“书”
      中国古代真正的书籍形式，是从竹简和木牍开始的。竹简和木牍所开创的书籍形式和制度，对后来的书籍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册"、"卷"、"编"等书籍的单位、术语，一直延用至今。 竹简和木牍在形式和用途上不完全相同。
      竹简用的是皮薄而节长的竹子，先将圆竹锯成一定的长度，再破为一定的宽度，削光整平后，即成为简片。然后再用丝绳、麻绳、细皮条等分上下两道编连简片，即可用来书写文字。也有先写字，然后再按顺序编联成册的。
      竹子的外皮不易着墨，为了书写方便，须将竹子的最外皮削去，或在内里面书写。把竹子烘干这个工序称为"杀青"。
      竹简是中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书籍形式。早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就有"册"字，象征着一捆简片系二道书绳，而金文中的"典"字则表示"册"在几上。说明简策制度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商代，但其战国以前的简续实物，今天还未有发现，在周代的文献中有许多关于用简读传递命令及公文的记载。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在学术上百家争鸣的局面，竹简成为各家著书立说的主要形式。这时关于使用竹简的记载就更多了。例如，孔子晚年读"易"，致使"韦编三绝"，说明由于反复的阅读，致使编系竹简的绳子断了三次。

      1925.竹木简
      将字写在用竹、木削成的片上，称“竹木简”，如较宽厚的竹木片则叫“牍”。竹木简是古代用竹简和木简写成的书，是我国最早的书籍。竹子和木头都是常见而易得的东西，古代缺少合适的书写材料，人们就把竹子和木头削成狭长的小片，在上面写字著书。用竹子削成的狭长小片叫“竹简”，用木头削成的叫“木简”。每根简上通常只写一行字，多少不一，最多的有40多字，最少的只有一二字，一般写20多字。
      现在的书籍开本有大有小，古代的竹木简也有长有短，最长的3尺，最短的只有5寸。写一部书要用很多简，把这些简编连起来就成为书了。编连竹木简多用麻绳，也有的用丝绳（称“丝编”）或皮绳（称“韦编”）。一册书根据简的长短，决定用几道编，一般用二三道编，多的用四五道编。现在的“册”字，就是一个象形字，很像一根根简用绳子编连起来的样子。
      《尚书·多士》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典”指的就是用竹木简做成的书。商代的甲骨文中，也有这样形状的字“〓”，即“册”字。可见，竹木简书籍在商代就已经出现了。
      春秋、战国和秦汉时，人们已经普遍用竹木简做书籍了。约春秋、战国之际，还出现了写在丝织品上的书——帛书。帛书比竹木简轻便，而且易于书写。不过丝织品价格昂贵，所以帛书不及竹木简书普遍。东汉时出现了用纸抄写的书籍，纸既轻便又易于书写，价格也比较便宜，于是逐渐流传开来。到了晋代，纸书完全取代了竹木简书和帛书。

      1926.文房四宝
      中国特有的文书工具，即笔、墨、纸、砚，被誉为“文房四宝”。在用于书法、绘画的文化艺术工具中，仅这四样宝，就已备受文人的喜爱和珍藏。 笔、墨、纸、砚，雅称“文房四宝”或“文房四士”。前者源于梅尧臣《再和歙州纸砚》诗：“文房四宝出二郡，迩来赏爱君与予。”后者出自陆游《笔砚纸墨戏作》诗：“水复山重客到稀，文房四士独相依。”由于文人雅士珍爱文房四宝，所以给它们送了许多雅号。

      1927.毛笔
      毛笔的笔杆一般用竹管制，讲究些的用斑竹管制，也有用犀牛角、象牙或金银制的，那就是工艺美术品了。笔头所用兽毫分为柔（软）健（硬）两类，柔毫主要是山羊毛所制；健毫则用兔脊毛和黄鼠狼尾毛等制成，柔毫和健毫杂在一起称为兼毫。笔头制作是中间一簇长毫称为锋，即笔尖；四周包着稍短的毫称为副毫。好的毛笔具有尖、齐、圆、健四大优点。产毛笔的地区，唐代至宋代，以安徽宣州最出名，所产紫毫（老紫兔毫）笔，为无上佳品，其价如金。明清时期，为浙江湖州善琏镇所产的选料严格、制作精良的湖笔所取代，并且相沿至今。

      1928.墨
      墨的出现很早，《述在书法纂》上说：西周邢夷始制墨，说是煤烟所成，却是西汉以后的事。其原料不同，可分为油烟墨、漆烟墨、松烟墨，分别以桐油、生漆、松枝所烧的烟炱，加黄明胶和麝香、冰片等制成。南北朝时易州的墨和剡县的纸很有名。

      1929.纸
      纸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西汉墓出土的文物中已出现了麻制的纸，但很粗糙。东汉蔡伦采用多种原料和改进制纸方法，使纸的质量和产量都大为提高。由于纸的广泛使用，晋安帝才下令废除了自古沿用下来的竹木简，把历史推进到全面用纸的时代。唐代的造纸业非常发达，宣州出宣纸，江西临川出薄滑纸，扬州出六合笺，广州出竹笺等，都是上等品。

      1930.砚
      砚，在西汉时期即已使用，湖北荆州凤凰山西汉墓出土了砚，我国传统有四大砚，即端砚、歙砚、洮砚、澄泥砚。

      1931.【笔】
      最早的毛笔，大约可追溯到二千多年之前。西周以上虽然迄今尚未见有毛笔的实物，但从史前的彩陶花纹、商代的甲骨文等上可觅到些许用笔的迹象。东周的竹木简、缣帛上已广泛使用毛笔来书写。湖北省随州市擂鼓墩曾侯乙墓发现了春秋时期的毛笔，是目前发现最早的笔。其后，湖南省长沙市左家公山出土的战国笔，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甘肃省天水市放马滩出土的秦笔，及长沙马王堆、湖北省江陵县凤凰山、甘肃省武威市、敦煌市悬泉置和马圈湾、内蒙古自治区古居延地区的汉笔，武威的西晋笔等都是上古时代遗存的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我国的书写用笔起源很早。根据未经刀刻过的甲骨文字判断，夏商时期就已经有原始的笔了。如果再从新石器时期彩陶上面的花纹图案来看，笔的产生还可以追溯到五千多年以前。到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都已经制作和使用书写用笔了。那时笔的名称繁多：吴国叫“不律”，燕国叫“弗”，楚国叫“幸”，秦国叫“笔”。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笔”就成了定名，一直沿用至今。传说，我们现在所用的毛笔是由战国时期的秦国大将蒙恬发明的。
      公元前223年，秦国大将蒙括带领兵马在中山地区与楚国交战，双方打得非常激烈，战争拖了很长时间。为了让秦王能及时了解战场上的情况，蒙恬要定期写战况报告递送秦王。那时，人们通常是用分签蘸墨，然后再在丝做的绢布上写字的，书写速度很慢。蒙括虽是个武将，却有着满肚子的文采。用上面说的那种笔写战况报告，常使他感到影响思绪。那种笔硬硬的，墨水蘸少了，写不了几个字就得停下来再蘸，墨水蘸多了，直往下滴，又会把非常贵重的绢给弄脏了。蒙恬以前就萌生过改造笔的念头，这次要写大量的战况报告，这个愿望就越来越强烈了。
      战争的间隙中，蒙恬喜欢到野外去打猎。有一天，他打了几只野兔子回军营。由于打到的兔子多，拎在手里沉沉的，一只兔子尾巴抱在地上，血水在地上拖出了弯弯曲曲的痕迹。蒙恬见了，心中不由一动：“如果用兔尾代替普通的笔来写字，不是更好吗？”
      回到营房之后，蒙恬立刻剪下一条兔尾巴，把它插在一根竹管上，试着用它来写字，可是兔毛油光光的，不吸墨水，在绢上写出来的字断断续续的，不像样子。蒙恬又试了几次，还是不行，好端端的一块绢也给浪费了。一气之下，他把那支“兔毛笔”扔进了门前的山石坑里。
      蒙恬并不甘心失败，仍然抽时间琢磨别的改进方式。几天过去了，他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办法。这一天，他走出营房，想透透新鲜空气。走过山石坑时，他又看到了坑里那支被自己扔掉的“兔毛笔”。蒙恬将它捡了起来，用手指捏了捏兔毛，发现兔毛湿源源的，毛色变得更白更柔软了。蒙恬大受启发，马上跑回营房将它往墨汁里一蘸，兔尾这时竟变得非常“听话”，吸足了墨汁，写起字来非常流畅，字体也显得圆润起来。原来，山石坑里的水含有石灰质，经碱性水的浸泡，兔毛变得柔顺起来。由于这支笔是由竹管和兔毛组成的，蒙恬就在当时流行的笔名“幸”字上加了个“竹”字头，把它叫做“笨”（今日简写作“笔”）。
      古笔的品种较多，从笔毫的原料上来分，就曾有兔毛、白羊毛、青羊毛、黄羊毛、羊须、马毛、鹿毛、麝毛、獾毛、狸毛、貂鼠毛、鼠须、鼠尾、虎毛、狼尾、狐毛、獭毛、猩猩毛、鹅毛、鸭毛、鸡毛、雉毛、猪毛、胎发、人须、茅草等。从性能上分，则有硬毫、软毫、兼毫。从笔管的质地来分，又有水竹、鸡毛竹、斑竹、棕竹、紫擅木、鸡翅木、檀香木、楠木、花梨木、况香木、雕漆、绿沉漆、螺细、象牙、犀角、牛角、麟角、玳瑁、玉、水晶、琉璃、金、银、瓷等，不少属珍贵的材料。

      1932.【墨】
      给人的印象似稍嫌单一，但却是古代书写中必不可缺的用品。借助于这种独创的材料，中国书画奇幻美妙的艺术意境才能得以实现。墨的世界并不乏味，而是内涵丰富。作为一种消耗品，墨能完好如初地呈现于今者，当十分珍贵。
      在人工制墨发明之前，一般利用天然墨或半天然墨来做为书写材料。史前的彩陶纹饰、商周的甲骨文、竹木简牍、缣帛书画等到处留下了原始用墨的遗痕。文献记载，古代的墨刑（黥面）、墨绳（木工所用）、墨龟（占卜）也均曾用墨。经过这段漫长的历程，至汉代，终于开始出现了人工墨品。这种墨原料取自松烟，最初是用手捏合而成，后来用模制，墨质坚实。据东汉应劭《汉官仪》记载：“尚书令、仆、丞、郎，月赐愉麋大墨一枚，愉麋小墨一枚。”愉麋在今陕西省千阳县，靠近终南山，其山右松甚多，用来烧制成墨的烟料，极为有名。
      从制成烟料到最后完成出品，其中还要经过入胶、和剂、蒸杵等多道工序，并有一个模压成形的过程。墨模的雕刻就是一项重要的工序，也是一个艺术性的创造过程。墨之造型大致有方、长方、圆、椭圆、不规则形等。墨模一般是由正、背、上、下、左、右六块组成，圆形或偶像形墨模则只需四板或二板合成。内置墨剂，合紧锤砸成品。款识大多刻于侧面，以便于重复使用墨模时，容易更换。墨的外表形式多样，可分本色墨、漆衣墨、漱金墨、漆边墨。

      1933.【纸】
      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曾经为历史上的文化传播立下了卓著功勋。即使在机制纸盛行的今天，某些传统的手工纸依然体现着它不可替代的作用，焕发着独有的光彩。古纸在留传下来的古书画中尚能一窥其貌。
      在纸张发明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是采用什么来作为记事材料的呢？根据文献和实物资料，最早的人们是采用结绳来记事的，遇事打个结，事毕解去。后来又在龟甲兽骨上刻辞，所谓“甲骨文”。在青铜产生以后，又在青铜器上铸刻铭义，即“金文”或“钟鼎文”。再后，将字写在用竹、木削成的片上，称“竹木简”，如较宽厚的竹木片则叫“牍”。同时，有的也写于丝织制品的嫌帛上。先秦以前，除以上记事材料外，还发现了刻于石头上的文字，比如著名的“石鼓文”。
一般人们皆知，纸是在东汉由蔡伦发明的。但近年的考古发掘，却对此提出了疑问。随着西北丝绸之路沿线考古工作的进展，许多西汉遗址和墓葬被发现，其中也不乏纸的遗物。这些右纸均据其出土的地点而被冠名。
      从目前出土古纸自身的年代顺序，可以分别排列为：西汉早期的放马滩纸，西汉中期的灞桥纸、悬泉纸、马圈湾纸、居延纸，西汉晚期的旱滩坡纸。这些纸不但都早于蔡伦纸，而且有些纸上还有墨迹字体，说明已用于文书的书写。

      1934.【砚】
      砚，也称"砚台"，被古人誉为"文房四宝之首"。因为墨须加水发磨始能调用，而发墨之石刑则是砚。其中有陶、泥、砖瓦、金属、漆、瓷、石等，最常见的还是石砚。可以作砚的石头极多，我国地大物博，到处是名山大川，自然有多种石头。产石之处，必然有石工，所以产砚的地方遍布全国各地。
      最著名的是广东肇庆的端砚、安徽的歙砚、山东鲁砚、江西龙尾砚、山西澄泥砚。砚台的讲究是：质细地腻、润泽净纯、晶莹平滑、纹理色秀、易发墨而不吸水。有的有乳，有的有眼，有的有带，有的有星，大约产于有山近水之地为佳。如端砚之出于斧柯，浴在江渭端溪之渚坑中。虽同出一地，其石质也有所不同，如有青花、天青者、蕉叶白、鱼脑冻、冰纹金星、罗纹、眉子、红丝、燕子、紫金石、龟石、等。石佳还须工精，砚台的雕工制作早已形成了一门艺术，从取石、就料、开型、出槽、磨平，雕花等都可运其匠心。有的精品砚已不实用，以其名贵只能作古董观赏、珍藏，而舍不得濡水发墨了。砚的名贵，有以石质贵者，有以制作贵者，有以名人用而贵者等等。
      砚需常洗，不得与沾染，每发墨必须砚净水新。墨锭则愈古旧愈好，因时间愈久其胶自然消解，但水不能储旧，而必须加新。如恐沾油，洗时可用莲蓬或旧茶叶刷涤。加水以微温为好，切勿以滚水价值加之，以防爆裂。所以书家不但应懂得用砚，还应会养砚。
      笔、墨、纸、砚，各有各的用途，各有各的讲究，所谓"名砚清水，古墨新发，惯用之笔，陈旧之纸"，合起来是整个一套，再写出我们的文字，综合成为我们独特的传统书法艺术。它不但为我们自我欣赏，而是越来越得到了世界各国人们的瞩目、珍爱。笔掭：又称笔砚，用于验墨浓淡或理顺笔毫，常制成片状树叶形。

      1935.文房四宝之乡
      宣城是“徽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是 “中国文房四宝之乡”。文房四宝中的笔、墨、纸、砚，在宣城均有上千年制作历史，宣纸、宣笔、徽墨自古为翰墨名家推崇。宣纸，产于古宣州泾县，质地绵软、洁白，不腐、不蠹，有“千年寿纸”之誉。宣笔制作有两千多年历史，历代作为贡品、御用笔进献朝廷，白居易诗云：每岁宣城进笔时，紫毫之价如金贵。徽墨制作起于南唐，有“落纸如漆，万载存真”之誉。“天下墨业在绩溪”，徽墨名家胡开文就在宣城绩溪县上庄镇，为清初徽墨四大家之一。歙砚产于安徽歙县，为中国四大名砚之一，与宣纸、宣笔、徽墨相得益彰，彼此之间文化和商品交流十分频繁。2004年，中国文房四宝协会和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授予宣城“中国文房四宝之乡”称号。
      经多年发展，文房四宝产业在宣城已形成相当规模，目前已有文房四宝生产经营企业400余家，每年产值逾亿元，从业人员近万人，产量、产值均处于全国同行业前列，产品不仅畅销国内，还远销日本、东南亚和欧美各国。2002年8月，宣纸被正式批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原产地域产品”，宣城泾县被确定为宣纸原产地域，红星牌宣纸为中国驰名商标。
      为打响中国文房四宝之乡品牌，展示文化宣城魅力，宣城市研究制定了文房四宝产业发展优惠政策和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成立了文房四宝行业协会，先后举办或参与组织了首届中国文房四宝之乡文化旅游节、2005年文汇·宣城杯全国书法大赛（上海）、首届农产品、旅游产品（上海）交易会，吸引了境内外众多文房四宝企业、投资商前来交流洽谈，一大批书画名家到宣城参观访问，挥毫泼墨。2005年，宣城市还创办了文房四宝专业刊物《笔墨纸砚》杂志，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经常性地宣传推介宣城。
      2005年，安徽省861行动计划重点建设项目、总投资约4.4亿元的中国宣纸城动工兴建，主体项目包括中国宣纸博物馆、文房四宝专业市场、宣纸城文化中心广场和旅游集散中心，项目建成后，将成为中国乃至国际的宣纸采购中心、皖南最大的文化旅游中心。据悉，2006年，宣城市人民政府将举办第二届中国文房四宝之乡文化旅游节，届时，欢迎海内外投资商前来参观考察，投资宣城文化产业和旅游招商项目。

      1936.其他文房用具
      在古代的文房书斋中，除笔、墨、纸、砚这四种主要文具外，还有一些与之配套的其他器具，它们也是组成文具家族中必不可少的一员。明代屠隆在《文具雅编》中记述了四十多种文房用品，通常较为常见的有笔架：又称笔格、笔搁，供架笔所用。往往作山峰形，凹处可置笔。也有人物和动物形的，或天然老树根枝尤妙。
      臂搁：又称秘阁、搁臂、腕枕，写字时为防墨沾污手，垫于臂下的用具。呈拱形，以竹制品为多。
      诗筒：日常吟咏唱和书于诗笺后，可供插放的用具。多以竹制，取清雅之意。
      笔筒：笔不用时插放其内。材质较多，瓷、玉、竹、木、漆均见制作。或圆或方，也有呈植物形或他形的。
      笔洗：笔使用后以之濯洗余墨。多为钵盂形，也作花叶形或塔形。
      墨床：墨研磨中稍事停歇，因磨墨处湿润，以供临时搁墨之用。
      墨匣：用于贮藏墨锭。多为漆匣，以远湿防潮。漆面上常作描金花纹，或用螺细镶嵌。
      镇纸：又称书镇，作压纸或压书之用，以保持纸、书面的平整。常作各种动物形。
      水注：注水于砚面供研磨，多作圆壶、方壶，有嘴，也常作辟邪、蟾蜍、天鸡等动物形。
      砚滴：又称水滴、书滴，贮存砚水供磨墨之用。
      砚匣：又称砚盒，安置砚台之用。以紫擅、乌木、豆瓣摘及漆制者为佳。
      印章：用于钤在书法，绘画作品上，有名号章、闲章等，多以寿山石、青田石、昌化石等制成，也有铜、玉、象牙章等。
      印盒：又称印台、印色池，置放印泥。多为瓷。
      湖笔、徽墨、端砚、宣纸为文房四宝之上品。

1937.文房四士雅称
　 【出处】 宋·陆游《闲居无客所与度日笔砚纸墨而已戏作长句》诗：“水复山重客到稀，文房四士独相依。”
　　笔、墨、纸、砚统称为“文房四宝”。古人认为万物皆有灵性，笔、墨、纸、砚亦然。在使用之余，文人雅士还给它们取了人性化的名字（见韩愈《毛颖传》）：
　　笔：中山人毛颖。中山是古代诸侯国名，在今天的河北省定州一带，战国时为赵国所灭。据王羲之《笔经》记载，汉朝时天下诸侯郡国争献兔毛笔以书写洛阳鸿都门上的匾额，结果只有赵国兔毛笔入选。中山属赵，所以称毛颖为中山人，颖是指毛笔呈锥状的笔头。另有人因宣城多产笔，也称之为宣城毛元锐，字文锋的。
　　墨：绛人陈玄。古时绛州在今天山西省新绛县，所产之墨较为有名，为朝廷贡品，而墨又以陈年、浓黑者为上品，故称之为绛人陈玄。又：南唐时燕人李廷圭以松烟造墨，光泽可鉴最负盛名，后渡易水而居江南，故也有人称墨为燕人易玄光，字处晦的。
　　纸：会稽褚知白。古时会稽在现在的浙江绍兴，出产贡纸。楮树之皮是造纸的上等原料，而褚与楮音同形近，故有人从人的姓氏中取“褚”为纸的姓氏，称之为会稽褚知白。另外也有人因河南华阴多产纸，称褚知白为华阴人士，字守玄。
       砚：弘家陶泓。隋唐时期，天下陶砚盛行，而其中又以虢州，即汉时弘家郡（今河南灵宝）所产最负盛名，砚中间下凹以存墨汁，故称之为弘家陶泓。也有人称以石料所制之砚为石虚中，字守默（墨）的。
　　古人不仅给笔、墨、纸、砚取了名字，而且还给它们封了官职。笔：书写用品，因笔杆以竹管作成，使用时要饱蘸墨水，故封之为中书君、管城侯、墨曹都统、墨水郡王、毛椎刺史；墨：多以松烟制成，品质上乘的还要添加香料，故封之为松滋侯、黑松使者、玄香太守、亳州楮郡平章事；纸：性柔韧，可随意裁剪，且以洁白者为佳，故封纸为好畦（侍）侯、文馆书史、白州刺史、统领万字军略道中郞将；砚：储墨之器，质地坚硬，帮封之为即墨侯、离石侯、铁面尚书、即墨军事长。

      1938.文房四宝官职
      古人不仅给笔、墨、纸、砚取了名字，而且还给它们封了官职。
      笔
      书写用品，因笔杆以竹管作成，使用时要饱蘸墨水，故封之为中书君、管城侯、墨曹都统、墨水郡王、毛椎刺史
      墨
      多以松烟制成，品质上乘的还要添加香料，故封之为松滋侯、黑松使者、玄香太守、亳州楮郡平章事
      纸
      性柔韧，可随意裁剪，且以洁白者为佳，故封纸为好畦（侍）侯、文馆书史、白州刺史、统领万字军略道中郞将
      砚
      储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