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城后日记《我的1971》

                        1971年7月28日          和大华去二团二营十八连，看望她的大哥。去时赶上大哥去办事了，只好在他的一个朋友家里吃了中午饭。我们在连队周围的树林里散步，直到很晚，大哥才回来，唠了一阵，就该休息了，我住在大哥的宿舍，大华则住在女生宿舍。
                  1971年7月29日

      早晨雾气很重，感觉有些凉。我们坐十八连的铁牛55到团部，从团部步行回高机连。太阳一出来，开始热起来，十多里路，走了三个多小时。沿途树木很多，我们坐在树荫下，欣赏美丽的风光，享受宝贵的时光。谈到爱情，谈到将来，十分温暖。我的性格时常急躁，大华则从不着急。我说将来会给她气受的，她说那时她就跑，不理我。我总是为他担心，可她一切都处理的很好。对于爱情，她总怕将来会使我不满意，我说不会的，我们都在学习，如何让爱情更充实，是一辈子努力的事。
      回到连队，郭亦勤正好回来，见面很高兴。现在他们正在开支部扩大会议，大华也参加，只有晚上再唠了。
      

                         1971年7月30日
       乘连里的马车下山。同车五个同志，一路谈笑风生，很愉快。
       公路的保养不好，尤其桥梁，几乎无一座像样的，胆子小的人真的担心会从上边掉下来。无际的原野有的深绿，有的浅绿，还有金黄的麦田，十分养眼。天上的白云，一团团地矗立着，静静地像湖中的小船，引人遐想。微风时而吹过，有了秋天的凉爽意味，只有当太阳强烈照耀的时候，才让人感到有盛夏的味道。坐在马车上摇晃，环视四野，仰望天空，心胸顿时开阔。过去我也当过车老板，在孙吴的原野上策马扬鞭，经历过多少风风雨雨，多少酷热严寒啊。现在我是客人，只能有限地享受劳动的欢悦，享受不到那因艰苦而来的肮脏的双手、泥泞的全身带来的咒骂和歌声的惬意了。大约十点到达师部。
      老黄没有回来，大概在佳木斯。大华没有下山，是因为炊事班的同志下来开会，她要替烧火的，看到她歉疚的眼睛，含着希望原谅的情波，我只能高兴地答应她明天再下山来。  

1971年7月31日         今天是我在赵光的最后一天了。连队举行第五次讲用会。这次讲用会是在初评结束后召开的，较之每一次都更认真、更严肃、更有成效。全连同志集中下山，在木板的食堂里举行。这次有四好连队的希望，因为有四个排已经是四好排。无论有怎样向下去的东西，在这样政治性很强的场合，也让人激动。部里的领导参加了会议，并做了指示，这对连队的两化建设有巨大的推动。会议在殿强牺牲一周年前夕召开，也更有意义。殿强同志的精神将哺育我们的连队更快地成长。        我拜谒了殿强的墓地。大概人们只忙于活人的事，死人也就不太管了。墓地杂草丛生，木碑已经损坏了上边的防水沿儿，花圈凌乱地扔着，纸花早已经褪去了鲜艳的彩色，只有那镶嵌在木碑上的烈士遗像，还使我们想到烈士栩栩如生的生前。亲爱的殿强，我的朋友和同志，你已经长眠于此快一年了，一年的发展是何等之快啊。你的遗志已经化为我们的行动，九泉之下的你应该笑慰了。        晚上师里举行庆祝建军四十四周年晚会，三大机关和直属连队演出了粗糙的文艺节目。群众性的颂扬活动已经过了它的兴盛期，现在需要提高，在提高的基础上进行普及。       老黄回来了，明天我就要回哈市，不久他去大连，又可以再见了。

                             1971年8月1日
       告别了赵光！
       乘十点二十六分的火车前往北安，老黄、宝龙、天锡到车站送我，一起在赵光墓前留影。大华陪我去北安。在北安，陈强夫妇到车站接我们，一起步行到他们家里，已是12点多了。在陈强家里吃过饺子，我们又一起到北安医院门前照几张相。
       最有意义的时刻是我和大华漫步谈心。大华的为人老实、温柔是令人惊叹的。她不愿多说话，她是用眼睛，用她的默默的微笑和无尽的温情来说话的。想到就要分别，我热烈地拥抱了她，她那瘦小但倔强温柔的身体，紧紧地贴在我的胸前。从她那火热的嘴唇上，我允吸到爱情的幸福和欢乐。大华对待事业和工作，有默默的决心和热忱；对同志，也总是那样平易而亲近；对于我将是最可爱的战友，同志，妻子，永远有不竭的热情。
      在小树林里，我们自动拍照了两张合影，这是有十分可贵意义的，因为这里只有我们自己。

我返回哈尔滨的列车是23点56分，九点钟时陈强和大华送我到车站，我们便提前告别了。这样大华在陈强的陪同下可以到医院休息，陈强也可早早回去陪妻子。送君千里终须一别，看到大华不情愿地离去，不断地回头，我不知道她是否哭了。看到那消失在黑夜中的背影，我的心如同打翻了五味瓶······

                     1971年8月2日
       在列车上遇到了连里的三位女同志，她们知道我乘这趟车正在找我，其中一位患有严重的关节炎，行动不便，求得我的帮助，我自然是责无旁贷。下车后我帮助她们办理了58次的加快票和号票，才离开车站。
       到家，急速收拾一下环境，便立即骑车去学校。想不到半路遇到了小袁和另一个女同志来找我，又返回家里。刚刚唠了几句磕，于玥又来啦，索性不去上班了，唠到中午。小袁她们先走了，我和于玥在饭店吃了中饭又去哈站看望天津的同志。结果没有见到天津的同志，却看到了也去看天津同志的小袁她们，也许她们是先走了，只有遗憾了。
      晚上去大华家，谈了这次旅行情况，全家都很高兴。我送去了一袋面，还有大华买的罐头，一直呆到八点多。

1971年8月3日        上班了。        上午学习关于黑龙江问题的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下午，听取关于黑龙江问题省县团党干会议上闭幕会议时陈司令员和江副司令员讲话，还有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潘复生问题的批判。毛主席指示“龙江是边防第一线，一定要搞好，这次即要纠正错误，解决问题，又不要搞乱了。”总理指示要“打通思想，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联系自己过去对形势的分析，尤其是十二中全会后反右倾一段，很多地方真的像坐在别人的船上的傻瓜，令人深思。        给大华写了信，已经发出。给新春写了信，明天再发。       中午郭忠记来看过我，他是回哈探亲的，谈了一些老同学的情况。他还是热情的。我佩服他的不屈的性格和敢于斗争，敢于失败也敢于坚持的精神。        如今到处是怨言，到处是不满意，人们对于政治的淡漠，连讨论都应付不了，就别说认真和诚实了。让说假话的人见鬼去吧，可这种人也太多了。

                               1971年8月4日
       倘一说到生活，人们就充满怨言。是什么造成我27岁的人处在这样的地位？真的是因为多读了几年书吗？真的由于自己傻气，不会钻营，没有靠山，落得今日的下场吗？一想到这些，看看官场污秽的内幕——走私、钻营、虚伪，我真怀疑自己活着的价值。革命是自己的权力，现在却需要恩赐，什么权，什么路线，对于我是多么遥远的啊。有人住楼房，有人居茅舍；有人不断地提高生活，有人却在生活的最底线挣扎，他们的思想感情怎么能一样？差别，困难，我想这才是斗争的根源吧？革命是大道理，生活是小道理，现在小道理也逐渐地大起来了。我现在既无理由想革命，也无理由不想生活。有出路的路没有，无出路的路要走，这个尴尬的矛盾，只有痛苦而已。我不愿意成为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我渴望一番事业，可这一切被残酷地剥夺了。
      生活啊，对于我，真正的意义在哪里？

                       1971年8月5日
       上午去兵团招待所，看到老洪和他的孩子，还有昨天到的老黄 。分别与老黄去香坊赵明家和郑国臣家送去捎的东西，已是12点了。
        下午和老黄一块去于玥家。谈起种种的人生，无限感喟。我们还是不要践踏他人，还是践踏自己吧。我们到底是废物还是什么，渺茫，空虚，常常无情地打击我们卑微的自尊心。到底是什么发生了变化？我们不会哀伤，但实在应该哀伤；我们不会呐喊，但也实在应该呐喊。我们如火的青春，有志气，有抱负的青春，真的一去不返了吗？这平静的无创造的生活，无非等同于自杀罢了。
        放荡吗？不会！
        潇洒吗？不会！
        堕落，颓废，也许很容易，但我们不会！
        也许我们就是孔乙己，革命不要我们，当强盗又不会，尴尬得很。
        难道就真的没有出路了吗？还是走着瞧吧，漫无边际地走吧，尽力让自己有些光亮，这些光亮即使照不了自己的路，也可以帮助别人。
        在于玥处，我们喝了一瓶葡萄酒，算是醉生梦死吧。

趁周末休息，看了再林兄的日记，真好！是历史的真情实感。我当时下乡也记了好多，可惜几次搬迁、尤其回上海时由于和母亲弟弟一家同住都舍弃了。回顾历史既有蒼桑感又搭上了当时脉博，回忆到青葱岁月。如果有较多知青晒知青时日记，我想就是民间对知青历史的记截，真实的写照。

戎容 发表于 2013-6-24 09:07
趁周末休息，看了再林兄的日记，真好！是历史的真情实感。我当时下乡也记了好多，可惜几次搬迁、尤其回上海 ...

谢谢兄弟。只要生活得真实，是非对错由后人评说，上不愧于天，下不愧于心，此生足矣。

                     1971年8月6日
      观看了一场朝鲜电影《我找到了道路》。
      这是一部未经翻译的影片，所以看得不甚明了。电影还是给人启发的，主人公最初的流浪，使我想起高尔基。他们处在那特定的环境里，是吃人的制度教会了他们革命，他们的生命才有了真正的闪光点。我们今天的时代不同了，在如今的环境里如何革命？要认清种种不平的现象，各种错误路线造成的后果，这不过是社会的支流，是暂时的现象，不是我们不革命甚至颓废的理由。要想到我们没有要过饭，没有受过皮鞭，还没有进过牢房，就应该知道怎样生活了。还要尽力为真理，为大众，为他人而生存。不然的话，将是何等地空虚。而空虚的生活是何等的痛苦啊。
     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是不容易的，走下去更不容易，检查自己的思想，都有些可怕，我真怀疑自己是上了那些不让我革命的人的当了。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压抑越大越革命，越是下野越要唱高歌。

                        1971年8月7日
     上午在单位洗几件衣服，并把办公室打扫一番。整个假期办公室都无人打扫，尘土有一个铜钱厚。打扫一番，感到清新而舒适。
     二哥的两个姑娘来了，送来给我打的两个小木箱子，我很满意。得给二哥买些东西，可我刚刚买不多长的自行车，手头有些紧，二嫂不久前生小四，买些吃的东西吧，花了八块钱，少一些，意思吧。   
           1971年8月8日
     今天周日，又是立秋，早晨吃的饺子。
     晚上值宿，集中看了报纸。关于美中关系，围绕罗杰斯的声明，又有新的反映。中国的立场是一贯的，坚定的。怀疑罗杰斯折中主义的人很多。联大屈指就开，它的情况将是明年尼克松访华的重要背景，也是一大考验。关于苏联，显然处处被动，在苏丹事件中他吃了大亏，他主动要求召开核裁军会议，中国政府的声明又给他一记响亮的耳光。由于中国在外交上的灵活策略，由于世界发展到今天的特殊条件，世界上的很多事情是需要学习的，斗争形式的确比过去有所不同。不能不注意到日本和蒋介石的动向，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紧紧地牵着他们。日本军国主义发展之速，引人瞩目已久，美国也感到处处吃亏。整个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世界，处在一片混乱之中。我们就是要利用这种特殊的矛盾性，发展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要完成世界革命，没有正确的内政外交是不能胜利的。而这套东西，是相当复杂的，只有认真研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世界矛盾，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1971年8月9日
   上班了，无什么事，看了一场电影《乒坛盛开友谊花》。电影突出了我们的口号：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没有表现日本伊藤被李景光打的落花流水，日本的女子冠亚军被小将郑怀颖打的一败涂地的情形。影片中出现的镜头表现了中国人民的谦虚，坚强，焕发，英武的朝气蓬勃的精神状态。这就是所谓的乒乓外交啊。                                                                                 1971年8月10日
    工作的内容就是备课。本学期的物理怎么讲，我的心中打怵，经过一学期的实践深切地感到难，讲课近于对牛弹琴，可还要讲下去啊。
    我们的照片取出来了，基本满意。晚上接到大华的来信，先把她的照片寄去吧。大华介绍了连队的情况。麦收刚刚忙起来，并且安上了电灯。她还说连队看电影《南江村妇女》，她很受感动，要向英雄的南江村妇女学习。这些女性是伟大的、高尚的。她们伟大在什么地方呢？就伟大在她们为着崇高的目标——祖国和人民——进行舍身忘死的战斗。她们高尚在什么地方呢？就高尚在她们内心充满着对人民，对亲人的无可摧毁的爱情。是战争组织了她们，把她们训练成最英勇的化身。要学习她们爱祖国爱人民，英勇顽强，不怕艰险，不畏困难，在自己生活的历史时代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坚定地相信，一旦需要，我们也会为人民英勇献身，就是在今天和平的年代里，我们也是要努力为社会的进步，为祖国的前途，贡献自己毕生的力量。那些只是一心想自己，对自己从事的事业毫不关心的人，对人民冷冷清清、麻木不仁的人，怎么可以相信他们会成为伟大高尚的战士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在革命的共同目标下建立起来的人类最亲密关系的我们，只要相互敬爱，接受批评和自我批评，爱情的力量就是无限的，纯洁的，高尚的，久经考验的，永不衰竭的。
    陈强的信早已经发出，他们的照片让大华转交吧。

1971年8月11日     一件不幸的事意外地落到了我的头上：父亲在工作时被风挡破碎后的玻璃划破头部，引起大量出血，经过工人医院抢救，方脱离危险，现在家中休养。多亏父亲身体好，不会有大的危险，我的心才稍事安静。最初别人通知我时，我几乎说不出话来，真以为出了多大的事情。     只是我的负担要重一些。父亲的衣物从里到外都是鲜血，小帆布的围裙也浸透了，放在洗衣盆里，立即泛起红色。这次父亲要休息一段。一是伤口需要愈合，二是身体需要补养。六十多岁的人了，还要干这么重的工作，让我无语。我只有更多地尽对父亲的义务，更多地干一些家务，才可安心。                  1971年8月12日     父亲一切良好。关键是愉快和营养，这两点都能保证。今天鱼肉蛋都吃到了，糖和主食吃的也很好。只是今天没有大便，小便亦不多，还是上火了。     中午于玥来，稍事喝酒，略吃中饭。谈到人对既得利益的态度，通常总是保守的，增加感到高兴，减少就有牢骚。最敏感的就是工资了。由于工资问题引起劳动纪律松懈，效率低下，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个人利益，金钱和利润还不是可以扔掉的东西。斯大林时代强调集体利益，结果赫鲁晓夫走到了反面，搞起了“物质刺激”“金钱挂帅”。我们批判了修正主义的分配思想，是否就不必立一套新东西，完全鄙视个人利益呢？现在显然是说假话，把作风搞糟了，人心搞散了，结果使社会主义的生产，出现了极大的消极与损失。对分配问题，是革命还是改良，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那些对于分配问题上存在矛盾不予正视的假革命者，实际上就是既得利益的保守者，是对社会主义生产漠不关心，甚至甘心破坏的败家子。生产决定分配，分配搞不好就会反过来影响生产。当前存在的大量的生产下降，完不成指标的事实，就是极有力的证明。有些人满足于全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要知道发展的不平衡，要趋向平均，但不能绝对平均。现在的低工资是趋向平均的，但实际生活中的差距很大，这种差距越来越大的时候，就要在基础上破坏我们的经济。     嗨，杞人忧天，那哪里是我们关心的事情呢，可笑。

               1971年8月13日
    生活，常常呈现一种病态，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这不是奇怪的事情。感伤、兴叹、讽刺、抱怨、作剧般的朗诵和无病般的低吟、时而大笑、时而寂静、无边无际的高谈、无所不包的探讨······如果有一把快刀从中斩断，这样的断面是何其之多啊。局外人一看这种断面，哪有学校的样子呢。这样真的应该可怜那些孩子们了。
    可是有什么值得可怜的呢？中学生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不认识自己读的书，也许能够找到药方，可他们并不感到自己有病啊。他们不要求自己，也不要求别人。至于那些怀抱着单纯美丽求知欲望的孩子，犹如骆驼之在鸡群，少许迈步就已前进，还有什么担心的呢。其实，他们也许会生活得很好，也许他们的将来会比我们还要好得多呢。还是可怜一下自己吧。
                      1971年8月14日
    高尔基的名著《福玛·高尔捷也夫》是拖拖拉拉看完的，并且反复地咀嚼了，正如高尔基所说这是一幅现代生活的广阔的内容丰富的图景，它反映了十九世纪末俄国资本主义的勃兴发展，资产阶级以新的更加坚定的步伐成了俄国生活的主人，成为新的更加残酷的统治者。作者通过对伊戈纳特、马雅尔、舒罗夫等商人的描写，揭示了资产阶级的个性发展是怎样随着资本的力量而转移。他们爱财如命，残暴有力，又十分的虚伪，顽固地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地位。他们各有自己不同的特点。伊戈纳特的攒钱精神、马雅尔的处事哲学、舒罗夫的原始积累，也都是为金钱而转移。无论怎样的差异，金钱总是他们的贾宝玉的项上石头。
    小说的主人公是作者从资产阶级内部分化出的一个典型，是一个不信仰自己父辈，也不如有资产阶级教养的同辈般愿意巩固自己的阶级地位的叛逆者。福马看到了本阶级的腐朽和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开始思索生活的意义。他用无纲领的、无能的反抗来对待自己的事业，他终于被自己的阶级毁掉了。他以自身的悲惨的矛盾的结果给人们一个坚定的信念:人所仇恨的资产阶级世界一定会灭亡。
   

                                 1971年8月15日
      周日。上午天气阴霾，阵阵细雨。下午天气晴了，于玥和一位天津的同志来我处。得知连队的小麦还没有收，原因是缺少机械。人事也有变化，郭亦勤已正式任命后勤生产连连长，韩天锡可能提副指导员，王恩礼替一排长。尚不知司务长的缺由谁来补。
      事情的规律总是这样，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一分队建队三年，发生多少变化，有多少连队干部变化了，撤换了多少班长、排长，提拔了多少干部，死了多少人，搬了几次家······我是最大的“害群之马”，终于离开了；于玥是最大的“野心家”，如今也要返城了；宝龙那“不可重用的坏蛋”也在师里牛马般地工作着，不再属于连队了。变就是斗争，斗争就是变。也许连队的变动，会变得更好呢。

                                     1971年8月16日
    新学期的第一堂物理课是在四班上的，文教组的两位同志听了我的课。
    这堂课讲的是第一册第三章第一节：简单机械中的杠杆。什么是杠杆，杠杆的平衡原理，它的图示，各种名词概念，几乎讲了整整一堂。内容太多，不能分开，虽然一气呵成，但可想那效果是不会很好的，不知需要多少工夫进行巩固，才能让较多的人真正地掌握基本的东西。课后，两位同志提了意见。固然先肯定，后提建议。不外乎要少而精，启发式，防止填鸭式等等。原则是普遍适用的，做起来也不容易，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
    新学期的开始不如上学期，领导不得力，只抓皮毛，难得深入。情绪自然由于中学组没有独立性，反增种种阻力之故。以悲凉之心，何以事事出头啊。我出的小评论《起点与奋斗》，也因大家的消极之故，让我去除了。
     

                                        1971年8月17日
     一个星期过去了，应该接到大华的信，不知为什么没有接到。
     晚上去大华家，在那里吃了今年的第一岁包米。大婶家的饭菜有农村风味，常是大碴子，总有大酱点缀。我只要是没有吃饭，赶上就吃，吃起来比家中每日吃的细粮别有一番滋味。
     老爷大概是呆够了，要去大庆看孙女，着急明天走。我劝他星期天再走，事先打个招呼让她们去接站，不然怎么让人放心呢。
     和大叔谈了很多形势问题，一是关于总理和赖斯顿的关于联合国的谈话，一个是关于美国日本的生产和生活水平的问题，还有美国阿波罗15号考察月球成功的问题。
                 1971年8月18日
    谈起社会上阴暗的东西，人们简直是津津乐道。
    一个有权者，离开路线去行使权力，进行可耻的舞弊，这时候的权力是什么性质的权力？可是这种现象也实在普遍。一个小小的营业员，甚至一个装卸工也有走私行使自己权力之便的地方。有大权者可以把人从农村调回，并安排最好的工作；有小权的便干啥吃啥，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走后门搞交易。一个很大的势力在社会中活动着，这就是在权力之网中的合作。随着这种合作的扩大，它从最根本上冲击我们的基础，政治的危险也越发地大起来。
    到处可见，也还是泡沫而已，并非主流。可主流却被掩盖起来了······

                         1971年8月19日
     下了一天的雨。
     发出给大华的信。没有接到她的信，总有些什么事情似的。
     下午，老同学陈伯苍到学校看我。他正在休病假。昨晚就到我家去过，我在学校洗衣服八点才回去，没有见到。他在化工厂上班，感到不满意，要调动一下。他大概有三年的时间闲呆着，无论在思想、阅历、感受各方面，我们都有很大差异。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对自己现状的不满。“有时候真怀疑自己活着的意义，人们为什么会去自杀”他说着，还是学生时代留给我的质朴但又表示不透彻的印象。他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只要离开现在的工厂就是目的。我很同情他，同时也感到我们这些人就好比大浪冲到岸边的鱼，远离了生活的主流，甚至被抛弃了。这为了生存的斗争又是何等的粗野，令人失去前进的闪光啊。
     晚上妹妹的同事小袁来家，询问有没有什么事情，她准备周日走。也不知道妹妹需要什么，没有接到她的信，就拿些她工作中可能参考的东西吧。                                                      

                                  1971年8月20日
     傍晚接到大华的信，原因是我上封信她16号才接到，17号写回信，今天接到是快的。她谈了工作和连队情况。她说每天都想我，但不想告诉我，告诉我不是更想了吗？真是质朴单纯得可爱。她正在和同志们一起进行艰苦的劳动，用有意义的创造性的生活来浇灌我们爱情的花朵。信里寄来我在那里照的底片，一张是骑马的，别人给我照的，一张半身，是自拍的，不知印出来什么样呢。
     中午时候，大哥的战友到学校看我，他在老江桥驻守，有机会可以去玩一玩，他们有船，也许可以划一划船呢。
     读完《战争与和平》第四部第十二卷共十六章。托尔斯泰的作品是哲理性十分强的史诗，带有争辩的力量，没有人不折服于他的巨大的热情。他伟大的现实主义远比他的反动思想体系给人们的多。

                           1971年8月21日
      晚上我值宿。洗了一个被衬，一件上衣，擦了擦澡，现在坐在床上写今天的日记。
      很多东西应该冷静地动动脑筋。我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吗？答案是不满意。不满意在什么地方呢？答案是跟不上生活的主流，偷生度日，倘有忠心一片，哪有壮烈的沙场呢？于是，愉快是卑怯的，高声地谈论真理是滑稽的，奢想什么将来简直就是十分的糊涂了。
    地位决定思想。我要到主流中去游泳，却被浅搁在岸边。我多么希望来一阵暴风雨把我从岸边卷走，抛到那浩瀚的大海中去，投到生活的主流中去啊。
    对工作，对学校，我能发表什么意见呢？身份告诉我即使看得分明，也不要说好些。别人再随便，再消极，我也无权去干预。工作再有问题，也要忍耐。别人是吃这碗饭腻了，而我不过是要饭吃。只有傻瓜才在向施主要饭时还要教训人家一顿。站在我的角度，只要不误人子弟，别的均不在考虑之列，这应该是个原则，切记！
    一位教师跟我的谈话十分令我警醒，他说：“在别人都做五十个零件的时候，你只多干六十；如果干一百就冒了尖，那就招了风，与人也是不利的。”我留在学校，不知道学校是费了多大的力量，可我还是靠合同吃饭。多想到合同，想到被雇佣的事实，我应当给自己下一道命令，不必为自己的行为，对自己缓冲下来的革命激情有任何讨伐，更多的需要还是心安理得吧。
    我唯一错的，是越来越分明地对于领导工作的反感和意见，互相抵触的东西太多。为什么不可以忍耐呢，又不是针对我，还要为别人担忧吗？不要参与与己无关的事吧。

                       1971年8月22日
     去妹妹的同事小袁家，送去给妹妹的书籍和炒面，在那里坐了半个小时，唠了一些家常磕，很融洽。其父母看上去很健康，但都有病，她的母亲刚刚做过手术。不过家里的环境还是好的，虽是土房，但房间干净，整齐，敞亮，里屋的地板简直一尘不染。看来环境是靠人去改变的。屈从于条件，不去做可能的努力，显然是懒散邋遢的表现，相比之下，我就是那后者之人。在那几乎非人的环境里，不能不是无能的耻辱。
    顺便去看于玥，他不在。
    回到家里，缝了个被衬。去学校，下午竟然无人值班，于是擦擦车子，看看报纸。
    又去风云处，谈起学校的一些事情，深感对新领导的反感。自以为是，华而不实，以势压人，简单幼稚，是新领导的大病。一个很糟糕的作风正在形成，就是虚的东西大于实的东西，消极的东西大于积极的东西，分裂的东西大于团结的东西，它不但不能促进学校的进步，反而把那按习惯延续下来的可怜的正常秩序也要弄得只剩下可怜的无正常了。
    风云的弟弟来了两个朋友，便无论如何脱不了身，在那里吃了面条，喝了啤酒。

                                         1971年8月23日
        对社会的研究，实在也太肤浅。文化大革命只关心了政治问题、政权建设、路线问题，至于经济战线及其他各条战线的具体的斗批改，知识等于零。不了解历史，不了解现状，也就不了解将来。现在的主要问题到底是什么，实在说不清，就好像有一种病但说不准。我不是个好大夫，或压根不懂医术。现在普遍有一种怨气，一股不负责任的懒惰心，一种对于落实政策的渴望。对于将来各种各样的猜测，只是闹的人心涣散，酿成了许多细小的不可解决的矛盾。到处看到说假话的作风，一种与党的三大作风相背离的作风。这种作风迅速地蔓延着，吞噬着文化大革命以来火一样燃烧起来的革命热情与思想革命化的前进步伐。虚伪的东西是站不久的，形式主义的东西也是没有生命力的。现在需要的是老老实实的作风，说话要诚实，做事要老实，作风要扎实，要把认真读书、学习理论同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联系起来。现在需要的显然是组织上的保证，制度上的落实，政策上的稳定的兑现。社会发展已经到了这个时刻，我们已经错过了这个时刻了。应该做的就是补救，需要有共产主义思想的战士，以彻底的唯物主义态度，面对现实，勇敢地发出人民需要的号令，把历史的成果推进一步，而不是满足于绝对化的公式——实际上已经被弄成标签式的公式，贻误我们应该飞速发展的各项事业。社会主义事业需要强有力的措施，任何思想的、政治的、组织的东西，都有赖于、影响于制度本身，它们之间是不可偏废的。有人用诡辩术、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虽然他们口口声声的一分为二，但他们弄坏了我们的事业，也将最终归于失败。
    很多问题需要重新学习，重新评价。我自知学习的不够。有可能还是要到工厂去考察和体验。现在与过去有什么变化，这是最现实的问题。

                 1971年8月24日
    老黄从大连回来，谈其工作，倍有艰辛阻步之感。总算是换得200片暖气片。这种在计划之外挖门弄井的工作，实在是一种糟糕的工作，它本身的意义是叫人摇头的，这摇头大抵有两个含义，一是否认，二是不可少也。
    老黄带来一书包大连的苹果、梨和桃子，加上父亲刚刚分回来的香瓜，便大吃一顿。他明天回去，让他捎去给大华的一封信和我们的两张合照。
                   1971年8月25日
     党的黑龙江省三次代表大会给出潘复生的结论是：
     （一）叛徒；（二）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四）我省反党乱军的罪魁祸首。
     关于详细的材料，犹如刘少奇专案般的材料，我们未能得到，也无须得到。打倒了潘复生就可以算账归线，黑龙江问题就可以有统一的认识了。人们希望政策的落实，大有希望了，人们盼望革命形势的发展，也就在眼前了。不失时机地落实党的政策——对敌斗争、群众组织、干部、知识分子、经济政策等等。离开这些政策的落实，就失去一切的基础，就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人的革命的积极性。

1971年8月26日       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都建立了新的党委，这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党是政权的领导核心，是事业前进的组织者，领导者，是我们不断前进并取得胜利的保证。要永远相信党，相信毛主席，相信广大的人民群众，这是我们人人皆知而要身体力行的真理。     下班很早，本想学习，但无内容，或无兴趣，便早早地放了人。     晚上去学校洗几件衣服，玩一阵手风琴。平静的生活要自己寻求点乐趣的。                        1971年8月27日      下班回到家，一眼看到箱子上的两封信，拿起一看，一封是胜利的，一封是大华的。大华的信是8月25日写的，当时还没有接到我的19日寄出的信。难道又丢失了吗？大华因此而焦急。她说沉重的劳动并不感觉怎么样，但精神就像呆子一样，尤其躺在床上，就更不好受，更加想念我了。信写的很亲切，但太过让人心酸。她也像我一样，习惯经常通信，稍有贻误，便感情上折磨自己。这大概就是相思病吧？有什么办法呢？     我打算明日给大华写信，即使我19日的信收不到，老黄捎去的信也应该收到了。     连队的麦收结束了，二团十三连给出三台收割机，因此只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现在小麦都在麦场上了。连队的主要任务变成了突击盖房。今年冬天总不至于还住那寒冷的帐篷了吧？    胜利还在四排。据说今年马草还是很少，又要走老路——买了。    现在我正在读爱新觉罗·溥仪的《我的前半生》。末代皇帝的生平以独特的传记形式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作为历史资料和知识的读物，是十分难得的。    从清朝的末代政治、经济、军事、内外斗争、宫廷争夺、人事关系，我们看到中国封建社会的腐朽、落后、愚昧。从辛亥革命到袁世凯出卖灵魂，北洋军阀混战走马，清朝的遗老遗少梦想复辟，内外保皇党的种种活动，我们看到封建统治的毒根是何等之深，革命是何等困难。从溥仪在日本的扶持下复辟登基，都满洲国土崩瓦解，中日战犯依法归案，我们看到反动的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勾结达到怎样奴才主子的地步，而他们的失败又是怎样不可避免。书中的人物都是真实的，都有自己的阶级意识和行动，这些都是我们今天无法理解的，原因就是时代变了，制度变了。溥仪在书中不仅详细地介绍了清宫秘史，他的童年，紫禁城内外，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知识，而且从自身的角度向我们展开了在殖民地半殖民地进行的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如果说这本书还有什么错误和有毒的东西，那是因为这是一本反动的封建最高统治者写出的自供状、悔过书、改造报告，还深深地打着他自身不能彻底改造的烙印和文过饰非的毛病。

                    1971年8月28日
     发走给大华的信。
     妹妹来信，要给她的学生买七套几何用具。信是8月14日写的，不知道为什么昨天才到大姐处。她写信的时候小袁还在哈市，现在总应接到我让小袁捎去的信了吧?明天星期天，上街去买吧。
     接着读《战争与和平》。
                1971年8月29日
     上街花掉20元钱，买一件草绿色涤棉衬衣，自己用；买一双上海产的23公分的硫化皮鞋，给大华。遗憾妹妹要的圆规、量角器之类，全市都买不到，原因大概是学生太多，造成脱销。
    我上街时，妹妹处又有人到家，捎来给爸爸买的黑布鞋和给我织的毛背心，内夹一封信。看来妹妹的工作还是可以的，对家里也关心。几个月没有给家里寄钱，但给姨母寄去5元钱，还借给别人一些，手头还是节俭的。我曾对她进行过批评，因为母亲去世时，她竟要求买棉大衣之类。看来我们兄妹的了解与信赖，能够使我们谅解，关心的东西还是比那矛盾起来的感情大得多。
    晚上去看一位女同学，文化大革命时改了名字，因为谐音，大家总是喊她“谣言”。她很累，牢骚也很多；她喜欢文学，我却不喜欢她的东西，她的思想填满了自己狭隘的平庸的观念。她从来没有享受过忘我斗争的乐趣和艰苦创业的幸福，只有空虚、渺小、连自己也说不清的欲望。可惜，处在卑怯中的我，不会给她以改造，充其量给她一点影响罢了。

                                 1971年8月30日
    刚刚发走给妹妹的信，就接到新春的来信。在信中，他用热忱的语言向我描绘了这样一位上海姑娘：她爱上了新春，主动帮助新春拆洗棉衣、被褥。正当他们的爱情如火般地燃烧的时候，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她的右手被无情的铡草机断去了五个指头，她入院了。
    新春是在医院里写这封信的，他以最忠贞的爱情抚慰着自己年轻的受到巨大创伤的初恋的伙伴。他讲述她在痛苦面前毫无悲切的高贵品格，歌颂她战胜痛苦的顽强意志，以及她由于残疾而对新春的更加由衷而又歉疚的爱。她为着新春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我宁愿自己忍受最大的痛苦，也不愿意耽误你一辈子。”但新春是什么样的人啊，他怎么可能因为自己的恋人遭受到不幸而离开她呢？他要把这生活中的不幸看做对自己爱情的考验。现在，也就是他写信的时候——8月29日，他已经守护她三个白天了。他为自己有这样坚强的朋友而自豪，也为自己爱上这样的姑娘而骄傲。是的，庸人们是无法理解这高尚的情感的，他们会认为新春会抛弃她的。但事实是，新春已经把自己生命的灵魂和她结合在了一起，是没有什么可以把它打开的。这就是爱情，他是个自觉地、无畏的战士。
   我热烈地向新春致敬，敬佩地向我的朋友的坚强伴侣问候，我要写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表达我对他们最崇高的信赖和最真诚的感情。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想到博大的世界，想到人民的事业，想到自己的义务，想到人类的命运和前途，我们就逃出来那“不测风云”，不受那“旦夕祸福”的左右，乐观地生活下去，斗争下去。

1971年8月31日     生活常常是无缘无故地酿起风云，但任何无缘无故其实都是有缘有故的。一个小小的谣言，就造成了今天震动全校的“战争”，那个早已经隐没下去的丑闻，又以更强烈的、公开的、不可遏制地爆发了。     有人说那个不要那个女人的男人，和另一个新的年轻女教师上街了。于是，那些以最无聊和庸俗为己任的妇人们便吹风演化弄成了广播新闻。又于是，那位被唾弃的女人，以最大的卑鄙心，最粗劣的可耻的语言骂街了，不仅指向她为之欲求的男性，还十分野蛮和醋味十足地责骂那位年轻的女教师。问题显然超出了人们的忍耐程度，女性的毫无人性的行为不仅对男性是过分的要挟，对新同志也简直是欺人太甚，太不知耻。     即便男性与新的女教师上街了，又怎么样呢？即便两个人发展自己的感情，也完全理所当然。尤其那位年轻的女教师，那被唾弃的女性有何权利干预呢？更何况那传说是天大的谣言，没有一点背景和根据呢。     在忍无可忍中，男性发怒了，战争爆发了。人们自然不赞成战争，因为影响是恶劣的，后果是糟糕的。可女性一进再进，已到山穷水尽，且又涉及到一位纯洁的少女了。他还是有正义感的，他愿意以自己应得的牺牲，——不惜伤害自己的名誉，公开打击女性的无耻，并澄清那位年轻女教师的身份和行动。     战争如何发展还不知，女性终于回家了。可我是同情男性，更同情那无辜的姑娘的，我是上了一堂课，明白了人的灵魂到底可以出卖到何种程度。很多事情想躲是不成的，必须正确对待，否则只有更加倒霉而已。     下班回家，袁春荣来了，说连里来电报让她回去，问我怎么办。她是大华的朋友，帮了大华不少的忙，包括一些倒忙，可她的思想和大华有很大的不同，她想结婚，就不回去了，可我们就是结了婚，也还是得两地生活。小袁也许最近回连队，有些主义还是得她自己拿的。      送走小袁我又到学校，因为几个人要洗照片，赶上他们喝酒，不得不也喝了几口。这种形式的无所不谈，我是厌倦的，但不反对。反对什么呢，我还要感谢他们对我的挽留呢。     八点回到家，洪箴正等我。面对他忙忙碌碌，永远无可奈何的样子，我常常是也是无可奈何的。

                          1971年9月1日
     议论纷纷自然不会一时消散，各有所云当然从来不说奇怪的事。那么这件事另外的意义毫无疑问是帮助人们再次看清那潜在的两种不同的对立。然而，女性方面的助威者因其大耻而不得不却手了，但善罢甘休是不可能的，伺机报复却是耿耿于心的。这种植根于小市民垃圾上的东西，恐怕永远不会消除干净。
    下午于玥来看我，他打算下个星期回师部，办理返城的事。谈起无聊的生活，时有同感。那轰轰烈烈青春火热的日子，永远不会再有了。
    晚上去大华家，家里很乱，又养了羊、鹅、鸡。大哥星期天就回来了，捎来了大华的信，可没有送给我，又去康金了，令我不快。

                            1971年9月2日
    小袁来说她4号晚上走，于是陪她去了一趟大华家，并买了一斤多香肠和三斤梨给她捎去。
    晚上下班看到大华捎来的信，信是31号写的，看内容知道是看到老黄捎去的信之后写的。19号的信是失落了，不知28号的信是否能接到，再接不到就简直无法通信了。大华在信中表示对我去赵光她没能很好照顾我心中不安，并发表了对爱情的看法，说她自己虽然不懂生活，可绝不是固执的；将来的困难固然不少，可她也不是要过优裕的生活。我马上给她写回信，如果可能也让小袁捎去。信很长，关于结婚我总是听从她的意见，绝不强加于她。在得不到她的同意之前，我不会考虑具体的安排，也无法和爸爸与姐姐商量。关于我们的家，一定是在城市的，如果有那么一天，她不得不在家中过那种没有工作和户口的生活，她会怎么想呢？对于我们的爱情，我只能让她相信我是永远爱她的，无论我们分开多久多远，我们的心却是永远在一起的。我相信大华是不会辜负我这包含整个生命的感情，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对我们的爱情产生一丝一毫的动摇。

              
                            1971年9月3日
    新春回到了哈市，只能逗留两天，目的是征得家庭的同意，并让大婶去一趟，以示对小潘的慰问，也算是把他们的终身更加确定。
     谈起新春的爱情，总是感动的。我赞赏他的勇敢和大胆，敬佩他的明朗和多情。考验是不幸的，但正是这不幸更加促进了爱情的意义，在我看来又多了一层浪漫。感情是主要的，更主要的还是灵魂，没有灵魂哪来的感情？当你第一次拥抱一个姑娘的时候，那就是说你们的生命结合到一起了，只要通过你的口说出了爱字，你就要为了爱情的忠诚与专一负责。爱情之所以是忠贞的，就是无论发生什么变化都要始终不渝。她不过是掉了一只手，只要她还有生命，你都要责无旁贷地热爱她，忠于她。将来的困难总是可以克服的，力量的源泉就是精神上的充沛和灵魂上的安慰。
    袁新华也来了，一起谈了各自的工作、思想、见闻。社会是复杂的，社会的种种矛盾无情地冲击我们，就如一块钢丢在了沙漠里，不上锈简直是不可能的。倘一再打磨，丢掉的是锈，又何尝不是自身的成分。对于政治，人们似乎越来越不感兴趣，剩下的只剩下谋生了。为什么生产的管理那么差，为什么学校的教育那么糟，为什么假话总在说，为什么旧的习惯势力的进攻在更高的领域、更广的范围内泛滥，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关心的，但却绝无关心的必要。政治已经远远地抛弃了我们。剩下只是一只饭碗而已。在资产阶级法权仍然支配着我们的社会生活，我们实在不能用清高的学生时代的语言说什么金钱是肮脏的了。我们没有钱，也不追求钱，但我们要尊重它，需要它，让它为我们服务。
    送走老袁，在大坝上，我和新春走了很久。月亮是圆的，亮的，老朋友的相逢又引起十分遥远的回忆。现在我们都解决了个人的问题，命运何等相似，我们的心跳动在一个节拍上。

                              1971年9月4日
     上午去母亲的坟地。
      母亲的坟地隐没在青纱帐里，经过一个夏天，坆头长满了杂草，令人更感荒凉和悲哀。除了焚烧纸钱，还用新土覆盖了坟头。大姐免不了要哭几声，我也绝无不哭的理由，眼前出现过去难忘的联翩思绪······
      母亲离开我们仅仅八个月时间，活着的世界发生多少变化啊，可这一切，都与她无关了。她安静地躺着，抛弃了自己一生的痛苦，走进了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所有的人的必然归宿，母亲已经如是了。她不过五十七岁，从小生活在最困苦的环境中，她善良的性格，勤劳的美德，在她五十七年的历程中永远闪着人性的光芒。她讨过饭，十四岁和父亲一起生活，就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她不知道什么是劳累，在我们还很小时就染上了重病。多少年来，她总是坚持着。在她病情危重的时刻，父亲借钱准备给她手术，当她听说手术也不保险，还要拉下四五百元的饥荒，说什么也不干。她用自己的毅力顽强不屈地活了下来，以她做母亲的最大热情，把我们养大成人。她从来舍不得自己吃好的，那时我们缺奶，她都是一口口地嚼饭喂我们。母亲对我们就像老黄牛，挤干了自己的奶，最后默默地死去了。记得自然灾害时，我放弃了学业和母亲去捡粮，似乎她从来就不是有病的人。记得有一次我和母亲在万乐的大田里挖老鼠洞，母亲把最好的干粮给我吃，当我不小心被愤怒的田鼠咬伤手指头时，母亲疼爱地摸着我的头连声说：“摸摸毛，吓不着。”细想我们在母亲身边长大，从没考虑过给母亲什么。当母亲可以得到我们的帮助，我们却一个个地离开了她。她一生都是那样地爱我们，死时没有说一句话。她的全部思想是什么呢？她要伤心的。她有权用她的死来讨伐我们卑怯的灵魂。我们以失去母亲为代价，来夸耀自己的革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还心安理得。我们有罪，我们在母亲面前有罪。我虽然在医院里护理母亲一个月零六天，可我夹杂着怎样的不专一的感情啊，总是为自己的命运思考。母亲死时的最后一瞥，那大理石般的脸令我终生难忘。总是在告诫我抛开一切，去为别人创造幸福。
      回到家里，老黄和他的妹妹已经等我很久了。仓促之间，用肉票买了二斤肉，弄了几个菜，招待了他们。正赶上新春也来，便一起喝了些麯香酒 ，遗憾没有买到啤酒。送走他们，晚上新春也走，便没有再去车站。我让新春给重伤中的潘承香同志带好，祝愿他们在苦难中结成的友谊与爱情永远放射夺目的光彩。

                 1971年9月5日
     上午去大华家，家中无人，想必全家去玩去了。于是去香坊赵明家，送去昨日老黄承赵明之托捎给家里的钱。经南岗回来，已经中午。
    下午帮助大姐夫修理房子。无论怎样破旧的环境，都要靠人去改变，本来可以办得到的事情不去干，是无能，懒惰，不会生活。工作结束已经七点半钟。久不做体力劳动，感到很舒适，饭也吃的很多。相信肉体的休息也会令我满意的。
                  1971年9月6日
    学校第一次郑重地安排了整月的工作，从指导思想，到具体工作，比较全面。工宣队的李师傅宣读的计划，并对学校的歪风进行批评。不知是否准确。但无论准确与否，这样的炸弹是要扔一扔的。前不久的风波还不够伤大雅吗？这种比自由主义还要自由主义的家庭妇女的作风，不加以迎头痛击，革命二字就无法说出口。中学组的工作简直降到了冰点以下，干劲提不起，热情看不见，大有混而已矣的样子。知识分子的冷热病，这里是十分典型的。

                                           1971年9月7日
     下午到二十一中备课。这种挂钩的方式，可以促进认真备课，不无益处。
     下班前的例会，工宣队李师傅改动了昨日所定计划。计划应该开始了，因为本月的日子过去快三分之一了 。
     晚上去大华家，看到了老爷和她大哥。总算看到了大哥捎来的大华的信，实在太晚点了。于玥不知什么时候回去，还是捎信把握。
                     1971年9月8日
    终于接到大华9月5日的信，很高兴。她说打算为我做出最大的牺牲，承担家庭的重担。她给妹妹买的衣服买到了，还让黄玲珠从上海给我买了衣服，还要织背心。真是的，我说什么呢？背心已经有了，就不要再织了，至于衣服买了就买了吧，不为我买些什么，她总是不安的。
    给大华的信，已经写了两段，今天接着写。
    目前的生活的确很舒适，可我还是想离开学校，缺乏艰苦与火热，总觉得不充实。

1971年9月9日        如今的机关作风，有哪些符合社会主义的新面貌呢？看不见制度，看不到政策，看不到责任心；看到的只有恭维、训斥、冷淡、寒暄和毫无用处的塞责。办公室里常常是空无一人，或云集谈天，或东出西进，倘一问询，不是旁若无人，就是一语支出。常常你说了几句话，他（她）还在专心致志地谈自己的腰疼或手上的哪个关节不好受。稍有人格的人，都不能容忍这腐败的现象。路线、路线，鬼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搞路线的。他们丑化了无产阶级专政，他们用自由主义的态度把我们的政权机关搞成了官僚机构，搞成了让人望而生畏的衙门。愤怒之中，真有让人彻底打翻的欲望。       今天在区劳资办，激动之中我发表了过激的言论，冲突了工作人员赵某。我知道在机关办事是不能触犯工作人员的尊严的，因为尊严比政策要重要得多。卡你的是政策，办事却得凭关系，关系可以变通政策。人落到这种地步，生活的意义变得单纯多了，就是谋生，于是你不得不把自己变成动物，进入角逐场中。为了不毁掉自己，就必须学会虚伪、恭维，忍受一切非人的礼遇。任何反抗都是无益的，丝毫改变不了腐败的制度，到头来倒霉的还是自己。       一位在劳资办帮忙的人劝我：“不能激动，尽量不能对面冲突。既然知道现在不是靠政策而是靠关系，就忍着点。别着急，要乐观，有些气是不能生的。要讲道理，但要有分寸，决不能揭人家的短，要背后和他讲。不能总靠真理吃饭，有时是要屈服的。”谢谢这些至理名言。靠政策回到了城市，已经添了无数麻烦，还想靠政策找到饭碗，太奢望了。        问题是我永远学不会要求别人的施舍，学不会无耻的恭维，受不了那淫威的嘴脸，看不惯那非人的礼遇，只要我活着，就要举起讨伐的手，向他们发起猛烈的进攻。       我还是努力离开学校，这里的生活太沉闷了。区里总要市里说话，谁能为我的人生出一把力呢？

             1971年9月10日
      有人在自己的学习会上，对中学组提出了批评，什么拉琴、吹小号、闲扯。看小说、听唱片，并且把中学组门上有自由锁看成是“独立王国”。看来，这些东西是冲着我来的，在那场可耻的风波中，我说了几句话，那些臭气就冒出来了。看来我是应该离开学校了。中学组目前一塌糊涂，那些 无耻的人居然也对上了我，何必呢？
      我把市劳动局接待室的信交给了区安置办，也许很快就可以离开这里了。
            1971年9月11日
      于玥今天回赵光，让他捎去五封信，把大哥带回来的大华的手提包再带回去，还有两本日记本。于玥来之前，朴光明从连队回来，带来了大华9号的信和给妹妹的的确良衬衣、十尺白布，我又在给大华的信中附上几句话，让她知道我已经收到了她的东西。我和小朴吃了晚饭，于玥才到，一起唠到八点钟，才送他们走。因有小雨，没有送于玥去火车站，在汽车站就分手了。
      在给宝龙和天锡的信里捎去了我们在赵光的照片，两首题照录下：
      给宝龙：友情长如海，路遥心在怀
                  共为革命斗，青春无发白。
      给天锡：分别相兹去，遥遥百里人。
                  常思英雄地，更感友情深。

后排左起李再林、黄怀仁；前排左起隋宝龙、韩天锡。这三位战友都上了大学，两位是教授，一位是国企领导人。这就是命运。

                         1971年9月12日
     上午在学校洗衣服。下午去老朴和俊太家。大娘去大庆大姐家只住了一个月，现在眼睛病了。五哥婚后有些不睦，老人家有些心不净啊。
    晚上读书。《战争与和平》读完了，后边的两个总结，读的草草。托尔斯泰的小说政论性很强，而且独特，整章整节的。小说是一部史诗，人物和画面十分广阔。主要的人物是彼尔、安德烈、纳达沙、玛丽，他们是体现托尔斯泰主义的典型的人物形象。。
    我现在读高尔基的另一部伟大著作《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这同样是一部史诗。它描绘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灭亡的规律，以使人震惊的热情，把故事典型化，概括了资本主义灭亡的原因并不是生物的原因，而是资本主义本身不可调和的矛盾。

                    1971年9月13日
       除了工作，想的最多的还是爱情。我常常想念大华，幸福的时刻像电影一样在脑海中浮现。像火一样的思念告诉我，是应该结婚的时候了。燃烧起来的爱情之火，是不能控制的，那会成为一种折磨，相信大华也在爱情之火的熔炼中，为了她也应该考虑结婚的事了。
    早晨志亭来告诉我大哥要走，我便骑车和他一起去家里把哥哥嫂子送上了火车。事情仓促，哥哥和嫂子还要去嫂子的娘家康金，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到大华那里，没有捎什么东西。大华愿意吃些新鲜的东西，还是馋啊，要想办法满足她。
                       1971年9月14日
       又是我值宿。学校来了一位老大爷住校，多了一个伴。除了读书还有什么呢？生活的苦闷和无聊，让我着急离开的日子。
      学校哪有什么大事，政治就跟讽刺一样。现在的中心是传达贯彻省里的两个会议，讨论几乎不成样子，最热烈的还是闲谈。这种现象，改变也难。

1971年9月15日       读完高尔基的《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通过阿尔达莫诺夫一家三代的变迁史可以看出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至十月革命这个历史时期俄国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和衰落的过程，描绘了资本主义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    书中向人们揭示了俄罗斯资本主义时代的生活习惯、社会风俗。和高尔基的任何作品一样，里面描绘了广泛的社会阶层，各种人物，以及他们的两性生活。作者鞭挞了丑恶的、不知耻辱的、狗一样的婚姻，虚伪的、丑陋的性生活。就像一块腐烂的尸体，注定着那个社会的不合理性，必然归于彻底的毁灭。    高尔基的巨大的热情，深刻的洞察力，鲜明的战斗风格都倾注在作品中。他的语言简练有力，丰富清新，自由平易。他把一个又一个的画面有机地巧妙地联在一起。在一个章节里，往往写几个年头，甚至两代人的生活，让人一气读下去，追踪足迹，无懈怠之感。

                     1971年9月16日
     区文教局召开全区文教系统声讨批判潘复生大会。他的问题定性为“叛徒、国民党走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党乱军罪魁祸首”。
     潘复生的倒台说明斗争的复杂性，尖锐性，长期性。权和线，线尤其重要，弄错了线，靠着冰山过日子，飞扬跋扈也许有惬意的时候，一旦靠山崩塌，就会冲进历史的深渊。
                   1971年9月17日
     临晚，阴雨霏霏，令人心烦。
     下班学习结束已经17时30分，踏泥泞之路，返茅屋之居。
     得见大华15日书信，读毕，用饭，复信，封之，明日发出。
     对于爱情，大华已经坦然面对了，不再抹不开了。关于我的工作，她认为要身体力行。她的担心是必然的，我的想法是没有不可干的工作；生活不是安排好了的，而是要去安排，敢于安排。
    开始重读《红楼梦》，配合中国小说史阅读。正是：
    满纸有真言，并非惟流泪。
    痴却固然痴，应解其中味。

                                       1971年9月18日
       一天在凄风寒雨中度过，气温不会超过五度吧？让人感到大有深秋之意。只着单衣，已不能支。就是毛衣也感寒薄之意。
       下午提前下班。发走给大华的信。晚上只有读书，也觉寒意太重。《红楼梦》已读十六回。
                                        1971年9月19日
       星期天。
       天气阴霾沉重，偶有雨星，凉风习习大有刺骨钻心之力。
    上午出门，买了两瓶酒。下午去大华家，大叔大婶都在，闲谈，吃饭，晚上8时才归。大婶把我的棉衣做好，归来时穿在身上，仍有碰齿之寒。
    读红楼梦至深夜。这大部头的著作，光大大小小的人物就有480之多。贾、王、史、薛四大家族，宁荣两府的分支上下，令人眼花缭乱。现把宁荣两府的脉络理一下：
       自东汉贾复之后——
              宁公贾代化——{贾敷（亡）
                                      {贾敬——{贾珍（妻尤氏）——贾蓉（妻秦可           卿）
                                      {惜春
              荣公贾代善——{贾赦（妻邢氏）——{迎春（庶出二小姐）
                                                                      {贾琏（妻王熙凤）
                                      {贾政（妻王氏）——{贾珠（亡）妻李纨——贾兰
                                                                      {元春（大小姐）
                                                                      {宝玉
                                                                      {探春（庶出三小姐）
                                                                      {贾环  （庶出)
                                      {贾敏（夫林如海）——林黛玉
              贾政妻王氏亲戚：王子腾——薛蟠——薛姨妈
                                   ——宝钗——史家史湘云等。
       葫芦憎一段话，概括了红楼梦中权势之家，云：
       贾不假，白玉做堂金做马；
       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
       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请来金陵王；
       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

                     1971年9月20日
    读完《红楼梦》第一卷。此卷包括序言和正文三十回。第一回出于结构之需要，以“真事隐”“假语村言”道出作者此书之本旨。至冷子兴演说荣国府，用他人之口概括故事之总，又以刘姥姥初进荣国府，林黛玉殁母住贾府，开始了主题故事。贾宝玉和林黛玉爱情的悲剧是《红楼梦》的主题，是作者鞭挞封建社会不合理的制度的檄文。如果说作者逃不出“色”“空”观念，他的艺术的客观意义，无疑是指明着一个美丽的关于爱情的世界，而那个世界非本身世界的崩溃是无法到来的。
    接到妹妹的信，明日回信并寄去大华给买的的确良衬衣。

大哥的日记，也是一部读书笔记。
大哥的文化水平，应该说能胜任学校的工作。为什么非要离开学校？现在回头看，后悔不？

宝泉岭老顽童 发表于 2013-8-5 12:12
大哥的日记，也是一部读书笔记。
大哥的文化水平，应该说能胜任学校的工作。为什么非要离开学校？现在回头 ...

人无前后眼，后悔又何宜？只是稍遗憾，囊羞尊自低。

                              1971年9月21日
      全省的批潘整风运动正在进行。这是政治的需要，是中央的部署。他的问题十分严重，大的方面是：（一）对抗毛主席党中央大搞独立王国。（二）对抗毛主席关于革命大联合的指示大搞资产阶级派性掌权。（三）歪曲对抗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大搞反右倾反复旧反复辟运动。（四）破坏党的九大团结路线胜利路线大搞反軍分裂活动。（五）在经济工作上大搞形左实右破坏党的经济政策。
       晚上到景辉处谈黑龙江形势，中国的国际地位，感慨万千。令人痛心的是人们不是变得更加向上，革命的干劲增强了，而是陷在一片或说假话或灰黑色之中，他们不仅对政治缺乏兴趣，对技术、业务、工作也是敷衍塞责。平时想的不是国家、前途，而是金钱，是无休无止的抱怨。从学生到教师，从工人到职员，都干的是什么啊？汽轮机厂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主要生产指标完成百分之十几，八千人的工厂上班不足三千。亚麻厂也曾有九百人长期不上班。景辉的工厂也因潘复生的倒台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景辉爱人的工厂几年来一直处在搬迁与否的犹豫状态，工人没有活干，靠国家贷款开支。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什么啊？种种病态的生活，种种舞弊的可耻，叫人无言以对。到处是政客之风，裙带关系，到处是挖门子公开走私，我们是无力回天的。

                      1971年9月22日
    读《红楼梦》偶感小诗一首：
        持卷意正酣，
        感人同愁怜。
        拙笔难书情，
        向谁诉心田？


        夜阑意如马，
        驰骋漫无边。
        千秋有功过，
        白发替红颜。


        因果入玄虚，
        时代铸箴言。
        悲剧尤可悲，
        喜剧更无边。


        飞鸟各投林，
        意境何凄然。
        神云皆如此，
        豁达是百年。
        1971年9月23日
、     除了白天上班讲课，闲谈，夜阑持卷读书，还能干什么呢？我的灵魂是懦弱的，当动荡的风云即将进入自己的生活时，我也不知如何拯救，那就让它来的更快些吧。

能够坚持天天记日记，这是一种意志和毅力体现。令人敬佩啊！

                   1971年9月24日
      妹妹那里的小程到学校，捎来一斤木耳，介绍了妹妹的情况。
      晚上十点了，我正读《红楼梦》最后几回，弟弟回来了。原来他出差办事路过这里，明天就要回去的。他身体很好，就是穿戴还是大大咧咧，不过还算是不错。
      一段感悟记在了日记里：真实和虚伪常常是混在一起的，难于分别。没有理由由于虚伪的存在而否认一切，也没有理由认为事物的存在完全是真实的。问题是总要反对虚伪，发掘真实；打倒虚伪，保存真实。

                                      1 971年9月25日
      下午请假，一是抹一抹透风的墙，二是招待弟弟和他的女朋友。关于弟弟的感情，我有一种担心。他刚刚二十岁，还不成熟。他原来有一个朋友，不知为什么黄了。这个姑娘是北京的，十九岁，真不知会有什么结果。菜是我弄的，大部分是大姐买的，由于忙乱，我把自己的手指甲切掉一块。还好，无大碍。
      晚上值班，看大华23日的来信。关于爱情，我们的看法越来越一致。我爱大华，永远深刻地爱她，这就是我的心声，这就是我在良心上对自己婚姻问题的最坚决最真实的保证。我们是要愉快地生活的，虽然我们知道那未来的艰苦。我们回答它的只能是同心协力，携手并肩地斗争，在这一斗争中，爱情就是我们取之不竭的力量源泉。大华对家里没有来信，哥哥回去没有到她那里有些不满，我劝她不要那样，家里认为有我关心，自然也就关心的少了一点了。

                           1971年9月26日
    下了一天的细雨。无处去，发走给大华的信回到家，坐在炕上看书。无聊，实在是无聊，有什么办法呢？那种为崇高的目标忘我的斗争是没有了，那种可以显示自己身手的工作是不能奢望的。于是，无聊，空虚，无所事事便袭上心头。要不想无聊，就要先享受无聊。
                         1971年9月27日
    下了一夜的雨，一天也没有停。
    讨厌的天气使人情绪烦闷，时间过得艰难而缓慢。可一旦回家，寂寞更是难捱。好在又借了一些书，有英国十八世纪菲尔丁的《大伟人华尔德传》、苏联的《克雷洛夫寓言》、高尔基的《老板》和《俄罗斯童话》、《意大利童话》。便自有读书了。
    最关心的是关于战备和今年联大的进展情况。日本终于成为美国的联合提案国，使中国进不了联合国。人民日报已经发表评论，揭穿了美国的伎俩。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千方百计阻止历史潮流的做法，只能落得可耻的失败。
     几天前哈市周边发生地震，最大达到五级，有些建筑物损坏，又有一些紧张的空气流动着。

                     1971年9月28日
      虽然没有下雨，天却是阴沉的。眼看到“十一”了，街上市场的菜又近绝迹，又要引起供不应求的紧张了。家中仅有的一点土豆也要吃完了，只好吃些鸭蛋之类。粮食也只剩白面，只有馒头和面汤了。和父亲的伙食费用每月要60元，竟也吃不到好处。父亲早出早归，做饭都是他老人家的事，我自然无挑剔。能使父亲高兴、健康就是我最大的幸福了。问题是如何管理好吃饭，也是大事啊。
                    1971年9月29日
      “十一”可以放两天假，三号是星期天，一共可以休息三天，如何安排，还没有打算。节日的东西已经落实，买了五块钱的鸡蛋和鸭蛋；大姐给买五块钱的肉；啤酒买了十瓶，白酒还有两瓶，大姐还要给买。应酬方面再买两瓶“二锅头”、二斤月饼、五斤水果，给大华家二老送去；买二斤月饼给清江的老妈送去；再给淑英买二斤月饼和几斤水果，这些估计要用25块钱够了。
      现在读小说《初恋》，是苏联作家R·弗拉伊尔曼著。他的作品卓越之点是它的轻柔的抒情性和细腻的心理学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