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小常识

      3960.廖沫沙主要贡献
      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参加左联。曾任《抗日日报》《救亡日报》《新华日报》编辑主任，香港《华商报》编辑主任、主笔，中共港澳工作委员会委员。
      建国后，历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教育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北京市第三、五、六届政协副主席。是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从1966年5、6月份起，他连续遭受批斗，1968年初到1975年他在狱中整整被关了8年，后又被送到江西一个林场劳动3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以平反。著有《鹿马传》《分阴集》《廖沫沙杂文集》《纸上谈兵录》及与邓拓、吴晗合著《三家村札记》等。
      廖沫沙不仅是一位老革命家，而且还是著名的杂文作家。他一生与“书”打交道，廖老曾说“书是老师，是朋友。一个刻苦奋进、顽强求知的年轻人，如果与书结成血肉般的联系，就会变得聪明、博学、有道德、有修养。随着知识的积累，视野的开阔，越学越想学，各方面的知识便相互补充，不可穷尽”。
      这确是廖老积一生实践的经验之谈。他从小酷爱读书，尤其喜欢文学书籍。从小学三年级起，就开始读《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中国古典小说，并读了冰心、茅盾、郑振铎等人创作或编写的大量作品和书刊，以及许多外国作品。1927年，廖老从长沙师范毕业，辗转到上海当了一年大学旁听生，从此踏上了自学道路。这期间，他与同学合租一间破旧的房子，白天去图书馆读书，晚上在“斗室”整理笔记练习写作。
      读了鲁迅先生的杂文后，廖老萌生了对杂文的兴趣，以后便开始在《自由谈》上发表杂文。由于杂文之“杂”，要求作者有广泛的知识面，他的读书从此突破了文学的界限，进入到天文、地理、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廖老自1932年起先后在《云中日报》《抗战日报》《救亡报》《新华日报》等新闻机构做编辑，工作要求于他的不仅是敏捷的才思，还要有广博的知识。
      抗战爆发后，报上的战况报道剧增，廖老便埋下头来学军事，从中国古代的兵书《孙子兵法》，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军事著作，到德国军事家克芬维茨的《战争论》、鲁登道夫的《全民战争》，他了解和懂得了许多军事学中的名词、术语，并很快运用这些概念和理论来分析、综合战争形势，探索战争发展规律，为自己的学习和工作开辟了新途径。

      3961.廖沫沙读书体会
      廖沫沙认为，提倡多读书，无疑是一件好事。不少人以为，读书就是读文学方面的书，读语文、读历史方面的书，廖沫沙认为这种看法有片面性。他主张要有目的地读书，把读书同自己的本职工作结合起来。比如，农民科学种田，需要多读点农业技术方面的书；工厂企业要改善经营管理，厂长、经理需要多看点现代管理的A、B 、C。他自己在读书方面，也是从不自学到比较自学，从学会读书到比较会读的。
      廖沫沙从小酷爱文学方面的书。小学三年级，他便读了《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水浒传》一类小说。到了高小，除读完了《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一些古典小说外，还背诵了大量古体诗词，也读过谢冰心、詹大悲的小说集，以及沈雁冰、郑振铎等人编的《新的小说》、《小说月报》等刊物，接触了外国的一些优秀文学作品。1922年，即廖沫沙15岁那年，他考上了徐特立创办的湖南长沙师范学校。从此，他开始阅读创造社、文学研究会出版的书，鲁迅先生编的《语丝》以及鲁迅先生本人的文集，他都逐字逐句阅读。25岁那年，他在《自由谈》上发表了几篇杂文，于是，他同杂文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觉得鲁迅先生的杂文写得好，富有战斗性，便处处留心研究、学习。由于杂文无所不谈，这就要求作者有广泛的知识。从此，他读书的范围突破了文学的藩篱，进入到天文、地理、社会、历史、政治、军事等领域。
      1936年至1949年，廖沫沙曾经先后在《抗战日报》、《救亡日报》、《华商报》、《新华日报》等报社从事新闻编辑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报纸上刊载的战报占有主要的版面。一切政论、时评，三句话离不开抗日战争。军事问题成了一切文章的主题。为了适应时局发展的需要，他不得不担当起谈军事、写军事的任务来。
      不是军人，却来写军事论文，从何谈起、怎么个写法？这虽然是迫于形势，却也使他在学习、工作和写作上开辟了一条新路：过去，读到什么写什么；后来便改成了要写什么，就去读什么、学什么。过去是先学后做，以后是一边写作，一边读书。他读的头一本军事著作是毛泽东同志1938抻6月发表在武汉《新华日报》上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后来，他又连贯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同时阅读了中外的一些军事名著：中国古代的《孙子》和《吴子》，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鲁登道夫的《全民战争论》。读了这些书以后他不但懂得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军事离不开政治等原理，而且对军事学中的许多名词、术语，搞得比较清楚，且能运用这些概念分析与综合当时报纸上所反映的战争情况，探索它的发展规律，估计它的发展形势，并且预测它的发展动向、前途和结局。
      这个边写边学的方法，是符合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就靠这种方法，仅1947到1949的两年间，在香港《华商报》和《群众》半月刊上，发表的军事论文多达六十余篇，几乎每周都写一篇。去年1月，广东花城出版社将它们汇集成册，定名为《纸上谈兵录》出版了。
      廖沫沙认为好的读书方法，可以加快青年人自学成才的进程。“读书破万卷，自学必成才。”这即是他学习经验的总结，也是对青年一代的鼓励！（张朝阳）。
      廖沫沙（1907年生），现代作家。湖南长沙人。先后任中国新闻协会理事及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著有《三家村札记》（与邓拓、吴晗合作）、《分阴集》等。

      3962.廖沫沙养生之道
      廖沫沙老人在迈过人生的第83个春秋之后，于1990年12月逝世。1988年元月16日，廖老81岁寿辰，在湖南同乡向他祝寿时，介绍了自己的养生之道。
      廖沫沙曾是冤案“三家村”的成员之一，几乎人人皆知。其他两个成员邓拓、吴晗已在“文革”中先后罹难。因此，他的养生之道是从当时批判“三家村”那场劫难讲起的。“我的养生之道的第一点就是凡事不着急，遇事想得开，有点阿Q精神。”在十年浩劫中，廖老常“自嘲”解闷：“我本是一个小人物，林彪、‘四人帮’那么一搞，竟使我‘举世闻名’了。”
      一次他和吴晗一起被揪到某矿区批斗，他看到吴啥愁眉苦脸，低垂着头。为解两人的烦恼，他低声对吴啥说：“咱们现在成了‘名角’了，当年北京‘四大名旦’出场，还没看我们‘唱戏’的人多咧。”吴晗高兴起来，问：“那我们唱什么戏呢?”廖老说：“我们唱的是《五斗米折腰》。”本是历史学家的吴晗当然知道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两人会心地笑了。批斗会结束后，廖老提出要吃了饭才回去，还风趣地说：“不让我们吃饱饭，你们就没有‘活靶子’了。”在回程的火车上，廖老在默想中作成《嘲吴晗并自嘲》的诗：“书生自喜投文网，高士于今爱折腰。扭臂栽头喷气舞，满场争看头风骚。”
      以后他在江西芳山林场劳动时，常自我排忧，冬天偶然买到点柑橘，他即用手指或用一根大头针，把橘皮柑皮刻成一朵朵橘花柑花，放在桌上以供欣赏。面对这些别具一格的“工艺品”，他还作诗一首：“一株清翠赠湘云，力畹贞风寄素心。不畏严寒和酷暑，幽岩之下度黄昏。”养成了冷静沉着、胸怀宽广的性格，这正是他养生保健的基础。
      廖老养生之道的第二点是坚持有益的生活习惯，从抗战时期到解放后进北京城，他都坚持早睡早起。每天早晨五点半起床，即在床上从头顶至脚心进行按摩，再穿衣，上厕，洗漱，喝一杯凉开水。天暖时每天都要跑步，入冬后，是打开门窗，在书房里锻炼。锻炼的程序是：抡胳膊，甩腿，将腿架在书桌上压压。随后揉腹部，上下左右，顺时针，逆时针，做180下，边揉边做深呼吸，廖老说，揉腹可使六气补于合谷，能镇痛通络，祛病延年。
      老的早点是一个鸡蛋、一杯牛奶、一碗玉米粥。午饭后，廖老按例睡上一觉，晚上用温水擦洗全身，晚上11时准时睡觉。据廖老夫人说，这种有规律的生活和饮食习惯，廖老一直坚持到走完一生最后的旅程。

      3963.廖沫沙人物轶事
      廖沫沙不仅是一位老革命家，而且还是著名的杂文作家。他一生与“书”打交道，廖老曾说“书是老师，是朋友。一个刻苦奋进、顽强求知的年轻人，如果与书结成血肉般的联系，就会变得聪明、博学、有道德、有修养。随着知识的积累，视野的开阔，越学越想学，各方面的知识便相互补充，不可穷尽”。
      这确是廖老积一生实践的经验之谈。他从小酷爱读书，尤其喜欢文学书籍。从小学三年级起，就开始读《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中国古典小说，并读了冰心、茅盾、郑振铎等人创作或编写的大量作品和书刊，以及许多外国作品。1927年，廖老从长沙师范毕业，辗转到上海当了一年大学旁听生，从此踏上了自学道路。这期间，他与同学合租一间破旧的房子，白天去图书馆读书，晚上在“斗室”整理笔记练习写作。
      读了鲁迅先生的杂文后，廖老萌生了对杂文的兴趣，以后便开始在《自由谈》上发表杂文。由于杂文之“杂”，要求作者有广泛的知识面，他的读书从此突破了文学的界限，进入到天文、地理、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廖老自1932年起先后在《云中日报》《抗战日报》《救亡报》《新华日报》等新闻机构做编辑，工作要求于他的不仅是敏捷的才思，还要有广博的知识。抗战爆发后，报上的战况报道剧增，廖老便埋下头来学军事，从中国古代的兵书《孙子兵法》，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军事著作，到德国军事家克芬维茨的《战争论》、鲁登道夫的《全民战争》，他了解和懂得了许多军事学中的名词、术语，并很快运用这些概念和理论来分析、综合战争形势，探索战争发展规律，为自己的学习和工作开辟了新途径。
      廖老曾深有感触地说：“学习要勤奋，贵以恒。任何一门知识都是无限的，人不可能在有限的生命内达到路路通。”

      3964.廖沫沙人物寓所
      东四四条属东城区东四地区，是东四北大街路东从南往北数的第四条胡同，自西向东沟通东四北大街与朝阳门南小街，全长500多米，南侧有支巷通东四三条，北侧有两条支巷通东四五条。
      明代，称“东四牌楼四条胡同”，简称“四条胡同”，因排列顺序得名，即：东四牌楼北面路东的第四条胡同。“东四牌楼”系指明代在朝阳门内大街与崇文门内大街交会处的十字路口，建有四座四柱三楼式的跨街木质牌楼，南、北路口的两座牌楼额书“大市街”，东边路口的牌楼额书“履仁”，西边路口的牌楼额书“行义”。此地遂称“四牌楼”。又因宣武门内大街与阜成门内大街交会处的十字路口亦建有四座牌楼，为了便于区分，彼“四牌楼”称“西四牌楼”，简称“西四”；此“四牌楼”称“东四牌楼”，简称“东四”。建于明代的东四牌楼在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的火灾中被毁，后复建；1954年，因拓宽道路将“东四牌楼”拆除。
      1949年，“四条胡同”改称“东四四条”；1965年整顿地名时，将“东水车胡同”和“西水车胡同”并入；“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称“红日路四条”，后复称“东四四条”。
      东四四条85号在胡同西段北侧，是一座坐北朝南的东、西两路四进宅院，院门虽为如意门，但高大精致，院内房屋也颇为讲究，且东、西两路之间有长廊作为分隔与联系，东路二、三进院落有回廊环绕。据此分析，此宅应为清代所建，其主人虽非高官显贵，但家境殷实。如果说皇城以西近山临水是致仕高官择居之地，皇城以东有“大市街”乃富商巨贾置业之区，并由此衍生的“东富西贵”之说成立的话，那么，此宅便可作为一个佐证。
      东四四条85号现为民居。廖沫沙先生在此居住过。

      3965.《三家村札记》
     《三家村札记》，是1961年9月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为“丰富刊物内容”、“活跃气氛”、“提高质量”而开辟的一个专栏。其“三家村”一词出自苏东坡《用旧韵送鲁元翰知洛州》一诗，其本意为偏僻的小山村，虽是自谦之词，但亦有《汉书.艺文志》所言的“一言可采···不废刍言狂夫之议”。不想文革初被姚文元、关锋等人批判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成为“文革”序幕中的标志性事件。文革结束后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杂文集《三家村札记》。

       3966.《三家村札记》基本简介
     “三家村札记”是1961年9月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为「丰富刊物内容」、「活跃气氛」、「提高质量」而开辟的一个专栏。文革初被姚文元、关锋等人批判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成为“文革”序幕中的标志性事件。文革结束后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杂文集《三家村札记》。收杂文_六十五篇。
     《三家村札记》介绍古人读书治学、作事做人、从政打仗等方面的历史知识，以针砭现实生活中的弊病，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文章短小精悍，深入浅出，富于启迪性，对当时一些“左”的错误和不良作风有所批评和讽刺，深受读者欢迎。

      3967.《三家村札记》文革批判
      1966年5月《三家村札记》遭到批判，被姚文元、关锋等人批判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又称该专栏是“有指挥、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为复辟资本主义、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作舆论准备的”。一般人认为，他们的真实动机意在指向这三人身后的北京市党政系统。
      1966年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同康生等人谈话中点名批评了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的《燕山夜话》，于是《北京日报》被迫对“三家村”进行批判。1966年4月16日，《北京日报》以三个版的篇幅，发表了一批判《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的文章。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诬蔑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号召要“彻底挖掉‘三家村’的根子，彻底肃清‘三家村’的流毒”。一时间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围攻、声讨“三家村”的浪潮，成为“文革”序幕中的标志性事件。
      文革结束后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杂文集《三家村札记》 。收杂文六十五篇。

      3968.《三家村札记》主要作者
     《三家村札记》作者邓拓、吴晗、廖沫沙。该专栏邀请邓拓、吴晗、廖沫沙合写，三人其时皆为北京政府各机构官员。他们约定，文章以一千字左右为限，每期刊登一篇，三人轮流写稿。作者由三人取一个共同的笔名：吴晗出“吴”字，邓拓出“南”字（笔名“马南邨”），廖沫沙出“星”（笔名“繁星”），合称“吴南星”。从1961年10月到1964年7月，《三家村札记》共发表了60多篇文章。

      3969.《三家村札记》序言
     《三家村札记》，被林彪、"四人帮"诬为毒草，打入十八层地狱，已经十多个年头。今天，它又重新回到人间，显示出它的倔强的生命，决不是几个流氓痞子的谎言咒语能将它绞杀的。
      现在，这本书摆在我们面前，每一个有头脑的心地正常的读者都可以看到：这里面无非是三位作者用杂文的形式，介绍了一些古人读书、治学、做事做人、从政打仗等各方面的经验得失；针砭了现实生活中一些不良倾向和作风；赞扬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新人新事；还介绍了一些可供借鉴的各种知识……这样的书，虽然不是巨火熊焰，却有着智慧的闪光，能帮助读者开扩眼界，增长知识，提高识别事物的能力。一句话，使人变得聪明一些而已。但正因此就触怒了黑暗和愚昧的制造者们，他们动员了自己的一伙，施用栽赃、歪曲、断章取义、指白为黑等手法来围攻这本书，而姚文元则集一切鬼蜮伎俩之大成。只有最卑鄙最无耻的文痞恶棍，才有本事把一些毫不相关的东西生拉硬扯在一起，穿凿附会地给这本书扣上那么多莫须有的罪名。从围剿《海瑞罢官》和"三家村"开始，黑暗就笼罩了整个文坛，林彪、"四人帮"制造的文字狱遍于国中，正直的作家和进步的作品几乎无一幸免地被打进了他们张设的网罗。
      古人有言：尧舜无权，管不了三户人；桀纣有权，却可以乱天下。林彪、"四人帮"是深得此中三昧的，所以，他们拚命地抓权。他们做梦也喊着：权、权、权，有了权就有一切!围攻《海瑞罢官》和围攻"三家村"，正是这伙野心家整个篡党夺权计划中的一个重要步骤，听听姚文元是怎么叫喊的："不管是'大师'，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多少人吹捧，全部揭露出来，批判他们，踏倒他们"，还要挖出什么"最深的根子"。他们的矛头指向什么人，不是很清楚吗?他们的气焰何等嚣张啊!从此以后，林彪、"四人帮"就展开了全面夺权的疯狂活动，真正大乱了天下，把我们的国家拖到几乎毁灭的边缘。
      但是，这些人被野心弄昏了头脑，他们竟不知道权能夺得，也能失掉。要不然，一切专制王朝真可以万世长存，桀纣就用不着"出奔"和"自焚"了；人类社会也永远不会前进了。曾几何时，那些曾在他们制造的黑暗里发出狂笑的鬼蜮们，或者折戟沉沙，或者死有遗臭，或者只落得向隅而泣。这是人民和历史给予他们的应得的"报应"。而被他们打下地狱的《三家村札记》却终于复活，并将长期存在下去，因为它不仅对当时有益处，对今天有益处，对将来也还有益处，为千千万万读者所需要。
     《三家村札记》的三位作者，都是我所认识和尊敬的。他们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他们的功绩是抹煞不了的。在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下，邓拓、吴晗同志早已饮恨死去，剩下廖沫沙同志也受到严重的摧残，我永远不能忘记，在一九六六年五月的一次会上，宣布邓拓同志的死耗时我心头感到的伤痛，而林彪、陈伯达和那个"顾问"脸上，却露出了冷酷的狞笑。解放以前，我和沫沙同志曾在重庆、香港等地一起工作过，在十分艰难的生活中，他的虽遭严酷打击而坚韧不拔的精神，谁也不能不感动。前几年，我们被"四人帮"放逐到一个地方，相距咫尺，却无法见面，只能在心里暗祝他身体健康。感谢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我们才有可能活着重逢。令人高兴的，是他刚毅倔强的性格依然如昔。我们相约：要追回被"四人帮"糟踏的光阴，更加勤奋地工作，以报答党和人民对我们的关怀和期望。当然，这也是对"四人帮"的一种报复。
     （原载《作品》1979年第4期）《三家村札记》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