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小常识

      3942.《燕山夜话》写作目的和指导思想
     《燕山夜话》的写作目的和指导思想，“是要引起大家注意珍惜这三分之一的生命，使大家在整天的劳动、工作以后，以轻松的心情，领略一些古今有用的知识而已。”这种专栏在我小时候很流行，介绍某一个小典故，或者说一个小故事，五花八门的内容让人看了新鲜。后来经某个颇有功底的师兄指点，才知道邓拓讲的故事里面处处都透着学问，里面有《礼记》、《史记》、《汉书》、《说苑》、《朱子全书》、《本草纲目》等有名的著作，有贾岛、欧阳修、黄庭坚、诸葛亮、徐光启、齐白石等名人事迹及诗文，有《宋史》、《元史》、《魏书》、《北史》、《南史》、《传奇》、《齐东野语》、《省心录》、《青溪暇笔》、《拾遗记》、《博物志》、《韩诗外传》、《杜阳杂编》、《雪涛小说》等大量历朝历代小说笔记史料，还有伊索、克雷洛夫等人的外国寓言和故事……真可谓上达天文，下含地理。

      3943.《燕山夜话》命运
     《龙门阵》曾经刊登了一位读者文革遭遇的自述。那篇文章的一个故事，便与《燕山夜话》有关。在邓拓被打成“反革命”之后，像《燕山》这样的反动书籍自然只有灰飞烟灭的命运。这位朴素地相信自己的直觉的读者，极喜爱这书，不愿意销毁，也不能冒险，冥思苦想之下，在书的扉页添上了一句话：“此书系毒草，仅供批判用。”在这句“神奇”的话的庇荫下，红卫兵革命者翻来抄去，始终不曾把《燕山》抄走。十年之后，邓拓和《燕山》都恢复了名誉；这位读者买到了重新出版的新《燕山》，这本老《燕山》仍爱若至宝。显然在他心中，《燕山》已经和文革、和中国的历史、和自己的个人命运不可分割。
      这的确是历史的一个细节的见证。

      3944.《燕山夜话》评论
     《燕山夜话》的缺陷，在于某些当时的思想意识与如今的时代格格不入。例如《一无所有的艺术》《“无声音乐”及其他》，批评西方社会出现的“一无所有的展览”“无声音乐”等形式，也许不无道理，但无疑对现代派及超现代派艺术的形成和发展缺乏了解和必要的肯定。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日渐腐朽”“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也日益走向没落”“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毛泽东思想做指导，彻底解放思想，这才能够真正不怕天”云云，更是旧时代的陈腐习语。这大概就是时代因素的造就，而无法苛求邓拓了。
      这些杂文敢于正视现实，大胆评论时政，尖锐讽剌各种不正之风，道人所不敢道，言人所不敢言；并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炉，古今中外，旁征博引，语言亲切，富有文彩。其中像《说大话的故事》、《三种诸葛亮》、《一个鸡蛋的家当》、《爱护劳动力的学说》、《从三到万》等篇均寓意深刻，发人深省，起到帮助读者开扩眼界，增长知识，提高识别事物能力的作用。“文革”之初，《燕山夜话》被打成大毒草，作者受迫害含冤死去。1979年，邓拓得到平反昭雪，本书才重见天日。

      3945.《燕山夜话》作者
      邓拓（1912年2月26日－1966年5月18日），原名邓子健、邓云特，笔名马南邨，左海等，福建闽县（今福州）人，当代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政论家、历史学家、诗人和杂文家，中共宣传战线重要成员，长期担任《人民日报》社长等中央主要宣传机构领导职务。他毕生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主编出版了中国革命出版史上的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写过大量热情讴歌和传播毛泽东思想的章。但是最后却被林彪、"四人帮"横加一个"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名于1966年5月18日含冤辞世。

      3946.邓拓人物简介
      邓拓，著名史学家，杰出的新闻工作者，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国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原名邓子建，笔名马南屯阝、邓云特、何阳生等，1912年2月6日生。福建省闽侯（今福州市）人，父亲邓欧予系前清举人，曾在广西担任过知县。邓拓在家中最小，深厚长辈的喜爱。家乡是历史名城，家庭是书香门第，这给邓拓幼年一个很好的成长环境。其家教甚严，甚至5岁时，他就能背诵上百首古诗词。
      1929年，他考上上海光华大学预科，学习政法，次年6年肆业。1930年，参加左翼社会学家联盟，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考入上海政法学院社会经济系学习，并继续从事党的地下活动。1932年12月被国民党逮捕，在狱中受尽折磨，得了肺病。1933年9月，在父亲和三哥邓叔君（著名自然科学家，时任南京中央大学一级教授、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多方托人努力营救下被保释出狱。1934年，到河南大学经济系读书。1937年7月毕业后，第二次被捕，同年8月，被释放出狱。1938年4月，党派他到晋察冀边区，担任中共晋察冀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任《晋察冀日报》社社长、总编辑，并兼任新华社晋察冀分社社长。1949年4月调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1958年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首都文化教育工作。1960年起兼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并主编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前线》。他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重要著作和学术论文有《中国救荒史》、《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毛泽东思想开辟了历史科学的发展道路》、《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从万历到乾隆》、《燕山夜话》等，并与挚友吴晗、廖沫沙合写《三家村札记》杂文集。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成“黑帮”，含量冤逝世，年仅54岁。

      3947.邓拓早年经历
      1912年2月26日出生于福建闽县竹屿（今为福州市区），父邓鸿予为举人出身。民国15年（1926年）入省立福州第一中学，北伐军进入福州后，全市高中调整，邓入省立第一师范。民国17年，和傅衣凌等组织“野草社”，出版自编自印的刊物《野草》。
      1929年进入上海光华大学社会经济系，1931年转入上海政法学院，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21年，参加上海纪念“广州暴动”五周年游行时被捕。翌年秋，保释出狱。是年冬，参加“福建事变”，在“人民革命政府”文化委员会、外交部任职。“闽变”失败，逃回上海，后经其兄邓伯宇的介绍，转入河南大学社会经济系续学，1937年毕业并进入晋察冀边区，改名邓拓。
      此后曾陆续使用邓云特、丁曼公、殷洲、萧斯、鸥子、以及左海、马南邨、吴南星（三人合用）、卜无忌、于道安、向阳生等多个笔名。
      曾到晋察冀边区担任《晋察冀日报》社社长、总编，做过新华社晋察冀分社社长。1944年夏，时任晋察冀日报社长兼主编的邓拓被调入分局党校学习，适逢审干运动，邓拓也遭到政治审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主持过首部《毛泽东选集》的编印工作，他在建国后初期当过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也主编过《前线》，当过北京委文教书记。

      3948.邓拓从巅峰滑向深渊
      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6月10日脱稿《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先后经过陆定一、胡乔木、刘少奇三人审阅，送至毛泽东处，毛收到后批了三个字：“不看了”。时任《人民日报》总编的邓拓收到退回的稿件后十分为难，经过再三考虑，决定用新5号字（比老五号字小一号）发表，在6月20日头版显著位置刊登。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人民日报》由于未接指示，故没有宣传，更没有发表社论。同样，在双百方针开始后，《人民日报》依然没有动静，让毛泽东很不满意。自4月10日后毛泽东多次批评邓拓和人民日报编辑，指斥邓拓为“书生办报、死人办报”。邓拓感到自己处境十分难堪，请求辞职。毛泽东说，“你只知道养尊处优，不能占着茅坑不拉屎。”6月13日，邓拓被撤销总编职务，只保留社长名义，总编由吴冷西继任。

      3949.“三家村”与燕山夜话
      马南邨是他1961年在《北京晚报》副刊写《燕山夜话》专栏用的笔名。同年还跟吴晗、廖沫沙合写《三家村札记》，共用吴南星笔名，写到1964年7月总共六十五篇，其中邓拓写了十八篇，最有名的一篇是《伟大的空话》。著有《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等杂文集。
      邓拓在《燕山夜话》当中对毛泽东的大跃进政策进行了尖锐的评判，在《爱护劳动力的学说》一篇当中借古讽今对强迫使用农业劳动力和大规模无计划的工程建设提出抗议，他写道“早在春秋战国及其前后时期，许多古代的大政治家已经知道爱护劳动者的重要意义……《礼记·王制》写道：“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我们应当从古人的经验中得到新的启发，更加注意在各方面努力爱护劳动力” 。
     《燕山夜话》的另一篇则迂回地为当时被打倒的彭德怀而辩护，试图为彭争取公正的待遇。《为李三才辩护》当中描述了高级官员李三才，他因为在朝廷上勇敢揭发宦官的罪恶而被罢官，李一再上书要求皇帝亲自审问，但被拒绝，这个情节恰巧影射了毛泽东拒绝彭德怀后来写的八万字自辩书。
      邓拓以古代直言进谏的学者自诩，称赞的“杂家”（具有非正统观点的知识分子）对国家工作的重要意义，并且屡次举明末的东林党人积极参政的范例，邓拓写过若干首诗来称许东林党人“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力抗权奸志不移，东林一代好男儿”。
      自1966年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点明邓拓“为资产阶级复辟鸣锣开道”后，5月10日、5月14日、5月16日先后发表了姚文元、戚本禹等针对邓拓的批判文章，揭发邓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头目”，并且声称：“邓拓是什么人？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叛徒。”
      5月17日夜，邓拓在给彭真、刘仁写信时，用不少篇幅分析自己写《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时的背景和不足，竭力表白自己并非“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邓拓被打成“反党集团”，1966年5月18日留下绝笔后在北京家里服药自尽。

      3950.邓拓身后
      5月18日清晨，丁一岚发现丈夫死后，首先想到的不是悲痛，而是恐惧。据丁一岚回忆：“我当时也不敢失声痛哭，家里还住着警卫员呢。邓拓临死之前，放在桌上一个信封，里面装的好像稿纸，上面写着让我立即给这个东西销毁。我看见这个信封，让我马上销毁，哎呀，那时候我都想不出该怎么办，又怕惊动了警卫员。那时，邓拓的姐姐在我们家里，所以，我就急急忙忙地给她叫起来。我说，现在有这么个东西，要马上销毁，然后，我们俩就嘁哩喀喳地连剪带撕地弄碎，扔到厕所，还有澡盆里，拿水冲掉了。当时不敢烧哇，怕出火光，怕有味，可我就没看看销毁的是什么，是稿纸，那么一叠，字都朝里，我都来不及看了，我就想着，在警卫员醒来之前，我得处理完。”
      邓拓死后，市委又来人抄家，按党的规定，邓拓的书信、照片、作品都要拿走。邓拓之死也被要求绝对保密，丁一岚甚至只能告诉子女他们的父亲因病住院了。直到两年后，子女们从社会上得知邓拓已死的消息，找母亲证实，丁一岚在请示北京市委后，才敢向子女们说出真相。
      1966年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开头写道：“聂元梓等同志的大字报，揭穿了“三家村”黑帮分子的一个大阴谋！” ““三家村”黑店的掌柜邓拓被揭露出来了，但是这个反党集团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仍然负隅顽抗，用“三家村”反党集团分子宋硕的话来说，叫作“加强领导，坚守岗位”。"
      1979年2月，中共为其平反并恢复名誉。1979年9月6日下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邓拓追悼大会，由胡耀邦主持，给予了邓拓极高的评价，称其为“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后安葬于八宝山。

      3951.邓拓相关回忆
      1944年，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为了系统地宣传和学习毛泽东思想，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聂荣臻、程子华、刘澜涛决定将这一任务委托给《晋察冀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邓拓。《晋察冀日报》社是报社，又是出版社，还兼新华书店，它出版的大量书刊中，马列主义的书占有很大比重。除翻印延安解放社出版的马列著作外，还出版了普及读物，如《通俗大众哲学丛书》、《通俗社会科学丛书》，其中包括《马列主义初步》《共产党与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初步》《社会发展简史》《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
      邓拓在《报社五年回顾》的讲话中说：四年多出版书籍129种，近80万册。从日本投降到进入张家口，一年出版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96种、57.6万册。这在战争年代，在敌后出版如此大量的书，实非易事，堪称奇迹。　应当指出《晋察冀日报》社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论持久战》。
      邓拓接到任务后，主持了编选和出版工作，并写了《编者的话》。这部《毛选》在版权页上载明：晋察冀日报社编印，晋察冀新华书店发行，定价300元(边币)，1944年5月初版。全书共800多页，约50万字，选收了29篇文章，主要是抗战开始后到1944年6月期间的论著（为什么1944年5月初版的书中有6月份的文章，这是有原因的，下面有说明），也收录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红四军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以及抗战爆发前夕在延安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全书按内容分编为五卷：第一卷包括5篇著作，为国家与革命问题的论著；第二卷11篇，为统一战线问题的论著；第三卷3篇，为战争与军事问题的论著；第四卷3篇，为财政经济问题的论著；第五卷7篇，为党的建设问题的论著。这是中国出版的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其后大连和渤海、东北等解放区的《毛泽东选集》以及近年日本出版的《毛泽东选集》都是根据它编辑的。
      邓拓撰写的“编者的话”，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的概念，满腔热情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作用。说明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指出毛泽东同志真正掌握了科学的马列主义的原理原则，使之与中国革命实践密切结合，使马列主义中国化。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在与党外各种反革命思想及党内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中，生长、发展和成熟起来的。邓拓在“编者的话”中鲜明地指出：“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了我们，要保证中国革命的胜利，全党同志必须彻底地团结在毛泽东思想之下。”
     “历史证明毛泽东主义，就是中国的马列主义，只有依靠他的思想指导，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与此相反，中国式的法西斯主义，一切反革命思想与假马克思主义，却陷中国于严重危机或使革命遭受严重损失。目前国民党腐败无能，达于极点，这就加重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挽救民族危亡的责任，因此无论党内党外，都有深刻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必要。”邓拓在这篇“编者的话”中表达出的观点和1945年6月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精神完全一致！
     《毛选》第五卷第一篇，原来选的是《论新阶段》全文，后只选入《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地位》这一部分，是中央宣传委员会的意见（当时的中央宣委会书记是毛泽东、副书记是王稼祥）。邓拓本来想多选几篇，像《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著作，可惜因为当时尚未公开发表，故没有选入选集。《毛选》的版权页上，标明的版权时间是1944年5月，实际上5月是发稿付排时间。在付排前，6月份报上又发表了毛泽东《同中外记者团的谈话》，临时补了进去。但版权页未及时作相应的改动，致使有时间上前后不一致的矛盾。
《晋察冀日报》社的职工们，在邓拓领导下，以高度的革命热情，在战争环境中，短短的几个月中高质量地印装成书，实在不易。当出版《毛选》时，正值1943年秋冬3个月的大“扫荡”之后，物资奇缺，印刷设备陈旧。我们在反“扫荡”中缴获的敌人的一个文件说，“《晋察冀日报》已永远和晋察冀人民绝缘了”等一类的词句。在庆祝反“扫荡”胜利和报社成立六周年的大会上，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的刘澜涛同志说：我们《晋察冀日报》始终未停，一直为广大人民服务，为人民所拥护，不但印报，还出版书籍。这就是我们的胜利。
      担任排印《毛泽东选集》的报社二厂（印书厂），住在太行山麓的阜平县马兰村附近小庄坡山村，这个村只有十几户人家。地处深山，交通不便，敌寇又烧杀抢掠，物资、粮食供应都很困难。就在这个小小的山村，《选集》5月开排，7月出书，9月出齐五卷，全部印刷完毕，送到读者手中，仅用半年时间。
      报社印书厂厂长周明传达邓拓交代的任务时说：“老邓认为，印刷《毛泽东选集》是一件有重大意义的大事，要求我们全体职工，都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加倍努力，克服一切困难，做好工作，保证质量，以优异的成绩来完成《毛泽东选集》的印刷任务。”简陋的设备，印平装本的《毛选》就够吃力了，要印封面有毛主席像的、烫金的精装本，那就更困难了!为了不出错误，保证印刷质量。排字工人尽量减少错误；打纸型的工人消除打纸型时粘出来的铅字所发生的错误；印刷工人将铅板垫得平整，油墨均匀；装订工人将书边裁得整齐，折页整齐，拣页准确，装订严实。为保证不出错误，校对进行四校，还聘请专家校勘。
      为了出精装本，邓拓和《晋察冀画报》社沙飞商议，由画报社制毛泽东像的铜版，这个问题解决了，可是烫金怎么办呢?小厂哪有烫金机。邓拓叫二厂再发动群众，想办法。群众发动起来，办法终于找到了。装订股长崔振南提出用手搬机代替烫金机，在手搬机下生木炭火，把转盘烤热，这样烫出金光闪闪的《毛泽东选集》五个大字的精装合订本。为此，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写信嘉奖报社印刷二厂。
      聂荣臻在《回忆录》中称赞说：“邓拓同志在抗战后期还编纂了《毛泽东选集》，这是全国第一本系统编选毛泽东同志著作的选读本，为传播毛泽东思想做出了贡献。”这部《毛泽东选集》是“第一个系统的版本”，“一个流传最早、最广泛的版本”。（见龚育之《关于〈毛泽东选集〉的版本等问题同施拉姆教授的谈话》）后来，在这个版本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两次增订再版。
      周明回忆，1942年他在《晋察冀日报》社编辑部资料室工作的时候，邓拓打过招呼，凡是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出版的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和研究毛泽东同志著作的书，都要送给他一份。邓拓同志还十分注意搜集毛泽东同志的诗词和手迹，像《新民主主义论》的复写稿，排印以后，他就把稿子要去珍藏起来。1946年画家尹瘦石来到张家口，展示了毛泽东同志给柳亚子先生的信和《沁园春》手稿，他就立即制了版，收藏起来。1948年4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来到阜平县城南庄，刘少奇、朱德、徐老、吴老也从平山来了，陈毅也从华东来了，政治局曾在这里开过一次会，这时，毛泽东同志把他《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交给《晋察冀日报》发表，打出清样后，毛泽东同志校对了一遍，做了些修改，要求再打一次清样，他又校对了一遍，又做了一次修改。新华社是根据毛泽东同志最后校对的清样，向全国发播的。邓拓同志把报社的两份清样都珍藏起来。党中央1948年发布的“五一”节口号，是在阜平县城南庄发出的。这个口号的第五条“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是毛泽东同志亲笔写在原稿上的，邓拓珍惜这份手稿，嘱咐排完后立即把手稿交给他。抗战时期，我们能够读到“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等毛主席诗词，能读到恽代英的“浪迹江湖数旧逝，故人生死各千秋”等诗句，都是从邓拓那里抄来的。
      金肇野回忆，1965年夏他到北京邓拓家中，在案头墙上，悬挂着一幅毛主席手书《琵琶行》，不仅他从未看到过，也是他见过的毛主席书法中（包括复制品在内）写得最好的作品。他惊喜地仔细观看、欣赏这幅龙腾虎跃的笔法。邓拓歪着头看着，甜蜜地笑着。他也是最喜爱主席这帧未公布于世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