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小常识

      3890.试谈林语堂的闲谈散文
      林语堂在《无所不谈》中的《闲话说东坡》、《记纽约钓鱼》、《记游台南》和《论西洋理学》等，最体现开放的丰富和舒展的美丽，也更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与上相关，林语堂的散文并不讲究整体构思，也不理睬章法或写作规则的权威。他认为：“八股有法，文章无法，文章有法，便成八股。”正为此，林语堂欣赏金圣叹的《水浒传序》。该序开篇兜头一句：“人生三十未娶，不应更娶；四十未仕，不应更仕；五十不应为家，六十不应出游。”突兀而来，完全是感兴之言。而全文慨叹时光易逝，人生苦短，大谈朋友聚谈之乐，与《水浒传》并不搭界，借题发挥而已。有人肯定要指摘金圣叹文不对题了。可文不对题又有什么要紧呢？重要的是作者淋漓致地发抒了自己心头涌动着急欲出口一吐为快的人生感悟。也正因为憎恨“规矩”，林语堂觉得奇怪，像金圣叹这样的通达之人和不羁之才有时也会犯糊涂，不知不觉地困倒于章法句法之下不能自拔。他写道，金圣叹批书专门替作者算一抑之抑，一结二结，并满口“妙哉，妙哉”，真是矮子摸大象，摸不着头脑。林语堂同时指出，文章的起承转合等等，循文思自然的波浪涌现而成，其千变万化，犹如危崖幽谷，深潭浅涧，毫无匠心的经营，而因缘际会，自成其曲折崭岩之美，不是明堂大庙营造法尺所可以绳范的东西。
      故林语堂的散文一篇有一篇的格式，一篇有一篇的写法，千姿百态。结构大多很随便，也找不出起伏、勾色、呼应等的痕迹，只流动着自然的韵律，散发出粗朴的气息。这是属于林语堂自己的气息。它以真情和独见，构成了林语堂的“个人笔调”。林语堂的自由写作态度与梁实秋恰好相反。作文应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得不止，这是苏东坡的话，林语堂衷心认同。梁实秋则以为此是“才人高致，非常人所能企及”。又说，徐志摩为文，尝自谓跑野马，属于“下笔不能自休”一类，虽然才华横溢，究非文章正格。林语堂要作文如谈话，梁实秋要谈话如作文。梁实秋甚至认为谈话也要严谨，有主题，有腹稿，有层次，有头尾。他批评道：“写文章肯用心的人就不太多谈话而知剪裁的人就更少了。” 谈话也要剪裁，在林语堂听来简直不可思议。所以林语堂是主张打破桎梏而无遗的表现主义者克罗齐的信徒，梁实秋是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的信徒。白璧德讲“文章纪律”。难怪梁实秋的散文篇篇笔法老到，结构精严。这自然也是现代散文可有之一格。但梁实秋又将作文的规矩强调得太过了。郁达夫引述过梁实秋发表于《新月》上的一篇文章的一段话：“近来写散文的人，不知是过分的要求自然，抑过分的忽略艺术，常常的沦于粗陋之途。无论写的是什么样的题目，类皆出以嬉笑怒骂，引车卖浆之流的口气和泼妇骂街的口气都成为散文的正则。像这样恣肆的文字里面，有的是感情，但文调没有。”郁达夫反问道：“难道写散文的时候，一定要穿上大礼服，戴上高帽子，套着白手套，去翻出文选锦字上的字面来写作不成？”

      3891.林语堂语言运用上很恣肆
      林语堂在语言运用上也是很“恣肆”的，敢骂“他妈的”，常称“狗领带”。他曾说，“泼妇骂街，常近圣人之言。”（《烟屑四》《宇宙风》第六期）正是语言运用上的不忌俗，不避俗，使林语堂的散文更接近了闲谈的口吻。林语堂十分看重俗语、方言中那些有生命力的因素，他多次谈到《红楼梦》在俗语运用上的巨大成功，笑有些现代文人连袭人紫鹃都不如。他的文章中，“这会儿”、“转念头”、“下死劲”一类的词语俯拾即是。另外，林语堂的文章或庄谐并出，或假痴假呆，嘻笑调侃，幽默百端，这也是非“正格”的证据和闲谈式的标志。
      林语堂的闲谈散文虽无章法的讲究，在艺术表现上却常常有动人之笔。那也出于自然天成，如蚁蛀木偶尔成文罢了。又如超凡入圣的庖丁解牛，处处无所用心，又处处神出鬼没。我读林语堂的《又来宪法》（《披荆集》），越咀嚼越觉得标题中那“又”字用得很扎实，只此一字，就将国民党的惯于搞专制独裁又惯于玩政治花招的本来面目，以及作者的不满和轻蔑，统统传达出来了。以往已经炮制过宪法，现在再来，所以叫“又”。不断地起草和通过宪法或其他也叫“法”的玩意儿，又总是使这些纸上的玩意儿仅仅成为玩意儿，婊子当了，牌坊也立了，于是所谓“中华民国”终于还是“中华官国”。林语堂发表于《人间世》第十三期的《怎样洗炼白话入文》谈到《红楼梦》的用字，一处举“你又在跟前弄鬼”为例，点到“又字亦系传神字”。一字千钧的例子在林语堂的散文中比比皆是。发表于《论语》第三期的《断烂朝报》开头：“冬，十月，考试院长戴传贤嗾开仁王护国法会于都，斋主一百七十三，中央委员十人与焉。”这段颇具“春秋”意味的话中，那“嗾”字最见精神。“嗾”者，使狗也。于是将戴的险恶和跟着起哄者的愚顽一股脑儿都扫进去了。清魏源《圣武记》也用了这个字：“马阮嗾国安执监国以献，监国脱走航海。”梁实秋《国庆日感言》：“辛亥革命时，我十岁。……翌年正月十二日，袁世凯嗾曹锟兵变，平津惨遭劫掠，此为余身受之第一次打击。”林语堂的散文长于用描写性语言置换抽象议论，如《〈新的文评〉序言》（《大荒集》）中的这一段：“可怜一百五十年前已死的浪漫主义的始祖卢梭，既遭白璧德教授由棺材里拉出来在哈佛讲堂上鞭尸示众，指为现代文学思想颓废的罪魁，并且不久又要来到远东，受第三次的刑戮了。”所谓“第三次刑戮”，指梁实秋将吴宓等人翻译的白璧德论文编成《白璧德与人文主义》在中国出版之事。林语堂还常常在议论中插入比较完整的形态、动作描写，甚至插入整段人物对话或故事情节。他说到西方人饮食习惯的可笑时写道：“他一手勇敢地捏了叉，另一手残忍地拿了一把刀，自己关照自己说，他这是在吃肉了。”又如：“小报出面说心坎里的话，搔着痒处的话，由是而乱臣贼子惧，附耳相告曰：小报在骂我乎？小报在骂我乎？”
     《关睢正义》（《无所不谈》）的结尾最妙，那是一个完整有趣的生活细节。林语堂作文好比喻，且总是那样新奇而入骨。他说有一类文人一肚子骚气，所做的文章读来如窑姐苦笑。又说文学如土木两作，必有本行术语，到了相当时期，这些术语仿佛有自身的存在，匠人不复能经营土木修桥造路，只对这些术语作剧烈的争辩；又由术语分出派别，甚有据某种术语以巧立门户者。 我们的许多“文艺理论家”，真就是那种只懂得术语也只会玩“术语”空手道并玩得津津有味的匠人！林语堂的散文惯于罗列，且往往将一些似乎不搭界的东西扯到一起，带出其特有的幽默。林语堂的对比总是意味深长：“德国民众能够宣誓效忠上帝和希特勒，但是如果一个英国的纳粹党宣誓效忠上帝和罗素，罗素一定要惭愧得无地自容。”
     “美国有的是恶劣的音乐，可是又有很好的收取音乐的东西。”林语堂有时话讲得很俏皮而格外耐寻思：“在艺术上，有一种现象便是：许多日本人的东西是可爱的，而很少是美丽的”、“中国有宪法保障人权，却无人权保障宪法。”林语堂还能在恰当的地方用上个典故，使文字顿然生色。
      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引用了古人的一句话：“圣者语而不论，智者论而不辩。不能语者作论，不能论者作辩。语是论之精华，辩是论之糟粕。”中国古代典籍中，《老子》和《论语》为“语”的典范。那一条条的语录，字字珠玑，如夜明宝珠，单独一个，足以炫耀万世；又如半夜流星，忽隐忽显，不知来源，不测去向。林语堂认为后人失了“语”的天赋，才好论辩，将文章写得越来越长。语和论的区别，在于前者直陈观点，直下判断，不依靠演绎、归纳，不依靠逻辑。辩为论之一种。不过一般的论只关心自身的逻辑圆满，辩则还要发现和攻击对方的逻辑缺陷。林语堂重语而不重论，对辩则极端轻蔑，深信道家辩之无益的告诫。可以说，语而不论也是他30年代以后的有意识的努力,到了《无所不谈》,这种努力的成效亦更明显。《无所不谈》多的是这类文章题目:《说高本汉》、《谈伏尔泰》、《闲话说东坡》、《说乡情》。《谈钱穆先生之哲学》的结尾处，林语堂称自己“不揣浅陋，写了一点私见”、“拉杂书来，只作为谈，不作为论”。其实，林语堂在《无所不谈》的自序中已经说明了该书的写作原则：即有意见，以深入浅出文调写来，意主浅显，不重理论，不涉玄虚。“谈”的亲切、随意前面已经说到了。这里要点明的是，“谈”中就有“语”在里头，但“语”突出的是“谈”与“论”相对的非逻辑、非理论的一面。林语堂的散文直写胸怀，直陈见解，而且只是一说为快而已，并没有竭力向人证明什么的执着，更看不到想使自己的所说成为无懈可击的“学说”、“真理”的企图。
      文章观点层出不穷，从不需要什么理论根据，不需要什么“主义”到场，且多为一点即明的常识和常理。表现上绝不引经据典和搬弄概念术语，而借重大量鲜活的材料来浮现自己的见解，那是故事、诗词、史实、掌故和生活经验、生活细节等。前文提到的《思孔子》夹叙夹议地引出孔子入哭旧馆人之丧后又自愧“涕之无从”、鼓瑟戏弄孺悲、闻人称其丧家之狗欣然自喜等奇行以及孔子那些形态毕现的骂人语、自嘲语、晏居闲谈语、应付小人语,将一个个性鲜活的孔子托了出来。语而不论源于林语堂对理论、逻辑的可靠性的一贯的深刻怀疑。这智慧使林语堂重视观察现实人生，写出来的文章远离大道理和潮流思维，接近实际而有奇气。文章最难得者，一是骨气，一是奇气。前者为独立人格之产物，后者为独特思想之产物，但两者又无法分开。
      林语堂的散文呼唤常识、简朴和真正的中道精神的回归，推崇原儒独特的人文主义，揭示中国文化的阴柔品格，指出中国道家的节制、无为等观念是现代西方文明疯狂的对症药，等等；他在30年代就坚决批评我们现在事实上还在奉行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还有反复强调法治的意义。这在现代作家中，并不多见。在林语堂的闲谈散文里，我们随时可以读到一种言简意永的句子，那是奇气的结晶体：“文无新旧之分，惟有真伪之别。”“赶热闹者只是末世并非盛世的点缀。”“行动而没有思想也许是愚蠢的，可是行动而没有常识却常常会结果悲剧。”它们来自作者对世界和人生的体悟、妙悟。读书人最不容易做到的事，林语堂做到了，所以他又那样近情，拒绝极端、道学和教条，为一般背书本认死理者所难及。他知道何为生存真实，何为学者无谓的奇谈，出言平正通达。
      林语堂的闲谈散文不仅思想独异，发论近情，且涉及广泛，知识丰富，大到文学、哲学、宗教、艺术，小到抽烟、喝茶、买东西，真是无所不包，笔触贯通中外，纵横古今。具体到一篇文章，则放开手脚，上下勾连，集中起一个高密度的材料群，知识群。林语堂读书多，博闻强记，先有学者的学问功底，所以能谈，耐谈，而一谈辄灵光焕发，左右逢源。他那些谈文化的散文，知识量更大。林语堂的闲谈散文充实腴厚而能以平易出之。语言上朴实无华，不堆砌，不追新，除了30年代那些为实验而作的语录体、文言体、都干净质朴，口语化程度很高。如前所说，表达上也只用传统平常的手法，不玩“现代”花招。文章充实容易，平易难。
      林语堂说：“凡是学者文章艰深难识，大半在搬弄名词，引经据典，深入而未能浅出，只掉书袋而已。此乃学问有余而识不足之故。见道明，事理达，得天地之纯，自然可以说出浅显易明的道理来。”同时又说，到了道理熟时，常常不必走大路，可以操小路，过田陌，攀篱笆，突然到家，令同行的人不胜诧异。其实，闲谈体就整个是一条曲径通幽的小路。亲切有“我”、漫不经心、语而不论和厚实平易再加上与之相联系的很高的知识文化含量、超越的观念、过人的智慧以及较为恬淡的心境、闲情逸致和浓浓的生活趣味，融成了林语堂闲谈散文的整体风貌。它反映了一般闲谈散文应有的共同要求以及文学陶情、消遣、启人心智等另类功用。它以闲适为主调。“闲适”是对“娓谈笔调”、“个人笔调”等等的总括，也是一切闲谈散文的基本美学特征。此特征使闲谈散文区别于战斗的那一类，也区别于感伤颓唐或偏于热烈抒情、幻想的那一类。林语堂曾认为，“无论题目是多么严重，牵涉到祖国的惨变和动乱，或文明在疯狂政治思想的洪流中的毁灭，使人类失掉了自由、尊严，和甚至于幸福的目标，或甚至于牵涉到真理和正义的重要问题，这种观念依然是可以用一种不经意的、悠闲的、亲切的态度表现出来。” 这话可疑。面对巨大的灾难或极端的丑恶，有良知的作家不可能保持闲适的心境，运用漫谈的笔调去写作，而只会代之以激愤、狂怒和义正词严的声讨。这也就是闲谈散文和闲适笔调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有些不合时宜和不得不自处边缘的道理。
      事实上，林语堂自己的闲谈散文就有其取材范围，谈文化和人生哲学的多，讨论社会一般问题的多，并不涉及大奸大恶。当然，这类散文仍有其价值，它不可能不存在，亦不可能成为唯一存在。“五四”以来的现代散文，一开始就受到英国随笔或者如郁达夫说的“英国各散文大家所惯用的那一种不拘形式家常闲谈似的体裁”的影响，又与中国传统的笔记、小品，尤其是主张独抒性灵、信手信腕的晚明小品保留着较多的联系，故而自然显出那样的旧又那样的新（周作人评论）的面目，且在体裁、笔调十分多样的前提下，一种写得更加自由、更加接近聊天的散文在“五四”和“五四”以后出现并成熟起来就势在必然,鲁迅、周作人、陈西莹、梁实秋、张爱玲、梁遇春等人的散文都带相当浓厚的闲谈味。但鲁迅虽嬉笑怒骂任意而谈却又尖锐凌厉，陈西莹思想不够洒脱且趣味有限；张爱玲和梁遇春学问尚未大成，无论所谓“清谈”还是“快谈”，多以隽健而非“自在”动人；梁实秋已如前说，其作品雅致有余而灵动飘逸不足。故他们的文章若作为闲谈散文来看，或不够典型，或达不到林语堂的境界，也无林语堂的写作自觉，这种自觉包含了林语堂对散文的全方位思考。林语堂与周作人较接近，他们的闲谈散文才真正道地、圆熟而具备了大家气象。“林语堂和周作人都是现代散文闲话风一派的宗师。”

      3892.林语堂人物故居
      林语堂故居始建于19世纪50年代，是殖民地外廊式洋人住宅，后为廖氏兄弟购买，中国近代文学大师林语堂与廖家二女儿廖翠风的婚礼就在该建筑正厅举行，并在此居住，为林语堂在鼓浪屿的故居。这座建筑与当时同属廖氏兄弟的南北向建筑（现漳州路48号）共同围合形成院落，原来连接两座建筑的天桥现已无存，院落当中立有林语堂题写的“立人斋”石碑。

      3893.《春明外史》
      《春明外史》以报馆记者杨杏园与妓女梨云、女诗人李冬青的爱情故事为贯穿线索，背景宏阔，叙事从容、豪门、妓院、剧场、公寓、会馆、学校、高级饭店、俱乐部、庙宇、名胜、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上到总统、总理、下到妓女、戏子，穷尽名色人等。是一幅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北京风俗图，堪称经典之作，至今读来仍有着不朽的艺术魅力。
      小说情节是虚构的，可并非完全出于幻想，作为“野史”的小说更不是毫无根据的胡诌。有人把《春明外史》当作“鸳鸯蝴蝶”之流，其实这是误会，所谓杨杏园、梨云、李冬青等，不过是把许多故事穿在一起的一根线，没线就提不起这一串故事的珠子。所以，读《春明外史》时，不能把注意力只放在杨杏园与梨云、李冬青等人的恋爱经历上。

      3894.《春明外史》赏析
     《春明外史》近百万言，从1924年起在北京《世界晚报》副刊连载5年，1930年由上海世界书局结集出版。它是张恨水成为南北驰名的社会言情小说家的重要作品。它以才子佳人相悦相恋的“礼拜六派”惯用题材作为贯穿始终的结构线索，连枝带叶地串连起旧京社会上自总统、经理、总长、大帅，下至学校、会馆、妓院的才子和风尘女子的诸色俱备的人物，形成了一种类似于晚清《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单线串群珠的结构体制。主线和它所牵连的枝叶，一者倾于情，抒写着旧式才子的哀感缠绵的爱情心理；一者倾于理，借旧京名人的奇闻轶事，嘲讽着社会的堕落和荒唐。前者包含有作者这个皖中才子流寓京门的感伤的生活体验，后者则不少是作者作为报人所搜集到的社会新闻，因此有人主张把它作野史来读，认为熟悉北洋军阀时期北京政局内幕的人读它，是会产生“此中有人，呼之欲出”的感慨的。
      然而时隔半个多世纪的我们重读此书的时候，这种对号入座的对当时政局的抉微索隐的兴趣，已经非常隔膜了。我们还感兴趣的是它所展示的那个旧京世界，是作家的文化心态和审美趣味，以及它半新半旧的艺术改良的文学形态。作品描写了皖中才子杨杏园旅居北京，对八大胡同的雏妓梨云一见动心。但是他的清贫，使他只有看着梨云和别的男子在汽车中谈笑风生的份儿。但是他的一份痴情，又使他在梨云病重的时候，日夜服待她，泪流满面地山盟海誓，三日天津之行后，想不到梨云已经香消玉殒，他就哀伤吐血，把自己一张相片伴她入土。其后他又结识大家庭庶出的零落女子李冬青，诗文相赠，柳下花前，杨杏园已说出“非冬青不娶”的约言了。但是冬青有先天暗疾，与婚姻无缘，就推荐另一少女史科莲和他交往。杏园却割不断和冬青和感情，对婚姻之事心灰意冷；史科莲觉得是自己妨害他们的好事，于是远远地离开北京了。杨杏园开始沉溺于佛学，病危时冬青赶到北京，他乙就像参祥的样子含笑圆寂了。
      这里追求的才子佳人爱情已有了新的内涵，它发展了杨杏园、梨云之间那种风尘知己，怜香惜玉的感伤主义爱情观念，在一个漂泊才子和巨室庶出的零落女子之间早找某种“雅趣”爱情，并足以生理缺陷（而非社会缺陷）来显示和制造其人格上的纯洁。也就是说，它的爱情观是在浓郁的感伤主义气氛中，出乎俗而入乎雅了。以长篇书信的插入和中断为四段，作出较为细致婉曲心灵对话的处理，这也可以看为作者对旧派章回体叙事方式的改良。如果用过去评点派的术语来表达，这也可以称为“横云断出法”。由爱情部分转到社会相部分，作者采用晚清以来章回小说断续承接的方法。方先生见杨杏园难以从命，想把撮合之事暂时搁置，和他一同到馆子用餐。杨杏园听到隔壁雅座有男女说笑，从板缝中窥见是有一面之交的官僚甄大觉，说话声音略高一些，甄大觉即引女伶餐霞仙子过来寒喧。
      其后就按下杨杏园这一头，专门写官僚捧女伶的一幕了。
      这是一幕官僚捧女伶引起婚变的滑稽剧。甄大觉花重金为餐霞仙子置行头和登广告，并获得在京的姨太太“开放主义”的容忍，与她同行共宿。餐霞仙子有求于他，对他百般奉承，一且唱戏走红，就反唇相讥，不能当他的“姨太太的姨太太”了。他为了获得女伶的欢心，同意和她结婚，立即与姨太大离婚，当餐霞说出“我和你站在一起，人家还以为我是你的女儿”时，他又立即到理发馆剃去蓄了多时的胡子，还用上了美国撮脸药粉，想使自己“年轻十岁”。岂料餐霞并不赏脸，嘲笑他们间“有什么感情？不过你花了几个钱，赁我去取乐罢了。”他懊丧之余，从天津接回姨太太。但是姨太太也冷嘲热讽“你不要我吗？人家也不要你哩！”一旦发现他为了扫餐霞的面子，又去捧别的戏子时，就撇下两个女儿出走了。
      餐霞和甄大觉的关系早已破裂，其余波又导致甄大觉家庭的破裂，焚琴的这一幕应该是余波的余波了。叙事者还有这份闲情闲笔，借胡琴、月琴这种牵系旧情的意象，淋漓尽致地宣泄当事人的一口闷气和恶气，而且把这口恶气和闷气宣泄到有点变态了。这属于借某种意象作为缘由的“后叙事”谋略。无论夸大细节，借戏做戏，还是意象性后叙事，都是我国传统小说中并不太陌生的叙事谋略，一经作者着意点化，便散发出对某些社会相的浓烈的讽刺意味了。

      3895.《春明外史》由来
    《春明外史》，是张恨水在北京创作，并在北京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的首部百万言长篇巨构。写这部小说时，他只有29岁。小说从1924年4月12日开始，在北京《世界晚报》副刊《夜光》上连载，直至1929年1月24日全部载完，长达五年之久，其间凡57个月。这部作品，从第一天见报起，就引起了北京各阶层不少读者的注意。连载不久，反响更加热烈，有些读者为了先睹为快，居然每天下午到报馆门口排队等报，而且是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风雨无阻，天天如是！
     《春明外史》，自然也成了《世界晚报》的一张“王牌”。当《春明外史》写到第十三回时，曾由北京《世界日报》出单行本，发行不久，即告罄尽，接连数版，亦是如此。1927年11月，该报又将一、二集合并出版，很快也销售一空。1930年，上海世界书局将全书出版，上下共2函12册。发行前，出版者在上海《申报》 、《新闻报》
      两大报上刊出巨幅广告，并将全书的八十六回目全文，用大字刊载，先声夺人，这在上海是罕见的，轰动了上海滩。书发行后，一版再版，都是很快销售一空。北京的作者打入上海滩，被各报约写小说，张恨水是“始作俑者”，而“张恨水”也就随着《春明外史》，成为南北皆知的人物了。
     《春明外史》百万言，人物多至500余，它所涉及的社会面非常广，可谓包罗万象：议会、豪门、剧场、妓院、公寓、会馆、学校、庙宇、名胜、通衢、胡同、大杂院、小住户、贫民窟、俱乐部、高级饭店……其人物自然涉及各个层面，以至三教九流无所不有。在众多的人物中有总统、军阀、总理、总长、政客、流氓、遗老、遗少、文人、记者、演员、学生、妓女、议员、僧侣、作家以至拉车的、要饭的……这些人物，各有各的口吻，各有各的相貌，惟妙惟肖，传神阿堵。“春明”，原是唐朝都城长安城东面三门中的一门，后来则作为都城的别号，因而《春明外史》描写的就是20年代北京的事。当时，北京正是北洋政府的国都，所谓的“首善之区”，实则乌烟瘴气，昏天黑地。军阀官僚豪绅沆瀣一气，贿选总统，鬻官卖爵，贪污舞弊，酒肉征食，声色犬马。在“歌舞升平”的箫鼓乐声中，充斥着他们抢夺地盘、发动内战的枪炮声，也充满了百姓痛苦的呻吟。饿殍的血，灾民的泪，滴滴点点淌进了他们高举的酒杯。而北洋政府对新闻实行严格的管制，看到哪家报纸对他们稍露不满，就会下令停办，记者本人也会遭来杀身之祸。父亲有感于此，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就用了小说的形式进行揭露，大举挞伐，可说是“新闻外的新闻”。这就是张恨水创作《春明外史》的由来。

      3896.《春明外史》后感
      成语有'杏雨梨云'，杏花如雨，梨花似云，形容春天的美丽。在这如雨似云的漫天花瓣中，仿佛身处仙境。读，一份哀愁流淌于心间。主人公杨杏园，一位客居北京的江南才子，似乎看透世情。在报社作编辑为生。自他那里，将北京当时的社会情况一一铺陈，各色人物栩栩如生。上至总统，总理，下至平民，平民陋室，高级饭店，影院戏场，甚至青楼妓馆，三教九流，无一不包。好比一副宏大的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作者张恨水，20世纪中国最高产的作家之一，一生砌字两千余万。实在罕见。由于时代的不同，作者的文字现在看来似乎有点生涩，但小说注重情节，瑕不掩瑜，倒也没什么了。
      主人公叫杏园，和'杏雨'颇为相近。既有杏雨，岂无梨云。梨云，梨花似云，作女子的名儿，是再好也不过了。小说里，梨云十五六岁，雪肤花貌，聪慧玲珑，人如其名，确实是像梨花云似的动人。只可惜，可惜出身柳巷花街，这一辈子。也就毁在了这个出身上。里梨云算不上真正的主角，杨杏园初次到松竹班，与她算是一见钟情，而后杏园受朋友劝诫，决心与梨云交，"风月场上的人，与她们玩玩也罢，千万不可动真情，"梨云几天不见他来，心里自哀。不会写字的她写了一封别字连篇的书信送去，这番痴行倒底打动了杏园，彼此重修旧好......梨云身世凄惨，遇到钟情于她的杏园，也是天可怜见。小说中二人的情节不多，但每回看到都怀着一种极欣喜的心情。他们明明情已深深，却偏偏举止平淡，那种迫切的感觉，牵动着心底的喜悦，十分醉人。梨云虽然身陷风尘，但仍是那般纯真，难怪杏园自己思量："我道妓女都是些下贱不堪的人儿，今天看来，也不尽然。那梨云就看着可爱。"一块美玉沉在淤泥之中，怎么能不让人怜惜。 再后来，梨云毕竟是身处风尘，女子到此，不遇倒罢。此时遇着自己的幸福，身不由己之下，活着就格外凄惨。二人有了不小的误会，梨云心里难过，也不明说，只晓得背过去流泪。杨杏园一度没有再见她，梨云心病渐渐深重。遇着风寒，就一病不起。加上一直以来心里的疙瘩，自己不愿好，再灵的药也好不了了。杏园得知她病重，急忙来看她。果然他一来，梨云病就好很多，只是梨云心里的悲苦，大概也只有她一人尝得了。自己已经沦落至此，纵使自己病好了。却又免不了今后的痛苦，不如死了解脱，许待来世生个好人家，再与他作夫妻罢。古时用结带表示相爱，梨云与他换了罗带，又是代表什么呢？可怜梨云一腔痴意，檀郎不知。杨杏园去了天津一趟。再回来时，已是阴阳两隔了，玄冰刻悔风吟恨。他的恸哭，可是代表了，那一段脉脉深情。梨云曾经枕过的枕头尚有余香，床边的寒梅尚在怒放，奈何斯人已逝。遥看春花朔雪中，杏园院子里那棵梨树，去年梨花如云时，与梨云尚是初识，如今雪压枝头，梨云已去，这树受不了寒，也不会第二次开花了。

      3897.《春明外史》艺术特色
     《春明外史》艺术上的特色，前文说过，父亲酷爱词章，而且也下过苦功夫。他认为以前的章回小说对于回目却都不太考究，而回目又是这一章书的“书胆”，往往能起到画龙点睛的妙用。所以他煞费苦心地推敲，始创了“九字回目”，而且还定了几个原则：一、回目文字一定要切合本回的高潮；二、词藻要华丽典雅；三、所取字句和典故，一定是要浑成的，如以“夕阳无限好”，对“高处不胜寒”之类；四、回目成上下联，均为九字，求得一律；五、音调铿锵，平仄对仗，上联是仄声，下联必须以平声落韵……父亲这样做，无异是自找苦吃，有时为了一副回目，往往要推敲两三个小时。
      虽然辛苦，但九字回目一出，立即得到不少读者的击节赞赏，尤其是深喜词章之人，不仅吟诵研究，且私淑者大有人在。当时就有一名叫郭竹君的读者，把《春明外史》的所有回目，全部用原韵和唱，投到《世界晚报》。那时《夜光》主编已是左笑鸿叔，他全文刊出。和诗步韵本是文人常见之事，但“和回目”，还属破题第一遭，引起不少读者的兴趣。
      一位金寄水先生，他是多尔衮13世孙，世居北京，是父亲晚年的忘年交。金先生第一次到家做客，酒酣耳热之际，曾当着父亲的面，把《春明外史》的回目从第一回“月底宵光残梨凉客梦，天涯寒食芳草怨归魂”，到第八十六回“旧巷吊英灵不堪回首，寒林埋客恨何处招魂”全部背诵一遍，并且说，父亲主要著作的回目他都能背诵。这使我大为惊奇。寄水先生还说，父亲的九字回目一出，模仿者不少，后来他和许多朋友写小说均用九字回目，就是父亲的“私淑弟子”了。
     《春明外史》中穿插了不少诗词，这些诗词在渲染气氛、刻画人物及揭示人物内心世界方面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成为本书一大艺术特色。此外，小说中还有二十多副对联、两篇祭文、一篇残赋、一篇劝进表，以及十几封文言尺牍。这些四六文大都出自杨杏园之手，虽然是文言，但与人物、环境、情节有着不可分离的内在联系，读起来清丽感人，把气氛情绪烘托得十分浓重。说起诗词，还有几个小插曲。一次，父亲和成舍我先生到城南游艺园一游。当时，晚风习习，蛙声阵阵，星月朗朗，他们踏月散步，不禁诗兴大发，况且都是诗才敏捷的人，就在月下口占联起句来。事后父亲觉得所联之句颇合书中需要，便把它们移到《春明外史》中，这就是第八回“佛国谢知音寄诗当药，瓜棚迟晚唱咏月书怀”中的杨杏园、舒九成的联句。

      3898.《春明外史》风波
     《春明外史》连载时，还引起过一场“风波”，几乎使父亲下不了场。起因是书中被卖身青楼的清倌人梨云，虽和杨杏园相恋，而杨又无力为其赎身，最后因身世悲惨，一病垂危，奄奄待毙。读者早就对这位身陷地狱、天真活泼的小姑娘深怀同情，现在看到她将要妙龄天折，都不干了，纷纷写信到报馆，要父亲“笔下超生”，不许梨云死去，有的甚至写信骂父亲“狠心残忍”。
      但是回目上已明明写出：“满面啼痕拥衾依绣榻，载途风雪收骨葬荒邱”，梨云是必死无疑了，况且这也是为了通过这个人物，来诅詈抗议那个黑暗的社会。父亲也是无计奈何了，只有在报上发表通信，说明深谢读者好意，但又不得不尔，请读者理解。当时，许多人将之称为“为梨云请命”。

      3899.《春明外史》意义
     《春明外史》全面真实地描写了北京各个方面的生活。张恨水父亲虽寄居北京数年，但对一切都总葆有新鲜感，尤其是对那些老北京熟视无睹、司空见惯的事，更加敏感新奇，可以说，《春明外史》以杨杏园的故事为轴心，向我们展开了一幅20年代的北京风俗图，读者既可作为民俗资料来看，也可作为民国初年的野史去读。世居北京，出身天潢贵胄的金寄水先生，对北京历史的沿革、掌故都素有研究，他说：“恨老不是北京人，反而比我们看北京看得清看得准，对北京语言，也比我们敏锐，所以要想知道旧时的北京，就看《春明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