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小常识

      3821.杨沫成长经历　　
      作家杨沫，曾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联委员、全国作协理事、北京市文联主席、《北京文学》 主编等职务。她在青年时代曾在北大旁听，《青春之歌》的创作就有她在北大旁听生活的影子。她的三妹杨成芸，就是后来成为著名电影演员的白杨。她因父母不和，缺少家庭关怀。书香之家，没有给过杨沫温暖的感情，却使她在孤寂的童年能躲到书籍、牌匾、对联以至昆曲中寻找欢乐。十四岁时，杨沫读完高小一年级，还差一年才能毕业，但为躲避腐朽的家庭，她私自跑到西郊，考进西山温泉女子中学，过起住校生活。在校园里，她除了应付必要的功课以外，全身心倾注在读书之中，广泛涉猎古今中外文学名著。“五四”以后，中国反封建、争自由民主的小说、欧洲和日本十八、十九世纪的宣扬个性解放的文学作品深深吸引了杨沫。郭沫若的小说《落叶》是杨沫读的第一本新小说。最初杨沫读的是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朱自清、冰心、庐隐的作品。接着是鲁迅、茅盾、丁玲、蒋光慈、萧军、萧红及日本的厨川白村、小林多喜二、芥川龙之介等人的作品。杨沫爱上了文学。1931年春，杨沫父亲破产，逃亡不知去向，家庭瓦解了。母亲把十六岁的杨沫叫回家，强迫她嫁给一个国民党军官。杨沫对包办婚姻，她毅然反抗，又跑回西山的学校。至此杨沫母亲断绝了对杨沫的一切供给。 在河北香河教书时，杨沫结识了北京大学一位国文系的学生玄。1932年她与玄相爱同居，住在北京沙滩一带一个小公寓里，靠玄家里寄来的少许钱维持生活。杨沫不甘于琐碎的小家庭生活，由此精神经常陷入空虚和苦闷之中。1933年，一个偶然的机遇，成了杨沫苦闷生活的转折。春节除夕夜晚，杨沫来到小妹白杨的公寓。那里聚集着十几位东北流亡青年。这些人都是大学生，共产党外围组织 “剧联”成员，也有共产党员。杨沫与这么多的爱国青年相聚一堂，她的心第一次受到震动。“听到他们对于国内国际大事的精辟分析，使我这个正在寻求真理，徘徊歧途的青年猛醒过来——啊，人生并不都是黑暗的，生活并不都是死水一潭！原来，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拯救危亡的祖国，为了一个美好的社会的诞生正在浴血奋战！”（《青春是美好的》）那除夕之夜是杨沫生活道路上新的里程碑。这里程碑式的一幕，在《青春之歌》第一部第十一章中艺术地再现了出来。 杨沫认识了宋之的等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他们宣传抗日，痛斥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向她介绍马列主义书籍。杨沫读的第一本理论书是《怎样研究新兴社会科学》，还读了高尔基的《母亲》等小说。在小家庭里，共产主义的崇拜者和胡适的崇拜者闹起了矛盾。杨沫为了摆脱束缚，四处奔波寻找工作。从1931年到1936年，她当过三次小学教员，当过家庭教师和书店店员。那几年，杨沫多是住在小公寓里，为的是便于到北京大学旁听，坚持学习。此时的杨沫，被共产主义学说吸引去了，她甚至到狱中去看望被捕的共产党员，为他们做些事情。
      杨沫的处女作《热南山地居民生活素描》在1934年3月15日东北救亡总会办的《黑白》半月刊上刊登出来，这是杨沫思想和感情升华的文字记录，是她创作生涯里第一个坚实的脚印。散文有条理而简要地记叙了热河南部山地人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揭露出地主欺压农民的事实，对处于水深火热的劳动人民寄予同情。杨沫幼时跟父母去乡下收过租，那一桩桩农民交租卖地的惨剧撼动过她的心灵，因而当她有了阶级觉悟以后，她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便成了从心中迸发出的第一束明亮的火花。这篇短文虽然显得粗糙、简单，但感情真挚，显示了杨沫作品爱憎分明的特点。
      这一时期杨沫的创作热情很高。杨沫说：“我不知深浅，但勇气很足，得空就写，写散文、纪事、报道和短篇小说。”杨沫用“小慧”的笔名，常向上海《中流》和《大晚报》副刊等报刊杂志投稿，杨沫发表于1937年的四个短篇小说都是这一时期的创作。《怒涛》写的是女知识青年美真割舍小家庭的爱，为大众的幸福，牺牲个人感情投身火热斗争的故事。小说还集中描写了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到农村宣传抗日的场景。美真是一个热情、诚挚的女大学生。在她十九岁上大学的那年，与青年昭相爱同居。慢慢地她对于安逸的生活，丈夫和儿子的爱不能满足了，她想着千万个饥寒交迫的人，再也不能安静地生活下去。但昭与她相反，他认为女人不应该离开家、丈夫和孩子去为什么远不可及的理想牺牲自己的幸福。冲突的结果，他们只有分手。美真投入了火热的斗争。主人公美真有作者自己生活遭遇的影子，也是《青春之歌》的主角林道静的雏型。这篇小说，是《青春之歌》最早的胚胎。
      在北大周围的生活和学习成为杨沫早期创作的源泉和动力，经过杨沫自身的努力，最终成为中国文坛上的一颗耀眼的巨星。

      3822.杨沫与张中行
      张中行是香河县东河屯镇人，当时叫张玄，1909年生。三四岁时就由家庭包办，与一农村女子订了婚，1926年17岁时正式结婚。张中行妻子是个文盲，小脚，相貌平平，性格温顺。张中行在外面上学，只寒暑假回家相聚一下。张中行妻子是传统的中国女性，任劳任怨，洗衣做饭，下地干活，孝敬公婆，恪守妇道。即使后来张中行在北京与杨沫公开同居，其妻也没一句怨言。张中行此时也看了不少进步书籍，当朋友请他帮杨沫时，他对抗婚的女中学生充满好奇和同情，答应见面谈谈。杨沫从北戴河返回北京，与张中行见了面。在张中行的眼里：“她17岁，中等身材，不胖而偏于丰满，眼睛明亮有神。言谈举止都清爽，有理想，不世俗，像是也富于感情。”（张中行《流年碎影》224页）当时张中行在北京大学国文系读书，两人谈得非常投机，彼此印象都相当好。 到吃饭时分，张中行就请杨沫和介绍人在东安市场的东来顺吃了午饭。之后，张中行立刻给自己的哥哥去信，询问学校是否缺人，如缺，自己认识一个，很是不错，遂把杨沫介绍给哥哥。于是，在1931年9月初，杨沫就准备动身去香河教书。去香河之前，张中行又跟她见了两面。在杨沫上车离别之际，两人已经恋恋不舍。此后，两人开始了频繁的通信联系，感情迅速升温。杨沫去香河教书大概两 个月左右，她母亲病了。打听到杨沫下落后，托人力劝她回北京，并答应以后还供她去读书。杨沫急忙返回家中。杨沫母亲丁凤仪此时已经病重不起，危在旦夕。因感情破裂，她父亲和哥哥都没有回来。家中只有杨沫和两个年幼的妹妹，守着她们贫困垂危的母亲。但杨沫此时正与张中行热恋。她没怎么照顾垂危的妈妈，却成天去找张中行，两人在公寓里厮守，形影难分。望着母亲的病一天比一天重，杨沫却没觉得难受，张中行给了她呵护和尊重，让她尝到了幸福。杨沫很快就怀了孕。当她把消息告诉张中行时，张中行却愁眉不展，让杨沫十分困惑和吃惊。随之，对张中行极为不满。后来，据张中行对徐然姐姐说：“你妈只看表面，不是我负心冷淡，当时生活艰难，加上她怀孕，就更困难，心情沉重，你妈就以为我冷淡她……”杨沫非常敏感，认为自己怀孕后，张中行明显地与自己疏远了。她很好强，一赌气，也不再去找他。年底，母亲丁凤仪病死，因父亲杨震华另有外遇，丁凤仪死后，后事他根本不管。家中没钱办，丁凤仪的棺材就一直放在她的卧室里。次年年初，为给丁凤仪出殡，杨沫舅舅带杨沫到热河省滦平县去变卖杨震华的土地。得了一些钱后，才给放了两个多月的母亲出了殡，姐妹三人还分了一些剩余。
      1932年夏，杨沫的肚子在一天天变大。她不好意思住在家中，就悄悄在张中行的住处附近，租了间房子。张中行还常常来看她。可两个人感情上已有隔膜，相对无言。最后，杨沫决定去小汤山白杨的奶妈家把孩子生下。临走时，张也没有说送她一程。杨沫后来在文章里写道：“眼看着我挺着大肚子，一个人上了路，他竟连送送我的意思都没有，好狠心的人呀！”儿子生下12天后，杨沫就坐着一辆毛驴车从乡村回到了北京城。儿子留给一个奶妈照看。没叫张中行花一分钱，费一分力，杨沫自己把孩子的事处理完毕。很快的，张中行又恢复了对杨沫炽热的爱。杨沫虽然埋怨他，却还是深深爱着他，原谅了他。自此，也就是1932年下半年，两人在沙滩的小公寓里开始同居。杨沫给丈夫做饭、洗衣、缝缝补补，过着失学失业，半饥半饱的生活。
      据张中行说：杨沫“读了不少新文学作品，并想写作。又为了表示心清志大，把有世俗气的学名‘成业’扔掉，先改为‘君茉’，嫌有脂粉气，又改为‘君默’，以期宁静而致远。”（张中行《流年碎影》225页）那时，张中行还是个学生，杨沫没有工作，全靠张一个人的生活费。他们的日子自然清苦。一天上午，杨沫妹妹白杨来到杨沫和张中行的住处。屋里酷冷，窗台上的水杯里结着冰碴。已经十点多钟了，却还没有升火。屋里没烟筒，只有一个做饭用的小煤球炉，奄奄一息。人在屋里不敢脱衣服，还冻得哆哆嗦嗦。白杨问：“这样冷，你们怎么能住？”杨沫说：“每天上午十来点钟生火做饭，到下午吃完晚饭灭火，烧了七八个钟头，屋里挺暖和的。晚上进了被窝，有厚被子，再怎么冷也不怕。”白杨发现饭柜里，除了点咸萝卜，什么吃的也没有。问：“你吃些什么菜？”　杨沫说：“每天有肉有菜。”　白杨说：“大姐，你别开玩笑了。”　杨沫说：“每天买一毛钱猪肉，再加上半棵白菜，这不有肉有菜了吗？”大姐的生活如此清寒，叫白杨着实吃了一惊。但张中行有学问，精通古书。他隔长不短给杨沫写诗，让她感受到了一种高雅的情趣，弥补了房子寒冷和吃不上肉的缺憾。以下一首就是他从《乐府诗集》或什么地方找来，送给杨沫的诗：　
      阳春二三月，杨柳齐作花，春风一夜入闺阁，杨花飘荡落南家。含情出户脚无力，拾得杨花泪沾臆。秋去春还双燕子，愿衔杨花入窝里。 娓娓表达了对爱妻的缱绻依恋。在一段时间内，这种爱让童年不幸的杨沫感到了莫大的满足。
      五十年代，杨沫出版了长篇小说《青春之歌》，许多人认为其中丑化的余永泽就是张中行，张中行总是讲自己“没有在意”保持沉默。“文革”期间，有人找到张中行希望他揭露杨沫的“罪行”，可张中行却在揭发材料上写上了“她直爽，热情，有济世救民的理想，并且有求其实现的魄力。”杨沫看到后大为惊讶，甚至还写了封感谢信给张中行。后来有人著文谈她当年感情，杨沫以为是张中行指使，两人关系再度恶化。杨沫去世后，她的子女曾经请张中行来参加遗体告别仪式，却遭到张中行意外拒绝，“是她不再是，或早已不再是昔日的她。”在张中行的心中仅存的美好片段也终究破灭了。

      3823. 杨沫作家母亲
      杨沫作为一个作家，是优秀的，但作为一个母亲，却有严重的欠缺。她生前多次承认自己不是一个好母亲。杨沫曾说她不喜欢小猫小狗。老鬼感到她也不喜欢小孩儿。她的神经官能症使她怕吵闹，曾明确表示不欢迎别人带小孩来家里，说小孩一哭闹，她的心脏受不了。周末孩子们一回家，她就抱怨太乱太吵。如同杨沫的母亲整天醉心于打牌看戏，杨沫整天醉心于她的写作，都同样的不管孩子，儿女情很淡。孩子生下后，杨沫嫌带孩子麻烦，影响工作，5个孩子有4个是找别人带的。 据杨沫自己说，她18岁时在小汤山一个农民家生了第一个孩子。产后12天，因农村闹霍乱，不敢多呆，就把婴儿留下，自己返回北京。结果这个小儿子长到1岁半时，生病夭折。她第二个孩子徐然，只奶了8个月，也送回了河北农村老家。第三个孩子青柯1938年冬生于河北深泽农村，刚过满月杨沫就出去追赶贺龙的部队，将孩子留在农村。以后不闻不问，直到8岁眼睛被人扎伤，才把他接到身边。杨沫在1947年4月6日日记中也承认自己过去对青柯太冷漠了。到生第四个孩子小胖时，杨沫还想送给奶妈养。因为当时地委领导提倡女同志自己喂养孩子，她才被迫改变了主意，没有送出去。到要生老鬼时，她决定打胎，却因手续问题没有打成，只好在阜平生下来。又很快地把刚生下的老鬼送回老家，找人喂奶。其实当时环境改善，很多同志都把孩子留在身边或附近。
      杨沫说她尊崇卢梭。——卢梭就把自己的亲生孩子统统送给育婴堂，一个不要。从年轻时起，她就不是整天围着孩子，想着孩子的人。参加革命以后，她更认为：工作第一，革命第一，孩子是私事，是累赘。这从杨沫的日记中能看出来。“1945年11月25日：过去我总认为奶孩子不是革命工作，为了工作，就应当把孩子给别人奶，自己腾出功夫来工作。后来看了聂荣臻同志的报告，说女同志是来杭鸡等，才转变一些。但还是轻奶孩子，重工作。今年有了孩子，自己就矛盾。是奶呢，还是不奶呢？原来还有些奶的意思，后来敌人投降了，自己想到解放区将多少倍的扩大，根据形势，干部用的更多，加上孩子很淘气，自己嫌麻烦，就决定了不奶。曾各处找奶母，但没找到。这时听说马同志不回十分区了，为了不愿把孩子丢得太远，这才自己奶着。开始想等到新工作岗位再找奶母，但以后十分区妇女部长给我写信，叫我千万自己奶孩子，她说她这次到冀中去开会才把思想整通。又加上十地委领导同志也叫我自己奶。杨英同志说自己养活一个孩子，至少可为革命服务20年，这是很伟大的工作呀。于是我才决定了自己奶。但是一阵阵，我还是有许多不良的思想使自己苦恼。尤其当孩子淘气或堕（缠）得自己不能动身时，就烦恼，生气，觉得冤枉……
      ……有时因为孩子的累赘，不能像许多同志似的活动，工作，内心也感到痛苦，感到自己前途将被葬送似的不安。一直到今天，也还是不断地自我斗争，不能完全安心的奶孩子。”
      杨沫的童年很苦。她的父母感情破裂，各自寻欢作乐，不管孩子。她自己从生下后，就缺少母爱与父爱，老挨打。在这个冷酷环境里，潜意识中她也深受她父母的影响，不大管孩子，对孩子的事漠不关心。杨沫说她小时候，她的母亲从没有抱过她，亲过她。她也继承了这个特点。老鬼4岁从农村来到北京与父母生活在一起，记忆中就没有被母亲抱过，亲过。也从没有尝过坐在母亲膝盖上的滋味，老鬼的哥哥也如此。别人都有向父母撒娇的经历，老鬼和他的哥哥却一辈子不知道撒娇是何滋味。

      3824.真实的杨沫
      红色经典《青春之歌》家喻户晓，成就了杨沫现代红色经典作家的地位。林道静、卢嘉川这些《青春之歌》中的人物曾经感染和影响了几代人。作家老鬼的新版本《我的母亲杨沫》一书，在修改老版本全部错漏的同时，又新增内容近三分之一。该书以儿子特有的视角，讲述母亲的真实一生。
      母亲杨沫的真实经历与感情
     《青春之歌》写作的背景、小说中主人公的原型，这些小说里看不见、而又让读者牵肠挂肚的情节与故事，在《我的母亲杨沫》中被一一展现。老鬼写道：“小说中的卢嘉川，就是母亲怀着对一个前线战友的深情，对一个永远不能在一起的人的爱，用最真挚的感情塑造出来的。尽管卢嘉川是虚构的，好多人都觉得这个人物写得好，母亲把他写得栩栩如生。其中的隐情就是这段与路扬的友谊与恋情。”再现作家生活中的真实经历与感情，无疑会加深读者对小说、对作家本人的理解与喜爱。正如老鬼所言：“我的写作原则是可以牺牲一切却不能牺牲真实。人物传记尤其不能掺假，不能拔高，不能隐恶扬善。”他认为，“一个，比虚假的杨沫能更久远地活在人们心中。”
      母亲杨沫非完美的一生
      老鬼所呈现出来的杨沫，是一个立体而丰满的形象，既可以让读者感受到她的性格，更能清晰地看到她从生命的起点到终点所跋涉的每一个足印。身在局中的老鬼不夸大母亲光辉的一面，也不回避她的瑕疵，写出了母亲真实而非完美的一生。尤其是“文革”时期，这里有别人对她的批判、揭发，也有她对胞妹、著名演员白杨等人的“揭露”。这是那个混沌不堪的时代闹剧中的寻常一幕。老鬼通过本书勇敢地写出了杨沫的真实一生，不仅凸显杨沫献身抗日救亡、写作共和国经典长篇《青春之歌》的辉煌经历，而且把她人生旅程中非阳光的一面如实地袒露出来，写出成功背后的艰辛、曲折，让人看到她的苦恼、隐情和孤独。
      第三只眼看待母子亲情
      自古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为尊者讳，为长者讳，为亲者讳”。老鬼在书中的真实记载，让看过《我的母亲杨沫》的许多评论家和作家感慨万千。评论家王干说：“《我的母亲杨沫》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一刀切开了中国伦理和传统文化遮蔽起来的问题，这就是如何看待长辈。老鬼写母亲不是以儿子和一般作家的视角，是以独特的视角，看到了人性的复杂性，用第三只眼看待母子亲情。非常有冲击力。揭开了父辈的伤痕，刺痛了父辈。”评论家白烨说：“《我的母亲杨沫》写出了一个更真实的母亲，把自己也摆进去，没有逃避。冷竣如一。为非虚构性作品树立了一个新的高度。”

      3825.杨沫人物关系
      杨沫的儿子马波（笔名老鬼）也是作家。
      杨沫的女儿马豁然离婚后曾经和著名歌唱家刘秉义婚外同居，并怀着胎儿被毒杀，凶手尚无司法结论。杨沫相信刘是凶手，后曾后悔当时未能利用自己影响尽力查明真相。
      杨的子女曾经指责杨沫疏于亲情，但是晚年终于和好。

      3826.《苦菜花》
      抗日救亡的烽火在胶东半岛昆嵛山区燃烧。王官庄贫农冯仁义，为逃避恶霸地主王唯一的迫害，两年前只身闯关东，留下仁义嫂拉扯着五个孩子艰难地度日。牛倌出身的共产党员姜永泉领导乡亲们武装暴动。仁义嫂的大女儿娟子拿起父亲的猎枪参加了这场殊死的战斗。
      暴动胜利，王官庄群众公审并枪决了王唯一，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仁义嫂冲破重重阻力，支持娟子当妇救会长，投入抗日斗争的洪流。
      秋末的一个夜晚，特务王唯一的叔伯兄弟王柬芝奉命回到王官庄。他伪装进步，骗取群众信任，当了小学校长。其妻虽出身破落地主家庭，却不甘做封建婚姻制度的牺牲品，不堪丈夫的精神折磨，爱上了长工王长锁，并生下女儿杏莉。王柬芝利用妻子的隐私，挟制王长锁为他传送情报，进行特务活动。伪军分队长、王唯一之子王竹根据王柬芝的情报，带领日伪军洗劫王官庄，残酷地杀害了副村长七子等人。
      群众怀着仇恨的怒火祭奠烈士，村党支书德松、娟子的弟弟德强等参加了于得海团长率领的八路军。仁义嫂这位革命的母亲更加坚毅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并参加了抗日救亡工作。她怀着母爱，做军鞋、关怀住在她家的战士。
      八路军某部兵工厂迁到王官庄，敌人妄图破坏兵工厂，鬼子大队长庞文突然袭击王官庄，将群众赶往南沙滩，母亲——仁义嫂被捕。
      敌人严刑拷打，逼母亲上山找兵工厂埋机器的地点，她却把敌人引到雷区挨炸。
      根据地人民终于夺得了反“扫荡”斗争的胜利，并在革命战争中受到了锻炼。
      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伟大胜利，极大地鼓舞着根据地军民。总攻开始了。军民们英勇奋战，终于全部歼灭守城的敌军，红旗插上道水城头，千万人的欢呼震撼着大地。
      在这胜利的时刻，母亲一家终于团聚了。鲜艳的红旗和阳光映照着这位躺在担架上的英雄母亲。她深情地注视着女儿秀子手中的鲜花，特别是那金黄色的苦菜花吸引着她，她好像尝到苦菜根清凉可口的苦味，嗅到了苦菜花的馨香，脸上露出欣慰的、幸福的微笑。

      3827.《苦菜花》点评鉴赏
      作品真实而深刻地揭示了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斗争的复杂性，并在这种复杂的斗争中表现了人民的觉醒和成长，歌颂了革命人民的崇高品质。抗日游击队虽然一下子就结束了汉奸、大地主王唯一对王官庄的统治，成立了抗日民主政权，但斗争并未就此结束，而是更深入、更尖锐地展开了。王唯一之子王竹当了伪军中队长，充当日寇扫荡战中凶恶的刽子手，成为王官庄人民的死对头。而更阴险、也更凶恶的则是王柬芝。他以开明地主身分献地、办学，伪装进步，骗取信任，钻入抗日民主政权内部，但暗中却网罗党羽，从事特务活动。王官庄的几次被扫荡，村干部的被杀，陈政委的被害，都和王柬芝送的情报紧密相关。而他的这些罪恶活动，又与为他所胁迫的无辜的长工王长锁的悲剧性的爱情纠缠在一起，这就使他的阴谋更加难以揭露。在侵略者与汉奸地主这两种势力明明暗暗的勾结下，王官庄人民的抗日斗争就变得更加复杂和残酷。
      但是，革命人民没有屈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受了极其严峻的考验，并在斗争的锻鍊中迅速地成长起来，懂得了生命的意义。作品用饱含激情的笔触，细腻地描绘革命人民的成长，赞颂他们那种善良而又不屈的崇高精神。在严酷的斗争中，面临生与死、革命与个人、干部与亲人之间抉择的关头，他们总是以自己的身家性命，来维护党和革命的利益。副村长、共产党员七子因伤未能和乡亲们一起转移，被王柬芝出卖，敌人想活捉他。七子英勇地战斗，宁死不屈的顽强意志，使他把最后一颗手榴弹留给了自己和妻子。敌人设毒计让妇女认亲人以捕杀区干部，花子正向丈夫老起走去，突然发现区委书记姜永泉，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她克服了感情上的矛盾，毅无反顾地走向姜永泉，眼睁睁地看着患难与共的丈夫惨死敌手；而老起明白她的心迹，宣布自己是八路军，以自己的牺牲保全了党的领导。就连被王柬芝胁迫的王长锁和杏莉母亲，也醒悟到“做个好人死了，强似劣人活着”，再也不愿屈辱地生活下去，终于在斗争中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作品所塑造的母亲——仁义嫂的形象，是当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比较完整而丰满的革命母亲的英雄形象，具有相当的典型意义，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人物画廊增添了一个光彩夺目的艺术形象，同时，也标志着作品本身的艺术成就。可以看出，作者是怀着无限的深情来塑造母亲的形象的，鲜明地刻画了母亲思想性格的主要特征：慈爱心肠和革命意志。作品把母亲置于王官庄极其严峻复杂的矛盾冲突之中，在公与私、生与死的抉择面前，充分展示她性格中慈爱心肠与革命意志这两个特征，真实地描写了她的觉醒和成长，具体地写出她从一个只知爱自己子女的母亲到爱革命、爱一切革命的子女，勇于为革命奉献一切的革命母亲的性格发展过程，并注意揭示母亲性格发展过程中多方面的矛盾心理，使得母亲的形象血肉丰满，也使得读者清晰地看到了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怎样变为灵魂高尚的革命母亲的过程。当大女儿娟子拿起猎枪参加革命活动时，母亲的一家正处在极端困苦的生活中。大伯一家数口被恶霸地主王唯一害死，丈夫又被逼走，母亲独自拉扯着5个年幼的孩子，娟子是她唯一的帮手，母女相依为命，而且，斗争的环境又是那样的险恶，母亲怎么能不为娟子担惊受怕呢？但是，公审大会和娟子亲手枪毙大仇人王唯一的现实教育了她，“有一种东西，像是一把火从她内心里烧起来”——母亲的革命意识开始苏醒了。面对封建家族的传统压力，她更加认定“娟子是好孩子”，毅然支援娟子干革命工作。敌人烧毁母亲的房子，她咬紧牙根：“这前世的冤，今世的仇，我烂了骨头也要跟你们算清！”这冤仇，不仅是个人的，而且是阶级的，因此，大儿子德强参军时，母亲满意地“点头”。随着斗争的深入，在共产党员革命精神的感召下，她那母亲的慈爱和革命的意志在不断地发展。她从娟子、姜永泉、星梅和八路军战士身上，愈来愈深刻地感受到了革命的力量，认识到革命才是苦难农民的唯一出路。她把对儿女的爱扩大到对每一个革命战士的爱，上升到对革命的爱。当敌人逼她说出兵工厂埋藏机器的地点，并以杀害她的小女儿嫚子相威胁时，为了革命，为了保住兵工厂，她忍受了一切酷刑和巨大的悲痛，眼睁睁地看着心爱的小女儿被敌人残酷杀害。
      酷刑，摧毁不了她钢铁一样的革命意志；残杀，只能激起她更强烈的仇恨。这时，母亲的慈爱心肠和革命意志已经升华到了一种崭新的境界。她自觉地为革命工作，直到拿起武器亲手消灭敌人。
      母亲的觉醒反映了千百万贫苦农民的觉醒；母亲的成长代表了千百万革命母亲的成长。
     《苦菜花》还善于提炼生动而富于特征性的情节，描绘惊心动魄的场面，这对于刻画人物、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都有重要作用。
     《苦菜花》的不足之处是，由于对当时斗争的历史背景展示不够广阔，致使作品未能涵纳更为深广的社会历史生活内容。

      3828.《苦菜花》作者
      冯德英 （1935年12月—），当代作家，山东牟平县（今属乳山县）人。
      1935年2月出生于一个贫苦而富于革命传统的农家。父母兄姐都是共产党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全家人积极投革命洪流。他上小学时，当儿童团长、少先队长。党的教育，根据地人民的革命精神、艰苦卓绝的斗争和可歌可泣的事迹，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植下了革命的种子，也他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生活基础。
      1949年初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并先后入解放军通信学校学习，毕业后任报务员、电台台长、雷达指挥排排长职。
      1950年受《洋铁桶的故事》（柯蓝著）的影响，爱上了文学。他如饥似渴地阅文学作品，常被书中那些为革命事业而忘我战斗的英雄人物感动得流泪，并产生了现自己熟悉的英雄的创作冲动。
      1953年开始写作练习，1955年春正式撰写第一部长小说《苦菜花》，1958年《苦菜花》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1958年起从事专业作，并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翌年，第二部长篇小说《迎春花》问世。这两部作均以作者少年时代的家庭生活为“蓝本”，展现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胶东据地军民反对日伪汉奸“扫荡”、抗击国民党军队进攻的英勇斗争，人物形象鲜活，乡土气息浓郁，受到读者的欢迎，并被译成日、俄、英等国文字。粉碎“四人帮”，描写抗战前胶东曲折复杂阶级斗争的长篇小说《山菊花》（上、下集）（获解放文艺出版社首届优秀长篇小说奖）出版，至此，完成了“三花”姊妹篇的创作。
      1986年又出版了反映建国后胶东人民生活的长篇三部曲《大地与鲜花》的第一部《血染土地》。
曾任空军政治部文化部创作员、济南市文联副主席、《泉城》主编。

      3839.冯德英生平经历
      冯德英，1935年12月出生于乳山观上冯家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的家乡昆嵛山地区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胶东抗日根据地的中心。他6岁入抗战小学，9岁当村儿童团长。1949年1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通讯学校学习，毕业后到华东空军航训大队深造。1949年8月，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6年11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历任学员、报务员、电台台长、无线电排排长、文化干事、文学创作员。
      冯德英在部队长期从事无线电报务工作，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文学创作。于1958年1月出版长篇小说《苦菜花》，从此走上专业创作道路，成为部队的专职作家。为了更好地表现故乡人民生活，1980年11月，他要求转业回到山东。回到山东后，他历任济南市文联主席，济南市政协副主席，《泉城文艺》主编，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党组书记，《时代文学》主编，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理事，青岛市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山东省文联名誉主席。
      他的主要作品除《苦菜花》外，还有长篇小说《迎春花》、《山菊花》（上下集）、《染血的土地》、《晴朗的天空》、《冯德英中短篇作品集》及电影文学剧本《苦菜花》、《女飞行员》等。他的小说大多是反映胶东人民历史和现实的生活情景，多部作品被翻译成俄、日、英、越、朝、蒙、罗等外文出版。

      3840.冯德英主要作品
      苦菜花（长篇小说）1958，解放军文艺
      迎春花（长篇小说）1959，解放军文艺
      女飞行员（话剧剧本）1965，戏剧
      女飞行员（电影剧本）1965，电影
      苦菜花（电影剧本）1966，电影
      山菊花（上下集，长篇小说）1979—1982年，解放军文艺
      染血的土地（长篇小说）1986，解放军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