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小常识

      3702.《沁园春·雪》文武之道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立国当以文武之道，武能平定乱世，文可富民兴邦。武力统一是前提，在混战中是不可能安心建设的；武力强盛是保障，在动荡中是不可能发展经济的。而只有文治才能使人民安居乐业，才能使国家走向强盛，才能使山河更加壮丽。“文采”、“风骚”，在这里显然是借用，指出了封建统治者们缺少文治的弱点。
      武功曾经几度辉煌。扫除六合的秦始皇；平定匈奴的汉武帝；南征北战的唐太宗；结束纷争的宋太祖；纵横驰骋的成吉思汗……这些雄才大略的封建帝王、中华民族的天之骄子，把一部中华民族的历史演绎得那样烟波浩渺。历史不仅为我们论证了这个古老国度的战斗力，更为我们树立了驱除一切敌寇的自信心。
      文治需要某种思想。封建时代的孔孟学说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只有少数人从中受益，也只会出现短暂的盛世。他不仅找到了马列主义，而且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毛泽东思想。这种思想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是为全体人民服务的，只有在它的指导下，中国才能实现富强的梦想，才会出现长久的盛世。
      正是有了上述认识，所以他喜欢握笔而不喜欢摸枪，一生与书为伴而一生未发一枪。投身革命后，残酷而沉痛的现实才使他不得不抓起了枪杆子。在长征途中，贺子珍为他缝了一个装笔墨纸砚的多层口袋，他开玩笑地说：“我要用‘文房四宝’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可以说，他是用笔杆子加枪杆子打碎了旧世界。

      3703.《沁园春·雪》光明之路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好一句惊天之语！言有尽而意无穷，堪称为点睛妙笔。这震撼千古的结语，发出了超越历史的宣言，道出了改造世界的壮志，展示了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流露了对光明前途的无比信心。那一刻思接千载，那一刻洞悉未来，那一刻豪情万丈，那一刻傲视古今。
      什么人才有资格评述千秋功过呢？“俱往矣”，写的是封建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交替。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结束了，帝王们乘着历史的航船渐渐远去，永不复返。共产党人要平定乱世，一扫民族近百年的屈辱和灾难，更要开创盛世，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新中国。也只有共产党人能肩负起使祖国大地繁荣昌盛的万钧重担，能肩负起使中华民族重铸辉煌的历史责任。
      什么人堪称历史中的风流人物呢？毛泽东当然是其中之一，而且还是其中的佼佼者，但“无数英雄”绝不仅指五位杰出帝王，“风流人物”也绝不是在称孤道寡。他深知，历史从来不是某个人的独角戏，历史必将催发出无数英雄豪杰、风流人物。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他们为治理国家而呕心沥血；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他们为保卫国家而流血牺牲；张思德、王进喜、雷锋……他们为建设国家而无私奉献。这一句正是对所有革命者和建设者的赞美，是对所有为祖国献身者的赞美，是对所有为人类造福者的赞美。
      是什么激发了诗人的创作灵感呢？诗成时，毛泽东思想已经基本成型，他完成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寻找，他为中国开辟了一条无比辉煌的光明大道，他已经远眺到了一条升腾而起的东方巨龙。自豪感、愉悦感等人生顶峰体验奔涌而出，让他怎能不引吭高歌！于是冰雪有了诗情，山河有了画意，于是才有了这千古绝唱！

      3704.《沁园春·雪》否定帝王
      有人借这首词攻击毛泽东想当帝王，甚至批判他是封建君主，却恰恰暴露了他们自己的浅薄和狭隘。确实，词中充盈着雄视天下的气魄，显示出包纳天地的胸怀。以数千人马迎战百万之众的领袖人物怎能没有这样的气质？这是一种领袖风范，而绝非什么帝王思想。
      作者请出历史人物，并非为了回到历史。对于中国历史中最杰出的五位帝王，他用了一个“惜”字，余者如晋武帝、隋文帝、朱元璋、清圣祖……就更加不值一提。他对封建礼教深恶痛绝，对封建君主深怀蔑视，对官僚风气深感忧虑。甚至于，他发动了那场文化大革命，要把一切封建意识和落后思想彻底地清除干净。
      毛泽东一生不慕富贵。青年时代，他就写下了“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诗句，帝王之位对他而言何足挂齿！他视察大江南北，从不带家属。他住中南海，亲戚都不许住。他的孩子坐公共汽车上学，在公共食堂吃饭，长大后没有享受特殊待遇，也没有一个当官的。连他的稿酬也作为党费来管理，不曾留给子女和亲戚。
      毛泽东一生不图享乐。长征途中，他始终坚持步行，和普通战士一起爬雪山过草地，吃尽了各种艰难困苦；延安时期，他住在两间窑洞，所有的财物是一卷铺盖、一顶蚊帐和几件衣物；建国以后，他依然生活简朴，饮食只要求粗茶淡饭，睡衣上竟有73块补丁；困难时期，他主动地节衣缩食，与全国人民同甘共苦。
      1944年，毛泽东在张思德同志追悼会上发表《为人民服务》的讲话。他把自己当作人民的勤务员，用一生履行着“为人民服务”的诺言。他曾对人说：“我死后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你就对鱼说：鱼儿呀，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你们吃他吧，你们吃肥了好去为人民服务。”
      1949年，在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动情地高喊：“人民万岁！” 他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相信人民，依靠人民，把人民当作真正的英雄。他相信人民拥有惊人的英勇、超人的耐力、伟大的技巧和无比的坚决。他领导革命的历程就是全心全意依靠人民群众的历程。他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3705.《沁园春·雪》发表时机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采取了“假和平，真内战”的策略，一方面调兵遣将积极备战，另一方面又三次邀请毛泽东去谈判。那是地地道道的鸿门宴，但是，为了谋求和平，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决定深入虎穴。 1945年8月27日，毛泽东前往重庆，与老蒋展开另一种交锋，却也给革命进程增加了巨大的变数，令人惊出一身冷汗。
      幸而，蒋介石并没有认清毛泽东。在蒋介石看来，五次围剿，他是手下的败将；红军长征，他是无奈的流寇；西安事变，他是幸运的难民；抗日战争，他是小小的配角；重庆谈判，他已是秋后的蚂蚱。所以，蒋介石发难：“中国不能有两个太阳！”运用暗喻，表达了誓死剿共的决心。毛泽东笑答：“两个太阳应该由人民选择一个！”巧妙双关，要和，可以“全民选举”；要打，自有“人民战争”。
      然而，毛泽东早已看穿了蒋介石。在文艺界的一次聚会上，有人问：“假如谈判失败，国共全面开战，毛先生有没有信心战胜蒋先生？”毛泽东幽默地说：“蒋先生的‘蒋’字，是将军的‘将’头上加一棵草，他不过是一个草头将军而已。我的毛字可不是毛手毛脚的‘毛’字，而是一个反手，意思就是，代表大多数中国人民利益的共产党，要战胜代表少数人利益的国民党，是易如反掌。”
      毛泽东离开重庆后不久，《沁园春·雪》发表，在文艺界掀起了一场空前热烈的讨沦。虽然老蒋一辈子都没读懂这首词，但也足够令他火冒三丈、寝食难安。词中那种胜利姿态分明是在告诉蒋介石：蒋家王朝必然灭亡！这恰似一招回马枪，深深刺中了老蒋的心脏，也以一种奇特的方式为重庆谈判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3706.《沁园春·雪》前后呼应
      当然，这首词也绝非是孤立的，它与毛泽东的许多著作相关联和印证。在陕北的日子，是他一生中少有的环境安定而又精力旺盛的时期。他开始更深入地研读马列书籍，并与革命实践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毛泽东思想”。他的关于军事、政治、哲学的最主要论著都出自这一时期。而其思想成型的最明显标志和证据正是这首词。
      1925年10月，他正在苦苦寻求救国之路，写下了《沁园春·长沙》，发出了“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疑问。1936年2月，他才终于找到了光明大道，写下了《沁园春·雪》，给出了“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答案。两首词词牌相同，结构相似，主旨相连，一问一答，遥相呼应，妙趣横生。正是十年求索，十年攀登，十年磨一剑，难怪如此华美，如此壮阔，如此地锋锐！
      1935年12月，他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点明日本帝国主义正准备吞并全中国，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论证了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1936年7月，他告诉美国记者斯诺：“蒋介石总有一天要面临选择，要么抗日，要么被部下打倒。来自他的将领和抗日群众的压力越来越大。他做出决定的时间不远了。”仅仅5个月后，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促成了国共再次合作。
      1936年12月，他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深入系统地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人民战争的思想和战略方面的诸问题。指出人民军队能够发展壮大并战胜敌人，以及战争的持久性和艰苦性。1938年5月，他写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揭示了抗日战争发展的基本规律，把抗日战争分成防御、相持、反攻三个阶段。阐明了抗日战争作战的形式，主要是运动战，其次是游击战。
这是真正的指点江山，这是真正的激扬文字，这是真正的神来之笔。这是诗中极品，只能梦寻偶得，绝非刻意雕琢；这是千古绝唱，源于灵感喷发，可遇而不可求。试问中华诗词的巅峰在哪里？李白的《将进酒》可比作昆仑，苏轼的《水调歌头》可喻为太行，而《沁园春·雪》就是当之无愧的珠穆朗玛。
      它让我们领略了一种绝美。上阕以排山倒海的气势，描绘了一幅辽阔的北国雪景图，更隐喻了波澜壮阔的革命全景。下阕以改天换地的豪情，展开了一幅壮丽的中华历史长卷，更暗含了建设国家的全盘大计。纵横几万里，上下数千年，时空交织而又浑然一体。艺术上足以令人神醉，情感上抒发拳拳至爱，军事上吹响胜利号角，政治上评说文武之道。
      它给我们指引了一个方向。战争是为了和平，和平是为了建设，建设是为了富强。国家的强盛离不开稳固的国防和勤劳的建设。我们不是正走在这样的康庄大道上吗？我们军事强大而不搞侵略扩张，我们专心建设因而经济腾飞。英雄豪杰和风流人物不仅出现在战火四起的动荡年代，更会出现在如火如荼的建设时期。
      它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伟人。具备了伟大的心灵才能写出伟大的作品。诗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的胸襟、情怀、兵法和斗志注入了诗中，才成就了这不朽佳作。它彰显了诗人精神世界深层中一些寻常难见难及之处，让我们领略到他超凡的智慧、过人的胆识，感受到他对中华民族的坚定信心、对祖国母亲的无限忠诚。
      它使我们认清了一个民族。我们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壮丽的山河、英雄的儿女！它所蕴含的正是五千年文明粹炼的精华，正是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财富。它最能代表中华民族，它与整个民族的命运相契合，它是中华民族发出的时代最强音。每一个中国人都会本能地喜欢上它，被它点燃心中永不熄灭的圣火。
      我怀着深深的敬意诵读这首诗词，渐渐攀上情感的巅峰；我怀着深深的敬意接受这份财富，庆幸生在伟大的中国；我怀着深深的敬意写下这篇文章，含泪追忆领袖的风采。斯人已逝，却给我们留下了永远的珍宝和永远的怀念。我不说他是完人，但他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我不说他能永生，但他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灵魂！

      3707.《沁园春·雪》创作背景
     《沁园春·雪》这首词，是毛泽东于1936年2月所作。  沁园春雪“沁园春”为词牌名,“雪”为词名。当时，毛泽东和彭德怀率领红军长征部队胜利到达陕北清涧县袁家沟，准备渡河东征，开赴抗日前线。为了视察地形，毛泽东登上海拔千米白雪覆盖的塬上，当“千里冰封”的大好河山和这白雪皑皑的塬地展现在他眼前时，不禁感慨万千，诗兴大发，欣然提笔，写下了这一首豪放之词。
      毛泽东作为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其诗词中大都写及历史与战争。学者王克煜通过深入研究分析认为，《沁园春·雪》可谓写得最为出色的一首。它既不像有些篇什直抒胸臆，也不是一般地运用中国诗歌传统的比兴手法，而是“比”“赋”得体，善于将“赋”的陈述方式融于“比”之中，从而形成了比较雄浑的词风与宽阔深厚的境界。
      历来诗词咏雪的很多。“雪”，是富有诗意的自然景物，不少诗人对“雪”都成功地作了新的发掘。毛泽东这首词因“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而起兴。1958年12月21日，毛泽东又作过批注：“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

      3708.《沁园春·雪》写作和发表
      本词作于1936年2月初，当时毛泽东同志在陕西清涧袁家沟，正准备亲率红一方面军（1935年11月，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与红十五军团会师后，恢复此番号）渡黄河东征，开赴河北抗日前线。毛泽东同志1945年10月7日致柳亚子先生书中说：“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过一首词。”即谓此阕。1958年12月21日又批注道：“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本篇首次正式公开发表于《诗刊》1957年1月号。1945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重庆曾手书此词赠柳亚子先生，11月4日，重庆《新民报》晚刊据传抄件刊出。其后，一些报纸相继转载。但多有讹误，不足为据。 1951年1月8日，《文汇报》附刊曾将毛泽东同志赠柳的墨迹制版刊出。　　
      这首词是1936年2月作者在陕西清涧指挥红军准备渡河东征时写的。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毛泽东亲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应柳亚子要求，亲笔书写了这首咏雪词赠他。作者回到延安后，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柳亚子的和词。和词的小序写道“次韵和毛润之咏雪之作不尽依原题意也”。原作因而被爱好者传抄，不久即先后被重庆的两家报纸发表。一时轰动山城。

      3709.《出太行》
      群峰壁立太行头，
      天险黄河一望收。
      两岸烽烟红似火，
      此行当可慰同仇。

      3710.《出太行》写作背景
      1939年底至1940年初，在抗日战争最艰苦和最严峻的关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大举向陕甘宁边区、山西西部和太行山区发动进攻。1940年3月，顽固派将领朱怀冰率三个军，在日本飞机的掩护下向太行山区抗日根据地进犯。朱德遵照毛泽东“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指示，亲率太行山区军民奋起自卫还击，一举歼灭朱怀冰的三个师，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猖狂进攻。
      在击退朱怀冰部的进犯之后，为制止内战，团结抗日，朱德遵照毛泽东和党中央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坚持进步的指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肩负重任，不畏艰险，于1940年5月从太行山根据地出发，渡过黄河，穿过日军封锁线，准备经洛阳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在洛阳，朱德与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进行了会晤，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强调了国共两党和全国军队团结对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重要性，同时也义正辞严地驳斥了顽固分子对八路军的污蔑不实之词，揭露了顽固派不顾民族大义，在抗战的紧要关头蓄意制造反共磨擦的可耻行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使卫立煌在国共两党的磨擦中保持了中立，从而维护了统一战线的关系。之后，朱德继续赴重庆，但行至西安时，获悉日寇2万余人正大举围攻中共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并进逼陕甘宁边区，于是根据党中央指示中途返回延安。这首诗正是朱德在此行途中于河南省济源县境的太行山峰所作。

      3711.《出太行》作品鉴赏
      在“是时抗战紧急，内战又起，国人皆忧”的国内形势和背景下，作者却以雄健的笔触描绘出抗日军民奋勇杀敌的壮丽画卷，讴歌他们奋起抗战的爱国精神和英雄气概，抒发了他无所畏惧，敢于面对逆境，冲击逆境的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的情怀，表达了他对抗战前途所充满的必胜信心和决心。这首诗就像一只战斗的号角一样，给根据地军民平添了无穷的力量，增强了抗战胜利的信心，鼓舞人们坚持抗战，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群峰壁立太行头”作者以描写太行山的雄奇景观起兴，借景抒情，直抒胸臆，为全诗奠定了基调。在这里作者仅用“群峰壁立”四个字，便简洁而形象地勾画出了太行山群峰耸立、峰峰相联、重峦叠蟑、巍峨峻秀的雄姿，给人以凝重、庄严和大气磅礴之感。看到太行山，就不能不使人联想到太行山抗日根据地。 太行山抗日根据地自1937年底开始创建，到1940年5月，已经历了近三个春秋。在此期间，根据地广大抗日军民在极其艰难的环境条件下，与日寇进行了浴血奋战，打退了敌人的猖狂扫荡进攻，粉碎了敌人的封锁和包围，使根据地从无到有，由弱到强，不断得到巩固和扩大，成为抗日的主要战场之一。太行山根据地就像太行山一样，巍然屹立在华北大地上。朱德在这里描写太行山的高大雄伟，实际上正是象征了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坚强壮大，是作者对根据地的由衷赞美和热情讴歌。
     “天险黄河一望收”，是写作者站在太行山之巅，举目远眺，滔滔黄河宛如一条巨龙，尽收眼底。一方面，此句是描写太行山的继续，若太行山不高不大，则黄河不能“一望收”，从而就进一步反衬出了太行山的高大雄伟。当然，这也体现了作者胸怀的宽广和博大，若非如此，则很难吟出这样的诗句。因此这里除了地理的因素以外，还包含了作者气质的因素。另一方面，此句通过“天险”二字，也勾画出了黄河的磅礴雄姿，并把人们的视线从太行山引向了黄河两岸，从而为后面描写黄河两岸抗日军民英勇杀敌的场面架起了桥梁。这就使诗在结构上顺序渐进，显得严谨流畅，并逐渐突出了主题。黄河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自古就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她发源于青海省的巴颜喀拉山脉，流经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等省（自治区），在山东入海，全长5464公里，其间穿过无数高山峡谷，以势不可挡之势，日夜咆哮奔腾着。黄河的这种桀骜不驯、汹涌博大的气势，正是中华民族性格的象征。作者在这里把黄河喻为“天险”，不仅是对黄河险要雄奇的概括描写，而且赋予了她全新的、深层的含义。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以后，日本侵略者开始对中国实施大规模的侵略行动。国民党中央军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在前线节节败退，致使日军长驱南下，大片国土沦入敌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挺身而出，开赴华北抗日前线，与日寇展开了浴血奋战，在黄河两岸建立了陕甘宁、晋西北、晋东南、太行山、晋冀鲁豫等根据地，并使这些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日寇西进的一道不可逾越的坚强屏蟑。如果说黄河是地理意义的天险，那么，根据地的广大抗日军民，对于日本侵略者来说，也是一个大的“天险”。
      朱德是诗人，但他更是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因此，欣赏他的诗作，必须把这数重关系联系起来，熔为一炉，才能真正领略他诗中那种并非一般诗人所具有的气度、风采和神韵，才能真正体味到所包含的博大胸怀，以及深刻的思想内涵和情感。
     “群峰壁立太行头，天险黄河一望收”。从总体上来讲，这两句都是状景的，前句写近景，后句写远景；近景是静态的，远景是动态的，远近相映，动静结合，相得益彰，生动地展现了一幅雄伟博大、气势磅礴的画卷，为全诗创造了广阔而深远的意境，给人以丰富的遐想余地。由此，作者也抒发了对祖国壮丽河山的赞美，表达了对抗日根据地所充满的豪壮情怀。
     “两岸烽烟红似火”，作者以无比豪迈的笔调，描绘了根据地军民为抗击日寇，保卫祖国大好河山而进行的如火如荼的抗日游击战争。“两岸”这里指黄河两岸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抗战，一致对外，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在黄河两岸建立了诸如陕甘宁、太行山、晋绥、冀鲁豫等大片抗日根据地，积极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动员一切抗日爱国力量，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与日寇展开了广泛的游击战争，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使黄河两岸呈现出一派轰轰烈烈的抗战大好形势。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坚持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投降政策，积极反共，消极抗战，不断制造事端，搞军事磨擦，寻找借口进攻抗日根据地。朱德在这里描写黄河两岸抗日根据地的大好形势，实际上是把抗日军民的英勇抗战同国民党顽固派的消极抗战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歌颂抗日根据地的同时，也蕴含了对国民党顽固派违背民族意愿，卖国投降可耻行径的深刻揭露和批判。从而也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全体抗日军民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真诚愿望。
     “此行当可慰同仇”作为结束语，此句照应了诗题，充分表达了朱德对此行与国民党谈判所满怀的信心。朱德是在日寇加紧侵略进攻，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向抗日根据地反动进攻，全国人民都为国家前途命运而担忧的情况下，肩负重任，不畏艰险，前去与国民党谈判的。在洛阳，他与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等人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使卫立煌在国共两党的磨擦中保持中立。此行虽未最终到达重庆，但朱德深感此行对于进一步促进国共两党继续合作，团结抗战具有重大意义。因此，此句写来笔调轻快、欢畅，完全体现了朱德当时的心情。
      这首诗由于主题鲜明突出，意境开阔辽远，比喻生动真切，用典十分恰切，加之语言凝炼生动而富有色彩，音节顿挫响亮，对仗工整等，因而有力地表达了朱德对于取得抗战胜利所充满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