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小常识

      1741.船渔号子
      船渔号子在水运、打渔、船务等劳动中使用。由于船上劳动种类多样，水路和气候情况多变，因此许多地区往往都形成了适应不同情况的、成系列的渔船号子。在水上谋生风险很大。船工们不仅要像其他工种的劳动者那样克服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而且时时面对死亡的威胁。因此，真正行船时的船工号子是相当惊心动魄的，它们把英雄的各个侧面活生生地展示在人们面前。一般来说，风平浪静时唱的号子旋律性比较强，常表现出船工们的自信和豪放的性情。

      1742.水上号子
      水上号子不像陆地号子那样安全，他有一定的惊险，特别是遇到水急浪高时，得拼命进行搏斗。所以，水上号子有它风平浪静飞悠闲，也有紧张激烈的拼搏。如闽江的《捎排号子》包括起锚、挂桨、摇橹、捎排等号子，气势磅礴，形式为一人领唱，众人唱和。

      1743.陆地号子
      有的犁田喊牛号子、吆牛号子、扛树号子、筑墙号子；农村的拉车号子、开山打石号子；闽侯的打夯号子；永泰的拉木号子等。部分号子或无实词，仅有劳动者的呼号，用以统一劳动节奏，鼓舞劳动热情。

      1744.劳动号子的歌唱方式
      主要是“领、合”式，即一人领，众人合，或者众人领，众人合。劳动号子的歌唱形式有独唱、对唱、齐唱等，但一领众和是最常见、最典型的歌唱方式。领唱者往往就是集体劳动的指挥者。领唱部分常常是唱词的主要陈述部分，其音乐比较灵活、自由，曲调和唱词常有即兴变化，旋律常上扬，或比较高亢嘹亮，有呼唤、号召的特点；和唱的部分大多是衬词或重复领唱中的片段唱词，音乐较固定，变化少，节奏型强，常使用同一乐汇或同一节奏型的重复进行。
      劳动号子作为民歌的一个主要体裁，早在原始时代人们开始从事集体劳动时就已产生，而直到现代社会某种机器取代某种集体劳动才逐渐消失。数千年来，它伴随着劳动大众在与自然的搏斗中发挥了巨大的社会功能，创造了人类战胜自然的一个又一个奇迹。同时，号子又是人与自然和劳动相结合又相碰撞而产生的最早的精神、艺术之花。因此，它具有永恒的历史文化价值。
      劳动号子的种类劳动号子主要有以下几类：
   （1）搬运号子，在装卸、扛抬、挑担、推车等劳动中歌唱；
   （2）工程号子，在打夯、打硪、伐木、采石等劳动中歌唱；
   （3）农事号子，在农业劳动中歌唱，如打麦、舂米、车水、薅草等。
   （4）船渔号子，伴随水运、打渔、船务等劳动。
      律动性： 律动性是劳动号子音乐中的典型节奏形态，也是劳动号子音乐的主要特点之一。劳动动作的不断重复及其节奏感，赋予劳动号子节奏的律动性。所谓律动性，是指号子音乐中常常出现的某种较固定的、周期反复的节奏型。这些律动单位不仅时值大致相同，而且常常有相对统一的旋律材料安排。
      劳动号子的节奏律动型大致有三类：
   （1）长律，律动单位的长度一般相当于一个乐句；
   （2）平律，律动单位的长度一般相当于一个乐节；
   （3）短律，一般一拍为一个律动单位。
      一领众和： 一领众和是劳动号子音乐的另一主要特点。劳动号子的歌唱形式有独唱、对唱、齐唱等，但一领众和是最常见、最典型的歌唱方式。领唱者往往就是集体劳动的指挥者。领唱部分常常是唱词的主要陈述部分，其音乐比较灵活、自由，曲调和唱词常有即兴变化，旋律常上扬，或比较高亢嘹亮，有呼唤、号召的特点；和唱的部分大多是衬词或重复领唱。劳动号子歌唱中的一领众和主要有三种类型：（1）交替呼应式；（2）重叠式；（3）综合式。

      1745.劳动号子的双重功用
      即实际功用和艺术表现功用。在劳动中，劳动号子的双重功用表现在：一方面，它可以鼓舞精神，调节情绪，组织和指挥集体劳动；另一方面，它也具有一定的艺术表现价值。这二者的关系是相互制约、相互排斥的，劳动的强度越大，对劳动号子音乐表现的制约也就越大。反之，劳动强度较小，劳动号子的歌唱者就可以有较大的余力去斟酌和发挥劳动号子音乐的艺术表现。

      1746.曲艺
      是中华民族各种“说唱艺术”的统称，它是由民间口头文学和歌唱艺术经过长期发展演变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据不完全统计，至今活在中国民间的各族曲艺曲种约有有400个左右。同时，曲艺经常作为人名使用，其中被熟知的有导演曲艺，北京有线电视台播音员曲艺，杭州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曲艺。曲艺发展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古代，中国民间的说故事、讲笑话，宫廷中俳优（专为供奉宫廷演出的民间艺术能手）的弹唱歌舞、滑稽表演，都含有曲艺的艺术因素。

      1747.曲艺介绍
      作为说唱艺术，虽有悠久的历史 ，却一直没有独立的艺术地位，在中华艺术发展史上，说唱艺术曾归于“宋代百戏”中，在瓦舍、勾栏（均为宋代民间演伎场地）表演；到了近代，则归于“什样杂耍”中，大多在诸如北京的 天桥、南京的夫子庙、上海的徐家汇、天津的“ 三不管”、开封的相国寺等民间娱乐场地进行表演。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给已经发展成熟的众多说唱艺术一个统一而稳定的名称，统称为“曲艺”，并进入剧场进行表演。

      1748.曲艺的艺术特色
      作为中国最具民族特点和民间意味的表演艺术形式集成，曲艺具有这样几个主要的艺术特征：首先，曲艺表演是以“说”和“唱”为主要表现手段，所以要求它的语言必须适于说或唱，一定要生动活泼，简练精辟并易于上口。其次，曲艺不像戏剧那样由演员装扮成固定的角色进行表演，而是由演员装扮成不同角色，以“一人多角”的方式，通过说、唱，把各种人物、故事表演给听众。因而曲艺表演比之戏剧，具有简便易行的特点。其三，曲艺表演的简便易行，使它对生活的反映快捷，曲目、书目的内容多以短小精悍为主，因而曲艺演员通常能够自己创作，自己表演。其四，曲艺以说、唱为艺术表现的主要手段，因而它是诉诸于人们听觉的艺术，它通过说、唱刺激听众的听觉来驱动听众的形象思维，在听众的思维想象中与演员共同完成艺术创造。其五，曲艺演员必须具备坚实的说功、唱功、做功和高超的摹仿力，演员只有具备了这些技巧，才能将人物形象刻划得维妙维肖，使事件的叙述引人入胜，从而博得听众的欣赏。以上是曲艺品种艺术特点的不同程度的近似之处，是它们的共性。同时这些曲种又是各自独立存在，自有个性的。不仅如此，同一曲种由于表演者各有所长，又形成不同的艺术流派，即使是同一流派，也因为表演者的差别而各具特色，这就形成了曲坛上百花争艳的繁荣景象。

      1749.曲艺的历史沿革
      早在唐代，讲说市人小说和向俗众宣讲佛经故事的俗讲的出现，大曲和民间曲调的流行，使说话伎艺、歌唱伎艺兴盛起来，自此，曲艺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开始形成。
      到了宋代，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繁荣，市民阶层壮大，说唱表演有了专门的场所，也有了职业艺人，说话伎艺，鼓子词、诸宫调、唱赚等演唱形式极其昌盛，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耐得翁的《都城纪胜》都对此作了详细记载。
      明清两代及至民国初年，伴随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城市数量猛增，大大促进了说唱艺术的发展，即一方面是城市周边地带赋有浓郁地方色彩的民间说唱纷纷流向城市，它们在演出实践中日臻成熟，如道情、莲花落、凤阳花鼓、霸王鞭等；一方面一些老曲种在流布过程中，结合各地地域和方言的特点发生着变化，如散韵相间的元、明词话逐渐演变为南方的弹词和北方的鼓词。这一时期新的曲艺品种，新的曲目不断涌现，不少曲种已是名家辈出流派纷呈。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曲艺品种，大多为清代至民初曲种的流传。

      1750.曲艺主要代表
      京津地区京韵大鼓 京东大鼓王家大鼓西河大鼓梅花大鼓 单弦 子弟书 北京琴书 天津时调 天津快板 数来宝二人转 乐亭大鼓（河北 乐亭）
      北方地区山东快书 山东琴书 河南坠子 大调曲子 河洛大鼓（洛阳）
      西北地区二人台
      南方地区苏州评弹（苏州弹词）南京白局 海安花鼓 徐州琴书扬州评话淮安十番扬州清曲 地水南音（广东说唱）凤阳花鼓
      东北地区 二人转
      说唱类 相声快板书评书独角戏。

      1751.曲艺的表现特征
     作为一门表演艺术，是用“口语说唱”来叙述故事、塑造人物、表达思想感情并反映社会生活的，正如戏曲艺术的本质特点是“以歌舞演故事”，曲艺艺术的本质特征当是“以口语说唱故事”。这是曲艺有别于其他艺术门类的本质属性。因为主要的艺术手段是“口语说唱”，所以曲艺的艺术形式相对地比较简单：由一人或几人说演；或者由一人或几人演唱，辅以小型乐队（往往是三、五件乐器）伴奏。又因为是以口头语言进行说唱，所以其表演方式是以第三人称的叙述为主，间以第一人称的模拟代言。这样，在舞台表演上便体现出“一人多角”、“跳出跳入”、“一人一台大戏”的特点。从而与戏曲、话剧、影视等表演艺术的“角色扮演式表演”大异其趣，即所谓“说法中现身”与“现身中说法”之别。

      1752.曲艺的表演形式
      中国活跃在民间的曲艺品种有400个左右，流布于中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这众多的曲种虽然各自有各自的发展历程，但它们都具有鲜明的民间性、群众性，具有共同的艺术特征。其表现为：
   （一）以“说、唱”为主要的艺术表现手段。说的如相声、评书、评话；唱的如京韵大鼓、单弦牌子曲、扬州清曲、东北大鼓、温州大鼓、胶东大鼓、湖北大鼓等等鼓曲；似说似唱的（亦称韵诵体）如山东快书、快板书、锣鼓书、萍乡春锣、四川金钱板等；又说又唱的（既有无伴奏的说，又有音乐伴奏的唱）如山东琴书、徐州琴书、恩施扬琴、武乡琴书、安徽琴书、贵州琴书、云南扬琴等；又说又唱又舞的走唱如二人转、十不闲莲花落、宁波走书、凤阳花鼓、车灯、商 花鼓等。正因为曲艺主要是通过说、唱，或似说似唱，或又说又唱来叙事、抒情，所以要求它的语言必须适于说或唱，一定要生动活泼，洗炼精美并易于上口。
   （二）曲艺不像戏剧那样由演员装扮成固定的角色进行表演，而是由不装扮成角色的演员，以“一人多角”（一个曲艺演员可以模仿多种人物）的方式，通过说、唱，把形形色色的人物和各种各样的故事，表演出来，告诉给听众。因而曲艺表演比之戏剧，具有简便易行的特点。只要有一两个人，一两件伴奏的乐器，或一个人带一块醒木，一把扇子（评书艺人所用），一副竹板儿（快板书艺人所用），甚至什么也不带（如相声艺人），走到哪儿，说唱到哪儿，与听众的交流，比之戏剧更为直接。
   （三）曲艺表演的简便易行，使它对生活的反映快捷。曲目、书目的内容多以短小精悍为主，因而曲艺演员通常能自编，自导，自演。与戏剧演员相比，曲艺演员所肩负的导演职能，尤为明显。比如一个曲目、书目，或一个相声段子，在表演过程中故事情节的结构、场面的安排、场景的转换、气氛的渲染、人物的出没、人物心理的刻划、语言的铺排、声调的把握、节奏的快慢等等，无一不是由曲艺演员根据叙事或抒情的需要，根据对听众最佳接受效果的判断，来对说或唱进行统筹安排，进行调度，导演出一个个令听众心醉的精彩节目。
   （四）曲艺以说、唱为艺术表现的主要手段，因而它是诉诸人们听觉的艺术。也就是说曲艺是通过说、唱刺激听众的听觉来驱动听众的形象思维，在听众形象思维构成的意象中与演员共同完成艺术创造。曲艺表演可以在舞台上进行，也可划地为台随处表演，因而曲艺听众的思维与戏剧观众相比，不受舞台框架的限制，曲艺所说、唱的内容比戏剧具有更大的时间和空间的自由。为了把听众天马行空的形象思维规范到由说、唱营造的艺术天地之中，曲艺演员对听众反应的聆察更其迫切，也更为细致，因而他与听众的关系，比之戏剧演员更为密切。
   （五）为使听众享受到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临其境的艺术美感，曲艺演员必须具备坚实的说功、唱功、做功，并需具有高超的摹仿力。只有当曲艺演员具有了活泼泼的动人技巧，对人物的喜怒哀乐刻划得惟妙惟肖，对事件的叙述引人入胜，才能博得听众的欣赏。而上述坚实功底之底蕴是来自曲艺演员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体验与积累，以及对历史生活的分析、研究和认识。这一点对一个曲艺演员显得尤为重要。
      以上是400来个曲艺品种艺术特点的不同程度的近似之处，是它们的共性。而400多个曲种各自独立存在，自有其个性。不仅如此，同一曲种由于表演者之各有所长，又形成不同的艺术流派，即使是同一流派，也因为表演者的差异各有特色，这就形成曲坛上百花争艳的繁荣景象。

      1753.曲艺的说
      说，要明白生动。北方曲艺演员曾经说过：“说书一股劲，唱曲一段情，句句警人心，听者自动容”。说，要做到“一股劲”“警人心”，就要在介绍地点、描写环境、讲解故事的来龙去脉，刻画人物、摹拟人物对话、剖析人物心理活动以及做出评价等多方面，自始至终说得明白生动，引人入胜。
      基础是书词要写得符合上述要求。赵树理同志创作的评书《登记》就有这个特点。它开头是：……这个故事要是出在三十年前，"罗汉钱"这东西就不用解释；可惜我要说的故事是个新故事，听书的朋友们又有一大半是年轻人，因此……就得先把“罗汉钱”这东西交代一下。
      曲艺说表技巧。以说为主的评话和说唱相间的鼓书、弹词最重说表和赋赞的念诵；相声、滑稽也以说、学为重，都要凭说功来表达内容，取得艺术效果。以唱为主的一些曲种，在歌唱中也夹有少量插白、过口白或简短的说口，以及半说半唱的成分。说功在说唱艺术中是重要的艺术手段，故有“说为君，唱为臣”、“七分话白三分唱”等说法。曲艺艺人通过长期艺术实践，对说表技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主要包括下述几个方面：
      吐字，吐字发音是曲艺演员的基本功，它要求演员在掌握正确的吐字发音方法即每一个字声母的发声部位（“唇、齿、喉、舌、牙”）和韵母发声口型（“开、齐、撮、合”）的基础上，进而锻炼，使自己的中气充沛，调节呼吸气息，根据书情内容的需要，安排语言的轻重疾徐，尤以字音沉重、打远，使在场听众听得清晰、字字入耳为主要要求。艺人谚诀有“一字不到，听者发躁”、“咬字不真，钝刀杀人”之说。字音沉重打远，并非盲目用力所能致，如摹拟人物的低言悄语或情绪低沉的独白时，音量不大，仍能字字有力，送入听众耳中，方见吐字的功力深厚。清代弹词名家王周士在《书品》中提出“高而不喧、低而不闪”的要求，闪即字音闪烁含混。又有“放而不宽，收而不短”之说，指声音虽应放开，但又要防止过头，使人聒耳；收音时也不可过于短促，使人有含混之感。
      传神，说表主要是靠演员的语言声态来描写环境，制造气氛，刻画人物，摹拟各种人物的讲话和思想情感，这些都要求说得传神，才能感染听众。优秀的演员在摹拟各种人物语言口吻时，往往不用“介头”（即介绍讲话者姓名），而使人一听就知道是什么人在讲话。传神是说表技巧的核心，说表传神才能使听众心神不散。王周士在《书忌》中指出“乐而不欢，哀而不怨，哭而不惨，苦而不酸，羞而不敢”等说书的弊病，说明说书人感情不足则无以传神。扬州评话名家王少堂提出“书断意不断，意断神不断”之说。断就是停顿，说表有紧、慢、起、落，有波澜起伏，必然有停顿之处。停顿不仅可以换气而且也藉以创造艺术意境。书情说得拢人心神，语言虽断而意犹未断，意虽断而所传之神未断，妙在“此时无声胜有声”。《扬州画舫录》卷11云：“吴天绪效张翼德据水断桥，先作欲叱咤之状。众倾耳听之，则唯张口怒目，以手作势，不出一声，而满室中如雷霆喧于耳矣。谓其人曰：‘桓侯之声，讵吾辈所能效？状其意，使声不出于吾口，而出于各人之心，斯可肖矣。’虽小技，造其极，亦非偶然矣。”说表传神是演员体会书情，揣摩人物，运用语言技巧与表情动作相结合的结果。
      使噱噱就是笑料。评弹的“放噱”、相声的“抖包袱”都是将作品中的可笑因素通过一定的铺垫和表演，然后充分展开，取得响堂的艺术效果。铺垫的层次顺畅鲜明，给予听众的印象准确生动，才能一步步逼向笑料的迸发；而在最后迸发笑料时，更要掌握语言的分寸感，即迟疾顿挫的技巧。使噱的技巧是演员通过艺术实践取得与听众的听觉心理相适应的结果，所以在不同的演出场合，演员要注意适应听众心理，使噱时采取一定的灵活性，不可板滞，千篇一律。
      变口，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有选择地将某些人物的语言以方言语音来摹拟，不仅表现人物的籍贯，更有助于表现人物的社会地位、精神气质等。在传统书目中利用方言变口来刻画人物，也反映古代社会生活中的一些风情世态。如县衙里的师爷说绍兴话，北京的生意人说山西话，南方的典当业说徽州话之类。变换口音在南方曲艺称为“乡谈”，北方曲艺称为“倒口”，是说功的重要技巧之一。
音响，运用口技的技巧来模仿各种声音，以达到烘托气氛的艺术效果。评弹有“八技”之说，内容大体包括擂鼓、吹号、鸣锣、马蹄、马嘶、放炮、吼叫等。另有包括“爆头”之说。爆头即人物惊诧、愤怒、焦急时的各种吼声，北方评书称为“惊、炸”，演员须提高嗓音以表现人物惊诧高叫的语调。
      贯口，或称“串口”、“快口”，以富于节奏的语言叙述事物，要求一气呵成、贯串到底。演员事先背诵熟练，运用得当，可以起到渲染书情或产生笑料的作用。
      批讲，包括对书中人物、事件的评论和对书中引用典故及历史上的典章制度等的解释。有时详剖细解，有时片言只语，旨在帮助听众理解书情，辨别是非美丑。批讲的内容和详略，也以听众对象的具体情况为转移。

      1754.曲艺的唱
      唱，要优美动听。曲艺演唱的往往是较长的叙事诗或抒情诗，这就要求演员结合故事情节和人物思想感情，引吭高歌。在一篇唱词中，要有一两个核心唱段，设计好优美动听的唱腔，以感染观众。西河大鼓《邱少云》结尾，有六句颂歌是：天上的星星永远亮晶晶，地上的清泉永远水清清。大江流水永远流不尽，高山的松柏永远青又青。我们的英雄邱少云，你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著名演员马增芬在设计音乐时，前四句用深沉婉转、激昂有力的曲牌“双高”，最后以悠扬跌宕的曲牌“海底捞月”收尾，充分表达了对英雄的崇敬和怀念的深情。听起来余音袅袅，回味无穷。

      1755.曲艺的演
      演，要注意表情。曲艺是轻骑短刃，一两个演员往往要在工厂，田间、工地、哨所为成千上万的群众演唱。表演时，要求演员靠声调、语气和面部表情的变化来表达思想感情，而形体动作和小道具的运用（醒木、折扇、手绢等）则是辅助性的。
      表演前要设计好人物的位置，眼神的视线要有目的性，面部表情主要靠眼神的变化向观众交代。这就叫“眼灵睛用力，面状心中生”。有时语言、表演结合在一起，叫话相齐发。曲艺的表演讲究神似，摹拟动作不宜过多。

      1756.曲艺的评
      评，要观点鲜明。宋代罗烨有两句话：“讲论只凭三寸舌，秤评天下浅和深。”说的是演员在演唱中间，凡对书里的事物进行评论介绍，对书里的主要正面人物着重赞扬，对某些反面人物批判贬抑，都要观点鲜明。经常使用的手法有散文、韵白、唱词三种。散文的评，例如评书《小技术员战服神仙手》：各位：说这段书不比“三国”，“水浒”，那些书虽然热闹非常，然而距离今天太远，借鉴之处究竟不多，也不比“荒江女侠”、“深宫艳史”之类，毒素满篇，纯粹是荒谬怪诞之说。这一段新词儿思想斗争针锋相对，故事情节曲折、复杂。不仅满有趣味，而且促人猛省。仔细听来，保证受益不浅。
      韵白的评，例如评书《艺海群英》：年纪大约三十多，浓眉大眼嘴皮薄，半旧礼帽边沿破，衣衫钮扣半脱落，单褥一条随风颠，布鞋没跟露赤脚。畏寒守住空桌坐，客茶满斟没敢喝，果真是，江湖卖艺受奔波，流离失所苦生活！唱词的评，例如快板书《峻岭青松》：老劲爷，身披晚霞多壮美，凛凛雄姿更威风。英雄事迹争传颂，高山峻岭立青松。评，有时是夹叙夹评，在传统书目中称为“人物赞”。它用寥寥数笔塑造人物的神采和外貌，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1757.曲艺的噱
      噱，要趣味隽永。曲艺要有趣味性，娱乐性。相声是逗笑的，相声以外的其他曲种也要求有适当的“噱头”、“包袱儿”，使听众听了感到轻松愉快。“肉里噱”来白生活，与故事内容紧紧结合，听后有回味。“外插花”是活跃气氛的插科打诨，相声演员称它“佐料包袱儿”，不可缺少，也不宜过多。而那种为逗笑而逗笑，一味耍贪嘴的表演，则会起到相反效果。应该提倡的是趣味高尚、耐人琢磨的“噱头”。例如单口相声《追车》，提到解放前通货膨胀，“我三叔”花了不少钱才买到一辆破车时，写得很生动可笑：“……他勒紧腰带也要买辆自行车。那阵花了金圆券是多少来着？这么说吧：二斤半！在寄卖行买了一辆旧车。这辆车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二斤半钞票，可以想见金圆券贬值，都快成废纸了。该响的铃不响，而其他地方都响，这辆车破到什么严重程度，可想而知。这正是恰到好处的“肉中噱”。

      1758.曲艺的学
      学，要绘声绘形。根据叙述故事情节和刻画人物特征的需要，演员表演时常常仿学方言、方音，以摹拟不同的人物；仿学市场叫卖声，戏曲唱腔，以描绘特定环境；有时也用鸡鸣、犬吠、马嘶声、军号声、枪炮声、火车声、飞机声等口技，使听众从声音形象上产生真实感。这种手法简捷有力。张次溪在《人民首都的天桥》中指出：举凡古人交锋对垒，以及关于发音者，尤须以口代之。……学风时必要说：呜呜呜狂风大作。学雨时必说：哗哗哗大雨犹如飘泼一般。发炮时必说：光光光三声炮响。学雷时必说：咕噜噜沉雷震动山川。……就怕赶上说下雪，干张着大嘴，没法儿办。过去表演相声提到“学”时常说：“学点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凫的，草窠里蹦的”。这说明当时相声还带着表演口技的痕迹。现在则已经很少有人表演了。说、唱、演、评、噱、学，这六种艺术手法，是从多数曲种当中提炼归纳出来的。个别曲种如弹词，还强调演员表演时要掌握乐器（琵琶、三弦），所以它的艺术手法中又多了一个“弹”。这只是大同中的小异。

      1759.曲艺的牌子曲类
      以曲牌为基本音乐材料，或单支曲牌反复演唱、或多个曲牌联缀而成，用以说唱故事的曲种。流传于全国各地，如北京单弦牌子曲、山东八角鼓、河南曲子、陕西曲子、兰州鼓子、青海平弦、扬州清曲、江西清音、福建南音、四川清音、湖北小曲、长阳南曲、湖南丝弦、广西文场、东北三省的二人转等。
      牌子曲类、曲种是继宋、元“唱转”“诸宫调”以及明清俗曲的传统发展而来的。曲牌音乐丰富、数量可观。联缀时所用曲牌数目有多有少，依其唱叙故事的内容和篇幅而定，每个曲种音乐都具有强烈的地方色彩和风格。

      1760.曲艺的弹词类
      主要流傅于中国南方。演唱者兼奏小三弦或琵琶等乐器，自弹自唱。是明清以来发展颇盛的曲种。如江苏、上海、浙江的苏州弹词，江苏的扬州弹词、启海弹词，浙江的四明南词、绍兴平湖调，福建南词，广东木鱼歌，长沙弹词等。
      弹词类曲种的音乐为板腔体结构。唱腔大多旋律性强，细腻优美、清丽委婉、精致流畅，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不少曲种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人才辈出、流派份呈。弹词类曲种演出形式多样，传统形式为单档、双档和三人档。

      1761.曲艺的鼓曲类
      又称鼓词或大鼓书。主要流传于中国北方，一些南方省市也有流传。鼓曲类曲种历史悠久，与宋代的“鼓子词”有一定的渊源关系。演员自击鼓板演唱，伴奏乐器主要为三弦、四胡、琵琶、扬琴等。如木板大鼓、京韵大鼓、西河大鼓、乐亭大鼓、梅花大鼓、钱片大鼓、京东大鼓、东北大鼓、潞安鼓书、襄垣鼓书、山东大鼓、胶东大鼓、安徽大鼓、景德镇大鼓、河洛大鼓、湖北大鼓等。早期曲目长篇居多，有说有唱、散韵结合，后期曲目多为中短篇，以唱为主或只唱不说。
      鼓曲类曲种的音乐为板腔体结构。唱腔以语言为基础，依情走腔，依字行腔，一曲多用，板式变化多样，刚柔并济、韵味浓郁，演员的表演写意传神，雅俗共赏，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

      1762.曲艺的琴书类
      以扬琴为主要伴奏乐器而得名。在中国各地都有流传，如：四川扬琴，山西的翼城琴书、曲沃琴书，山东琴书，江苏的徐州琴书，安徽琴书，湖北的恩施扬琴，贵州洋琴，云南扬琴等。这类曲种的唱腔有的源于本地民间音乐，有的虽为外地传入却在本土扎根。琴书类唱腔以优美婉转见长，各自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风格的特点。
      琴书类曲种音乐的结构既有曲牌联缀，也有曲牌与板腔的混合体。演唱形式有的为一人站唱、有的为双人和多人坐唱，还有的为分角拆唱（清唱）。

      1763.曲艺的道情类
      因源于道歌（即道士说唱道情故事）而得名。起源可追溯到唐代《九真》、《承天》等道曲；又因多采用渔鼓、简板为伴奏乐器，故亦叫渔鼓、竹琴或道情渔鼓。流传地域甚广，在中国南北各地流传的此类曲种达几十种。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如淮北道情、晋北道情、长安道情、陇东道情、湖北渔鼓、湖南渔鼓、四川竹琴等。
      道情类曲种的唱腔及伴奏音乐相当丰富，大多以一支上下句或四乐句的基本曲调反复演唱，有的还具有了简单的板式变化，也有单曲或曲牌联缀的。初为徒歌声节演唱，近几十年来逐渐引入了二胡、琵琶、钹等乐器，演唱人数也有所增加。
      在长期流穿过程中各地道情不断吸收当地民歌、戏曲，与当地方言结合而派生出曲趣各异的唱腔来，但大多体现出很强的吟诵性风格和十分注重唱「情」的特点。

      1764.曲艺的时调小曲类
      天津时调、上海说唱、扬州清曲、江西清音、赣州南北词、湖北小曲、襄阳小曲、长阳小曲、湖南丝弦、祁阳小调、四川清音、盘子等。

      1765.曲艺的走唱类
      十不闲莲花落、二人转、宁波走书、凤阳花鼓、车灯等。

      1766.曲艺的杂曲类
      无锡评曲、昭兴莲花落、锦歌、褒歌、芗曲、江西莲花落、潮州歌、粤曲、龙船歌、零零落、台湾仔歌、粤东渔歌等。

      1767.曲艺的本土小曲类
      又称本土小调。其来源一是在本土文化土壤上土生土长的小曲，二是由外地传入但经过与地方文化融合演化为本土小曲，具有本土音乐特色。
      本土小曲各曲种不仅数量多，而且涵盖面很广，均以原生形态流传。它们大致可分为时调小曲和民间小曲两大系统。属时调小曲的如北京时调小曲，天津时调，浙江的绍兴平湖调、宁波走书，江苏的宣卷，安徽凤阳花鼓，山东俚曲，陕西、山西、内蒙古的二人台，广东粤曲，四川的南坪弹唱等；属民间小曲的如北京十不闲莲花落，河北沧州木板书，山西方沁州三弦书本、武乡三弦书，上海的　子书，江苏无锡小热昏、苏州文书，浙江、绍兴莲花落，安徽的门歌、四句推子，福建的乡曲说唱、竹板歌，湖北的三棒鼓，四川的连厢、车灯，宁夏小曲、宁夏清曲，甘肃的河州贤孝，青海的西宁贤孝等等。
      本土小曲各种类，由于产生时间长短不一，艺术发展的程度也不平衡，有的已进入成熟发展阶段，如以广东粤曲为代表，其唱腔音乐已形成多来源和多种表现性能的格局；而有的曲种音乐是由于萌生时间短，基本曲调较单一，但无论是小曲还是民间小曲曲种，都深深扎根于本土文化土壤并拥有当地的基本观众，同群众的联系极为紧密。

      1768.曲艺是中国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学的特殊传承载体。中国历史上各个少数民族的史诗以及许多民歌与叙事诗，藉曲艺艺术的“说唱”得以传播、宏扬和保存。仅以世界闻名的中国三大民族史诗——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和蒙古族史诗《江格尔》——的最后完成、定型与保存传播为例，客观上主要是依靠民族民间的“说唱”艺人搜集汇总、整理加工并“说唱”表演而得以传承的。其根本标志是这些史诗的传承系统与机制，实际上是以其传承而形成的史诗“说唱”式曲艺曲种的生存、发展来体现的。至于如汉代叙事长诗与曲艺“说唱”的血肉关系，更是这种现象的有力注脚，毋庸赘言。
      其次，曲艺是中国古典章回体长篇小说和许多戏曲剧种所以形成的桥梁与母体。换言之，曲艺在其历史发展中催生了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孕育了诸多戏曲剧种。中国古典长篇章回体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封神演义》等的完成，则是曲艺直接孕育催生的结果。中国由北至南包括吉林吉剧、北京曲剧、山东吕剧、浙江越剧等等地方戏曲特别是其声腔的形成，也莫不直接源自当地的曲艺曲种，如二人转、单弦、山东琴书和嵊州唱书。从而使得曲艺同时成为孕育其它艺术的“母亲艺术”。

      1769.碑文
      是指刻在竖石上的文字。这种文字是专为刻碑而作。碑文这种体裁有文，有铭，又有序。立题时，看包括哪些形式而定，或直题为某某碑，或题为某某碑铭，或题为碑并序、铭并序之类，没有固定的格式，有的就不题碑铭等字，直书文章题目了。有些文章虽刻在碑上，但不是为立碑而作的，就不能叫作碑文。

      1770.碑文解释
   （1）刻在碑上的文字。《后汉书·卢植传》：“专心研精，合《尚书》章句，孝《礼记》失得，庶裁定圣典，刊正碑文。”《三国志·魏志·邓艾传》：“﹝艾﹞年十二，随母至颍川，读故太丘长陈寔碑文，言‘文为世范，行为士则’。” 明李诩《戒庵老人漫笔·中山王御碑跋》：“臣等不敏，幸得同侍经筵，钦覩御制，不胜感激流涕，谨拜手稽首，书於碑文之左。” 蔡东藩 《清史演义》第二回：“努尔哈赤不见犹可，见了碑文，暗觉惊诧异常。”郭小川《三门峡》诗：“你呀，一不刻碑文，二不录诗篇，只记下：巨人的脑汁汗液埋葬了万险千难。”
   （2）文体名。《后汉书·孔融传》：“﹝融﹞所著诗、颂、碑文、论议、六言、策文、表、檄、教令、书记凡二十五篇。” 南朝 梁刘勰《文心雕龙·铭箴》：“蔡邕铭思，独冠古今。桥公之钺，吐纳典谟；朱穆之鼎，全成碑文，溺所长也。”金松岑《文学上之美术观》：“碑文有辞，皆为韵语， 中郎 《郭有道碑》已有之，即志铭之滥觞也。”

      1771.碑文介绍
      墓碑，是碑文的一种。这类碑文是赞颂死者的，赞其人，不涉及成神显灵等怪事。写这类文章，往往溢美过誉。中国文学史上有两个写墓碑的大师，一个是汉朝的蔡邕，一个是唐朝的韩愈。蔡邕曾对卢子干、马日碑说："吾为天下碑文多矣，皆有惭容，唯郭有道无愧于色矣！"因为只有《郭泰碑》是颂当其人的，其它的碑文则都颂非其人，可见他作墓碑大多是对人溢美过誉的。韩愈撰《柳子厚墓志铭》，转弯抹角地批评柳宗元参加王叔文改革集团一事。这批评虽然全是出于韩愈保守的个人偏见，很不持平，但是，作为碑文，他采用褒贬兼用的方法，打破只称人之善、不称人缺点的传统做法，却是值得提倡的。总之，不管褒也罢，贬也罢，以不失实为贵，以公允持平为美。

      1772.碑文发展历程
      碑文的概念顾名思义，凡是为制各种碑上写的文字都叫碑文。我国制碑的俗习历史悠久，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碑的出现，当时的碑，如宫馆中的测影碑，宗庙中的系牲碑，墓旁的下棺碑，都不刻文字，后来有人刻上相应的文字，就逐渐形成各种碑文。 碑和碑文的种类我国从汉朝以后，刻碑的风气逐渐普及，几乎处处可碑，事事可碑。有山川之碑，城池之碑，宫室之碑，桥道之碑，坛井之碑，家庙之碑，风土之碑，灾祥之碑，功德之碑，墓道之碑，寺观之碑，托物之碑等。前人实行，后人效法，中国的名胜古迹，竟形成独特的“碑石林立”的民族特色。因此，碑文竟成了使用范围极广的实用文体。

      1773.碑文的体裁
      碑的种类繁多，碑文的体裁各具特色，归纳起来，可分以下三类：（1）功德碑。这类碑是为活人歌功颂德的。旧功德碑一般有三种形式。有的全用韵文写成，如公元前的二一九年秦始皇登泰山顶，李斯刻石颂扬他的武功文治。有的前序后颂，序为散体，颂为韵文，如李白写的《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并序》。有的全是散文，没有颂之类的韵文，如《敦煌太守裴岭纪功碑》。这类碑文是为活人写的，解放后，我国已没有人立这种碑了。不过，在中国以外华侨聚居的地方，立功德碑的还是不少。（2）庙碑。解放后，破除迷信，没有人再为神灵鬼怪立碑，但我们国家的古代寺庙建筑颇多，都是难得的名胜古迹，需要修补或重建，修建时立碑记事，以垂示后人。不过，作这类碑文应侧重叙述古迹的兴废历史，古迹确定的依据以及重建过程中的有关事项。

      1774.旧式墓碑
      有两种：（1）标名碑。墓碑的正面标名墓中人的姓名、立碑人及立碑时间。这种碑多是死者子孙所立。也有学生给老师、女婿给岳父岳母、夫给妻、妻给夫、朋友之间立墓碑的。现将墓碑文中对亡灵的称谓简介如下：（2）简介死者生平碑文的墓碑。这种碑文一般包括姓名、籍贯、家世、经历、著作、逝世年月、葬时葬地，最后是铭文，多为韵文，三言、四言、五言、七言或骚体都行。大多数是死者后代请托别人撰写的。如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也有介绍死者介绍得更简单的碑文和简短的墓志铭。显祖考某某太府君之灵（对祖父）显祖妣某某太夫人。

      1775.墓碑及墓志的定制
      古人的墓碑、墓志都有定制。碑多是长方形，螭首龟趺。碑头用篆体书写某朝某官某人墓碑，叫做“篆额”。墓志较小，多为方形，刻石加盖，上写某官某人墓志，叫做“书盖”。有了“篆额”和“书盖”，碑文、志文的前面就不必再刻题目了。

     1776.碑文的题目
      称墓碑铭并序的，是先序，次碑，后铭；称墓志铭并序的，先序，次志，后铭；称墓志或墓碑的，有志或有碑而无铭；称墓铭的，有铭而无志；也有虽只名志或碑，却各项都具备的。

      1777.碑文的体制
      一般包括姓名、籍贯、家世、经历、文章著作、逝世时间，然后是某年某月葬于某地，最后是铭文。墓志的内容也包括姓名世系、籍贯、行为事迹、年寿、逝世年月、子孙大略、葬时、葬地，最后是铭文。铭文是总括性的赞语，多为韵文，三言、四言、五言、七言或骚体都行。墓碑、墓志所包括内容大体相同，只是志求简明而碑尚丰丽。

      1778.碑文的格式
      墓碑通常有抬头、正文、落款三部分组成。
   （1）抬头
      抬头主要写死者的生前职务、职业等，有的也可以省去不写。
   （2）正文
      正文主要写明立碑者对死者的称谓及死者的姓名。如“先考王君××大人之墓”。
   （3）落款
      落款写明立碑人的身份、姓名。立碑时间可写可不写。

      1779.墓志铭碑文
      墓志铭常常由标题，正文和落款三部分组成。
   （1）标题
      标题一般由死者名和文种名组成。如《柳子厚墓志铭》。
   （2）正文
      一般而墓志铭正文内容由三个方面组成。一是要简单介绍死者的主要生平经历；二是要评价死者主要的成就业绩及其社会价值；三是要写出立碑的意义，同时对死者的不幸逝去表示哀悼之情。
   （3）落款
      落款注明立碑的单位名称、撰文者姓名，同时署上成文日期。需指出的是，有的墓志铭立碑单位名称或撰文者个人姓名已写在标题下，所以落款只注明成文日期即可。

      1780.功德碑文
      古代歌颂公德的公德碑在今天已基本绝迹，但今天为了表彰一些先进的个人，比如捐资建校等也会立碑以纪念，这可以称作当代功德碑。这类功德碑通常也有标题、正文、落款三部分组成。
   （1）标题
      标题通常由功德人姓名称谓和文种名称构成。如《某某先生捐资建校纪念碑》。
   （2）正文
      正文叙述在何时、何地、为何原因、何人作了什么好人好事，同时正文也要阐明立碑单位或个人的感激之情。
   （3）落款
      落款署上立碑者名称或姓名，并署明立碑日期。

      1781.西安碑林博物馆
      原名陕西省博物馆，始建于1944年。它是在具有900多年历史的“西安碑林”基础上，利用西安孔庙古建筑群扩建而成的一座以收藏、研究和陈列历代碑石、墓志及石刻造像为主的艺术博物馆。馆区由孔庙、碑林、石刻艺术室三部分组成，占地31900平方米，现有馆藏文物11000余件，11个展室，陈列面积4900平方米。

      1782.碑林的价值
      碑林的价值主要在于其历史价值及所包含的书法价值，十分有利于历史研究、文化价值、书法流传等方面的发展。

      1783.西安碑林
      始建于北宋哲宗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最初是漕运使吕大宗等人为保藏唐末五代战乱而委弃市井的唐《石台孝经》、《开城石经》及颜真卿、柳公权等所书的著名石碑而兴建的，经历了金、元、明、清、民国历代的维修及增建，规模不断扩大，藏石日益增多，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国家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784.印章
      用作印于文件上表示鉴定或签署的文具，一般印章都会先沾上颜料再印上，不沾颜料、印上平面后会呈现凹凸的称为钢印，有些是印于蜡或火漆上、信封上的蜡印。制作材质有 金属、木头、石头、玉石等。

      1785.印章介绍
      秦以前，无论官，私印都称“玺”，秦统一六国后，规定皇帝的印独称“玺”，臣民只称“印”。汉代也有诸侯王、王太后称为“玺”的。唐武则天时因觉得“玺”与“死”近音（也有说法是与“息”同音），遂改称为“宝”。唐至清沿旧制而“玺”“宝”并用。汉将军印称“章”。之后，印章根据历代人民的习惯有：“印章”、“印信”、“记”、“朱记”、“合同”、“关防”、“图章”、“符”、“契”、“押”、“戳子”等各种称呼。先秦及秦汉的印章多用作封发对象、简牍之用，把印盖于封泥之上，以防私拆，并作信验。而官印又象征权力。后筒简牍易为纸帛，封泥之用渐废。印章用朱色钤盖，除日常应用外，又多用于书画题识，遂成为我国特有的艺术品之一。古代多用铜、银、金、玉、琉璃等为印材，后有牙、角、木、水晶等，元代以后盛行石章。

      1786.印章的起源
      中国的雕刻文字，最古的有殷的甲骨文，周的钟鼎文，秦的刻石等，凡在金铜玉石等素材上雕刻的文字通称“金石”。玺印即包括在“金石”里。玺印的起源或说商代，或说殷代，至今尚无定论。根据遗物和历史记载，至少在春秋战国时已出现，战国时代已普遍使用。起初只是作为商业上交流货物时的凭证。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印章范围扩大为证明当权者权益的法物，为当权者掌握，作为统治人民的工具。
      战国时期，主张合纵的名相苏秦佩戴过六国相印。近几年来，出土的文物又把印章的历史向前推进了数百年。也就是说，印章在周朝时就有了。
      传世的古代玺印，多数出于古城废墟、河流和古墓中。有的是战争中战败者流亡时所遗弃，也有在战争中殉职者遗弃在战场上的，而当时发动机惯例，凡在战场上虏获的印章必须上交，而官吏迁职、死后也须脱解印绶上交。其它有不少如官职连姓名的，以及吉语印、肖形印等一般是殉葬之物，而不是实品。其它在战国时代的陶器和标准量器上，以及有些诸侯国的金币上，都用印章盖上名称和记录上制造工匠的名姓或图记性质的符号，也被流传下来。
      古玺是先秦印章的通称。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印章大多是战国古玺。这些古玺的许多文字，现在我们还下认识。朱文古玺大都配上宽边。印文笔画细如毫发，都出于铸造。白文古玺大多加边栏，或在中间加一竖界格，文字有铸有凿。官玺的印文内容有“司马”、“司徒”等名称外，还有各种不规则的形状，内容还刻有吉语和生动的物图案。

      1787.隋唐印章的创新
      隋代继秦代之后，开启了中国古代印章制度与风格的又一新的历史阶段。这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由于简牍早巳全面退出日常生活，纸张在政府公文等方面的普遍使用，公印不再局限于简牍上所能取得的狭小平面，边长从2.3厘米左右（秦汉一寸）猛然增大到5.4厘米左右（约合隋二寸）。由于印体加大，公印不像秦汉时代那样刊刻职官名而发给官吏本人佩带，而是转为发给以官吏为代表的官署，完成了由职官印向官署印的转变。公印不再佩带而变为匣装，置诸衙署。
      其次，由于印章不再钤抑封泥而转为钤于纸帛，封泥时代结束，钤朱时代到来。印泥（一般为红色）出现了。同样出于追求醒目的实用目的，公印也由秦汉的阴文转为阳文。
      第三，秦汉印主要分铸、凿两种，故所用缪篆平正谨严。隋代公印是用薄铜片盘曲成印文再焊于印面上，故又称蟠条印。其印文盘曲，多为圆曲笔道。后世为将宽大的印面填满，更将文字笔画任意重叠折绕，发展为九叠文。
      第四，秦汉时代，官印从不署款。从隋代开始，官署印有了刻款的习惯。有印款隋公印凡见三例，皆刻铸造时间，如“观阳县印”，背部凿款“开皇十六年（596年）十月十五日造”。
      唐代公印主要继承了隋印的特点而略有发展。
      首先，出现了“宝记”“朱记”等新的印章自名。
      其次，唐初印章钮式从隋代接近汉魏的鼻钮向宋以后的橛钮又跨进了一步，鼻钮升高，钮穿渐向竖长方形发展。唐代后期印穿已消失，完全演化为橛钮，如西安文物考古研究所藏唐“千牛府印”。
      第三，印背多刻楷书印文，如唐“武夷县之印”背款刻“武夷县之印”5字，不再像隋公印印背凿刻造印时间。
      第四，出现了新的印章门类鉴藏印和斋馆印。

      1788.宋代公印的演变
      宋初百废待兴，官印一度袭用五代旧印。不久重铸公印时，印文多嵌“新”或“新铸”字样，以区别于五代公印，如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东关县新铸印”等。百官印一律用铜铸造，大小依官阶高低而有所区别。
      宋早期公印印文与印边粗细相若，以后印边逐渐加宽，如989年铸“拱圣七都虞侯朱记”印边已比印文宽近1倍，达0.1厘米。到南宋景定元年（1260年）铸“嘉兴府金山防海水军统领印”，印边已宽达0.3厘米。
      宋公印印文不再如隋印那样用蟠条法制造，而是直接铸造，印文笔画间已不似隋唐印疏阔。方长形柄钮已不见穿孔。
      与隋唐公印偶有背款不同，北宋早期公印多刻有年款，标明铸印年月，如“东关县新铸印”背凿“太平兴国五年九月铸”。中期以后，在刻凿年款的同时，还凿有兼管颁发铸造的机构“少府监”的名称。如“保捷弟一百三弟六指挥使朱记”。南宋公印转由文思院统管，背款中“少府监”遂为“文思院”取代。
      靖康元年（1126年）靖康之难后，宋代官员仓皇南渡，印信多有遗失。南宋又重铸公印，不过在印文前“加‘行在’二字，或冠年号以别新旧”（《宋史.舆服志》）。

      1789.夏辽金元公印的样式
      两宋时期，与中原汉族政权对峙的皆为少数民族政权，北方有辽，西北有夏，东北有金。后来辽为金灭，后来居上的蒙古人又毫不客气地收拾了西夏、金，最后灭宋建立了元朝。这四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和朝代，在公印制度上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宋朝公印制度的影响，但又创造了自己一些别具一格的特点，在印文上出现了有趣的现象。西夏公印用西夏文，辽、元公印有的用汉文；有的用契丹文或八思巴文，金公印则全用汉文。

      1790.西夏公印
      西夏（1038—1227年）是由党项族建立的政权，其文字吸收了汉字笔画的一些特点，但与汉字完全不同。西夏公印有以下几个特色。
      第一，中国古代公印基本上皆为正方形，宋辽金元亦莫能外，西夏公印却独用圆角形式。
      第二，隋唐以来，朱文公印已流行了400年，但西夏公印皆为满白文，笔画极粗，而且使用边框。其印文吸收了宋朝流行的九叠文特点，印面安排匀整饱满。
      第三，印文从二字到六字不等。其中二-二字的“首领”印最多，占现存西夏公印的九成。“首领”二字西夏文为上下安排，与汉人两字印多作左右安排不同。
      第四，两宋公印一般背款中只刻铸印年月（有的还精确到日）和机构。西夏公印却在印背左边刻铸印年代，不记月日，更不见铸印机构。而在钮右印背刻执印者姓名，这在汉人公印制度上是从来不见的。有时西夏公印在背钮顶端还用西夏文刻“上”字，这显然是受到宋印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