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小常识

      3684.瞿秋白疏离感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瞿秋白的这种疏离感并不是他在被捕之后才有的，而是很早之前就有的，我们简直可以用“源远流长”来形容。因为起始的时候，隐约难见，不免为人们所忽略，就是瞿秋白他自己，也许也没有清楚地意识到吧。
      早在一九二三年的八月，还在上海大学任教并担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的瞿秋白写了一篇叫做《新宇宙》的短文。这是一篇看似很简单的短文，因为里面只是翻译了德国女社会主义革命家罗莎·卢森堡在监狱中写的《狱中书简》中的两篇。可是，时隔多年之后，我们去惊奇地发现：在这篇短文中，罗莎·卢森堡在这两封信中所表达的观点，竟然和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所表达的观点惊人得相同。因此，我们不得不相信，当年瞿秋白选译这两封信绝不是偶然。
      下面是罗莎·卢森堡写给她的女朋友的第一封信，来自瞿秋白的《新宇宙》：
      苏纳池嘉（苏菲亚的小名，罗莎·卢森堡的女友），你知道吧？——我们欧战之后做什么？我们通到南边去。我知道你天天幻想和我同到意大利去旅行，这是你的心愿。我却想同你到郭尔斯（La Corse）去。这地方比意大利更好。你在那里简直可以忘掉欧洲。你想想：一个广阔古奥的远处，围着有棱有角的山峦丘陵，灰色的原野显露着，这下面蓬勃的橄榄桂栗。这种景物之上，俨然有非人间的寂静，——没有人声，没有鸟语，只有石涧和着岭风呜咽。 即使偶然看见人，亦是和着四围环境恰恰相称的。忽然在山崖转角可以看见一群一群的家畜。郭尔斯人不像我们的农民，向来不成群结队的游行，而是同着家禽或家畜。前面总有一只狗，后面总有一群群的山羊或家鹿，驮着一袋袋的栗子，之后亦是大大的回教师傅，还有两只脚垂在一边，手里抱着小孩的女人，端端正正坐在他肩上。（注：“他”指谁？不可解。）女人坐得挺直，一动不动好像杉树似的。旁边短短胡须是男人一步一步大踏步的走着。两个人都默然不语。你可以鞠躬致敬，这是一种神圣的家庭。这种景象往往如此的深感动我，使我无意识之中要跪倒于此真正的美之前。那地方圣经和古世界还是活着。我们一定要同去，——我一人所曾经享受的，咱们同享一次。 步行可以走尽全半岛；每天易地而宿，每早日起（注：疑为“每日早起”）。这种生活对着你微笑呵！我若能示你以这新宇宙，我多快活……
      多看看书。你应当，而且你能够在精神上充分营养自己。你还非常之新鲜，非常之年青活泼。唔！信是写得完的。祝你安宁喜乐。
      你的罗莎
      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罗莎·卢森堡对她周围的世界的疏离。而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不是也说过相同的话吗？
      我每每幻想着：我愿意到随便一个小市镇去当一个教员，并不是为着发展什么教育，只不过求得一口饱饭罢了。在余的时候，读读自己所爱读的书、文艺、小说、诗词、歌曲之类，这不是很逍遥的吗？
      这种对周围世界的疏离，更主要的表现为一种要远离某个地方的疏离。罗莎·卢森堡要同着她的朋友到郭尔斯去，而瞿秋白要同着他的爱人到“随便一个小市镇”去。
      除了这种在地理位置上的疏离感，他们对周围的人，甚至对他们的同志和他们的职业同样也有一种疏离感。在《新宇宙》中，罗莎·卢森堡的第二封信的这样说的：
      你知道罢？——有时候我觉得我不是真人，而是人形的鸟或兽。在园隅，田陇，露天之下，绿草之上，我觉得比在什么议会之中反有更“得其所哉”的感想。我对你是可以说的，你决不以为这是对社会主义变节的朕兆。……然而我心灵上与我的蚱蜢反相亲近，与我的同志却要疏远。这亦不是像许多精神破产的政治家，只能在自然界里找着他们遁世退息之所。这正相反：——我在自然界之中刻刻看见许多残忍可恨令我心痛的现象。……然而
      而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不是又说过相同的话吗？他在这篇文章中多次提到，现在抄录如下：
当时（注：一九二七年七月到一九二八年五月），我的领导在方式上同独秀时代不同了。独秀是事无大小都参加和主持的。我却因为对组织尤其是军事非常不明了，也毫无兴趣，所以只发表一般政治主张，其余调遣人员和实行的具体计划等，就完全听组织部军事部去办。那时自己就感觉到空谈无聊，但是一转念要退出领导地位，又感到好像是拆台。这样，勉强着度过了这一时期。
      一九二八年六月间共产党开第六次大会的时候，许多同志反对我，也有许多同志赞成我。我的进退成为党的政治主张的联带问题。所以，我虽然屡次想说“你们饶了我吧，我实在没有兴趣和能力负担这个领导工作了”。但是，终于没有说出口。当时形格势禁，旧干部中又没有别人，新干部起来领导的形势还没有成熟，我只得仍旧担着这个名义。
      ……
      我自己忖度着，像我这样的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对于政治，从一九二七年起就逐渐减少兴趣。到最近一年——在瑞金的一年实在完全没有兴趣了。工作是“但求无过”的态度，全国的政治情形实在懒得问。一方面固然是身体衰弱，精力短少，而表现十二分疲劳的状态；别的方面也是几十年为着“顾全大局”勉强负担一时的政治翻译、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来，实在违反我的兴趣和性情的结果。这真是十几年的一场误会，一场噩梦。
      ……
      当我出席政治会议，我就会“就事论事”，抛开我自己的“感觉”专就我所知道的那一点理论去推断一个问题，决定一种政策等等。但是，我一直觉得这工作是“替别人做的”。我每次开会或者做文章的时候，都觉得很麻烦，总在急急于结束，好“回到自己那里去”休息。
      ……
      正因为我的政治上疲劳倦怠，内心的思想斗争不能再持续了。老实说，在四中全会之后，我早已成为十足的市侩――对避免于政治问题我竭力发表意见。中央怎么说，我就怎么说，认为我说错了，我立刻承认错误，也没有什么心思去辩白。说我是机会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好了，一切工作只要交代得过去就算了。 我对于政治和党的种种问题，真没有兴趣去注意和研究。
      ……
      但是我想，如果叫我做一个“戏子”――舞台上的演员，到很会有些成绩，因为十几年我一直觉得自己一直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扮着大学教授，扮着政治家，也会真正忘记自己而完全成为“剧中人”。虽然，这对于我很痛苦，得每天盼望着散会，盼望同我谈政治的朋友走开，让我卸下戏装，还我本来面目――躺在床上去，极疲乏的念着：“回‘家’去罢，回‘家’去罢！”这的确是很苦的――然而在舞台上的时候，大致总还扮的不差，象煞有介事的。
      这样的疏离感，简直让人喘不过气来。于是，我们便禁不住要问，瞿秋白的疏离感从哪里来的呢？

      3685.瞿秋白疏离感从哪里来
      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相对的。故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瞿秋白之所以有疏离感，是源自他自身对于某事或者是某物的亲密感。瞿秋白自称是一个“半吊子文人”，实际他的骨子里有旧式文人的情怀。我们不妨看看他自己是怎样说的：
      或者，这不尽是身体本来不强壮，所谓“先天不足”的原因罢。
      我虽然到了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很贫苦了，可是我的家庭，世代是所谓“衣租食税”的绅士阶级，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我五、六岁的时候，我的叔祖瞿庚韶，还在湖北布政使任上。他死的时候，正署理湖北巡抚。因此，我家的田地房屋虽然几十年前就已经完全卖尽，而我小时候，却靠着叔祖伯父的官俸过了好几年十足的少爷生活。绅士的体面“必须”维持。我母亲宁可自杀而求得我们兄弟继续读书的可能；而且我母亲因为穷而自杀的时候，家里往往没有米煮饭的时候，我们还用着一个仆妇（积欠了她几个月的工资，到现在还没有还清）。我们从没有亲手洗过衣服，烧过一次饭。
      直到那样的时候，为着要穿长衫，在母亲死后，还剩下四十多元的裁缝债，要用残余的木器去抵帐。 我的绅士意识——就算是深深潜伏着表面不容易察觉罢——其实是始终没脱掉的。
      同时，我二十一、二岁，正当所谓人生观形成的时期，理智方面是从托而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很快就转到了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或是主义，这是一种思想方法――所谓思路；既然走上了这条道路，却不是轻易就能改换的。而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这同我潜伏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完全处于敌对的地位。没落的中国绅士阶级意识之中，有些这样的成分：例如假惺惺的仁慈礼让、避免斗争……以致寄生虫式的隐士思想。完全破产的绅士往往变成城市的波希美亚——高等游民，颓废的、脆弱的、浪漫的，甚至狂妄的人物。说得实在些，是废物。我想，这两种意识在我内心里不断地斗争，也就侵蚀了我极大部分的精力。我得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极勉强地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来创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方法。可是无产阶级意识在我的内心里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的。
      瞿秋白就是因此而对于他后来的工作、事业，甚至是同志产生了疏离感。而且，这种越来越强烈的疏离感还使他原来感觉亲密的也感觉疏离了。

      3686.秋白死了
      疏离感不仅使瞿秋白讨厌政治，而且使他讨厌自己的文人气质，连平素所喜欢研究的书籍也不太上心了，连任何的思维都不喜了，甚至，他连自己的生命也不是很吝惜了。
      只因为六年的“文字因缘”，对于现代文学以及文学史上的各种有趣的问题，有时候还有点兴趣去思考一下，然而大半也是欣赏的分数居多，而研究分析的分数较少。而且体力的衰弱也不容许我多所思索了。
      ……
      一只赢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辎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地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我在负责政治领导的时期，就是这样一种感觉。欲罢不能的疲劳使我永久感觉一种无可形容的重压。精神上政治上的倦怠，使我渴望“甜蜜的”休息，以致于脑筋麻木，停止一切种种思想。
      ……
      可是，根据我的性格，所形成的与其说是革命思想，无宁说是厌世主义的理智化。所以最早中国郑振铎、瞿世英、耿济之几个朋友组织《新社会》杂志的时候，我是一个近于托尔斯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而且，根本上我不是一个“政治动物”。
      ……
      唉，脆弱的人呵！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需要这种东西吗？！我想，假定我保存这多余的生命若干时候，我另有拒绝用脑的一个方法，我只做些不用自出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余年”。但是，最后也是趁早结束了罢。
      罗莎·卢森堡对政治和她的同志感到疏离，但她到底因为政治的原因被敌人杀死。她在给朋友的信中是这样说的：
      你知道，我的人生观虽是这样，我正能死于我所应尽天责之处：街市的血战中或是在这监狱中。
      而瞿秋白却是在更深刻的疏离感中被敌人枪毙了。但是，死亡对于瞿秋白来说，毋宁是一种解脱，所以在临死之前，他才会说：“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从此，他便逃离了生前使他无处遁形的疏离感。因此，谁要是把瞿秋白的死也当做那种大义凛然的死，便真的是错了，虽然瞿秋白也同样的不怕死。

      3687.瞿秋白最后的吼声
      瞿秋白沿途唱着俄文的《国际歌》和《红军歌》，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从容地走向了刑场。这可以算作是秋白最后的吼声了。
      瞿秋白对政治，甚至是他的同志都有一种深刻的疏离感，而对他的信仰，也仅仅是对最后那个光明无比的理想社会还有所期望。因为这个理想的社会，跟他投身革命之前所抱定的“无政府主义”与“和平博爱”不冲突，或许中国共产党能领导中国人民走向这个光明的境界。他曾经这样坦白自己的心声：
      记得当时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我心上就很安慰了，因为这同我当初无政府主义、和平博爱世界的幻想没有冲突了。所不同的是手段。
      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达到这个光明的境界，但是，秋白已经休息了，这些让他深深地感觉到疏离的事情，再也不会去打扰他了。

      3688.再说瞿秋白“疏离感”
      从瞿秋白参加革命起，说得再准确一点，是从他在俄文专修馆参加社会活动起，一种越来越深刻的疏离感就伴随着他，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如果我们把他写的《新宇宙》看作是他在文章当中表达这种疏离感的开始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他在遗作《多余的话》是对他的疏离感的最后的坦白。
      其实，这种首尾呼应的两篇表达疏离感的文章中间，他还用另一篇叫做《儿时》来表达了他的疏离感。
     “儿时”
      狂胪文献耗中年，
      亦是今生后起缘；
      猛记儿时心力异，
      一灯红接混茫前。
      ——龚定庵诗
      生命没有寄托的人，青年时代和儿时对他格外重要。这种浪漫谛克的回忆其实不是发现了儿时的真正了不得，而是感到中年以后的衰退。本来，人生只有一次，对于谁都是宝贵的。但是，假使他的生命熔化在大众里面，假使他天天在为这个世界干些什么，那么，他总在生长，虽然衰老病死仍然是逃避不了，然而他的事业——大众的事业是不死的，他会领略到永远的年轻。而浮生如梦的人从世界里拿去很多，而给这世界的却很少，他总有一天会决的疲乏的死亡：他连拿都没有力量了。衰老和无能的悲哀，像铅一样的沉重，压在他的心头。青春是多么短啊。
      儿时的可爱是无知。那时候，件件都是知，你每天可以做大科学家和哲学家，每天在发见什么新的现象，新的真理。现在呢？什么都已经知道了，熟悉了，每一个人的脸都已经看厌了。宇宙和社会是那么陈旧，无味虽则他们其实比儿时新鲜的多了。我于是想念儿时不能够前进的时候就后退几步，替自己恢复已经走过的前途。请求无知回来给我求知的快乐。可怕啊，着生命的停止。
      过去的始终走过去了，未来的还是未来。究竟感慨些什么——我问自己。
      一九三三，九，二八
      从这不同时期的三篇文章中，我们便能看到疏离感在瞿秋白身上不断发展，并不断深刻的清晰脉络。

      3689.回望秋白
      如果我们真正理解了瞿秋白，便不得不承认，他的一生是痛苦的一生，因为深刻的疏离感让他无所遁形。然而，生命已经开始了，也不得不让这痛苦继续下去。好在，在痛苦的一生中，不全是痛苦，到底还有快乐的时候。
      当他遇到自己的第一任妻子王剑虹女士的时候，他是快乐的。
      当第一任妻子去世，他又遇到第二任妻子杨之华女生的时候，他也是快乐的。
      当鲁迅先生将他当作“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朋友时，他还是快乐的。
      虽然，据他说他因为“历史的误会”参加了共产党，并担当了一段时间的领导，给他带来了很多痛苦，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想象他在那许多痛苦的间隙中也同样会有不少的小快乐吧。
      然而，这些快乐的总和是否能够抵得上疏离感给他带来的痛苦，我们却是不得而知的。但是，疏离感一定会给他带来莫大的痛苦，这却是毋庸置疑的。
      这就是真实的瞿秋白，那个说过“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的瞿秋白！

      3690.瞿秋白第一次爱情
      瞿秋白一生有两次爱情。第一个爱人王剑虹（1903年-1924年7月），四川酉阳人，土家族，是著名作家丁玲在上海大学的挚友，是一位聪慧的时代女性。1923年两人相识、相爱，不到半年即结合。由于两人都有志于革命，并且都热爱文学，有着诗人的气质和才华，他们婚后的生活充满了诗歌的浪漫和词赋的情趣。遗憾的是，结婚仅7个月，王剑虹就因患肺结核而去世。瞿秋白曾在给丁玲的信中表白说“自己的心也随剑虹而去”。

      3691.瞿秋白第二次爱情
      瞿独伊的母亲杨之华，1900年出生于浙江萧山，是家道中落的绅士门第小姐，当地出名的美人，曾就读于浙江女子师范学校。20岁时，她和浙江有名的开明士绅沈玄庐的儿子沈剑龙相爱成婚。沈剑龙喜欢诗词、音乐，但他和朋友一起到上海后，经不起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的生活引诱，堕落了。此时，杨之华已生下一女，便是“独伊”，意即只生你一个，可见杨之华心中的怨愤。1922年杨之华只身跑到上海，参加妇女运动，认识了向警予、王剑虹等人，并于1923年底被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录取。
      瞿秋白当时是社会学系的系主任，他风度翩翩、知识渊博，在师生中声望很高。杨之华第一次听瞿秋白的课，就对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杨之华学习努力，又是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瞿秋白与她渐渐熟悉起来。瞿秋白还做了她的入党介绍人。然而，当杨之华感觉到两人互有好感时，内心充满矛盾。她选择回避，跑回了萧山母亲家。面对人生的重大抉择，瞿秋白也苦苦地思索：既然沈剑龙已经背叛了杨之华，为什么我不能去爱？既然我真心地爱她，为什么不敢表示！于是趁放暑假的机会，瞿秋白大胆来到了萧山杨家。
      当时沈剑龙也在杨家。不曾想，沈剑龙竟然和瞿秋白一见如故，对瞿秋白的人品与才华十分尊敬、仰慕。面对复杂的感情问题，他们三人开始了一场奇特的“谈判”：先在杨家谈了两天，然后沈剑龙把瞿秋白、杨之华接到他家去谈，各自推心置腹，互诉衷肠，又谈了两天。最后，瞿秋白又把沈剑龙和杨之华接到常州，再谈。当时瞿家早已破落，家徒四壁，连把椅子都没有，三个人就坐在一条破棉絮上谈心。谈判结果是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同时刊登三条启事：一是沈剑龙与杨之华离婚启事，二是瞿秋白与杨之华结婚启事，三是瞿秋白与沈剑龙结为好友启事。
      192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瞿、杨在上海举行了结婚仪式，沈剑龙亲临祝贺。从此，瞿秋白和沈剑龙也成了好友，经常书信来往，写诗唱和。更有意思的是，沈剑龙送给瞿秋白一张六寸照片——沈剑龙剃光了头，身穿袈裟，手棒一束鲜花，照片上写着“鲜花献佛”四个字，意即他不配杨之华，他把她献给瞿秋白。
      有一次刻图章，瞿秋白对杨之华说：“我一定要把‘秋白之华’、‘秋之白华’和‘白华之秋’刻成3枚图章，以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你无我，永不分离。”瞿独伊说：“为了纪念他们的结合，父亲在一枚金别针上亲自刻上‘赠我生命的伴侣’7个字，送给母亲。这一爱情信物，后来伴随母亲度过了几十年风风雨雨。”
      曾有人问杨之华，为何瞿秋白牺牲后不再婚，她这样回答：“再没有人比秋白对我更好了。”1955年，经过20年的努力寻找，杨之华终于在福建长汀找到了瞿秋白的骸骨，并运回北京，隆重地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周恩来总理亲笔题写了“瞿秋白之墓”的碑铭。杨之华的心得到了安慰。她怀念、铭记着瞿秋白，直到自己生命终了。

      3692.瞿秋白个人影响
      瞿秋白的一生，日常事务繁重，但他知识渊博，才华横溢，拼命工作，留下了大量的著作，其中许多要作品收入了《瞿秋白选集》、《瞿秋白文集》。他既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无论是他英勇献身革命事业的光辉事迹，还是涉及政治、哲学、文学、史学、翻译等众多领域的重要思想，都对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力。

      3693.瞿秋白历史评价
      1950年12月31日，毛泽东为《瞿秋白文集》题词，高度赞扬他说：“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