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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9.《家》作品鉴赏
作者是在五四运动的直接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正像他自己后来所回忆的那样,当时“我如饥似渴地抢购各种新文化运动的刊物,一句一行地吞下去,到处写信要求人给我指一条明确的出路,只要能推翻旧的,建设新的,就是赴汤蹈火,我也甘愿……我们是五四运动的产儿,是被五四运动的年轻英雄们所唤醒、所教育的一代人。”可以说,是“五四”给了他一双看世界的眼睛。而他自己的家族故事则为他提供了一个有声有色的背景和一个丰实的材料库。正是通过讲述这样一个“小社会”在1919—1924年间的故事,作者表达了他作为一个“五四运动的产儿”的不无矛盾的社会观和文化观。
一方面,小说描写了高家四代人的生活,并将他们设置为新旧两大阵营。一边是以高老太爷、冯乐山、高克明、周伯涛以及高克安、高克定为代表的老一辈统治者,他们专横颟顸,虚伪顽固,是儒家伦理道德的化身以及小说中所有不幸的制造者,而以高觉民、高觉慧为代表的年轻一代则以叛逆者的形象构成与父(祖)辈的尖锐对立:
他(觉慧)把祖父的瘦长的身子注意地看了好几眼。忽然一个奇怪的思想来到他的脑子里。他觉得躺在他面前的并不是他的祖父,这只是整整一代人的代表。他知道他们,这祖孙两代是永远不能够了解的。但是他奇怪在这个瘦长的身体里面究竟藏着什么东西,会使他们在一处谈话不像祖父和孙儿,而像两个敌人。
这一场景成为小说中人物关系的一个颇有意味的象征。人生道路与价值观念的不同自然是二者之间最大的分歧,但在小说中,道德风貌的高下被认为是区分两代人的最大标志。接受“五四”新思想的年轻一代代表着正义、良知,而老一代则代表着虚伪无耻和残忍邪恶,二者善恶分明。小说中总是立足于年轻人的叙述视角将这一理念诠释得淋漓尽致。这些都鲜明地体现了作者立足于“五四”新文化、全面批判和否定封建家族制度以及传统的儒家思想观念的价值立场。由这种立场出发,小说猛烈地抨击“巫师捉鬼”和“血光之灾”的封建迷信,对丧礼和婚礼繁琐的风俗也大加嘲讽,斥之为“滑稽”。“从情绪上来说,这部小说是一张控诉状,写出了旧家庭制度的一切罪恶,如爱情的不自由、个性的压抑、礼教的残忍、长者的绝对权威和卫道者的无耻。”“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一种情感化色彩化的语言形态是在激进的反传统反专制的30年代文化心态下形成的,但同时它又成为这一种文化心态能够延续和发展的基本载体。
这样一种情节模式正是现实生活的矛盾在文学中的反映。《家》所诞生的时代,正是古老的中华民族在内忧外患、落后挨打的形势下寻求自强自立、重建文明的时期。但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洋务运动对富国强兵的追求,维新变法改革制度文化的努力,皆相继归于失败。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却流于形式,中国社会陷入更加混乱失序的局面。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看来,在于中国自身,正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传统阻碍着中华民族走向强盛。中国要想摆脱落后的命运,必须与这个传统彻底决裂。而这种决裂只有通过对传统的全盘否定和极力丑化才能实现。因此,在他们的笔下,传统成了罪魁、元凶、魔鬼、食人者。“启蒙思想家们几乎一开始就被安置在替辛亥革命补理论课,为民主共和制所象征的意识形态寻找价值合法性的角色位置上。”见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第321页。但是一个民族的历史传统是不可能轻易消失的,它必然会与新兴力量产生尖锐的对立和冲突。而社会现实中的矛盾往往会转弯抹角地凝结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对立观念,意识形态中的对立观念又势必表现为作品形式结构上的特点。 《家》中父子对立的结构模式正是现实中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之间矛盾的具象化,而小说中子一代的出走与封建家长的死亡、封建大家族的崩溃,正是对这一矛盾的想像态解决。
《家》这种讲述家族故事的模式在启蒙主义话语中非常典型,它对后来的家族小说创作起了极强的示范作用。对传统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批判和彻底否定也成为这类小说一个持久而强大的主题。像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老舍的《茶馆》与《骆驼祥子》都是如此,而《家》中父子对立的结构模式也被或多或少地继承下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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