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小常识

      3345.冯牧生平简介
      冯牧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1938年到延安。曾在鲁艺学习和工作。后任《解放日报》文艺部编辑、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新华社前线记者。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历任昆明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新观察》主编，《文艺报》副主编、主编，文化部文学艺术院副院长，中国文联副秘书长，中国作协第三、四届副主席和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国作家》主编。是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著有评论集《繁花与草叶》、《耕耘文集》，散文集《滇云揽胜记》。
      冯牧诞生在名门世家，自幼受到的文化熏陶。冯牧的父亲冯承钧，是北师大的名教授，精通法文，兼通英文、意大利文等多种文字，光是译著便有三四十种，其中最著名的是《马可波罗游记》。中学时代冯牧就是多才多艺的高材生：初通英语，涉猎了古今中外一大批名著；很早领略了京剧表演艺术，被程砚秋收为弟子。冯牧还是北京中学生百米仰泳亚军。

3346.冯牧作品年表
《冲破荆紫关》（散文、报告文学集），1947，华北新华书店。
《新战士时来亮》（报告文学集），1947，华北新华书店。
《四月的战争》（报告文学集），1947，太乐新华书店。
《时来亮》（报告文学集1950，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政治部。
《这里永远是春天》（散文集），1956，云南人民出版社。
《繁花与草叶》（评论集），1959，百花文艺出版社。
《激流小集》（评论集），1962，上海文艺出版社。
《滇云揽胜记》（散文集），1980，百花文艺出版社。
《耕耘文集》（评论集），1981，上海文艺出版社。
《新时期文学的主流》（评论集），1981，人民文学出版社
《冯牧文学评论选》（评论集），1983，湖南人民出版社。

      3347.冯牧文学奖
      于2000年创办，由中华文学基金会冯牧文学专项基金设立的全国性文学奖项，是冯牧的生前友好和学生筹集资金专门设立的。该奖所设青年批评家、文学新人和军旅文学三个奖项，在中国均还是第一次。冯牧文学奖以对那些富有创见的青年批评家、潜质优秀的文学新人和对当代军事文学发展作出贡献的军内外作家的奖励，以缅怀文学前辈冯牧同志杰出的文学批评业绩、对文学新人不倦的发现和扶植、对军旅文学毕生不泯的热情，完成冯牧促进中国文学事业繁荣发展的遗愿。

      3348.《在汤阴火线上》
      抗日战争时期。除夕，妇女队长赵大嫂带领全村妇女紧张地包饺子，送到战壕慰劳前方战士。当敌人进犯时，战士们嘴里的饺子还没有咽下便冲向敌人。一个小战士牺牲了，当人们把他抬回来时，发现他的口袋里还有咬过一口的饺子。这是十分感人的精彩情节。一个是妇女，一个是战士，他们，也就是全中国人们，都有一种精神，这是不可征服的伟大精神。

      3349.《在汤阴火线上》作者
　   从孩子的有梦的年代，我的理想就在小小的受难的心灵上滋生了。“伊甸园”和“天国”，是我那时理想的最高境界……
　　但，我越生活，眼泪越向我深心浸渗，“天国”却总不来……
　　我能够读童话了。我的理想从宗教所给予的幻灭中又复活起来。我重新把它寄托在美丽的寓言中。我幢憬着一个映照得“桃色的云”的世纪的春天。
　　　　　　　　　　　　　　　　——曾克
　　这位从宗教的美丽童话中走出来的女孩子，就是作家曾克。另一种童话给了她新的憧憬：受难的人们都能摆脱“土拨鼠”式的阴暗洞穴的生活，共同享受盲诗人爱罗先珂所描写的图画和音乐的幸福。她又把希望紧紧挂在“青鸟”的翅膀上飞翔，飞过阴惨的“死之国”和恐怖的“梦之境”，终于到了没有哭泣和眼泪的“未来之国”。曾克从少女时代起，便不知疲倦地追寻，为了那个只有欢笑的地方，她苦苦追寻了一生，虽是早已满头白发，却仍在寻找，以她的赤诚，以她的笔。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以战士面目出现在战场上的女作家实如凤毛麟角。最著名的大概莫过于谢冰莹，她被誉为“女兵”。当然，我们还可以找到菡子、茹志鹃和刘真等人，她们都有战争的某种真实的锻炼，亲眼看到过血与火，和战争有较多的关系。而较最突出的，大约就是曾克了。

      3350.曾克
      曾克原名曾佩兰，曾用笔名田木恋、海牟、一可，1917年4月4日（阴历二月二十三日）生于河南太康县城内一个贫苦的知识分子家庭。从祖父一代起，曾家就发生过宗法信仰的背叛。祖父原是儒门秀才，可在二十岁刚出头时，却冒着背叛孔孟世家要遭点天灯的极刑处罚而笃信了基督教。当时盛传信教人都被洋人换了心肝。她祖父为传教奔波劳累患肺病早逝，于是她祖母便将祖父的肉体和灵魂交给了英国传教士和他们的上帝。祖母以极大的决心和勇气，肩起养育只有三岁的儿子曾次亮（曾克的父亲）的责任；她辛勤地劳动着，虔诚地祈祷着，顽强地生活着，不知了吃多少苦，终使曾次亮成人，考取了北京高等师范大学，简称京师大学，接受了“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思潮，信奉了唯物论，叛逆了基督，毕业后回到河南开封从事中学教育，心向民主，同情革命，并于1927年加入左派国民党，成为曾家通向现代社会的指路明灯。解放战争中他曾受到刘伯承、邓小平的接见，1950年调到北京，在国家新闻出版署工作，由于他学养高，造诣深，精通天文历法，后在中华书局任编审，从事天文史研究。1958年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曾克的母亲武翠莲也是一位心地善良为人虔诚勤俭贤惠能干的基督教徒，因读圣经，识字不少，为了支持、补贴丈夫上学、养家糊口，自己创办私塾小学。子女长大成人后，她支持他们投入革命营垒，丈夫为此给她改名为武育英。
　　曾克就诞生在这样一个宗教和新思潮相撞击、相斗争由孔孟传统思想为泥士而构建的家庭里。她的童年是在祖母和母亲为她讲述的圣经故事、民间故事、寓言和赞美诗的吟哦声里度过，朦朦胧胧的“伊甸园”和“天国”，曾给她在幼小的心灵上留下梦一样的画面，也承受着复杂的矛盾。祖母、母亲吃饭、睡觉、起床前，都一定要曾克和她们一同做祷告，第一句总得说：“我有罪，请上帝饶恕！”这句话，曾克像唱歌一样唱得很熟，慢慢地她不想这么说。她记得祖母、母亲常常对她说：上帝要求每个孩子都要遵守“不打人，不骂人，不说谎，不骗人”这四条戒律。她问奶奶和母亲：“我没有罪说有罪，不是说谎吗？”她们无言以对，但总是以要进天国为人生目标，要求幼小的曾克这样做。直到接受了唯物思想的父亲回到开封，她才逐渐摆脱了无罪说有罪的痛苦，并得到父亲给女孩解除封建枷锁的自由——不准家里给她缠足、穿耳、说婆家。
　　曾克五岁即人母亲办的私立初级小学读书。1927年大革命失败，曾克的父亲由于不肯到国民党大员铨叙那里登记而被通缉，并通知河南全省不准他在省内工作，这便促使他下了彻底革命的决心。这之后，曾克在开封第五小学和第一小学读高级小学。1929年至1936年她在著名的开封私立北仓女子中学读书。其间，沉迷于古今中外文学名著里，《格林童话》、《灰姑娘》、《白雪公主》、《卖火柴的小女孩》、《皇帝的新衣》及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等作品，不仅最早给她带来文学上的趣味，还在她的心灵深处播下了什么是爱，什么是恨，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她从父亲和老师楚图南（作家）、柯仲平（诗人）那里接触到新潮杂志《新青年》、《小说月报》、《东方杂志》等和新文学及国外的文学作品——盲诗人爱罗先珂的《桃色的云》、梅特林克的《青鸟》和苏联的小说，这些使她如痴如迷的精神食粮，是她追求人生光明目标的动力。另外，在老师帮助下，曾克积极参与成立学生会、出墙报、办读书讲演会，讨论社会进化史、大众哲学和妇女解放问题，开始发表诗歌与散文，后来自己又自办墙报《五只手》。墙报，便是这位作家最初的操练场。

      3351.曾克成长
      1935年冬，因响应北平“一二·九”抗日爱国学生运动，曾克积极参加开封大学中学学生的罢课、卧轨、请愿运动，在陇海和京汉路上召开声援大会，发表演说，编印传单，战斗四天四夜，使火车中断一百多小时，因而被学校当局勒令退学。她父母都是学生爱国运动的热情支持者，学生在她家开会，她母亲不惜冷淡上帝而为卧轨学生送水送饭。翌年春，曾克在楚图南、罗绳武、冯素陶等老师的帮助下到上海江湾私立“腾佩福幼园”担任保教员，同时参加上海共产党文委的外围组织“上海职业妇女俱乐部”，井在法租界萨菩赛小学当代课老师。1937年考入上海大夏大学教育先修班，同年“八·一三”上海抗日战事爆发后，她参加了大夏大学地下党组织的“大世界难民收容所”的服务工作，不久她回到河南大学借读，同时投入开封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参加学生演剧队，同大夏大学的同学柯岗和黎辛创办救亡刊物《争存》半月刊。
　　卢沟桥的抗日炮声，是一个民族的伟大召唤。在父母的支持下，曾克和妹妹曾兰分别离开了家，满腔热情地参加了革命工作。曾克先后在魏伯组织的河南学生救亡演剧队，接着即投入有共产党活动的国民党部队从事民众工作，随部队开赴抗日前线。东北军181师学兵队和第五战区臧克家组织的文化工作团从分文艺宣传。这期间，她结识了东北作家于黑J－。于黑了当时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战乱中与妻子在上海分手，失去了联系。曾克与他因在工作和生活中彼此产生了感情而同居。1938年，他们一同到武汉，在李辉英等作家的帮助下开始发表和出版作品。她的处女作散文《战斗的心曲》就发表在武汉《大公报》副刊“战线”上，接着出版中篇报告文学《在汤阴火线》。
　　这部报告文学受到文艺界的好评，茅盾在《文艺阵地》上以笔名“玄”发表评论并热情推荐：
　　在《中华儿女》中，我们已经看见勇敢的女性怎样在炮火的硝烟下工作；现在我们又看到另一个战区里勇敢的女性的剪影了。这本《在汤阴火线》就是那一群勇敢的女性的工作的记录，作者曾克也就是这一群中的一个。
　　　……这里充满了为民族自由解放而战斗者的奋发而愉快的面影。……那一种紧张、热烈、愉快的空气，构成了壮丽的场面。
　　　这本书的特色是充满了：对于胜利有确信，对于工作有热情的，一群青年们的，活泼兴奋倔强愉快的笑声。
　　《在汤阴火线上》集中描述了“捉汉奸”、“包饺子”和“美人计”三个故事。作品表现了战士和老百姓情同手足同仇敌代的爱国精神。作品写得相当细腻：除夕，妇女队长赵大嫂带领全村妇女紧张地包饺子，送到战壕慰劳前方战士。当敌人进犯时，战士们嘴里的饺子还没有咽下便冲向敌人。一个小战士牺牲了，当人们把他抬回来时，发现他的口袋里还有咬过一口的饺子。这是十分感人的精彩情节。一个是妇女，一个是战士，他们，也就是全中国人们，都有一种精神，这是不可征服的伟大精神。
　　不久，曾克又创作了另一部七万余字的中篇报告文学《在战斗中》（1940年连载于重庆的《妇女生活》，个别篇章刊于茅盾主编的香港《文艺阵地》）。这部纪实作品是作者跟随部队踏遍河南战区十几个县的所见所闻所思的结果，所描写的对象除了抗日战士，还有普通民众，其中也有妇女、儿童，还有乡镇、矿山，所涉及的生活面相当广泛深入，写作上虽是更为自由、灵活，但字里行间则由许多故事为经贯穿全篇。这部报告文学当然主要表现军民英勇杀敌，视死如归，把同敌人你死我活的战斗视为“闪光的梦”，愿把青春献给保卫祖国的伟大事业的抗日故事；但也写行军途中冻饿病死的尸体及战争所制造的各种惨状和凄凉，也写厌战情绪和逃跑，写充满生命意识的生与死的挣扎，也有战斗中一些平常小事。总之，这些悲壮的平常的故事和描写，更多了一些亲切和真实。
　　高长虹在1940年3月31日《新蜀报》副刊“蜀道”第84期上以《新星》为题评介她的作品，称她是“少年作家”中最“少”的一个，他说：“我看到这些作品，觉得很惊奇，出乎意料地，这沙漠中的绿洲，却像是天生下来叫她写作的。”对她作品的艺术成就尤为赞赏，她的那些描写“十分灵活”，“不是报告文学的写法，已经是一种艺术的写法了。”在描写人物方面，她“用很少的几笔画出人物的姿态、性格来”。
　　1939年到重庆，参加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并任教于私立复旦中学，参加文艺界、中苏友好协会、东北流亡总会的抗日宣传活动，为“上海孩子剧团”的团员补习文化课。在两三年的时间里，她在武汉、重庆和香港的《妇女生活》、《自由中国》、《抗战文艺》、《大公报》、《文学月报》、《新蜀报》、《文艺阵地》等报刊发表小说、报告文学及话剧计三十多万字。创作上她虽是最初的尝试，却是十分成功的，形成影响，颇为当时文坛所关注。

      3352.曾克革命道路
　  1940年冬，经周恩来、邓颖超介绍，她与于黑丁一同奔赴延安，在延安文艺界抗敌协会从事专业创作。1942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这使她明确了作家创作的目的性，从此再没有离开过战斗生活；同年6月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曾克喜欢现实主义作品，因此她所接触的作品多是一些具有强烈人民意识的作家的作品，并受其影响。曾克说：“我喜欢杜甫、白居易的诗，曹雪芹的《红楼梦》、施耐庵的《水浒传》、蒲松龄的《聊斋》、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祝福》等小说，茅盾的《子夜》、《林家铺子》、《春蚕》，郭沫若的《棠棣之花》，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柯仲平的《海夜歌声》，以及外国作家高尔基的《母亲》、《我的童年》、《我的大学》等作品并深受其影响。这大概同我的气质和我在文学上的追求有关。”
　　到延安之后，曾克说，她和黑丁在生活、感情上不断发生不协调的矛盾。黑丁过于粗暴和易于激动的性格，以及在学习、工作方面的兴趣、要求越来越有差异，是他们分手的主要原因。曾克说：“作为两个写作者组成的家庭，生活里应该随时议人生，淡写作，交流感情，但黑丁缺少这些。他总是忙忙碌碌，一天难得说上几句话。”曾克性格开朗，善于接受新事物，参加各种文艺活动，利用一切业余时间从事写作；她的这些生活都不为黑了理解和接受，以致于引起无端的猜疑和忌妒，有时甚至无理智地撕掉她的文稿（这对一个作家来说，大概是最不能容忍的），甚而还动手动脚，严重伤害了曾克的自尊和事业心。黑了虽然是一位有影响的作家，但他未必就了解年轻妻子的心，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大男子主义，也许还在捉弄他，自由的新鲜空气他还感到陌生，不理解应当如何对待女人。这便导致这一对战火烽烟中相爱的夫妻未能走完人生的旅程。
　　日本的投降给每一个中国人展示了一条新的大道。曾克和黑了一起奔赴晋冀鲁豫太行山根据地。使曾克心仪已久的新生活，正微笑着向她招手。她独自带着孩子和自尊，到基层人民中生活和写作。在太行，她任晋冀鲁豫文联理事、《北方杂志》编委，还到北方大学文学系宣讲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的精神。当时曾克仍以深入生活为主，仍然从事专业创作，骑着小毛驴，带着孩子，一头扎进太行腹心地区左权、武乡、长治、邢台等地，和工农兵群众一起迎解放，搞土改，保卫胜利果实。火热的斗争生活，使她的创作格外活跃，那几年的创作结集为《新生命的检阅》，但未能出版，后来又辑为小说结集《新人》、散文结集《光荣的人们》出版，这是她明确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之后的成果。用她自己的话说：“我的文学创作，应该说是从这时候才算真正开始的。”（《新人·编后记》）
　　《新人》共辑短篇小说八篇，作者形象地再现了抗日战争中太行山根据地各方面的伟大斗争。这些故事，有的描写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太行山群众与敌人进行尖锐复杂艰苦的斗争，有的表现军民粉碎敌人频繁而疯狂残忍的扫荡及建立巩固的抗日民主政权、发展人民武装和坚持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作为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的历史记录，这些文字的价值不可低估。其中短篇小说《掩护》和《爱》都是优秀之作。《光荣的人们》是新社会的颂歌——“……再也见不到挨冷受饿和没有工做的人。大家都在用劳动养育自己，用手创造自己的幸福。千年来压迫人和寄生的剥削阶级，受到了制裁，广大的工农劳动大众抬起了头、人类纯良的本质，高度的同志的友爱，沸腾的领导热情，是这社会的基本内容。仇恨只用在对付破坏这新生活的进犯者。眼泪虽然还会在最欢乐的时候进射出来，那也只是过去受难的即将消逝的影于。这儿人民走出贫穷、封建和愚昧，残废者各尽所能，组织起来互助的工作，连监狱都成了学校。”曾克在这里所描写的，正是这本书里的光明主题，是人民朴素的理想，是日后我们这块土地上的美丽风景——一个新社会的蓝图。

      3353.曾克在解放战争
　　抗日战争的胜利，没有给中国这块苦难的土地带来最后的和平，中国人自己还得来一次你死我活的最后较量。1947年春——解放战争进入大反攻的前夜，曾克正式参加野战军，在野战军新华总社任随军记者，跟着刘（伯承）邓（小平）大军南正北战，在战士的行列中和行军、作战及大小会议上，都经常可以看到她的身影。同年夏，刘邓大军接受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要执行挺进大别山的反攻任务，部队决定，除了卫生部门和文工团的女战士外，女同志一律不参加南征。而这时已是一位母亲的曾克焦急万分，月夜向刘邓亲自请战，而终被获准，一时成为部队的美谈。
　　在跃进千里无后方的大进军中，曾克和野战军部队一起，冒着飞机的轰炸扫射，爬险山，涉恶水，终于进入大别山，她积极投入重建根据地的斗争，担任土改工作队队长，到岳西县二区发动群众，支援野战军。这时，她创作了著名的报告文学《挺进大别山》。茅盾对这部作品予以充分的肯定。他在该书序文《读〈挺进大别山〉》中说：“严格说来，《挺进大别山》这集子内的各篇，还不是短篇小说，而是一种速写，或报道。正如作者在《前记》中所白：‘这些东西，都是时间性较强的新闻，由于当时交通阻隔，发稿困难，而只将它简单地随时记下来，现在仅仅是想做为材料保存起来。’然而正因为是‘随时记录下来’的，所以有一种新鲜活泼的气韵保存在字里行间，现在读起来，神味仍然是隽永的。”这本集子包括六组速写，综合来读，可以“看到挺进大别山这一伟大的英勇的进军的轮廓”。在各篇中，茅盾喜欢《送别》、《沙原上》、《史玉伦同志永垂不朽》、《突击》、《我认识的第一个营长》、《过涡河》、《陈锡联司令员会见了妈妈》等，这些篇章里的人物虽然还是一种素描，一个剪影，“可是很生动，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这里也时常有小段的风景描写，周围人物的衬托，也颇轻灵可爱。应当特别指出的，是这些‘涉笔偶感’的风景描写大抵是能够和人物的行动有机的联系起来，换言之，作者并不是为了要给人物找衬托这才描写风景的，更不是为写风景而写风景，——风景和人物相当地做到了‘血肉相关’。”
　　之后，曾克便又投入淮海战役、渡长江战役，解放大西南，亲眼目睹和参加了解放战争的全过程，成为军内军外闻名遐迩的战士作家。
　　1949年9月，在共和国成立前夕，曾克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参加全国第一届政协会、文代会，被选为全国文联委员和全国文协（即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在极端艰险的战斗岁月里，除了信念、战友和群众的帮助与鼓励，与河南同乡、上海大夏大学同学——第二野战军新华社记者柯岗在战争空隙的短暂相聚，总是互相鼓励，彼此关怀，时时提醒记者的责任，询问笔耕的收获。于是，一种特殊的历史背景，把他们从友情、同志之情中拉了出来，送他们踏上爱情之路。柯岗在一首《夏日的清晨》一诗里说：
　　　　　　　这花朵样的夏日的清晨
　　　　　　　我出发到火线
　　　　　　　朝阳把东方的浮云镶着金边
　　　　　　　有小雀飞过开满红花的石榴树
　　　　　　　把晶亮的露珠落进怒放着的花心。
　　　　　　　淡色而修长的路
　　　　　　　从我家门前劈开了熟透的麦田
　　　　　　　直伸向老远老远的地方
　　　　　　　那里有炮火激响。
　　　　　　　我的马背好了鞍子挂在路旁
　　　　　　　它心急地吹着鼻子
　　　　　　　敲着前蹄。
　　　　　　　我是刘伯承将军的老战士
　　　　　　　我曾经跟着他把日本强盗杀死
　　　　　　　我必须跟着他打倒卖国贼
　　　　　　　我跟着他习惯了胜利。
　　　　　　　我懂得胜利的诗要用英雄的血来铸成
　　　　　　　我懂得那诗里要有自己的血
　　　　　　　我的亲属、爱人和朋友就更光彩。
　　　　　　　现在我要出发到火线
　　　　　　　再有一分钟我就跃马扬鞭
　　　　　　　我的美丽的夏日的清晨
　　　　　　　将被我保护得更美丽
　　　　　　　我的嫣红的花要为我怒放到凯旋……
　　这首感人的诗，和那些爱呀恨呀的爱情诗不同。这是一个战士扑向枪林弹雨前向自己亲人的表白。关于这首诗，曾克对我说：“这首诗是1947年夏天柯岗在平原到前线之前写给我的。当时我们并没有结婚，也没有想到结婚。因为何岗也是已婚的人，他妻子是我最知己的同学，因此，虽是血与火的战争岁月，也不可能失去理智。但我们很明显地彼此相爱着，因此他才将这诗给我。”直至1950年，曾克与黑丁的感情疏远了，柯岗妻子的感情也转移了，他们才正式结婚。曾克在给我的信里说：“我和柯岗从相爱到共同生活，虽然坎坷多难、分离时间多，但通信却少。就是那些不多一些信件，也在文革十年中毁掉，所能珍藏的只有他写给我的这两首诗。”曾克所说的两首诗中的另一首诗，就是1952年5月柯岗从西藏高原归川途中遇雀儿山雪崩路断滞留德格，偶见白发丛生，拔除三株，置于云南昆明花都寄来之红花袋内，信手自题，藉记心痕的《雪山情思》：
　　　红花白发共一包，春霄酷寒情梦扰，雪崩路断行不得，冰封三月音信杏；边疆雀懒误家书，寄语万里阳关道，遥祝花都春长在，五月高原花开少；形影憔悴思情浓，扬骨天涯爱难消，卫国爱家生命任，云端峭峰人可到；夜间孩啼唤爹娘，惊魂白发似秋草，
　　且将白发件红花，红花白发慰寂寥；关山重重自题心，心随冷月上树梢，但愿冷月识真情，抛寄我心莫辞劳。
　　这诗的字里行间仍然是战士的浩荡情怀，虽然更多了些亲情。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开展西南地区的文艺工作，曾克转业到地方；自1950年至1978年，先后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及重庆市文联副主席、全国文联委员和中国作家协会一二三届理事、四川省文联和作家协会副主席及云南省文联副主席。她在担任党和文艺行政领导工作中利用一切机会到工厂、边疆、海防部队深入生活，创作了不少反映工农兵生活的作品。同时又完成一些对外文化交流的任务。

      3354.曾克在文革
　　像许多作家那样，文化大革命给她一家带来的是灾难。柯岗无辜地遭受四人帮的逮捕和杀害（未遂），虽然反动派的阴谋未能得逞，但柯岗留下了严重的残疾，尤其给他们一家人的精神上留下了不可治愈的创伤。曾克的全部作品遭禁，书的封面上统统用大黑笔涂写着“黑书，禁阅！”的字样，写作更是寻找不到那份自由和空间。由于他们的爱情是建立在理想、事业、信任、理解的基础上的，所以，他们才经得住生死的考验。曾克说：“我们生死相依，风雨同舟，四十多年来，经历了许多坎河和生离比别的痉和考验。也许，这就是人生。
　　1978年，雨过天晴，春满人间，这是曾克调到北京，担任中央恢复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领导小组党组成员。参加中央军委组织的《刘伯承传记》编写工作，任中国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中国延安文艺学会副会长、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关心下一代艺术委员会顾问及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和《中国风》杂志社长、主编。
　　几十年的创作生涯中，曾克用自己对国家、民族的赤诚个和汗水，辛勤耕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成绩。自1938年以来，她先后出版了报告文学《在汤阴火线上》（1938年，武汉上海杂志公司）、《铁树开了花》（1950年，天下图书公司）、《光荣的人们》（1950年，上海杂志出版社）、《走向前线》（同上）、《挺进大别山》（1950年，华中新华书店）、《计划及其它》（1954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挺进大别山》（新版；1995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小说集《边疆》（与柯岗合著；1954年，中国青年出版社）、《新人》（1955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一同成长》（与柯岗合著；1957年，作家出版社）、《前仆后继》（1963年，辽宁文艺出版社）、《第十四个儿子》（1980年，云南人民出版社），散文集《因为我们是幸福的》（与柯岗合著；1951年，重庆人民出版社）、《遥寄祖国的孩子们》（195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曾克散文选》（1979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水晶般的心》（1993年，新华出版社）及电影文学剧本《中央突破》（与何岗合著；1978年，陕西人民出版社），主编大型回忆录《春华秋实——开封北仓女中回忆录》，还与柯岗、薛洪兴合编《刘伯承中原逐鹿》（1983年，解放军出版社），《刘伯承传》也已出版。她的作品先后被收入《英雄谱》（1954年，重庆人民出版社）、《解放区短篇小说选（1942一1949）》（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短篇小说选（1949—1979）》（同上）、当代女作家作品选》（1980年，花城出版社）、《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1919—1949）》（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二辑第七分册；1982年，长江文艺出版社）、《中国现代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延安文艺丛书》（“报告文学卷”、“小说卷”、“散文卷”；1984年，湖南人民出版社）、《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一1966）》（1989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小说编”、“报告文学编”、“散文杂文编”；1992年，重庆出版社）、《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文库》（“红杜鹃”卷；1995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等近四十来种文学选本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