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小常识

      3303.唐湜诗歌风格
      有论者评唐湜新诗曰：“诗人尤为擅长抒情，或柔美婉约，或缠绵悱恻，无不诗意葱茏，那温柔的色调、舒缓的节奏、唯美的辞藻所营造的意境，令人深深陶醉。……唐湜之诗，题材广泛、情理交融、清新隽永，处处体现着对人生的终极关怀。即使是有关人生苦难的题材，也总能做到哀而不伤，并力求超脱于平庸惨淡的生活，从而给人以愉快、纯洁、静穆之感。现代社会，人类为追逐名利而渐渐远离自然，失去了可以归宿的家园。但唐老的诗篇，清新典雅，不染俗尘，给人以回归大自然之感。……唐湜之诗，形式典雅、语言质朴、意象生动，篇篇散发着浓郁的古典气息。古典诗论强调‘物我交融’或‘心物两契’，……其中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乃至于无分彼此、浑然一体之境。唐湜深得古典诗词之旨趣，却不喜古诗格律之束缚。……从来不愿墨守成规。毕其一生，唐老都在追求一种完美的诗艺——意境上质朴空灵，形式上自由奔放。”
     《唐湜诗卷》写的序言中对唐湜诗歌的评论，可以算是对唐湜诗歌最恰切最专业的评价“他处于如此艰难困厄之境，而所写的诗歌作品里，却常常充盈着的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对真善美的弘扬，对民间传说中坚贞爱情的赞美，对历史上民族战争中英雄人物的歌颂，以及对诗友的缅怀，对幻美的追踪……甚至时时有欢乐、处处有阳光！……他实际上是以诗美的凝华来对应现实的丑陋，以对缪斯的忠诚来藐视命运的播弄，以精神的高昂来抗议人间的不公！他的人格是正直的，但他的申诉却是通过诗美的追踪向人世发出的一道折射！他的所有痛苦、悲凄、怨愤、焦虑与郁结，都经历了过滤，发生了嬗变，进行了纯化，因而升华为欢乐、温煦、缱绻、梦幻、宏伟和壮烈！他作为美的宗教的信徒，超脱了命运赐给的苦难，实现了灵魂的飞升！”“‘他的一切都没有腐朽，只是遭受了大海的变易，化成了富丽新奇的东西’（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爱丽儿的歌）。这就是‘唐湜现象’的终极含义。”

      3304.唐湜评价
      诗人、原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屠岸的“沉冤廿载，硬骨铮铮不屈；斯人远去，诗卷煌煌不朽”的挽联充分体现出对唐湜的高度评价。屠岸认为唐湜一生没有离开艺术，即使在错划成右派和“文革”逆境中，他还写出了代表作叙事长诗《划手周鹿的爱与死》、《海陵王》以及大部分十四行诗《幻美之旅》以及大量的诗论。屠岸说：“唐湜最让人感动和佩服的就是他沦落底层仍写诗不倦的坚持。”“唐湜是当年九叶派诗人中，遭遇最为坎坷的一个。然而最让人感动的是，他并没有被这种苦难所打倒，他的创作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有了新的内涵。从那时候开始，他的诗歌有很大一部分以瓯江文化为主题，瓯江一带的风俗、民情、传说和历史故事都成为了他诗歌中所表现的内容。从这些诗歌中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他对生活充满热爱，对民间传说中的爱情由衷的赞美，以及对所有美好事物的喜爱。他诗歌里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对真、善、美的歌颂让人甚至不会让人相信在这些美好诗歌的背后，却实际上是一个经过无数挫折，甚至要靠艰苦的劳力劳动来维持一家生活的备受苦难的人。只要我们认真地去阅读他的诗歌，就会感受到在这些充满阳光。毫无悲伤的诗歌中，他用这种美好来代替苦难，曲折展现生活中现实的一切。”
     “他不是一个精明的人，他和世俗格格不入，他是天才，天性如此，他从小最喜欢的事就是就躺在树阴下读书，所以他才走上文学创作这条路。他很爱惜时间，很努力。他的一生是不平凡的一生，他没有白过”。唐绚中这样评价她的父亲。

      3305.唐湜诗评观
      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唐湜是一个不大被人提及的名字，但他确实是一位有才华的批评家，他在批评上极有抱负：“我那时企慕着刘西渭先生的翩然风度，胡风先生的沉雄气魄与钱钟书先生的修养，但我更企望在他们之间有一次浑然的合流。”应该说唐湜曾非常接近这一目标。钱钟书先生曾称赞唐湜的批评“能继刘西渭先生的《咀华》而起，而有‘青出于蓝’之概！”
      唐湜正式登上评坛是在1947年。这一年，《文艺复兴》杂志3卷1期发表了唐湜的批评文章《伍子胥》。文章认为：“在中国的古老传说里，伍子胥的故事原就有过一些绚烂的浪漫色彩，经诗人冯至的手，加上了现代主义的诗情，尤其是意识流或内心情绪的渲染，就成了一个完整而透明的诗的果子。”这样赞赏一篇小说的“现代主义诗情”，在当时较为罕见。唐湜不仅在九叶派诗中看到了现代主义的倾向，还在七月派诗中也看到了现代主义倾向，唐湜将他们并称为“诗的新生代”，认为以穆旦、杜运燮为代表的诗人是一群自觉的现代主义者，艾略特与奥登、史班德们是他们的私淑者，而以绿原为代表的七月派诗人，由于私淑着鲁迅先生的尼采主义的精神风格，不自觉地也走向了诗的现代化的道路。
      唐湜坚持现代主义立场，并把现代主义观念运用于文学批评之中。他的批评不仅填补了四十年代现代主义批评的空白，而且代表着四十年代现代主义批评的水准。就批评模式而言，唐湜继承的是李健吾式的印象批评，但又有所不同。印象批评强调批评家对批评对象的主观感受，宣称“我所批评的只是我自己”；唐湜的批评中也有主观感受，但其志不在表现自己，而在贴近对象。由于具有丰富的现代主义诗歌创作实践以及由此带来的细腻的艺术感受能力，他的批评显得不“隔”，他能发现批评对象的长处，也能指出他们存在的问题。加以在批评时总是在作者的风格里沉潜观赏，往复漫游，便往往能把握对象的特征，入“心”三分。比如唐湜感受到穆旦“受难者的气质”，感受到陈敬容诗作中“男性气息与女性风格的融合”。这些感受都得到了研究界和批评对象的认同。他感受到杜运燮诗作意象丰富，但同时也发现作者对繁复题材处理“力不从心”，部分诗作显得“虎头蛇尾”。他对这些具体诗艺的探讨，是非常内行的。
      虽然唐湜并未完全实现他在批评上的理想，但他通过文学批评，参与了四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歌的运作，发展了现代主义诗歌批评理论，在批评史上还是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3306.唐湜影响
      中国的新诗从40年代后逐渐形成两大流派，一是以胡风为首的“七月派”，一是如今的“九叶派”。唐湜是为“九叶诗派”夺得“当今十四行诗人冠冕”的第一人。在《中国十四行诗选》中，唐湜的诗选入43首，篇数为入选诗人之首。作为一个忠实于艺术的精灵，唐湜曾在诗坛上放过光芒，也曾从诗坛消失过20多年。在粉碎“四人帮”后人们才又频频听到他柔曼的芦笛声。唐湜先生再度崛起，引起了文坛的注目，他的大起大落的坎坷生涯和他在苦难中创作的大量诗篇，被文坛称之为“奇异的心理现象”。
      作为诗人，唐湜在诗歌创作上的贡献除了贯穿其一生的抒情诗之外，其十四行诗和叙事诗写作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看在中国新诗史上都有重要的影响；作为评论家，他在上个世纪40年代对冯至、穆旦、汪曾祺所作的评论至今仍不断为文学史家和评论家们所引证。1950年，钱钟书就称赞他的评论“能继刘西渭学长的《咀华》而起，而有‘青出于蓝’之概!”（刘西渭即李健吾，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咀华集》是他代表性的评论集）而现在，北京大学著名教授谢冕、钱理群、孙玉石等对其的评论都甚为推崇。对于唐湜的文学成就，当前中国高校最有影响力的两本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材———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等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和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均有相当篇幅的介绍；诗歌理论刊物《诗探索》在近年两次为开辟唐湜研究专辑。作为温州的文坛耆宿，他写了大量以温州为题材的南方风土故事诗，其中以进入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专节讲述的《划手周鹿之歌》最为著名，而晚年写作的长诗《东瓯王之歌》则称得上是关于温州的“史诗”。

      3307.《沉钟》
      让我沉默于时空，如古寺锈绿的洪钟，负驮三千载沉重，听窗外风雨匆匆；
      把波澜掷给大海，把无垠还诸苍穹，我是沉寂的洪钟，沉寂如蓝色凝冻；
      生命脱蒂于苦痛，苦痛任死寂煎烘，我是锈绿的洪钟，收容八方的野风！

      3308.《沉钟》作者
      袁可嘉，浙江慈溪人。民盟成员。1946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外国语文系英国语言文学专业。历任北京大学西语系助教，中共中央宣传部毛泽东选集英译室翻译，外文出版社翻译，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文学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1941年开始发表作品。196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专著《西方现代派文学概论》、《现代派论英美诗论》、《论新诗现代化》、《半个世纪的脚印——袁可嘉文选》，主编《欧美现代十大流派诗选》、《现代主义文学研究》等。

      3309.袁可嘉人生经历
      中学时**始写新诗，1938年在《大公报》副刊上发表第一篇诗作《我们是黎明边缘的轻骑兵》，歌颂了抗战中的勇士。1941年考入西南联大外文系，求学期间将徐志摩等人的新诗用英文译介到国外。1946年大学毕业，任教于北京大学西语系，常在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益世报·文学周刊》、上海《文学杂志》、《诗创造》、《中国新诗》上发表诗作，这些诗歌继承了我国民族诗歌和新诗的优秀传统，借鉴了现代欧美诗歌的某些手法。与穆旦等人在诗歌理论和艺术表现手法见解相同，形成了风格特具的诗歌流派“九叶派”。
      解放后参加《毛泽东选集》的英译工作，1957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从事英美诗歌和文论的研究工作。多年来致力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宏观研究。80年代初赴美国教授“中国新诗”和“英美诗歌在中国”等课。学术成果收入《现代派论·英美诗论》等书。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外文系教授，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他的诗被广为流传，他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是上世纪80年代“文革”结束后第一代大学生人手一本的必备书。作为翻译家的他，用心传递着诠释灵魂的艺术，在当时的中国，被看作是思想启蒙。
      2008年11月8日晚，这个曾影响过一个时代审美情感的老人走了。著名诗人、翻译家袁可嘉在美国安详地走完了87年的人生路。

      3310.袁可嘉九叶派
      1948年的诗坛，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九叶派”的正式亮相，当然那个时候还不叫这个名字。由于曹辛之与臧克家组成星群社在艺术观点上的分歧，他与诗作风格相近的辛笛、陈敬容、唐祈、唐湜等人创办了《中国新诗》月刊，并与已经从昆明的西南联大回到北京、天津的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等人取得联系，形成了一个新的诗歌流派———“中国新诗派”。
      经历了“文革”的禁锢，1979年之后，整个国内空气缓和，大家都很活跃，郑敏也重新开始写诗，第一首诗名为《有你在我身边———诗呵，我又找到了你》。有一天她接到唐祈的来信，约她和杜运燮、袁可嘉、上海的王辛笛、唐　、陈敬容，到曹辛之家见面。袁可嘉是郑敏的同学，但没什么来往。而其他人，其实郑敏也是第一次见到他们，大都以前只知道名字而已。
      当时大家都感觉，二战以后那些前沿的思想都是通过诗歌反映出来的，而现在的诗歌虽然有很多创新，但也忘记了以前创作时的一些好的经验。曹辛之于是倡导说，我们应该把四十年代中国的诗歌结成集给年轻人看看，给他们一些参考。曹辛之、郑敏这些诗人都是在四十年代的时候在《大公报》发表诗歌的，还被说成是南北才子围绕沈从文这个大粪坑转。曹辛之说，我们是不是起个名字？资格最老的王辛笛就说：“我们知道自己的位置，我们不是鲜花，就做一点绿叶吧，九个人就九叶吧。”
      于是他们每个人都挑选出几首自己40年代创作的诗，出版了《九叶集》 ，之后他们也就被大家称为“九叶派”诗人了。其实他们这个所谓的“九叶派”组织非常松散，《九叶集》之后大家还是各自忙碌。而今九叶已经凋零了八叶，只剩下郑敏了。

      3311.袁可嘉中国现代主义启蒙人物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国新诗辉煌的年代。西方的现代主义诗人艾略特、里尔克、瓦雷里、奥顿如跨洋之鱼游进了中国诗海，闻一多、戴望舒、卞之琳、冯至从他们那里得到启发借鉴。袁可嘉以及与他志同道合的“九叶派”诗人们，是这个时期将中西诗交融的杰出代表。当年他一手写诗、译诗，一手写诗歌评论，为中国现代主义新诗披荆斩棘，摇旗呐喊。通过他对西方现代派文学进行的开拓性翻译与研究，不但为中国作家和诗人的创作提供了新的视野，而且促进了当时人们的思想解放。在被禁锢了多年以后，有些人对他热心介绍外国现代派曾经表示过不理解、不支持，甚至冷嘲热讽，但他并不气馁，依然研究不止，笔耕不辍。他被认为是在中国新诗和西方现代派文学交融借鉴过程中，介绍最早、成果最多、影响最大的中国学者之一。

      3312.袁可嘉翻译成就
      袁可嘉先生的译诗是融翻译家、诗人和评论家三者神韵为一体的神奇结合。首先他的选题有批评家的眼光，他不是仅为翻译搞翻译，而是针对中国文坛的实际与需要，为我国文化建设引进可资借鉴的外国经验。例如，20世纪50年代他下放劳动，译苏格兰农民诗人彭斯；改革开放的80年代译美国歌谣和西方现代派等等。其次他是西方文学研究的大家，他的翻译与研究并举，准确传神。再次他本是位诗人，诗人手下别有炉锤，如他所译彭斯的《新年早晨老农向老马麦琪致辞》，诗中老马的奉献与晚年憔悴形象，以及老农的体贴入微和感恩之情，在中文译诗里同样跃然而出。美国诗人弗罗斯特说过：“诗在翻译中丢失”，但袁可嘉译诗似乎丢失得很少。他说：“翻译诗歌不是一种不可能的传达方式，而是一种不完美的传达方式而已，翻译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一样，所追求的是要超越那不完美的境界。”如斯所言，他正是这样不懈地追求着。
      袁可嘉还对英诗汉译做了许多理论探索。他在《关于英诗汉译的几点随想》一文中，提醒译者在采用“顿”的方法来译格律诗时，要防止绝对化，切勿胶柱鼓瑟。他说：“我以为比较明智的办法是宽严有度，不作绝对化的追求，在影响译文流畅或风格表现时，宁可在形式上做点让步。”他告诫译诗者要避免两种做法：一是语言一般化，即“以平板的语言追踪原诗的字面，既不考虑一般诗歌语言的应有特点，也不照顾个别诗人的语言特色，结果既不能保护原诗的真正面貌，更谈不上传出原诗的神味。”二是语言的“民族化”，把外国诗歌汉译成整齐划一的中国五言、七言或者中国民歌，这样虽有诗意，但经常导致削足适履，矛盾重重。他举例说，“译的是美国歌谣，那又怎样把美国的民族性‘民族化’过来呢？如果硬要民族化，便是改成中国化的东西了，结果作品不伦不类，甚至庸俗化。”1986年他应邀去香港讲学，香港的记者问他：“译诗时，究竟有什么原则可跟随？又有什么地方要注意？”他回答说：“并没有什么特定的原则和标准，简单地说，就是忠实地把原文的精神、风格、内容传达过来。首先要明白是艺术性的翻译，不是技术性的，所以不是逐字逐句地译过来就算。一切要看对象。”要达到袁可嘉所说的艺术性的翻译，需要天分与勤奋长久合力而成，如荀子曰：“真积力久则入。”一般人难以企及，而袁可嘉先生可谓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