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小常识

      3114.《果园城记》作者
      师陀（1910-1986），河南祝县人。1921年高中毕业后赴北平谋生。九一八事变发生，即参加反帝大同盟，进行救亡宣传工作。最初的小说《请愿正篇》，发表于《北斗》。1932年与汪金丁等创办文学杂志《尖锐》。他第一个短篇小说集《谷》，1937年因艺术风格独特而获《大公报》文艺奖金。
　　1936年秋，从北平到上海。不久抗日战争爆发，遂长期蛰居于日军占领的上海。1941年至1947年，任苏联上海广播电台文学编辑。《果园城记》的大部分写于这个期间。他还写有长篇小说《结婚》等。1946年后相继任过上海戏剧学校教员、上海文华电影制片公司特约编辑，写过电影剧本。
　　建国以后，他历任上海出版公司总编辑、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编剧，到河南、山东、东北各地访问，写下的作品主要收入《石匠》集中。1957年 后一直是作协上海分会专业作家。60年代初期，曾专注于历史小说和历史剧的创作，发表了剧本《西门豹》、《伐竹记》和小说《西门豹的遭遇》等，颇得好评。

      3115.师陀创作经历
　　1936年师陀由北平到上海，写下了以战时上海为背景的长篇小说《结婚》和散文集《上海手札》。这两部作品尽管文体不同，但都给我们展现了一个经济凋敝、满目疮痍、贫富悬殊、底层人艰难求生的上海景象。
　　长篇小说《结婚》以中学历史教员胡去恶为主线，展现了1941年珍珠港事件前后的上海洋场社会。胡去恶是封建大家庭的庶子，为能与恋人结婚，他用自己的两本书稿做抵押向富家子弟田国宝借了一万元，让在股票公司做事的花花公子钱亨帮其炒股；其间，胡去恶迷上了为报复表哥钱亨而主动向其示好的上海小姐田国秀，疏远了昔日的恋人林佩芳。然而最终，钱亨吞没了去恶的款子，两部书稿也被田国宝书名出版。为摆脱困境，去恶欲与田国秀结婚，反被骂他这个穷鬼不配。精神崩溃的去恶在幻灭中持刀伏杀了钱亨，自己也被巡警开枪射死。
　　在这部小说中，师陀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用大量的篇幅刻写了上海带给胡去恶这个小人物的孤独感、自卑感。胡去恶是一个普通的中学历史教员——在上海这是一个受人鄙夷的职业--，薪水很低，他穿着寒酸（学生送他绰号“剃头师傅”），深感自卑。他对恋人佩芳真实地倾吐着自己强烈的自卑：“我自惭形秽，想起我的衣服是补缀过的，裤脚是补而不能再补的，不由我不将两臂夹紧，尽量缩小自己，使人家不看见我的丑样；我的脚也忽然害羞，似乎觉得它没有踩马路的资格。它应该钻进小胡同去，找个地缝躲起来。”与自卑相伴而生的是巨大的孤独感。当恋人佩芳一家离开上海---——在去恶看来“人山人海、红尘万丈”的大都市，胡去恶立刻陷入了孤独之中：“在几百万人的上海，他举目无亲，像条断缆的船，载浮载沉，被卷来卷去，他冷了，饿了，病了，死了，谁关心他？谁想得到他？”
　　胡去恶强烈的孤独感和自卑感是与上海的大都市生活方式紧密相联的。都市主义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众多来源广泛、背景复杂、没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聚集在都市的公共空间中，流动频繁，生活瞬息万变。1930年代，上海就已经有了相当多的百货大楼、咖啡馆、舞厅、公园、跑马场等象征现代都市文明的公共空间，上海的公共租界曾有四大百货公司——先施、永安、新新和大新，里面都设有舞厅、顶楼酒吧、咖啡馆、饭馆以及游乐场。这些公共空间所展现的是迥异于乡村生活的都市生活方式，其中所聚集的陌生人群会使初来乍到者倍感孤独——用西美尔的话说就是“人们在任何地方都感觉不到在大都市人群里感到的孤立和迷失”，去恶的孤独感、自卑感正是在上海的公共空间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在《结婚》这部小说中，“小天堂”咖啡馆、股票交易所、大东茶馆等象征现代都市文明的公共空间仿佛是师陀有意安排的胡去恶完成精神蜕变的重要环节。
　　首先是“小天堂”咖啡馆。这是钱亨第一次约胡去恶谈借债事宜的地方。同去的还有田国秀、黄美洲、“老处女”。去恶明显感到“他们”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话语空间，他感到了强烈的自卑和孤独，甚至觉得女招待仿佛只有对他十分傲慢，而对其他客人细心体贴得就像“医院里的看护”。在他不小心把茶水泼到了“老处女”的衣服上，“老处女”一阵怪罪，田国秀巧妙地替他解了围。这一寻常的举动却使在上海找不到归属感的胡去恶倍感亲切，田国秀也显得美丽了，感到她“其实是很美的，那种凄伤表情特别动人”。这与他初次见到的田国秀迥然不同——在胡去恶到田国宝家借钱第一次见到田国秀，曾认定田国秀“是个妖艳少妇，骨子里是呆板愚蠢。”正是田国秀使他丧失了戒备，心生感激，在上海仿佛找到了归属感，因而轻信钱亨等人，钻入了他们设好的骗局之中。尽管如此，这时他所想的仍是借钱投机，成功后和佩芳结婚。
　　其次是股票交易所。在小说中，这个股票交易所设施简陋、陈旧，但里面挤满了来投机的三教九流：旧式商人、银行职员、公司职员、无业游民、小姐、少奶奶、小报记者、戏子、艺术家、大学教授等。在这里，去恶的投机欲望被刺激起来，他不愿再去学校教书。在投机成功的想象中，他变得自大自负起来，认为“现在我也是上海市面上的人，说不定从今天起，就日月高升，发达起来”。他即刻开始瞧不起黄美州和“老处女”，认为他们“一个是被人抛弃的可怜鬼，一个是没人要的老女人。” 当钱亨告诉去恶帮他净赚了二百元时，他更是认同了金钱至上的生活观念，说：“钱真是好东西，有了钱便有了快乐”。在股票交易所，去恶的人生观念已经悄然起了变化，他投机的愿望已不再是结婚，而是自己的发达高升。
　　最后是“大东”茶馆。在这里，去恶已经不像在“小天堂”那么自卑拘谨了，他谈笑自如，多了几许自信，仿佛获得了“新生”。他自然地把手搭在钱亨肩上，说着客套话：“你想我敢不来？既约下你，还有张小姐，打可特黄，三位大贵客，你们肯赏脸，就算看得起我来了。管他刮黑风下雹子，我也不能爽约”。由这番话可以看出，去恶的交际语言已经很老练了。也是在“大东”，他觉得田国秀更加美丽了——“像只天鹅，高贵，娇艳，喷香，光彩照人”。在“大东”吃完饭后，去恶喝醉了，跟着钱亨等人去了舞厅。在这里，“醉”具有象征的含义，暗示着去恶精神的完全堕落，他沉醉在一厢情愿的幻想中，放弃了佩芳，恋上了田国秀。
　　咖啡馆、股票交易所、茶馆、舞厅这些公共空间作为上海现代都市文明的象征，一方面让主人公胡去恶觉得自卑、孤独，同时也是一种诱惑，刺激了他要融入这个都市的野心，这使他轻信于人、进入投机行业，并最终一无所有，毙命于上海街头。和左翼作家把西式公共空间处理成腐败的、色情的场所不同，师陀尽管对这些场所也无好感，但显然更为注重这些场所给在为生存而挣扎的小人物所带来的心理焦虑。
　　有意思的是，由于师陀在上海生活贫困，只去过股票号和舞厅。因此，师陀对这些空间的描绘是并非写实的，主观想象的色彩较为浓厚。
　　其实身处上海的师陀对胡去恶这个阶层的生活是熟悉的，而对钱亨等人这一阶层的生活是十分陌生的。他曾说过：“我尽管在上海住了好几年，对于上海的所谓上层社会并不了解，对于上海的‘下层社会’知道的也很少，只有中层社会，我接触的比较多点。”因此，师陀在小说中不惜以漫画式的夸张手法塑造钱亨等人物来表达他对上海的认识。黄美洲是个华侨子弟，年轻时家庭富有，人长得也英俊潇洒，又是博士，因此是很多女孩心目中的理想伴侣。他娶了校花，其后染上了梅毒而脸烂眼瞎，妻子跟给他治病的医生私奔了。他跟妻子打了五年官司，发誓要敲取十万元赔款，然后告他们通奸罪，让他们不能结婚。“老处女”，也就是张小姐，一个三十岁的女子，为了生存，不得不和瞎了眼睛的黄美洲整天混在一起。钱亨、田国秀则更是人性扭曲的表现。钱亨可以说是“吃软饭”的，和一个富婆勾搭在一起，用富婆给他的钱再去包养舞女。他在股票上失利，需要金钱，就和田国秀重归于好。摩登女郎田国秀是师陀表现上海的重要符号。她衣着时髦、思想空洞，本看不起寒酸的去恶，但为了报复钱亨却和去恶发生了恋爱关系。在师陀笔下，上海就是一个典型的“毁人炉”，其不仅使得胡去恶精神堕落失去自我，黄美洲、钱亨、田国秀等人同样也是它的牺牲品。可见，正是上海这个都市造就了这许多形形色色怪异的人，人性扭曲，道德沦丧，成为一个典型的“毁人炉”。师陀写于同时期的散文集《上海手札》则以纪实的方式书写着沦陷时期上海“毁人炉”的景象：一面是徘徊在街头的衣衫褴褛的流浪儿死在垃圾箱或马路旁边，生存在最底层的工人每天只有繁重的劳动如乡下的驴子，下层小知识分子为全家的生计而奔波：有的被一颗流弹结束了生命，有的把积蓄花光后铤而走险，一面是发国难财的商人奢华、安逸的生活，时髦的上海小姐仍然关心着高根鞋和香水。这真是一个“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世界！
　　师陀注重于对上海都市文化的批判，揭示人在上海这一“毁人炉”中的精神困境和人性变异，其笔下的上海图景是比较接近于鲁迅的（而师陀也确是鲁迅的敬仰者）。鲁迅多次用“上海秽区”、“恶浊之地”、“是非蜂起之乡”等明显贬义的词汇来表达他对1930年代上海的厌恶，认为上海这个商业发达的城市留给普通市民的路只有“爬”和“撞”，由于“爬”起来太辛苦，很多人只有去“撞”——“一个个发麻的腿还在抖着，就撞过去。这比爬要轻松得多，手也不必用力，膝盖也不必移动，只要横着身子，晃一晃，就撞过去。撞得好就是五十万元大洋，妻，财，子，禄都有了”。胡去恶就是一个受到诱惑盲目去“撞”的典型，但毕竟“撞”的成功可能性是很小的，上海最终毁灭掉了小人物胡去恶。
　　出于都市文化批判的需要，师陀的上海叙述依据整体化原则统一起来，上海的差异性、复杂性被掩盖了，仿佛是有意忽略了上海所代表的都市文明的现代性意义。这或许是因为由于战争的侵袭，上海确已破败不堪；或许是因为师陀是一个坚定的爱国反帝的知识者；但更深的原因在于师陀执着于“乡下人”的立场，对上海的都市文明持批判态度。师陀于1931年离开家乡赴北平，在北平生活了近五年后于1936年到达上海。抗日战争爆发后，师陀一直蛰居于“饿夫墓”里，靠担任苏联上海广播电台文学编辑和微薄的稿费生活，贫穷落寞，冷眼观察着上海的人情世态。师陀在内心深处对都市文化难于认同，他的作品强烈地批判着都市的黑暗与不公、以及都市文明对人性的扭曲与扼杀。在《结婚》、《上海手札》中，他揭示的是上海的贫富悬殊及金钱至上的生活观对各类人物人格的扭曲。但不可否认，上海对于师陀来说又是有一定吸引力的，否则他也不会直到解放后还呆在上海。可以说，上海的移民文化所具有的多元性、开放性、兼容性、现代性又在某种程度上吸引着他和众多的知识者。
　　在师陀对上海否定性表现的背后，潜在着一种乡土情结。尽管师陀对在封建宗法制度控制下的乡村的落后、愚昧、迷信持否定态度，但是在潜意识中，师陀仍然倾心于一种恬淡自然的生活。他在上海写下的《果园城记》中，表现出了温柔细腻的恋乡情愫以及对乡土生活的眷恋。他笔下的果园城是那么恬静、美丽：“累累的果实映了肥厚的绿油油的叶子，耀眼的像无数小小的粉脸，向阳的一部分看起来比搽了胭脂还要娇艳。” 如若不是对故乡有着深厚的情愫，很难写就这样富于诗情的句子。在《结婚》中，师陀借主人公胡去恶之口也为我们勾勒出一幅美丽的乡村生活的画面：“傍晚，你弟弟这一天应做的功课完了，你父亲也把小铺关起来，他们带着水桶锄铲，和你母亲倒园子里掘土下种。礼拜天你们整天团聚，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园子里。园子里只听见你们一家快活的喊声嚷声笑声，原来你和弟弟到后面小河里抬水，因为不小心，水溅了你一脚，再不然就是他拿知了或小虫把你吓一大跳。接着你们累了，该休息了，你坐在树底下看莎士比亚，鸽子便安闲地落在你前面不远的地上。”这静谧诗意的乡村生活和喧嚣混乱、奢靡浮华的上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去恶的恋人“佩芳”，在小说中她代表着安静的乡土生活。耐人寻味的是，“佩芳”曾是师陀的笔名。由此，似乎也可以见出师陀对乡土的那种依恋。但美好的乡土生活并没有成为胡去恶抵抗上海的顽强堡垒，他最终放弃了佩芳而恋上了田国秀。在上海强大的都市漩涡中，“佩芳”显得那样脆弱，不堪一击。这其中包含着师陀对乡土的认知：现代大都市的发展已经使乡村成为社会的边缘，乡村的落后与静滞也决定了其无法与强大的都市文化相对抗。
　　师陀的上海叙事既有经验的成分，也有想象的成分，是符合于他对都市文化的整体认识的。他批判乡土文化的武器是西方的现代文明，但他身处象征着西方现代都市文明的上海，又看到了这种现代都市文明对人性的扭曲与异化。这使师陀进入了双重的危机和矛盾，既不能认同现代都市，也无法认同自己原本所属的乡土，因此心灵的漂泊和无所依托成为必然。这也代表了那一代知识者的精神宿命。

      3116.师陀著作书目
　　《谷》(短篇小说集)1936，文生
　　《里门拾记》(短篇小说集)1937，文生
　　《黄花苔》(散文集)1937，良友
　　《落日光》(短篇小说集)1927，开明
　　《野鸟集》(短篇小说集)1938，文生
　　《江湖集》(散文集)1938，开明
　　《无名氏》(短篇小说集)1939，文生
　　《看人集》(散文集)1939，开明
　　《上海手杞》(散文集)1941，文生
　　《无望村的馆主》(中篇小说)1941，开明
　　《果园城记》(短篇小说集)1946，上海出版公司
　　《结婚》(长篇小说)1947，晨光
　　《马兰》(长篇小说)1948，文生
　　《大马戏团》(剧本)根据安特烈夫《一个挨耳光的人》改编，1948，文生
　　《夜店》(剧本)与柯灵合著，根据苏联高尔基《底层》改编，1948，上海出版公司
　　《历史无情》(长篇小说)1951，上海出版公司
　　《春梦》(短篇小说集)1956，香港艺美图书公司
　　《石匠》(短篇小说集)1959，作家
　　《保加利亚行记》(散文)1960，上海文艺
　　《山川.历史.人物》(散文、小说等合集)1979，上海文艺
　　《恶梦集》(短篇小说集)1983，香港文学研究社
　　《芦焚散文选集》1981，江苏人民
　　《芦焚短篇小说选集》1982，江西人民
　　《上海三札》(散文集)1984，宁夏人民

      3117.师陀的作品评价
　　师陀的作品深沉淳朴，擅长描摹世态人情，刻画社会风习，有时带着诙谐与揶揄的情趣，却又流露出淡淡的哀愁与沉郁的情调。文笔纤细、叙述简约、笔锋蘸满了感情，善于表现人物的心理状态。他的作品虽然缺乏强烈的时代精神，但对于社会黑暗现象的揭露与憎恶、对卑微小人物的同情，跃然纸上。早期作品较多地取材于农村。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以后逐渐转向描写城市的中层社会。在创作上对于作品艺术风格与意境的追求，怀着浓厚的兴趣。有些作品虽然对旧社会进行了揭露与控诉，但未能深入地发掘社会黑暗的根源。
　　师陀称不上是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散文创作巨匠，他在文坛上的成名也得力于小说而非散文。但他的散文诚如他为第一本散文集《黄花苔》命名时说的那样，“是野生植物”，有一种顽强的生命力，一直执拗地充满生气地开放着。
　　师陀散文中，除了写故乡农村的一些篇章之外，最多的当推人物小品了，它们也应受到我们的重视。师陀散文创作的基本方法是属于把散文当小说一样的写。他的前期散文创作成果《黄花苔》、《江湖集》和《看人集》就已基本定型，大多是采用小说笔法来写的。
　　其一，以乡村中国和平民关怀的题材为主。师陀是一位在30年代初期进入文坛的作家，当时中国的文化和政治中心已从北京转移到上海，西方文化和革命思潮的影响特别明显，整个文坛可以说比以往更为开放、多变，商业色彩比较浓厚。而北京毕竟是个有着浓厚历史和文化积淀的古都，在文化取向上仍趋于守成和稳健，文学意蕴突出，少见商业和政治味道。因此，像许多京派作家那样，师陀深受这种纯文学氛围的感染，并出于对文学政治功利性和商业性的不满、对现代文明入侵后的乡土中国的变化怀着矛盾的心态，而尽力尝试避开时代的滚滚潮流，毅然将创作重心转到文化观照和反映最普通现实的中国民生之上。且看：
　　在其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谷》中，悲惨故事系列的描写充分展示了黑暗而罪恶的旧世界，看到30年代在国民党新军阀统治下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过岭记》中对长工茨儿的描写与寄托美好梦想，体现作者对劳动人民精神美的发掘、对其不幸遭遇的同情以及对压迫者无休止的精神与肉体折磨的谴责。另外，《果园城记》反映了20世纪初到抗日战争前日益凋敝的中国封建乡村小城的生活场景，让我们更多地体会师陀对原始质朴的乡村习俗和平凡生活的认可：《果园城》中的小城温馨宁静，充满诗意，人与人之间温情脉脉，生活悠闲自在，颇有点“世外桃源”的味道，似牧歌般动人，连路过的旅客也不禁伫足而观，为之叹息不止：多幸福的人！多和平的城！寄寓了作者对和平安定的向往和认同。同时，作者热衷于发掘美好的人情和人性，力求在淳朴的文学世界中实现纯正文化的复归：《邮差先生》中的邮差热心体贴、尽职尽责，即使你忘记贴上邮票，也愿意帮你垫上，那种信任和善解人意着实让人心头一热；《期待》中的年迈夫妻虽然知道儿子已经不可能回来，却仍然坚持在“等待”中生活着，每天在餐桌上安放着一双筷子，甚至担心着他的胖瘦……浓厚的亲情顷刻间表露无遗。
　　在师陀一系列短篇小说中，不难发现，他总是有意识地选取富有代表性的人情百态以及各种各样的人物作为叙述对象，带有浓重的乡土情结和平民关怀意识，这恰恰从各个侧面反映出当时那个黑暗绝望、该诅咒的乡村中国的历史与实况。因此，乡村中国和平民关怀也就成了他写作中极有代表性的题材，也最能给人震撼力。
　　其二，作品着重靠诗意的抒情或是优美而富有讽刺意味的语言来刻画人物形象，再现生活的场景，少有惊险的情节，抒情味和讽刺味突出。《桃红》中被守旧母亲耽误了终身大事的老处女素姑，本是个“像春天般温柔、看见人和说话时总是婉然笑着，走起路来像空气在流动似的”可爱少女，却不幸从聪明伶俐、年轻貌美变得呆板苍瘦、憔悴不堪，犹如书桌上《漱玉词》中的诗句“人比黄花瘦”所述。青春逝去、爱情无望、生命褪色，其处境不正像一朵即将凋谢的“黄花”吗？此刻，一股悲凉之情立刻涌上读者心头。又象《头》中那个卸任局长，作者以讽刺的笔调，紧扣其生理特征，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一个可憎可恶的丑陋形象。再看《谷》中对阳光毒辣的描写是“太阳是把大熨斗，单就脸皮烙烫”，马上使人真切感受到反常天气的可怕。
　　由此可见，作者的语言文字及刻画功夫相当纯熟，往往三言两语足以准确、生动、传神地表现人物个性和场景，是京派作家注重文学功力，讲求“文章之美”的体现，也是京派作品具有比较强的可读性的特色表现。
　　其三，恪守从容节制的审美趋向，作品基调含蓄而矜持。我们知道，京派是以学院文人为主体的，追求作品“和谐”的艺术美，少掺杂政治感情色彩其中，崇尚节制与内敛。因此，他们笔下尽管出现了许多悲剧, 但往往作了艺术处理，能够控制住情感的强烈宣泄。师陀曾说：“过于悲惨的世界，不忍把它们赤裸裸地摆出来示众, 也不想让别人明明白白的看见。”于是，在《果园城记》中，他以朴实的感情、滞重哀痛的基调和抒情的语言，仿佛一个说书人在向你娓娓道来一个个凄凉而又亲切的故事。没有鲜明的感情色彩，却使人承受了感情的重压；在摇撼心灵的描述中，让人深刻感受到血泪的控诉，从而自觉地向那黑暗而窒息的社会发出诅咒。
　　读了师陀的作品，你会发现，他是个滞留城市却未忘情于乡村的叙述者，写作总是突出乡村文化背景，总是赋予平民百姓更多的关怀和热情；无论写人写景，似乎都着重从平凡的人生中细细品味，寄寓自己的人生理想。读着读着，你会被那带着哀伤的抒情基调、荒凉的自然界和辛酸的人事所打动。在当今和平和发展为主旋律的年代里，读着这样的作品，仍能感同身受，也许这正是师陀以及京派作家作品的魅力所在吧。

      3118.《缘缘堂随笔》
     《缘缘堂随笔》是丰子恺先生的主要散文选。1927年，丰子恺皈依弘一法师，在江湾永义里的寓所举行了仪式。丰子恺并请弘一法师为自己的住所取名。尊弘一嘱，丰子恺在小方纸上写了许多他所喜欢而可以互相搭配的文字，团成许多小纸球，撒在释迦牟尼画像前的供桌上，拿两次阄，拆开来都是“缘”字，遂名寓所为“缘缘堂”。当即请弘一法师给写“缘缘堂”横额（见《告缘缘堂在天之灵》）。后丰子恺几经迁移，于1933年在故乡石门湾老屋的后面，建造了“缘缘堂”。

      3119.《缘缘堂随笔》作者
      丰子恺（1898年11月9日－1975年9月15日），中国浙江崇德（今嘉兴桐乡市崇福镇）人，散文家、画家、文学家、美术与音乐教育家，原名润，又名仁、仍，号子觊，后改为子恺，笔名TK。师从弘一法师（李叔同），以中西融合画法创作漫画以及散文而著名。

      3120.丰子恺
      丰子恺原名丰润，我国现代画家、散文家、美术教育家、音乐教育家、漫画家和翻译家他的母亲将他　生下来后．由于父母亲十分喜爱他，取小名“慈玉”。他在家乡念小学时，有一次，乡下要搞什么选举。小学老师说，乡下人文化低，笔画多的字不好写，为日后考虑，名字应尽量用笔画少的字，因此，“润”字改为“仁’，字，老师说，浙江读音“仁”与“润”差不多，“仁”在意义上与“慈玉”的“慈”接近，因此，他的名字就叫“丰仁”了。他就以这个名字进人杭州浙江第一师范学校。
　　在第一师范时，他因善于写文章，国文常得第一名，很受国文老师单不庵的器重。单不庵觉得在“丰仁”这个单名之外应该有一个双名，而“慈玉”是小名，应另取一个名字。因此单不庵就给他取了“子颛”。后改为“子恺”(“恺”与“颛”同，均为安乐意)。从此，他就取名叫“丰子恺”了。后来写文、作画均用此名。
　　丰子恺在早期作画时，曾用TK署名。那是“子恺”二字的英文拼写缩写。当时的子读作”TSU“。
　　丰子恺自幼爱好美术，1914年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从李叔同学习绘画和音乐。另一位对他有较大影响的老师则是夏丏尊，他称李叔同为“爸爸”，夏丏尊为“妈妈”，这两位老师，尤其是李叔同，对他的一生影响甚大。1918年秋，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寺出家，丰子恺曾作文《怀念李叔同先生》以纪念恩师。1917年与同学组织桐荫画会。1919年师范学校毕业后，与同学数人在上海创办上海专科师范学校，并任图画教师。1921年东渡日本短期考察，学习绘画、音乐和外语。1922年回国到浙江上虞春辉中学教授图画和音乐，与朱自清、朱光潜等人结为好友。回国后从事美术、音乐教学，曾任上海开明书店编辑、上海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美术教授。同时进行绘画、文学创作和文学、艺术方面的编译工作。1924年，与友人创办立达学院。抗战期间，辗转于西南各地，在一些大专院校执教。文艺刊物《我们的七月》4月号首次发表了他的画作《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
　　1925年成立立达学会，参加者有茅盾、陈望道、叶圣陶、郑振铎、胡愈之等人。1926年，任教职于上海艺术大学。1929年被开明书店聘为编辑。1931年，他的第一本散文集《缘缘堂随笔》由开明书店出版。七七事变后，率全家逃难。1937年编成《漫画日本侵华史》出版。
　　1939年任浙江大学讲师、副教授。1942年任重庆国立艺专教授兼教务主任。1943年结束教学生涯，专门从事绘画和写作。陆续译著出版《音乐的常识》《音乐入门》《近世十大音乐家》《孩子们的音乐》等面向中小学生和普通音乐爱好者的通俗读物，为现代音乐知识的普及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946年返上海。出版画册《子恺漫画选》。1952年后历任上海文史馆馆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上海市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上海市文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上海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等。工绘画、书法，亦擅散文创作及文学翻译。
　　丰子恺，是中国现代受人敬仰的漫画家，散文家。他的绘画，文章在几十年沧桑风雨中保持一贯的风格：雍容恬静，其漫画更是脍炙人口。丰先生作品流传极广，失散也很多，就是结集出版的五十余种画册也大多绝迹于市场，给读者带来极大遗憾。在丰子恺先生的作品中，漫画恐怕是最为著名的了。往往是寥寥几笔，就勾画出一个意境，比如《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几个茶杯，一卷帘笼，便是十分心情。丰先生的许多漫画，都是以儿童作为题材的，例如《阿宝赤膊》，《你给我削瓜，我给你打扇》和《会议》，《我的儿子》。读丰先生的儿童漫画，让我们这些所谓的成人都觉得惭愧。什么时候，我们这个世界，能少一些欺诈，多一些执着，多一些自然，多一些淡泊。
　　早在二十年代他就出版了《艺术概论》《音乐入门》《西洋名画巡礼》《丰子恺文集》《丰子恺散文集》等著作。他一生出版的著作达一百八十多部。
　　丰子恺的散文，在中国新文学史上也有较大的影响。主要作品有《缘缘堂随笔》、《辞缘缘堂》、《缘缘堂再笔》《告缘缘堂在天之灵》、《随笔二十篇》、《甘美的回忆》、《艺术趣味》、《率真集》、《护生画集》（共9部）等。《白鹅》被编入初中一年级、四年级课文、《竹影》被编入初中一年级课文，《手指》被编为初中、小学六年级课程。这些作品除一部分艺术评论以外，大都是叙述他自己亲身经历的生活和日常接触的人事。

      3121.丰子恺文艺经历
　　1898年11月9日，丰子恺出生在浙江省崇德县。由于是同辈中唯一的男孩子，他自小时候便被包围在脉脉的温情中，使他总是以温柔悲悯的心来看待事物，发散在他的笔下，就变成平易的文字和纯真的画风。
　　1914年，丰子恺考上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这所学校里，丰子恺结识了对他的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两位老师——李叔同和夏丏尊。前者不仅给予他音乐和美术上的启蒙，也在为人处世上为他作了榜样；而后者所提倡使用生动活泼的白话文、如实地表现自己真实的感受的主张，则始终被他奉为圭臬，成为他以后散文创作中的最可亲可爱的特点。在这两位与他情谊深厚的老师那里，丰子恺找到了伴随他一生的三样东西--文学、绘画和音乐。
　　1918年，李叔同出家为僧，丰子恺自此与佛教结缘。
　　1919年学校毕业，组织发起"中华美育会"。创《美育》杂志。创办了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所包括图画、音乐、手工艺各科的艺术师范学校--上海专科师范学校。
　　1926年，丰子恺参与发起和创办开明书店。
　　1927年11月，从弘一法师皈依佛门，法名婴行。
　　1933年，故乡新居"缘缘堂"落成，自此专心译著。
　　1975年9月15日逝世。

3122.丰子恺作品成就
著作
1926        开明        《子恺漫画》
1927        开明        《子恺画集》
1928        开明        《西洋美术史》
1931        开明        《缘缘堂随笔》(散文集)
1957        人文
1933        上海开华书局        《子恺小品集》
1934        天马        《随笔二十篇》
1934        开明        《艺术趣味》(散文集)
1934        开明        《绘画与文学》(论文集)
1934        中华        《近代艺术纲要》(论文)
1935        良友        《车厢社会》(散文集)
1935        良友        《艺术丛话》(论文集)
1936        上海仿古书店        《丰子恺创作选》(散文集)
1936        上海人间书屋        《艺术漫谈》
1937        开明        《缘缘堂再笔》(散文集)
1939        开明        《漫画阿Q正传》
1941        成都普益图书馆        《子恺近作散文集》
1941        桂林文化供应社        《艺术修养基础》(论文集)
1943        桂林文光书店        《画中有诗》(诗配画)
1944        重庆崇德书店        《教师日记》(日记体散文集)
1944        桂林民友书店        《艺术与人生》(论文集)
1945        开明        《古诗新画》(子恺漫画全集之一)
1945        开明        《儿童相》(子恺漫画全集之二)
1945        开明        《学生相》(子恺漫画全集之三)
1945        开明        《民间相》(子恺漫画全集之四)
1945        开明        《都市相》(子恺漫画全集之五)
1945        开明        《战时相》(子恺漫画全集之六)
1946        上海万叶书店        《率真集》(散文集)
1947        上海万叶书店        《小钞票历险记》(童话)
1955        人民美术出版社        《子恺漫画选》
1962        香港岭南出版社《子恺漫画全集》
1979        香港问学社《缘缘堂集外遗文》明川编
1982        上海文艺《丰子恺散文选集》
1983        浙江文艺《缘缘堂随笔集》
2010        海豚出版社《丰子恺儿童漫画选》（全10册）
《手指》
《竹影》
《李叔同先生的教育精神》
《丰子恺》（经典赏读本）
2011  海豚出版社《丰子恺儿童文学全集》（套装共7册）
      《缘缘堂随笔》
　　《丰子恺书法》
　　《丰子恺儿童漫画集》
　　《护生画集》
　　丰子恺入选小学、中学课本内容
　　《白鹅》（重点课文） 《竹影》（人教版七年级下第18课）《山中避雨》（重点课文） 《给我的孩子们》（重点课文）《黄山松》(略读课文) 《云霓》（高中选修）《送考》（高中选修）
漫画作品
翻译
1925        商务        《苦闷的象征》(理论集)日本厨川白村著
1928        开明        《艺术概论》日本黑田鹏信著
1931        开明        《初恋》(小说)俄国屠格涅夫著
1932        开明        《自杀俱乐部》(长篇小说)英国史蒂文生著
1953        文生        《猎人笔记》俄国屠格涅夫著
1987        人民文学出版社        《源氏物语》（长篇小说）日本紫式部著
2008        上海译文出版社        《落洼物语》日佚名著
2010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不如归》日本德富芦花著
音乐
《音乐的常识》《音乐入门》《近世十大音乐家》《孩子们的音乐》
      书法
　　丰子恺书法的人间情味
　　古人曾云：“未入深山，焉闻鹧鸪？”品赏丰子恺先生的书法，我们要重真迹，重渊源，重揣摩，重体验，若仅从印刷品上冒然决断，难免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丰子恺先生的书法从笔调上看，他并不刻意表现轩昂大气，更不故意着手凌厉锋芒、豪放粗朴，甚或粗头乱服。与那些假、大、空的书法相比，他更注重的是小、巧、精、秀、拙，表现出书法创作中的抒写真情、真趣，若孩童般的天真、自然。作品图中如“誉、唯、仁”等字的处理，既天真活泼，又不失古法。他把六朝人的经体书法及北魏墓志书法写活了，在运笔中，渗入行书、小草，尤其是章草笔法的自然流露，使原本明显有楷化倾向的笔画顿然生出映带、简化，平易而明快，充满了音乐的节律，简直如跳动的泉水，叮咚而下，令人称奇。
　　丰子恺先生以漫画闻名于世，但他对书法的看重和自许远在漫画之上。他曾说：“书法是最高的艺术……艺术的主要原则之一，是用感觉领受。感觉中最纯正的无过于眼与耳。诉于眼的艺术中，最纯正的无过于书法，诉于耳的艺术中，最纯正的无过于音乐。故书法与音乐，在一切艺术中占有最高的地位。”丰子恺先生是一位有思想的艺术家，他的书法，是有思想的书法，其宏大气度，蕴含于毫芒之间，其烂漫气质又流露在造型结字之内。他的书法源于北魏，兼及章草。风格的形成，既缘师门的影响，也有对现实世界的感悟。首先，李叔同先生在书法上对他的影响极大，据丰子恺先生在文中记载，其求学期间，曾在李叔同先生的指导下，很认真地临摹过《张猛龙碑》、《龙门二十品》、《魏齐造像》等碑刻书法。其次，丰子恺先生年轻时也非常服膺于马一浮的行书，据载，某次丰子恺先生坐船回家，船头所挂帆布上有马一浮先生手书，异常潇洒倜傥，喜爱之极，或有摘下私藏之思。而马一浮先生的书法就是魏碑与二王行书结合的典范，丰子恺先生后来书法的走向或与此有很大渊源。与丰子恺先生同时代的美学家朱光潜先生曾说：“书画在中国本来有同源之说。子恺在书法上下过很久的工夫。他近来告诉我，他在习章草，每遇在画方面长进停滞时，他便写字，写了一些时候之后，再丢开来作画，发现画就长进。讲书法的人都知道笔力须经过一番艰苦训练才能沉着稳重，墨才能入纸，字挂起来看时才显得生动而坚实……”。再则，就丰子恺先生的漫画整体布局和内容要旨而言，如果没有了题画之书，题画之妙句的配合，绝对不会有现今大家公认的成就。我们在看了丰子恺先生的漫画及题款后，无不钦佩其书法风格与漫画的和谐一致、珠联璧合，我们不妨把他的书法和漫画比作一母同胞之孪生兄弟。
　　书法，粗略地分，大致有两种风格，一种 “尚质”为主，另一种“崇妍”为主。前者追求质朴自然之美，富有“拙”趣，后者追求妍媚之美，富有“逸”趣，右军以下，尚妍为主，清代提倡碑学，尚质之风悄然兴起。其实，质与妍，好比男子汉大丈夫与婵娟美女，是不同之美。学书之人，当顺自己之气质，导自己之性情而追求之。丰子恺先生的书法是顺本身之气质，舒自己之性情，故而味道隽永，绝无矫揉造作之态。“质”并非野辣、霸悍、粗厉、强横；“妍”也非媚俗、轻佻、甜邪、纤弱。书法的风格尽管有质、妍之分，但大手笔往往质中有妍或妍中有质，并非单一的质或妍，这正如“真汉子未必无柔情”。而丰子恺先生的书法是质中有妍，以魏书为质，故而沉着；取章草、小草之妍，故而多情趣。绍兴兰亭书会会长沈定庵先生曾经著文，表示了他的看法：“丰先生的书法，一如其漫画和行文，风格独特，富有创造性。试以丰先生和别人的字幅并陈一起，读者无需细察，即能辨认出丰先生的庐山真面目来。”沈定庵先生是从风神上界定了丰子恺先生书法的特色和地位。

      3123.丰子恺后人评价
　　丰子恺者，本名丰润，字子恺，浙江崇德石门湾人也。光绪二十四年（1898）生，有六姊，倍受珍宠，乳名慈玉，幼常有悲天悯人之意。父璜为举人，既废科举，遂无所用。幼入私塾，好誊摹人像。业师见之，以为其自画也，遂命画孔子像。急无所出，终以九宫玻璃格制之，师嘉之，悬于学庠。同学乡邻乃多来求画，九宫格已不足为，遂学画，闻于远近。稍长，入高小，以应民主选举故，易名丰仁。继之，考入省立第一师范，从李叔同学音乐、绘画，从夏丏尊学国文。
　　毕业，与刘质平、吴梦非、刘海粟、姜丹书创中华美育会，办《美育》杂志。
　　又与质平等创办上海艺术专科学校，教西洋美术。
　　民国十年（1921），卖祖宅，赴东京学美术，偶见竹久梦二作品，甚爱其简炼洗净，醒世劝诫，遂引为榜样。居十月，回浙任教于上虞之春晖中学，朱自清、朱光潜、匡互生、刘薰宇、刘淑琴与俱焉。尝作画《一钩新月天如水》，时郑振铎主持《文学周报》，见而异之。遂约见，爱其温文尔雅，以为与叶圣陶相亚。久之，所约画稿成集，振铎为赐名曰《子恺漫画》，世间始有漫画一词也。
　　十五年（1926），与叶圣陶等发起开明书店。
　　次年，弘一法师云游至沪，下榻子恺处，为其漫画题诗合璧，名曰《护生画》，为戒杀生爱生命之意。先此，子恺为寓所求名，弘一曰可拈字抓阄也。凡两次皆得缘字，遂名之曰缘缘堂也。是年九月，从弘一皈依佛门，为居士，法名婴行。然贵适意，不戒酒肉。
　　民国二十二年（1933），缘缘堂落成于石门湾，坚固坦白，深沉朴素，正子恺所素追求也。弘一法师、马一浮为题词，藏书两万余卷，兽香不断，童趣盎然，诚无尚之乐也。故传世文集，多冠缘缘堂之名焉。
　　二十二年（1935）。出版《人间世》画集，序曰：“吾画既非装饰，又非赞美，更不可为娱乐；而皆人间之不调和相，不欢喜相，与不可爱相。”此所谓乱世之相也。且转为刻图章一枚，曰“速朽之作”。又有音乐著作三部、散文五部、艺术论著八部，俱作于斯堂之下耳。
　　未几，以避战事，辗转于桐庐、衢州、上饶、南昌、萍乡、湘潭、长沙、桂林、宜山、遵义、重庆。于萍乡闻缘缘堂遭轰炸夷平，愤不能消，乃作《还我缘缘堂》。又作反日漫画，曰《漫画日本侵华史》，以避时难，沉于江底，遂不得面世。
　　三十一年（1942），定居重庆，住城郊沙坪小屋，卖字画为生，种瓜豆，养鹅鸽，饮渝酒，怡然自得。时有名流来访，辄意兴飙举，语各如泉，酒亦屡增。是年，闻弘一法师圆寂，怅然若失。既而曰：“人生境界可分三等。一曰物质生活，此大多数也。二曰精神生活，即学者之流也，此亦不在少数。三曰灵魂生活，即宗教也，得其真谛者极少数耳。弘一法师则安步阅此三层楼台也。事母孝，待妻爱，精深艺术，精研佛法。实最完美一人也。艺术家之最高境界，实与宗教相近。艺术之情景交融，与宗教之诸相非相，实止差一步耳。故所谓格律诗、山水画之属，绝非雕虫之技，为其有宗教精神在焉。吾脚力甚小，故不能随法师更上层楼，惟斤斤于小技，但可攀其栏杆作一窥视，深自惭愧云耳。”乃赴乐山访马一浮，倩其为弘一作传。
　　民国三十五年（1946），携眷回石门湾，寻缘缘堂，已成飞灰矣。乃痛饮千杯，不顾而去。居杭州。
　　三十八年（1949）后，居上海陕西路，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美居室曰日月楼，潜心翻译，历译俄文之《猎人笔记》、日文有《源氏物语》等。所译《源氏物语》者，国内译此书之始也。文革间，定性为“反动的学术权威”。先此，曾编童书名曰《教我唱歌难上难》，有句曰：“东方出了个绿太阳”，意在纠错也。遂为罪证，造反派以十万人批斗之，羞辱倍至。回家则日饮斗升，惟爱白乐天“在世无所须，惟酒与长年”一句而已。未几，闻老舍投湖，淡然曰：“死则死矣。”又闻马一浮罹难，竟曰：“何不早死一年。”人皆以其冷漠，实乃佛性也。
　　一九七零年，患中毒性肺炎，得居家养病。复作漫画，以难见天日故，总其名曰《敝帚自珍》。知者多来求之，则回以《种瓜得瓜》、《东风浩荡》两幅。有求字者，则回以鲁迅诗句。又译日人汤次子荣之《大乘起信论》，交广洽法师携至新加坡出版，然不敢署名。时文狱之森然可见矣。此外，略有散文，集曰《缘缘堂续笔》。
　　一九七二年，平反，抄没诸物发还。睹物思情，遂起还乡之意。一九七五年，回乡竞志。是年初秋，卒于肺癌，年七十有七。临去犹日饮黄酒一斤，抽烟一巴。有《护生画》六集传世，亦广洽法师与复梓焉。
　　一九八五年，乡人为重建缘缘堂，今尚存焉。
　　【丰子恺传】
　　丰子恺，初名润，又名仁、仍，号子觊，后改为子恺，崇德人也。父鐄，字解泉，清末秀才。子恺少好书画，师从李叔同，又从夏丏尊游，诗书绘画皆有所成。 十年，学艺东京，尝观竹久梦二《春之卷》于道，喜其精简，引以榜样。居十月，囊空羞涩，归国执教。而校务集议枯乏，洞察人态，归作图稿，其画始起也。后郑振铎主《文学周报》，见子恺作，异之。为其画稿集题名曰《子恺漫画》，漫画始有也。十六年，师叔同游沪，题诗《护生画》，俄而从师皈依，法名婴行。然本心所适，荤酒不戒。
　　未几，日寇乱华，辗转诸省始居陪都。而缘缘堂炸毁，愤不能消，乃作《还我缘缘堂》。又以漫画抗日。后携眷回，寻缘缘堂，荡然无存也。居杭州，再迁上海，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潜心翻译。文革间，罪莫须有名，遭批斗。建国二十六年，回乡竞志。是年秋，病卒，享年七十有七。子三华瞻、元草、新枚。
　　现代画家、文学家、艺术教育家。早年曾从李叔同学习绘画、音乐，深受其佛学思想影响。五四后，开始进行漫画创作。早期漫画作品多取自现实题材，带有“温情的讽刺”，后期常作古诗新画，特别喜爱取材儿童题材。他的漫画风格简易朴实意境隽永含蓄，是沟通文学与绘画的一座桥梁。丰子恺出生时，他的母亲已生了六个女儿，他是家里第一个儿子。因为父亲也只有一个妹妹，他便是丰家烟火得继的希望，备受珍惜。父亲为他取乳名为"慈玉"，他确实是家人眼中的宝玉，祖母溺爱他，父母、姑姑疼爱他，姐姐们怜爱他，连家里染坊中的伙计们也喜欢他。丰子恺自小便被包围在脉脉的温情中，这种温情后来跟随了他一生，浸透在他的性格里，使他总是以温柔悲悯的心来看待事物；发散在他的笔下，就变成平易的文字和纯仁的画风。
　　一片片的落英，都含蓄着人间的情味……
　　——俞平伯评丰子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