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小常识

      3106.《死水微澜》
      长篇小说。小说通过对普通小老百姓生活的描写，生动的展现出1894年到1901年，即甲午年中日第一次战争后到辛丑条约订立这一段时间市井百姓的一连串故事。内容以成都城外一个小乡镇天回镇和成都为主背景，将当时各阶层百姓的衣食住行和成都繁荣的工商业展现在读者面前。具体写出当时社会上两种势力教民与袍哥的激荡、消长，社会的腐朽。就在这如死水一般的社会当中，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所带来的启蒙思想却让这死水泛起了一点点微澜。小说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旧时代气息。与《暴风雨前》、《大波》合称“大河小说三部曲”。

      3107.《死水微澜》梗概
      想嫁到成都去的农家少女邓幺姑，常遭遇重重困境。本要嫁给成都某大户作妾，却被大户家二太太诬蔑为没有生养而作罢；后与铁匠罗德生的婚事，又因罗赌性复萌，输光钱财后失踪而告终；邓幺故无奈之下选择了嫁给蔡家罗德生的表弟，当上了杂货铺的老板娘。不久，她把蔡家酒铺生意操持得风风火火。
　　罗德生阴差阳错地加入了袍哥，并勾通官府，使得乡绅顾天成的父亲死不瞑目，由此结下仇怨。
　　罗德生带着流娼刘三金回到蔡大嫂经营酒铺的镇上。
　　此时蔡家酒铺经历了一番盛极而衰的过程，生意一落千丈。
　　罗德生归来之后，与蔡大嫂频繁接触，刘三金明白罗唯一爱的女人是蔡大嫂，便在离去前为两人撮合。罗、蔡两人的感情死灰复燃。
　　顾天成在骚乱中丢失了爱女，大病一场。靠着邻居救治才得以保全性命。他决心报复。顾天成告状官府，密报罗歪嘴勾结义和团反洋人。
　　四川总督派兵砸封兴顺号，蔡傻子入狱，罗歪嘴逃离，蔡家的酒铺生意毁于一旦。
　　蔡大嫂为了生存嫁给了顾天成…
　　涂邦志为报师仇，带领革命军回到天回镇，查封了顾家洋行，顾天成也被正法。
　　十年后，罗德生终因心病去世，刘三金为了他心愿抬着他的尸骨回到了邓么姑的身边，此刻的邓幺姑两鬓斑白，哑然相对…

      3108.《死水微澜》作者
      李劼人（1891-1962）是我国著名作家。他的三部曲小说《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负有盛名，被郭沫若称为“小说的近代史”、“小说的《华阳国志》”，郭沫若甚至将李劼人誉为“中国的左拉”；1986年10月，巴金曾在李劼人故居前叹道:“只有他才是成都的历史家，过去的成都都活在他的笔下。要让今天的旅游者知道成都有过这样一位大作家。”此外，李劼人还是一位翻译家，他是最早将法国文学名著译介给中国读者的先行者之一。

      3109.李劼人的“菱窠”
      现代作家李劼人，一八九一年生，四川成都人。一九三六年春，日军飞机轰炸成都，李劼人从城内疏散到郊外沙河堡乡间，后在一菱角堰边建筑了自己以黄泥筑墙、麦草为顶的栖身之所，他在门楣上还题了“菱窠”匾额。
　　菱是一种生在池沼中，根扎在泥土里的草本植物；窠即鸟虫的巢。作家将自己的家以“菱窠”名之，颇有竹篱野舍的逸趣，或许也蕴涵了这位被誉为乡土小说作家植根民间的文学理想。
　　一九五九年，李劼人用稿费将故居翻建成今天这个一正一厢带阁楼的样子。他在此一共生活了二十四年，直至一九六二年去世。其间，他创作了反映解放前夕畸形经济和畸形人性的长篇小说《天魔舞》，修改重版了长篇小说三部曲《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它们以成都为背景，真实而深刻地描写了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前后二十年间广阔的社会生活及历史巨变。
　　一九八六年十月，巴金重访“菱窠”，他曾感喟道，要保护好李劼人的故居，因为，“只有他才是成都的历史家，过去的成都都活在他的笔下。要让今天的旅游者知道成都有过这样一位大作家。”

      3110.李劼人其它身份
　　李劼人还是一位实业家，这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作家中并不多见。从抗战爆发直至解放初，他一直是嘉乐纸厂的董事长。嘉乐纸厂将西方先进的造纸技术引进到四川，产品满足了抗战时期作为大后方的四川新闻用纸和教科书用纸的需要。纸厂的部分利润支持了地下党主持的抗敌文协及其刊物《笔阵》的经费开支，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极大贡献。作为企业家，他曾资助过当年客居成都的一些生活困难的进步作家，如张天翼、陈白尘等人，一时传为佳话。
　　李劼人早年曾是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和王光祈、周太玄等人发起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极有影响的社团，当中许多成员如毛泽东、恽代英、李大钊等，都曾为社会进步作出了不朽的贡献。而他创办的“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刊物《星期日》，则影响了四川一代有为青年，如巴金、艾芜、沙汀等等，为“五四”火种在四川的传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李劼人也是一位美食家。他从小便练就高超的烹饪技术。沙汀说，李劼人“从选料、持刀、调味及下锅用铲的分寸火候，均操练甚熟”，可见他的厨艺。李劼人自己曾著文说:“成都平原沃野千里，是天府之国的中心城市，米好，猪肥，蔬菜品种多而味厚且嫩，故成都多小煎小炒，而以香、脆、滑三字为咀嚼上品。”又可见他对川菜的独到体会。中学时代的李劼人有个绰号叫“精致”，是说他爱好修洁。其实这正是他的性格，做任何事情都一丝不苟。在法国留学时，为做烟熏兔，他非要用花生壳熏，叫两个跑采买的同学画起花生图形，跑遍了巴黎城的旮旮角角，最后才在郊外一吉卜赛人手中买到两斤。还有一次李劼人要做豆瓣酱烹制正宗川菜，采买同学跑遍巴黎，最后找到一位西班牙商贩专程进口了几斤。商贩大惑不解:“你家到底有多少电灯罩？”原来辣椒只是被当地人用来做灯罩装饰。
　　1930年4月，时任成都大学（四川大学前身）文学系教授的李劼人辞去教职，借了300元，在指挥街开了一家餐馆，并请大名鼎鼎的吴虞给饭馆取名。吴虞在日记中写道:“李劼人将开小餐馆，予为拟一名曰‘小雅轩’。”典出《诗经·小雅·鹿鸣》:“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
　　李劼人后来回忆说:“我同妻亲自做菜，一是表示决心不回成都大学，二是解决辞职后的生活费用。”由于李劼人作家兼教授的身份和名声，加上跑堂的是他的学生钟朗华，“小雅轩”一问世便在成都引起轩然大波，报纸当即以“文豪做酒佣”为题大肆渲染。一时间，各路新朋老友纷至沓来。李劼人和成都大学的教授们以及文化界人士约定，每月30日在“小雅轩”聚会，照成都的吃法按到会人数“打平伙”。李劼人主厨，朋友们都尊称他为大师傅。
　　李劼人当初之所以同意以“小雅轩”为菜馆名，并不全在一个文雅的雅，还含有“不登大雅之堂”的意思。这一点，从“小雅轩”的菜谱中便可看出。当中没有鱼翅、燕窝等高贵菜品，而多为民间家常菜，如粉蒸苕菜、宫保鸡丁、肝炒绿豆芽、凉拌芥末宽皮粉等。
　　李劼人对于川菜，不仅有实践，而且有理论。1947年，他在《四川时报》连续发表43篇文章，总标题就是《中国人之衣食》；后来他将这组文章收进《漫谈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在这部17万字的作品中，李劼人阐述了中国菜特别是川菜的历史沿革、制作工艺及其特征，各派菜系风格的比较等等。在现代作家中，对川菜有如此精妙的理解，李劼人之外没有他人。
　　解放后，李劼人曾任成都市副市长、四川省文联副主席等职，1962年因病去世。家人遵其遗嘱，将他生前收藏的4万余册图书、杂志（内含16000余册线装古书）和1000余幅明清字画，连同他的居所“菱窠”，全部捐给了国家。

      3111.李劼人喜好川剧
　　李劼人先生一生热爱川剧。他的小说中到处都有关于川剧的描述。川剧研究员蒋维明先生曾化用郭沫若的评语，称“大河三部曲”是“小说的晚清川剧史”。
　　李劼人非一般戏迷，而是对川剧有透彻理解与研究的文艺家。他写过一篇文章《从“谦”德说到成都市川剧团来京演出》。从演员的谦德说起，对剧目、剧团都有介绍。并且十分内行地评述了川剧中“昆”、“高”、“胡”、“弹”、“灯”的历史演变、艺术特征及演员名角。对于演员，李劼人也有独特的看法：“一个出色的演员，嗓子差一点不要紧，做工却不许不到家。”所以看川戏与“听”京戏不一样，川戏重点在“看”，即看演员的做工，“除了台步、身段、水袖、褶子、甩发、翎子和手背的屈伸比画等之外，尤其重要的，还在随着唱词的内容，表达感情的眉眼神色，嘴唇口辅。

      3112.李劼人故居建设
　　李劼人故居位于成都市锦江区上沙河堡东南菱角堰旁，因面临菱角堰，遂自题“菱窠”于门楣，意指菱角堰之窠巢。最初的“菱窠”是一座土墙草顶的房子，1957年，故居进行了翻修，翻修后占地3.8亩。直至1962年12月逝世，李劼人一直在此居住、创作、工作达24年。李劼人故居也是成都市惟一保存完好的、纪念近现代文化名人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改扩后的“菱窠”占地10.2亩，主要依托故居现状，恢复菱角堰、藏书楼、小雅茶馆等。规划形成四个区，即现状保留区、恢复和展现故居文化特色区、休闲娱乐区、管理服务区。新增设的休闲娱乐区和管理服务区能使故居成为集文化教育、休闲为一体的旅游胜地。
　　“菱窠”周围80亩地是市政府规划中的公共公园，有专家建议以“菱窠”为中心，打造城东的主题文化公园。“就像杜甫草堂和浣花溪公园的关系。”李劼人故居博物馆馆长叶军说，按照初步规划，预计在2009年完成扩建。

3113.《果园城记》
目录:
一、果园城
二、“鬼爷”
三、葛天民
四、桃红
五、贺文龙的文稿
六、颜料盒
七、傲骨
八、阿嚏
九、塔
十、期待
十一、说书人
十二、灯
十三、邮差先生
十四、狩猎
十五、一吻
十六、三个小人物
十七、北门街的好汉
      书中以一系列描写人物的篇目反映了20世纪初期到抗日战争前期日益凋敝的中国封建乡村小城的生活场景，其基调滞重哀痛，沉郁复杂，带有浓重的乡土情结。在这个表面看似和谐宁静实质没落封闭的小城中，读者看见了“那个黑暗、痛苦、绝望、该诅咒的旧社会”。

      3114.《果园城记》作者
      师陀（1910-1986），河南祝县人。1921年高中毕业后赴北平谋生。九一八事变发生，即参加反帝大同盟，进行救亡宣传工作。最初的小说《请愿正篇》，发表于《北斗》。1932年与汪金丁等创办文学杂志《尖锐》。他第一个短篇小说集《谷》，1937年因艺术风格独特而获《大公报》文艺奖金。
　　1936年秋，从北平到上海。不久抗日战争爆发，遂长期蛰居于日军占领的上海。1941年至1947年，任苏联上海广播电台文学编辑。《果园城记》的大部分写于这个期间。他还写有长篇小说《结婚》等。1946年后相继任过上海戏剧学校教员、上海文华电影制片公司特约编辑，写过电影剧本。
　　建国以后，他历任上海出版公司总编辑、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编剧，到河南、山东、东北各地访问，写下的作品主要收入《石匠》集中。1957年 后一直是作协上海分会专业作家。60年代初期，曾专注于历史小说和历史剧的创作，发表了剧本《西门豹》、《伐竹记》和小说《西门豹的遭遇》等，颇得好评。

      3115.师陀创作经历
　　1936年师陀由北平到上海，写下了以战时上海为背景的长篇小说《结婚》和散文集《上海手札》。这两部作品尽管文体不同，但都给我们展现了一个经济凋敝、满目疮痍、贫富悬殊、底层人艰难求生的上海景象。
　　长篇小说《结婚》以中学历史教员胡去恶为主线，展现了1941年珍珠港事件前后的上海洋场社会。胡去恶是封建大家庭的庶子，为能与恋人结婚，他用自己的两本书稿做抵押向富家子弟田国宝借了一万元，让在股票公司做事的花花公子钱亨帮其炒股；其间，胡去恶迷上了为报复表哥钱亨而主动向其示好的上海小姐田国秀，疏远了昔日的恋人林佩芳。然而最终，钱亨吞没了去恶的款子，两部书稿也被田国宝书名出版。为摆脱困境，去恶欲与田国秀结婚，反被骂他这个穷鬼不配。精神崩溃的去恶在幻灭中持刀伏杀了钱亨，自己也被巡警开枪射死。
　　在这部小说中，师陀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用大量的篇幅刻写了上海带给胡去恶这个小人物的孤独感、自卑感。胡去恶是一个普通的中学历史教员——在上海这是一个受人鄙夷的职业--，薪水很低，他穿着寒酸（学生送他绰号“剃头师傅”），深感自卑。他对恋人佩芳真实地倾吐着自己强烈的自卑：“我自惭形秽，想起我的衣服是补缀过的，裤脚是补而不能再补的，不由我不将两臂夹紧，尽量缩小自己，使人家不看见我的丑样；我的脚也忽然害羞，似乎觉得它没有踩马路的资格。它应该钻进小胡同去，找个地缝躲起来。”与自卑相伴而生的是巨大的孤独感。当恋人佩芳一家离开上海---——在去恶看来“人山人海、红尘万丈”的大都市，胡去恶立刻陷入了孤独之中：“在几百万人的上海，他举目无亲，像条断缆的船，载浮载沉，被卷来卷去，他冷了，饿了，病了，死了，谁关心他？谁想得到他？”
　　胡去恶强烈的孤独感和自卑感是与上海的大都市生活方式紧密相联的。都市主义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众多来源广泛、背景复杂、没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聚集在都市的公共空间中，流动频繁，生活瞬息万变。1930年代，上海就已经有了相当多的百货大楼、咖啡馆、舞厅、公园、跑马场等象征现代都市文明的公共空间，上海的公共租界曾有四大百货公司——先施、永安、新新和大新，里面都设有舞厅、顶楼酒吧、咖啡馆、饭馆以及游乐场。这些公共空间所展现的是迥异于乡村生活的都市生活方式，其中所聚集的陌生人群会使初来乍到者倍感孤独——用西美尔的话说就是“人们在任何地方都感觉不到在大都市人群里感到的孤立和迷失”，去恶的孤独感、自卑感正是在上海的公共空间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在《结婚》这部小说中，“小天堂”咖啡馆、股票交易所、大东茶馆等象征现代都市文明的公共空间仿佛是师陀有意安排的胡去恶完成精神蜕变的重要环节。
　　首先是“小天堂”咖啡馆。这是钱亨第一次约胡去恶谈借债事宜的地方。同去的还有田国秀、黄美洲、“老处女”。去恶明显感到“他们”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话语空间，他感到了强烈的自卑和孤独，甚至觉得女招待仿佛只有对他十分傲慢，而对其他客人细心体贴得就像“医院里的看护”。在他不小心把茶水泼到了“老处女”的衣服上，“老处女”一阵怪罪，田国秀巧妙地替他解了围。这一寻常的举动却使在上海找不到归属感的胡去恶倍感亲切，田国秀也显得美丽了，感到她“其实是很美的，那种凄伤表情特别动人”。这与他初次见到的田国秀迥然不同——在胡去恶到田国宝家借钱第一次见到田国秀，曾认定田国秀“是个妖艳少妇，骨子里是呆板愚蠢。”正是田国秀使他丧失了戒备，心生感激，在上海仿佛找到了归属感，因而轻信钱亨等人，钻入了他们设好的骗局之中。尽管如此，这时他所想的仍是借钱投机，成功后和佩芳结婚。
　　其次是股票交易所。在小说中，这个股票交易所设施简陋、陈旧，但里面挤满了来投机的三教九流：旧式商人、银行职员、公司职员、无业游民、小姐、少奶奶、小报记者、戏子、艺术家、大学教授等。在这里，去恶的投机欲望被刺激起来，他不愿再去学校教书。在投机成功的想象中，他变得自大自负起来，认为“现在我也是上海市面上的人，说不定从今天起，就日月高升，发达起来”。他即刻开始瞧不起黄美州和“老处女”，认为他们“一个是被人抛弃的可怜鬼，一个是没人要的老女人。” 当钱亨告诉去恶帮他净赚了二百元时，他更是认同了金钱至上的生活观念，说：“钱真是好东西，有了钱便有了快乐”。在股票交易所，去恶的人生观念已经悄然起了变化，他投机的愿望已不再是结婚，而是自己的发达高升。
　　最后是“大东”茶馆。在这里，去恶已经不像在“小天堂”那么自卑拘谨了，他谈笑自如，多了几许自信，仿佛获得了“新生”。他自然地把手搭在钱亨肩上，说着客套话：“你想我敢不来？既约下你，还有张小姐，打可特黄，三位大贵客，你们肯赏脸，就算看得起我来了。管他刮黑风下雹子，我也不能爽约”。由这番话可以看出，去恶的交际语言已经很老练了。也是在“大东”，他觉得田国秀更加美丽了——“像只天鹅，高贵，娇艳，喷香，光彩照人”。在“大东”吃完饭后，去恶喝醉了，跟着钱亨等人去了舞厅。在这里，“醉”具有象征的含义，暗示着去恶精神的完全堕落，他沉醉在一厢情愿的幻想中，放弃了佩芳，恋上了田国秀。
　　咖啡馆、股票交易所、茶馆、舞厅这些公共空间作为上海现代都市文明的象征，一方面让主人公胡去恶觉得自卑、孤独，同时也是一种诱惑，刺激了他要融入这个都市的野心，这使他轻信于人、进入投机行业，并最终一无所有，毙命于上海街头。和左翼作家把西式公共空间处理成腐败的、色情的场所不同，师陀尽管对这些场所也无好感，但显然更为注重这些场所给在为生存而挣扎的小人物所带来的心理焦虑。
　　有意思的是，由于师陀在上海生活贫困，只去过股票号和舞厅。因此，师陀对这些空间的描绘是并非写实的，主观想象的色彩较为浓厚。
　　其实身处上海的师陀对胡去恶这个阶层的生活是熟悉的，而对钱亨等人这一阶层的生活是十分陌生的。他曾说过：“我尽管在上海住了好几年，对于上海的所谓上层社会并不了解，对于上海的‘下层社会’知道的也很少，只有中层社会，我接触的比较多点。”因此，师陀在小说中不惜以漫画式的夸张手法塑造钱亨等人物来表达他对上海的认识。黄美洲是个华侨子弟，年轻时家庭富有，人长得也英俊潇洒，又是博士，因此是很多女孩心目中的理想伴侣。他娶了校花，其后染上了梅毒而脸烂眼瞎，妻子跟给他治病的医生私奔了。他跟妻子打了五年官司，发誓要敲取十万元赔款，然后告他们通奸罪，让他们不能结婚。“老处女”，也就是张小姐，一个三十岁的女子，为了生存，不得不和瞎了眼睛的黄美洲整天混在一起。钱亨、田国秀则更是人性扭曲的表现。钱亨可以说是“吃软饭”的，和一个富婆勾搭在一起，用富婆给他的钱再去包养舞女。他在股票上失利，需要金钱，就和田国秀重归于好。摩登女郎田国秀是师陀表现上海的重要符号。她衣着时髦、思想空洞，本看不起寒酸的去恶，但为了报复钱亨却和去恶发生了恋爱关系。在师陀笔下，上海就是一个典型的“毁人炉”，其不仅使得胡去恶精神堕落失去自我，黄美洲、钱亨、田国秀等人同样也是它的牺牲品。可见，正是上海这个都市造就了这许多形形色色怪异的人，人性扭曲，道德沦丧，成为一个典型的“毁人炉”。师陀写于同时期的散文集《上海手札》则以纪实的方式书写着沦陷时期上海“毁人炉”的景象：一面是徘徊在街头的衣衫褴褛的流浪儿死在垃圾箱或马路旁边，生存在最底层的工人每天只有繁重的劳动如乡下的驴子，下层小知识分子为全家的生计而奔波：有的被一颗流弹结束了生命，有的把积蓄花光后铤而走险，一面是发国难财的商人奢华、安逸的生活，时髦的上海小姐仍然关心着高根鞋和香水。这真是一个“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世界！
　　师陀注重于对上海都市文化的批判，揭示人在上海这一“毁人炉”中的精神困境和人性变异，其笔下的上海图景是比较接近于鲁迅的（而师陀也确是鲁迅的敬仰者）。鲁迅多次用“上海秽区”、“恶浊之地”、“是非蜂起之乡”等明显贬义的词汇来表达他对1930年代上海的厌恶，认为上海这个商业发达的城市留给普通市民的路只有“爬”和“撞”，由于“爬”起来太辛苦，很多人只有去“撞”——“一个个发麻的腿还在抖着，就撞过去。这比爬要轻松得多，手也不必用力，膝盖也不必移动，只要横着身子，晃一晃，就撞过去。撞得好就是五十万元大洋，妻，财，子，禄都有了”。胡去恶就是一个受到诱惑盲目去“撞”的典型，但毕竟“撞”的成功可能性是很小的，上海最终毁灭掉了小人物胡去恶。
　　出于都市文化批判的需要，师陀的上海叙述依据整体化原则统一起来，上海的差异性、复杂性被掩盖了，仿佛是有意忽略了上海所代表的都市文明的现代性意义。这或许是因为由于战争的侵袭，上海确已破败不堪；或许是因为师陀是一个坚定的爱国反帝的知识者；但更深的原因在于师陀执着于“乡下人”的立场，对上海的都市文明持批判态度。师陀于1931年离开家乡赴北平，在北平生活了近五年后于1936年到达上海。抗日战争爆发后，师陀一直蛰居于“饿夫墓”里，靠担任苏联上海广播电台文学编辑和微薄的稿费生活，贫穷落寞，冷眼观察着上海的人情世态。师陀在内心深处对都市文化难于认同，他的作品强烈地批判着都市的黑暗与不公、以及都市文明对人性的扭曲与扼杀。在《结婚》、《上海手札》中，他揭示的是上海的贫富悬殊及金钱至上的生活观对各类人物人格的扭曲。但不可否认，上海对于师陀来说又是有一定吸引力的，否则他也不会直到解放后还呆在上海。可以说，上海的移民文化所具有的多元性、开放性、兼容性、现代性又在某种程度上吸引着他和众多的知识者。
　　在师陀对上海否定性表现的背后，潜在着一种乡土情结。尽管师陀对在封建宗法制度控制下的乡村的落后、愚昧、迷信持否定态度，但是在潜意识中，师陀仍然倾心于一种恬淡自然的生活。他在上海写下的《果园城记》中，表现出了温柔细腻的恋乡情愫以及对乡土生活的眷恋。他笔下的果园城是那么恬静、美丽：“累累的果实映了肥厚的绿油油的叶子，耀眼的像无数小小的粉脸，向阳的一部分看起来比搽了胭脂还要娇艳。” 如若不是对故乡有着深厚的情愫，很难写就这样富于诗情的句子。在《结婚》中，师陀借主人公胡去恶之口也为我们勾勒出一幅美丽的乡村生活的画面：“傍晚，你弟弟这一天应做的功课完了，你父亲也把小铺关起来，他们带着水桶锄铲，和你母亲倒园子里掘土下种。礼拜天你们整天团聚，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园子里。园子里只听见你们一家快活的喊声嚷声笑声，原来你和弟弟到后面小河里抬水，因为不小心，水溅了你一脚，再不然就是他拿知了或小虫把你吓一大跳。接着你们累了，该休息了，你坐在树底下看莎士比亚，鸽子便安闲地落在你前面不远的地上。”这静谧诗意的乡村生活和喧嚣混乱、奢靡浮华的上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去恶的恋人“佩芳”，在小说中她代表着安静的乡土生活。耐人寻味的是，“佩芳”曾是师陀的笔名。由此，似乎也可以见出师陀对乡土的那种依恋。但美好的乡土生活并没有成为胡去恶抵抗上海的顽强堡垒，他最终放弃了佩芳而恋上了田国秀。在上海强大的都市漩涡中，“佩芳”显得那样脆弱，不堪一击。这其中包含着师陀对乡土的认知：现代大都市的发展已经使乡村成为社会的边缘，乡村的落后与静滞也决定了其无法与强大的都市文化相对抗。
　　师陀的上海叙事既有经验的成分，也有想象的成分，是符合于他对都市文化的整体认识的。他批判乡土文化的武器是西方的现代文明，但他身处象征着西方现代都市文明的上海，又看到了这种现代都市文明对人性的扭曲与异化。这使师陀进入了双重的危机和矛盾，既不能认同现代都市，也无法认同自己原本所属的乡土，因此心灵的漂泊和无所依托成为必然。这也代表了那一代知识者的精神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