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小常识

      3095.吴祖光《风雪夜归人》作品简介
　　本剧为吴祖光代表作，完成于1942年，1948年由吴祖光亲自导演拍成电影，由香港大中华影业公司出品。
　　上世纪40年代末期，在一个酷寒的风雪之夜，一个人踉踉跄跄地从坍塌的围墙缺口走进富家苏弘基的花园，手扶着那株枯萎了的海棠树，似在找寻他过去留在这儿的影子。20年前，这座大城市里有一个出身贫寒的京剧男演员魏莲生，以演花旦红极一时。达官贵人、妙龄男女，甚至一般市民都被他的声色所倾倒。他交往甚广，常为穷苦的邻居纾危济困，颇受人们的敬慕。以走私鸦片起家的法院院长苏弘基，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他的四姨太玉春原是个烟花女子，后被苏弘基赎出为妾。玉春怀着一颗争取自由幸福的火热的心，不甘心于囚笼般的富贵生活。她以学戏结识了魏莲生，向他倾诉了自己悲惨的身世，后趁莲生到苏府祝寿演出之前，将他请到自己的小楼上。他们二人过去的遭遇相近，又都沦为阔老们消愁解闷的玩意儿，失去做人尊严，因而由怜生爱，并商定私奔，走向自由。这时，莲生从窗口摘下一枝海棠花送给了玉春。不料这一切都被由莲生推荐给苏家当管事的王新贵窥见。善于阿谀的小人竟忘恩负义将此事禀报了苏弘基。当玉春按约出走之际，王新贵带领几名打手把玉春抓回，莲生则被驱逐出境。二人依依话别，从此天各一方。20年后，莲生拖着过早衰老的病体重回故土，但已物是人非，玉春已被苏弘基送给天南盐运使徐辅成为妾。莲生感慨万分，在那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悄然死在海棠树下。

      3096.吴祖光人物轶事
　　“二流堂”奇冤
　　对于自己的际遇，吴祖光在生前也有过检视和回忆。“二流堂”是他无法摆脱的创伤记忆。 1913年出生的画家黄苗子，80年代末旅居澳州近十年，担任昆士兰格里菲斯大学客座教授，他是二流堂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他说：二流堂是一个荒诞的滑稽剧。二流堂最初的形成和一个叫唐瑜的人有关。唐瑜是仰光华侨，1930年代初期便活跃于上海的电影界。据说是由于反对家庭包办的亲事，逃婚到上海，然后辗转到了重庆。唐瑜有一个胞兄在仰光，是富有的商人，这个富有的哥哥重手足之情，对兄弟关怀备至，唐瑜的哥哥给了他一把金梳子，跟他说如果没钱了，就折一个梳齿可以换钱。唐瑜拿着这把梳子突发奇想，把金梳子卖了，用换来的钱盖房子。新房不断修建起来，建屋就地取材，大都采用当地极易取得的巨大的竹子捆绑起来做成屋架、门、窗，然后里外抹灰，加盖屋顶，便成为居室，这种在当地统称为“捆把房子”的建筑经过细致的加工，完全可以成为漂亮的西式住宅。唐瑜先后修建起不止两三处住房，都是提供给朋友居住，他的第一套房子“依庐”就是给夏衍一家住的。
　　吴祖光在他的回忆二流堂的文字中写道：唐瑜最后建造的最大的一幢房子，就在中一路四德里下坡的四德村，有一个很宽敞的大客厅和三间住室，装修比较考究，取了一个名字，叫做“碧庐”。“碧庐”与“壁炉”同音，唐瑜特别喜欢壁炉，大客厅里砌了一个很讲究的漂亮壁炉。黄苗子说，唐瑜的碧庐，在重庆文艺界是一个引人的去处，朋友们都愿意到这里来聚，碧庐就像现在的沙龙或者俱乐部。那段时间吴祖光是碧庐的活跃人物，重庆的岁月是吴祖光人生中鼎盛的时期。在重庆，话剧成了最受大众欢迎也最为时尚的文化活动，吴祖光创作的《正气歌》、《少年游》、《牛郎织女》都成了一时的热门好戏。碧庐在鼎盛的时候住过十几位房客。有一天徐冰（徐冰在解放以后是统战部长，当时在重庆分管文艺）和郭沫若来碧庐，住在那里的人还没起床。徐冰就说这些二流子真是懒惰，实际上当时大家都参加演出，结束的时候都是半夜三四点钟。那时候大家刚学会了一个陕北词“二流子”，郭老就说给他们起个名字就叫“二流堂”吧。“二流堂”的名字就叫起来了。
　　但吴祖光对这个名词没有什么好感，他写作一直勤奋，也不爱过多地聚众聊闲天。抗战胜利之后，大家各奔前程。1947年，吴祖光去了香港，到香港后，他改行做起了电影导演，这项工作给他带来了新的知名度和丰厚的收入。吴祖光回到北京是在1949年9月。在他面前是一个新的国家，同时等着他的，还有一份美满姻缘。那时演员戴浩与虞静子夫妇在东单西观音寺34号租了一所老式的大洋房，进门是一排六间平房，相连一幢宽大的楼房，分租一间楼房给盛家伦，楼下一大间住的是音乐家邬析零全家，另外还有一个跨院的两间平房由黄苗子和郁风租住，老朋友又在这里聚头了，还是当年碧庐旧人。于是马上就传播开，都说是“二流堂”在北京重建起来了。
　　吴祖光租住了进门六间一排的平房。他和新凤霞就是在这里结婚的。新凤霞从小被卖到天津，生长在一个天津的贫民窟里。父亲是卖糖葫芦的，母亲大字不识，一家人靠她唱戏养活。她6岁学戏，14岁就当了主演。1949年，新凤霞22岁的时候开始到北京闯天下。在北京她认识了吴祖光。在北京，吴祖光和新凤霞的婚姻名动一时。吴祖光在“二流堂”是个活跃人物，经常有艺术青年到他那里去。杜高、钱庄、陶冶常聚在他的周围。这批人就被当成“二流堂”的“小家族”。 1954年，深受“二流堂”人际之累的吴祖光新买了一所坐落在帅府园马家庙9号有18个房间的四合院，他把住在上海的父亲和母亲接来北京同住，那时父亲已中风卧病多年。“二流堂”在“肃反”运动中出了事。当时有人觉得这个地方很奇怪，为什么很多艺术家都在那里出出进进。老的齐白石、梅兰芳，年轻的杜高、田庄这些人，艺术界的音乐界的，那么多人聚在一起。很多人就开始怀疑。随后，“二流堂”的“小家族”的成员被定性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来往于“二流堂”的人被认为是“胡风集团”的外围组织受到审查。
　　1957年“二流堂”再度受到审查，一个专案组来问：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其实没干什么，就是谈谈文艺，聊聊天。专案组不信。画家张仃在1957年之初很想办一本杂志，当时就等着批复申请。这个事情也让专案组记录在案，说“二流堂”要办机关刊物。很多人追问为什么建立“二流堂”的组织，被问到的人都说，根本就没有这个组织。但是有人故意落井下石，说“二流堂”有堂印。因为盛家伦找王彦祥的哥哥刻了一个篆刻““二流堂””，当时就说是堂印。吴祖光买了几幅年画，年画画的是几个小孩，题名叫“玩不厌”。吴祖光喜欢那个“玩不厌”，给每个朋友送了一份。他把“玩不厌”挂在墙上，别人都没有挂，那幅“玩不厌”就被人当成“二流堂”的堂徽。当时匈牙利出现了“裴多菲俱乐部”事件。“二流堂”就被看成中国的“裴多菲俱乐部”。1957年反右开始以后，“二流堂”不少人就被划为“右派”。这年5月间党中央发出号召，要求大家帮助党整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吴祖光已经停止了他一向不感兴趣的电影工作，急于写出新的话剧本，已定名为《吹皱一池春水》。但是家里不断来人，屡屡打断他的写作，有很多报纸杂志的记者，有很多议论当前形势的朋友，甚至有老前辈担任文化领导的人物，要吴祖光陪着去民间小剧团“放火”，更有说明白是奉命来要吴祖光发表意见，写文章给领导提意见。而吴祖光对文艺界的领导也确是意见不少；但是吴祖光在他的家里遇到了阻力。
　　阻力来自妻子新凤霞，新凤霞听到吴祖光的一些意见，十分反感，甚至害怕。她认为，在旧社会受尽苦难，多亏共产党救了她才翻了身；今天的领导方式尽管有问题，也比旧社会强多了。吴祖光说：“这回是共产党要大家提意见的，为了改进工作，又是毛主席让提的。”她说：“那也不许你提！”5月31日，周扬、阳翰笙邀请吴祖光出席全国文联的一个会议，而且派人派车来接，汽车在大门外揿喇叭，接的人在一旁催，一向温顺的妻子却一反常态坚持不肯放行。新凤霞叉着腰站在门口不许吴祖光出去，事情毫无转弯的余地，吴祖光狠狠劲一把把妻子推开就走了。他听见妻子哭了，但是他没有回头，跑出院子，出了大门，上了车。吴祖光回忆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对女人这么粗暴，真够我一生后悔的。”从后果来说，妻子的拦阻是对的。那天的与会者只有马思聪、金山等五六个人，吴祖光在那次会议的发言后来被前辈田汉先生加了一个标题：《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在报上公开发表，成为吴祖光反党的铁证。 吴祖光被打成了“右派”，并注明是反革命右派分子。1958年早春的一个凌晨，大雪纷飞，吴祖光到父母亲的住室去和老人告别。他要和一个有500人的庞大的右派大队去北大荒劳动改造。早在几个月前吴祖光开始受批判时，就把一切有关的报纸刊物收起来不让父亲看见，因此病中的父亲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也不知儿子要到什么地方去，分别时他是笑着的。那时吴祖光也不知这是与父亲的永别。第二年父亲去世，吴祖光在春耕的大田里劳动时收到北京的报丧电报已经过了半个月。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最初，风暴并没有波及到吴祖光头上，当“走资派”和当权者们统统被揪出来后，老右派们才重又被拎了出来。“二流堂”的问题又被提了出来，这次，堂主已不再是吴祖光了，夏衍成了后台老板，而实际上的斗争矛头则指向了周恩来。“二流堂”就被政治化了。开始还是思想意识的问题，“文革”时就被定性为“反党、反革命、反社会主义集团”受到批判。这次来头就大了。江青亲自抓这个案子。“二流堂”的人就被关起来了。吴祖光再次下放劳动，黄苗子和郁风被关到监狱，戴浩被劳改。1979年6月19日文化部复查委员会办公室发布撤销<关于""二流堂""组织活动情况的报告>的通知。而此时，“二流堂”“小家族”里的剧作家汪明，备受折磨，死于安徽劳改地。戏剧家田庄，熬不过年年苦难，英年早逝。而黄苗子、郁风夫妇被关了7年的监牢。
　　最后岁月在夫人新凤霞去世后不久，吴祖光由于心情郁闷和年迈，血管硬化引起脑血管栓塞，曾先后三次住院。但他依然保持着乐观的生活态度。平日，他经常站在自家的阳台上眺望，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脸上流露出笑容……他还经常坐在轮椅上，由保姆陪着下楼去遛弯儿或去理发馆刮脸洗头，这是他认为最惬意的时光。吴祖光从小就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几年前，他虽然把他和新凤霞的藏书捐给了北京戏曲学校，可后来他收集的书又把家中的书柜装得满满的。 吴祖光还特别喜欢看足球比赛，几乎场场都看。其女儿吴霜笑着说：“爸爸年纪大了，看电视经常打瞌睡，可是看足球、拳击、京剧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尤其是看足球比赛，俨然一位20几岁的青年，嘴里不时地嘟囔着：‘犯规’……他虽然年迈体弱，大脑不像以前那样好使唤，可看起球来表情却很丰富。”吴祖光偏爱甜食，尤其爱吃汉堡包。为让老人笑口常开，吴霜还特意养了一对小宠物———Baby和PP。吴老最喜欢PP，每当他见到PP满屋跑淘气时，脸上总露出舒心的微笑，这两只可爱的小动物已成为他的“宠儿”。吴祖光时常摸摸它们，逗逗它们，诙谐地说自己家里现有“八口”——自己、女儿、女婿、外孙、两位保姆还有Baby与PP。

      3097.吴祖光相关书籍
　　《绝配：吴祖光与新凤霞》
　　出版：人民日报出版社
　　出版年：2004-9-1
　　简介 ：一个为神童才子，一个为共和国美女；一个编导那样纯熟，一个演技如此精湛；两地精英，一对伉俪。真乃绝配!
　　作者简介： 吴欢：全国政协委员，世界华人书画家收藏家联合会主席、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理事、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吴祖光、新凤霞之子。有“京城才子”、“香江神笔”之称。著名作家、书画家。主要著述有：《驴唇马嘴集》、《吴欢论坛》、《西皮流水》、《奇侠》等。主要书画作吕有：《吴欢书画》、《吴氏三代书画选》等。小说曾获“当代文学奖”剧作曾获中央电视台、中外电视“优秀剧作奖”。

      3098.《王贵与李香香》
      诗歌《王贵与李香香》以王贵和李香香的爱情故事为线索，展现了“三边”人民走上革命的历程。主人公爱情的悲欢与革命的发展紧密相关，由此显示了劳动人民的个人命运与整个阶级的革命大业是血肉相连的。

      3098.《王贵与李香香》
      诗歌《王贵与李香香》以王贵和李香香的爱情故事为线索，展现了“三边”人民走上革命的历程。主人公爱情的悲欢与革命的发展紧密相关，由此显示了劳动人民的个人命运与整个阶级的革命大业是血肉相连的。

      3099.《王贵与李香香》形象塑造
      王贵是一个受压迫的农民，与地主阶级有若深仇大恨。十三岁那年，眼睁睁地看着崔二爷逼租，父亲活活被打死，受尽了折磨，王贵成了地主家的放羊娃。这种非人生活，使他懂得了仇和恨：“别人的仇恨象座山，王贵的仇恨比天高”。“老牛死了换上牛不老，杀父深仇子要报”，对地主阶级的深仇大恨是他成为坚强的革命战士思想基础。
　　王贵不畏强暴，坚定勇敢。他暗里参加了赤卫军鲁要地主阶级拚—拚。当他被抓后，被五花大绑，崔二爷对他软硬兼施，并用死来威胁他每但他也丝毫不能动摇他的革命意志曰：“我个死了不要紧啻千万个勇汉后面跟”自满脸浑身血道道，皮破肉烂不忍看。王贵有着高度的革命觉悟，王贵从自身的苦难经历出发，认识到只有闹革命穷人才能翻身他暗地里铀赤卫军。在被抓后，仍坚定革命信心，认为大风迟早要吹灭地主阶级这盏灯二革命胜利后，他目光远大，胸怀宽广“不是闹革命穷人翻不了身，不是闹革命咱俩也结不了婚!“革命救了你和我，革命救了咱庄户人”“一杆红旗大家扛，红旗倒了大家都遭殃。”“快马上路牛耕地，闹革命是咱自己的事。”“太阳出来一股劲地红，我打算长远闹革命”“过门三天安了家，游击队上报名啦。”
　　王贵的爱人李香香是爱憎分明的农民的女儿。不仅外形美，而且精神也美。李香香同王贵在艰难困苦中建立起了忠贞不二的爱情。香香是身受压迫的农民，因此“由小就爱庄稼汉”，自觉地把个人的爱情与阶级的爱和恨联系在一起唱当王贵遭到地主崔二爷毒打时，她敢于冒着危险，黑夜里给游击队送信，从而解放了自己的家乡和亲人。
　　李香香与王贵一样有着高度的阶级觉悟，理解丈夫，支持丈夫。婚后的第三天，就支持王贵参加了游击队。
　　李香香对地主阶级有着刻骨的仇恨。当她遭到地主崔二爷的种种迫害和侮辱时，不屈于威逼，不迷于利诱，愤怒地痛斥崔二爷，“有朝一日遂了我心愿，小刀子扎你没深浅”。

      3100.《王贵与李香香》艺术特色
　　《王贵与李香香》以土地革命时期陕北农民革命运动为背景，通过—对农村男女青年的恋爱故事。深刻地揭露了旧农村阶级压迫的悲惨状况，生动地反映了陕北“三边”地区农民闹革命的壮烈景象，表现了革命与劳动人民幸福生活的血肉连的关系——“不是闹革命穷人翻不了身，不是闹革命咱俩也结不了婚”，明确他表达了长诗的主题。王贵与李香香是—对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青年农民的形象。
　　这是一首民歌体长篇叙事诗。它的叙事话语有三个叙事元素：爱情故事与复仇故事——“杀父深仇子要报”相结合，最终成为斗争故事。例如作品中虽然讲述了王贵和李香香的爱情，但是可以见到回避的痕迹，作者尽量把王贵和李香香的感情处理为“阶级兄妹”般的爱情。这样的基本的叙述模式是革命意识形态对民间宗法制意识形态引导的产物。也是那一时期延安文艺创作的共同模式。
　　长诗采用陕北民歌“信天游”的形式写成。信天游，是陕北地区的民歌曲式。其特点是：自由灵活，比兴丰富。表现力强，音乐性强。在长诗的创作中。作者大量吸收“信天游”的丰富营养，同时又有创新和发展。“信天游”一般是两句一节，表达一个比较完整的意思。诗人采用“信天游”格式时，仍然是二句一节，但并非每节都是构成—个独立意思，而是数节才表达—种情感或一个独立意思，将几百节联缀成章，叙述一个长篇故事，既有叙事，又有抒情长诗较多运用民歌中的重复和比兴手法。比，比喻。运用自然。写物或日常生活中常见事物作比喻，增强诗歌形朋。兴，是触景抒情。唤起读者由此及被的联想，造成某种感性色彩或气氛。“山丹丹开花红皎皎，香香人材长得好”，此句比兴同一。“紫红犍牛自带耧，闹革命的心思人人有”，比兴不一，只兴不比。
　　这样既有利故事的叙写与铺展，又使得形象生动活泼，主题突出鲜明。
　　诗篇语言朴素生动，句子大体整齐，每句一般三顿，韵一般是两句一韵，以多种押韵方法来加强节奏感，使诗歌韵律显得灵活多变，谐调动听。长诗广泛采用经过提炼加工过的陕北农民口语，平白如话，通俗易懂“马蹄落地嚓嚓响，长枪，短枪，红缨枪”，语言中浓缩了内涵丰富的民间故事，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意蕴。
　　总之，长诗创造性地运用了民间的艺术形式，创造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反映了农民群众的生活和斗争，体现了毛泽东的文艺民族化、大众化的方针。

      3101.《王贵与李香香》作者
      李季（1922年8月16日—1980年3月8日），原名李振鹏，河南唐河人，少年参加革命，1935年在延安抗大学习。1942年在陕北三边担任小学教员及其他基层工作时，写出了《卜掌村演义》、《老阴阳怒打虫郎爷》。他还搜集了陕北民歌《顺天游》3千余首，利用“顺天游”形式创作了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反映陕北人民在党领导下进行的革命斗争。这首诗于1946年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以其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引起轰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著有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杨高传》，诗集《玉门诗抄》。1980年3月8日，李季与世长辞。

      3102.李季人物简介
　　李季，原名李振鹏，河南唐河人。少年参加革命，1935年在延安抗大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八路军总司令部特务团指导员、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教育干事、《群众日报》副刊编辑。建国后，历任中南文联编辑出版部部长，《长江文艺》主编，玉门油矿党委宣传部部长，中国作协创作委员会副主任、兰州分会主席，《诗刊》、《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常务书记、第一至三届理事，中国文联第一、四届委员。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著有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杨高传》，诗集《玉门诗抄》。有《李季文集》（四卷）。

      3103.李季经历
      李季于1922年8月16日出生在河南省桐柏山下的唐河县祁仪镇附近的一个中农家庭里。1931年，李季开始进入祁仪镇完全小学读书，于1936年毕业。1937年初，李季升入河南南阳敬业初级中学读书。这时，他开始接触到鲁迅和巴金等的作品。1938年春到祁仪镇南三里路的南李庄初级小学任教。李季在这里，工作得很出色。1938年9月到达洛川，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总校第六大队学习。于1938年11月26日加入中国共产党。李季在北方局党校工作近两后，于1942年2、3月间，被调到晋东南抗日根据地鲁迅艺术学校工作。同年9月18日，他离开这个学校，通过晋中日寇占领区的封锁线奔向延安。
　　李季在太行山区的四年战斗生活，为他后来成为著名诗人和作家作了创作的准备，尤其是思想上和生活上的准备。1945年冬，终于从他心灵的最深处，流出了芬芳的美酒，这就是被人誉为具体体现毛泽东文艺方向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1948年春，李季带着已发表的《王贵与李香香》离开三边，到延安担任《群众日报》副刊编辑。次年春又随军南下到洛阳、5月份与李小为同志结婚。1949年7月，出席全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会议结束，离京去武汉，任中南文联编辑出版部部长，主编《长江文艺》。1952年，李季接受胡乔木同志建议，于这年冬天，带着全家老小，离开武汉，来到全国当时最大的石油基地玉门油矿。他一直担任油矿党委宣传部部长，有一段时间还兼任《三油工人报》社社长。1954年底作者由玉门油矿调到中国作家协会，任创作委员会主任。
　　1958年至1959年完成了长诗《杨高传》的创作任务。作品规模宏大，故事复杂，人物众多，深刻的思想性和高度的艺术性融合一致，表明作者在创作道路上，继《王贵与李香香》之后，经过建国前后二十年的探索，又攀上了一个新的高峰。1962年初，任《人民文学》副主编，并担负着中国作家协会外事委员会、作协党政等多方面的工作。1964年春，以“铁人”王进喜的形象为原形，写出了长篇叙事诗《钻井队长》的故事。这部长诗较多地吸收了新诗的表现手法，形式活泼舒展，但基本风格与《杨高传》是一致的。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李季被打入“牛棚”，挨批判，受审查，工作和创作的权力被剥夺了。1969年9月，他被赶到湖北省咸宁县文化部五七干校劳动。1972年6月奉调回北京，筹备《人民文学》的复刊工作。这年秋天，他又后重返石油战线，但任了石油勘探开发规划研究院副院长。
　　1975后邓小平同志主持国务院工作，形势有所好转，李季被任命为《诗刊》主编。他根据前两年所收集到的大量生活素材，开始了长篇说唱诗《石油大哥》的写作。1980年3月8日，李季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