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小常识

      3075.生平经历
　　祖父沈宏富为汉族，生身祖母刘氏为苗族，母亲黄素英为土家族，沈从文本为汉族，早年亦以汉族人自居，晚年时为家庭利益选择了苗族。
　　1917年参加湘西靖国联军第二军游击第一支队，驻防辰州（沅陵）。
      1918年自家乡小学毕业后，随当地土著部队流徙于湘、川、黔边境与沅水流域一带，后正式参军。                                                                                                   
      1922年，沈从文脱下军装，来到北京，他渴望上大学，可是仅受过小学教育，又没有半点经济来源，在北京大学旁听。
　　1923年去北京。报考燕京大学国文班，未被录取。在北京大学旁听。
　　1924年，他的作品陆续在《晨报》、《语丝》、《晨报副刊》、《现代评论》上发表。
　　1928年从北京到上海。与胡也频、丁玲筹办《红黑》杂志和出版社。
　　1929年去吴淞中国公学任教，爱上女学生张兆和。
　　1930年后赴国立青岛大学（国立山东大学前身）执教，到抗战前，出版了20多个作品集，有《石子船》、《虎雏》、《月下小景》、《八骏图》等。
　　1931年陪同丁玲营救胡也频未果，护送丁玲母子回湖南。1931年至1933年在国立山东大学任文学院讲师；1933年9月9日，与张兆和结婚。同月23日，与杨振声合编《大公报·文艺副刊》。
　　1934年完成的《边城》，
　　沈从文小说边城
　　是这类“牧歌”式小说的代表，也是沈从文小说创作的一个高峰。
　　1938年春，到昆明继续与杨振声编选中小学国文教科书。11月，任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
　　1948年开始受到左翼文化界的猛烈批判。同年，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到文物研究。1949年后，长期从事文物研究工作。建国后，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1950年因承受不了政治压力而自杀，获救。
　　1960年发表《龙凤艺术》等文。1969年去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1978年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1981年出版了历时15年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专著。
　　沈从文解放后从事中国纺织服饰考古研究工作，1983年突患脑血栓，住院治疗。1984年大病一场。抢救脱险后，说话、行动更加不便。1988年5月10日下午，沈从文因心脏病猝发在家中病逝，享年86岁，临终遗言：“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的。”

      3076.沈从文与郭沫若
　　在20世纪中国的文学家中，郭沫若和沈从文，无疑都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两位文豪，有着纠缠不清的恩怨。
　　沈从文颇有“乡土小资”的淡淡情调，主张作家应该远离政治，始终拒绝加入任何“进步”或“反动”的团体。而郭沫若是左翼文人，一直带有激进的革命思想，热衷政治。两人之间互相瞧不上，也就毫不奇怪了。
　　早在1931年，沈从文就在《论郭沫若》中说：“让我们把郭沫若的名字置在英雄上、诗人上、煽动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和同情。在小说方面，他应该放弃他那地位，因为那不是他发展天才的处所。”
　　后来，沈从文又多处重申，郭沫若只能写诗，写杂文，就是不能写小说，因为他“不节制”的文风使他写的小说一无是处。
　　那郭沫若何许人物，当年鲁迅都敢骂，岂容沈从文后生小辈口出狂言？
　　君子报仇，17年不晚。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后期，国民党在战场上和政治上都已被打得七窍流血，全国人民期待着新中国的来临。这时，左派文人的领袖郭沫若，在香港刊物上发表《论反动文艺》，措辞严厉，指责沈从文是个专写颓废色情的“桃红色作家”，还将沈从文定性为“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们斗争情绪”的反动文人，并说他“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着。”
　　在这种翻天覆地的时刻，郭沫若如此刀光剑影的批判文章，对沈从文，无疑是晴天霹雳般的致命打击。
　　这位淡泊半生，回避政治的文豪，应该感到，自己在文坛的时日无多了。
　　1948年12月31日，沈从文在一张条幅上写下“封笔试纸”四个章草字。次年初，北京大学校园内又打出了“打倒沈从文”的标语。内忧外患之下，沈从文两度自杀未遂。肉体性命虽然给捡了回来，但作为作家的精神生命，却已被这汹汹的风潮给活活吓死。
　　从此，沈从文搁笔，转而从事文物研究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还曾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扫厕所。文革结束后，对人提及这段不堪回首的经历，沈从文竟像个孩子一样呜呜哭起来。
　　沈从文于1988年因病去世。他比郭沫若晚生十年，也晚死十年。在他生命的前四十多年，写下了五百万字以上的著述。而生命的后四十年，则几乎毫无作品。

      3077.沈从文情感生活
      情书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沈从文
      爱恋
　　沈从文，这个只有小学文化的湘西“乡下人”，一个不小心闯荡了到大城市。他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却不得不凭藉手中的笔与城里的教授、博士们分享一杯生活的羹，其艰难可想而知。那时的他不舍昼夜地奋笔疾书仅仅是为了吃饱穿暖，其情态使人深深体味到人生的艰难与悲凉。后经徐志摩等人的推荐，年近三十的他才来到胡适主持的中国公学，当了一名教授低年纪文学课的讲师，算是有了一份比较体面的工作。
　　在中国公学，张兆和不一定是“校花”，但至少是个“回头率”极高的美丽女孩。我曾看到一幅摄于1935年夏天的照片，照片中的张兆和的确是经典美女：额头饱满，鼻梁高挺，秀发齐耳，下巴稍尖，轮廓分明，清丽脱俗……
　　张兆和的美丽和高雅气质大概让沈从文一见钟情，使这个潦倒的书生开始了漫长的求爱历程。沈从文跟得很紧，追得很累，而张兆和只是沉默。在肯定沈从文是个好人的同时，张兆和对他竟是毫无感觉。尽管对沈从文连篇累牍的情书不胜其烦，还是个孩子的张兆和却找不到适当的办法拒绝沈老师的热情。她以为沉默是最好的拒绝方式，因而对沈从文的求爱信照例不复。可沈从文不管这些，依旧勤快地写他的情书。
　　沈从文曾与张兆和的同室好友王华莲谈过一次，试图从王处探问一下张兆和对这件事的态度，并希望王能够玉成其事。但王华莲的话很让沈从文失望：成百上千的优秀男士在追求张兆和，她有时一连收到几十封求爱信，照例都不回信；如果都要回信，她就没时间念书了；她很烦别人老写信给她……
　　在王华莲面前，每讲到动情或失望处，沈从文都会像孩子般地伤心痛哭。然而，这些非但没能打动张兆和，甚至连王华莲这位信使亦未生恻隐之心。也许，在王华莲看来，沈从文这个动不动哭鼻子的“乡下人”实在没法与清丽脱俗的的张兆和相匹配，所以，她不但不帮助沈从文，相反，还说了一些不利于沈从文的话。
　　当沈从文将此事告诉胡适时，这位出色的“爱情大使”慨然表示要帮助沈从文解决难题，并认为如果自己出面，事情应该不会太难。然而，胡校长显然高估了自己的能量。
      月老胡适
　　1930年7月的一个下午，略显腼腆的女学生张兆和出现在胡校长的客厅。刚见面时，胡校长大夸沈从文是天才，是中国小说家中最有希望的。待得知了张兆和的态度后，胡适才“不再唠叨”了，只是“为沈叹了一气，说是社会上有了这样的天才，人人应该帮助他，使他有发展的机会！”言外之意，乃是怪责张兆和不积极帮助沈从文这位天才。在随后写给沈从文的信中，胡适说：“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错用情了……不要让一个小女子夸口说她曾碎了沈从文的心……此人太年轻，生活经验太少……故能拒人自喜。”看来，胡校长的爱情观真是大大落后于形势了——张兆和不接受沈从文的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她又何曾有“拒人自喜”的心理？再说，你胡校长看上的男人，难道她张兆和也非得看上？这是什么逻辑呢？
　　沈从文的信并不是一味铺张浓烈感情，他只是娓娓道来，像是与张兆和讲道理。但从平淡的文字中，读者分明感觉到那种“舍你其谁”的韧劲。在1931年6月的一封信中，他以做张兆和的奴隶为已任。他说，多数人愿意仆伏在君王的脚下做奴隶，但他只愿做张兆和的奴隶：
　　“‘萑苇’是易折的，‘磐石’是难动的，我的生命等于‘萑苇’，爱你的心希望它能如‘磐石’。
　　“望到北平高空明蓝的天，使人只想下跪，你给我的影响恰如这天空，距离得那么远，我日里望着，晚上做梦，总梦到生着翅膀，向上飞举。向上飞去，便看到许多星子，都成为你的眼睛了。
　　“××，莫生我的气，许我在梦里，用嘴吻你的脚，我的自卑处，是觉得如一个奴隶蹲到地下用嘴接近你的脚，也近于十分亵渎了你的。”
　　爱情使男人变成傻子的同时，也变成了奴隶！不过，有幸碰到让你甘心做奴隶的女人，你也就不枉来这人世间走一遭。做奴隶算什么？就是做牛做马，或被五马分尸、大卸八块，你也是应该豁出去的！
　　貌似平淡的字里行间，透露出沈从文对张兆和那种已浓烈到无法稀释的爱情。按照张兆和的说法，当时的沈从文软硬兼施，非逼迫她就范不可。硬的时候，沈从文甚至恐吓她，比如扬言自杀；软的时候，沈从文表示，即使遭到拒绝，也没有什么关系，自己会重新站立起来，做一个积极向上的人，然而，语气中对张兆和没有丝毫的放松。张兆和在1930年7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他对莲说，如果得到使他失败的消息，他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刻苦自己，使自己向上，这是一条积极的路，但多半是不走这条的，另一条有两条分支，一是自杀，一是，他说，说得含含糊糊，‘我不是说恐吓话……我总是的，总会出一口气的！’出什么气呢？要闹得我和他同归于尽吗？那简直是小孩子的气量了！我想了想，我不怕！”张兆和有所不知，大凡热恋中的男人都是小孩子，更何况是痴情汉子沈从文呢？
      婚姻
　　在沈从文锲而不舍的追求之下，张兆和坚如磐石的心也开始动摇起来：“自己到如此地步，还处处为人着想，我虽不觉得他可爱，但这一片心肠总是可怜可敬的了。”“是谁个安排了这样不近情理的事，叫人人看了摇头？看得出来，她的“动摇”几乎完全出自同情。然而，同情也是爱情。沈从文这个“顽固”的年轻作家，硬是凭着一股韧劲，经过近四年的努力，终于将张兆和追到了手。
　　有关沈、张的爱情，还有一个故事被传为佳话：沈从文曾跟张兆和说：“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乡下人喝杯甜酒吧。”等父亲同意了自己的婚事后，张兆和即拍电报给沈从文：“乡下人，喝杯甜酒吧。”电报员奇怪，问是什么意思，兆和不好意思地说：“你甭管，照拍好了。”
　　从《湘行书简》可以看出，在婚后几年的时间里，小写信以“三三”、“二哥”等亲昵的称呼，让人称羡不已。
　　张兆和担心着：“长沙的风是不是也会这么不怜悯地吼，把我二哥的身子吹成一块冰？为了这风，我很发愁，就因为我自己这时坐在温暖的屋子里，有了风，还把心吹得冰冷。我不知道二哥是怎么支持的。” 沈从文安慰说：“三三，乖一点，放心，我一切好！我一个人在船上，看什么总想到你。”
　　这期间，沈、张二人忘情地啜饮着爱情的甜酒。然而，曾几何时，这杯甜酒竟变了味，变成了一杯苦涩的酒。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头几年中，他们的爱情经受了考验。
　　北京失陷后，沈从文与几位知识分子化装南逃，张兆和带着两个孩子留在了北京。我们现在无从知晓，为什么张兆和不随沈从文离开北京？是因为当时的客观条件不允许沈从文带家属一块逃走吗？还是因为张兆和压根儿就不愿意跟沈从文一起走？张兆和在信中一再申述自己留在北京的理由是：孩子需要照顾，离开北京不方便；沈从文书信、稿件太多，需要清理、保护；一家人都跟着沈从文，会拖累他的。在《飘零书简》中看得出，二人已经在感情上出现了某些裂痕。
　　沈从文平素不善理财，又在收藏古董、文物上花了不少钱，因而没什么积蓄，一旦战争爆发，生活便紧张起来。张兆和带着两个孩子留在北京，生活很困难；沈从文在西南一样拮拘，经常向朋友借钱。于是，类似柴米油盐的生活琐事就成了张兆和写信的主题之一。她总在信中指责沈从文，说他过去生活太奢侈，不知节俭，“打肿了脸装胖子”，“不是绅士而冒充绅士”，弄得现在的生活十分紧张。
　　沈从文则不同。他对现实生活的困难似乎不怎么关心，仍旧沉迷在感情之中——对张兆和的思念、怀疑、惶恐、焦虑，各种感情交织一起。他认为，张兆和有多次离开北京去与他相会的机会，但总是“迁延游移”，故意错过。他怀疑张兆和不爱他，不愿意与他一起生活，故设法避开他。他甚至告诉张兆和：她“永远是一个自由人”；如果她在北京有别的相好，或者甚至离开自己，他都不会责怪她；他这样做的理由是：既然爱她，就不应该让她受委屈。
　　看来，虽然张兆和为沈从文的真情所感动，嫁给了他，但并不是特别爱他，或者说，感情中较少有爱的激情，主要是相处日久而产生的亲情，而沈从文显然不满足于这种平淡的亲情。在潜意识中，沈从文也许有某种自卑心理：从外表、气质以及出身来看，张兆和无疑都要远远强于他这个“乡下人”，而这种自卑心理又导致他在感情上的惶惑、疑虑。
　　在沈从文离开北京之前，两人感情的不和谐音符想必已经出现。在名动一时的林徽因的“太太客厅”，沈从文也是常客之一。当与张兆和在感情上发生纠纷时，沈从文爱向林徽因倾诉他心中的苦恼。
　　沈从文在感情上孩子式的天真表现，也许令张兆和感到失望，年轻的她不得不像大姐姐一样来应对这个大男人、大作家的絮絮叨叨：“来信说那种废话，什么自由不自由的，我不爱听，以后不许你讲。……此后再写那样的话我不回你信了。”。
　　凭目前占有的资料，我无从了解，沈从文对张兆和的怀疑是否有一定的根据。不管如何，两人在感情上的投入不成比例却是昭然若揭的事实。
　　人生就是如此。人们常说“强扭的瓜不甜”，爱既失衡，即使结婚了，也不会有长久的幸福生活。据分析，沈、张二人除了婚后短暂几年的和谐生活外，恐怕在大部分时间里，感情生活都是不很理想的。
　　当然，并不是说张兆和做错了什么。讨论爱与不爱，讨论投入感情的多与寡，是毫无意义的话题。婚姻生活是复杂的，看来很衬的一双，实际上也许过得很不如意，而当两个感情投入比例严重失调的人绑在一起生活时，其质量就更值得怀疑了。
　　张兆和写于1995年8月的《后记》更是二人感情不和谐的有力证据：
　　  “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
　　“……太晚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理解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
　　应该说，垂垂老矣的张兆和确是在忏悔，深切地忏悔。她对沈从文理解太少，尤其在建国初年，她的态度对沈从文来说更是雪上加霜——满怀热情拥抱新中国的张兆和总是和孩子们一起责备沈从文不积极向上，不向新中国靠拢，使精神失常的沈从文无法从家庭中得到应有的温暖和慰藉。有好几年的时间，沈从文和张兆和住处不在一起。沈从文每晚去张兆和处吃晚饭，并带回第二天早、午的饭食。北京冬天奇冷无比，沈从文不得不一边啃着豆渣、馒头，一边从事学术研究。张兆和并不是很理解沈从文对古董、文物的痴迷。总的来说，作为妻子，张兆和对沈从文的关心和理解是存在欠缺的。直到“四人帮”倒台后，沈从文才被调往中国社会科学院，分得一套较好的住房，并备配了汽车和司机，两老才过上了正常的家庭生活。
　　沈、张的家庭生活到底如何，受沈从文多年亲炙的汪曾祺说过这样一句话：“沈先生的家庭是我见到的最好的家庭，随时都在亲切和谐气氛中。两个儿子，小龙小虎，兄弟怡怡。”照一般人的理解，作为沈从文的嫡传弟子，汪曾祺的评价应该是最具权威性的，但我认为，正是因为他们之间的师生关系，使得他的评价恰恰不可全信——为先贤讳，为师长讳，这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传统。更何况，在这句话中，两个孩子才是中心，而对沈、张二人的感情，并未作出正面评价。

      3078.沈从文主要作品
　　沈从文一生共出版《石子船》《从文子集》等30多种短篇小说集和《边城》《长河》等6部中长篇小说，沈从文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乡村世界的主要表现者和反思者，他认为“美在生命”，虽身处于虚伪、自私和冷漠的都市，却醉心于人性之美，他说：“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习作选集代序》）。
      小说集
　　《老实人》
　　《蜜柑》
　　《雨后及其他》
　　《神巫之爱》
　　《龙朱》
　　《旅店及其他》
　　《石子船》
　　《虎雏》
　　《阿黑小史》
　　《月下小景》
　　《八骏图》
　　《如蕤集》
　　《从文小说习作选》
　　《雪晴》
　　《新与旧》
　　《主妇集》
　　《春灯集》
　　《黑凤集》
　　《阿丽思中国游记》
　　《边城》
　　《长河》
　　《旧梦》
      散文集
　　《沈从文散文选》
     《记胡也频》
　　《从文自传》
　　《记丁玲》
　　《湘行散记》
　　《湘西》
　　《废邮存底》
　　《烛虚》
　　《云南看云集》
      学术著作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从文赏玉》
      相关传记
　　沈从文，《从文自传》，湖南美术出版社
　　金介甫，《沈从文传》，国际文化出版社
　　凌宇，《沈从文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吴世勇，《沈从文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
　　李辉，《沈从文图传》，长江文艺出版社

      3079.沈从文创作风格
　　沈从文的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他要求小说的诗意效果，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语言格调古朴，句式简峭、主干突出，单纯而又厚实，朴讷而又传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沈从文以乡村为题材的小说是典型的乡村文化小说，它不仅在整体上与都市“现代文明”相对照，而且始终注目于湘西世界朝现代转型过程中，不同的文化碰撞所规定的乡下人的生存方式、人生足迹及历史命运。整个作品充满了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命的哲学思考，一如他那实在而又顽强的生命，给人教益和启示。

      3080.沈从文小说分类
　　沈从文创作的小说主要有两类，一种是以湘西生活为题材，一种是以都市生活为题材，前者通过描写湘西人原始、自然的生命形式，赞美人性美；后者通过都市生活的腐化堕落，揭示都市自然人性的丧失。其笔下的乡村世界是在与都市社会对立互参的总体格局中获得表现的，而都市题材下的上流社会“人性的扭曲”他是在“人与自然契合”的人生理想的烛照下获得显现，正是他这种独特的价值尺度和内涵的哲学思辨，构起了沈从文笔下的都市人生与乡村世界的桥梁，也正由于这种对以金钱为核心的“现代文学”的批判，以及对理想浪漫主义的追求，使得沈从文写出了《边城》这样的理想生命之歌。

      3081.沈从文代表作
　　中篇小说《边城》是他的代表作，寄寓着沈从文“美”与“爱”的美学理想，是他表现人性美最突出的作品，通过湘西儿女翠翠恋人傩送的爱情悲剧，反映出湘西在“自然”、“人事”面前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一代又一代重复着悲凉的人生，寄托了作者民族的和个人的隐痛。

      3082.沈从文书法
　　要说沈从文先生的书法，是可以写一篇长长的论文的。因为他不仅能写很好的章草和行楷，还对书法艺术有一套完整的属于自己个人的理论。沈从文小的时候，就十分爱好习字，临过许多帖。青少年时代就能写很好的楷书了。
　　虽然沈先生一直爱好书法，而且在圈子里颇有声名，但从来视书法于自己是件好玩的事情，从没想到卖字，以此谋利。只是有一回例外。
　　抗战胜利以后，沈先生从云南回到北平，其时，他在当教授之余，利用一点时间为一家报纸编辑副刊。有一个诗歌作者叫柯原的，因家庭困难，不得已给经常发表自己诗作的编辑沈从文先生写了一封信，请求他的帮助，沈从文知道情况后，也因为自己当时手头不宽裕，就在1947年9月20日的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上登了一则启事：“有个未谋面的青年作家，家中因丧事情形困难，我想作个‘乞醯’之举，凡乐意从友谊上给这个有希望青年作家解除一点困难，又有余力作这件事的，我可以为这个作家卖20幅条幅字，作为对于这种善意的答谢。这种字暂定为10万元一张。我的办法是凡要我字的，可以来信告我，我寄字时再告他如何直接寄款给那个穷作家。”同时，他还想推而广之，“你们若觉得这个办法还合理，有人赞助，此后我还想为几个死去了的作家家属卖半年字。”1949年后，柯原做了广州军区的专业作者。
　　因种种原因，1980年，他才知道沈从文的下落，于是专门到北京找到沈先生，说当年如何如何帮了大忙。可是沈从文自己却早忘了此事。1982年5月，沈从文携夫人张女士一起去张家界，头一天看了山下的金鞭溪，第二天要上山去，他因腿脚不太灵便，夫人和陪同的人去了，他留在宾馆里，张家界管理处的同志拿来纸和笔要请他题字，他答应了。说到要派人陪他时，他说，我写字有个习惯，要一个人写，不愿意别人在旁边看。管理处的同志想，你一个80岁的人了，我们让你一人在宾馆，怎么放心。所以说了句，怕你一个不方便。沈先生敏感得很，说，至于身体，我最近才检查的，没什么大毛病，你们放心吧。玩了大半天，夫人和陪同的人回到宾馆时，看到沈先生写了“张家界”、“金鞭岩”、“展卷”等好多幅。这时，他已是一身疲倦，见了夫人便说，今天是真正写累了。看到一沓题字，管理处的同志都有些不好意思了，说，真累了你老人家了。对于要出书请他题写书名的，他常常要写好几幅寄给人家，让人家去选。沈从文先生写字，从来不讲究笔和墨。我收到的两幅和一些朋友收到的字大多用墨浅浓不匀，用纸也没什么好的宣纸。1981年，他在给作家彭荆风信中说到，我用的笔通只值一毛三分中小学习字笔，纸也只用一毛五分的糊窗高丽纸……墨是沉淀后加水的墨汁，所以无光彩，应叫死墨，用书行家看来就知道是外行。他也常常不满意自己写字。1982年2月9日，在给赵瑞蕻夫妇一信中说道：俗话说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趣，对于写字，我恰恰相反，写来写去，总觉得不满意，也可以说是一种悲剧性的徒劳，等于自讨苦吃。永远得不到写字人应有的快乐。因此给字时，他总要交待，不要裱，找块大一点的木板贴在上面也行。
　　沈先生完整地谈论书法的文章有3篇：1937年4月4日发表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的《谈写字（一）》；1948年7月1日发表在《论语》半月刊上的《谈写字（二）》；还有一篇写于20世纪70年代的《叙章草进展》，此文沈先生生前未发表过，后来在家人编辑他的全集时被收了进去。
　　在《谈写字（一）》里，沈先生说应把写字看成是一门艺术。他认为，社会组织复杂时，所有事业就得分工。任何一种工作，必须要锲而不舍地从事多年，才能够有点成就。当行与玩票，造诣分别显然。在这个问题上，有天才，但极少。一般人对于某种专门艺术事业，无具体了解，难产创造；无较深认识，决不能产生奇迹。
　　在论述写字是一门艺术时，他从历史的角度进行了分析。甲骨文，当时的造字者除了注意点线明朗悦目便于记忆外，还注重到它的个别与群体的装饰美和图案美。而商时的文字如画，周时文字极重组织。秦篆雄秀，汉隶章草都讲究造型美观。
　　字的艺术价值历史上有承认的时候。蔡邕写石经时，来参观和摩写的人、车填塞满了街道。王羲之更是奠定了行草的艺术价值。但是后来因为写字的人重摹仿，加上它的实用性，所以它的艺术性不及图画、音乐、雕刻那样地位固定了。沈先生的另两篇文章，一篇是对宋和近代书家的分析评价，再一篇是对章草由来的看法。我认为惟有第一篇反映了他书法艺术的基本观点。有趣的是，他六七十年前写的文章，今天看来，仿佛是针对当下书坛的怪现象有人专门向他约稿的。

      3083.沈从文琐事
　　沈从文只有小学学历。西南联大要提升沈从文为教授时，刘文典一直看不起搞新文学创作的人。一次，在西南联大的教务会议上，他提出质疑：“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400块钱，我该拿40块钱，朱自清该拿4块钱，可我不会给沈从文4毛钱。沈从文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美籍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则对“沈从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性”予以充分的肯定，在评点沈的《静》时他说，“三十年代的中国作家，再没有别人能在相同的篇幅内，写出一篇如此有象征意味如此感情丰富的小说来。”

     3084.沈从文与诺贝尔奖
　　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审委员马悦然于高行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后，在《明报月刊》中表示，1987、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最后候选名单之中，沈从文入选了，而且马悦然认为沈从文是1988年中最有机会获奖的候选人。1988年，马悦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瑞典大使馆文化处询问沈从文是否仍然在世，得到的回答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其实，沈从文刚刚离世数月。文化界流传，1988年诺贝尔评审委员会已经决定文学奖得奖者是沈从文，但因为诺贝尔奖只会颁授给在世的人，虽然经过马悦然屡次劝说破例颁发给沈从文，马悦然使出浑身解数还是无效，最后哭着离开了会场，因此沈从文与诺贝尔文学奖可谓失之交臂。
　　日后曾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的佩尔·韦斯特伯格在2012年回忆称，他在加入瑞典学院前，知道沈从文“非常非常接近获奖，但是他不幸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