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城后日记《我的1978》

1978年12月9日
       昨天夜班三调只剩我一个人，临时把四调的朱德江和新来二调的被车站单阎王誉为“最坏的”夏兆兴调来三调，结果合作的相当好，虽然刚刚接近完成任务，是由于活不好没有办法。
      因货物线送一辆车没有调入货位，下班时去交班，直到九时多才回家，受一肚子气。之所以没有调入是因为有一辆岔内堵门的没卸完的车，卸了一半 ，门子开着，我认为不能调入。没想到货物线值班员向楼上反映我们不给调入，致使我们从土特回来定位后好长时间才听到广播要求我们给货物线调入。我及时向楼上联系反映了堵门车卸了一半不能倒车，并且回来后亲自上楼说明了情况，想不到也成了罪过。我土特回来多取4辆车，这四辆车楼上楼下都不知道来自何处，去向何方，光对车用去半个小时，这对我们不算功，而货物线因卸车一半不能倒车少调入一辆即为大过，有这么霸道的事吗？平时由于计划错误、由于接运员不及时出场造成过多少车不能卸，此一辆还是在如此特定的情况下竟然成了罪过，怎能不让人气愤呢？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有和单阎王犟，任他胡说八道罢了。
      由于心中不净，上午没有睡实。大华去看电影《百万英镑》，我又把东东弄回睡觉，直到下午才算睡着，三时多醒来。车站要求三时去听先代会传达，不能去了。
      后天要进行一班和四班事故的分析发言，我开始酝酿写稿。到底说些什么呢？我的心中很乱，还是实事求是，有啥说啥，不给当官的留面子吧。

李再林 发表于 2017-12-11 11:11
1978年12月9日
       昨天夜班三调只剩我一个人，临时把四调的朱德江和新来二调的被车站单阎王誉为“最坏 ...

工作上的事情基层最有发言权。

1978年12月10日
       今天日勤。
       由于得去一趟大炼油，任务完成的还好，超过900分。
       可惜早晨当官的大训一场并没有制止事故的发生，四调又在水泥厂造成脱线。这是本月一班发生的第三件事故。其中跃进线脱线没报，只南头侧面冲突算了一般事故，此件也许不算，可耽误20辆石灰石卸车，指标统统下来了。
       晚饭后草草结束了我明天的发言稿，大约3000字以上。共谈了七点想法，即：1）要做到安全生产，必须坚决遵章守纪；2）要遵章守纪首先要懂章懂纪；3）重要的是抓好小组建设，做到人人过得硬；4）要有一个好的作业方法；5）人人多一个心眼，处处想到联防；6）反对形式主义、务虚求实，重点放在一个 实字上；7）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创造一个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人人心情舒畅地工作。这里的最后两点主要是针对领导作风、企业管理的，一定会引起他们疯狂的仇恨，那就算是一个挑战吧，早就应该为之战斗了。谈到我们的决心，我提出是有的，只是不能保证，我们还需要练兵，还需要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克服缺点，不断完善。中国有句古话“尽人事听天命”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就是了。
      已经很晚了。

1978年12月11日
       今天学习结束很晚。
       大多数的发言没有充分准备，我的发言是充分的，所以发言时，满座静听，结束时竟响起一阵掌声。我的第六和第七个问题果然使当官的坐卧不安，怒气冲天。但既然我们党有一个规矩，不能抓辫子，不能打棍子，我作为正式发言提出的批评是有根据的，他们也不能立竿见影地进行报复。但是那位造反派出身的郭恩元站长（过去是分局长）还是冒天下之大不韪，马上进行攻击，那露骨的浅薄让群众看不下眼，只能嗤之以鼻。他大声咆哮，说什么他“也不想发脾气、训人”而是“没办法”“谁让你出事故了呢？”“难道出了事故还不可以批评吗？”仿佛我反对的是批评，而不是他们的官僚主义。他这一怒不要紧，虽然昨日四调的事故没有定下来责任，他马上宣布给调车员和连接员撤职处分，大有杀鸡给猴看之势。会后我笑着问他“生气了？”他马上说我的发言观点有问题，但是“不想组织批判”，好家伙，还是他宽宏大量啊。这些人不懂得用民主的方法管理企业，把“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当成"严格”“负责”，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只会大喊大叫，不会做过细的工作。如此下去，情况永远不会从根本上转变。让他们撤吧，把所有的人都当敌人一样打击，工作只能更坏，绝不会更好。有他们在，人们只会更加寒心，更加离德。我等待着他们的报复。真的逼到我的头上，我也只好和他们大干了。那样也许可以更早地扫荡这些霸王，使我们的工作早日好起来。
      去国君处，送去十元钱买花生米。谈起车站的事十分感慨，更使我有压抑之感。
      下午无论如何睡不实，失眠，索性看书。在如此不畅的心情下去工作，鬼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给兵团的付会计写信，寄去买玻璃的收据和其他单据，款额是123·50元，其中玻璃款115元，汇费1·15元，车费7·35元。还欠兵团191·81元减去123·50元剩68·30元。这钱要等大华的粮食问题解决后再说。此信明日挂号寄出。

1978年12月12日
      昨夜不再着急，在作业上听之任之，虽然损失时间很多，提前50分钟上水，我们还是完成了任务。
      下班后四调五调去交班，唯有我们三调幸免。前者因23道撞车造成事故，此事是我发现的。我们23道挂车，发现北头第二辆端板突出，立柱开焊，钩不能挂上，查了小票，方知四调曾经挑过车。后者是临下班时，当官的发现有人进屋不作业，一气之下决定的，以示惩罚。
      睡到中午。
      去大姐处，为淑英接班的事去父亲单位。根据新规定去世一周年者不再办理。恐怕要上访，是个麻烦事。
      接到冯恩全来信，他15日早晨到三棵树。发出给付会计的信，并给大楞写信，一并发出。
      抓时间去理个发。
      看几日的报纸。对陶铸的死，对《保卫延安》的解放，对于纪念“百色起义”，使我们的思想为之一震。历史啊，你是多么的无情，又是多么地正义。无情是那无法力挽的潮流；正义是那真实地面目。

李再林 发表于 2017-12-11 16:47
1978年12月10日
       今天日勤。
       由于得去一趟大炼油，任务完成的还好，超过900分。

再林兄的发言稿很切合实际！

李再林 发表于 2017-12-14 07:03
1978年12月11日
       今天学习结束很晚。
       大多数的发言没有充分准备，我的发言是充分的，所以发 ...

这些人不懂得用民主的方法管理企业，把“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当成"严格”“负责”，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只会大喊大叫，不会做过细的工作。如此下去，情况永远不会从根本上转变。再林兄的呐喊可能无人爱听！

李再林 发表于 2017-12-15 08:12
1978年12月12日
      昨夜不再着急，在作业上听之任之，虽然损失时间很多，提前50分钟上水，我们还是完成 ...

历史就像一个小女孩，大人们可以根据情况进行打扮，不断地纠正错误！

农场章文 发表于 2017-12-15 13:42
历史就像一个小女孩，大人们可以根据情况进行打扮，不断地纠正错误！

谢谢兄弟的不断点评，性格决定命运，回头看，就是真理。

1978年12月13日
       问题正在严重起来。
       早晨点名时，姓郭的副站长又含沙射影地攻击我，说什么“李再林不是说过了吗，大家有压力。昨晚上我们抓到了上班睡觉的，难道他们是因为有压力才睡觉的吗？”在大庭广众面前这样对待一个群众的批评，任意进行歪曲、攻击，是可忍孰不可忍！可我忍了。点完名后我向郭某人提出：“以后不要再提我，就算我没说。”没想到他竟然大怒，吼了起来：“就算没说？没那么便宜！我要把你的材料在运转组织批判，把你搞臭，等你出了事故绝不客气，往死了整！”当时我心中一震，知道已经进入被迫害的法圈。但只是愤怒、可笑，同时庆幸我毕竟至今没有事故，还不至于被他整死。既然不能被整死，他郭某人如此践踏法纪，蔑视民主，我不能不为之斗争，用我的权利进行反抗。
      这斗争的唯一手段是向上级反映。
      我恰巧在北第二见到地区党委书记李东生，向他谈了。我向他说：“即使我的讲话全是错的，不应批评车站某些领导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可这是我的民主权利，凭什么利用讲台进行公开的报复呢？并且明目张胆地进行恐吓。在这种压力下我怎么进行工作呢？”李书记毕竟懂得党纪国法，大家也都反映了这种情况，自然觉得不妥，劝慰我一番，说他找姓郭的站长谈一谈，再让我们交换一下意见。我知道他们是官官相护。可他没有大发雷霆，还坚持党的“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我还是应该相信他的。
      但是，事情怎么发展我不可得而知。下午好多干部下到各个作业区“征求大家的意见，引导大家认识我的观点”也有错误",但很多人坚持我的态度是正确的，敢于提出批评意见是对的。当北区的“大饼子”说“只有十几个人支持李再林”时，有人当即驳回说“鼓掌的就有一半人，还有心里赞成不敢表态的呢？”我的意见不是要征得大家的同意，即使没有一个人拥护，我也有权利提。压制这民主的权利，甚至进行报复，是党纪国法所不容的。现在的问题不是我的观点是否正确，而是他们这样对待批评是原则上的错误，路线上的错误。
      二班早上学习的时候郭某人还大讲“李再林的稿子里通篇没有一句毛主席和华主席的话”仿佛这也可以定罪。而且污蔑我“提了裤子不认账，没那么容易”。晚上三班点名时，没听说有什么新的攻击，只是说我引用了古文“胜败乃兵家常事”说“以后让他来个专题讲话”不无讽刺而已。
      事情到底怎么发展，我还要拭目以待。回到家想了很久，还是要给有关上级写份报告和正式文件。如此罢休，肯定对自己不利。重要的是这口气咽不下去，欺人太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