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雪城知青 于 2013-5-22 22:15 编辑
梧桐河农场逸事（二十八）—（三十五） （二十八） 摔跤引发的血案
●雪城知青
下乡后，在我们男宿舍西头，是连队男知青们强身健体的场子，经常有连队一帮喜爱摔跤的荒友们在那练跤。我们四队的基本是以孔宪军、隋玉海等几人。每逢饭后或休息时，他们就码上几个人在那操练，练得久了，也时常会吸引外连队的跤友们来交流技法。我因为在家时就喜欢到伟建厂体育场门前看摔跤，所以也时常去凑个热闹，偶尔还上去比活一两下。什么“别子”“抱腿摔”也略知一二。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而农田排的浙江知青大老温、陈龙妙等几个知青却经常在那练举重，墙角处，就有一个自制的铁杠铃，两边按上拖拉机上卸下的旧铁轮子，加在一起也有一二百斤重。这大老温个头足有一米八十四左右，长得是典型的南方人的脸型，额头突起，眼睛不大，面部白皙，身体长得胸宽背厚，乍腰臂长，双拳一握，肱二头肌凸起，浑身透着力气，在连队的举重圈里那是屈指可数，无人可以和他匹敌。
有一天，十三连几位喜欢玩跤的哈尔滨知青也来到了我们连看摔跤，其中有关黎宝为首的几人。要说起关黎宝，哈尔滨知青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因为关黎宝在没下乡之前就属于学校里横踢马槽的“刺头”，整个学校都没人敢惹他。他个头不高，皮肤黝黑，一双滴溜溜乱转的大眼睛，走起路来就像摔跤走场的姿势，横着膀子晃，打起仗来那更是两肋插刀、敢下死手的主。由于他是公安局里“几进几出”的常客，所以出来后经常剃个寸头，人送外号“关秃子”，那在我们街里一提起“关秃子”，没有不知道的。
别看关黎宝个头还不到1.7米，因早时家境不太好，从小就干些力气活，时间久了，就练就了一身腱子肉，蜕变成社会上的“混混”以后，就到处拜把子投师，武把操和摔跤也是那时候练就的防身之术。
75年下乡到我们农场十三队，一些把兄弟也是前呼后拥的跟着来到乡下,在连队形成一种势力，无人去招惹他们，就连附近古城、振兴、二号的老乡们都害怕他们。
说这一天到了我们四队之后，就在宿舍西头和我们连的跤手们切磋起来。时值秋季，跤手们也没有正规的“褡琏”（摔跤的跤衣）都是穿着破工作服，腰间扎个麻绳，就开始了交手，只见关黎宝闪转腾挪，左摇右晃，怪着频出，接连战胜了我们四队的两位跤手。
看到本连的跤手连连败下阵来，在旁边看热闹的大老温看不下去了，他高喊了一声：“大家都闪开，看我和这小子过过着”。说着话，他把衣服一脱，浑身的疙里疙瘩的肌肉就露了出来，大老温跳到场子中间，右手向关黎宝一钩，眼睛里透出一种轻蔑的目光。
此时的关黎宝一看大老温这么大的块头，身高体壮，肌肉隆起，心里还真的有些打鼓。可转念一想，我关黎宝平生怕过谁？关键时候也不能掉链子啊！他用手紧紧了腰间的麻绳，晃着跤步就上来了。
大老温，说句实话，也不太会摔跤，只是仗着自己胳膊粗、力气大，就想煞煞关黎宝的锐气。他们围着跤场转了起来，转着转着两人就扭到了一起，一看两人的身高将近差了一半，黑白分明，围着的知青们都瞪着眼睛、张着嘴巴观看这场难得的二虎争斗。
摔着摔着，大老温仗着身高臂长，双手一叫劲，就把关黎宝象小鸡一样从地上生生的提了起来，而关黎宝则死死抓住大老温的肩膀和胳臂，大老温是转着圈想把他扔出去，可关黎宝就是缠住他不撒手，转了几圈之后，大老温气喘嘘嘘的刚刚把关黎宝放到地上，只见关黎宝腾出左手一把拽住大老温的右肩，用自己右肩膀顶住大老温的胸部，右腿一别，浑身一发力，顺势来个“别子”，就将180来斤重的大老温从背上重重的摔到了地上，围观的人们都不由自主的惊呼了一声。大老温半天才从地上爬了起来，他涨着通红的脸，嘴里面不干不净的骂着，抡起拳头就向关黎宝头上砸去，旁边我们这些知青都一拥而上，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二人分开，一次跤场的较量就这样结束了。
大老温此次败走麦城，心里一直不爽，总想找个机会报复一下关黎宝，说来也巧，该着他们有一拼。
没过几天，关黎宝坐着连队的马车去总场分局拘留所，看他的把兄弟绰号“老保”的哈市知青（因酒后把温州一老知青给捅伤），也恰好大老温随四队的车去总场拉粮。就在粮库不远的大道上，大老温一眼就看到了和自己摔跤的关黎宝，俗话说：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你个小兔崽子，这回看你往哪跑！他二话没说，瞪着眼睛，直奔关黎宝冲去。
再说，关黎宝此时也刚从拘留所里出来，在道上看到大老温直奔自己而来，就知道不好，大老温这是要报一箭之仇，好汉不吃眼前亏，关黎宝掉头就奔自己连队的马车跑去。
原来关黎宝是个“混混”出身，久经沙场，他走到哪都随身挟带着匕首，以防万一。此时，大老温哪知道其中秘密，以为关黎宝害怕了，就一路穷追不舍，大约跑出100多米，眼看就要撵上了，关黎宝也已到了马车前，他手疾眼快，从车上的黄书兜里拽出匕首，返过身来朝着大老温就当头刺去。大老温看到一道寒光直奔自己的面门而来，急忙躲闪，结果脸是躲了过去，可半尺来长的匕首，“噗嗤”一声就刺进了大腿上，正好扎在股动脉上，只见是血像箭一样窜了出来，大老温顿时瘫倒在地，一会，鲜血就染红了地面。看到这样的场景，在场的目击者马上就报了警，分局来人一边送大老温去医院抢救，一边将惹祸的关黎宝关进了拘留所，就这样关黎宝和他的把兄弟一个小时之后，就成了真正“患难与共”的狱友。
好在大老温在医院抢救及时，要不然由于股动脉刺伤，会失血过多而死亡的。过了不久，关黎宝和老保也都被放了出来。1979年他们二兄弟都返回到了哈尔滨，凭着关黎宝一身的力气，他则顶替父亲进了工厂装卸队。
但是，人有旦夕祸福，关黎宝和老保二人在参加我们哈市知青下乡20周年之后，都因身体原因先后在40—50岁时去世，让人嘘唏不已。
在此，我也借书写本文之际，祈愿这对难兄难弟在阴曹地府相依为命，弃恶扬善，共度冥生。
梧桐河农场逸事（二十九）
“三角恋”引出的悲剧
七六年冬天的一个寒冷的夜晚,我们农场四队作业站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凶杀案,被害者是作业站炊事班长老M，被人发现时他已倒在小宿舍的门后，脖颈已被利器砍断只连着一层皮，当场暴亡，形状惨不忍睹，屋内血溅墙壁，令人恐怖。
原来，老M是佳木斯下乡的老知青，团员，炊事班长。此人为人谦和、朴实厚道，工作上更是踏踏实实，兢兢业业，曾多次获得农场级先进个人称号，虽然年龄也就在25岁左右，因人长的老成，所以知青们都习惯称他“老M ”。
事件的起因，还得从老M和杀人者小P说起。老M和小P都是佳木斯老知青，因同在炊事班，关系又处得不错，两人还住在一个小宿舍里，每天都吃、住、工作在一起，所以，就个人关系而言，没有什么矛盾和过结。
矛盾还是发生在“三角恋”情上，炊事班有一名南方的女知青,皮肤白皙、体态丰腴，大眼睛，颇有些姿色。几年来，由于炊事班的男女知青们每天工作在一起，随着年令的增长和生理的需求，久而久之，难免产生男女之间的恋情。而且，老M、小P都对女知青产生了好感，从表象上看，我们都认为女知青和老M的关系更为密切。为此，心胸狭窄的小P就产生了嫉妒之心，心里的极度不平衡，使他一直在寻机报复老M。
俗话说“月黑杀人夜”。在一个没有月亮、天色漆黑的晚上，大约九点多钟，惨剧发生了。老M本来是在总场开年终劳模表彰会，按理说他是应在总场住下的（离连队十四里），可就因为他是劳模，为了不影响炊事班的工作，就急忙赶回了连队。当老M为食堂开完了晚饭，回到宿舍时，他做梦也没想到，小P，这个每天和他朝夕相处的老乡、同事、战友，竟然躲在宿舍门后，乘他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用利斧将他的脖子连砍数下，可怜的老M，还没来得及挣扎，就血流如注，气绝身亡。
杀人之后，小P看到倒在血泊之中的老M，顿时精神上就受到了强烈的刺激，慌乱之中，他扔掉带血的凶器，冲出了宿舍，一口气跑到了作业站后面的小河边，在六神无主的情况下，他想到了自杀。当时，作业站的人们都是饮用梧桐河水，即使冬季也不例外，由于人们经常挑水，河面上就形成了一个水桶粗的冰窟窿，人们用水桶可直接在冰窟窿里舀水。
看着黑黑的冰窟窿，小P便直立的跳进了窟窿里，可是没想到他穿的是棉服，人下到肩部就卡住了。于是，他又爬了上来，又大头朝下往窟窿里扎，可还是卡在肩膀上。就着样，小P是几经折腾，浑身上下都结满了冰凌，冻得他瑟瑟发抖，抱成一团。
在自杀未遂的情况下，他想到了连队比较要好的W大夫，于是他跌跌撞撞地跑到W家。说来也巧，虽然已是夜晚十点多钟，W大夫家却有两名佳木斯老知青恰好在他家吃完饭没走，正在那闲聊，看到小P进门时的样子，几位都很吃惊。小P一看有他人在场就退了出来，W大夫马上跟了出来，看到小P满身冰凌的狼狈样子，急忙询问怎么回事？小P支吾了一会，才说出自己杀了老M一事。听到此话，沉着冷静的W大夫还真是没徇私情，他机智、果断，马上喊出了屋内的两名老知青，二话没说，就将小P捆个正着，三人将其送到连队……
此事一出，连队的知青们都对老M心存婉惜，这么好的一位同志和战友，竟然惨死在同事的手下。而那位南方女知青也因此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和知青们的白眼，为了她，两名正值青春年华的男知青命赴黄泉，想起来她就做恶梦，不久，她就病返回到南方去了。
小P则被佳木斯法院立案审理，由于证据确凿，小P对其杀人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一年后被执行枪决。1979年，随着南北知青们的大批返城，此事也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记忆。
梧桐河农场逸事（三十）
抱憾终生的荒友二哥
2011年8月初的一个阴云笼罩的早晨，我们梧桐河四队数位荒友，匆匆乘车赶到平房区殡仪馆，来送别我们曾朝夕相处的荒友王修全。因其父母早已过世多年，老伴也已中风卧床、失语，家中生活已达到难以支撑的地步。无奈之中，只有在他的胞弟、胞妹操持下举行了一个极其简单的告别仪式。
殡仪馆停尸间里，气氛凝重而显得格外悲凉，除了他的几位亲人，就是我们八个荒友前来送行。看到王修全身着素衣，面无苍白，二目紧闭，静静躺在冰凉的棺椁里。现场没有鲜花，没有哀乐，大家心里都说不出来的难受。我们都眼含着泪水，向他鞠躬道别，我哽噎说“二哥，我们八位荒友来送你上路，一路走好！”
耳闻目睹荒友的匆匆离世，不由我想起了多年来与他相处的日子。王修全，是我们连队哈尔滨知青中年龄最大的一位，1953年生人，因家中排行老二，他性格耿直、火爆、仗义，敢说敢干，我们还多少沾了点远亲，所以我们都尊称他为“二哥”。
七四年下乡之后，我们同时分到了十二连，也许是二哥比我们年长几岁的原因，相对来说就比我们成熟了很多。七五年就和我们当值的女班长，比他小两岁的于姐处上了对象。于姐是我们上一届的学生，五十五中72届毕业生，人虽长的普普通通，身高体壮，但心地善良，朴实能干。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下乡的第一天，宿舍刚刚安置好，她就带着几个哈市女知青到我们男生宿舍来收衣服，她说：“你们男生在家都不会洗衣服，现在出门在外，我们都要互相帮助才行。”当时，大多数男生虽然都忙活的一身泥土满身臭汗，但都不好意思麻烦女生，可是她们还是连脱带拽，盛情难却，硬性的收了几大盆外衣、床单等，此等义举给我们留下了最初的良好印象。
也可能是出于这种善良的发现，二哥就看好了于姐的为人。俗话说：“先下手为强”，于是乎他迅速展开了攻势，在他的努力下，很快两人都坠入爱河，也成为哈市知青中最先成家的一对。一年来，在老知青等众人的帮助下，给他们二人在宿舍后面找了一间茅草房，没有仪式，没有喜糖，俩人就默默的在北大荒开始了新的生活。
1976年春天，二哥的爱情发生了质的变化，一个又白又胖的男孩诞生了。可以说在那个青涩懵懂的年龄，看到他们的爱情结晶，我们是又羡慕，又觉得好玩。孩子一天天长大，每天就生活在知青们中间，大家有好吃的、好玩的都给孩子，孩子虎头虎脑，调皮逗人，简直就成了知青们茶余饭后的开心果。
转瞬到了秋天，二哥和其他几名哈市知青因工作需要，被调到水利连开推土机去了，由于两个连队之间相差几十里地，荒友之间的走动逐渐少了许多……
直到1979年，受大批知青返城的影响，一年以后，二哥也拖着一家三口回到了故乡哈尔滨。
返城后的二哥也恰好分到了我所在的东风厂，从铝窗分厂又调到了汽水分厂当上了一名维护钳工。1984年东风厂第一次建家属住宅楼，我们都有幸分到了一间十四平米的单间，他恰好就住在我的楼上。在荒友、同事的基础之上，我们又成为了楼上楼下的近邻。
八十年代中后期，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开放，人们都向着收入越来越高，生活越来越好的目标迈进。二哥也变得务实起来。由于他在汽水厂工作期间，凭着掌握的钳工安装技术来到了妻子的老家山东，自制饮料设备，开始干起了个体经营，走上了发家致富的道路。看到创业有了起色之后，他就毫不犹豫的买断了企业工龄，把孩子放在家里，带着妻子一同到山东打拼，除了自制饮料之外，还参与了金矿淘金的行列，真正成了个体业者。
说到这，还有个小插曲，二哥的生活是有了改变，可他儿子在家却放了“羊”，十几岁的孩子说是由他的亲属照料，可毕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孩子顽劣淘气，上学也不着调，时常就招一帮淘气的同学在家里玩耍，半夜三更不睡觉，在家里闹得四邻不安。那时我家孩子也不大，弄得经常睡不着觉，爱人气的老要上去找，我就劝她说：“算了吧，一个孩子，都是邻居住着”。
结果有一天，二哥的儿子在楼上整整从晚7点一直闹腾到后半夜一点多钟，听起来屋里好像是有很多孩子，有机器的响声，咣咣的摇晃声，床上噗通、噗通的响个不停，我的孩子被吓得直叫唤。实在是无可忍受了，于是我披上衣服来到了楼上，我“当当当”的敲门，听到是楼下的邻居，好半天他们才慢慢的开了门。
我一进屋，就看到一番恰似“战后”的景象。屋内是乱七八糟、床上凌乱不堪，墙角的一个洗衣机还在那“呜呜”转个不停，地上一个盛菜的大勺在那像个不倒翁似的不停地摇晃，满地的杂物，弄得连个下脚的地都没有。我定睛再一看，只有二哥的儿子一个人穿着背心短裤在狡黠的看着我。
我气呼呼的问道：“你们在干什么，半夜三更不睡觉，搅得我们楼下也没法睡？”孩子嬉皮笑脸的说：“我洗衣服、做饭那！”
“你看看，谁家半夜洗衣服，我刚才听你这屋里有一帮孩子都躲到哪去了？”
孩子装着一脸无辜的样子说：“没有啊，就我自己”。
听到孩子瞪着眼睛撒谎，我走到立柜跟前不由分说就打开柜门，马上从里面就“噗噜噜”滚出两个孩子。我又到厨房的凉台上查看，只见两个男孩就爬在两侧的水流子上面，我一看，不由得惊出一身冷汗，这在五楼啊，要是掉下去，非得摔死不可，我急忙把孩子们拽到凉台之上。结果门后还藏着两个，看到我嗔怒的样子，孩子们都一个个耷拉着脑袋嘟囔着：“叔叔，我们错了，下回我们一定注意”。
看到一张张稚嫩、调皮的小脸，我心软了“算了，下不为例，以后绝不允许在这样折腾人了” 后来二哥两口子回来之后，我还笑着跟他们学了这件事，他也苦笑着说：“没办法，谁让咱们是邻居了”……
几年走过来，据当时的花销情况分析，二哥应该是度过了一段丰衣足食的日子，后来也变得手脚比较大，还时常打个麻将消遣时光，听说麻技也不怎么样，钱也没少输。孩子结婚时，他把我们荒友齐聚到近郊他的一个朋友饭店举行了婚礼，我们也出人、出力帮着他完成了孩子的终身大事。
从那以后，二哥的生活状况开始发生了滑坡。由于个体经营不善，辛苦创业挣得钱也几乎消失殆尽，二哥原来的房子只好让给了结婚的孩子住，而他和老伴却居无定所，过上了到处“打游击”日子。
即使是这样，二哥还是改不了他穷要脸、仗义的性格，几次在家里炒些酒菜和荒友们喝上一顿，有一次还宰了一头羊与大家共享。荒友们也是考虑他的状况，凡是谁家有大事都不通知他，以减少他的压力，而每次大家会餐之后都给他家带些好吃的，谁家里有些旧衣服也都接济给他们家。我们每次周年聚会只要求他参加，而不让他拿钱。这些做法使自尊心极强的二哥觉得很没面子。
在生活逐渐透支的情况下，二哥就又想到回农场开推土机干点土建和农活，几年来养狗、打更…… 几乎能干的活计都尝试了，可还是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甚至连儿子的十几平米的住房都没有买下来，（当时才几千元），等到想买时已涨到十几万了。
儿子结婚多年，就因为生活拮据，三十多岁一直没敢要孩子。二哥的老伴也得了脑血栓，连话都说不清楚。残酷的生活压力导致二哥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日积月累，郁闷成疾，终于在去年8月份罹患重病而逝，年仅五十八岁的他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在没有看到王家“香火”延续的情况下，抱憾于九泉。
人们常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受大穷。二哥也就是这样的一个真实的范例。转眼间，二哥去世已一年有余，但愿他在遥远的天国里能够超度灵魂。
梧桐河农场逸事（三十一） 忆荒友“小不点”
“小不点”，58年生人，是我们四队哈尔滨知青中最小的一位，人长得是瘦小精干，小眼睛，尖下颌，但性格开朗，爱说爱笑，会来事，很招人待见。
“小不点”，在家里排行老三，身下两个妹妹。说起他我还是在下乡前就比较熟悉，因为他父亲与我爸是同一个单位的老同事，家中老母亲早年患精神病，没工作，由于遗传因素所致，五个孩子其中有两个有智障，这样的家庭，仅靠他父亲一个人的工资维系，可想而知，家中生活该多么艰难。文革初期，身为“老三届”的长兄为了减少家庭负担，68年就下乡到了农场，微薄的收入，多少也为家庭缓解一些生活压力。
“小不点”下乡后 ，短暂的农田排工作不久，便被调到了机耕队开拖拉机，这对于身单力薄的他来讲，还真是个比较适合的工作。
1976年，正是夏末秋初的季节，我们几位哈尔滨小知青一起搭伴回家探亲，“小不点”也和我们一同回到哈市。一周之后，为了商量返回农场事宜，我曾到他家去了一趟，其清贫、邋遢的家境超出了我的预想，让我记忆深刻。
当时，他家住在新伟街的砖房，到了他家，只见门斗里、厨房和屋里满地都是苞米秸，她的大妹妹蓬头垢面的坐在地上，屋内墙角处放了两个大筐，里面都是一些血糊糊的大骨头，（他父亲因家中很少吃肉，就时常弄些牛、马骨头见点荤腥，靠打渔摸虾改善一下伙食）炕上是磨得仅剩的半截炕席，左边炕头上摆着一对脏兮兮的箱子，几乎看不出本来颜色，除此再也没有什么家具，整个屋内混合着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令人掩鼻。
此时，他父亲和他大哥还有他三人正围着一个小炕桌在喝酒，我也没看到都有什么菜，只看到爷仨都喝得脸色红扑扑的。看到我进屋，他们都招呼我上桌喝两口，我是连连推托，死活也没上桌。
当我和“小不点”商量完返农场的事宜之后，就在第二天便与同行的两位女知青和一位知青的母亲，乘坐我们工厂给农场焊制的铁驳船，顺着松花江一路东行，沿水路踏上了归程。
在乘船航行到农场的“煤岛”（供给农场的煤矿）时，我们顺便登门看望了一下同学的叔叔和家人。看到是哈尔滨来的客人，同学的婶婶说啥也让她儿子领着我们去江心岛上摘一筐香瓜在船上吃。盛情难却，我就和“小不点”在小龙弟的陪同下，划着小船直奔江心岛瓜地。
此段正处在松花江下游，江面宽阔，水流湍急，到江心岛大约有百米之遥，可当我们正在划行之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坐在船尾的“小不点”在没有任何招呼的前提下，竟然跳进了湍急的江中玩起了泳技。这一下可把我吓坏了，我急忙在窜到船尾去伸手拽他，因水浪摇晃着小船，我抓了几次都没有抓到他。此时“小不点”凭着在农村大泡子里练就的“搂狗刨”，已渐渐力不从心，在这危急时刻，还是小龙弟迅速把船靠到跟前，我才把他拽了上来。看到“小不点”脸色煞白，一滩烂泥的样子，我是给他一顿臭骂……
1979年春， 随着大批知青返城，“小不点”也顶替父亲接班返回哈市，进入国营主体分厂当上了一名焊工，不久就找了一个农村的媳妇，组成了小家庭。转年，勤劳的媳妇给生了个女儿以后，时不常做点小生意，日子过的还蛮滋润。这时，“小不点”却养成不良嗜好，喜欢喝大酒，而且没节制，看到有喝酒的场合就喝起没完，在单位提起他来，没有不知道他爱喝酒的。偶尔我在街上碰见他，小脸总是喝的通红，牵着个小狗，满嘴的酒气。
久而久之，酒大伤肝脾，身体也是每况日下。 2010年，沉疴在身的”小不点” 感觉体质状况一直不太好, 女儿也老大不小了，找个对象也比较满意，为了不留遗憾，就张罗着给孩子结了婚，也算为孩子完成了终身大事。
后来的几次荒友聚会，“小不点”是脸色灰暗，走路踉跄，每次端起酒杯是手指头乱颤，说起话来语无伦次。每当看到这种情况，我就事先和荒友们说好，不让他喝酒，开始还是不听话，不喝白的，也得喝点啤酒，后来只能让他喝饮料了。
2011年冬，“小不点”终于病入膏肓，虽经积极救治，也无力回天，溘然而去。就这样，“小不点”哥仨因喝酒已走了俩，剩下一个还不到60岁，就已经两次脑出血了……
俗话说：人走茶凉，当今社会之诟病。出殡那天，只有我和一位和他比较要好的荒友去为他送行，平时交往的好多人也没有看到，想起来，还真的为早逝的“小不点”感到惋惜和悲哀。
梧桐河农场逸事（三十二）
悼祭疑君在 无语泪沾襟襟 — 缅怀荒友—赵树民
2012年9月30日中午，突然接到荒友的电话，说赵树民去世了，听后还心存疑惑，不可能吧！一个多月前还在帮助指导公司厂庆文艺活动。十几分钟之后，当我们气喘嘘嘘赶到他家看望时，老伴和女儿们都已泣不成声，哭成了一团。
原来，那天早晨，老赵还出去买的早点，回来就感觉有些累，于是就躺在床上歇一会。当时，在家休产假的女儿正在里屋看小孩，突然听到“噗通”一声，她急忙跑到大屋，看到他父亲已从床上栽到了地上，人事不省。惊慌失措的女儿急忙招呼邻居并挂“120”求救，半个小时左右，虽经医护人员全力抢救，却终因心脏病突发，猝然而逝，年仅56岁。
赵树民，是哈五十五中七二届的毕业生，他长方脸，眼睛不大，身材大约1.76左右，体格健壮，说起话来底气十足，声音洪亮。在学校时他就是一个爱好文体的特长生，在体育方面擅长乒乓球、排球、铁饼、标枪；而在文艺上他是学校文艺宣传队的骨干队员，主要爱好是擅长二胡、扬琴，在学校文艺圈里他是晓有名气。
1974年10月，下乡到梧桐河农场之后，年底，我们就分别从各自连队抽到了总场文艺宣传队，那时他就是凭着一首二胡曲《赛马》而被选中。
在总场宣传队的半年期间，我们一起去的6名哈尔滨男队员和几名老队员都同住在水利连的宿舍里，每天大家吃、住在一起，吹拉弹唱、跳舞、练功、排节目等，非常开心。处于演出的需要，老队长要求乐队人员都必须掌握几门乐器，因此，他除了喜欢民乐之外，又在老队员曲嘉喜的指导下练起了西洋乐器“长号”，因为他的肺活量和底气很足，所以他很快就掌握了长号的技巧，并运用自如。
75年夏，总场宣传队解散了，我们都一起回到了7连、12连合并的连队——四队。有了总场半年期间的感情铺垫，我们相处的比较好，回来后还一如继往，因为他比我年长一岁，所以我称他“老赵”。
冬季来临，一年一度的征兵开始，由于是又苦又累的基建工程兵，农场干部的子女都不愿意去，此“馅饼”就砸到了知青们的头上。当时我因眼睛近视没有报名，是室友给报的名，而老赵也报了名，我们一起到鹤立镇检查身体，我因近视没能如愿，他却凭着一把二胡又一次被接兵的排长看中，特招入伍了。到了部队新兵下连之后，老赵就被调到师部宣传队，凭着他的乐器功底和契而不舍的劲头，成为一名近似专业的演奏员了。在部队几年的打磨、修炼、演出，他在作曲、配器方面都有很大的长进，也成了队里的台柱子。
80年代初从部队复员后，老赵凭借个人音乐才能和战友的推荐被分到东安公司工会工作，后因为找对象而被对调到东轻公司薄板分厂，随着文艺特长的不断地显现，他又被调到工会。多年来为东轻公司的企业文化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每逢东轻有大型庆典活动和文艺演出他都是不可或缺的行家里手，教歌、指挥、配器、排练，有时就连请来的专业人员都佩服得翘指称赞。
可是，好人不长寿。也就从近几年开始，不知何故，身体倍棒的老赵突然发现患了严重的心脏病、还伴着双腿“肌无力”。两种病都是当今无法医治的痼疾，手术吧，医生说下不了手术台，保守治疗吧，只有打进口药才能维持，而且药费相当昂贵，作为普通家庭根本难以承受。就这样，他只能是维持现状，保守治疗，时不常就要到医院医治一番。可是老赵的病情不但没有好转，而是越发严重，身体也日渐消瘦，原来160多斤的体重，只剩下110多斤，就连走路都成了问题，每走五十米就要歇一气，否则就上不来气。考虑到他的病情，工会把老赵调到场外体育场负责管理工作，对他也是放宽条件，自己把握，调正心态，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去年7月，东轻公司厂庆60周年庆典，工会为了搞好“艺术节”上下是忙得不可开交，在业内人员极度紧张的情况下，工会还是把他用车接来，负责教歌、指导排练。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老赵拖着有病的身体，无私的奉献着一位老同志热爱东轻的情怀。
单从个人角度而论，我和老赵同姓算是本家兄弟，从74年在农场宣传队开始交往，已有近四十年的交情，从荒友、同事、朋友，也可称得上是挚交了。农场知青的每次大聚会，只要我招呼一声，他和同为荒友的爱人都能到场助兴。
老赵为人耿直，有思想，善表达，不抽烟、不嗜酒，不张扬，交友谨慎；但个性使然，卓尔不群，有时流露出一些傲气，一般人难以接受。平时他说话办事也比较直率，看不上的事就想发表意见，发发牢骚，甚至“扛上”，不知不觉中就容易得罪人，所以他在工作上一直不是很顺心，仕途上起伏不定，也没有大的突破。有时朋友们在一起喝酒或聊天时，看到他郁闷、唠叨的状态，我们都劝他凡事都看开一点，可他是宁折不弯，由此也加重了他的心理负担。说句实话，黄泉路上无老少，老赵对死已经释怀，可是他自己包括我们都认为这会是一个渐进、痛苦的过程，最终导致病情加重、卧床不起……
9月1日，老赵出殡的当天，由于他走的太急，来送行的人还真是络绎不绝，特别是同事、同学和平房区演艺圈的朋友，包括我们下乡的荒友，他部队的战友。在致悼词时，他远在西安的战友们特意发来唁电表示心中沉痛哀悼，字里行间无不饱含战友的深情，使不少人都潸然落泪，我想，这些对中年早逝的老赵也是个慰藉吧！。
悼祭疑君在，无语泪沾襟。告别大厅内，哀乐低回，看到老赵神态安静的躺在菊花丛中，我还是给他深深地鞠了一躬，强忍住盈眶的泪水，一个月前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昨天，转眼恍隔人世。
树民兄——一路走好！
梧桐河农场逸事（三十三）
铲 地
我们四队由于是两个连合并成而成，属于大连队，机械化程度比较高，共有一千多晌地（1晌10大亩）。除了大面积的种植小麦之外，就是大田，如黄豆、玉米、谷子等农作物。可连队劳动力拢共也就三百多人，而经常在地里大田干活的，就是农田一排和二排，不到百人。要是农忙的时候，就是不管哪个排的，都要集中起来，参与会战。 当时国家的口号是：“ 80年实现农业机械化。”连队配备了60、75、80马力的拖拉机、康拜因收获机、播种机、中耕机等机械，所以，连队的小麦，从播种到收获，基本都实现一条龙的机械化作业，省人、省力，效率还高。 可是种大田就不同了，有些操作还是采取传统做法。但凡种上黄豆、玉米、高梁、谷子的地，当地里刚出苗半尺高时，就必须要进行人工锄草（俗称：铲地）。
铲地的工具也非常简单，就是一把“锄头”。这是件杆长约一人高的工具，顶端为一扇型、如拳头大的铁板，铁箍细如凸起的蛇颈，其铁板角度基本与地面平行，前腿躬，后退绷，就是铲地的标准姿势。
在连队每人都有一把自己的锄头，就像是战士必须有枪一样。锄把，是磨得非常光滑的白腊杆，锄头要经常打磨得锃明瓦亮，不沾土和泥。一来手上轻易磨不出水泡，二来也为了铲地时的得心应手，为了保证效率，每人还得携带一个自制的“刮泥板”。
每逢春夏之交，特别是雨季来临，大田里的杂草随着小苗参差不齐，长势极快，此时，连队就要集中大量的人力，进行铲地会战。“早上三点半，地里两顿饭，晚上看不见。”这是当时铲地的真实写照。早起是为了避免阳光灼伤，天凉好干活，这样早饭、午饭都必须在地里吃。
辨识稗草是铲地前必须掌握的知识，否则你就会良莠不辨，适得其反。特别是铲谷子时，叶茎相同，真假难分，老知青就告诉我们，稗草的茎是扁的，而谷子是圆的，好在下乡前就到附近农场学农劳动，这方面的知识还真是记忆犹存。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铲地必须要在晴天才能进行，原因就是铲倒的稗草一下子枯竭而死，要是遇到先晴后雨，稗草就会死而复生，劳作就会是一场徒劳。所以，每当铲地时，站在地头，看到一眼望不到边的大田，头上骄阳似火，就会有炎热无比、汗流浃背的感觉。
大田里的作物，在生长期内，至少要锄上几遍草。由于地垄很长，所以，一人铲一条垄，开始是一字排开往前推进，一会就是人字形，场面煞是壮观。一般都是“打头”在前面，其他人跟在后面。
铲地时要掌握技巧，首先是用锄头先锄两边，然后再用锄头的两个尖挑、提、蹬苗眼中的稗草，这就要求手上的功夫一定要稳、准到位，实在拿不准，就得用手薅，循环往复的向前推进。我们连队要说铲地好的，那是农田排的副排长，佳木斯知青刘锐军，农村就叫“打头”的。他本身长的是人高体壮，锄头在他的手里就像一把灵巧的刻刀，运用自如，就像在雕琢一件件艺术品。
除草的同时，还要对出苗过多的作物进行“间苗”，如一般下种时都是三颗苗，你就要间掉一颗或两颗苗，以保证小苗不争嘴，能吸收充足的养分，正常生长。如遇到偷懒之人，就一边搂一下，不管苗间的草，出现“花锄”和“冒锄”。
我们连队北靠梧桐河，铲地时都是先从南往北，一天两根垄，上午铲到北头就到了河边，大家都可以顺便下水洗个澡，吃完午饭，下午又开始往回铲，整好铲完地也就快到连队了。
刚开始铲地时，我们北方的知青都是戴着大草帽，穿着发的农田鞋铲地，又热又捂脚，而南方的知青清一色穿着夹着大脚趾头的海绵底拖鞋，即方便洗澡，也不捂脚，后来我们都采纳这种办法，有的干脆就光个脚丫子铲地，还戏称：不长脚气。
铲地还有让人发窘的事情，就是上“11号”（大小便）。百十来号人干活，在地里是没遮没挡，一目了然，要是有人“内急”的话就麻烦了。这一点南北方就有差异，南方青年不管男女，相对比较开放，都可以转过身就地解决，而北方人就较为传统，不好意思，非得跑出很远才行。更有偷懒者借此之机，为了躲避劳动，顺着“茅道”跑了，现在想起来也挺好笑的。
梧桐河农场逸事（三十四）
打水泥场院大会战
场院，我还是儿时在农村姥姥家看到的，那都是土场院，就是为了在秋季收割农作物时扬场、摊晒的场地。一般场院里都放着一个马拉的石磙子，每逢雨后，待土地半干不干之时，就要套上马磙压上几遍，使场院更平整，更结实。
下乡之后，由于连队的地域辽阔，所以每到秋收季节，粮食堆积如山，原来的水泥场院就显得不够用了。
1975年夏，连队决定在上秋之前，打一个近百平方米的水泥场院，来确保收获的粮食需要 。为了保证浇注水泥场院的进度和质量， 连队组织了几百人全力以赴参与大会战。
打水泥场院，首当其冲是基建排的任务（当时我还没有分到基建排），在基建排和技术人员的指导下，选好了天气，连队便组织人员开始备料，准备水泥、沙子、河流石、草帘子。知青和农工们是各有分工，技术活由基建排干，而力气活，如筛沙子、洗河流石、运混凝土都有农田排的男女生来承担，木工则用木条打好约10多公分厚的水泥格子，人来人往，忙得是不亦乐乎。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就开始按照1：3的比例配好水泥沙子河流石，混凝土拌好之后，浇注混凝土的会战便拉开了序幕。
按基建工程质量要求，混凝土浇注是轻易不能停的，否则水泥因干湿程度不同容易出现裂痕。这样，虽然场院离连队仅仅400多米，但连长要求所有人员都要三顿饭吃在工地，食堂的人也是忙得不可开交，几百人吃饭，每天送饭，其辛苦程度可想而知。
我们农田排的知青和农工们，男的挑河流石、挑水、运混凝土，女的筛沙子、打草帘子。俗话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大家是有说有笑，干的热火朝天。当时，我记得最能干的就是农一排排长、团干部张万成（绰号，张大巴掌），作为排长，那真是率先垂范，干在前头。只见他是挑着混凝土，来回都是小跑，裤脚子都沾满了水泥（后来小腿都被水泥烧伤），满脸都是汗水。看到他的样子，我们也都不示弱，你来我往，干劲十足，没有一个偷懒耍滑的。
而基建排的瓦匠们，何排长、老马、老方等用泥抹子将混凝土使劲的抹平，力求做到平整、光滑为止。待混凝土表面凝固之后，再用浸湿的草帘子铺在上面养生4至5天，以确保水泥的强度。
在连队领导指挥下，整个打水泥场院会战大约连班加点、起早贪黑的干了三天左右，大家一个个累得筋疲力尽，男生的肩膀被扁担压的都是血印子，但看着那一块块水泥板块呈现在眼前，全部的苦与累都抛到了九霄云外，知青和农工们的脸上都露出胜利的笑容。
也就是这次水泥场院大会战，农一排长张万成因其出色的表现，被大家一致推荐去了清华大学桥梁系，当上了一名工农兵大学生，这也是我们连队唯一的清华大学生，让人骄傲和羡慕。
梧桐河农场逸事（三十五）
老 方
2011年9月中旬的一天，突然接到荒友王宏青的电话，说浙江宁波的老方大哥来哈旅游，现在已接到她家正在吃午饭。听到消息后我马上与方哥通了电话，自02年去宁波相聚至今近10载，方哥返城之后一直没有再来北方，去年初刚好退休在家，女儿此前也结了婚，闲暇之余，就乘兴来到哈尔滨看我们这些当年的小荒友们。
要从个人关系来讲，王宏青和老方在农场时就是挚交，关系一直相处的不错。返城后，王宏青结婚还和老公去宁波度的蜜月，老方也是竭尽全力尽了地主之谊。但此时老方来哈，真不巧，正赶上王宏青的老公患脑出血卧病在床。
恰好，我的朋友在东轻家园新开了一个快捷旅店，联系妥当之后，我就急忙通知了王宏青，一会，我和老方就在旅店门前见了面。
倏忽之间，我与老方有八九年未见，但他基本没有太大变化，白里透红的脸庞，红光满面，一身藏青色的西装显得很干净、利落，嗓音也不像从前那样沙哑，精神状态非常好。
我把老方领到了旅店，找了一个二楼标间，既干净，又舒适，还配有电视和电脑，老方也挺满意。旅店离我和王宏青家都很近，非常方便。住处安排好，我就和王宏青分别联系几个要好的荒友们，我又预订了酒店，晚上给老方接风洗尘，共叙荒友离别之情。
老方，是我们小哈下乡到梧桐河农场四队的荒友，也是舍友，我们到连队的第一天就被分到了男宿舍的东头一室，这个房间是基建和农田排混住的一间宿舍，屋内即北方特有的南北大炕，老方等老知青住在南炕，而我们八九个小知青都被安排到北炕。
初次接触，老方给人印象是，中等个头，长方脸，大眼睛，皮肤白里透红，但脸上的疙瘩比较多，说起话来嗓子有些沙哑，最大的特点就是头比一般人大一号，人送绰号，“方大脑袋”。刚去时，因我们小知青开始都被分到农田排，而老方是基建排的瓦工，接触比较少，真正了解还是我在总场宣传队回来以后。
1975年夏天，我回到连队便被分到机耕队开拖拉机，因眼睛近视被拒收，后来是付伟超连长让我去了基建排。到了基建排之后，我们接触就多了起来，也逐步了解了老方的为人处事。
老方出自书香家庭，父亲也是文化人，受家庭影响，老方的文化基础不错，尤其让我钦佩的是他写一手好钢笔字，在美术方面也有些功底。连队每逢题写一些奖状、大字块等都是他来执笔，我现在保留的日记本的扉页上都是他题写的钢笔颁奖词，字迹舒展大方，流畅漂亮。
在基建排，老方的瓦工技术是数得着的硬手，他心灵手巧，干活细腻、麻利，看图、制图均很在行。我们在建连队俱乐部和知青住宅时，他基本都是“把大角”的手，凡是知青住宅的锅台、窗台、水槽这些技术难度较高的水泥活都找他来干，活干的横平竖直，棱角分明，水泥面抹的是光滑如镜，受到了荒友及家属们的普遍认可。
记得在俱乐部施工快结束时，还衍生出了一个小插曲。本来老方在大门雨搭上面用水泥刻好了“职工俱乐部”五个大字，因为付指导员嫌有资产阶级情调，就不同意，害得他又重新刻上“农业学大寨”，惹得大家嘘声四起，但他镌刻出的水泥字我还是印象颇深，五个大字是刚劲有力，立体感强。
老方人品好，脾气温和，乐于助人，特有女人缘，大家是有口皆碑。那时在基建排，小工除了和泥、扔砖等累活是男的之外，基本都是由农田排的女知青们来担任，他在工作之余，喜欢和大家开玩笑，逗大家开心，大家对他也是开玩笑没有尺度，他也不介意，相处几年就没看到他发过脾气。
1978年，知青开始通过各种途径陆续返城，老方也顶替父亲接班回到了宁波，并被分到了邮政单位工作。此时的他，还是不甘平庸、寂寞，工作之外又捡起了以前喜爱的老行当，玩起了雕刻。
刚开始，老方喜欢上了根雕，为了创作作品，他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带上工具，到附近山上找寻适合根雕的原料。鉴于树根挖掘起来比较困难，就又开始玩起了石雕，这在山地、河滩等地寻找起毛石来比较容易。创作中，他基本是以古人头像和佛像为主，精雕细琢，雕出的作品再经他打磨、抛光、上漆，一个个是形象逼真，光滑圆润，栩栩如生。
2011年，岁至花甲之年的老方已到了退休年龄，他便告老还乡，过上了赋闲的生活，业余爱好又得到了延续。此次来哈，他还专门千里迢迢带了十几枚石雕分发给我们荒友，留作纪念。
2002年，我与同事到江浙一带考察，路过宁波时，我就通过王宏青给老方挂了电话，说要见见宁波的大哥大姐们。老方也真没怠慢，马上就联系了我们当时基建排长何日成，陈倩倩夫妇、何子仁等六位老知青，在石浦大酒店设宴，特意安排我们一行几人吃饭。第二天，在老方的指点下，我们又去了宁波知名的旅游好去处“天一阁”藏书楼，领略了江南古老、深厚的文化底蕴。
2007年，老方的妻子梅红（四队的宁波知青）、女儿、还有食堂炊事员韦汉刚、陈倩倩等数人随专列回访农场，路过哈尔滨便来到平房区做客。为尽地主之谊，我也做东并安排四队的十几名哈尔滨知青在酒店相聚。次日，我们又陪伴她们到太阳岛、东北虎林园去游览观光，尽情欣赏了哈尔滨特有的欧陆风情……
这次老方虽是只身来哈，也不能例外，休息一天之后，我与王建设夫妇、王学军夫妇等五人就陪着老方来到著名游览胜地索菲亚教堂、中央大街、太阳岛、金河湾湿地游览了一天，并在湿地的游船上品尝了松花江的杂鱼、江虾和东北菜肴，大家欢声笑语，一路上拍下了许多颇具北方特色的照片，使老方愉快的度过了在哈尔滨的美好时光。数日之后，老方买好了返程的车票，带着大家为他购买的哈尔滨土特产，依依不舍的返回了宁波。
九月末，老方的女儿又给家族添了一个可爱的小“千金”，他和梅红姐也荣幸地升格为姥爷、姥姥，过上了绕膝承欢的晚年幸福生活。
2012—11
| 
楼主